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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与刀》与现实的日本国民性格

长云 @ 2006/03/06 作者:zhangyongguols发表于:2006-03-0520:3:56

我是一个狂热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决不是一个盲目的民族主义者。长期以来,一提到日本,我就感到困惑不已。在儿时，日本人在我眼中就是鬼子，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样的歌声所控诉的灾难制造者，他戴着大耳朵的黄色帽子，端着刺刀，一脸杀气，嘴巴里唧咕着些“吧噶呀路”之类的鸟语，面目狰狞、血腥暴虐；长大后，了解到日本的文化和艺术，很为它漆器的精美、诗文茶道的清雅所打动，便觉得匪夷所思。一个踩在木屐上的民族，连他们的衣服都叫做和服，在自己的国土上热衷于下棋、喝茶、插花、谈文论诗，怎么一出国门就成了吃人的恶狼呢？丑恶与唯美、残暴与温和，这些不可调和的极端居然如此严密地统一在一个民族身上，这种感觉正如“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一样。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日本教科书修改历史表述事件，日本旅游团珠海集体嫖娼事件，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新年晚会上的侮辱性演出事件等等，更加使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2005年5月23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因“紧急公务”临时取消了与日本首相小泉的会晤，提前回国，日本官方否认事件与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有关。而２４日，新闻发言人孔泉面对记者们的追问，严正指出：今年，全世界都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在这样的时候，日本方面，特别是日本个别领导人，无视自己的承诺，最近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难道他的心中没有丝毫的歉疚吗？”“难道他就丝毫没有考虑广大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吗？”“难道广大中国人民、亚洲受害国人民无法弥合的伤痛，在他眼里就没有丝毫的价值吗？”（《中日进入战略对峙？》２００５、５、３０《大家文摘报》）显然，吴仪的取消与小泉会晤，在中方看来，就是由于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历史问题。此次事件把中日之争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顶点。

事实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它采取什么行动，其目的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本国本民族的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离开利益的行动！离开了利益的行动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也终将失败！为了实现本国家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就需要不仅知已，还要知彼；需要我们透过日本民族的行为去洞见其国民性格，把握日本人的行为准则，解读其历史与文化，从文化国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文化的相互阐释中去发现对手和自己，寻求不同文化在世界文化与历史中的位置，在与此相适应的大历史与大文化的背景和平台上去实现本国家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现代人类学也证实人类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这种种行为便构成一个大体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必然有其稳定性，因为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势必陷入混乱与不便，人们必然力求在一切方面都能和谐一致。这一来，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道德观念总是掺混而无法分开的，或者说它们可以彼此推导，或者说它们有着同样的渊源。同样的，任何社会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提供正当性依据，而且这个依据被直接决策者梦想为是属于上述的“价值体系”，那么它必然会受到这个群体最大限度的、最为持久的支持。

比如，对美国与中国来说，他们都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这与两国的价值体系是符合的，因此在战争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即使是侵略者也会寻找自身的正当性支持，欺骗和煽动自己的百姓是没有深远意义的，莫索里尼的结局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日本国内即使在逆境中也不曾出现过大规模的罢工、起义；反而要“坚持用竹枪来把战争进行到底”，他们永远不会像德国人那样把错都推到希特勒身上，很少会有人抱怨天皇的。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侵略”可以归入他们的价值体系的，至少是不矛盾的；或者在他们的观念中根本不同意“侵略”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那么日本这个奇怪的价值体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本尼迪克特与《菊花与刀》

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这家，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她认为，人类的文化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且整体大于个体之和。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都有其不同的独特性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受到文化的制约。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一部主要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结果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文化人类学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今天，日本人同样在以他们的种种行为不断地展示着他们的特性。在时空变换的情况下，我们又该怎样对这本书进行解读呢？

