偶看新闻yy互动直播: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05:21:19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3）：沃尔玛的成功模式
沃尔玛（Wal-Mart）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财富故事。过去近20年里，沃尔玛公司创始人——沃尔顿（Samuel Walton）家族的财富一直排第一，远远超过盖茨和其他家族。比如，在2006年美国《福布斯》财富榜上，沃尔顿家族单个成员分别排第六、七、八、十和十一位，每位的财富超过150亿美元，五位共有786亿美元，而单人排第一的盖茨有530亿美元。这种故事，这么大的财富数字，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呢？
跟陈笛刚说起这些，她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沃尔顿家族能有这么多财富？沃尔玛只是开平价超市连锁店，在这种传统行业里，怎么可能比微软更赚钱？”
我说，“从表面看，沃尔玛超市好像跟其它连锁店没区别。但是，在你出生后的头几年里，你妈妈经常要给你和姐姐买尿布、玩具、衣服，还有其它日用品，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是在哪儿买的吧？记得在1994年你出生后，每年我们去中国都带上一大箱尿布，让你在中国用。你知道那些是在哪里买的吗？”
“在沃尔玛？”
“是的，你那时太小，还不知道。我们家是沃尔玛的常客。现在，你也经常跟妈妈去那里，你说沃尔玛的特点是什么呢？”
“东西总是很多，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喜欢去沃尔玛，特别是买吃住行日用品。”
“沃尔玛的口号是'天天平价’，以高质量、低价格把别的商店挤掉。如果沃尔玛的价格总比别人低，那沃尔玛靠什么赚钱呢？我们以前讲过，微软每卖一份软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零售商没那么幸运，卖出的每件物品的成本不可能接近零，比如，他们肯定要花钱进货，还要雇佣员工，支付运货成本，还有商场的租金，等等。所以，沃尔玛的商业性质跟微软不可能相同，赚钱的模式自然不一样。因此，为了做到'天天平价’，同时又能赢利，沃尔玛必须在成本上下功夫，要最大限度地压成本，这样才可让消费者得到好处。但，问题是如何压低成本？
“沃尔玛的最大特点是大批量采购货物，而且是直接从厂商采购，避开批发商。由于采购量巨大，它能把厂商的出货价格杀到最低。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最大零售商，在全球有5000多家巨型超市，每周有一亿多顾客光顾其商店，2006年的销售额是3388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中国农林牧副渔业一年的收入，沃尔玛雇用150万员工。这几千家超市的货物由总公司统一采购，比如像鞋、衣服，只要沃尔玛决定从哪家制鞋厂进货，那就是一年许多亿双鞋的订单，那家制鞋公司就不用找别的客户了，只为沃尔玛生产就够它发展增长了。正因为这样，沃尔玛就有充分的砍价能力。以最便宜的价格直接从厂商进货，不仅给沃尔玛很大的赢利空间，而且也让它有能力以低价跟别人竞争。所以，大批量从厂商直接采购，避开批发商，是沃尔玛压低成本、提高利润的主要策略。”
陈笛，“不过，如果是这样，沃尔玛的竞争对手不也可以通过规模压价吗？别人不是也能模仿吗？我长大后也可以去做。实际上，前不久，另一家连锁店公司Kmart破产了，它也有许多分店，为什么Kmart的规模没让它胜利呢？”
“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但，如果我们看看沃尔玛的背景，或许能更好理解。沃尔玛的创始人沃尔顿先生于1918年出生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村，从小放牛养马，挤牛奶，养兔子卖，养鸽子卖。中学、大学时期，在餐馆、商店打工，自己赚钱上学。他的家境极普通。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连锁商店工作过两年，1941至1945年当兵。1945年至1962年间，在阿肯色州的农村，他通过加盟'Ben Franklin’品牌开过多家连锁店，当时让他极其痛苦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他必须付很高的批发价进货，他的规模太小，没办法，只好忍受批发价，得不到出厂价；二是像阿肯色农村这种边远的地方，人口少，市场小，没有批发商愿意往那里送货，沃尔顿自己必须想法安排货运，让成本升高。
“就以今天中国农村的情况为例，农村人口稀少，收入又低，不仅银行和保险公司不愿意去，就连一般的平价超市也觉得那里没油水，不愿去。结果，收入低的农村反而得不到廉价商品。当时，美国农村也如此，一般认为，在人口少于5万的乡镇开平价商场，是不会赢利的，所以，那时的连锁超市都集中在城市，在那里互相竞争砍价，避开乡村。也恰恰因为是这样，沃尔顿先生反倒觉得乡村才有机会，因为那里竞争少，只要价格足够低，即可赢得市场。
“1962年，在阿肯色州的一个小镇，沃尔顿开了第一家'沃尔玛超市’，以'天天平价’为基本立足点。随即，开始在其它小镇扩张。他只选那些没人去、人口在5000至2万5之间的乡镇。那些小地方，不仅没有竞争，而且每开一家'沃尔玛超市’，当地人马上会家喻户晓，不需要花钱作广告，他们自动会来。这当然节省成本，也是沃尔玛的另一个成功秘诀。到1969年，沃尔玛共开了18家规模相当大的分店，全部在人口低于2万5的小镇。到1990年代，沃尔玛有三分之一的超市都在这种没有竞争的小镇，在那里，它有相当强的定价权。有了这种优势作后盾，沃尔玛相对于对手的竞争力就强了。
“既然没有批发商愿意送货到阿肯色州的乡村，1964年开始，沃尔顿只好建自己的物流库存中心。虽然这是被迫的，但，意外的收获是沃尔玛从此可以避开中间批发商，直接跟生产厂商谈价、进货了。也就是说，沃尔玛从厂商进货到自己的物流中心，然后再运到各分店。随着沃尔玛规模的上升，它的砍价能力也直线上升，使沃尔玛的货价水平越来越低，竞争优势越来越强。”
陈笛，“在这些大规模扩张中，沃尔玛的钱从哪里来？如果没有钱，它怎么能到处开新店呢？”
“这就得靠资本市场帮忙了。也就是说，看到沃尔玛的增长前景、竞争优势这么强，沃尔玛公司的股份自然有很多人想要，愿出高价买。为了得到更多资金做扩展，沃尔玛于1972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向大众投资者发行新股。从此以后，股票市场就成了沃尔玛增长的资金来源。”
陈笛，“你说，沃尔顿家族因为创建沃尔玛而成为美国最富，今天有784亿美元。他们赚这么多财富，是应该的吗？是否有些过分呢？他们给社会的贡献在哪里？”
“沃尔顿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既深远，又实在，因为他帮助多少亿家庭节省了多少开支呀。比如，我们家就享受了许多好处，在你和姐姐小的时候，妈妈之所以喜欢去沃尔顿买尿布和日用品，就因为他们的总是最便宜，帮我们省钱。省下的钱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大了，一方面让你们有更多玩具，可以买更多书看，也可让你们上更好的学校，或者多去旅游，或者去投资，或者买更大的房子。既然沃尔顿让千千万万的家庭省了这么多钱，他们赚些钱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的财富是社会给他们的回报。
“说到这点，也使我想起前一段在中国的一些争论，说沃尔玛在中国开了近70家分店，有意用特别低的平价在中国卖商品，目的是要把中国的零售商挤掉，让中国零售商做不下去，说这是对中国经济的威胁 ……”
陈笛，“是呀，把中国的零售商店都挤掉之后，中国的这个行业怎么办呢？”
“这要看你站在哪边了，你是站在以高价卖货的零售商这边，还是站在要支付这种高价的千千万万消费者那一边呢？如果老百姓能从沃尔玛以更低价买到高质量的东西，那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经济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逼老百姓为中国零售商的低效买单？中国不是有太多的沃尔玛、家乐福，而是还太少，需要更多竞争把零售价格压下去，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好处。说到底，市场不是慈善机构，不应该去养着那些低效的零售商。”
陈笛，“可是，这种竞争不是会把许多零售商、特别是把规模小的父妻店挤得破产吗？这些人失业后怎么办？在学校，我们老师说，沃尔玛在过去30年把许多杂货店挤垮，那些杂货店的进货价无法跟沃尔玛比。特别是在那些南方、中西部的小镇上，原来有许多夫妻杂货店，后来一个个被沃尔玛挤垮，许多人要么失业，要么去沃尔玛打工或另谋职业。”
“所以，沃尔玛带来的几乎是一场零售业革命，给消费者大众巨大好处，但也逼着许多人另谋职业，去其它行业重新找到优势和特长。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皮特所讲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也就是说，沃尔顿把千千万万个小规模杂货店挤垮，这当然是一种破坏，破坏了原来以高价格、低效率据称的零售业秩序。按一般的理解，'破坏’是一个贬义词，可是，沃尔玛的破坏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是褒义的，因为由沃尔玛取代千千万万家杂货店之后，社会效率提高了，数亿家庭的生活费用被降低了。这不是对社会的创造性贡献，是什么呢？”
1995年夏第一次去中国时，陈笛只有半岁。从那以后，每年在中国至少两个月，她喜欢逛商店，也因此对中国的零售商店有不少印象。
儿谈商业模式”专栏 （之四） 戴尔的成功秘诀
1962年后，沃尔玛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零售业，也改变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就像美国所有的行业一样，有竞争就有不断的创新。1984年，又一种新商业模式出现，这次的创新者是当年才19岁的麦克.戴尔，他是如此成功，连续多年在《福布斯》财富榜上排在前十位，2006年的财富为155亿美元，排第九。
陈笛：“在学校，老师说起过戴尔的故事，但并没讲到他的商业模式有什么不同。我不清楚戴尔如何成功。”
我说，“戴尔的故事非常有意思，而且他的商业模式跟微软、星巴克、沃尔玛都不同。从某种意义上，那也是时势造英雄，只不过是戴尔有商业天赋，超过别人抓住了商机。今天，个人电脑家家有，人人有，你可能觉得人类自古就如此，可实际上其历史很短。电脑本身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初只是专业用的电脑，没有大众化的个人或家庭电脑。1977年，苹果公司推出一种基于视窗界面的电脑，大大提高其可用性，便于普及，成为第一代个人电脑。1981年，IBM也进入个人电脑市场，推出第一代IBM个人电脑。由于IBM是计算机行业的龙头，历来以制造大型计算机而出名，它的进入即标志个人电脑走上正式舞台。当时，IBM的个人电脑商业模式是自己设计、制造，部分产品由自己的销售团队直销给大公司客户，但更多的是通过零售渠道向中小企业、个人用户销售。不过，IBM公司太大，大型计算机是主业，对个人电脑的推销力度总有限，难以两者兼顾。相比之下，1982年新成立的康柏克计算机公司则没有历史包袱，只从事个人电脑的制造和销售，轻装上阵，很快赶上IBM的个人电脑销售量，成为该行业的老大
