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中的武功:邮政史话：云中谁寄锦书来

大洋新闻 时间: 2008-08-10 来源: 广州日报

上世纪广州使用的邮筒。 清末广东邮差的服装。 上世纪初肩挑邮件的邮差。 上世纪初广东邮政的流动汽车邮局。 上世纪初广东邮政运邮件的汽车。 上世纪40年代广州开展改良邮政行动的情形。 上世纪50年代广州的邮递员。 王锡亭老人指给我们看过去的邮箱。

　　中华民族的历史，五千年。而寻常人家“鸿雁传情”的历史，只有六百年。

　　“鸿雁”，不是那自汉代就有的烽火台，烈火浓烟传递的只是战争的讯息。也不是“山顶天门次第开”的邮驿，它只是政府的专用通道。那为寻常人家寄托相思、写满了芸芸众生家长里短的“鸿雁”，直到明末清初才出现。

　　今天的我们，被各种各样现代化的通信手段所包围，打打电话，发条短信，就可以把信息传递到远方。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为了一个平安的口信等上三两个月的滋味，我们也已经开始淡忘，用笔和纸，一笔一画诉说思念的感觉。

　　正因为如此，那些艰难的传递过程，那些为了思念长久的等待，渐渐成为传奇。它们被收进了博物馆，成为我们无限的缅怀……

　　策  划：赵  洁

　　撰  文：金  叶

　　摄  影：黎旭阳

　　邮递：路漫漫其修远

　　邮驿：

　　“国之血脉”只为政令

　　民信局：

　　老百姓自己的邮局

　　邮政是人与人相互联系的纽带，古代的驿站是它的雏形。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刻记着远方击鼓通报边境军情的文字。进入周代，邮政通讯和烽火通信相继建立。考古工作者从秦墓挖掘到的行书竹简，已发现秦代制定的邮驿法规已逐渐完备。汉、唐、宋、元、明，不断沿用、变革、创新，邮驿制度、烽火规约日益健全，至清代前期终究大成，成为历代王朝赖以传播政令、飞报军情的“国之血脉”。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甫的这首千古绝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邮驿之盛，传递贡物之快。

　　在广东，为官方服务的邮驿始于秦汉，广州邮政通信最早可追溯到元朝，中央政府开始在此设驿站传递公文。

　　然而，“国之血脉”的邮驿，却只传官府文书、不问民间信件。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就连普通官员的私人信件，也只能托人捎带或派人投送。中国古代诗词歌赋里的“鸿雁传书”的背后，不知道浸润了多少让人难耐的思念。

　　民信局：

　　老百姓自己的邮局

　　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开始出现，为了方便信息的沟通，宁波帮商人首创“民信局”。这是由私人经营的赢利机构，业务包括寄递信件、物品、经办汇兑。

　　广州作为当时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商业发达，民信局自然非常多。根据有关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广州有民信局70家。和只负责官方文书传递的邮驿相比，民信局面向的是普通商人和老百姓，经营范围很广，不仅有信件收寄、包裹运送，还有汇兑及现金传递、报刊发行等业务。不仅有普通信件，还有各种加急信件：将信封用火烧去一只角的“火烧信”，表示要加急投送；用鸡毛插在信封或四角的“鸡毛信”，表示要加速快递；如果信以油纸封包，并以一木片缚上，那就是“么帮信”，这种信就算不慎落水也不会被打湿，必须特派脚夫专递。

　　民信局的收费，实行寄信人与收信人各出信资半数的制度。信资分酒力与号金两种，酒力也叫酒资，就是普通的信资，号金也叫保险费，多由收件人付给。信资的交付方法也不相同，有的由发信人先付全部或只付一半，也有的由收件人付给全部的。对于民信局的老主顾，信资付给办法则有三种：按年终、三节、四季或月底结账付款，议定折扣；不论信件多少，议定每年、每季或月底付款若干，不加折扣；议定折扣，交信付款绝不记账。投递快信者，是用身强力壮，善于跑路，而又熟悉邮路的力夫，将其信件包裹扎实。系于“翘扁担”(两端向上弯形)的尖端，使其省力，易于翻山越岭爬坡上坎，如此能迅速地如期送达，获得快跑“赏银”。

　　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信局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快递公司。它们会在深夜派人去各大商店登门收信，派去的人举止有礼，如遇信还没写好，他们会耐心坐等，信件发寄的班期也常常为便利主顾把发信时刻延长至最后一分钟。为取得信誉，民信局运送邮件倍加小心，一旦邮件受损，除平信外都酌情赔偿。 