二、菊花与刀--日本国民性格的真实写照

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本尼迪克特为什么要为她的书取这样一个名字？哈如她指出的“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菊花与刀，两种不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有什么内在联系吗？日本皇室的家徽是由16花辨组成的菊花，刀则是日本武士的象征。菊与刀，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相依为命，对于菊与刀意象的把握，即是对于日本民族心灵史的挖掘。举起刀杀人或剖腹，放下刀赏菊或游冶--如此截然不同的意境，不过是日本民族性格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菊花与刀，两种意象，内涵其实是完全相同的：菊花的凋谢，岂非就是刀的拔出？看似矛盾，但刀拔出人凋谢，那种瞬间的形态恰好照应了菊花的凋谢。而这枚两种面相的硬币，就是死亡。

所以日本人总是倾注于死亡之美。死亡充斥着日本人的生活，成为日本人特有的艺术。日本电影就是其集中表现的舞台。在日本电影中，不管是菊花还是刀，都偏向于表现死亡，沾染上了死亡的唯美气息。岩井俊二导演的《情书》，一个男孩暗恋和他同名的女孩，却从未开口。毕业后很多年了，男孩登山遇难，女孩偶尔从老师口中得知死讯，记忆于是纷至沓来，种种当时不可索解的秘密，如今都变得透明起来。死亡这把刀，因为纷繁的回忆而柔和了；漫天的雪花，恰似菊花的零落。森田芳光导演的《失乐园》，叙述现代社会中两个各有家室的男女疯狂相爱，但又怕社会、家庭不容，最后在旅馆中吞毒殉情。电影的最后，同样是漫天的雪花。雪花即菊花的隐喻，象征性地抹平了死亡的苦痛，而赋之以菊花凋零的唯美暗示。

菊与刀，向死而生，为死而生。菊本身就是死亡的化身，而刀无疑是通向死亡的桥梁。刀成为了菊的工具，菊化为了刀的目的。疏离了菊，刀无疑于行尸走肉；离弃了刀，菊只能是籍籍无名。在菊花的隐喻中，刀和主人都是被动的，杀人是使命，被杀或自杀则是必然；而在刀的语法中，菊代表了不可知的前身和宿命的未来。因此，应该说本尼迪克特是以一种散文和诗歌的笔触在写日本人，她写出了菊与刀的不可分离，菊与刀的相得益彰，在死亡的舞台上，二者如影随行。

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民族性格高度符号化了。但是，只有把这两种意象跟死亡联系起来，才能充分展现出二者完全相同的内涵。现代和平的日本社会更倾向于欣赏菊花的凋零，刀拔出的一道寒光，已经融进菊花凋零前五彩的艳色之中了。

以耻感为中心的文化特质

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是当今世界上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所谓耻感文化在本质上是他律的结果,是依靠外部力量的约束来实施的行为,这是日本民族特性的核心。在日本的社会和个人生活中，这种以耻感为中心的文化表现为一种自反的对立性，例如:尚礼和黩武，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反叛等等。而评价这些自反对立性行为的唯一标准就是耻感文化。正如日本人强调的“知耻为德行之本”、“知耻之人”在日本即是“有德之人”等。

罪感文化则主要是自律的内因在支配人们的行动。这是中国和西方世界共同的道德标准。在这种文化中，善恶被认为是道德的价值标准，每个人都应当避恶从善。

然而在日本社会中，没有善恶之分，他们认为灵魂中有两种成份，一种是荒魂即残暴的灵魂，一种是和魂即温柔的灵魂，这两种东西都是必需的，关键是要应用到恰当的场合。“和魂”和“荒魂”与善恶没有关系，这是日本民族中耻感中心文化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而实现的普遍的心理反应，这正是日本从一种行为方式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方式时不会感到有什么心理上的障碍。这也正符合为什么在二战中日本在投降的前夜还高喊着要用竹枪来把战争进行到底，而当天皇宣布投降后，美军进入乡村却受到了日本民众的列队欢迎，妇女们还摇着婴儿的手来表达他们的喜悦，美国大兵第二天就可以独自一人到街上买日用品。同样的也就明白了日本的小泉首相今天上午还在强调要发展中日关系，而下午又到靖国神社参拜了。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花与刀》中用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视角深度分析了日本民族的“恩”与“报恩”、“人情”、“义理”等特性。她在书中精辟地分析到：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他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的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情感和行为准则。本尼迪克特指出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而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特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这种特质就通过日本民族的“原义务说”表现出来。他们不仅不认同西方“原罪说”的理论，甚而把中国人的道德箴言看成是中国人劣根性的表现，认为日本人的道德状况本身已经完满。但是，他们又认为人一出生便欠下债务：即与生俱来的、无条件的、无法履行完毕的义务。履行义务的对象有两类，一类是天皇--“忠”；另一类是父母--“孝”。其中“忠”是最高的，而中国古代的“准自然法”把“仁”给放到了“忠”的上头。对君王的“忠”并非无条件的，君王必须要施“仁政”，因此再麻木不仁的君王也至少要假装自己符合这样的条件，而且往往会失败。但在日本是绝对没有这样的说法的。正如他们说的：“要给父亲提意见简直是要求和尚蓄发”。

