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旮旯广州话怎么读:制度的好坏应超越意识形态比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23:13:47
郑永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生成的历史因素
2011年11月02日 08:12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郑永年
我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但我不承认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我对公共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看法。现在许多公共知识分子试图以自己的学术理念影响公共政策，将自己认可的政治经济理论视为好的、有效的，而将其他流派的理论视为不好的。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对具体事物做出描述、判断，诊出问题所在，回答是什么、怎么样。至于自己的见解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那已与“我”无关了。但现在的情况是，在描述是什么和怎么样时就加上了自己的价值和道德判断。
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在我个人看来，从现代意义上来说，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而非知识分子。中国的文人学者思索和解决问题都是从规范层面。应当是什么，并不是描述事实上是什么。当然，也有人是以事物“是什么”为思索方向，但这些人没有构成主流。
儒家是为人的需要而创。这是一种依附关系，儒生也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真正去解释世界的流派比较独立，如道家，在解释世界方面优于儒家。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古代到近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依附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总体看来，这个群体的行为和作用对政权反而是有害的。由于其不能独立解释（事物）怎么样，不能给出符合实际的描述和客观的看法，因而也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政权。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在西方，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体，由于其独立性，其看待问题也更加客观。竞争与自由争论也拓展了解决问题的方式。虽然现在美国也陷入政治问题道德化，并产生了政治制度危机，但归根结底，其工具性的东西毕竟占多数。每次危机的产生也会带来新的工具的产生，这也是西方进步的动力。
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越来越严重。例如我们正在做的中国科研体制的研究，发现现在利益对知识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知识分子为经济利益低头，研究成果又能怎样？
制度的好坏应超越意识形态比较。每种制度都是客观历史的产物。总用道德和意识形态来评判一种制度是不客观的做法。但涉及左右派，很少有人去探究中、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源（美国政治体系的矛盾的来源、中国政治体系的缺陷），想出应对之策。对左派而言，中国的东西是最好的，以美国、西方的政治经济危机为证据，证明其衰落；对右派而言，就看到国有企业扩张，而习惯性地用美国模式评判中国。他们没有在研究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描述和判断。他们没有意识到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在每一个新时代都必须顺应时代特色加以改进。所有政治制度都要面临政治改革问题。
我们一直在用西方的社会科学话语来解释中国的实践。中国的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的理论知识非常纯熟，已陷入一种习惯甚至惰性中。西方的概念理论当中包含许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东西，我的主张是在拿来时应去掉这些，留下的应是科学和科学的方法，用这个方法来重新观察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各方面实践经验，来重新把它概念化，理论化。
好多人都知道，西方的东西不能解释中国，尤其是经济。但中国国内现在的大学、研究所，大部分研究都在用西方的东西解释中国。也有人做本土化研究，但又没有自己的知识话语和体系能与西方对话，造成了自说自话的现象。你不能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能很好解释自身，让人家认识你。（本文摘编自10月31日《学习时报》对作者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