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

并非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

　　----评胡祖六先生之《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

　　前有《货币战争》，中有《格林斯潘的骗局》，后有《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相看两不厌，国人不可不识之、思之、辨之、慎之。     认真读读《货币战争》吧，再认真读读《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自有公论。

　　☆ 如果谈论一种基于黄金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肯定听起来很离谱。但1900年时，一个没有黄金的货币体系也是如此。

　　☆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则连续四周播放宋先生《货币与帝国》系列讲座。“货币与帝国”五字深得书中三味，货币与帝国如影随行，帝国有战事，货币有战争。

　　☆ 美国第三届总统的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有一句警世名言：“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大陆”。

　　☆ 美国总统是不是也通常乐于遵照华尔街的建议任命美联储理事呢？这是所有论者不得不警惕和深思的。为什么美国建国100多年来那么多的美国总统和众多政治力量强烈反对现在普通人认为是天然存在的中央银行呢，并先后两次成功“扼杀”了两个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第二银行呢？

　　☆ 美国人都能够宽容地接受包括金融战的《超限战》 ，为什么天下之大，中国某些人就要彻底否定一棍子打死一本货币博弈史呢？股市有庄，货币亦有庄。

　　☆ 最近美国人约翰•珀金斯所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以自身经历揭露美国经济杀手如何通过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等手段，拉拢、腐蚀和控制他国政治和经济精英，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有力证明货币战争是真实存在的。

　　☆ 胡文“《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本质差别”，非常正确地立论于“控制权至高无上”，这就彻底否定了10余年来所谓“产权不清晰”的国企改革之理论。不是产权不清晰，而是控制权不清晰才是心腹之患、问题之本源，穷庙富方丈，苦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 不是国企垄断高工资，而是私企严重剥削低工资，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必然根植于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集体以及国有控股等各种层次的公有制企业。最近通胀居高不下、民怨渐起的一个制度原因就是国企失去了对商品流通领域的控制权、主导权，令中央宏观调控意志无法有效贯彻。

　　近日胡祖六先生在某杂志发表《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 一文（以下简称“胡文”），严辞抨击2007年中国最畅销的财经图书《货币战争》。笔者莫名惊诧，不是惊诧胡文之论点，西哲伏尔泰云：“并不是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同意，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权利”，而是惊诧胡文之逻辑，当然胡文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终会发光的神秘黄金

　　胡文开宗明义的根本目的是“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货币战争》书中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惊讶，甚至不安”，可是胡文通篇对于《货币战争》的具体结论或政策建议不置一词，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试想，建议也不过寥寥几条，批驳起来岂不是手到擒来，而批驳一本引用史料繁多长达30万字的史学著作，全面否定自然事倍功半，为何胡文舍近求远，不合逻辑。而且《货币战争》也有可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内容即使完全是错的，建议却是真金白银。是不是这些建议太敏感了？

　　私以为旅美学者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基于近代金融史的结论只有六个字，黄金、黄金还是黄金，其对中国的政策建议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第264—266页）。政策建议仅从字面来看就似乎有些道理，可能让胡文如此忌讳的只有两个字“黄金”，一种传承历史“令人厌恶的货币”--黄金。

　　2007年5月9日美国《外交》双月刊刊登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部主任本•斯泰尔的《国家货币的终结》（The End Of National Currency），指出“但私营的黄金银行已经存在，从而使账户的持有者可以用真实的金条作为股份的形式，进行国际支付。虽然黄金银行业目前显然是小本生意，但随着美元的衰落，它近年来有了显著的增长。如果谈论一种基于黄金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肯定听起来很离谱。但1900年时，一个没有黄金的货币体系也是如此。现代科技使得通过私营黄金银行恢复黄金电子货币成为可能，即使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是如此”(But private gold banks already exist, allowing account holders to make international payments in the form of shares in actual gold bars. Although clearly a niche business at present, gold banking has grown dra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in tandem with the dollar's decline. A new gold-bas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urely sounds far-fetched. But so, in 1900, did a monetary system without gold. Modern technology makes a revival of gold money, through private gold banks, possible even without government support.) 。《货币战争》认为“这正是文章全部重心之所在，翻译成大家能理解的话就是，废除各国中央银行，消灭主权货币，实施以黄金为核心的世界统一货币!”