　　侨批局：

　　字里行间皆是情

　　比民信局稍晚，19世纪中后期，广州出现了“侨批局”。这个机构是广东和福建地区特有的产物。当时，闽、粤两省的老百姓，因为生活所迫，很多人被迫“卖猪仔”，去海外谋生。他们在海外挣了钱或要捎信回家乡，起初是找回乡探亲的人捎带，后来就出现了专司此职的“水客”，再后来，出现了专办此事的店铺和商号——侨批局。所谓的“批”，也就是福建话里的“信”。

　　广东最早的侨批局，是清代咸丰八年（1858）在潮州开办的“德利信局”，清代光绪元年（1875）广州的“鸿雁信局”开业，也办理侨批。很快，凡是有海外华侨的地方，侨批局处处开花。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广东邮区内的侨批局有157家之多。

　　侨批信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报喜不报忧”，二是“有批必有信”。这种“批”有个专用的名字，叫“连侨批”，它是“汇款家书联襟”的民间寄汇，类似现在的汇款单，但是附带有信，而且即收即回信，叫回批。

　　侨批中，还有一种“回头批”，它是华侨漂洋过海初抵目的地后的第一封侨批的俗称。“回头批”主要使命是报平安，通常也附有汇款。而这笔钱，通常是华侨向打工的店主预支工钱，或者求带他出洋的客头垫付。他们知道，在国内翘首以待的亲人，只有看到“回头批”，才会感到欣慰。

　　客邮：

　　现代邮局的雏形

　　十九世纪30年代，随着大清王朝的积弱积贫，各国列强开始叩响中国沿海的大门。现代邮政系统在广州应运而生，最先把它带来的是英国侵略者。

　　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设立第一个“英国邮局”，开外国在华开办邮政的先例。这种邮局被称为“客邮”。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以中国香港为基地，在五个通商口岸开办邮局。法国、美国、日本、德国、俄国也竞相效尤。从此，贴有美元、法郎、马克、卢布、日元价格标识的邮票、盖着各国邮戳的信件，在中国大地上传递。到1918年时，“客邮”机构已达340余处，以日本和俄国居多。 

　　有鉴于此，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光绪皇帝正式批准了署理南洋大臣张之洞关于中国自办国家邮政的奏折，成立大清邮局，在全国办理邮政事务。翌年，大清邮局广州总局开办。

　　广州的第一个国家邮政机构，在现在粤海关大楼东北角一个小小的房间里，这里有7名邮差，负责投递广州城的信件。而广州总局的管辖范围，包括广州府、惠州府、阳江厅、高州府、肇庆府等地。

　　广州总局创办之初，曾遭到民信局和七十二行的反对，有一百人写禀帖分别向督、抚、司、道、府、县投送，要求停办大清邮政。但是他们的反对没有效果，大清邮局继续开办。

　　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邮政制度，组织严密、管理科学，大大提高了通讯速度。不啻是中国通讯史上的一大革命。

　　1901年，中国已经形成邮差邮路、轮船邮路、火车邮路，总计三十八万一千里，形成由东北黑龙江至西北新疆；由西南云南、西藏至东南台湾、广东等地沟通全国的邮政网络，初步形成邮政体系。

　　老邮局遗踪

　　满目烟火 藏身老巷

　　广州邮政博物馆

　　如果不是专家引导，我们不会知道，那些古老的邮局，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广州市邮政局的老员工王锡亭，是对这些老邮局的下落最清楚的人。他曾经花费八年的时间去整理广州邮政发展的轨迹。上世纪三十年代，广州有7家比较大的民信局，十三行荣阳大街六号是鸿雁邮局，德兴北路51号是“朋信”，同文路32号是“福昌”……不过它们现在都已经被拆除，唯一留下来的是十三行兴隆北街的“祥利”，而它现在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临街商铺，就连在这儿经营的老板，也不清楚这里曾经是一间民信局。

　　和平东路（原抗日东路50号）上有一座不起眼的三层老房子，是创立于清代的侨批局——永昌叻庄的旧址。侨批局比国家邮政的出现还要早许多年，是当年游居海外的华侨，与故乡亲人联系的唯一途径。在这里流转的，不仅仅是海外游子难以割舍的亲情，还有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金钱——仅仅是抗日战争前后，每年通过侨批局流入潮汕地区的侨汇就有约八九千万银元，最高年份超过一亿银元，一度是潮汕百分之六十以上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在抗日战争时期，侨批邮路中断，结果导致潮汕一带百业凋敝。侨批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风景旖旎的沙面，那一栋栋别致的异域建筑，也有不少曾经做过邮局。沙面南街44号，是当年的英国邮局，沙面东桥附近是法国邮局，沙面南街58号则是清朝末年德国邮局所在地。和那些朴素的“国产邮局”相比，这些“客邮”显然更加精致，可是它们记载的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因为当时各国列强均用本国邮袋装运，中国海关一般不能检查，这就为他们大肆从事走私、贩毒活动提供了便利。

