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山海关天气预报:阎锡山晚年在台湾(收集整理)

阎锡山晚年在台湾(收集整理)  

2009-11-20 17:28:25|  分类： 阎锡山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伯川），号龙池， 汉族， 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参加同盟会，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站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解放前夕去台湾，卸职后避居阳明山著述至去世。1939年12月至1943年4月任山西大学校长，其著述有：《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阎伯川言论集》等。

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奉行“中的哲学”的阎锡山(1883-1960)，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的人物。但是，“中”是手段，随着形势和利害关系的变化，阎锡山立场可以随时变换；阎锡山最终还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凯歌声中，结束了他在山西的统治。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事。3 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 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务40余人畏罪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被彻底摧毁。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谎言到处吹嘘，阎锡山故居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 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就职后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还发行“银圆券”以代替如同废纸的“金圆券”；还提出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企图在华南西南再作最后抵抗。他派徐永昌等人飞赴绥远、新疆，阻挠和平谈判。但在共军进军声中，阎锡山的负隅抵抗不过螳臂挡车而已。由于阎锡山唯蒋中正之命是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与阎的矛盾日趋尖锐。李要阎辞去国防部长，阎则予以拒绝。他说：“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辞。”但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 他这名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在共军进攻下，却风声鹤唳，溃不成军。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共产党军队入川作战，阎锡山于12月 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称号，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居于台北市金山之麓。他无事可做，乃从事著述，先后写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扬他的“物劳主张”和“中的哲学”为内容的《大同之路》。1960年 5月23日病逝，终年77。

阎锡山的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阎伯川先生抗战复兴言论集》等。

阎锡山年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入山西武备学堂，三十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

宣统元年(1909年)从日本升任标统(相当于团长)。

辛亥革命后，率部起义，占领巡抚衙门，任山西都督，开始掌握山西大权。以后便看风使舵，先投靠袁世凯，表示支持他当皇帝。袁死后又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

1916年7月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1917年9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他秉承段祺瑞的旨意，派兵赴湖南同护法军作战，遭惨败。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年代，他朝秦暮楚，进行政治投机，并趁机将部队扩充为12个旅。

1927年6月，在北伐战争取得很大胜利的形势下，他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随即将军队扩编为8个军。

7月，在山西进行“清党”，迫害共产党人。

1928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的作战。3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北平(今北京)分会代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势力范围扩展到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北平、天津。

1929年又兼任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0 年，蒋介石借“编遣”之机，减除异己。阎锡山同蒋介石发生尖锐的利害冲突，8月联合冯玉祥反蒋，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任主席。 9 月，张学良在沈阳通电拥护蒋介石，出兵进山海关。在蒋冯阎大战中，冯、阎战败。阎锡山逃往由日军占领的大连。由于山西军政要人都是他培植的亲信，他仍可控制山西局面并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1931年8月，乘日本飞机秘密回山西，隐居河边村，遥控太原。

“九一八” 事变后， 1932年3月，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统治山西和绥远两省。他采用保境自守的策略，着重搞好本省建设，充实力量。

1935年日军进窥绥东，他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

1936年2月，红军东征，由陕北过黄河进入山西，阎军大败。蒋介石乘机派五个师进入山西。红军撤回陕北后，蒋介石仍不撤走。随后，他面对日军步步进逼，而蒋介石也想将他吞并的形势，初步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了“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937年9月，日军侵入山西后，曾在代县组织所部积极对日军作战，并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但后来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开始制造反共摩擦。

1939年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后，他于12月制造“晋西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和八路军。后来又暗中同日本侵略者联系，在抗日和降日之间进行投机。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

1945年9月派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侵犯上党解放区，三万余人被歼。随后，在解放军的打击下，他的部队不断被歼，所占地区日益缩小，到1948年7月，只剩下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但仍继续顽抗。

1949年3月，逃往南京。6月在广州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2月到台湾。

1960年5月病故。

　　这祥和老人乃军迷们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总统府资政阎锡山。

　　阎锡山书法

　　阎锡山和儿子

                                                                          阎锡山一家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家小报登了一幅漫画，画面是这样的：蒋介石一手握枪，一手托着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阎锡山一手提一杆秤，一手拿着算盘。每当有人说起这幅漫画，阎锡山都会得意地笑起来，因为他也认为自己就像这幅漫画寓意的那样，精于计算，擅长经济。的确，以治国的理念治理山西，这是其他军阀想做又做不了，或者压根就没想到要做的，但阎锡山却做到了。
　　