　　深思金银铜等商品货币在历史和未来全球货币体系的地位和作用，才是《货币战争》给我们最大启示之一。当西方主流精英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外交》杂志上严肃地讨论国家货币的终结、货币无国界之时，希望中国精英才俊研究研究黄金，研究研究《货币战争》的具体政策建议有何不妥，才是有意义的，不要寻章摘句老雕虫。

　　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历史

　　胡文的主要论点是认为“《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历史。但是，它轻率地改写了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约翰•肯尼迪，再到罗纳德•里根，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遇刺事件，无一例外，都被该书统统归结为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所谓“货币发行权”的阴谋策划所致”。但是胡文的论据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衰落了，而且也不是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J.P. Morgan银行无数次分分合合、曾经盛极一时的Drexel、霸菱等老牌银行都已破产等。显而易见，胡文的论据即使完全成立，我们根本无法由这些论据得出“《货币战争》轻率地改写了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所谓“货币发行权”）“这一结论，因为前言不搭后语。当然，也有可能上述论据并不是胡文之论证，但是一个不进行论证之论点显然是海市蜃楼，令人哑口无言。

　　合理的逻辑是胡文首先证明货币发行权是不重要的，所以国际银行家不会争夺，所以《货币战争》以争夺货币发行权为核心来解读历史是轻率的；或者云“货币发行权”虽然很重要，但是论证我们的国际银行家是行侠为公不谋私利的，所以不会争夺，所以货币战争是错的。甚至如同个别诡辩经济学家宣称根据中国特色之新定义从来没有“国际银行家”，所以也就不存在争夺货币发行权的阴谋，幸好胡文还是认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盛极一时，至少在19世纪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跨国金融企业”，国际银行家至少在历史上是存在的。但是胡文后来却说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纯系子虚乌有，不禁令人莞尔一笑。只要有国际银行家，惨烈竞争也只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来。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竞争的发展历程也说明这一点，当今跨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全球金融业日趋寡头垄断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然，胡文的逻辑也有可能是“人们广泛接受的历史就是正确的，《货币战争》改写了，所以《货币战争》就是轻率的错误的”。古人云“横看成岭侧成峰”，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春秋》尚有左氏、公羊、穀梁三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著作言之有据，成一家之言即可。《货币战争》一书正是由于逻辑严密，论据充分，连胡文也承认该书“引述了许多历史典故、传说、轶事、名人语录等”，才口耳相传，顷刻间风靡长城内外，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则连续四周播放宋先生《货币与帝国》系列讲座。“货币与帝国”五字深得书中三味，货币与帝国如影随行，帝国有战事，货币有战争。

　　云雾缭绕的沉重债务货币

　　胡文认为“《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国内信用与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银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这里又是只有一个突兀结论，没有具体论证。相反《货币战争》重点强调的过量货币发行必将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是“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金融史、货币史的主流理论”（第258-260页）。肆意定论，行文大忌。

　　其次，胡文着重论述的“《货币战争》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似乎自相矛盾。胡文先提出“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这一论点，隐含的逻辑前提假设是国债规模是稳定的，所以通过国债抵押能够控制货币发行量，但是紧接其后又正确地指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表明财政赤字常常是无法控制的，从而国债规模也是无法控制的，因此胡文第二句的结论否定了第一句的论点成立的前提条件。也许这并无是胡先生的错，历史就是这样波谲云诡，黑白颠倒。鲁迅先生就发现写满“仁义道德”史书里隐藏却都是“吃人”，而美国人经济学教授拉菲•巴特拉所著《格林斯潘的骗局》（Greenspan's Fraud : How Two Decades of His Policies Have Undermined the Global Economy）则痛斥长达20年的美国社会保障骗局，如1983年10月在格林斯潘主导的增加工资税以换取将来养老金给付的法案在国会通过仅仅6个月后，他却建议削减养老给付以减少不相关的联邦预算赤字 。