同时在“原义务”之下还有“情义”，情义的对象是对主君、近亲属、恩人以及自己的名誉。情义也是日本人身上的一道枷锁（当然，这个枷锁是我们意义上的枷锁）。尽管情义的地位低于“义务”，甚至是有条件的，但是它的地位还是要高于肉体的享乐以及对自己的关怀。

所以日本的社会由等级分层所隔断，天皇、将军、武士、家臣在层次上是断裂的，因此日本人的忠孝观则总是陷入等级秩序、社会公义与“情义”的对立之中，道德准则就常常面临着忠于国家(天皇)与主君，或者个人名誉(道德)与主人(情义)的两难困境，日本人的情义的复杂性和自相冲突性是最具日本社会的特质性的，比如一方面要求家臣必须终生忠于主君，但另一方面，家臣如果感到受到主人的名誉受辱，就会一变而为仇敌，因此情义也就具有忠诚与背叛的自反对立性。日本的民族故事“四十七士”是情义自身冲突性的突出例子，四十七士为了为主人复仇而牺牲了一切，包括他们自己的个人名誉、父亲、妻子、妹妹，这当然也违背了本质的人性和社会公义，在这种情况下，复仇的本身就是目的和动力，复仇的原因和复仇者都只是事件过程的道具，所以复仇之后的复仇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情义之举也毁灭了情义本身，剩下的就是日本人所谓的“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永世垂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得之策”。这样社会才能从自身的分裂中恢复。

由于日本社会的等级关系处处存在，所以这样的两难冲突时时不可避免。本尼迪克从心理文化的角度分析说：“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前者可以造成积极的后果，那就是不断地去追求重大使命、新的目的，但这也总是个案的，普遍性的心理病态必然漫延于社会，它造成了社会生活中日本人自身的冲突和矛盾，日常生活中触及“情义”的细小言行，日本人都要慎重对待，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小说中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常常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就是这样的社会性心理病态，这正如牧野吉夫的《我的童年》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情义本身也走向了与社会形态对抗的的反面：“今日涉及情义的语言充满了嫌恶之情，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一个人迫于情义，有时竞不得不无视正义。”

本尼迪克特把菊花与刀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实际是强调的是日本人对悲怆、孤独、苦难与死亡的赞美与追求。对比现在，很多的中国人说日本人的茶道、剑道、柔道、花道、书道等等是多么的优美、高超，达到了致高的境界。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到，日本人这些所谓的道离开了它的主体--人性这个中心它还会具有灵性吗？日本民族的特性决定了在他们的审美情趣中缺少了人性美这个最关键的东西，缺少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包容，它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吗？能达到的也许仅仅是表面的，但这也是病态之美，这正是日本民族的致命觞。正如这部电影《精武英雄》在谈到影片的主人公之一的船越文夫的高超武艺时所分析的，船越文夫在日本武艺第一不是他的杀人技俩，而是他的武艺修为，缺少了内含的日本道之技艺不正是象日本军国主义吗？不仅如此，这些道从更深层次上讲是反映了日本民族对自然欲望的追求。