                                                             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阎锡山为了治理山西，可谓是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也烙有鲜明的阎氏印记。以农业发展为例。从1917年开始，阎锡山重拳出击，推出“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三事”：种棉、造要、牲畜)来发展农业。在推行“六政三事”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阎锡山的政策非常灵活。例如，为解决水利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他允许先贷款后偿还；在发展蚕桑业时，他不仅设置专门机构，还向农民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其二，阎锡山在推行经济政策的同时，特别注意把政治教育糅合其中，向农民不断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农民在实现经济自足的同时，阎锡山也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阎锡山因此成为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的人。阎锡山在农村的改革为山西农民带来不少利益，社会秩序也很稳定。稳定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一次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个犯人，阎锡山立即给各县打了个电报，结果不到三天，就在孟县查获。治安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梁漱溟在1922年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设时，也曾在山西国民师范发表了一篇夸奖山西农村建设成绩的演讲：“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
　　
　　事实上，阎锡山不仅有维持治安的能力，在危机处理上也很有一套。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山西一个北部贫瘠地区曾爆发一场肺疫，其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阎锡山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反应迅速。他立即命令各县实行交通封锁，督促各级官员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同时聘请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传教士帮助诊治。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效地控制了疫情。阎锡山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实属不易，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交通不便、信息难通、医疗设施差的条件下进行的。除了花大力气治理农村，阎锡山对山西工业特别是军火业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由于弹药充足，阎锡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这种气派，在全国军队中绝无仅有。在航空业的发展上，阎锡山同样具有长远目光和雄心壮志。早在1920年的时候，他就着手为发展航空业创造条件，准备自己制造飞机。为此，他不仅多次派人去法国学习航空技术，还从德国高薪聘请工程师、机械师，带领技术工人组装飞机。1925年，阎锡山从法国引进飞机制造术，组装出了自己的飞机。到1930年底的时候，他先后斥巨资购买或组装了二十多架飞机，成立了“晋绥军航空大队”，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在阎锡山的治理下，山西的实力走在了全国的前头。因此，山西在当时被称为“模范省”，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就连吴佩孚也于1922年致电阎锡山，表示了他的钦佩之情。因为治理有功，阎锡山曾两次被蒋介石封为“模范省长”。在一次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会上，蒋介石甚至这样说：“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落了个一切都没办法，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
　　
　　 阎锡山从大连回到山西后，山西经济因为战争的破坏已经濒临崩溃。阎锡山埋头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编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方案》。当时，连中央政府都做不到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更别提其它的省市了。阎锡山又做到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山西经济在省政十年计划方案的保驾护航下，渐渐步上正轨，再现了山西当年的繁荣。大批外省人和外国人涌入山西，观摩学习。据一位美国的新闻记者说，山西省的工人每天可以拿到六角至一元二角钱，与其他省市工人相比，这简直就是高工资，而另一位访问过山西的外国人说，山西工业发展的前景是“无限美好的”。
　　
　　1935年，一位上海的工程师在对阎锡山的经济政策做调查后，建议蒋介石以山西为榜样发展经济。这位工程师的看法引起了当时北京和天津两家报纸的共鸣。这两家报纸指责南京政府整天讲空话，而“山西却在一声不响，脚踏实地地做了好多好事”。也许是受此刺激，蒋介石也在1935年发起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知识分子阎锡山(转载)
　　在同时代的军人中，阎锡山是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抛开他留日五年的留学经历不说，光凭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写下300多万字的著述，就让很多军人望尘莫及。即使在国民党政要中，能出版二十多本书，写下大量政论性文章的，恐怕只有阎锡山一人。
　　
　　阎锡山是留日“海归”，1904年时他被清政府公费派往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期间，他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成为早期的革命党人之一。辛亥革命爆发时，阎锡山因为成功领导了山西起义，深受孙中山的赏识。这次起义之后，他被推选为山西都督，自此开始了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
　　
　　相比于同时期的军人，阎锡山显然是个很有思想的统治者。阎锡山早年受的私塾教育让他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在日本留学时又接受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回国后还潜心研究过共产主义学说，逐渐形成了“新旧兼容，中西并蓄”的思想体系。阎锡山在推行经济政策的同时，特别注意把政治教育糅合其中，向农民不断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农民在实现经济自足的同时，阎锡山也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阎锡山因此成为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的人。阎锡山在农村的改革为山西农民带来不少利益，社会秩序也很稳定。稳定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一次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个犯人，阎锡山立即给各县打了个电报，结果不到三天，就在盂县查获。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别的统治者在抢占地盘、搜刮民财的时候，阎锡山却为如何治理脚下的土地寻找理论支撑。为设计和创造属于自己的“主义”，他经常组织专家学者到山西讲学、开研讨会。
　　
　　一开始参加会议的都是阎锡山的骨干，只有十多人，但很快就发展到一百三四十人。阎锡山举办这次会议可不是随便做做样子。在他的督促下，会议每周举行两次，每次半天，前后持续了有一年多。当时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山西部的李冠洋，自恃是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在文史方面又很有造诣，对那些舞刀弄枪而胸无点墨的粗鲁军人一向看不起。在他眼里，阎锡山即使留过洋，也不过是一个“土包子”。但自从与阎锡山面谈后，他的态度随之转变。他事后回忆道：“……我觉得阎锡山不过是娘子关内的一名土军阀，虽留学过日本，毕竟是商店学徒出身，未必胸有文墨，或者比张宗昌、韩复榘之流高明一点。可是晤谈之后，感到阎态度谦和，阅历丰富，能烛事机。还以孔孟思想，阐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颇有新意，使我为之惊异。”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避居大连，等待时间以图东山再起。这期间，他召集一大批自己的追随者来到大连，开会研讨他在经济上提出的“物劳学说”、“劳资合一”，以及带有儒家学说烙印的“中的哲学”等理论体系。从大连回到山西后，他还专门成立了理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持续了三四年时间，先后有不少学者、教授参与其中。阎锡山本人也下了很大功夫，基本上是讨论一次，修改一次，前后总共修改达40次之多。
　　
　　可以看出，在设计和创立自己的“主义”方面，阎锡山锲而不舍。从开始的“进山会议”到后来的“理论研究会”，他始终坚持理论学习研究。同时，阎锡山也肯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曾邀请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许多文化名人到山西讲学。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阎锡山跟着蒋介石到了台北。在当了一年多的台湾行政院长后，因为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他被迫辞职。卸任后的第二天，阎锡山就由台北市繁华的中山路搬到相对僻静的丽水街8号，开始专心做学问。几个月后，他又从丽水街搬到阳明山的菁山，正式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写作生涯。
　　
　　关于阎锡山在菁山居住十年的情况，台湾学者吴文蔚作过如下描述：“阎氏隐居金山后，即专事著述，闭门不出，非国家大典，或总统有召外，不轻易入市。每晨七时起床，晚十时入睡，午膳后，休息二小时，其余时间即为会客、讲话、会议、思考与写作。晚饭后，独出野外，散步数十分钟，就寝前，展阅床头木板易经以自怡。”这段文字描述的应该是阎锡山刚刚卸任两三年时的情况。因为从后来的资料看，阎锡山最后的十年过得并不寂寞。他除了闭门写书外，还经常在各方的邀请下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并发表演讲。同时，他还喜欢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并受邀为多家媒体撰写政论性文章。
　　
　　据统计，阎锡山自卸任台湾行政院长到离世前的10年零两个月中，留下了总计310万字的理论研究。这些理论研究包括他写的二十多本书，和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平均下来每年大概要写30万字。在离世前的几个月，阎锡山为写“读史感想”和“读书选录”，还重新研究过二十五史及十三经。

台北市郊阳明山上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十四弄二百七十七号是阎锡山故居所在。从一九五0年迁居于此，到一九六0 年病逝，阎锡山就在这座他自建的“窑洞”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图为故居室外。

　　中新网2月22日电 人称“山西王”的现代风云人物阎锡山于1949年到台湾，并终老于岛上。台湾《中国时报》刊文披露了在台北菁山阎氏故居侍卫红砖楼“站岗”六十年、为其守墓近五十年的原侍卫所鲜为人知的事情。