　　第三，《货币战争》只是强调“国家货币的发行和永久国债死锁到一起”（第8，217-237页）。这种货币发行制度与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的特里芬难题本质是一样的，而2006年底美国总债务高达26.7万亿美元，其中公共债务6.2万亿美元，与2006年12月美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7.03万亿美元相差不多。

　　《货币战争》这样描述英格兰银行：“这家私有银行向政府提供120万英镑的现金作为政府的"永久债务"（Perpetual Loan），年息8%，每年的管理费为4 000英镑，这样每年政府只要花10万英镑就可以立刻筹到120万英镑的现金，而且可以永远不用还本钱！当然政府还要提供更多的"好处"，那就是允许英格兰银行独家发行国家认可的银行券（Bank Note）”（第7页）。银行家是用为国王开支融资取得了国家货币的发行权，到2005年底,英国政府的欠债从1694年的120万英镑增加到了5259亿英镑,占英国GDP的42.8%。

　　1791年仅33岁就完成了万古流芳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也是美国第三届总统的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有一句警世名言：“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大陆”。

　　此外，胡文还认为“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令人惊讶地违背了信用货币下现代商业银行运作的基本常识。现代商业银行是高杠杆高负债企业，一般而言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值缩水，相对提高了贷款人实物资产的偿债能力，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盈利水平提高，银行自然希望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君不见，1998年到2002年因承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中国也发生“通货紧缩”，银行坏帐大幅度上升的悲惨岁月，以至于“资不抵债”濒临破产，而国内银行业近年来利润大幅度增长相当一部分是拜通货膨胀所赐。

　　说不清道不明的美联储

　　通读胡文“美联储辩诬”，发现胡文和《货币战争》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认为“从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而言中央银行理应是国有而不是私有。只不过胡文的逻辑是强调美联储虽然股份是私有，但是国家完全控制，因此美联储没问题；而《货币战争》的逻辑则强调美联储的私有股权性质，并举出多个具体例子证明美联储可能被操纵了，政策偏向银行家的利益，因此美联储是有问题的。

　　但是胡文的逻辑似乎又出了一些问题。胡文指出“从实质控制权来看，美联储体系是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职权”，但是胡文还指出“联储银行被设计为准公立的机构，实际上为公私合营的混合组织，其目的是防止一个公立的联邦权力当局侵犯私人企业部门的权益”。一方面讲国家实际控制，另一方面讲公私合营能够防范公权侵犯私权，是鱼与熊掌胡文全得到了，还是形式主义害死人呢？问题的要害还在于到底防范侵犯哪一种行业私人企业部门的利益，胡文隐去不讲，但是从合营的形式，应该是银行家的利益吧。既然能够防范公权侵犯银行家的利益，那么能不能多“防范”一些，从而帮助银行家侵犯公众的利益呢？从胡文的论述中，我们反而能够证实的一点是《货币战争》对美联储的指责至少在理论上有可能的。但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胡文认为由于经历多次银行业危机，导致“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共识——美国无论如何必须设立中央银行，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并在1913年成立美联储，但是为什么美联储运作16年后，美国反而在1929年出现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大萧条？三分人祸七分天灾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货币战争》是这样解释的，首先引用1928年美国众议院稳定听证会（The House Stabilization Hearings of 1928）的原始证词，令人信服的表明1927年国际银行家通过没有书面记录的谅解令美联储降低贴现率，投放基础货币，引发投机狂潮。其后引用1929年4月20日《纽约时报》：“联邦咨询委员会在华盛顿的秘密会议，联邦咨询委员会已经形成了决议并提交给美联储董事会，但是他们的意图仍被严加保密。联邦咨询委员和美联储董事会的下一步动向仍然被一种浓厚的神秘气氛所笼罩。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记者只能得到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5个月后，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货币战争》之后引用1930年7月4日《纽约时报》：“原材料商品的价格跌落到1913年的水平。由于劳工过剩，工资减少，总共有400万人失业。摩根通过控制纽约美联储银行和华盛顿平庸羸弱的联储董事会，控制了整个美联储系统”。（第99-103页）

