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悬壁长城看后感:真实的走西口与晋商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23:58:08
明初，边塞军需吃紧，运费昂贵。明政府鼓励商人向边塞运粮，给予“盐引”――即直属国家专卖的盐、铁买卖。加上晋南运城的那片盐池，“政策+资料”诞生了晋南的盐商，这是明清晋商的起始了。盐池作为自然资源自古就有，所以，明政府的“开中制”是晋人“下海”、晋商兴起的直接原因，于是晋商贩运粮食至塞外“九边”（散布长城沿线的九处边关要塞），这条贯穿了山西南北的大商道，使众多山西人投入其中。明隆庆年间，政府又开放了边塞贸易市场，即著名的“封贡通市”，从此，土地贫瘠“竭丰年而不足食”的山西人被迫踏上了“走西口”的悲情商路。所谓西口，原指晋、蒙交界处――右玉、和林格尔、凉城三县交汇地，右玉县境内一个著名的长城关塞――杀虎口。
范氏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清初以白银为本位货币，但民间交易多用铜钱。国内铜缺乏，康熙年间起从日本进口铜。最初由沿海民商承办，用国内的丝绸、茶叶、电器、药材及其他杂货换取日本的铜，利润极高。据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范氏联络张家口5家皇商，要求承办对日铜贸易。从乾隆三年起，范氏进入铜业贸易。在乾隆二十九年前，范氏贩铜每年 60万斤，占进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贩铜 140万斤，占进口量的1/3强。
为皇家运军粮是一件风险相当大的事，皇家是只享受利益而不承担风险的。范或者出于爱国之心，或者是对皇家的报恩，或者是利用皇家之势谋求更大发展，不仅主动请缨，还一再降价，军粮的价格包括粮价和运杂费在内，开始时每石为 40两白银，以后主动降为 25两，19两，甚至更低。而且，还承担了风险。《清史稿》记载，雍正九、十两年，“寇犯北路，失米 13余万石，--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尤其是雍正十一年，运往科布多的军粮因大兵撤回，返运内地。当时粮价定为每石 28 两，范按此价付给丞运户。但户部却要按内地价格核销，并向范追缴价差260 余万两白银。除用应付而未付的90 余万两抵销之外，范尚欠户部170 余万两，限定五期还清。这就种下了范氏衰败的祸根。
皇室允许范氏承办对日铜贸易，有让范氏赚钱还款之意。但范氏的官办铜与民办铜不同。民间贩铜十分之六按官价上交官府，余者可自销。但官办铜完全按官价上交。官价比民间价要低20%-24%( 约3.5-4两银子)。而且，范氏还要自己筹款办铜。到乾隆四十六年时，日本铜资源缺乏，政府又限制出口，铜已无利可图。范氏累计欠户部330 万两白银。乾隆四十八年，范氏被抄家，显赫一时的范氏就此衰败了。范家也是晋商历史上起家最早，没落最早的家族。封建社会中，皇权高于一切，只有借助皇权，走官商结合之路才能把商业做大，成功的商人莫不如此。但皇家给商人特权，并不是为了支持商业，而是借商敛财或巩固自己的统治。根深蒂固的重本轻商思想和对富商的敌视，注定了皇家最终要用权力限制、打击商人。这就注定了封建社会的商人逃不出“成于官、败于官”的循环。范氏的兴衰史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走过“杀虎口”逐步成为“走西口”的别称
（作者：陆华农）
1691年漠南蒙古49旗王公、漠北蒙古各部之王齐集多伦诺尔，康熙帝宣布喀尔喀蒙古实行旗制，漠北蒙古正式隶属于清朝。建立于十三世纪末的忽必烈鞑靼帝国最终灭亡。
清朝立国之初，为了割断蒙汉之间的联系，在蒙古与内地交界的绥远和察哈尔地区设立了大片禁耕区，对蒙人入关和汉人出关进行严格控制，进出关口需由杀虎口管理机构开具票证。随着禁令的弛废，入蒙屯垦的内地百姓增多，杀虎口的人口流量也日渐增大。
可以看出，西口文化立足于山西右玉杀虎口，无论是明代卫所制度中的杀虎堡，还是清代康熙帝经杀虎口被征葛尔丹，西口的军事功能最为突出。但随着国家安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政府和皇室指派官员监督杀虎口关税，并且是蒙古贵族朝贡清政府的指定经行关口。
最早与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
（作者：陆华农）
清朝康熙(1696--1697年)，时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部驻防“杀虎口”，太谷武家堡(紧邻祁县晓义) 王相卿；祁县城内义井巷人张杰，祁县祁城村史家巷人史大学三人在该部当厨夫或杂役，在平定准葛尔部葛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路途遥远如入不毛之地，有时候连水也喝不到，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最苦，就让准商人随军贸易。军队所到之处，商贩也相与追随，供给日用杂货。
王、张、史三人常去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买卖用品。北当地人称为“丹门庆”（既是蒙语卖货郎）不觉就学会了几句蒙古话，可以与当地的蒙古族人讨价还价。蒙古人不懂价格，只要他们缺货就拿自己产的牛羊马匹来与汉人交换。
当时王、张、史三人为了买一头羊与蒙古人商量价格的时候，张杰的军靴受到了对方的喜欢，于是他要以货换货，张杰拿手指头指了指鞋子，伸出手掌要拒绝，连连挥手，但是对方却慷慨的牵过五只羊来。五只羊按当时报价比一双靴子要值钱多了，王、张、史面面相觑，喜形于色连连举手示意成交。
从此以后，他们通过这个的以物换物，赚取差额逐渐手里积攒起了一笔最初投资开号的银两，因为归化位置特殊，是进入蒙古必经之地所有入蒙屯垦的内地百姓增多，人口流量也日渐增大。当时的买卖人“丹门庆”已经成为连接内陆与蒙古贸易交往最重要的枢纽。
他们随军至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前营)和科布多(后营)，以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组成了集体小商伙——吉盛堂。该商号在初创时，营业很不顺利。资金周转困难，作为起步初期的小商贩，会在过大年的时候，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个人已经揭不开锅，只能喝些米汤过年。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之时，有人在帐篷外敲门，三人诧异的起身迎接，原来是一位高大魁梧面貌疲倦之极的蒙古族人在打着手语要吃点饭食。看来，他是急于赶路，好久没有吃到热饭了。
王相卿、史大学、张杰齐声招呼，热情接待，难堪的是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大鱼大肉可以招待客人，王相卿把自己仅有的米汤让给壮汉喝。这个一壮汉喝完米汤后精神好多了，他左右看看他们的小店铺，连连称谢。起身说是出去办点事，便留下包裹走了。王相卿、史大学、张杰送走陌生人后回头一看，对方手里的包裹没有拿，他们再追出去时已经看不到大汉的影子，他骑着彪悍的白马已经消失在茫茫戈壁里去了。“这个人也太着急了。”三人摇头的同时王相卿说：“人家发现消失了钱物一定会回还来找，咱们等等吧。”
一晃到了晚上已经上灯时节，屋外只能听到寒风在肆孽着呜咽，再也没有嘈杂的马嘶。这个壮汉一定是不会返回了。就着昏黄的油灯，他们小心翼翼的打开包裹一看，原来是一包白银。正是天无绝人之路。已经咕咕叫的肚皮再次欢快的鸣叫起来。三个人面面相觑后郑重的商量决定暂时挪用壮汉留下的银子作为商号资本，扩大经营。等壮汉回还的时候连本代利一起回还人家。
此后，商号生意十分顺利，赚了不少银两。他三人觉得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财神变化成壮汉给他们送来了资本。便把原来那位壮汉包裹里的银数留过，作为财神股，把此股所分红利记入“万金帐”，作为护本。同时，为了纪念他们创业时过大年喝米汤的日子，规定每年正月初一商号要喝一顿米汤。
后来小买卖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大、做强，直至把买卖做到了库伦（今外蒙古）和俄国，在呼和浩特市舍力图召延寿寺佛殿前阴山古刹横匾为雍正二年甲辰大盛魁敬献)的匾额上可见是于康熙末年改名为 “大盛魁”商号，还把总部设在了当时清朝统治下的外蒙古地区军事政治中心乌里雅苏台。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古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大盛魁”的经营为康熙平叛葛尔丹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随着国内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大盛魁”商号总部便迁回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
按照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和要求组织货源，对蒙民和喇嘛需要的专用产品，一般实行专门订货，不随意采购；针对蒙民手头无现银的情况，他们采取以畜产品抵价和赊销的办法；它拥有清廷所发的“龙票”(即盖有皇帝印玺的经商信票)，以放“印票”帐(“印票”即为清代蒙古王公贵族需要贷款银两和赊购货物时，由蒙旗官府开据盖有官印的借契。并在借契上注明：“父贷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它具有金融债券的性质。)为主要业务，经营日用百货、牲畜、皮毛、药材。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都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大盛魁的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驻归化城（呼和浩特），其经营的基本地区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乌、科两地柜上的店员，在柜上住过三年，学会蒙语以后，就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各帐篷售货。基本上是一个店员，再雇一个蒙民，两个人骑两只骆驼，另用两只骆驼驮货，贩运的商品有砖茶、生烟、洋布、斜纹布及针线之类，走串蒙古包送货上门。
夏天卖了货，便换成羊马；冬天卖了货，便换成皮张。同治年代时，大盛魁看到茶、烟销路好，为了适应蒙民们的口味和运输上的便利，与茶商、烟商一起制出名牌“三九砖茶”和“祥生烟”，而且产品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定型，买卖也越做越大，颇受蒙民们的欢迎。
大盛魁用砖茶、生烟、绸缎、糖、铁器、木碗、蒙古靴子、药材与蒙古人以物换物换回牲畜（马、羊、牛），皮毛等销往山西左云、右玉、浑源等地，牛皮多运销张家口。羊肉运往北京，河北等地。每年贩运羊最少十万只，最多可达二十万只，每年贩运马最少有五千匹，最多两万匹。象大盛魁这样长期长途贩运羊马的商号，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采办、运输、销售、汇兑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22个省，几乎垄断对俄国和蒙古的贸易。