  　在今年农历立春的台北阳明山的菁山山麓，云雾缭绕樱花绽放。八十岁的张日明踏着缓慢步履，在阎氏故居和贴满墨绿磁砖的圆形冢间来回巡视，沿着两旁一丈高的芒草小道拾级而上，时而眺望河口，佇足沉思，时而拭凈墓碑，清理墓园。距阎氏故居数百米的圆形冢，墓碑刻着“阎百川先生之墓”。阎百川也就是阎锡山。

　　阎锡山墓地周围峰峦环抱，茂林修竹，圆冢方碑，坐北朝南，气势非凡。岁然墓木已拱，但墓园构筑始终牢固稳当。张日明在守墓之余，多年来还在墓园遍植桃花与樱花，更让立春的墓园，花香飘散，益显空灵。

　  “站岗”侍卫红砖楼六十年

　　据报道，张日明不仅在菁山阎氏故居的侍卫红砖楼“站岗”了六十年，在阎氏逝世并安葬附近山麓近五十年来，阎氏故舊曾有多人在此守过墓，而张日明则是同样来自山西老家硕果仅存的“守墓者”。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张日明参与押解原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到台。到台后，祖籍山西朔州的最年轻侍卫张日明，就被分配担任阎锡山的安全警卫。

　　初出茅庐的张日明，因缘际会，在阎氏故居做了十年卫兵。自阎氏逝世迄今，目前与家人住在別处的张日明，每天搭乘公交车上山，打理故居环境，并在阎氏灵前上香奉果，未领取任何津贴，义务为阎锡山守墓长达近五十年。

　　当年押黄金到台 调任阎警卫

　　一九四九年，阎锡山在广州就任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后，虽然配属一个连的憲兵保护，但据阎氏晚年的秘书原馥庭回忆说：“当时广东的憲兵是靠不住的，……部队随时都会叛变，所以从山西老家调来子弟兵担任干部队侍卫阎院长。”

　　原馥庭与张日明就是当年从包头、广州、重庆、成都，一路追随到台的秘书与侍卫。阎氏辞官后搬到阳明山，初期筑“草芦”而居，后来仿北方窑洞，同建兼具军事防御与防空功能的“种能洞”与红砖结构的岗哨楼。

　　阎锡山最居居所俨然军事堡垒

　　张日明指着岗哨砖楼说：“屋顶、外墙，都留有机枪射击口，窗户內侧还加装钢板，这是为了防止攻击。”据称，阎氏故居早期曾拥有五十余支各式枪支，俨然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军事堡垒。

　　閻氏故居原是農場型態，最多時期曾聚集四十多位部屬，包含秘書、副官、侍衛、隨員、眷屬、司機、廚師等，山居生活開銷，全數由閻氏獨自負責。由於閻氏曾攜帶黃金到臺，晚年沒有缺錢的困擾，故居運作還能自給自足。

　　“種能洞”是閻氏故居主體建築，與侍衛紅磚樓都已被台北市列為市定古跡。“種能洞”是閻氏親自命名，呈現他以種能觀察宇宙變化的“宇宙觀”。這座碉堡式的民居，成為這位重要人物的最後歸宿。

　　隱身在陽明山麓的“種能洞”，外墻與屋頂結構剛完成修復，閻氏庋藏近代史與抗戰前後的軍政要電、文獻史料與圖書，經原馥庭老先生協助整理後，近年已移交臺“國史館”，部分則由台北文化局現場清點封存，其餘文件則散落一地。這裡曾是閻氏晚年會見蔣介石、宋美齡、陳誠與陳納德，著書立說的人生最後舞臺。

　　近五十年來，閻氏部屬井國治、張日明等侍衛、副官，特別在“種能洞”設置閻氏靈堂，並經常上香祭祀。井國治于2001年間，在前往故居途中，因腦溢血逝世後，看守故居和墓園的“勤務”，幾乎全由張日明老人承擔。

　　閻氏遺像前的香案，除了燭臺、鮮花、素果，供桌兩側還擺放閻氏主要著作《三百年的中國》、《閻百川先生要電錄》等。張日明說：“這幾年有山西來的客人，或研究閻錫山的學者來過。有興趣看看，就帶幾本回去吧！”

　　閻氏靈堂內高懸孫中山題贈的“博愛”橫幅、蔣介石頒授的挽額《愴懷耆勳》，浸漬泛黃，棄置在迷漫著潮濕霉味的房間。“種能洞主人”雖然已遠離近半個世紀，但侍衛官張日明，每天依然準時執勤站崗，守護故居與墓園。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败退台湾后的晚年岁月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溃退台湾后的凄凉结局

阎锡山(1883─1960)，字伯川，山西五台县（建国后属定襄县）人。国军陆军一级上将。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山西省省长。1927年服从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1949年6月，在广州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撤退至台湾，任台湾当局国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1960年在台北病逝。

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他9岁入私塾，16岁学商，19岁进山西武备学堂。三年后，被选送到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振武学校、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和东京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了五年军事。

1909年，阎锡山从日本回国后，担任了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官，第二年当了标统。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山西后，三晋大地的革命志士也跃跃欲试，准备起义。

阎锡山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是铁血丈夫团的成员。他听说武昌起义成功后，就在太原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队伍攻占了巡抚衙门，击毙了巡抚陆钟琦。起义成功的当天，革命党在咨议局举行了紧急会议，推选大都督。

会议由咨议局局长梁善济主持，阎锡山等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然后发选票。选票发完之后，同盟会会员张树帜发现参加会议的议员们都准备选咨议局局长梁善济为大都督，立即举着手枪跳上台，将梁挤到了身后，大声号召说:“我提议选阎锡山为大都督，同意的举手！”另一同盟会员周玳也在场内高喊:“应当推举阎锡山为大都督，大家一起举手！”看着张树帜手中的枪，议员们一片惊愕，只好举手，一致通过了阎锡山。

就这样，阎锡山当上了山西大都督，为日后成为山西土皇帝跨出了第一步。

“看八字的说，我有帝王之相”