　　与《货币战争》观点相互印证的，如研究美国1929经济危机的经典著作—奥地利学派默里•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American’s Great Depression）指出1921—1929年货币供给的过度扩张，使用通货膨胀的方法使繁荣人为地延续下去，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如1921年7月至1929年7月，货币供给平均每年增长7.7%，是一个相当大的增幅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其名著《货币史》中明确表示“我相信，1929年10月中到11月底的（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是不足的。它使纽约的银行体系能接过外埠的银行抛出的贷款，但却要减少对商品与购买的信贷，从而不仅拉下了股票价格，也拉下了商品、房地产和土地的价格，引起了大萧条” 。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2年11月8日的公开演讲中也是赞同弗里德曼关于大萧条的观点（I would like to say to Milton and Anna: Regard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You're right, we did it. We're very sorry. But thanks to you, we won't do it again） 。当然美国大萧条原因见仁见智，但是《货币战争》的论据是比较坚实的，如国会众议院听证会的证词和具有较高可信度的《纽约时报》的报道，并非什么“传说、轶事”，是可以成为一家之言的。

　　胡文还指出“从美国建国100余年后，围绕要不要设立中央银行以及设立哪种模式的央行，经过许多公开的辩论交锋，甚至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也间接证明《货币战争》第二章标题“国际银行家和美国总统的百年战争”并不是虚妄之言。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美国建国100多年来那么多的美国总统和众多政治力量强烈反对现在普通人认为是天然存在的中央银行呢，并先后两次成功“扼杀”了两个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第二银行呢？《货币战争》给出了一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不是完美的，但是毕竟可以仅供参考吧。

　　这里令人困惑的情况又出现了，在私有中央银行反对力量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根基，而新成立的美联储按照胡文说法实质是国家实际控制，那么我们从制度变迁的博弈论来讲，成立国有中央银行是成本最低的方式，为什么成立的美联储却是“完全私有”的呢？问题的答案也许在于《货币战争》所重点强调的“不为人知的联邦咨询/顾问委员会（FAC，Federal Advisory Council）”，但是胡文似乎遗忘了这个机构。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还是看看美联储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吧 。1913年通过的法案第12章明确规定了FAC的构成和权力 ，FAC及其官员拥有以下权力：1、和美联储理事会就总体经济形势直接交换意见；2、在美联储权限范围内，针对所关心的事项做出口头或书面表态；3、就贴现率、再贴现业务、货币发行、各个地区的储备情况、储备银行的黄金、证券买卖和公开市场操作以及联储系统一般性事物等获取相关信息并提出推荐意见，总之建议权无所不包，并且是有津贴补助的。此外意味深长的是在FAC之后12A章才是胡文十分强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13章是规定联储银行的权力，14章是公开市场操作。

　　胡文最严重的逻辑错误在于最后一段，用美国公众信任美联储来表明美联储是一个好东西，可是胡文严厉指责《货币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货币战争》“在国内引起了广泛注意”，“害怕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货币战争》书中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故严厉驳斥以正视听。所以胡文的又一个逻辑错误是美国民众相信的就是正确的，中国读者相信的就是错误的。也许中国人真的低人一等，特别是读者和政府官员，素质低下甚至不如没有多少文化的美国普通民众，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那么美联储成立以来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是通货膨胀平均水平的上升，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特别是1971年美国中止黄金和美元挂钩以后。向松柞先生指出“1870－1913年是金本位制黄金时代，全球平均通涨率只有0.2%；金本位制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之后的1939－1989年，全球平均通涨率高达4.5%，其中1973－1982年期间，全球平均通涨率曾经超过10％” ！关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众多经济学家均有论述，胡先生恐怕不会加以否认吧。通货膨胀是杀贫济富，胡先生也不会反对吧。美国国税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最富有的1％的人口在2005年收入所得占全国总收入的21.2%，创下一战以来的历史新高，同时美国50%的人口中属于低收入，这一群体却变得更穷，收入所得占全国总收入的12.8% 。