为了运输货物，就归化与乌里雅苏台之间就有1500峰骆驼，那么运送到全国的货物所需要的骆驼又有多少呢？大盛魁最鼎盛的时候，从业人员有7000余人骆驼2万峰。这期间有多少驼工，管家常年风餐露宿在这个庞大的运输线上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归化城的日渐繁荣与东家财富的巨大积累可以用数字来做最好的说明。大盛魁资本近亿，道光时，三财东的财股，王相卿为3000万两，张杰、史大学各2000万两，经营范围之广、贸易总额之大(一般年份约1000万两)、获利之多，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是罕见的。
乌里雅苏台是外蒙的军事中心，科布多有大盛魁最大的分庄。大盛魁春节的对联即显现丁其昔日的创业之路：
戴月披星似鹏程，历尽沙漠极边路。
栉风沐雨若豹变，鸿开乌科万世基。就是对联上也写着鸿开“乌科”万世基，“乌科”就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地。“骆驼房子”的兴起与驼工的艰辛生活
（作者：陆华农）
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大盛魁采取了机动灵活的贸易方式，本着利大大干，利小也干的原则，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的业务。其实际经营范围，大致分为四大部分：放“印票”账、日用百货、牲畜与皮毛、药材与土特产。大盛魁对外蒙古地区的贸易，不是依靠开设铺面、在柜台上做生意，而是依靠骆驼，组成商队进行流动贸易。它基本分为两种：一是到各蒙旗进行流动贸易，二是走草地串蒙古包从事零星售货业务。在外蒙古这种流动贸易商队，四分之三属前营柜管理和领导，其余由后营柜及在光绪年间开设的库伦分庄来管理。这两种贸易商队经营商品非常广泛，大致分为六大类：穿戴服装用品、饮食茶点用品、生产工具用品、家具器皿用品、装饰头戴用品、宗教祭祀用品。同时对蒙古王公贵族、上层喇嘛，则按其欲望供应精致奢侈的物品，收购的货物主要为牲畜、皮毛、药材和土特产品，牲畜主要是羊马，活羊是易购易销的大宗商品。
大盛魁走货品种多、数量大，多数货物走归化城至前、后营这条运输线，归化城至前营四千余华里，前营至后营一千余华里。沿途要经过漫长的戈壁，有十八站没有河水，须打井。在乌里雅苏台东南路上，还有雪山。这条路路线长，很难走，要是自己没有大量的运输工具，或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相应的设备，是不容易通行无阻的。
大盛魁运送货物，全凭骆驼。前营柜设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骆驼饲养牧场，饲养的骆驼，少则1500峰以上，多时超过3000峰。后营柜规模更大，经常养牧着5000峰左右。大盛魁每年由归化城运往外蒙的货物，通常是以骆驼房子的数目来计算的。每年派出去的骆驼房子，也没有固定的数目，通常出十几顶房子，少时八九顶，多时二十几顶，总之出房子之多居归化城各大旅蒙商之首。
每顶房子包括14“把子”骆驼。每一“把子”有14只峰到20峰骆驼组成，加上领房子掌柜们的乘骆马4峰，总共200峰，按15顶房子计算，共有212把子，2940只骆驼。每顶“大房子”跟有护守夜的藏獒七、八条之多。“中房子”和“小房子”一般为大盛魁分庄小号派出，每顶“中房子”约有180峰骆马，小房子140峰骆马。大盛魁跟房子的藏獒总数，少的有六七百条，多的达到1200百条。从藏獒的数字可以推算大盛魁在驼运路上跑运输的役驼最高可达到2万多峰，一般年份在七、八千峰。
“骆驼房子“在沿途的食宿都是临时支架的房子中进行的，这些房子按规格也分为大、中、小三种房子。大房子直径为一丈五尺五寸，可容纳40余人；中房子直径一丈三尺五寸，可容纳三十余人；小房子一丈一尺五寸，可容纳二十人左右。
领房子的掌柜是经过艰难跋涉经验而成长起来的行家里手，他们无论是在漫漫长夜还是在风沙弥漫的旷野，在风雪扑朔的寒冬还是炎热酷暑，雨雾弥漫的秋季皆可以找到水源与辨别方向，可以给人与牲畜及时的看病，也可以在一路上做最好的说书手，给寂寞难耐的路途增加神秘与期盼。
到了外蒙古以后，就把每把骆驼，作为一个单位，改组为小房子，分别到各旗进行流动贸易。在每顶房子中有负领导责任的领房子的，有管理引路寻水及安排食宿的班头，有负责给骆驼治病和给马钉掌的先生，还有轮流下夜和挑水做饭的工人，一队骆驼要带七八个或十来个巨獒，为夜宿防狼。
驼队走的时候，按人数预备两个月的白面、莜面、炒面、炒米和相当数量的黄酱、黑酱，同时还炒些猪羊肉炸酱，吃完后路上买羊，陆续再炒。大盛魁在运送货物方面也有自己一套经验。如包装木碗的时候，碗与碗之间垫些稻草，用毡包起来，上过铁钩子使劲捆好，往前后营发十几个驮子，走四五千里路，驮子起卸百十次，到了地头一个都不损毁。这条路上有甜水，也有苦水，苦水人不能吃，就得驮上甜水以备做饭煮茶。它订制的水桶，用的是伏天烘晒干的木板。做的时候，桶上有四个木楔子，不一次往下打，要经过风吹雨洒太阳晒。晒上十来天，才往下打一次。打上三四次，就钉得很紧了。外面再加上三道铁箍，走上几千里路也不会漏水。
在每年的清明节后，都要给骆驼灌服大黄，绿豆汤与麻油，对骆驼进行身体内脏的修整就像给汽车进行养护一样，换润滑油，加水和电瓶充电，对有伤的骆驼精心治疗，可以说一顶房子的人畜安全都由领房子的掌柜一个人负责，到了住宿的“程头”后，架设灶台，房子，检点用具，喂食藏獒等后勤事物则由记账先生管理，骆驼离群则由先生骑马去寻找。
大盛魁骆驼房子从归化到乌里雅苏台叫“跑前营”，来往于科不多叫“跑后营”，来往于古城子叫“跑古城”也叫“跑大西路”或者“跑小西路”。当时从归化城到外蒙古和大西路的驼道，有七、八条，当时大盛魁的大量货物来往于前后营。
从归化城派出的“骆驼房子”来往于前营，全程计60站，约5320里。来往于后营全程计73站，约6620里。来往于乌兰巴托，也称库伦路，全程计39站，约2870里。来往于古城子的第一条路叫大西路，计72站约5340里。第二条小路计72站，约5470里。
在蒙古未成立以前，大西路，小西路一直是归化进入新疆的主要驼运通道。它是沿着内、外蒙边界行走，时而在内蒙古境内，时而在外蒙古境内。1924年外蒙古独立后，封锁了边界，中国的驼队再也不可以在外蒙古地界跑运输了，所以当时驼工们唱出了一段《驼工泪》描述了断掉这条路的痛苦与心酸。歌中唱到“拉骆驼，走后营，蒙古独立路不通。
人家说咱是外国人，
扣住骆驼不放行，真是吓死人。。。。。。
闯西北，走古城，
盛世才关了进新疆的门，
妻儿老小难撇下，
眼泪湿衣襟，
再也回不了归化城，
孤身沦为异乡人，
外蒙新疆走不成，
只好走甘宁，
躲管卡，怕散兵，
遍地土匪活刁人，
拉骆驼人儿不保命，
苦死个受苦人。。。。。。”
1892年的归化城用于骆驼房子经营的商号就有十二家，这些商号的前十家去蒙古喝土耳其斯坦各地，甚至去张家口把销往俄罗斯的茶叶运往库伦，后两家则专派自己的骆驼队走归化城到古城一带。在归化城还可以找到上百家有三、四十峰骆驼从事运输生意的商号，在归化城汉人可以供租赁的骆驼总数就有七千多峰，大盛魁除了自己养骆驼队，同时也租赁其他商家的骆驼队，可以说当时的骆驼队就像现在的运输公司一样，这些“沙漠旱船”把成千上万的各种货物驮来运往，驮出也承载了大盛魁与蒙商人两个半世纪前后260年的贸易辉煌，这样的辉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这些艰辛的驼路上有多少工人客死异乡，在沙漠戈壁垒垒白骨的背后有多少痴男怨女在用青春、血泪，乃至生命编就大西路贸易的辉煌，他们带给大西路的不单纯是货物，更有先进的生产资料与先进的管理营销制度。
可见一个大盛魁就有如此众多的山西人来到西口，他们在240年之久的大盛魁经商历程中只能算是巨大赚钱工具里的一枚螺丝钉，但是这样的螺丝钉会磨损会淘汰会死亡，那么先后有多少代人在里面繁衍生息，这个具体数字只能在浩瀚的历史里漫漫查找了，但是最保守估算，大盛魁一家商号运输出去口外的人不下5万人，这些劳动者同时也是贸易交易中间接的收益者繁华了西部也改写了西部。这些面孔浩浩荡荡绘就了一幅生动的画卷让回顾那段历史的人，心潮澎湃也同样内心沉重。
在晋中各县的地方县志中有烈女志记载。出口外讨营生的年青人新婚不久便要离家别妻，四年过后，到了归期，送回乡里的是一口棺材，新婚媳妇守着幼儿只能艰难过日。当时妇女地位及其低，寡妇再嫁是辱没门厅没有脸面的一件事情，于是有的女人选择了自杀，有的选择了抚养孩子继续长大。在《介休志。列女卷》中可以查到这样的事情多达百人。全是年轻寡妇，守老终生，有贞洁牌坊做她们最后人生的见证。清朝时期更多这样的记载，可见当时年轻人外出讨生活之风更甚。
大盛魁的财东2／3；是祁县人，大掌柜和店伙中的祁县人也很多；最出，名的6个大掌柜中就有4名是祁县人。当时祁县人口约10万人，竟有2万人经商，有一半的家户中有商人。
这也孕育了晋商历史上著名的“祁县商帮”，祁县乔家起家的时候就同样是走出口外在包头开设草料店，兼营豆腐、杂货。后来乔家成为票号业的翘楚，给他家当大掌柜的人贾继英成为清朝第一任银行行长。祁县渠家，同样走西口包头做小买卖起家，后人成为近代工商业的代表性人物开办火柴厂渠本翘更是山西近代保矿第一人，为了不让英国商人夺走山西煤矿开采资源，他第一个站出来投资入股买矿产权，争矿运动胜利后担任了山西保晋矿物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成为山西创办名族工业的杰出领导。渠家的祖先就是当年走西口的第一批人，1369年他的祖先在祁县也不过是贩卖麻绳的挑货郎。以下会一一缀诉。
这个故事得重头说起，乾隆年间有一次库伦发生灾情，粮价暴涨，库伦分号为了把这一情报报告给总号，便让一只藏獒带信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当总号大掌柜收到藏獒带来的信息后，立即大购粮食，囤积居奇，不久驮着粮食的骆驼与立下汗马功劳的藏獒同时经过跋涉进入库伦，大盛魁的商号外面挤满了前来购买粮食的人，藏獒摇着尾巴，悠闲的蹲在商号前看着热闹的场面，如果它会表达，一定会告诉人们，给他们粮食的不单纯是大盛魁更有自己的功劳，大盛魁的商机把握的好，同样也离不开藏獒的灵异与忠诚，从此后大盛魁开始养藏獒，一为了看家护院，更为了守护自己店面的安全，再就是为更大的贸易发展做最充足的准备，藏獒被誉为神犬。
传说中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布达拉宫脚下，居住着一群勤劳善良的游牧民族藏族。有一年冬天山洪暴发，大地被冰雪覆盖，瘟疫横行，正当藏族人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牲畜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时，忽见许多身披袈裟，手摇禅铃盘坐在高大凶猛的坐骑上的活佛从天而降。活佛的坐骑就是藏獒，活佛和藏獒的到来，使冰雪熔化、大地复苏、瘟疫消除，解救了善良藏族人们。故在青藏高原，藏民一提起藏獒，都无不对它崇敬有佳，认为藏獒是上天派来的使者，是神犬，是牧民的保护神。
漫漫路途，沿途有的地方没有水源，必须带好充足的水与干粮，但是气候多变的条件下，遇到沙尘暴就得暂避，骆驼队就得延误行程，这样水与干粮也就会成为重中之重，直接干系到人与骆驼的安危。尤其在恶烈的环境之下，人要是得病更是火上浇油，置于生死之地的困境。
大盛魁商号经理在过草原的途中病倒了，当时没有可以用于治疗的药品，但是大掌柜是整个骆驼队的主心骨，主心骨病了，谁来驾辕前行？成为所有人心里的问号，再往前走，方向错了怎么办？遇到狼群怎么办？整个队伍陷入恐慌与忙乱之中，与大掌柜朝夕相处的藏獒嗅着大掌柜的衣袖，呜咽着，它刨了刨前蹄，意识中它感觉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事情为大掌柜服务。痛苦弥漫之间大掌柜写了张字条，绑在藏獒的前蹄上，拍拍它巨大的头颅，“去归化报信去吧，让他们快点派人来，我快不行了”。说完大掌柜眼睛里蓄满了泪水，让他人领着藏獒给它特意吃饱后，领着它指着来时的路催它快跑，原地返还。返回总号报信求救，只能也只有藏獒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极具灵性的藏獒加快奔跑的速度，用了一天的时间奔回总部，总部看到字条后，及时准备最彪悍的马与年前掌柜，拿上药品让藏獒重新带路往回赶，最后及时救了这位经理的性命。