“但是，由于IBM和康柏克公司都是通过零售店销售电脑，这种商业模式成本很高。”
戴尔的机遇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电脑装好，运到像中国国美电器这样的商店，由这些商店代理出售。这种代销模式不是很普遍吗？沃尔玛好像也是代理厂商销售，不也成功呢？”
“的确如此，只不过成本太高。第一，从组装电脑到销售、到拿到现金，这中间的时间太长。也就是说，IBM造好电脑后，先在公司仓库放着，再运到各地商店，由于商店收货后往往不能马上卖掉，要租地方作库存。不仅库存空间需要付成本，而且要用大量流动资金支持货物的储备，资本成本会不低。第二，电脑技术变化很快，库存时间越长，技术过时的可能性越高，折价和报损的程度会很高，这又使成本增加。第三，由于是通过商店出售，店面本身又需要成本，所以，电脑制造商需要给代理商不低的分成佣金。结果，不仅IBM、康柏克的赢利空间受限，而且使电脑价格太高，不利于个人电脑需求的增长。
“戴尔电脑公司的机会就是这么来的。戴尔出生在德克萨斯州，出于好奇，15岁时买了台苹果电脑，搬回家拆了再装，试试自己能否再装好，结果试成了。没想到的是，那次经历铺下了致富之路。1983年，戴尔18岁，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一年级学生。那年，他成立自己的公司，白天上学，晚上与周末帮其它公司更新个人电脑操作系统，随着业务的扩展，他开始雇用员工。到1985年，在他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时，他公司收入已是600万美元。
“也是在1985年，戴尔看到IBM、康柏克的商业模式过于呆板，既不能根据客户的需要组装电脑，不同用户的需要显然不同，但IBM、康柏克不能为多数用户量体裁衣，同时，他们的商业模式又使资金周转速度太慢，库存电脑太久、太多，占用太多零售店面，成本过高。那年，戴尔将公司改做电脑，他的模式是'先拿到客户定单，收到钱，再组装电脑，然后发货’。也就是说，你先打电话下买单，告诉你所要的电脑速度、存储器大小等，交好钱，然后戴尔电脑公司才开始装，装后寄到你家里。这样，戴尔不需要太多流动资金，没有库存，没有零售店面成本，更没有电脑技术过时的风险，因此也没有价格风险。既有满足用户需求的灵活性，又大大降低成本，这使戴尔有很大的砍价空间，即使他卖的电脑比IBM、康柏克的便宜很多，戴尔电脑公司照样能赢利，而IBM、康柏克却可能亏损。你说，有了这种'定制加直销’模式，戴尔不胜出才怪呢，是不是？”
陈笛：“听起来不错，看来戴尔跟沃尔玛、星巴克、微软一样，都是除了创新以外，在成本上下功夫，甚至创新就是为降低成本。”
“对，降低成本是企业经营的核心之一。要么有技术优势，要么有成本优势，当然最好两者都有。有意思的是，虽然戴尔的电脑业务于1985年才开始，到年底，他的销售额已达7000万美元，1990年的销售为5亿美元。到1999年，戴尔电脑超过IBM、康柏克、惠普成为最大的个人电脑商。对于客户而言，他们不仅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定制电脑，戴尔的价格也最低，而且一有问题，还能直接跟制造商交涉，而不是与零售商打交道，这很有吸引力。
“戴尔的'定制加直销’非常成功。比如，在90年代中期，它的平均库存时间在6到13天，而竞争对手的库存时间为75至100天。电脑淘汰速度、降价速度一直很快，这种库存时间优势对戴尔的成功极为关键。”
陈笛：“如果直销模式这么节约成本，为什么还有沃尔玛等零售商店呢？它们不都可模仿戴尔吗？”
“这跟特定产品的标准化程度有关，标准化程度越高、越成熟、越简单的产品，越便于做直销。个人电脑到1985年已具备这些特点，已相当标准化。但是，有很多东西是非常个性化的，比如，女士服装、时装，还有汽车、食物等许多商品，可能难以直销，一般人都喜欢看一眼、试一下才决定买不买。所以，零售商店不可能被淘汰，总会有市场，只是人们必须为此多付一些钱。
“戴尔的'定制加直销’模式还有其它优势。实际上，它特像中国的房地产模式，开发商在盖楼房之前，就把房子预售给客户，先得到房价，然后再用这些钱盖房，这样，不仅开发商自己不需多少本钱，而且拿到这些售价后，可以把钱存在银行先赚利息，或者做别的投资，大大提高利润空间。戴尔在大学时，没有本钱就能开公司，道理也在此。”
为什么读书？
陈笛：“有一点我不明白，你说过，戴尔在1985年，也就是在大二时，退学不读书了。好像盖茨以及他的搭档——保罗.艾伦也大学没念完，就退学办公司了，香港首富李嘉诚也如此。妈妈不是说读书很重要，否则不会有出息。但，他们为什么那么成功，都是亿万富翁呢？”
“从表面看，好像是这样。但是，对多数人来说，不一定从小就知道自己对什么最感兴趣、自己立志一辈子做什么，也不一定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所以，多数人需要小学、中学、大学这一系列规范化的教育，通过这些教育，一方面学会做人，知道社会的过去、今天和明天；另一方面，也给每个人时间和机会，去了解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个大学毕业生必然比没上过大学的人更成功，同样地，也不是每个没上过大学的人必然不会成功。上大学，好的教育，只不过让自己成功、让自己过好生活的机率增加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任何东西。
“像戴尔、盖茨、艾伦，他们从小就着迷于电脑，中学时，就把电脑技术的方方面面了解很透，他们去当地大学旁听电脑课、去计算机房实习。虽然还没进大学，或者进了大学但没念完，可是，他们已把大学相关内容学透了，自学有时能达到'一日胜读十年书’的效果。所以，课堂只是学习的一种方式，自学看书，或以其它方式学习，也是可行的。不过，对多数人，大学这种有组织的系统学习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就像制造业工厂一样，大学能达到规模效果，是系统产出，是批量生产。”
的确，对中国家长来说，我们习惯于认为“唯有读书高”，所以，对后代，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他们学位一个接一个地拿，最好是拿到博士学位或更高。为什么大家只顾追学位，不太管自己小孩到底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呢？并不是每个人拿到博士、学问做深了才幸福。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学而优则士”，只有读好书才能做官。到如今的中国，什么都国有，什么都由行政权力控制，从行政资源到商业机会都由官权控制着。在这样超度官权管制的社会里，学位可能是每个机关、每个单位都必然要求的，否则，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无法管制，就会到处走后门。所以，这样的社会，只好通过学位这种硬指标，来证明每个人的能力，离开学位就无法客观判断了。于是，为了适应这种社会，大家只好盲目追求学位，不管这些学位有没有用、适不适合自己的小孩。—— 追求学位当然过于机械化，但是被这种制度逼出来的理性选择。
可是，在美国这种私有制社会里，公司和财产都是私人的，不是控制在官权力手中。只要你能创业，办自己的公司，能创造价值，你就不需要通过学位证书向任何人证明你的能力，你就是自己的老板，有没有上过正规大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真实能力。所以，在美国，就有戴尔、盖茨、艾伦这些没上完大学但极端出色的个人故事，父母也没必要逼着小孩没完没了地追求学位，浪费掉许多青春年华。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5）：糖果连锁店？
谈过星巴克、沃尔玛、戴尔以及微软的故事后，给陈笛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些公司的“大规模”，都有大量的客户群，而且，通过规模扩张，以“大”来压低进货价格，把每件销售的边际成本降到最低。晚上和早晨，我们谈着这些商业模式故事，白天在学校，她在想着自己如何学他们，也创业。
陈笛的创业想法
陈笛：“爸爸，我有个想法，长大后，我去中国开糖果连锁店，在每个幼儿园、小学的门口开一家分店，专门选择在那些小朋友都能看到的地方开。我要把糖果设计、包装得很可爱，让那些小朋友看到后，都忍不住要买。这样，我既可像星巴克那样在最显眼的地方开店，又能像沃尔玛那样降低进货成本。”
我说，“你这想法不错，抓住了他们成功的一些要点。中国的幼儿园、小学真多，学生更多，市场当然很大。可是，你真的要卖这么多糖给小朋友们吗？让他们吃了，不仅会坏牙齿，而且让他们长胖，改变吃正常食物的胃口，影响健康。难道这是你想看到的后果？”
陈笛：“吃糖会不会长胖，这是小朋友自己的事，他们自己决定。我不管，我只想赚钱。”
“不过，赚钱也得考虑商业伦理，讲道德。比如说，贩毒肯定赚钱，让他们一个个吸毒上瘾，然后不管你把价格抬多高，他们都会要买。但是，你知道，这会不道德，也违法，会让一些家庭倾家荡产，让他们的小孩没钱上学。像沃尔顿创办沃尔玛，通过'天天平价’，他让千千万万个家庭省钱，给他们带来方便，他这样做的回报是自己成了亿万富翁；戴尔给人们带来的不只是更便宜的电脑，而且让消费者根据个人需要，自己选择电脑组合。所以，有两种赚钱的方式，一种是让别人受益，自己也赚钱；一种是损人利己，或说，是靠损害别人让自己赚钱。”
陈笛：“那你说，星巴克呢？你每天去星巴克喝咖啡，咖啡对你的身体好吗？如果不好，为什么星巴克还开这么多分店，卖给你咖啡呢？他们不也是有商业伦理问题？”
“咖啡对身体好不好，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你说的很好，能想到这些本身就不错。当然，星巴克跟你要开的糖果连锁店有差别。星巴克的咖啡消费者基本是成年人，如果他们知道咖啡有害，但照样去喝，那他们作为成年人，责任自负，是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还要喝，星巴克的责任或许可以免掉，至少，对于喝咖啡的人，即使没有星巴克，他们可能还会去别的店。相比之下，幼儿园、小学生就不一样，他们还很小，分辨好坏、伪善的能力很低，自制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有责任避免钻小朋友的空子，不能专找小朋友的脆弱点发不义之财，而且明知对小朋友的身体不利，还要向他们推销。”
陈笛：“可是，糖果店应该跟星巴克类似，因为小朋友爱吃糖，即使我不在他们学校门口开糖果店，他们还会去别处买糖。是我卖给他们，还是别人卖给他们，效果不都一样吗？更何况我能把糖果作得更好、更便宜。”
“妈妈限制你吃糖的次数，也不让你和姐姐任何时候吃太多，特别是不让饭前吃糖，因为这影响食欲。你的这些经历已让你知道，吃糖不是件好事。如果自己知道如此，还要想法去让其它小朋友吃糖上瘾，这就是伦理道德的问题。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连自己都不愿做或知道不该做的事，就不要施加于别人。