　　此外在史实方面，胡文也是值得商榷的。如胡文称“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共识——美国无论如何必须设立中央银行”。1913年美国参议院对美联储法案的表决结果是43票对25票（27票弃权），只是相对多数，绝对少数。而1910年参与在哲基尔岛（Jekyll Island）起草美联储法案的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1935年在其自转《从农家男孩到金融家》（From Farmboy to Financier）中披露，“如果公众得知我们这个（银行家）小团体聚在一起起草银行法案，那么这个法案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获得国会通过（If it were to be exposed that our particular group had got together and written a banking bill, that bill would have no chance whatever of passage by Congress)” ，可见当时银行家们的声誉是臭不可闻。而被威尔逊（Wilson）总统说服对美联储法案通过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当时美国国务卿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后来终于醒悟了，在1923年11月赫斯特杂志（Hearst's Magazine）布赖恩写道“应该成为农民最大保护者美联储现在成为农民的最大敌人了（However, Bryan soon became disillusioned with the system. In the November 1923 issue of "Hearst's Magazine" Bryan wrote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that should have been the farmer's greatest protection has become his greatest foe."）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当时美国朝野与各党派对于成立美联储争议是很大的，甚至是暗渡陈仓，蒙混过关，以至于不敢用中央银行这个名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胡文根据美联储七名理事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得出美联储的实际控制权属于国家的结论是比较浮浅和轻率的，可能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如最近美国对世界银行行长的提名，老行长沃尔芬森退休了，由于约定俗成的规则是，世界银行的行长由美国人提名，美国推荐了前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但不久后由于性丑闻而被弹劾，美国没保住，就又提名了罗伯特•佐利克，因此行长虽然形式上是世行董事会任命的，但是实际上美国的任命的，美国的提名权就是任命权。况且连胡文都承认“虽然各联储银行行长在理论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类、B类董事由成员银行推选）选出，但必须得到联储局的批准。联储局常常向各联储银行的董事会推荐行长人选（通常为职业经济学家），而联储银行的董事会也通常乐于遵照联储局的建议”。美国总统是不是也通常乐于遵照华尔街的建议任命美联储理事呢？这是所有论者不得不警惕和深思的。

　　拿破仑在1815年指出“当一个政府依赖银行家的金钱时，他们(银行家)而不是政府的领导人掌握着局势,因为给钱的手始终高于拿钱的手。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总之，《货币战争》作为一本横跨300年长达30万字的金融思想史著作，引用史料繁多，细枝末节方面存在一些疏漏甚至以讹传讹的谬误是难免的，但是其伟大意义在于将博弈论与金融史的有机结合，真实的金融史如同帝国兴衰史一样也是充满刀光剑影、声东击西、尔虞我诈、巧取豪夺、颠倒黑白、胜者为王，字里行间满怀一颗爱国赤子之心。和平时期金融业是经济的核心，战争时期是不是更加重要，甚至可以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近美国人约翰•珀金斯所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一书中以自身经历揭露美国经济杀手如何通过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等手段，拉拢、腐蚀和控制他国政治和经济精英，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从而最终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有力证明货币战争是真实存在的。美国人都能够宽容地接受包括金融战的《超限战》 ，为什么天下之大，中国某些人就要彻底否定一棍子打死一本货币博弈史呢？股市有庄，货币亦有庄。前有《货币战争》，中有《格林斯潘的骗局》，后有《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相看两不厌，国人不可不识之、思之、辨之、慎之。