为了纪念藏獒在生意与救人上的成功，大盛魁在股份定制上特别给狗也顶了股份。藏獒死后皆厚葬，不得吃食狗肉，更不得慢待藏獒。它们是性灵之王，对人有着血浓于水的报答之情，有得时候人会背叛，但是藏獒从来不会背叛自己的主人更不会陷害自己的主人，古人云，“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在大盛魁的历史上给狗顶身股不单纯是对狗的尊敬更多的是对人贪婪欲望之心的鞭策吧。在制定股份的同时，大盛魁不忘滴水之恩的股份制度同样昭示着淳朴厚道童叟无欺的山西晋中商人经商“忠义”“诚信”的品行道德标签。 （作者：陆华农）
乔贵发早有耳闻，幼年丧父母，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乔贵发只能去祁县东观镇舅父家生活，长到16岁后再无理由继续在舅父家过活，他回到乔家堡自己给他人抗苦力为生，有道是自古笑贫不笑娼，在亲戚眼睛里早年丧亲的他根本不被人们重视，本家侄儿结婚是个好事情，在农村认亲是结婚典礼上一项重要的程序，乔贵发作为叔叔，结婚的新人本来应该给他敬酒，喊“叔叔“他也应该给新人见面礼金，主管看见乔贵发单身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成家就没有安排新人与他见礼。本来乔贵发提前就准备好了礼金，但是对方根本没有把他安排到见亲的行列里去。乔贵发恼怒之下与官家发生了冲突。血气方刚的他感觉自己北小看了，他心里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活出个人样子来让本家亲戚再也不敢小瞧了自己。
春暖花开后，乔贵发一个人背上行李悄悄地离开了乔家堡，去了贾令镇。当时祁县贾令镇位于官道要冲，是南来北往的商人驼队的必经之地。驼队中常有祁县人，乔贵发招呼这些管事的大管家，“去哪里呀，你们。要人吗？”
“我们去杀虎口，你一个人？”
“对呀，捎上我吧，我是祁县人，你们那里大盛魁的财东是我老乡。”
“你也知道大盛魁？呵呵，那来吧，不嫌苦，你就当伙计吧，负责搭骆驼房子喂牲口草料。”
“有银子赚吗？”
“你小子，人小鬼大，怕跟我们赚不到钱？你可知道现在是盛世，去外口做买卖的人越来越多了，怕苦就继续过你的穷日子吧。你想来大掌柜不一定愿意要呢！”
驼工边说边走，驮着绸缎与粮食的骆驼队伍延绵起伏，浩浩荡荡，每一个沉重的脚步都像鼓点打在年轻乔贵发的心上。
“我跟你们走。”他毅然决然的跨入散发着强烈异域气息的驼队中。乔贵发的机灵和勤快劲儿让队友很快与他成为了朋友，口外——一个陌生神秘与充满光明与机遇的崭新世界在等待着他。
在做驼工的日子里，乔贵发逐渐积累了点银两，与他一起工作的有个山西徐沟大常镇姓秦的老乡，他们每天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在大掌柜的账上流淌，为什么自己就不能独掌一面呢，当时的驼帮这么多，需要服务的人也越来越多，外口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家乡的风味小吃可口，在这里经商的大多是山西人，要是开个山西风味的小吃店一定赚钱。两个人瞅准商机，一致决定，卖豆腐与刀切面。投资小而见效快。说干就干，在包头的西垴包是打工者聚集的地方，房租便宜，人员众多，可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既然要合作，两个人就结拜为盟认做了生死弟兄，反正乔贵发也是单人独户认个弟弟心里上也倍觉温暖。
小买卖就是赚得辛苦钱，最初的几年生意举步维艰，两人经商经验不足，乔贵发不免回头丧气，他打道回府重新回到乔家堡种地去了，老秦继续留在包头做草料生意，做豆腐就得储备黄豆，老秦为了生计大量的准备了黄豆，第二年结果黄豆竟然城了紧俏货，随着大量移民的人群加入外口包头，豆腐的销量也水涨船高，黄豆涨价是情理之间的事情，老秦不知不觉间就赚回大把的银子，乔贵发与自己共同创业，他没有挨得住艰苦实在是可惜，为了重新找回伙伴，做买卖也的确需要帮手，乔贵发是老实人，老秦信任得过他自然就把他重新叫回了包头。
两个人重新聚首，协商既然有了第一桶金，也应该像模像样的给自己的店铺起了名号了，经过苦思冥想，乔贵发问老秦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让所有人全来买咱们的货物”。
“但是，你的铺子也得盛得下这些人呀。呵呵。”两个人为自己的想象都笑出了声。“做买卖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得让人们认可咱们，咱们是做公平的生意，为天下人服务。”
“对！”“广大，盛得下，公平。”
“咱们就叫“广盛公”。
“好主意。”两个人为了这个广盛公重新选了个新地址，人群更密集的地方，放鞭炮重新开张了。
经营的项目有米、面、油同时贩卖马匹，粮草也做粮盘与钱盘投机生意。在包头的三十年时间里，两个人已经成为公认的财东了，在乾隆中期乔贵发回老家娶了一程姓寡妇。在1787年乔贵发告老还乡，商号全由三个儿子接手经营。
乔贵发共有三子分别以三个儿子的堂名名义做财东，分别是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 3万两，业务仍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倒卖“买树梢”蚀本。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作抵押，商号借钱给农民。乔贵发的二儿子当时流行“买树梢”就把银子投资到“买树梢”中，这实际是一种农产品期货交易。
春夏之交议定一个粮价和数量并付了银子，秋后不管市场粮价如何，都按这个价格如数交易。二儿子看到包头粮食市场上巨大风险里所包含巨额利润，眼红了，心动了，他要一试身手。开始，他在粮食丰收，粮价低落的秋天，摸准行情，大量买进囤积，到第二年春季粮价上扬时再抛出。这一进一出，也就三五个月时间，却相当于做日常买卖一年的赚头。做这种大买卖和做日常小买卖相比，正有一种游龙见鱼虾和鹤立鸡群的感觉。这种赌博性质的买卖大多赢少输多，充满偶然性广盛公这次“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幸当地往来“相与”支持，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广盛公得以苟延残喘。在这三年里广盛公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大有余利。秦、乔认为此乃复兴基业起点，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
乔贵发共有三子，长于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后继乏人，人丁缺少，故长门所营商业较逊色。
次门全义，生子致远，堂名宁守堂。致远生二子。长嵘，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乔超五是咸丰九年（1850）举人，光绪初补新城知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弟秉承遗训，追求功名，故乔姓这一支，父子、叔侄、爷孙、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长子致广，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术荣门阀”，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于是决心继承租业，在商界大展宏图。致庸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他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在致庸的精心经营下，乔氏“在中堂”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人称致庸为“亮财主”。
从此乔家子弟恪奇祖训，定有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乔姓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在浪费，渐从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乔家的复盛公字号，无论是对一个家族的贡献，还是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或者是它的持续时间（150年）和兴盛程度（称雄包头并先后在包头繁衍了十几个独立的分店），在中国商业史上都应该写上重重的一笔。
道光元年（1821年），改“商贾会馆”为“大行”，除管包头地界的工商事务外，还兼管打架斗殴，民事诉讼，支应差役，迎送官府等事务。
道光三十年（1850年），7月，黄河大涨，托克托城南河口镇码头被淹，巨商多移包头镇。西路船筏改在包头南海子码头停泊。从此，包头成为黄河中上游水运枢纽。
复盛公成为乔姓之商号后，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 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作者：陆华农）
乾隆初年，山西榆次常家常威父子己经在张家口创立了大德常、大德玉两个颇具规模的字号。常威在自己还乡养老之前，将两个字号，分别交给长子常万玘、三子常万达经营。使常家逐步形成了以常万玘、和儿子怀珻、怀珣后来北称为“南常”；常万达和儿子怀玗、怀玠、怀珮后来被称为“北常”、为核心的两个商业集团。这两个集团，互为援引，携手发展成为张家口的重要商家，在常万玘注重以张家口为大本营，稳扎稳打，向国内各大小城市延伸的同时，常万达的目光更远大，他毅然采取了向俄蒙发展，搞国际贸易的方略。
“北常”成为西口贸易中茶文化的标杆力量，这个主力军在当时通过恰克图进行的中俄贸易，90%是茶叶。常家则占其中的40%。不得不说茶商里的翘楚非北常莫属。
讲到这里得停下来说说榆次常家。
在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常家祖先生活贫穷，为了养活一家老少在青苗不接之时要从榆次的东南角车辋翻越一座叫银垭山的隘口，当时这个山头经常有传说中的白狐仙出没，因为山体是银灰色的石头山，寸草不生，方圆没有可依托之树木与遮挡，山峰陡峭，山势凌厉，许多人路过银垭山皆加快脚步，感觉脚下有呼呼风声似乎是白狐仙在作弄百姓出来作怪。翻过银垭山便是注明的涂水发源地庆城，再往下便是蔺相如的故里相如村有蔺郊无霜的典故在昭示后人，这里人杰地灵，至古便是官家交通要塞，地利突出，历史悠长，常家祖先去庆城是为了给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讨点吃食，庆城有茂密的森林，即使没有饭食可要也可以采点野味。常家祖先翻越银垭山到庆城一天一个来回，身体极度困乏，春天经常刮风，倒春寒让单薄的他无力支撑自己单薄与疲倦的生命躯体，终于在一天回家的黄昏，常家祖先倒在了银垭山的隘口上，毛尖处恰巧像是倒在了银元宝的顶梁上，由于这个山本来就是石头山，没有土可以安葬，人们路过就给裸露的尸骨盖上块石头，日子久了石头坟堆自然形成，更有好事的人说在常家祖先逝去的当晚有一道红色的霞光直奔了车辋村去，那是转世的灵狐在庇佑常家，常家从此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发不可收拾，做什么什么顺，就像坐上了顺风船，再也没有比他们后人更让人羡慕的前景了。
银垭山上的风水让常家无意中独占了。已经成为当地老乡世代相传的典故。
由常仲林一世起家到八世常威时，常家刚开始富裕裕起家，即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峙等处。
常家是口外文化商人的典型代表，他们不单纯代表着茶路的兴起与对俄贸易的崛起，更代表着儒学治家的严谨与豁达仁厚，在整个晋商后裔里面许多晋商后裔皆吃习鸦片，生活奢侈，昏天黑地的过着不理事世没有理想与未来的混世魔王生活，倒家败祖，有的甚至于挖祖坟过活，冻饿街头而亡，但是常家后裔却一直独领风骚，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在晋中故土与国外过着同样世家风范的生活，有的仕途做官、有的高等学院做教授，仍然令他人仰慕。可以说是智慧人家，道德楷模。