“实际上，1839至1842年，中国跟英国的鸦片战争就是这样，一方面，英国在其境内严禁鸦片，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都有法律禁止，他们知道鸦片是毒品；另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又从印度大量贩运，把鸦片卖给中国人，让成千上万中国人吸毒上瘾。”
18、19世纪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
陈笛：“我们老师讲到过东印度公司，也谈过鸦片战争的事，那发生在美国革命战争之后吧？”
“是的。美国于1776年从英国统治中独立，当然还有从1775到1783的美国革命战争，也叫美国独立战争，那些事件的确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前奏。本来，位于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也就是美国的前身，对英国很重要，特别是那时，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兴起，机械化织布一方面需要从美洲进口棉花，另一方面，由于英国人口当时只在1000万左右，机械化纺织生产大量的棉布，英国人用不了，必须找出口市场。本来，从棉花原料到棉布出口，都可依赖在北美的殖民地，可是，美国在1776年要独立了，对英国打击很大，逼着英国在亚洲找市场。而在亚洲，中国和印度又人口最多，是最理想的出口目标市场。
“当然，有一点背景需要知道，在那时候，国家之间的贸易无法以纸币支付。比如，今天，美国公司到中国做进出口，可以付美元现金，纸币就行，因为各国间讲信用，整个世界更文明，更有秩序了，所以，中国人能相信美国的纸币，美国人也相信中国的人民币。但是，在18、19世纪还不是这样，那时，中国人、印度人不认外国钞票，英国人也不会认中国、印度的货币，各国之间只认黄金、白银做支付手段，或认实物。所以，美国独立之后，英国感到北美做为其外贸市场越来越不可靠，必须在人口更众多的亚洲开拓市场，中国和印度自然是理想的地方。”
陈笛：“是呀，当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占世界一多半，英国的制造品往那里出口，不是很好吗？这也能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西欧。”
“从1760至1800的四十年里，中英贸易发展特快，贸易额翻了十倍，主要靠东印度公司在其间运输。但，这也带来两方面的挑战。首先，当时的中国正处乾隆盛世，没兴趣扩大跟外国人的交往，只许英国人在广州做贸易。为了巩固、扩大中英贸易关系，英国于1793年派特使马戛尔尼，率高厄勋爵、斯坦登爵士、麦金吐司船主及随从７００余人组成使团，前往中国，向乾隆皇帝祝寿，但主要是商谈“港口通商”问题，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式、稳定的贸易关系。可是，后来因为磕头礼的问题，引发中英两方争议，也就是说，中方认为乾隆是天下的皇帝，所有人前往必须行叩头礼，要趴在地上叩十几次头；但马戛尔尼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在英国既使见国王，也没有叩头礼，更何况他作为英国人，只在英国国王面前才行跪。争持之下，乾隆皇帝认为，不行叩头礼是天大的冒犯。结果，整个访问不欢而散，乾隆朝廷拒绝与英方就贸易问题做任何谈判，从此中断了中英两方的正式沟通渠道，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种子。
“其次是贸易支付手段问题。刚才讲过，那时的跨国贸易只能以实物、金银支付，没人要钞票。到18世纪末，中国出口的80%、90%是茶叶，10%至20%为丝绸，而当时，中国基本不从国外进口货物，英国试过向中国出口机制棉布，但中国人不喜欢。所以，到18世纪末之前，东印度公司主要以银子换中国茶叶和丝绸，中国因此进口很多银子。问题是，美国于1776年独立后，英国越来越不能依赖美洲银子。如果没有足够的银子，靠什么来支付中国的茶商、丝绸商呢？随着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越来越多，英国的这个问题日益严重。”
陈笛：“我们的老师说，18世纪，英国通过'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如墨西哥等地，把非洲运来的黑人做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即完成第二笔交易；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是以银子形式运回英国，墨西哥等中美洲国家盛藏白银，运回英国再卖掉，即完成第三笔交易。按你这么一说，当时的这些美洲白银，对英国在亚洲的贸易很重要啦？”
“在英国、非洲与美洲间的'三角贸易’，是另一个赚'坏钱’的例子，贩卖非洲人当时很赚钱，但是不道德。1807年，英国和美国通过法律，严禁贩卖人口做奴隶。可是，既使在这种'三角贸易’受阻之前，英国公司的银子就已吃紧，美洲银路受挫后，英国当然更难找到那么多银子去中国买茶叶、丝绸。
“在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形成了一个新的'三角贸易’，即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三边贸易圈。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就这样完成整个英、印、中'三角贸易’。换句话说，正因为有了印度的鸦片，才大大减轻了英国公司的银两压力，不用银子支付，而是用鸦片换茶叶、丝绸。解决了跨国贸易的支付问题后，中国的茶叶与丝绸出口量当然猛增，但，同时进入中国的鸦片也大增。1730年中国进口鸦片15吨，1773年增长到75吨，到1820年升至900吨。”
鸦片战争
陈笛：“既然鸦片能替代银子，促进外贸发展，给中国茶农、丝绸商更多赚钱机会，这很好。当时的国际秩序下，这可能是合理的安排，让大家都赚钱。”
“但是，鸦片是毒品，当初是帮助解决了外贸支付问题，可是，随着鸦片进口量的增加，太多中国人吸鸦片上瘾了，一天没鸦片就无法活了。从19世纪初，鸦片进口已不再是帮助解决外贸支付问题，而是为了满足不可收拾的毒瘾，毒瘾开始毁灭中国人的意志。到1834年，鸦片年进口量已超过1400吨，中国的茶叶与丝绸出口已远不够支付进口鸦片的钱，要付银子，中国的银子开始大量流出。
“1839年，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前往广州，禁止鸦片进口，违者要被杀头。林则徐到后，立即执行禁令，把大量鸦片扔进大海。那年，林则徐发函质问英国女王，为什么英国在其本土、爱尔兰以及苏格兰禁止鸦片销售，知道鸦片对人体有害，却把大量鸦片贩卖到中国？为什么他们为了贸易赚钱可以这么没有道德，采用双重标准？
“之后，英国政府并没回应鸦片贸易的道德问题，而是指责中国将约300万磅的鸦片扔进大海，损害英国的私人财产。随即，英国派出皇家海军，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派出其舰队，于1840年6月抵达广东沿海，开始所谓的'鸦片战争’。由于英国海军在当时世界上所向无敌，很快击败清朝海军。作为停战条件，清政府跟英国签署了著名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租界等。”
陈笛：“鸦片战争的背景原来是这样。不过，你不是说过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事件，是中国现代化、对外开放的起点，那不是具有正面意义吗？”
“鸦片战争的负面意义在于当年大英帝国的不仁与霸道，在于它对中国主权的侵略，在于它的'不管好钱、坏钱，是钱就赚’的一面。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那次战争以及其结局也有积极的一面，逼着中国开放了，让中国接触世界，加入全球体系，走向现代化。试想，如果1793年马戛尔尼访问乾隆中国时，皇帝和朝廷大臣们能够有开放的眼光，而不是封闭自大，如果那次能积极利用英国与中国贸易的愿望，努力建立某种双赢的贸易体系，那么，鸦片贸易或许不至于走到那种地步。由于当时中国对世界不了解，世界也不了解中国，在那种情况下，任何矛盾、任何误解都可能导致武力冲突。那次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危机迫使社会精英谋求自强，迫使中国正视世界。比如说，如果没有那场危机，或许就没有你爸爸到美国来了，中国和世界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陈笛：“像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靠卖毒品赚钱，这当然是极端的为富不仁行为。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商业伦理可能难以判断。特别是，既然我能通过卖某种东西赚钱，那说明我卖的东西满足了别人的某种需求，他们的那种需求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不关我的事，是他们自己的事。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或者需要，那不是对社会的贡献吗？”
“实际上，可以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去判断。在我们自己，在我们家里不能做、不能用、不能多吃的东西，就不要想法鼓励别人去做、去用、去多吃。”
当然，我跟陈笛关于商业伦理的讨论，到今天还没结束，看来这不是一两天的事。她认为“我只管赚钱”，而我说，赚的钱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既然有两种钱可赚，既然有选择，为什么还要去赚不道德的钱呢？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6：我要办电力公司
美国式商业模式的最大诀窍其实很简单，专门找人们每天要用、要吃或者要住的东西，最好是每天要换个样、每天要几件或多次的重复需要的东西，你如果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市场潜力就大得不得了，特别是像中国有十三亿人，任何每天没人要用的东西，都隐含巨大的商机。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两者既连在一起，又不完全一样，但这基本是美国两百年商业史的核心，也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商业革命的要点。
跟陈笛讲微软、星巴克、沃尔玛等模式之后，她基本领悟到这些道理，也让她不断思考她自己的亿万富翁梦。上次在中国开糖果连锁店的想法被我否决后，她就在另找其它的主意。
一天晚上，陈笛说，“爸爸，我今后要办电力公司！”
“为什么要办电力公司呢？”
陈笛，“你看，我们每天用电，人人每天都用电，电不就是你说的最有市场规模的消费品、日用品吗？所以，办电力公司，给家家户户提供电，那一定很赚钱！”