在日本，嫖娼是公开的，妻子理所当然得支付妓院寄来的帐单；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现在禅宗甚至指示其信徒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再也没有其他民族象日本人那样有那么多的自淫工具，他们丝毫不认为自淫是恶的；同性恋则是旧日本上层社会中公认的享乐。醉酒也是日本所不反对的。而在世界其他文明中，道德对欲望的束缚是相当多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规训，束缚自然欲望是为了把人的肉体训练得更为驯服，从而避免违反危害社会的现象发生；父母之所以欺骗孩子说“手淫会掉光头发或下地狱”是因为害怕孩子纵欲，许多时候纵欲会导致颓废；或者导致危害家庭--危害社会的基石。

正因为如此，许多文明中倾向于把自然欲望同“恶”给联系起来，用超自然或道德的说法来支持规训。而这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多余的，他们如同一个纪律森严的黑社会组织（非清教徒组织），抛开道德尽量享受，但对西方人关于“快乐是人生目的”的说法却嗤之以鼻，认为“义务”和“情义”是最重要的。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追求，这正是日本民族特性之一的物质与精神的对立。

在注重物质的同时，日本人又特别强调主观精神。以至于他们缺乏一种区别现实和理想的能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宏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他们的战术手册上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军舰和大炮就成为了他们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

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能成功地推行精神优越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个小时，又被通宵达旦得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精神、意志就越昂扬。并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提倡用做操的方式，用消耗体力的方式来增加体力。甚至在我们看来是“客观完全不充分”的情况下，日本人也照样可以坚持，可以令“主观充分”。比如战争中的日本广播曾有这样一篇报导：某大尉在空战结束后照常数完飞机，写好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在司令部作完汇报后，他就倒地了。经检查他的胸口有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是不可能是冰冷的，而他的身体却像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早就死了。对此，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并不发笑；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大尉达到了。

日本民族就是这样一个思维奇特的民族。

形成日本民族特性的原因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我们要做到的不仅是要了解对手，知道对的特性，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把握对手所具特性的形成原因。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以我的能力是不能梳理清楚的。所以仅谈谈自己的点不成熟的看法。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里面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日本的环境因素使然。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处北半球北部地区，自然资源贫乏，自然环境恶劣，虽然通过考古发掘证明日本很早的时候已有了人类活动的遗迹，但长时间以来，日本本土居民都处在一种与大自然相斗争以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的状态。因此在文化上缺少自身的不断进步的创造性的条件，使日本的民族和语言都比较单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由众多小国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竞争。所以在这种自然环境状态下的人更具有强烈的生存意识和争先意识的人际关系。

正是这样才使日本高度重视自然环境并因此形成了密切的等级化社会形态，并积淀成为日本民族，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接触中增加他们所负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这是基本的出发点。”这种原始的生存和优先意识不断地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各种形式具体化，这就是在日本人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行为。

其二，是在与各种文化的整合过程中产生的。645年的日本大化革新，在中国文化的不断熏陶和影响下，自以为精明的日本人抛弃了中国文化最关键的“仁义天下、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核心，选取了他们认为有用的外壳嫁接到自身的文化体系上，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这种嫁接的结果与日本的自然历史性相结合就形成了日本民族的一种狭隘扩张野心和文化上的傲慢与优越感。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嫁接西方近现代科技的成功，更加增进了日本民族潜意识里的扩张野心和文化的优越感，表现到行动上就是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和进行文化上的输出--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例如在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问题是得到了日本民族的全力支持。

当时日本习惯于把中国称作“弟弟”，按照通常的观念，兄弟之间应当相互尊重，这与他们对平等的信念是一致的。而日本则认为，什么事对弟弟有益，必须要由哥哥来决定，并且在强行做这样的事情时不能“过分体恤”。当然，中国人也不能接受这种观念，这使日本人非常惊讶：“不是已经给了你们一个地位了吗？为什么老百姓根本不欢迎我们？”日本军部接连拍摄了几部描写中国热爱日本的战争影片，痛苦绝望、沦落风尘的中国姑娘，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但这只是一相情愿，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所以日本这种海盗式的掠夺在缺失了“仁”这个核心时，只能有一个结果--失败。这正是“刚则易折”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