　　当然《货币战争》伟大，《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同样有伟大之处。胡祖六先生通过占全文一半篇幅约3000字为美联储激情辩诬，认真地总结为“《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本质差别”，非常正确地立论于“控制权至高无上”，这就彻底否定了10余年来所谓“产权不清晰”的国企改革之理论。不是产权不清晰，而是“控制权不清晰”才是心腹之患、问题之本源，穷庙富方丈，苦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所以国资委成立以来，央企效益和管理水平大幅度提升，央企能搞好，层层抓大放小，省企、市企乃至乡镇企业都能搞好，奇瑞汽车就是自主创新的典型市企案例。著名企业治理专家郎咸平也坚决反对国企产权改革，痛斥所谓“冰棍理论” 。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严重依赖外需的制度性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的迅速大量消亡。不是国企垄断高工资，而是私企严重剥削低工资，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必然根植于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集体以及国有控股等各种层次的公有制企业。最近通胀居高不下、民怨渐起的一个制度原因就是国企失去了对商品流通领域的控制权、主导权，令中央宏观调控意志无法有效贯彻。胡文“控制权至高无上”这一重要论点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历史性贡献，这大概是胡祖六先生的意外之喜吧。

　　认真读读《货币战争》吧，再认真读读《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自有公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属机构无关）

　　2007年12月10日初稿

　　2007年12月24日修订

　　附

　　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

　　□胡祖六/文《财经》网络版 [2007-12-01]

　　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货币战争》书中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惊讶，甚至不安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资源截然不同，在市场经济制度中，一个健康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率分配资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脆弱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攀升，甚至触发严重社会与政治危机。

　　可慰的是，中国近年来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从政府、监管部门、企业、投资者、学术界到媒体与一般公众，对金融问题都十分关注。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以金融为脉络，交错穿插于近200余年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战争，将许多最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统统与金融联系起来，其构思之大胆、跨度之宽广，令人惊叹。

　　当今世界，除了少数几位学贯古今，在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皆有造诣的文艺复兴式的大师，相信很少有人能创作一本如此包罗万象的书，并宣称能够成功破译世界财富密码，曝光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揭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为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娱乐的书，该书的欣赏价值显而易见。美国曾出版过数本与该书近似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太多注意。《货币战争》一书把原著中的有关内容编串起来，视角独特，可读性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注意，更进一步增添了人们对原本显得过于神秘的金融领域的兴趣与好奇心。

　　但是，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它视为一本真实与严谨的书籍，对书中所作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表示惊讶，甚至不安。

　　离谱的历史与金融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历史。但是，它轻率地改写了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约翰•肯尼迪，再到罗纳德•里根，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遇刺事件，无一例外，都被该书统统归结为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所谓“货币发行权”的阴谋策划所致。书中，美国革命不再是北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政治独立与经济自由的斗争，而是为了所谓“货币发行权”；南北战争不是因为是否废留奴隶制所引起的尖锐冲突，而是“国际银行家”的操纵结果。

　　该书还郑重宣称，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以美国、英国、苏联与中国为首的盟国反击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正义史诗，而是罗斯福总统玩世不恭地在战争硝烟中验证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并让国际银行家们在战争中再次大发一笔横财。肯尼亚总统被刺杀是因为他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关于白银券的11110号总统令；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战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中东石油危机不是欧佩克而是国际银行家的决定等等。

　　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使历史霎然面目全非！简单得出格，歪曲得离谱，难免给人哗众取宠之嫌。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金融。由于文笔流畅，且引述了许多历史典故、传说、轶事、名人语录等，它引人入胜，勾起了一般读者对枯燥金融问题的兴趣，这是该书的一个贡献。但遗憾的是，该书对许多经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缪误甚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测、肆意定论，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并有可能误导政策制定者。

　　全书每每强调，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如何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力，可随心所欲地玩弄王权与政府于股掌之上，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盛极一时，至少在19世纪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跨国金融企业，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算是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场地位与影响力目前已可以说微不足道。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及企业并购业务的市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的规模，该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更谈不上呼风唤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

　　书中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这并不符合事实。同样，今天的J.P. Morgan银行经过无数次分分合合，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出台前的老J.P. Morgan公司除了继承同一商标品牌，其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公司文化、业务与客户基础皆有显著不同，市场影响力也是今非昔比。

　　该书武断地认定，所谓国际银行家为一小撮利益一致紧抱一团的阴谋团体，而对现代金融体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空前激烈的竞争这一客观事实全然漠视。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曾经盛极一时的Drexel、霸菱等老牌银行都已破产，而书中一再提到的库恩•雷波公司也已经无迹可寻。