“电的确是人人都用，而且现在几乎没有电就无法生活了。这是好主意。但是，有一点得知道，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对电价进行管制，把电价定得不高不低，让电力公司的资本一年正好有10%左右的回报。所以，如果你要办电力公司，赚大钱的机会有限。”
陈笛，“为什么政府要管制电价呢？这没有道理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种原因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一些社会主义思潮，认为越是涉及老百姓日常生活、涉及民计民生的东西，政府越要管制，说是怕市场上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乱要价，让老百姓受不了。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只要市场的竞争充分、不受阻扰，政府过多管制可能帮倒忙，因为太多政府管制、特别是那些错位的管制反而大大降低商品或服务的供给量，结果使价格反倒上升。比如，像中国的房地产，你妈妈总要在北京买房，但我觉得北京房价太贵，要她等些年，可是越等越贵了。原因是，政府想要通过调控土地供应、通过规范房地产开发商等等，来把房价压下，这样让更多人能买房子，可实际结果呢？政府越调控，房价涨得越高。人为调控的结果是，市场上的房子供应越来越少了，而想要买房的人不断在增加，你说在需求增加的时候，也就是像你们小朋友都喜欢新的iPod、大家都想买，假如这时候苹果公司还减少生产，那结果iPod的价格会更高还是更低呢？”
陈笛，“当然会更高，产品就越吃香了。”
“这种思路实际上影响到很多领域。比如，大米价格在中国一直收到政府管制，理由也是因为这涉及到人民大众的生活，把米价压得很低。虽然这表面上让城市人受益，但，却压抑了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米价太低，有谁还愿意生产粮食？会抑制供给。”
陈笛，“可是，这并不说明为什么电价就该受政府管制。电市场跟房地产市场难道是一样吗？”
“当然，像房地产这样的市场，如果政府不控制土地供应、不控制房地产商，这应该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只要没有垄断剥削，就不该由政府来插手。但是，电力市场可能有差别，主要原因是，一旦一家电力公司将电网线路接到我们家门口，这家公司就拥有该电力线路，也就拥有了我们家作为它的客户，于是，其它公司不可能来了，至少没有太多别的公司再愿花钱另铺新电线到我们家。因此，第一家公司就独占我们家，使我们成了它的固定客户，我们没有太多灵活性、没什么选择了。按经济学的话说，这家公司对我们家有某些自然垄断，他们就可以对我们随便提高电价了。按中国的话说，这些电力公司一旦拥有我们，它们即可'关起门来打狗’，自然垄断使客户没有选择，只能听任这些电力公司摆布了。”
陈笛，“对电力公司，这不是很好吗？它们就可赚大钱了！”
“不过，问题也出在这里。由于电力公司的相对垄断地位，在1930年代开始到1980年代后期之前，美国电价一直由各州政府自己管制，每个州都有电力管制委员会，专门负责定电价。起初，电价完全由政府根据发电成本加一年10%左右的投资回报决定；1980年代后，各州已将电价放开浮动，但有一定的价格区间。”
陈笛，“这样做不是让电力公司赚不到钱了？我真恨政府管制！如果亏损由电力公司承担，而赚钱的空间又被政府卡死，那谁还愿意去投资兴办电力企业？”
“的确是这样，过去这些年，电力行业难有太多新技术创新。只要电力公司的利润空间有限，它们投资做新技术开发的动力就不大，潜在投资者也不愿意进来，所以，过去很多年，大家都把电力行业投资看成稳定性的，而不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电价管制的结果，是抑制了对新技术的投入。到最近几年，能源价格、电力价格被放松管制了，能源危机感上也来了，就像你们老师在学校讲的那样，终于有新的风险资本进入新能源技术开发了。”
陈笛，“你说的风险资本是什么意思？”
“风险资本是指愿意承担很高创业风险的投资，有时也叫创业投资资本。特别是对新技术的投资，可能十个投资项目，有八、九个失败，风险很大。所以，对风险资本来说，是否能有非常高、甚至超常地高的回报，非常非常关键。否则，如果投资回报被政府规定不超过10%或15%，有谁还愿意去冒险创业、冒险做技术创新呢？”
陈笛，“再回到垄断这个话题。我在想，难道由政府管制价格，或者由政府去经营，垄断就不会对老百姓构成威胁了吗？万一政府经营后也利用垄断乱涨价，怎么办？”
“说得对。实际上，中国就有很多这种情况。比如，我们在中国使用的手机服务都是中移动的，中移动和联通是两家国有企业，他们绝对垄断中国的无线电话服务，掌握绝对的定价权。我最早在2001年买了中移动的手机，到今天已6年多，可每分钟的使用价还基本为6毛钱，有些服务价格下降了一点，但总体上，这么多年价格没降。而相比之下，由于其它国家的电信公司多为私营企业，有许多竞争，所以，在这6年间，几乎所有其它国家的电信价格都大规模下降。还有就是中国石油公司，也是国有垄断，它们就成了政府变相加税的方式。由国家监管跟由国家以赢利为目的经营石油、电信，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安排。如果是由国家既为赢利而经营、又作为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三种角色混在一起，结果只会让老百姓更糟糕。”
陈笛，“这么说，如果有国有企业在的行业，我就不能往那个行业钻了，因为如果我还进去，我将来的企业怎么能跟国有企业在同一条线上竞争呢？看来，如果在美国做电力行业，电价和赢利空间会受政府管制，因此，吸引力不大。而如果在中国做这一行业，就更不好做了。”
跟陈笛的一席对话，让她当然有些失望。她意识到，像涉及到基本民生的行业，虽然规模和潜力都大，但所牵涉的政治也会太复杂，特别是那些已经很成熟的民生行业，会有太多既定的条框，让任何新手进入都难。不过，一年多以前，我们参与了一个太阳能公司的投资，虽然股份很小，但出于陈笛对能源行业的兴趣，这个太阳能公司的事情以及上市后股票行情变化，倒为我们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基础。这次谈话让我吃惊的不是别的，而是她对政府监管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看来长大后，她也会是一位天生的自由市场人物。虽然她才12岁，但对人的趋利本性，却有一种极其自然的领悟。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7：如何激励人们勤奋工作？
这家名叫Dunkin’ Donuts的连锁店，专卖早餐面点、咖啡和其它饮料，光带甜味的烤面包就有50余种。自从1950年创办到现在，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已有7000多家加盟店，每天客流有三百多万人。Dunkin’ Donuts跟星巴客在商业模式上特别相似，在全球的渗透面几乎同样地广。但，它的市场定位是社会的中、底层，是一般大众，所以，饮料的定价较低；而星巴客的定位高，咖啡饮料价格比Dunkin’ Donuts高得多，而且它的分店主要在高档社区、高档商业中心和办公楼。
像Dunkin’ Donuts这么庞大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它许多分店都在极为普通的社区，甚至在不太安全的平民窟，招聘的员工素质也常常很普通，所以，如何管理其品牌、如何管理这么庞大的公司组织，历来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对于多数服务业公司而言，运营管理、员工管理又偏偏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之关键。
过去几年，不知不觉地我也喜欢他们的面饼，也是我和陈笛经常光顾的地方。2007年2月18日早晨，开车带陈笛去附近的一家Dunkin’ Donuts分店。那天，我们比较懒，不愿下车，就坐在车里点了所要的东西，我要一杯咖啡和一个鸡蛋与奶酪夹饼，她要了半打叫做“Munchkins”的炸面球。“Munchkins”是美国人对小朋友的昵称，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小孩叫“小不点”，是一个意思，所以，称这种小面球为 “Munchkins”有一语双关的效果。一个“Munchkins”，一口即吃完。
等我们交了钱，拿到东西，陈笛看看袋子装的，就说，“爸爸，你看，她们又给了10个，我们只付钱买6个，可她们还像上次那样，多给我4个。”
“是不是她们喜欢你，为了让你高兴，多给你几个？人家是好意吧。”
陈笛说，“也许是。不过，由于这店子不是她们自己的，所以，她们多给少给，都无所谓。等以后我办自己的公司时，我绝对不会允许我的员工是这样无所谓！”
“你的意思是说，她们就像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为什么你觉得她们会无所谓呢？”
由此看到国有企业的弊病
陈笛，“因为反正公司赚不赚钱，跟她们没关系，她们拿到工资就足了。人为自己干活与为别人干活就是不一样，为自己干活会处处仔细认真的，不会乱给，也不会浪费。”
“你这个观察很好，很到位！人们常说，花别人的钱不心痛，只有花自己的钱才心痛！在中国，自1950年代开始国有化运动，几乎把所有土地、生产性财产都国有，变成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土地等等，一直到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才开始逆转，重新民营化或说私有化，使中国经济真正起飞。”
陈笛，“这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所有企业都国有化，把企业由国家所有或政府所有，不等于是让这些企业不规任何人所有了吗？谁还会在乎这些公司经营的好坏，亏损还是赢利？这些国有企业的员工肯定像Dunkin’ Donuts的员工一样，工作起来无所谓。”
“实际的经历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在中国经济国有化之后，从6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1970年代头半期，国有企业出现大规模亏损，使中国人的收入、经济状况降到无法再继续下去的低谷。像你爸爸在1974至1979年读初高中时，每顿饭只有三
“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所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验过国有企业，由国家拥有并自己经营企业。比如，奥地利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在奥地利建设的军工厂、银行、基础设施都被奥地利没收，这些资产就成了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基础，使奥地利从此有较高的国有经济成分，1951年时其国企占全国产出的22%。到1985年，奥地利国营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年的亏损超过了1946-84年间所有国营企业的红利总和。从而引出争论，是否还要国有企业？1987年奥地利首试民营化，1993年议会通过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为主要方针。”