阎锡山为人圆滑，善于见风使舵。1913年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图谋帝制，消灭异己，准备将各地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一网打尽。山西靠近北京，是袁世凯重点打击的地区之一。袁世凯传令把阎锡山叫到北京，准备抓他。阎到了北京后，早知袁世凯的意图，当袁世凯与他谈话时，他俯首恭顺，唯唯诺诺。袁世凯把阎锡山当成了个从没见世面的“土包子”，认为这样的人不会成什么大事，不足为虑，也就放了他一马。后来，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多都被袁世凯换掉，而阎锡山却稳坐其位。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唆使省议会和督军团会议相继赶走省长沈铭昌及继任孙发绪后，自己兼任了山西省省长。从此，阎锡山将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统治山西几十年，除了抗战时期跑到陕北待了一段时间外，一直没离开过山西，真正当起了土皇帝。

人们把阎锡山称作“山西土皇帝”，没有一点夸张。因为他在山西的地盘上，为所欲为，唯我独尊，没有人能管得着他。

阎锡山在用人上，不是视其才，用其人，而是看其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任人唯亲。阎是五台人，凡五台同乡多深得重用。后来，山西省政府成立，许多职位也多为五台人占据。所以，当时太原城内流传着“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顺口溜。

阎锡山常把自己说成是“革命领袖”，但封建思想很浓。有一年他过生日，前来祝寿的人很多，活动办得非常隆重。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阎锡山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对亲属们说:“看八字的说，我有帝王之相，中国的伟人中，除袁世凯外，就数我的相貌最可贵。你们跟着我好好地干，将来我当领袖了，你们都跟着当官、享福。”说得亲属们鼓掌直叫好。

抗战时期，阎锡山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太原沦陷后，他过黄河跑到陕北。开始，他计划将第二战区司令部设在洛川，因为他字“百川”。后认为“洛”、“落”同音，犯忌讳，便把司令部改设在宜川。1940年，阎锡山迁回到晋西吉县的南村坡，因“南村”与“难存”谐音，阎就将“南村坡”改成了“克难村”。

阎锡山喜欢讲排场，他驻扎在克难村时，每次乘汽车到附近几个县检查工作，两三天前就要安排警戒，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一直到他的汽车驶过，公路沿线的岗哨才撤走。在国民党军政官员中，除了蒋介石外，就数阎锡山的警卫部队最多。每当他外出，前呼后拥的有近百人，除了警卫人员外，有侍从秘书、侍从参谋、侍从副官、侍从医生、检点参事、值日官等等。此外，牵毛驴的，拉人力车的，持暖壶的，提火炉的，拿坐垫的，真是千奇百怪，什么人都有。每次出行，箱箱柜柜、瓶瓶罐罐，连人带物要拉几汽车。

阎锡山平时的生活完全靠人服侍，连穿衣服也很少自己动手，他的五堂妹经常为他代为系结纽扣，有时候则是侍卫长与副官为他料理。为此曾闹过一次笑话。有一回开大会，阎的衣服没有扣，有人递了张条子到主席台，建议阎把扣子扣好。阎看后大怒，跑到扩音器前说:“我的生活由侍卫长负责，他没尽到责任，这是他的失责，让他罚站，自打嘴巴。”侍卫长名叫张逢吉，这时，他只好苦着脸站到台下，自打嘴巴两下，才算了事。

在第二战区，阎锡山别出心裁，在部队中给军官每人发一布质徽章，将、校、尉三级，分别以红、黄、蓝三种颜色区别。走在大街上，人们老远就可以看出谁的官大，阎锡山部队佩戴的红、黄、蓝徽章，成为山西一景。有好事者编成顺口溜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阎锡山调集重兵，围剿中G的所谓“根据地”。在上党地区，八路军奋起反击，经过40多天的激战，消灭阎军3万多人，阎军元气大伤。

内战时期，阎锡山把各县逃到太原城内的地主、富农组成“还乡团”，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对“根据地”的赤化分子进行改造。刘胡兰就是在阎长官的改造下自裁的。

1948年底，徐向前兵团将太原铁桶般地包围，阎锡山的末日眼看就要来临。

太原被围，阎锡山想出“金蝉脱壳”之计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太原的包围圈越缩越小。

太原与外界的地面运输被切断，阎锡山部队所需的物资，全靠飞机空运。

阎锡山被困在城里，失去了往日“土皇帝”的威风。他成天铁青着脸，时而面壁而立，沉思不语；时而在室内来回走动，仰天长叹。这个时候，下属和侍从如果不识趣，上前报告一件什么事，定会被他骂个狗血淋头。

虽然朝不保夕，解放军随时都有可能破城，但为了给部下打气，阎锡山摆出一副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姿态。他在办公室的墙上贴了一张自己用毛笔写下的大字:“知其不可而为之才是真正的革命。”他还对来访的美国记者约翰旦说:“我已备好了毒药和棺材，准备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就喝掉毒药。这口棺材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解放军对太原围而不打，转眼到了3月。太原城内物资严重缺乏，军心涣散，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

这天晚饭后，阎锡山将自己关在办公室，开始考虑退路了。

太原守军，要么战死，要么投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困在城内，率守军与太原城共存亡，以身殉国。想到这里阎锡山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或者打开城门，投降###。虽然这样可以免去流血与死亡，那自己可就是身败名裂了。这两条路都不是自己所希企的。

何去何从，阎锡山苦思冥想，最后想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

3月25日中午，阎锡山召集军政要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先由秘书长吴绍之宣读南京来电。电报是由李宗仁打来的，大意是请阎锡山速来南京商议党国大事。如需飞机，可由南京派专机来太原。

电报宣读完后，阎锡山发表了讲话。他说:“太原固若金汤，完全可以与共军周旋到底。共军胆敢攻城，定会遭到彻底失败。这次我去南京，一是向李代总统汇报山西战局，二是争取外援，主要是武器和粮食紧缺物资。大家一定要守住太原，听候我的好消息。”

听罢此言，在座的人面面相觑，知道阎锡山准备逃跑了。

随后，阎锡山指定成立五人小组，由梁化之负责坚守孤城。

下午4点，太原西门外红沟机场来了一溜车队。车队径直开向停机坪上的一架飞机旁。为首的一辆车刚停稳，便走下一位身穿长袍的老者。他，就是阎锡山。

阎锡山下车后，习惯地捋了捋头发，沿着飞机走了一圈。他似乎还思考着什么，双手时而抱在胸前，时而放在身后，双腿慢慢地移动着。侍从几次近前请求，行李全部装机完毕，是否上机。