常氏发迹之后，氏族分居，添房盖院，分为“南常”、“北常”。
“南常”以万已为代表，为“世荣堂”；“北常”以万达为代表，为“世和堂”。
俄国对茶叶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从明朝开始，就不断地提出了贸易的要求，雍正五年，清政府与俄国终于签定了《中俄恰克图条约》，雍正八年，开始了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的修建，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开始双方贸易并不顺畅，十多年过去了，贸易额还只有十来万卢布，尽管如此，常万达却在艰难中看到广阔的前景。乾隆十年，他断然将大德玉改为茶庄，在不丢内贸的同时，将主要财力、经力，投到了对俄贸易中，开始了开拓万里茶路绵延二百余年的壮举。
这个时期常家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得人物，创立“学而优则贾”家训的常威开创了常家未来的万世共享的教育理念，引领常家后人在做人，处事，人生观的建立上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底蕴，是常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开拓万里茶路的常万达则是常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他引领常家从单纯的小买卖走向辉煌的极其具备垄断性质领域的茶路上来，南下买茶山，北上开辟俄国市场独领风骚200年。
近七千余里。
常万达独创的安化花卷茶
最有名的当属常万达独创的安化花卷茶，俗称千两茶，是全世界独有的茶品，因其造型古朴，单件重量大，工艺独特，被誉为“世界茶王”。
花卷茶是湖南黑茶中的一个主要茶品。在花卷茶的发源地湖南安化县有这样一名谚语：
为什么称其为“花卷茶”?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踩制花卷茶的黑毛茶原料中有花白梗：二是外包装的竹篾长篓织成了棱形的花纹：三是使其不再回弹的七道捆篾也采用花纹锁紧，有“三花”之称，故取名为“花卷茶”。随着制茶科学技术的进步，谌小丰又多加了一“花”，即让压紧的茶胎内长出了对人体十分有益的“金花”，即冠突散囊菌。
千两茶呈圆柱体形，长150厘米，周长60厘米，；争重31．25公斤，合旧秤一千两，故得“千两茶”之名。
花卷茶的踩制技术要求高，没有专门师傅传授，一般人难以掌握，因此，掌握了这门技术的人不轻易外传。在旧时的安化，踩制花卷茶技术有“传子(媳)不传女(婿)”的旧俗。
花卷茶的造制源于山西茶商常万达。
十八世纪中叶，中国茶商在俄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山西榆次县的茶商常万达看准了这一契机，决定迁居恰克图，发展对外商贸，把茶叶生意做到俄国去。从风和日暖、绿树成荫的南方，到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的新西北利亚，遥遥万里，为了保证茶叶在运输中的质量，常家人想了许多办法。因黑茶松散，便踩捆成包，先运回山西，再转销蒙古和俄国；可是，踩包后的黑茶仍然体积庞大，不便于驼队运输，又改为半圆柱体的的篓子，这种包装两篓相合，就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帽盒状，又称为“帽盒茶”。在长期的长途运输中，由于经常日晒雨淋，当运到销售地点以后，有许多茶叶都走味了，没有原来的那么香。
常万达多次亲临湖南安化，他知道那里除了盛产茶叶以外，还盛产楠竹、棕片、蓼叶。他想，要是内用蓼叶、中间用棕片、外面用楠竹篾把茶叶层层捆紧包装起来，做成一条条重量相同的茶柱，不但茶叶不会变质，而且运输会更方便：更为重要的是，在草原上与牧民进行交易时，也不用再过秤了，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于是，常万达决定将每支茶的重量定为一百两，在第二年开春之际，就吩咐进山制茶的伙计，按照他的想法去做。
茶商们按照东家的吩咐，经过反复捆压，做出了“百两茶”。“百两茶”经过长途运输到恰克图后，不但茶叶的原味没有改变，而且还增加了一股浓浓的竹叶清香味，受到了客商的一致好评。唯一不足的是体积太小，在骆驼背上不好装载，要是装得少，运费不合算，装多了，就会从驼背上就会垮下来。
第二年，常万达加大茶量，将“百两茶”改为“千两茶”，每峰骆驼可驮六支，折合老秤四百二十多斤，符合每峰骆驼的标准重量。这样不但运输起来方便，茶味更加浓香，而且也十分适合牧民收藏和搬迁。
“千两茶”形如圆木，表面乌黑油润，里面呈猪肝色，坚硬如铁。过去，曾有常家茶商将整支“千两茶”放入水中浸泡，经七年后，其茶心仍不湿。
由于骆驼运输比马驮大车安全，快速、便宜，每驼可驼四百余斤，所以，常家很快就备起了自己的骆驼队，兴盛时多达万余峰，骆驼也由于过去的从张家口到恰克图，延长到了从黄河入晋，到俄国莫斯科等地，并由此而使沿途的特种行业“骆驼店”应运而生。
当时俄蒙一带，马匪猖獗，这马匪人彪马快，呼啸而来，人不离马，冲至驼旁，俯身即可将商人驼鞍上的银器掠去转眼就渺无踪影，商家纵有武装保卫，并雇用保镖，也无可奈何，
有一次大掌柜奉命去蒙古送茶收银两回来，沿途土匪猖獗，携带着的银两藏在草料里，土匪骑快骑一般7至8 人，他们踏着黄沙儿至，往往在黄昏时分人们已经经过长途前进，身体劳乏之际，翩然而至。土匪也不愿意置人死地，有看护的藏獒与镖爷同行，既是恶斗起来，未必土匪可以获胜赢得便宜。所以他们往往是行动快捷为主，靠近草料堆拿枪挑去包裹就大功告成，呼啸儿去了。
损失了银子回去也不好像东家交差事。往往土匪就是抢劫回程的驼队，去往蒙古内地往往是去送货，没有那么多便宜可逮。于是所有的骆驼房子大掌柜都对回程小心翼翼并且心事重重，极怕遇到匪帮偷袭。
善于动脑的常家针对这种情况，常家将俄国进口的大量粗制银器，在买卖城熔化后铸成银锭，再行运回国内。常家从恰克图向内地运送的自铸银锭，每块重达1000两合六十四斤，制作专用马车运输，马匪来抢，无法俯鞭掠取，只好弃之而去大家都叫这种大银锭为“没奈何”，后来，各商家都学常家的方法，铸起了“没奈何”，马匪面对“没奈何”也就不得不较前有所收敛了。
在仔细观看常家万里茶路的有关资料时，据庄院中的展示，常万达开拓万里茶路成功后，很快就在武夷山购置了茶山。查诸武夷山地方志的有关资料，果然有关于“山西茶客到县来采办，运往关外销售”，以及“设栈收购，建厂制茶”的记载。尽管这些记载中没有说明山西茶客姓名，以及所设栈、厂的名号。但完全可以肯定，这些山西茶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常家的人。他们采办的茶叶，主要是红茶，部分是岩茶，统称为武夷茶。先在下梅、赤石集中，担挑马运，走陆路过分水岭到江西铅山；装船沿信江下鄱阳，穿湖出九江入长江，溯江转汉水，一路水路到襄樊起岸。再走陆路经河南入山西抵平遥，大同、张家口。再由驼队走军台，转库伦，北抵恰克图，全程万余里，历时需数月。再从恰恰相反克图分散到俄罗斯各地及欧洲各国。成为上到达官贵人，下自平民百姓日不可少的健康与快乐之饮。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常家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原先“大德玉”的基础上，道光六年（1826）新建大升玉，道光二十年（1841）增设大泉玉，同治五年（1867）增设大美玉，光绪五年（1880）增设独慎玉，形成常氏一门五联号进俄国的格局。同时，常氏还在各号增设帐局，而且把帐局也分设于俄国各地。
（作者：陆华农）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从此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全部让晋帮商人垄断。大盛魁，复字号，十大玉，祥泰隆，等等商号遍及西部蒙古及其俄国。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
俄国商人一直觊觎中国茶路上大把的银子，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这些条约让俄国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又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 900万磅。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光绪三十三（1907），仅营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亏折银 200余万两。
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单纯常家运往俄国的茶叶就占对俄茶贸易的50%。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州，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一年时间就翻了5倍。
晋商贩茶受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一样的路途一样的东西到了目的地，晋中商人的茶要付出高于俄国商人十倍的成本代价才可以与俄商进行市场份额的争夺，赔本还得赚吆喝，习惯了大把暴利的晋商开始畏缩了，恰克图晋商的对俄的茶贸易也就开始日益衰落。
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但是，晋商中的常家毕竟是一支经验丰富、久经商战、意志顽强的商界劲旅。他们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 的方略，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利益，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
正好这个时候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
榆次常家是迄今为止最值得世人称颂的一代晋商，无论在晋商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晋中常家后裔都值得称赞，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其他商家后裔大多家财散尽，冻饿街头而亡，常家后裔却出国留学以报效国家为己任，1868年在恰克图常家首先提出“应对俄商的欺压，捍卫华商利益，要反其道儿为之，俄商可以南下采茶，为什么咱们不可以北上直接到俄国内陆建立商号？”
当时清政府为了遏制外国俄商接连不断的无理要求，对晋商网开一面同意了常家的提议，下旨“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
当时的晋中常家常立仁是当时的掌门人，他从小就跟随父亲足额系商务，是“北常”常万达一系所开的商号，（ “大德玉”、“保和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大昌玉”、“大涌玉”、“大珍玉”、“大顺玉”、“独慎玉”）十大玉的领军人物。
常立仁出外塞北、每年岁末都要亲自来往张城时(张家口)，库伦与恰克图，既是大雪淹没了马胫，仍旧不阻挡行程，他做事情一项雷厉风行，豪侠仗义，无所顾虑。每天都要行百余里，餐风餐雪，沿路往往没有人烟，车帷四处漏风，寒冷异常，但是许多事等着他协调只能马不停蹄往前赶，不敢休息。可见当时既是再有钱夜得亲历亲为，条件艰苦也要在所不惜。