陈笛，“那么，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国有企业还多吗？”
“过去二十几年，从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开始，世界范围出现全面的私有化运动。首先是英国于1982年的私有化，随后1985年有意大利和马来西亚，1986年有包括日本在内的4国，1987年有两国，1988和1989分别有9和10个国家开始私有化，到1994年最多时有13个国家开始民营化，等等。过去这些年里，有120多国家在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私有化。正是这些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运动，跨国贸易自1980年后有大步发展，从根本上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应该说，你爸爸于1986年到美国来读书，也是得益于这次全球走向开放、走向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这个背景下，各国间的人流、物流出现空前的增长，使世界往着同质社会进步。”
历史上人类以私有经济为主
陈笛，“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因为'花自己的钱心痛’、'为自己赚钱最卖力’等，这些东西都是常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社会都去实验过国有制？”
“这当然有许多历史背景，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私有制历来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连动物一类都有很强的私有财产和他人财产的区分。比如，我们家的小狗，也就是你的Curly Top，每次有别家狗或人走近我们家时，Curly Top或觉得那是对他的私人领地的侵犯，他就会奋不顾身地狂叫，而且对方走得越近，Curly Top叫得越凶，说明我们家的Curly Top也对他的和别人的区分得很清楚。所以，你说得很对，人和动物都对私人的和别人的东西区分得很清楚，对属于自己的，保护程度、投入的心血以及爱的程度会极度地高；而对别人的，就无所谓。因此，一点不奇怪，国有经济现象只是非常近代的事。
“就中国而言，'国营’至少可追回到十一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使政府成为直接的经营者，与民争利。但是，那次试验只有十几年。到了近代鸦片战争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的江南制造局，就是由政府出资购建。但，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的'国营’也是多有警惕、提防。比如，当时清朝廷的红顶商人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就说，'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意思是说，如果由政府官员办企业，是做不久的，因为官员追求的目的是升官，这与企业的长九兴盛像背离；而商人的目的是为了发财，所以商人的动机与企业的长久兴盛完全一致。最后，清朝官员采用了所谓'官督商办’的形式，就是由政府担任监督的角色，而实际的企业经营和所有权还是留给民间商人。所以，至少在晚清，还并没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这背后当然有你说到的原因。实际上，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在19世界末期都像晚清中国一样，试过由国家主导、甚至由国家直接经营新型工业企业，以此追赶工业革命最快的英国和美国，但国营规模比较小。
“真正误导中国和其它国家，使众多国家走上国有经济之路的，是前苏联。在学校，你们老师已介绍过苏联的历史，那些历史从根本上影响或说误导了中国、东欧国家、南美、非洲、甚至西欧许多国家。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将私有财产国有化，开始计划经济。也就是说，当时的苏维埃学者认为，私有制是人类剥削的基础，所以，为了消灭剥削，就必须先消灭私有制，同时消灭市场，然后，由政府计划部门取代市场来完成社会中生活品、消费品、生产品的分配。”
陈笛，“那些历史太有意思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在市场上做交易，我自己可以选择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愿意付多少钱。如果由政府官员帮我做这些安排，他们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愿付多少钱呢？他们怎么知道我和姐姐的喜好差别？比如说，我喜欢历史，但姐姐陈晓不一定喜欢；我喜欢赚钱，要成亿万富翁，但姐姐对这些没任何兴趣。”
“是这样的。可是，那时候，世界上许多人存在一些盲点。在当时苏联的国有化过程中，情况很糟糕。比如，到1930年1月，苏联只有21%的农民家庭被集体化，到同年3月则达到58%，到1938年时94%的农民被集体化，他们的土地收为国有。那次集体化过程中苏联农民不断抵抗，政府则使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强制其集体化。几十万'不服’的农民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做劳动改造。最大一次抵抗运动发生在1932至1933年的乌克兰以及北考卡斯，为抵抗集体化，当地农民烧毁自己的农作物，屠杀自己的牲畜。为报复农民的抵抗，政府干脆把农民留给自己吃的食物也全部收缴归公，让那些农民去吃荒草。由此所致的大饥荒使千多万农民活活饿死。
“起初在1930年代做国有化计划经济时，苏联经济快速增长，每年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12%至13%，假如去年的收入为100元，一年后就升高到112元、113元。相比之下，1930年代初，又恰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大危机。看到苏联'国营’世界的快速增长与西方'私有市场经济’世界的大危机，这种反差太大，苏联计划经济初期短暂而令人炫目的成功，以为终于找到了增长经济的妙方。于是，在中国，当时的南京政府当然要搞'国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然更要搞国有计划经济。等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西欧、拉美以及新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都要模仿苏联的国有计划经济模式，至少也想由政府来创办、经营企业。到1975左右，世界国有企业的比重达到最高点。
“但是，此后，你担心的那些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经济越来越差，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苏联、中国、拉美、东欧等国家的国有企业产生大规模亏损。所以，中国于1978年开始重新回到市场、并逐步民营化或说私有化。其它国家在1980年代也逐步这样做。走了一大圈，牺牲了这么多个人和家庭，浪费了这么多资源和时光，到最后又重会老路，还原人类自由所需要的私有财产基础，还原到市场本位。”
陈笛，“这种经历听起来很可怕，我真对人类世界这么多人、这么多国家都做过这种错误的选择，感到失望。真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认识上的这种盲点，在我看来，让几乎所有东西和企业都私有，那应该最能把人的创业动力、致富动力都调动起来。这些历史也说明，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知识储备还太少，否则，怎么这么多人会做出那种选择？”
激励机制设计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爸爸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那么着迷。让我们再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等你长大办自己的公司时，你的员工不也是为你工作，而不是为他们自己工作吗？你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即使不是自己的钱，也心痛’呢？这就有挑战了，是吧？”
陈笛，“我可采用奖金制度，给员工按工作好坏、贡献多少发奖金。”
“奖金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方式，当然比没有奖金激励好。不过，奖金激励比较适合很成熟的行业。比如，你上次说长大后要办自己的电力公司，电力行业的利润很好预测，所以，你事先能知道正常情况下公司能赚多少钱，然后根据实际利润相对多出多少，来决定该发多少奖金，这样的话，你跟员工之间，对未来奖金与贡献的关系，都有清楚的预期。但是，奖金激励很容易促长短期行为，因为如果今天的努力只对公司的未来有好处，员工们不一定有兴趣那样去做，毕竟公司的未来可能跟他们没关系，那是你的事。反而，越是能让公司短期赢利的事，哪怕这样做会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他们也越会去做。”
陈笛，“哪怎么办呢？”
“对于新创办的企业，一般来说，相当时间之内不会有利润，所以，奖金的激励效果不会好，公司没有利润怎么发奖金呢？在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给员工股份或股票期权（stock options）比较流行。也就是说，按照位子的轻重、贡献大下，给管理层和员工不同数量的股份，让他们都能够从公司价值的上升中，直接得到好处，公司成功，他们个人的财富收入也成功。股票期权跟股票本质上一样，差别在于，它让员工在未来某个时间内，有权以低价购买公司的股票。股份或股票期权的效果是让员工都既是员工，又是股东，他们一定更有干好的热情！这样一来，'即使不是自己的钱，也心痛’的效果就有了。”
陈笛，“不过，如果给所有员工股份或期权，会不会给出太多？这样让我自己不就少了、成不了比尔盖茨了吗？”