阎锡山沉默不语。

阎生于山西，长于山西，发迹于山西。他统治山西几十年，被称作是山西的土皇帝，就是在日本人大肆入侵之时，也没有离开山西。如今，太原陷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再不走，就有可能被解放军像包饺子一样包进去了。多年的经营，将毁于一旦，此时阎锡山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他在飞机旁走了一圈又一圈。良久，才抬起头:“上机吧。”说完，第一个登上飞机。

闻知太原城被攻破 阎锡山泪水滚滚而下

阎锡山飞抵南京后，顾不得旅途劳顿，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拜会李宗仁。

这时的李宗仁正忙于与人讨论中共和谈八项条件，见到阎锡山后，只是对他说:“路上辛苦了，来京好好休息吧。”便没有更多的时间理会他了。

在李宗仁那里坐了冷板凳，阎锡山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又跑到奉化，找到下了野的蒋介石。

蒋对阎锡山的到来，显然并不欢迎。多年的老对手了，彼此心照不宣，又是在全国政局乱糟糟的形势下，各人都打着自己的小九九，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蒋介石心不在焉地询问了太原的情况，再往下就无话可说了。

“南京方面的和谈，是不会有结果的。依我之见，还是请总裁出山……”

蒋挥手打断了阎锡山的话头:“我现在已是下野之人，和谈有没有结果，自然有人负责。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

窗外，残阳如血，一线微弱的阳光照进室内。

几只乌鸦的“哇──哇──”叫声从窗口传来，阎锡山突然打了个寒战。

在从奉化回南京的路上，阎锡山心乱如麻。他人坐在车上，心里还在盘算着如何才能守得住太原。

可是一到南京，他就接到了梁化之的电报:“共军开始攻城，太原难保。”

南方战场上，解放军已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南京城里一片混乱。

阎锡山被陈纳德的专机接到上海，住进了山西省政府驻沪物资购运处。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阎锡山住在二楼的一个大套间里，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他不断让人通过电台与太原联系，为梁化之打气，要他坚持几天，他会马上派飞机接他来南京。可是，太原机场已被解放军的炮火控制，飞机根本无法接近。

4月24日，梁化之与阎锡山的五妹阎慧卿向阎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就在地下室饮毒自杀了。

阎锡山得知这一消息后，泪水滚滚而下。

两天后，阎锡山乘飞机到达广州。

阎锡山到广州后，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他精神焕发，频频接受记者采访，出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他住的地方也是宾客盈门。

阎锡山在所有的讲话中，论调只有一个，就是“集中全民力量，坚持反共战斗”。阎锡山知道，这个时候，只有鼓劲，不能泄气。只要有斗志，国民党或许还有生存的希望，要是失去了斗志，大伙将必死无疑。

何应钦辞职后，因为种种原因，行政院院长空缺，无人出任，李宗仁急于想找个帮手，便提名由居正担任。国民党中常委会经过讨论后倒是没有意见，但院长一职必需交由立法院由立法委员们表决同意。

居正属国民党桂系遗老，与李宗仁关系非同一般。而此时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关系又十分微妙，所以立法委员们对李宗仁的提议并不买账，在投票表决时，居正以一票之差落选。

行政院长一职不能老是这样空着，出于无奈，李宗仁便又推荐了阎锡山。

行政院长可是一个有职有权的位置，尽管时局不济，谁也不知道这院长能当得了几天，但对官瘾十足的阎锡山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阎高兴得手舞足蹈。可转而一想，仅有李宗仁提名是不够的，还得面见老蒋，求得老蒋的支持才行。上次居正落选，就是因为老蒋态度暧昧。但蒋介石此时已去台湾，以什么样的理由到台湾见蒋呢？阎锡山在心里捉摸开了。正在阎锡山犯难之际，他忽然接到电报，继母陈氏在台北病逝。这可是一个极好的借口。于是，阎锡山到台北办完丧事，便找到了蒋。

对于阎锡山的到来，蒋介石心里有数。一番寒暄过后，他问道:“百川兄，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是有什么事情吧？”

“没有，没有，母亲的后事已处理完毕，我来看看总裁。”

蒋介石见阎锡山说话吞吞吐吐，干脆把话挑明:“听说李宗仁提名让你出任行政院长，你有什么想法？”

“行政院长一职我想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担当，不过，我也想听听您的指示。”阎锡山见老蒋把话说明，也就直来直去了。

蒋介石“嘿嘿”一笑，摸了摸光头，“要你当，你就当嘛。”

阎锡山一块石头落了地。

蒋介石自有他的想法。阎李之间面和心不和，阎的资格老，而且反共坚决，不会买李宗仁的账，利用阎正好掣肘李。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立法院顺利通过了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一职。

在一片凄风愁雨中 阎锡山乘专机飞往台北

1949年6月13日，阎锡山在广州励志社礼堂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新的组阁成员为: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长杭立武等。在宣誓仪式上，阎锡山发表了施政演讲。他说:“新内阁的施政总目标就是要扭转时局。政治上要转乱为治，转危为安；军事上要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经济上要改革货币，抑制物价，安定国民生活。政府机关要整饬吏治，提高威信，提倡廉洁奉公，勤俭节约。” 从阎锡山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上台后并没有什么新的招数，那些大而空的口号式演讲，只是老调重弹。

总统府与行政院办公的地方在维新北路的兰园宾馆。李宗仁住北楼，阎锡山住南楼。两楼之间虽用围墙隔开，但中间有一圆门相通。院子里百花繁茂，树影婆娑。阎锡山上任伊始，十分卖力，工作累了，就到院子里来走走，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

这天，阎锡山正在院子里散步，在北楼办公的李宗仁也来到了小院。

李宗仁看到阎锡山面露倦色，便关心地问道:“阎院长，近几天处理国事的情况如何？还是要注意身体啊。”