常家从八世祖常威一条“捎马”创业，经九世祖常万己和常万达、十世祖常环海、十一世祖常秉公、十二世祖常麒麟、十三世祖常维春以及常立训和常立仁，到十四世祖常旭春任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九朝，直到民国年间，沿袭了两百多年。在这两百多年中，常家共设立过商号、账局、票号等字号数十处。从这些商号分布的地区看，可以说是遍布国内外。从第九世的常万达、常万己起，常家的商号分为两大系。常万达一系所开的商号，主要以“玉”字为号，计有“大德玉”、“保和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大昌玉”、“大涌玉”、“大珍玉”、“大顺玉”、“独慎玉”等，后有“十大玉”之说；常万己一系所开的商号，主要以“德”字为号，计有“大德川”、“大德昌”、“大德兴”、“大德宏”、“三德玉”、“慎德玉”等，后来就有“十大德”之说。除此之外，还有不用“玉”、“德”两字的商号，如“成吉厚”、“三和源”、“瑞隆裕”、“笃信成”等等。常家商号数目众多，这是常家兴旺发达的主要标志，也进一步说明常家商业在全省、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
以前在恰克图的中国茶行百二十家由于清政府与俄国建立不平等条约火，税负加重，担负不起而逐渐关门歇业仅存十家，但是三年之后就只剩下四个老的山西行庄了。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常立仁，凭借常家雄厚的实力和多年的信誉，仍坚守这一领域。
得到清政府的政策支持，如虎添翼，常家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
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
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当时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清政府割地赔款已经不再在乎捍卫本国商人的利益了反正能征收到税银就行。
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各家商号都开始关门歇业，日见萧条的市场，日渐微利的茶路贸易，茶商逐渐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许多商号都把资本撤回山西老家，在平遥城内票号业已经成为最热门的生意，茶路艰苦曲折，成本高昂，即使运来茶叶，利润也逐渐萎缩。
大掌柜与常立仁研究是不是也关门歇业，回内地开票号去。看着祖辈辛苦赚来的一份家业，常立仁没有点头同意也没有点头说不同意，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北常”从雍乾年间开始主要从事茶叶贸易，到同治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当时对外贸易中规模最大的茶贸世家，特别是其老字号“大德玉”及其联号“大升玉”、“大美玉”、“大泉玉”、“独慎玉”享誉中俄商界。
“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咱们得想方设法让朝廷为咱们撑腰，我就不相信，咱们堂堂百年老号会输在洋人手里，你去打听打听看那样客户是喜欢咱们老字号的砖茶还是喜欢俄国洋人的茶？”
常立仁起身叫来马夫。“我要去汉口，我要抵制洋人经济盘剥，我就不信，咱们有自己的茶山，有自己的茶路就换不回来过去的辉煌，我要让洋人的船只运不走茶，重要截断他们的茶路，我看咱们有的是希望。”
“既是是截断茶路又能怎么样呢？咱们上的税比洋人多了10倍，咱们的利润仍旧起不来呀！是政府无能，不是咱们的问题。”当时同族的亲戚一直反对再在茶路上荒废银子，要搬回老家去做票号生意。
常立仁不忍心放弃祖辈留下来的茶生意，更多的是不忍心看见靠茶路吃饭的驼工与茶山的茶工失业，流离失所无业可依，他忘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汉口作为茶路最大的中转站，在常立仁心中那里是咽喉，只要扼住敌人的咽喉就可以让敌人窒息儿绝气身亡。其实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许多先进的技术正在兴起，俄商之所以可以在短短时间内占据中国茶商经营了一个世纪的外域市场，除了他们有天时，其实也依托了工业机械的力量，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这些原有是因为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加上科技落后，常立仁当时是没有心情静下来考虑大社会的不足，不单纯是政府腐败无能，更多的是封建体制僵化，制约了中国人在创造性思维上的潜能，晋商在历史上可以独占鳌头与他们的地域条件相得益彰，如果没有通往外域的茶路，赚取俄国与外域的银两只能是纸上谈兵，现在外域人加大了对政府的侵略，他们依靠先进技术打开中国的大门，海路通畅，再加上政策优惠，国内的商家再玩命抵抗也只能是做了以卵击石的下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常立仁于光绪九年(1883)来到汉口联系制茶工人、经纪人、装卸工人开了一个会，会上常立仁号召大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要让蛮夷在中国的地盘上再肆虐下去，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宣讲百年来，中国茶商在茶道上开辟了怎么样辉煌的历程，讲到康熙亲征征服外域开启了大清国对外域贸易的金钥匙，讲到所有人的饭碗皆来源于“茶”，现在有俄商钱来觊觎，大家怎么能束手就擒，听天由命？如果不联合反抗就是把自己的饭碗拱手让人。会让后世子孙唾弃，再不联合抗击一定会使自己的名字遗臭万年。
一时间得到上下呼应，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全签字画押，抱着同盟军的信念保卫自己的饭碗不被掠夺，同生共死也不与俄商合作，赚取没心钱，谁夜不想让后世子孙责骂，遗臭万年。当时国内有严重的抵制洋人情绪，后来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一个表现。
当时没有《新闻联播》如果有那么就应该知道世界局势是处于什么样的时局当中了。1881年: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结为同盟，是为三帝同盟。 1883年:德、奥、意三国同盟。 1889年:光绪皇帝开始亲政。1894年:中日因朝鲜的东学党问题爆发甲午战争。作为邻国日本早垂涎中国的富饶了，他们在朝鲜静心策划侵略战争，朝鲜来函请求帮助，唇齿相依焉有不救之理？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东大门不被打开，清政府才同意了让惠于俄商，以为俄会牵制日本，但是一开战发现自己国家用来抵抗的军队机制落后，根本不具备战争能力，武器落后，兵役锻炼不足，看着日本步步紧逼，1895年:中国清政府又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1899年，美国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通牒。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 1900年6月，慈禧太后向各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常立仁在1883年一道开展了大规模的同盟绝交运动，打击了俄商的气焰，加强了与同行及茶农、茶工之间的合作，使常家茶叶贸易额一度时期出现回升。在俄国入侵和清政府压榨的夹缝之中，常立仁想方设法抓住和创造一切机遇开拓贸易。
在勤勉理事的同时，他还无微不至关心下属，情之所至，人心所向。日无倦容，内外之情赖以无壅，而诸同事亦得所从事焉。常氏商业特别是茶叶外贸在岌岌可危之际，经常立仁大智大勇操劳运作，虽难达到中兴，但却得到了有效的延续。由于操劳过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过早辞世，年仅54岁。去世后，村民痛哭相告：“我等无福，使夫人之不自能长庇覆也。”。就是说再也不可能有像常立仁这样的人来庇护他们了。在光绪三一、四年(1877；1878)'山西发生特大灾害，饿殍遍地，常家在乡府设粥厂，常立仁一噱慨拿出数仓谷物和自家药店中的各种药品救助村民赢得了村名的一致爱戴与好评，可谓一生勤勉，为了常家事业他奉献了一生，生逢乱世的常立仁智勇双全，在中国西域对外贸易上写下了最磊落也最掷地有声的一笔。那就是“顽强与抗争。”
俄商1900年后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晋商恰克图贸易和茶叶、丝绸贸易减退，其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于是“票号”成为新的经营项目在清朝大地上生根开花，不管如何，这些巨商富贾加人票帮队伍，对壮大票帮实力无疑有着重大影响，也是票帮走向极盛的重要象征之一。
同治、光绪年间，票号的营业地域进一步扩展。上海成为国际和国内贸易的中心，山西票号大举进军上海，各家票号都在上海设有分号，1872年(同治十一年)就达到22家，并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作为同行组织。同时，票号向沿海各口岸城镇推进，在杭州、福州、厦门、营口等处也相继设立分号。
汉口开埠，商业复兴，票号大增。这一时期，票号还发展到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归绥、吉林等边远地区城镇。票号设立机构的城镇已达到54个，比道光、咸丰年间增加了1倍。特别是合盛元票号，冲破重重困难，经日本政府批准，于1907年4月(光绪三十三年)在日本设立支店，又在东京和韩国仁川设出张所，当年和次年在中日之间汇兑业务即达2000万日元以上。
其间，在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还有山西票号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页：在慈禧、光绪西逃经过太原、晋中之时，票号曾捐赠大额银两济急；慈禧、光绪逃抵西安后，即传旨各省，令所有上解京饷款项，一律改为电汇山西总号。一时间，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票号成为清政府户部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慈禧、光绪回京后，北京秩序略转正常，便鼓励山西票号在京分庄很快恢复营业。山西票号的声誉也空前高涨。
光绪年间，票号赢利大增，分红丰厚，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决定赢利的因素；首先是汇兑、存贷业务发展，营业收入增加；同时汇费和放款利息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在因素。在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初，票号对工商业汇款汇费普遍上升到二三分，高者七八分，即达到2％一8％。而在此以前，汇费一般只有四至六厘，高者七八厘，即4％0—8％0。这一时期，由于放款利息提高，存放款的净收入增加更多。据日升昌14个分号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资料统计，这一年存款支出利息194458两白银，放款收入利息285063两，存放相抵后，净收入达90605两。因此，票号获利很大，分红很多。祁县乔家1884年(光绪十年)将大德通改组为票号，资本为10万两，很快大获其利。到1888年第一个账期(4年1个账期)届满，赢利总额为24723两，资本利润率为24．72％，每股分红额为850两。此后资本逐步增加，赢利、分红逐期迅速攀升，每个账期每股分红额达3千两到6千多两。到第六个账期即1908年，资本达到22万两，赢利总额达到743545两，资本利润率高达413．08％；每股分红1．7万两，相当于第一个账期分红额的20倍。太谷曹家的锦生润，1903年改组为票号，资本3．2万两，当年赢利7380两，资本利润率为23．06％；到1906年，资本增至6．4万两，赢利达到51948两，资本利润率增至81．17％。其余票号在一个账期内每股分红少者七八千两，多者一二万两。如大德恒1万两，协成乾1万余两，日升昌1．2万两，百川通高达2．23万两。