“当然，这里有些技巧。公司的人越多，采用股权激励的必要性就越大。毕竟你一个人精力有限，公司大了之后，不可能什么都由自己做决定、去做，你必须雇别人。反之，人员越少，必要性就越小。一般来说，你作为创始人，你周围肯定要几个骨干帮你管理公司，他们再管理他们直接手下的人，以此类推，一层管一层。对你最重要的，是身边第一层的骨干，你要重点保证他们对公司利益的忠诚，所以给他们的股权要多，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们自然有激励代替你，以最大的可能管好其下属。离你越远的员工，股权就应该越少。”
讲了这么多，不知不觉我们到家了。没想到去一趟Dunkin’ Donuts，陈笛能看到大公司员工的不负责行为，并由此延伸出一个产权制度问题，一个一般性激励机制设计问题。一个12岁的小孩也能通过观察领悟出这些问题，让我这个做教授的爸爸更加感到，经济学的确是一门来自生活的学科，商业逻辑尤其如此，怪不得周其仁教授常常说“来自生活中的经济学”呢。
-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8：投资太阳能
“爸爸，你说政府管制电价，所以，办电力公司难赚大钱。但，是不是所有能源、电力行业都受政府管制，机会都被政府抑制呢？去年你不是有投资一家太阳能公司吗？” 在上次谈完电力管制后，陈笛这么问我。
“不过，管制电价，或者说由政府把电价、油价人为压得很低，表面上看是为了让老百姓很便宜地得到电力、得到汽油，降低老百姓的生活费用。短期看，好像如此。可是，从长期看，其代价很大。政府长期把油价、电价压低，其效果是鼓励消费，同时使浪费的成本也很低，变相鼓励浪费，使社会的能源消耗快速增长。就如你知道的那样，人类是在19世纪末才有电器、才开始普及汽车，但这短短的100多年里，就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煤炭与石油储藏。人们估计，如果全球按现在的速度增加能源消费，特别是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私人汽车越来越多，石油消耗会快速增长，那么，到2040年左右，世界的石油储量可能要全部耗尽。如果真的那样，就会有全球能源危机了。所以，价格管制的后果之一是加快了能源的消耗。”
陈笛，“那怎么办呢？太多石油、煤炭消费不是对环境、对空气也有破坏吗？”
“当然，第一步要做的是各国将油价、电价提高，按市场价去收费，通过高价来增加能源的使用成本，也由此增加环境的破坏成本，引导人们少浪费电、少浪费油。另一方面就是寻求新能源，这包括太阳能、风能等等，也就是你们老师说的'绿色能源’，这些能源品种不破坏环境，不污染空气，那多好呀。不过，问题是，太阳能发电设备还太贵，每度电的成本差不多是煤炭发电成本的两倍。所以，政府越是人为压低电价，就越无法给太阳能、风能的努力创造机会，人们就无经济激励去开发研究新能源。换句话说，只有当电价足够高时，绿色能源在经济上才合算，否则，往那些方面去创业不合算。”
陈笛，“哦，那为什么去年你投资了一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公司呢？那家公司好像叫常州天合光能公司吧？按你这么说，其太阳能设备销售市场就难以发展了。”
“不过，常州天合光能公司的前景会很好，这是一家不错的公司。该公司于1997年由高纪凡先生创建。那时，经济全球化正在兴起，但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还有限，特别是在中国，家庭汽车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概念，石油危机、能源危机还不是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所以，虽然太阳能技术到那时已有发展，但还不是那么紧迫的行业，其未来前景也并不明朗。可是，高先生看到太阳能的前景。1997年公司成立后，常州天合光能即投入研究太阳能技术，到2000年成功建成'太阳能源建筑系统’样板房，室内没有一个外接电源，所有电器都靠太阳能。这算是常州天合光能技术上的成功了。不过，从商业上讲，有了技术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商业成功，后者更取决于技术是如何被转变成产品，取决于市场营销是怎么做，取决于它的产品是否是市场需求的。许多工程师有技术，但没有几个人能将技术转变成财富、创造出人们需要的价值。
“2001年开始，常州天合光能开始做市场，将太阳能发电产品推向市场。对该公司最有利的一件事是，德国自1999年开始由政府补贴太阳能, 给太阳能发电每千瓦 时补贴约 0.5欧元。从那以后，德国加大激励老百姓家庭在屋顶安装太阳能装置，随后，日本、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也跟入，都通过政府补贴鼓励发展太阳能。结果，到最近几年，太阳能发电设备能制造多少，西欧国家就买走多少，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局面。这当然为所有太阳能设备制造商提供了天机，谁能制造多少，这些国家就买多少。天合也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先进军德国市场，随后也向其它国家销售。”
陈笛，“这种市场太好了！供不应求，制造商不就有很大赚钱空间了？在这种情况下，常州天合光能当然能赚钱了！”
“你说得对。所以，2006年6月爸爸通过朋友加入麦顿基金（Milestone Capital），麦顿基金以每股7.4美元入股常州天合光能。当时，常州天合正在准备去美国上市，也就是准备把其公司股票到美国股市上发行，让公众投资者能自由买卖交易。一般讲，由于上市之前入股风险较大，所以，投资回报比上市后再买股票更高。6个月后，也就是
陈笛，“这很有意思，公司上市前投资入股能这么赚钱，我真没想到，你真厉害！但是，我不明白，既然大家都知道太阳能设备市场这么好，供不应求，为什么没有更多人去办厂加入竞争？难道太阳能技术那么艰难吗？”
“是这样的，确实有很多创业者进入该行业。无锡尚得是中国第一家成功的太阳能公司，它于2005年12月在纽约上市。由于其股票价格猛涨，使无锡尚得的创始人施正荣先生以23亿美元的财富，成为2005年中国首富！常州天合是中国第三家到美国上市的太阳能制造公司。无锡尚得、常州天合光能等太阳能公司的财富故事太成功了，这当然就激发许多创业者加入该行业，都去办自己的太阳能公司！财富的吸引力胜过一切。在过去几年里，从江苏到河北、到福建等省，众多太阳能公司相继成立，这使中国几年内就领军世界太阳能制造业。”
陈笛，“你刚才不是说太阳能设备供不应求吗？有这么多的太阳能制造公司，这下供给就多了，看来太阳能的成本要下跌了。”
“但实际的情况不一定如此，从2005年初到现在，太阳能发电设备的价格在欧洲基本没变，在美国还上升了10%左右。之所以有了这么多竞争后，太阳能设备价格不降反而有涨，是因为这些产品的销路没问题，能生产多少，别人就买多少，但是，原材料的供应会越来越紧，太阳能发电最重要的材料是高纯度硅，而硅的提炼又需要很高的资本投入，其提炼加工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成。所以，虽然太阳能制造厂很快能建好投入生产，但高纯度硅的供应很难跟上。结果，太阳能制造商越多，对硅材料的需求就大增，在硅供应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这就逼着硅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对于太阳能制造商来说，保证硅材料的稳定供应就成为公司生存、发展的关键，没有硅材料，就无法继续生产。”
陈笛，“在这种环境下，什么商业模式最有利呢？是不是什么模式最有利于保证硅片的供给，那种模式就最好？”
“这就是常州天合跟其它太阳能公司的差别所在。比如说，常州天合股票于
陈笛，“垂直一体化整合模式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我要开餐馆公司，我首先要自己种粮食、种菜、种油、种茶、种佐料，也要做桌子、板凳、碗筷呢？再往前追，是不是说我也要生产肥料、制造农用工具，否则我会有太多供货风险、原料价格风险呢？”
“不完全是这样，还要看具体供货市场的情况。供货越紧张、价格风险越高的原料，自己做、自己生产的好处就越大。否则，如果是像蔬菜、大米这样的生产周期很短、供给很容易产生的东西，其价格总体上会很稳定，就没必要自己去生产，到市场上买就行了，让那些更有粮食、蔬菜专长的人去生产粮食和蔬菜，而你开餐馆只管把饭菜和服务做好，各做各的特长，各有各的分工，市场则是不同专业特长的人来到一起交易的平台。专业分工和市场化就是这样相互推动发展的。”
谈完这些话题以后，一个公司什么情况下应该“什么都自己做”、要垂直一体化整合，什么时候靠市场交易来保证公司的供货，这些是陈笛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当陈笛告诉她在学校最好的朋友，说“我爸爸去年花7.4美元买的股票，今天到了60几美元”，她的朋友羡慕地说，“你爸爸真是天才！” 从那以后，她还真越来越为她爸爸感到自豪。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 之9：为什么中国公司喜欢行行都做？
说完常州天和太阳能的故事后，陈笛得到的印象是，公司应该垂直一体化整合，要把企业所需要的各类原材料都由自己生产供给，一方面这能帮助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也能保证质量和供货安全。
陈笛，“爸爸，上次你谈到，如果各企业什么都自己生产、不从市场上买，到最后各家企业都无所不包，但什么都做不好了，大家都自给自足，使市场没机会发展。这当然有道理。但是，企业的范围界限到底该划在哪里？企业与市场的分界该在哪里呢？”
“这个界限的确很难一概而论，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行业特点。像太阳能制造业，我们上次谈到，之所以常州天和的垂直一体化整合受到投资者欢迎，是因为太阳能装置需要硅片，而硅片的供应很紧张。全球太阳能制造商都争着抢订硅片，使硅片供应极难保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太高，所以，常州天和的垂直整合做法就好。一般而言，任何供货的不确定性越高、价格波动越大，自己公司去生产、提炼那种原材料的必要性就越高，那样能保证公司产品生产的连续性。”
陈笛，“不过，在中国，好像公司更喜欢什么都自己做，喜欢垂直一体化，而在美国好像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包括许多方面。第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契约执行的可靠度，如果你跟张三的公司签合同，约定张三今后5年里每年供应一吨硅片，而且价格今天就锁定，这样，你投下很多资本，扩建太阳能生产线。可是，一年后，张三说没货供应，要毁约了，这当然让你的投资泡汤了。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契约环境差，企业就更倾向于什么都自己做，不相信别人的供货保证。正因为中国的契约文化还欠发达、法治没到位，人们只好通过公司内部生产尽可能多的原材料，而不是靠市场交易或说外包，来保证供货，使自己的主营生产线能持续进行。换句话说，在一些情况下，公司内部的垂直一体化整合是外部契约不可靠所致，是外部法治不到位所引申出来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法治发展是市场化深化的基础，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司喜欢什么都自己做，而美国的公司更倾向于专注整个价值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
