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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道，应人道，得正道

世界迎来第70亿人口，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由以往所说的四分之一降到了五分之一。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环境的恶化却远甚于世界平均水平，仅荒漠化面积就增加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分之一国土面积。反城市化使中国付出了几代人都还不起的高昂代价。
人类在自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面前，其实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人类应该谦卑地匍匐在伟大的自然、社会历史规律脚下，而不是试图去人为改变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尊重和臣服和自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此为“顺天道”；尊重人性、尊重和捍卫人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由环境落后地区向环境较好地区、由效率低地区向效率高地区、由不自由地区向自由地区流动的权利，是为“应人道”。顺天道，应人道，乃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物阜人丰天下和谐的“人间正道”。
这一章，笔者用了将近两万字论述了人与环境、水资源的关系等问题，笔者的综合结论如下：
1、人与自然、环境、水资源的和谐问题，是全中国13亿人甚至全世界几十亿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不只是哪个大城市、更不仅仅是一个首都北京需要面对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大城市关起门来就可以应付得了的问题。一些学者和决策者眼里以“水资源限制”为由试图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只不过是一个人为预设的假想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现代乌托邦。全国13亿人口，这已是既成事实，在哪里都要用水，从事农业需要用水量更大，而且破坏环境更大。
2、比起农村、比起中西部地区、比起我国多数江河中上游动不动就是致人死伤的地质灾害和置人于不治之症境地的恶劣生存环境，今天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环境和水资源问题仍然属于好的和相对较好的，因此，人口向大都市的流动仍然不可遏止。
3、人口由资源短缺、权钱关系垄断、效率低、收入低、自由度低的农村和小城镇向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流动，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
4、 就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最节约土地一样，大城市也最有利于环境和水资源节约与保护，这个问题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应该是个简单的常识问题。因此，整体上解决环境和水资源约束的问题，应该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城，而不是相反，去限制他们进城从而使他们迫于生存压力对土地和环境实施过度开发和利用。人类是一个整体，其中一部分人缺失了进城的权利，另一部分城里人就一定会缺失环境和水资源。
5、当前环境和水资源破坏的一大杀手，是利益集团绑架了政策。应该警惕和限制水电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大规模剃头式的人工造林。
6、 保护中华民族的“风水宝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从古代风水还是现代科学角度，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中西部地区都是中国的后山圣地，应当以生态建设为主，在局部许可的前提下才能进行适当的、谨慎的经济建设。这些地方尤其要防止过度开发，尤其要防止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向水源地、向西部转移。否则，产业大规模向中上游转移，就会污染和破坏整个中华民放的“水源”，面更广、影响更深远。对于一些环境敏感和脆弱的地区，必要时应该主动启动移民计划，让人类活动从相应区域退出，人退、自然进，让自然界休养生息自我修复；而移民的输入地，也不应该仅仅延续以往的从乡村到乡村的思路，那样有可能加剧另一地方的资源和环境紧张，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城市或者城乡结合部，通过城市化来保护环境。保护中华民族的“龙脉”，应该是西部/江河上游地广人稀，谨慎开发；东部，江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大城市化。江河上游本该是人烟稀少，大江山养育大自然；江河下游，大城市养育人。
7、过去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把目标定在想像中的控制城市乃至国家人口规模而不是根本性解决环境和水资源问题，不仅没有能够有效解决自然环境破坏和水资源短缺等自然问题，而且已经导致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如5800万以上的留守儿童、数千万流动儿童等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流动的“不定时小炸弹”。
8、挖东墙补西墙的调水方式不得要领，而且代价昂贵。我们应该多从水资源的“增量”上解决水资源和环境问题，而不是在存量上你争我夺。我们不难从美国的拆坝运动中得到一些启示。在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在全国数百条大大小小的河流上，修建了约75,000座，高于6呎(或2-3米)的水坝与拦河堰，用于发电、灌溉、航运、防洪和供水。而人们普遍认为修坝修堰对河流生态带来的影响轻微，而社会和经济利益往往掩盖了自由流动河流变成水库后的损失。过去数十载，拆坝一直被视为恢复河流生态的极端手段。但是最近，观念已经改变，人们开始接受拆坝，因为拆坝也是河流管理一种合理而具成本效益的方法。越来越多人明白到水坝除了为社会带来好处，但同时对河流生态造成伤害。到2008年，美国全国已经有最少465座水坝拦河堰被拆除，而且有最少100座准备拆卸。虽然美国各州政府仍然不遗余力推动新的水坝规划，但是由于民间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对鱼类生态的强烈关注，新水坝建程基本上仍然停止。
9、从中华民族的全局考虑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掌握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人口控制目标一再被突破，北京已陷入人口爆炸危机。”有专家如是说。（ 2010年8月16日 《新京报》）
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把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问题和中国的环境、生态保护合在一起考虑。1935年，胡焕庸提出黑河（爱辉）—腾冲线即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宋代以来，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1982年和1990年我国进行的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自1935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基本不变。以东南部地区为例，1982年面积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为94.2%，经历了55年时间，东西部人口比例变化不大。我国东西部所占全国人口之百分比仅仅有1.8％的增减变化。两次人口普查结果还表明，我国人口的60％集中在距海500千米的东部地区。建国后人口沿胡焕庸线的分布只改变了一点点，西部生态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恶化得非常厉害。其中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单纯的人口增加，而在于人口增加以后，分布的规律被破坏。事实上，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但中国对大自然的破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是永远正确的，错误永远是人犯下的。”（歌德）
就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最节约土地一样，大城市也最有利于环境和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按建成区面积计算，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镇三者人均占地的比例是1比2比3.1。这还不算农村居民砍伐、开荒耕种等活动面积。
人类如果违背自然规律，结果一定招致自然的惩罚。大江大河和生态脆弱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滞留过多人口，必然导致过度开发进而导致生态和环境灾难，也直接对下游大中城市的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等构成威胁。
人类是一个整体，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家园，东部大城市关起门来，是解决不了自身的环境和资源短缺问题的。不论从古代风水还是现代科学角度，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中西部地区都是中国的后山圣地，应当以生态建设为主。保护中华民族的“龙脉”，应该是中西部/江河上游地广人稀，谨慎开发；东部，江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大城市化。
人口转移的问题，就应该放在这个大视野下通盘考虑。除了政府主导的移民政策之外，更应该顺应市场规律，尊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权利, 让东部城市突破制度壁垒，以更大的胸怀迎接外来人口。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更应该转变思路做出表率。这才有人口、人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10、大城市（群、圈）战略才是解决人与环境矛盾的终极办法。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都不能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现实尖锐矛盾！要一揽子解决人的发展权利与环境、资源限制之间的矛盾，解决地区间贫富差距等问题，应当着眼于在中国东南部也就是江河中下游地区，大力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群（圈），让中西部地区人退、自然进，涵养森林和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