在同治、光绪年间，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形势危机不断，日趋严重，晋中票号身处逆境，屡受重创，险象环生，反而走向极盛，其最大的商机主要来源于时局的危机，因此是一种畸形的繁荣，夕阳的灿烂。
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以来，列强全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商口岸由上海等5个城镇扩大到37个，资本主义通过倾销洋货和掠夺原料，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年均进出口货值达到15370万海关两，比咸丰年间增长103．28％；年均-人超985．7万海关两，比，咸丰年间增长146．48％。到1894年，进出口总值达到2．94亿两，1901年达4．38亿两，1905年达6．74亿两，1910年达8．43亿两；这15年中，又增加1．9倍，入超更为严重。外国在华经营贸易的洋行，1882年为440家，1892年为579·家，1913年增加到3805家。这样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和这么多洋行生意，需要把洋货从口岸销往内地，把在内地收购的土特产运到口岸，这种口岸与内地埠际间的大量货币流通，完全由票号承担汇兑。《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位外国人的说法：“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当时上海等口岸，虽有外商银行，但专任“洋商之事”，还有钱庄经营本埠之事，埠际之事，则全靠票号。因此，汇兑款项大增。由于进出口货物在流转过程中往往需要经过若干环节，这些环节之间的资金往来有不少也需经过汇兑，因此由进出口贸易发生的汇兑总额，实际上远远大于进出口总值。
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清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向汇丰、德华、克萨银行借款1．2亿两。甲午战后签订《马关条约》，日本侵略者索取的赔款及费用达2．3亿两。清政府为交清赔款，只得再向俄法和英德四国的银行财团借款。两次借款，合计外债高达3．5亿两，还款期限分别为20年、36年、45年。其中单是向四国借款，每年偿付本息即需1200万两。除户部从京饷中拨200万两外，所缺1000万两加派到15个行省、18个海关和盐道摊还，由各省关按期汇交上海江海关道衙门，再交付各国在华银行。这项汇兑业务由票号承担。
庚子事变后，1901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规定赔款4．5亿两，转为39年摊还的债款，年息4厘，总计共需支付9．8亿多两。庚子赔款加上四国借款等，各省摊解额由1895年的1056．1万两增为1902年的4772．4万两，增加了3．52倍，初次摊派各省即达1880万两。当时对这种情况的评论是：“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于是汇兑摊给各省、关和盐道筹集的赔借各款，就成为票号汇兑的巨额业务。
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各票号年均汇兑官款2544005两。而从1894年到1911年，年均汇兑官款7881359两，增长2．1倍。票号的汇费收入和利润当然也会相应巨额增长。国家和民族所遭的不幸，反而成为票号发展极盛的原因之一。
清政府财政拮据，陷入困境，又为票号增加了新的业务和收入
甲午战争之后，向外国的赔借各款所付本息，在清政府岁人和岁出中的比重，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就已占到25．9％和22．8％，到1905年达到41％和31％，财政收入近1／3交了列强。此外，各省和海关税收短绌，应解京饷经常欠解或不能按期解到，造成日常开支经常人不敷出。于是又出现了各省关向票号借垫解饷、户部向票号息借商款和各衙门在票号存款生息的新业务。
票号为各省和各海关汇解官款，始于咸丰年间，以后屡禁屡开，渐成惯例。从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二十九年)，30年间票号汇兑京饷、协饷即达7351万两。其间，各省关向票号借垫解饷始于粤海关。1865年(同治四年)，粤海关被指派京饷20万两，限农历五月前解第一批10万两，但“将库存银两尽行搜括，尚不能凑成巨数，只可向殷实西商协成乾等银号筹议借垫，先出汇单，凑兑各款，速资拨解，随后再由税收归结”。(清档，两广总督瑞麟等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奏折)自此开始，各票号为各省关特别是闽、粤大量垫解京协各饷。据统计，1864—1908年共垫解1794万余两。
“息借商款”，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票号举债、贷款。如1894年，因甲午战争军费浩大，户部向各家票号借款100万两，期限二年半，月息7厘。同时奏准各省督抚息借商款。如湖北向日升昌等借款14万两，二年半归还，月息7厘。江西息借商款23．9万两。
户部和各省藩库之款，历来不许外储。但从光绪年间开始，为维持财政，开始打破成例。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提出白银100万两，交存票号生息，存款利息二说3厘，一说5厘，存期8个月。1906年，户部在存义公、大德恒、大德通、义善源等票号存款206万余两，占到户部在银行业界存款的29．75％，一般为月息3．5厘至5厘。户部之外，其它衙门的暂时闲置资金也有一部分存于票号。1906年至1907年陆军部在大德恒、大德通、存义公等票号存款154万多两，占到该部存款总额的31‘4％。其它衙门和各省、关都有类似的情况。在已经建立了大清银行之后，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官款存放于票号，自然对票号的经营大有益处。
此外，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曾发)行“昭信股票”(公债)，举借内债，不少票号曾经作为代理商募集债款，并认领了一定的“股票”。
票号在清末业务量大增和赢利、分红达到顶峰的非正常的特殊原因。（作者：陆华农）
1911年中国的政治时局已经明朗化，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后的中国，全国反满情绪日趋强烈，10与10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满清的运动拉开序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已经成为众望所需。
民国政府成立后，晋商常家“南常”第六代传人常运衡(1878—1928)，任北洋政府农工部监事，赴日本考察银行、国库、税务管理办法。因为国内百费待新一切全得从头学起，常家注重学而优则商，在票号与茶路由于时局变换全部被破关停后，常家后裔普遍学成从仕或者从文从教育，这也是晋商唯一一家以智慧兼济天下为己任的商家，常运衡学业有成后任中国银行陕西、云南、归绥分行行长，并且负责京印花税务。1919年他主持张家口中国银行事物。人一旦有了一定的素养，就有了卓越的判断力，当时大盛魁的经理是段履庄，祁县南社人，他当时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大盛魁的“末代皇帝”，任职于民国时期的段履庄与同是晋商常运衡是好朋友，他任归绥商会会长。两人经常聚会商讨国内局势与见闻。
辛亥革命后山西革命党人随即起兵响应，于1911年10月29日光复了省城太原。太谷县的清廷官吏闻讯后溜之大吉，遂使得该县陷入了群龙无首、治安失控的无序状态。与此同时，从太原溃败下来的清兵又成群结队向太谷方向流窜，对太谷县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之下，孔祥熙挺身而出，将太谷县城内的商团团员、巡警及其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自任总办，承担起保境安民、维持地方治安的重任。此后，当袁世凯派出一支清军镇压山西革命时，孔祥熙又派出三批学生组成敢死队，奔赴娘子关抗击清军；而他则继续坐镇太谷，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国内政治形势又因为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而日益恶化。孔祥熙在常运衡的资助下追随孙中山前往日本，作为同盟会员的常运衡积极响应辛亥革命资助孔祥熙出国日本夜在情理当中，他年长孔祥熙两岁，至此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外蒙局势动荡，早在1880年代，沙俄就开始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在外蒙古扩张势力，把外蒙视为它的势力范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早已觊觎外蒙的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危在旦夕，无暇顾及边防的时候，策动外蒙的活佛和王公们脱离中国。1911年11月30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找库伦当局谈判，遭到拒绝；武力镇压又遭沙俄政府的强烈干涉。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别无出路，只得与沙俄谈判以求解决外蒙问题。1913年11月5日，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虽然也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取消独立；但规定，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不驻军，不移民，逼迫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即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对外蒙的所谓“宗主权”），由俄国实际控制外蒙。1915年6月9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外蒙实行所谓“自治”；但实际上日益沦为沙俄所控制的地方。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事实上是继承了沙俄的衣钵。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苏维埃俄国不想，也没有把外蒙古真正看作是中国的领土。
常家常运衡审时度势，因为常家多年对俄贸易是最大的茶商，最清楚俄国的局势，俄国沙皇与外蒙活佛早勾结计划策反，苦于没有良机，1911年中国内部在进行大规模的反满，蒙古不在这个时机独立，更待何时？所以常运衡在库伦（库伦意为城圈，用作地名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分理机构急切收回数百万美元，他告诫段履庄“一定要认清形势，不要再放货出去了，要收赊欠的那些银子，有多少收多少，千万别大意了，俄国也在闹革命，大盛魁二百多年的历史要毁在你的手上你可担待不了呀！”