　　广州邮政博物馆

　　当这些古老的邮局已经面目全非或者早已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时，所幸的是，还有一栋华美的建筑依然伫立在珠江边。

　　在靖海路和沿江西路的交叉路口，你会很容易找到它。从外观上看，这栋三层的近代西方新古典主义建筑，和它的“邻居”粤海关大楼风格颇为类似。不同的是，在这栋大楼的前面，摆了一排土黄色的传统邮箱，抬头往上看，是几个古色古香的大字：广州邮政博物馆。

　　光绪三十年（1904），已经诞生了7年的大清邮局广州总局，从粤海关大楼搬到了这里。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衙署式平房。1912年11月，随着大清王朝的轰然垮塌，大清邮局广州总局也被一场大火焚毁。翌年，这块土地被划给粤海关扩建新邮局，设计者是英国工程师丹备。三年之后，耗资21.72万元的新邮局在这里落成。此时，大清邮政已经被中华邮政所取代。这里变成“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清邮政也由此进入了中华邮政时期。

　　从那之后，一直到2000年，这里一直是邮政部门办公的地方。21世纪，广州邮政局搬迁，这里变成了广州邮政博物馆。

　　跟随我们的向导王锡亭走进大厅，因为空间很高，这里显得格外空旷，让人感觉到一种久违了的静谧。王锡亭引我们走进地下室，石门上隐约可见“london”字样。这个房间实际上是保险箱，邮局里一些最重要的物资都被储藏于此。

　　博物馆一楼曾经是广州邮局繁忙的营业厅，而现在主要用于邮票销售。沿着宽阔的木楼梯上到二楼，阳光正穿过楼顶的玻璃照射进来，中间挑空的小花园里绿意盎然。那一扇扇紧闭的大门里，珍藏着广州邮政长长的历史。

　　房间里空空荡荡。窗外的珠江上，有轮渡在缓缓移动，仿佛一幅优美的油画。一个人在房间里走走看看，你可以在这里发现古代用于传信用途的传车模型、汉代和明代驿站的模型、清代由粤大关寄往潮州关的实寄封、大清邮政局邮差服、还有清政府1878年发行的面值1分的“大龙邮票”——一百多年前，大龙邮票的推行也是颇费周折。因为长久以来民信的传递都是收信方付款，贴邮票的方式让邮差无利可图，很多人都害怕自己的家信会转眼就被邮差丢到珠江里。

　　博物馆里收藏的邮票大都“出身低微”，有的上面清楚地写着一分几厘，带着浓厚的小市民斤斤计较的生活气息。你会惊讶地发现，那泛黄的信札上已经模糊了的字体，虽然出自寻常百姓之手，却个个字体文雅，透着古典的美感。让你忍不住去猜测，那些美丽的字迹背后记载的内容。

　　博物馆里保存了很多不同年代的明信片。一封1912年12月12日寄出的明信片上，贴满了日本、法国、德国和大清邮政的邮票，而上面盖的又是中华民国的邮戳。王锡亭告诉我们，当时客邮已经开办了很多年，但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接下来的民国政府，都没有停止与开办国邮权的斗争。所以，有些客邮就会被“混贴”。而1912年又恰逢中华民国刚刚成立，邮票还没有来得及发行，邮戳是民国的，邮票却还是属于大清王朝……五颜六色的明信片，生动地折射出那个纷纷扰扰的时代。

　　1948年的两个月里，邮票面额从5万元上升至50万元，是当年通货膨胀的反映。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许多“老广州们”熟悉的物件开始出现，上个世纪30年代广州人使用的邮筒、1948年在广州出现的“汽车行动邮局”、1949年发行的“广州解放”红色纪念邮票、50年代邮差送信的幸福牌电单车，还有那些为包裹称重的小秤……它们的文物价值也许不是很高，却会拨动那些尘封的记忆。

　　在这间寂寞的博物馆里，你会发现，原来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军事、外交上的宏大命题，最后都集中在了一个小小的邮票，或者是信札、邮戳上，集中在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里。

　　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只要它让你回想起了什么，便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