阎锡山摇摇头，长叹了一声:“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李宗仁闻罢，默然无语。

回到办公室，阎锡山坐在沙发上，陷入沉思之中。眼下，国民党病入膏肓，李宗仁已无力收拾残局。只有请蒋介石复职，局面才有可能有所改观，我何不主动提出，请蒋先生重新出山呢！想到这里，阎起身坐到办公桌前，提笔起草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文。这份电文，既是一封向蒋的效忠信，也是逼李屈服蒋，为自己以后跳过总统府直接向蒋请示留下伏笔。看着这份电文，阎锡山得意地笑了，目前形势所迫，估计李宗仁不会不同意。

第二天，阎锡山拿着起草好了的电文来找李宗仁:“岭南局势危若累卵，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感觉总裁仍在幕后独揽全权，以后要是局势不堪收拾，我俩徒负骂名。考虑再三，我以为还不如现在主动请总裁出山，这样对时局或许会有些帮助。”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幕后操纵早有反感，他对局势也已彻底失望，他草草浏览了一遍电文，拿起笔，在文稿上签了字。 这个时候，广州的立法委员们，在CC系的策动下，也发起签名运动，请蒋介石复职。据说，当时有个山西籍的立法委员拿不准该不该签这个名，便跑来找阎锡山商量，阎告诉他说:“当今扭转国运，非蒋莫属。”

阎锡山上台后，局势不仅没有丝毫扭转，而且每况愈下，所以，国民党内的官员们讽刺说:“阎院长在施政演讲时所说的扭转时局，大概首先就是扭住李代总统转向蒋先生。”

阎出任行政院长之初，倒是励精图治，颇有一番抱负，但面对国民党内部山头林立，互相倾轧，他也感到无能为力。阎多年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他在6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争起来无理的说人坏，有理的说己好。不说事怎样做，只说人怎样用……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此时，尚有部分国民党军事力量残留在大陆，他们是盘踞在中南、西南的白崇禧集团、余汉谋集团、胡宗南集团。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计划是，让白崇禧驻守湖南南部，力图阻止解放军进攻两广；胡宗南驻守秦岭，防止解放军由陕入川。如果这两边的防线被突破，就撤入川、桂，负隅顽抗，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

毛泽东显然已看出了国民党的这一着棋，制订了“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计划，命令二野、四野及一野一部，在南方各游击队的配合下，向中南、西南纵深进攻，再回过头来消灭国民党残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白崇禧的部队还没有见到解放军的影子，就望风而逃。

10月12日，解放军逼近广州。李宗仁宣布“政府”迁往重庆办公。14日，广州解放。

11月2日，川东形势告急。解放军向西挺进，很快逼近重庆。李宗仁因不满蒋介石，跑到桂林老家养病去了。重庆只剩下阎锡山苦撑局面。此时的阎锡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害怕自己成了替罪羊，担当国民党垮台的罪责，多次电请蒋介石与李宗仁“即日来渝，共挽危局”。

在阎锡山的接连电请下，蒋介石于11月14日由台湾飞重庆。蒋一下飞机，就让人给李宗仁发电报，要他速来重庆“共商全局”。李宗仁不接电报则罢，一接电报就飞到南宁，跑得离重庆更远了。在南宁没待几天，李宗仁又飞抵香港，住进了太和医院，并发表声明:治病期间，军政事宜，由阎院长负责。

李宗仁远走香港，蒋介石暗自高兴。但李并未声明辞职或引退，又使蒋介石非常恼火。毕竟，他现在只是国民党的总裁，从“法统”上讲，只能管理党务，而无权过问政事。这使得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事到这个地步，蒋介石也顾不得什么法统不法统了，到重庆后，他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每天从早到晚会见党政要员，召开大会小会，商讨如何挽回败局的方针策略。 蒋介石在重庆忙乎了几天，最终也没有拿出阻止解放军南下西进的办法。

11月6日，广西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第十三兵团沿黔桂边境运动，切断了国民党军南逃云南、贵州的退路；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进驻广东的茂名与信宜地区，阻止了国民党军企图由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四野第十二兵团则牵制国民党军队，待其余两路完成迂回包围后，即由北向南夹击。

很快，重庆郊外炮声隆隆，解放军兵临山城。

阎锡山再也没有什么扭转时局的豪言壮语了，他带着“行政院”大小文武官员跑到了成都。

1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下贵阳、遵义后，兵分三路，直指成都。

眼见大势已去，12月8日下午，阎锡山率“副院长”朱家骅、“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人，在一片凄风愁雨中，乘专机离开成都，飞往台北。阎锡山到达台北后的当天，即在寓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国民政府”自即日起移台办公。

自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

台北郊区的菁山，种树养花，著书立说

阎锡山刚到台湾，颇有几分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意味。他频频召开新闻发布会，简述来台后的施政方针，并多次发表演讲，总结失败教训，批评国民党内的不团结，决心立足台湾好好干一番“事业”。

殊不知，这个时候，蒋介石已在重新考虑人事上的安排。

蒋介石的用人政策，是以我为中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历史上，阎锡山曾几次倒蒋，甚至在中原大战中与蒋直接对垒。蒋对他一直心存芥蒂。但考虑到国民党刚到台湾，百废待兴，一切以稳定为好，于是去台之初，对阎还比较客气。

但阎锡山有自己的个性，自任了“行政院长”后，他方知道自己这个“院长”，看似权力很大，其实是一切以老蒋的意见为是。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阎十分讨厌，但也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阎锡山还是敢说敢做，他到处发表讲话，痛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指责就是国民党的腐败才将大陆拱手相让给共产党，同时对国民党内部帮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十分不满。对国民党一败再败的战略指导思想，更是大加责难。

阎锡山的讲话，尽管是一片苦心，却处处刺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这些话如果让老蒋本人来讲，一点事也没有，而阎却毫不顾及蒋的面子，句句话带刺，这就使蒋感到难堪。于是，马上换掉阎的想法很快就在蒋介石脑子里形成。

这时，李宗仁远在美国，按照所谓“宪法”，“总统”、“副总统”缺位时，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这就是说，阎锡山在台湾就是绝对的权威。但蒋介石早就把这些所谓的“法统”丢在脑后，直接过问“行政院”的人事。

1950年元旦刚过，蒋便把阎锡山叫到办公室，说是与他商量“行政院”改组人选，其实就是通知他应该换掉哪些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形成了如下的人事任免名单:

1.谷正纲代理“内政部长”；

2.陈良任“交通部长”；

3.阎锡山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

4.“政务委员”张群辞职，由丘念台继任；

5.关吉玉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由俞鸿钧继任。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谷正纲、顾祝同、俞鸿钧等蒋的嫡系接替了阎锡山的人马。就连阎锡山本人任职多年的“国防部长”一职，也失去了。

“行政院”改组，引起了国民党各方人士的不满。一天晚上，阎锡山刚刚吃过晚饭，正在院子里散步，一帮四川籍的“立法委员”闯进了官邸，他们气愤地质问阎锡山:“这次‘政府’改组，四川这么一个大省，为什么无一人‘入阁’？”

这一问，倒把阎锡山问住了。因为他名为“行政院长”，但改组人事，他不能做主。这次改组，他圈子里的人也“改”掉了不少。但这怎么好与人明说呢。阎锡山一肚子苦水无处倒，自己没有落得好，反而处处遭人埋怨。

蒋介石频繁干预“行政院”事务，弄得阎锡山十分窝火，时间一长，他就产生了卸任的念头。

1950年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李三天之内返台，否则便视作放弃“总统”职权。

三天之后，“立法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恢复蒋介石“总统”的职位。

不久，蒋介石在台北举行仪式，正式“复职”。仪式完毕，阎锡山便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

阎锡山提出辞呈，蒋介石求之不得，暗自高兴。但是，他仍要假意挽留一番。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来到“行政院”阎锡山的办公室，与阎长谈，安抚阎锡山。

“百川兄，你行政院长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呀？是对我当总统有什么想法吗！”蒋介石没有落座，就笑着问阎锡山。

“哪里，哪里，总统多虑了。锡山我年事已高，最近身体也一直不好，唯恐辜负总统重托，行政院长一职我想让给年富力强的人来干，会比我干得好些。”

“百川先生临危受命，自任行政院长以来，呕心沥血，为党国日夜操劳，没有人出您之右，您还是好好干吧。”

“总统的夸奖，锡山实在担当不起。眼下政府来台，一切从头开始，急需年轻有为之士整治政局，请总统一定答应我的辞请。”阎锡山知道老蒋在假意挽留，但面子上的话又不得不说。

“那您认为谁接任为好？”其实，自阎锡山一提辞去“行政院长”，蒋介石就已考虑好了合适的人选，但此时他故意想问问阎锡山。

“党国人才济济，能干好的人多着呢！”阎锡山没有正面回答老蒋的问话。 蒋介石见阎锡山不愿就“行政院长”的人选发表意见，便将话头转到其他方面去了。3月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会议批准了阎锡山的辞呈，决定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

阎锡山打了一辈子仗，到了老年似乎才悟到什么。离职前，手下的人在“行政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他辞行。会后，有人将老子《道德经》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阎意味深长地说:“无珠宝而不争珠宝，不是不争，是无所争；有珠宝而不争，是自己心上无珠宝，才足为奇。人不污辱你，你不和人争，不是不争，是无争；人污辱你，你不和人争，才是不争。”这番话语，表明了人至老年时的阎锡山与世无争的某种心态。

阎锡山卸去“行政院长”一职后，第二天就将家搬到了地处偏僻的丽水街。

从此，阎锡山深居简出，将自己关在家里读书写书。

半年后，阎锡山由丽水街搬往台北市郊的阳明山边的菁山居住。 菁山原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兴建未完工的农场。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小道两旁，杂草没膝，人到之时，野兔四处乱窜。

阎锡山来到这里之后，让人略加开垦，修建了一座草庐。

台北地处台湾北部的盆地，每到夏季酷热难耐，而且台风频频光临。草庐抵挡不住炎热与台风，他便想起了自己家乡山西的窑洞。何不在这里建一座窑洞呢，冬能御寒，夏能防暑，又不怕台风侵袭。他找来当地的一位老农询问:“为什么台湾没有窑洞？”那老农回答说:“这里的土地潮湿，不适挖洞。窑洞空气不流通，再说台湾经常闹地震，恐怕窑洞受不了震动。”

阎锡山考虑了一下，说:“窑洞的这三个缺点，都有办法解决。在窑洞四周糊上水泥，就可以防止潮湿。在窑洞前后各开一扇窗户，就可以解决空气流通的问题。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一样，楼房设计能防震，窑洞设计得好，也一样能防震。”

于是，阎锡山便让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建了一个窑洞。窑洞建成后，他以自己的所谓种能宇宙观，将窑洞命名“种能洞”。后来，他又向附近的金铜矿务局租了一大片地，建了一座“种能农场”，种植了许多柑橘和松树。

阎锡山忘情于这荒山野郊，用读书、种地打发剩余的岁月。

阎锡山的儿子在美国，他在日本也有许多亲戚。据说，卸任后他曾一度想移居美、日，但没有得到老蒋的批准。让这个多年的政敌自由出入美、日，蒋介石确实是有些不放心。现在听说阎锡山改变初衷，移居菁山草庐，种树养花，著书立说，这正合蒋介石之意。没过多久，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亲往菁山探视。蒋果然看到脱下军服后的阎锡山研究学问很有心得，一副心境淡泊、超脱世外的神态，蒋介石放心了。

阎锡山的墓地茂林修竹，远山如屏，山下的台北市历历在目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10年。他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读书、思考问题，晚上10点准时入睡。阎锡山在国民党中也算是老资格了，自从卸任以后，便门前冷落鞍马稀了。这固然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更重要的一点是，阎锡山来台后，从大陆带来的嫡系不多，且从政多年，结怨太多。如他与蒋介石进行过中原大战，与政学系争夺过西南地方权力，与白崇禧争过国防部长。这样一来，势必把自己放到了与众人为敌的位置上。所以，他在菁山10年，除老蒋去看过他二三次，陈诚接手“行政院长”，出于礼仪，去看过他一次外，国民党政要，再没有其他人去看过他。倒是一些报纸的记者，出于对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经历清王朝、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以及残留台湾的“五朝###”颇感兴趣，屡屡造访菁山。所以，阎锡山潜心研究的所谓“大同主义”中和哲学，常见之于台湾各报纸，台北有些学术方面的活动，也常请阎下山出席。这对处于世人冷漠之中的阎锡山，多少有些慰藉。