“实际上，不只是国家之间有这些差别，即使在一国之内，因不同地区的契约文化有很大不同，企业选择的垂直一体化程度也会不同。在中国，浙江因为靠海，其商业发展历史比内陆省份更长久，其商业文化、特别是契约文化就比湖南等省的要发达得多。所以，在浙江，企业能够选择专，实际情况也的确是浙江企业更倾向于专，通过市场交易能实现的分工很细。相比之下，湖南企业更倾向于什么都做，专业分工不够。比如，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样。”
陈笛，“你说的是我们在长沙常住的通程国际大酒店吧？”
“是的。这是湖南的一家上市公司，它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你猜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
陈笛，“它肯定是从事酒店经营的公司吧？我觉得他们的酒店还不错，只不过这些年他们的服务质量好像在下降，酒店维护得不到位。”
“我原来也以为它的主业是酒店管理，可是远远不是这样。通程国际大酒店只是它很小的一份业务。按照该公司的介绍，主营业务包括百货、针织品、文体用品、照像器材、音像制品、金银首饰、食杂果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厨房机具、家具、中成药、西药制剂、医疗器械、建筑材料、矿产品、旅游及服务。兼营业务有饮食娱乐、住宿、能源、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及装饰工程、汽车贷运、信息服务、物业管理。所以，我们住过的酒店只是一小部分业务，各种商业零售是更大的主业，还有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用地产投资与物业管理，能源和汽车运输，还有信息服务、软件开发。实际上，在湖南几乎每个上市公司都有自己的酒店，也有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陈笛，“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他们什么都做，怪不得通程大酒店的服务这些年每况愈下。刚才说常州天和是垂直一体化整合，是为了减少原材料供应的不确定性，但是，通程的酒店、房地产、旅游服务跟他的零售业有什么价值链上下游的关系？这个我不明白。”
“一般讲，如果不同业务领域或说行业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虽然它们没有价值生产链意义上的供货关系，那么，把这些行业都整合到同一个公司内，可以实现分散公司风险的效果，这样，在任何时候，一个行业不景气，或许其它行业景气，使公司的收入不至于整体受到负面影响。不过，要运作好这种跨行业横向整合，公司的管理架构与水平必须很高，否则，极容易造成资本浪费，使资本的使用效率很低，不能带来足够高的回报。比如，通程2006年的资产回报率才3%左右，也就是每100块钱的投资，在一年里只能带来3块钱的利润回报，跟银行利率差不多。就像你说的，一旦公司什么都做了，不管这些行业相关不相关，那结果会是什么也做不好，资源就要浪费了。
“在中国，过去因为企业是国有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所以，企业的效率、企业资产的回报率从来不是很重要，反正不是自己的钱，浪费就浪费了。在那种情况下，企业当然想做得很大，什么行业都做，因为反正不用考虑投资的回报。所以，原来的国有企业不仅跨越许多行业，而且每个企业既有医院、食堂、学校、托儿所，也办住房、经营房产，都是跨行业横向经营。到1990年之后，许多国有企业都被改制，转变成股份制企业，并且让它们的股份到股票市场上市交易，这样个人都可以买股票成为股东。原来设想，让企业的股份由个人买卖交易，这样资本市场就可以逼着中国的企业更注重效率、注重投资回报，而不是什么都做。”
陈笛，“结果怎样呢？”
“结果是，上市后的企业反而更加什么都投，原来要做扩张投资时，一些国有企业可能首先要从相应政府部门批资金，批的手续很多。可是，现在，上市公司不再完全是国有的了，其投资决定不完全要经过政府部门批，而是由董事会批准，可董事会又不起作用，同时，中国的股民又不太管公司经营的好坏，只看股票价格是2块还是8块，并且也不一定知道什么商业模式最有利于通程等公司赚钱。到最后，改制上市后的中国公司反而有更多资金，进行更多的跨行业横向扩张。本来，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他们应该更希望每个企业都专注一个或两个相关行业，把这一两个行业做好、做精，因为，如果跨行业投资更好的话，投资者自己也可通过分散投资组合来达到目的，不需要这些上市公司去做。上市公司应该专，跨行业投资留给投资者自己去做。”
陈笛，“不过，中国企业之所以喜欢做大，喜欢什么都做，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机会很多，所以，他们认为跨行业拓展对股东更有利？”
“的确很多人这么说，这么想。比如，他们说，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很赚钱，如果通程的老总有关系批到土地，进而开发房地产赚钱，那不是对通程的股东更好吗？让他们的股份更值钱？所以，只要是赚钱的项目，公司管理层都可以去投，而且也应该去投。换句话说，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开发等机会不是开放的，而是完全由政府部门控制审批，所以，能够批到地就是财富的通行证，是这种特别国情决定了中国上市公司什么都做的局面。
“这听起来有道理。只是在投资者买通程股票的时候，他们以为买的是商业企业股票。可是，那完全是错觉，因为它的资产主要集中在地产上，它拥有通程东塘百货大楼、长沙西城百货大楼、星沙通程商业广场（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通程商业广场、通程国际广场、同升湖通程山庄酒店，当然还有通程国际大酒店，这些地产均为通程控股所有。看到这些资产，你更该认为这是一家商业地产公司，而不是什么零售业企业。”
陈笛，“这些信息不都是公开的吗？股市投资者应该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股票市场没有给通程压力，要他们重组公司的资产结构，改进效率？要我看，这里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不知什么商业模式对他们最好。”
“实际上，通程控股应该分拆成几个不同的公司，比如分拆成商业房地产公司、零售商业公司、酒店管理公司，把刚才讲到的百货大楼、商业广场楼宇、酒店楼宇全部由商业房产公司拥有，然后把这些楼宇分别反租给通程零售公司、通程酒店管理公司，由后者按月付租金。这样分拆后，通程地产公司靠月租收入，由于中国的银行只认固定资产做抵押放贷，而且这些月租收入很稳定，这本身也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所以，通程房产公司本身即使不上市，也很容易靠银行贷款、发债融资，并且这样做的融资成本会很低，让通程房产公司去最大化借债。
“另一方面，在把这些广场和楼宇资产、把这些债务从通程零售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剥离出去之后，这有两大好处，其一是通程零售公司的负债可以大大减少，其二是它的账面资产额也大大减少，这当然让该零售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大大提升，因为对于零售业来说，它的主要收入是通过销售商品而来，销售场地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不重要，只要商品销售和进货价格上有优势，租别人的店面也行。在商业销售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总资产越少，需要的借债会越少，资本的回报率当然会越高。所以，通过这种分拆，通程零售商业公司的股票就更能受到投资者的好评，股票价格会越高。
“按照同样的道理，通程酒店管理公司只需从通程房产公司手里租用那些酒店地产，而不需要把这些楼宇资产放在自己的资产表上，它的最大资本应该是酒店管理技术和流程这些无形的资产，这样，酒店管理公司在使用很少资产、很少债务的情况下，照样能创造很高利润，它单独上市的股票价格也会更高。这实际上就是如家连锁酒店的商业模式：租别人的楼宇，把自己的核心资本定义在酒店管理上。”
这次跟陈笛谈的商业模式可能有些复杂，但是，对中国上市公司基本都做房地产，也差不多都喜欢开自己的酒店，家家公司便爱有大量资产，她非常好奇。她没想到，我们差不多每年都住几天的长沙通程国际大酒店，原来不是一个酒店公司，而是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当然，她更没想到通程作为商业零售公司居然还有17亿多的资产，而这些资产又都是这些商业楼房。难道为了让零售业务更赚钱、让零售业务的长久价值更高，必须要自己拥有那么多的商业广场大楼吗？使公司背上这么多的资产负担，难道还更有利于它在零售业的发展吗？陈笛不一定马上能理解这些问题或答案，但是她在想这些问题。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0：为什么不投资中国？
吃完饭当晚回到在New Haven的家里。第二天早晨带陈笛一起去星巴克喝咖啡、吃早点。路上，我跟她讲，“陈笛，昨天爸爸了解到一个叫华视传媒的公司，前天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发行的原始股价格为8美元，当天最高涨到9.5美元。到昨天，股价跌回8美元，也就是当初的发行价。你觉得该公司股票是否值得投资？”
陈笛，“华视传媒是做什么的？”
“华视传媒到2005年4月才成立，总部在深圳。它的主体业务是在公共汽车上装上移动电视，播放新闻和娱乐节目，收益来自节目间歇间的广告销售。虽然其历史才两年多，公司运营规模快速增长，已在中国组建了覆盖全国的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覆盖面包括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由于中国有几亿人坐公共汽车，华视传媒的业务扩张范围很大，规模经营的空间几乎无限。随着覆盖面的拓广，其广告收入应该会快速增长。今年前9个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174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0万美元增长7倍多。”
陈笛，“不过，爸爸，我知道你比较关心中国的各种投资机会，华视传媒听起来也很有意思。但是，我对投资中国，或者说对中国这个投资概念，不是很看好。所以，不管具体的公司好不好，我总体上对投资中国不是太乐观。”
“为什么呢？”