段履庄知道常运衡已经收回了银子，他想蒙古王与自己东家有亲缘关系，大盛魁与蒙古是贸易往来不是军事冲突，再改也不会不用货物吧，他们的日用品总得用吧，存在侥幸心里的段履庄没有听常运衡的劝告。可以说经过快280年的对蒙贸易，大盛魁早垄断了蒙的贸易市场，所以段履庄相信大盛魁有能力继续占有蒙古市场。
他的自信源于大盛魁的管理制度，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系统的训练机构，他们从山西各地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去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学徒在大盛魁的从业人员中占有很大比例，又是其中最廉价的劳动力。大盛魁对学徒的选择、培训，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学徒从入号开始，首先要求事事、处处做到以店为家。头三年要学会记账、珠算和掌握贸易常识，并要求做到三个熟悉：熟悉蒙语、熟悉蒙情、熟悉蒙人。第四年就派至前、后营两柜(大盛魁称乌里雅苏台分庄为前营柜，科布多分庄为后营柜，归化城总号为城柜)实习经营草原生意，必须在前、后营两柜各学三年，务求达到精通草原贸易的业务。如：在收购牲畜时，不需过称量其体重，单凭一看二摸，测估它的重量，上下不差一二市斤。学徒入号后必须在号内学满十年，才许第一次回家探亲，第二次缩短为六年，第三年缩短为三年，以后每三年准回家探亲一次。学徒被开除者，不得再回本号。
大盛魁内部基本分为两种人员：从业人员和雇佣人员。其中雇佣人员是大量的，包括工人和牧民。大盛魁后期这些人员的总数约在5000人以上。雇佣人员分为内工和外工、长工和短工、月工和日工、大工和小工、包工和零工等。工种又分为收养骆驼和拉骆驼的、马班头和马倌、羊班头和羊倌、铁工、木工、毡匠、皮匠、麻绳匠、伙夫等。对各种工人、牧民等工资一律按月发给，不论其从业年限长短，均不得在号内顶股份，对劳绩突出者也不能提拔为号内的从业人员。当雇佣工人的时候，除规定工资外，还规定伙食。
大盛魁的两个分庄垄断了整个蒙区的贸易，销售商品不开铺面，而是利用驼队在草原上流动贸易，同时也进行收购，收购回来的牲畜、皮毛和药材等土特产品交由总号统一经销。“小号”是由总号投资经营的，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进货、销货由分庄直接安排。总号是“小号”的财东，“小号”服从于总号的全局利益，并大多设在内地，除为从事边贸的驼队购进内地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外，也经营当地业务，如粮店、绸布庄、票号等。
规模庞大的大盛魁人员众多，外欠银两数目庞大，一年贸易额达到1000亿两银子的大盛魁如果及时收回赊欠，恐怕外蒙的经济就得陷入瘫痪，用今天的话说不通货膨胀也得银根紧缩，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更何况民国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管，这到让段履庄猜对了。
苏俄当时也是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失去依托。中国北洋政府当时壮志勃勃，想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便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
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被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
1919年，德国战败，中国政府将参战军被改为西北边防军， 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折布尊丹巴是蒙古活佛，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和苏联建立的“蒙古革命党”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仑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间乐，不思蜀”。思想蒙古民族的历史，对此人只有浩叹。他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意图首鼠两端，以为得利。因此，北京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可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段履庄听后欢呼雀跃，随即组织蒙商联合起来鼎立资助徐树铮收复蒙古。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直取库仑。段履庄作为蒙古通，鞍前马后为徐树铮争做向导与顾问。他忘记了一点既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像常运衡学习，紧缩银根收回赊欠。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参战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参见中华书局《徐铁珊公日记》）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如苏俄稍有缓遐，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 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尽管有五四运动归还青岛的阴影，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当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北国大漠，烽烟迭起，你争我夺，旧中国积贫积弱，1945年，外蒙古在外力的支持下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这段历史进程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时隔不久，1921年外蒙古又闹起了第二次“独立”。当时北洋军阀由于直皖战争，局势混乱。于是，各种外部势力又想混水摸鱼。远东白俄谢米诺夫的军队在东北日本军人的支持下侵入外蒙古，占领库伦，扶植起新的政权。
苏俄红军也乘机进军库伦，7月，在红军的支持下，外蒙古又成立了亲苏的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同日，苏联和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
蒙古国原称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1921年2月11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发生叛乱，中国驻军战败后彻底撤出外蒙古。1921年7月10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与苏联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北洋军阀因忙于彼此之间的战争，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徐世昌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之众，估计不及晋商的1/3。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
当时，中国的政局长期混乱：南北对峙，北伐战争，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中苏断交；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东北沦陷和1937年抗战开始。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有能力去处理在苏联保护下的外蒙问题。事实上，外蒙古从此就脱离了中华大家庭，日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也不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了。
这个由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的商号——大盛魁终于在经历了整个280年历史的艰难岁月，从辉煌走向了没落。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直接经济损失1000 万两银子。上十万的羊和马匹留在了蒙古库伦。
民国lO年(1921)，大盛魁联股承办绥远地方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因搬迁停业。复于民国13年(1924)开工，次年发电，不久又因机器故障停业。然段仍雄心不已，亲自主持复业，改为“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大盛魁因此耗资70余万元，办电三起三落，未收到经济效益，反使商号亏累太甚。
阎锡山称赞大盛魁是开发西北的钥匙，段是西北大实业家。晋北镇守使张汉杰常代阎在大同迎送段。1925年，阎锡山表示愿向大盛魁投资(它不需增资)，又要开双福公司，请段兼经理，段履庄荐渠东海代理。
民国18年(1929)，正当大盛魁清偿债务即将宣告停业之时，孔祥熙派员与段接洽，以资助20万元维持大盛魁。然区区之数如杯水车薪，仍不可挽救商号覆灭的命运。民国23年(1934)，祥熙再次提出，由国民政府实业部出资125万元，让段办理大盛魁复业事宜，又因日本支持的冀东伪政权干扰而未能实现。至此，段深感无强大祖国作后盾，个人纵有雄心也只是徒劳..1931年，段提出复业计划，阎觉得投资太大而作罢。
在大盛魁，财东和经理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很尖锐。1930年，财东王玉竞刺杀段履庄未遂而积愤身亡。1931年，大盛魁开除段履庄，改推陈严甫为经理。两种力量都在活动，段不要王东家，陈要至东家不要段，二者均未成。
1934年，段履庄同祁商段子峰前往南京见孔祥熙(国府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段履庄请求任中央银行绥远分行行长，孔不允，却提议以实业部名义拨120万元由段办理大盛魁复业，先拨60万元，召开股东会，再拨肋万元，号内人员重新安排，三财东不再出资，每家按5万元投资计算。段与王家仇恨深，不同意，后经赵守钰、段子峰、范子寿等再三相劝，段才勉强同意。1935年11月25日，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实业部停止拨款，遂流产。傅作义在绥远任主席时亦有意资助大盛魁复业，后知其内部矛盾太多而作罢。1936年，大盛魁彻底散伙。
民国26年(1936)，大盛魁将段履庄开除出号。段愧疚流涕麓，他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听从同乡好友常运衡的劝告，现在已经悔死晚矣，他称自己是毁坏奠基二百余年大商号之罪人，“本欲有所作为，而其奈大势何!”