离职后的阎锡山，自称是“脑不留事，腹不存食”，虽然年岁增高，但身体一直很好。他埋头写书，出版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孔子学说》、《世界大同》、《大同之路》、《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著作。

1959年，阎锡山77岁。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第二天，便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经医生诊断，阎锡山已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劝他住院治疗。

阎锡山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因记挂着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

阎锡山出院后，为了尽快完成《三百年的中国》，日夜劳顿，也打乱了平时的生活起居习惯。

1960年元月，《三百年的中国》一书终于完稿。虽然阎锡山此时的身体已不行了，但他仍雄心勃勃，制订了一个研读二十五史及十三经的计划。

这一年的5月2日，阎锡山忽然腹泻不止。第二天起床，发现腿部浮肿，经过医生治疗，身体很快康复。可是到了5月20日，阎又感不适，便请医生来家治疗。次日半夜，开始气喘。这时，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蔡锡琴赶到，诊断为急性肺炎并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病情已十分严重。

5月23日上午，阎锡山被送进医院抢救。到中午1点30分，阎病情加重，大口喘气，心脏停搏。虽经医生大力抢救，最后回天乏术，时年78岁。

阎锡山死前，曾嘱其家属七点:

1.一切宜简，不宜奢；

2.来宾送来的挽联可收，但不得收挽幛；

3.灵前供无花之花木；

4.死后早日出殡，不要久停；

5.不要过于悲痛，放声大哭；

6.墓碑刻上他的日记第100段和第128段；

7.7日之内，每天早晚各读他的《补心灵》一遍。

家属将他的日记打开，找到了第100段和第128段，只见上面分别写着: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

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阎锡山死后，台湾当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耆勋”。

阎锡山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之后。这里茂林修竹，远山如屏，淡水、基隆两条河流左右萦绕，山下的台北市历历在目。

阎生前，曾自作挽联数幅，嘱其家属在他死后，贴在他的墓地。其中有一副挽联上写道:“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阎锡山一生积极反共，据说在死前，还痛惜自己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他一生从政从军，得意的时候少，不得意的时候多。这副挽联，就是他临死前的心境表露和无可奈何的哀叹。

1912年9月，阎锡山与孙中山在太原合影

阎锡山隐居台北秉烛著书的晚年

       历史惊魂很多人都知道山西河边村的阎家老宅，而台湾北部阳明山——阎锡山最后的居所却很少有人提及。阳明山山上的阎锡山故居建在斑驳青苔的石阶上，那是五间绿顶的石房子，一代枭雄阎锡山就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0年。如果看过山西阎家老宅的富丽堂皇，很难想象菁山阎氏故居之简陋。

       五间斗室，每间都不过十余平方米，间间相连，分卧室、起居室、会客室、警卫室等。故居年久失修，门楣上阎锡山当年的手书“种能洞”，已被风雨侵蚀得颜色尽失。门旁一石碑上记录着修建“种能洞”的来龙去脉（“种能”是阎锡山的宇宙观，即世界万物的根本是种子，种子功能无穷大）。进门的正厅曾是警卫室，现在是简单的灵堂。阎锡山的黑白遗照前是一张长桌，摆着灵牌、供品。更显眼的是长桌上两摞阎锡山的著作——当年阎锡山在这座“窑洞”中所写的《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以及一些言谈思想摘编。灵堂正中挂着孙中山题写的“博爱”，两壁有黄少谷题写的“日星河岳”、孔德成题写的“勋望长昭”、郝柏村题写的“耆德之勋”，以及阎锡山的旧照。

       曾经的侍卫仍守护着阎锡山的灵堂由于潮湿，放在桌上的书基本都已受潮，里间的书房兼卧室，书架上也是一捆捆的《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起居室里两张旧沙发仍在，地上也零乱地放着阎锡山的藏书，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所有书籍大多已经发霉。墓地在距离故居几百米的斜坡上，峰峦环抱，坐北向南，远眺台北，为阎锡山生前自己所选。最引人注目的是墓前斜坡上，用水泥雕成一个三米多高的“中”字。圆形的墓丘饰以灰绿色的马赛克贴面，其间用水泥塑有“世界大同”四个大字，“世界大同”的间隙处下方，又分别嵌有四个“中”字。据介绍，墓内中线也筑有“中”字，取意于阎锡山认为：处事、为人、为政，都要“发于仁，归于中”。

       阎锡山避居山中后，经常只和秘书、侍卫一起开开小组学习会，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但1960年阎去世时场面却非常隆重，蒋介石亲临致祭，题颁悼匾，同时还有一千五百多人的送葬队伍。几十年来，阳明山上的住客越来越多，阎锡山故居的门庭却依旧冷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时还一度借修路要征用阎锡山墓地，后经阎锡山的秘书、警卫多方呼吁和台北市派专家研究论证，认为阎是历史名人、国民党元老，台湾政府才放弃修路的计划。而今这座空荡荡的故居只有一位守灵人，就是阎锡山曾经的侍卫张日明老先生。

       原籍山西大同的张老先生二十岁随阎锡山来到台湾，并迁居阳明山，至此从未离开。故居中没有卫浴设备，张老先生后来就搬到山下去住，但和上班一样，每天早晨八点左右都会搭公车上山，晚上六点多再搭公车回家，四十六年从未间断。“来这里浇浇花，或者烧烧香。”老先生话不多，谈起阎锡山，憨厚的脸上是恭敬和感激：“他待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忠诚也是有力量的。

        2006年10月，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曾到阎锡山故居做节目，他特别请工作人员支开张老先生。向来敢说敢骂的李敖，也不好意思在张老先生面前批评其心目中最尊敬的主人。而张老先生坚持不肯离开，一定要听完李大师如何评价阎锡山。幸而，李敖最后总结评价“阎锡山还有很多长处”，“基本上比起蒋介石这些人，他还是好的”，“在现代的社会里，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么有特色的人了，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蛋”……让张老先生展颜。

       阎锡山，统治山西省三十多年的一代枭雄把最后闭居于台湾小岛的十年时光都用来秉烛著书，畅想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面对随护，侃侃而谈人生道理、潮流思想。回想阎锡山曾在生前为自己作过一幅挽联：“有大需要时来，终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想必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阎锡山，心中恐怕也有无限感慨吧。（文/孙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