陈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喜欢中国社会的组成方式，或者说社会结构的构成基础。让我最不喜欢的是中国人只认血缘关系，认亲情，不认其他的。比如，像你家里和妈妈她家里的人，谁都只认亲戚，除了亲缘之外就不太相信人。我说我不喜欢表妹，妈妈就会说，你怎么不喜欢表妹？她是你的亲人，你们身体里流的血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亲了，所以，你应该喜欢她。”
“妈妈说的对，你是应该喜欢她。长大后，你也会发现，最后只有你姐姐、表姐、堂兄、堂妹这些亲戚是永久的，你跟他们的关系总是很特殊，而且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因为你们天生就有了这种亲情。”
陈笛，“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上面。妈妈强调的是，不管我的堂姐、表妹是好还是不好，人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不管跟她们是否谈得来，够不够交朋友，有没有交流时的兴趣火花，有没有心灵上的默契，反正我必须喜欢她们，没有选择。为什么有了血缘关系，我就必须喜欢她们呢？这跟交朋友不一样，因为交朋友时，我有自由选择，喜欢、谈得投机我就交朋友，觉得对方人很好我也可以交，但没有义务，是完全自愿的选择。我真不认为，我跟表妹、堂姐有血缘关系，就必然意味着我跟她们能合得来，能相互有默契。这不一定的，甚至我更觉得自己交的朋友更有意思，更近。”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信赖基础的问题，因为短期内你可能觉得自己主动交的朋友很合得来，也更近。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朋友间的关系难以有一种长久的约束，也就是说，正因为两方都能自由选择交友，也当然能自由选择解散。久而久之，这可能造成某种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相比之下，血缘关系是没有选择的，是生来就有的生理关系，抹也抹不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没有选择的关系可能反而使亲戚间的关系更可靠，使信任的基础是无条件的、永久的，这就使亲戚间的互相帮助的基础更牢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当解决人际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人们更多依赖血缘这种天然的东西来强化人际关系的信用基础。所以，在中国有了儒家文化，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族结构，并以此来组织整个的社会结构。”
陈笛，“可是，为什么在不以血缘决定一切的美国社会里，整个社会关系不一定由血缘决定呢？我不是说血缘关系不重要，但不该是唯一决定人际信用基础的东西，变得只相信亲戚，不认别的人。在美国，血缘也重要，但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值得信赖，值得尊敬，值得交朋友。换个角度讲，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一定必然意味我会喜欢她、信任她并跟她很近。”
“这跟美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有关，特别是跟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关。正如你知道的，教会里有教友，也有教父母，他们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上帝面前属于同一个家，只是那个家是以信仰为基础，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在美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也照样可以有信任，也可以有长久的信任与友情关系，这样，血缘才不一定是一切。我也同意，由血缘建立的社会结构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这会太巧了，只是世界上的多数社会还难以发展出更好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如果社会中只有亲情才能信任，那么，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就很难进行了。”
陈笛，“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投资中国不怎么看好的原因，因为公司做大的过程中必然要雇用很多人，彼此间必然有很多的合作，也就需要很多的信任，你把钱投给他们用也需要很多信任，而雇用的这些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跟自己有血缘的人。那么，在这些公司扩张、招人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整个社会的人只习惯相信自己的亲戚，他们怎么可能相互间合作得好、信任得好呢？在这样以血缘组建的社会结构里，很难发展出真正成功的规模性大公司。”
“不过，随着中国的法治发展，情况会改变的。”
陈笛，“另一点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什么都以年龄决定，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以年龄而定。我不明白，出生的早晚对决定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会这么重要？比如说，在中国，大人从来就不会把小孩的意见当回事，小孩跟大人讲话时，大人从来就不会真正地听，大人完全把小孩排斥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有时候，中国的大人装着听小孩讲话，但实际上从来不会真听。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小孩的意见经常会被接收。在中国，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的，都以年龄来定其言论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个40岁的人必然要听50岁的？为什么小朋友的意见就不能听呢？”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大学教育、没有许多书面传授的知识，人们都是靠经验做判断，也就是说，一代到一代，基本都要靠每一代的亲身试错来领悟世间的事物；再加上那时候的社会和生活状况变化很慢，没有太多新事物、新技术，所以，年纪越长的人，经验就越多，就越有智慧，大家多听他们的，这有道理。不过，到今天，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社会生活与工作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大变化的时代中，老年人的确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快地追赶时代，对许多新鲜事、新技术老年人可能根本无法入门，对异族、对他人社会文化的了解可能也无法跟年轻人比，所以，你说的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年龄已经不是能力和知识的标志，两者的相关性甚至已经是负的，越老的人可能对现在的世界越不懂了。小朋友对新技术、新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力反而最强。”
陈笛，“尊老爱幼，有它的道理。但是，不能说为了尊老就可以随意地损幼。妈妈说，大人说话时小朋友不可以还嘴，不可以插嘴。但她不会说，小朋友说话时，大人也应该听，大人也不能还嘴呢？这应该是一种平等、对等的问题，不是可以随意不尊重小朋友。在中国社会，小朋友、甚至年轻人没有发言权，不受到尊重，这使得这个社会缺乏活力，不容易有创新，也不能培植全社会的思辨能力。对这样的社会里的企业，其长久投资潜力怎么会很高？”
陈笛，“还有就是，中国社会过于势利。如果一个大人告诉我张三这个人很好，如果我问他'你为什么觉得他很好呢？’，这位大人会说'因为张三上次帮过我’。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好的时候，更多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给过我好处，而不是看这个人本身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看到的不是别人这个人，而是利益。”
今天与陈笛的谈话，真的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讲讲华视传媒的商业模式，但她却谈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看法，以此来表明对投资中国的没信心。关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的组建基础的认识，这些对商业模式当然有极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现代投资者最喜欢的是业务的可复制性，最好是大规模的可复制性，这样公司就有巨大的增长前景。而增长前景是否能实现，又取决于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是否有基本的信任基础，是否在血缘之外仍然存在起码的诚信基础，否则，一个企业业务的可复制性潜力再好，也不能够组成相应规模的团队去实现。投资者看重的另一方面是创新潜力，而如果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小朋友的地位总是最低，也没有足够高的发言地位，那么，年轻人再聪明、再有创造潜力，他们的机会和资源会很有限。
陈笛出生在美国，也一直在美国上学，但每年在中国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她对中国社会结构、人际关系还有这样的一些观察。我们当然很习惯以血缘、年龄建立的社会秩序，“三纲五常”是大家的行为规范。但是，血缘和年龄都是天生的东西，完全由这种被动的、不以人的选择为基础的维度所构建的社会秩序，难道真的能“最好”？能有那么巧？时代变了，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似乎也该变了，基于自由选择的社会必然是以契约规范的社会，而不是以血缘、年龄规范的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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