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眼看即将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是他们背着中国搞的一笔肮脏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公然践踏了公认的国际准则。
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外蒙古人民“既不愿加入中国，也不愿加入苏联，只好让它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
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当然，所谓“公民投票”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下台阶而采取的一种办法。所以，后来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行前，蒋介石特别交代：只是“观察”，不得“干预”。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这次“公民投票”（记名投票）。据外蒙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49万选民，“9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的评价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37年，日本侵占绥远，商界人曾请段履庄牵头组织维持会，被严词拒绝。日特务机关亦曾登门拜访，许以高官厚禄，乃托词年老多病婉拒。后又遭日特白玉恫吓，人或劝其暂避，然仍处之泰然。并说：“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何惧之有！不久加入蒙绥地区抗日救国会。1940年，被秘密逮捕人狱，遭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经多方营救，入狱97天后释归，然已遍体鳞伤，头部尤重。口不能言，弥留三日，与世长辞。在席力图召住持相助下，送尸体返籍安葬。
段履庄临死也不会忘记常运衡对自己曾经的劝告，常运衡在家里排行老久，从此后人们就给他起绰号叫“常老救”，可惜常老救可以救得了孔祥熙，可以救得了自己家的银两免于损失，但是永远也救不了段履庄与大盛魁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商家而言，国家安定，才是自己真正的稳定，国家繁荣强盛，自己才可以真正的繁荣强盛，体制错了，一切皆会化为泡影闪电与流星，尽管一代一代的人们为之倾囊相与，魂牵梦绕也依旧落个落花流水，悲惨凋零。
（作者：陆华农）
被余秋雨称作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日升昌坐落在晋中平遥，平遥是现今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城墙高耸，城内票号商家林立，平遥著名的推光漆器与特产牛肉让顾客流连忘返，但是平遥最著名的不单纯是现在保存完整的古城，看得见的漆器与吃着香的牛肉，晋商历史上平遥还特产“大掌柜”，如果说乔家，渠家，大盛魁代表的是祁县帮，票号业发展起来的日升昌，他的大掌柜雷履泰，二掌柜毛鸿翙、三掌柜程大培则代表着平遥帮的崛起，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榆次王家的协同庆票号、介休侯家的蔚丰厚票号、祁县渠家的百川通票号、介休冀家的乾盛亨票号、平遥本土的日升昌，后来毛鸿翙做东家开的蔚长厚票号全用平遥人做大掌柜，有的大掌柜几乎是世袭，爷爷、儿子、孙子三代全部是大掌柜。可见平遥人在理财上的出色能力一致得到晋中财东的认可。这座著名古城的始建年代还可以向前追溯2700年，西周宣王时，这里就建有城池了。古人筑城，认为“山水朝阳，龟前戏水”的布局最好。空中俯瞰，现存平遥城的轮廓就宛如一只巨龟，东、西北三在基本呈直线“唯南面顿缩崛若龟状”，头南尾北卧在太岳山北麓，兴河东岸附近，人们习惯称平遥为“龟城”。
平遥县郝洞村镇国寺东碑亭下，有清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十月《郝洞村镇国寺重建东廊碑记》，董其役的经理纠首，除本村经理纠首外，还载有“口上（张家口）总理纠首郝元才，众纠首田生文、郝秀功、郝宗圣、郝秀王”和京城（北京）经理纠首孔奇宪、裴富盛等十六人。说明平遥商帮早在清初就在北京、张家口等地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和势力。
平遥商帮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广泛，社会交际也十分广泛。镇国寺东碑亭下还存有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补修镇国寺并九间庙碑记》，全碑记刻写在５通高逾２米、宽过１米的高大青石碑上，除一通镌刻碑文外，其余四通阴阳两面均密密麻麻地刻着功德主的名号，以指甲盖大小的楷书丹刻；商号名上方的经营地点，个人施主名姓上方的职衔等，更是以蝇头小楷题写。其中捐银商号共计９７５家。根据商号名上方用小楷注写的经营地址，可以看到这些商号来自全国各地，计有奉天、河南、直隶、京都、天津、江西、湖北、江苏、陕西、四川、宁夏、内蒙、甘肃等行省及都市，更有山西省各府、州、县，平遥商帮分布之广，可窥一斑。
捐银信士中有祁县乔、曹、渠家和灵石王家等大财东的堂名，说明他们都是平遥商帮的贸易伙伴。更有许多达官贵人的大名，如山西巡抚胡聘之（迪知堂），山西按察使丰仲泰，内阁大学士礼部侍郎高赓恩，翰林院大学士杨捷三，内阁中书吴化熙、渠晋卿，工部员外郎武建贤，内务府员外郎世和、郎中文淇，兵部主事荆性成，内蒙荘亲王，科尔沁札萨克贝勒熙凌河，还有一些承恩公、辅国公等贵胄，以及其他各省的许多道台、知府等达官。区区郝洞村一个穷乡僻壤之地，竟有如此的风光脸面。个中奥秘在于平遥商帮在举国上下都有一批“铁关系”；从中也可看到在晋商的发展历程中，官商勾结的一面；当然也可领略到明清时代平遥商帮在各地经济领域中的地位。
清初年最早做了雁门客的平遥人，肩挑货郎，背负货物包活跃在阿拉善的牧民中间，阿拉善旗位于蒙古西面，董家本来在内蒙阿拉善旗定远营开设源泰当铺。定远营有一家全靠肩挑背负积累资金的平遥人合伙于1723年(雍正元年)创办的商号“祥泰公”，后来重新组合城两家，一叫定远堂、一叫祥泰隆，当时还是帐篷搭架，做着四处透风的属于露天买卖。定远堂最先倒闭，经过百余年的苦心经营，终因连年亏损；债台高筑，祥泰隆拖欠向源泰当铺借贷的巨额高利贷无力偿还，被源泰当铺兼并接管。
1870年清政府建里定远营城，阿拉善王府迁住定远营城，祥泰隆连夜迁往定远营城做买卖，董家接管祥泰隆后，主事财东先后为董得峰、董振镛父子。1875年(光绪元年)董振镛去世后，他的4个儿子公推老二董翰昌担任总管，后因病辞职，由其弟董国昌接任。同治、光绪年间到民国，祥泰隆在阿拉善旗的8个苏木(相当于区)设有8个分号，每号员工30人左右，从事购销，同时各有牧畜场1座，可以说完全垄断了阿拉善旗牧民的供、销业务。祥泰隆还在北京、天津、兰州、南京、上海、重庆、西安、汉口、宝鸡、成都、张家口、包头、归绥设立分号，派驻经营人员。1879年(光绪五年)和1887年(光绪十三年)，祥泰隆又先后在宁夏银川开设广发店和隆泰裕两家字号，并由初期隶属于祥泰隆到后来变为独立经营，直接对董家财东，后来双双成为“宁夏八大商号”之一。
祥泰隆是与大盛魁同期创办的旅蒙商号，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开办，但它的兴盛却晚于大盛魁，可以说是大盛魁第二。
处于宁、蒙、甘三省交界有个定远营（阿拉善左旗），向有"小北京"之称，“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的谚语逐渐形成，它收购皮毛运销内地或天津，贩日用百货于此销售，供应蒙回汉各族人民。
平遥商帮自明代早期就打入京都、张家口等市场，而且出西口，过草原，越贺兰，进河套，较早地进入了内蒙、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少数民族以游牧生活为主，常年需要以畜产品换取生活资料，市场广阔，而且蒙、回等少数民族民风淳朴，他们很早就把平遥商帮当成“自己人”了。
历史上的走西口，大致从明末初始，到清朝中叶形成高潮，其后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历时300余年。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大饥荒，大量晋陕人还在走西口，前往内蒙谋生。出边农民''呼朋唤友，互相援引''，“沿套边开垦，渐成村落”。有许多人定居在呼和浩特、包头等内蒙城镇商埠。内蒙现有人口2300余万，而蒙族只有280万，其余大部分为"走西口"的晋陕移民后代。
至今，内蒙西部地区的生活习俗与晋陕北相似，口音也与晋陕北口音无异。
（作者：陆华农）
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同盟会于1912年 8月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任为参议。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遂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11月 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杀害同盟会员。所以，袁世凯于1914年 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1916年 3月，当袁被迫撤销帝制后，阎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他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
1929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孤立冯玉祥和李宗仁。阎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的编遣方案。3 月15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代之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成了光杆司令，方知上当受骗，遂联冯以辞职并以相偕出洋相要挟。6 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竟然将冯软禁以自重。
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暗中首肯。在唐发出通电后，阎见其未将已名列于首位，在赵戴文等人的劝阻下，出尔反尔，转而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蒋令讨唐军均归阎指挥，阎于1930年1月3日亲赴郑州指挥作战。
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他被“撤职查办”，感到在台湾无容身之地，便谎称去美国就医，后来长期住洛杉矶。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逝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