　　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就是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金融业也恰恰是现代经济中最受监管的行业，其经营业务活动受到各国政府如财政部、央行、专职金融监管当局甚至国际组织的严格监管。书中所刻意描画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恐怕除了存在于作者的丰富想象中，纯系子虚乌有。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国内信用与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银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

　　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如果政府不能通过借款（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往往必须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货币融资 （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 deficit），其结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尤其是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是政府通过央行滥发货币弥补极度财政赤字，结果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

　　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货币战争》一书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颇为离奇，近乎荒谬。 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也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是最新的例证。《货币战争》一书称，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为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该书并没向读者解释清楚究竟为何国际银行家企冀的不是价格稳定，却偏偏是通货膨胀。

　　《货币战争》一书试图给读者一种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但其实立场含糊不清，多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书中弥漫了反犹太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揉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与机构；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并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不信任；对日本的同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系西方国家金融核弹打击所至；日本倡导亚洲货币基金乃“天经地义”，而美国的反对属极端不合理等）。

　　总之，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方面，此书是一杯奇特的“鸡尾酒”。这也难怪。书中所援引的原著政治立场本来就五花八门，作者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中文版而已。

　　美联储辩诬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货币战争》一书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诋毁，尤其是对被各国广为仿效的美联储无端攻击。全书特别把美联储是私有中央银行作为惊人秘密进行大肆渲染， 称美联储的性质与来历是美国学术界与新闻媒体“心照不宣”的禁区。

　　其实，美联储的背景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从美国建国100余年后，围绕要不要设立中央银行以及设立哪种模式的央行，经过许多公开的辩论交锋，甚至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美国开国元勋中，最谙熟金融财经事务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所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以及后来重设的第二银行，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自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储法”前后始，美国知识界与媒体对美联储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在世界各央行中，美联储的结构与组织形式虽然显得特殊，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许多入门经济学教科书对美联储的历史与制度都有专门介绍。

　　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权力集中的恐惧，以及对个人及州政府权利的悉心维护与捍卫。汉密尔顿虽然认识到个人自由与各州自治权的重要，但他坚信，为了确保与自由相辅相成的经济繁荣，美国必须有集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即今天在全世界普遍通行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可惜，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纲领与理念过于超前，而未能被他的同代人和继承者所及时理解与接受。作为准央行的第一次试验，成立于1791年的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停业，而民粹派代表人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否决了国会关于延长美国第二银行执照的提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所倡导的正是联邦政府集中控制货币发行与供应，而安德鲁•杰克逊等所捍卫的则是各州银行自行发钞的自由与权利。但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汉密尔顿是与国际银行家沆瀣一气的罪人，而杰克逊总统却成了“杀死银行”、捍卫国家货币发行控制权的英雄。

　　事实上，在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后，美国金融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不稳定状态。自1836年起，美国银行恐慌危机至少每20年就爆发一次，而1907年爆发的银行危机蔓延全国，导致银行纷纷倒闭，给存款者与经济造成了惨重打击。痛定思痛，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共识——美国无论如何必须设立中央银行，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

　　鉴于美国的独特政治传统与文化，在长达数年的联储筹备与法律拟定过程中，设计了一套较为精细的权力制衡机制，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妥协精神。其结果是，美联储系统并没有把权力集中于纽约或华盛顿，而是设立了一个在全美有12个地区联储银行的分散系统，以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反映并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而且，联储银行被设计为准公立的机构，实际上为公私合营的混合组织，其目的是防止一个公立的联邦权力当局侵犯私人企业部门的权益。

　　纯粹从所有制来看，每一个地区联储银行的股东由该联储地区的成员银行构成，因为成为联储银行成员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购买联储银行的股份。而这些成员银行都是私人商业银行机构（美国从来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说美联储系统中的12家地区性联储银行是私人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错。

　　但是，从实质控制权来看，美联储体系是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职权，包括货币政策（确定准备金比率、贴现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银行监管，并通过其“最后的贷款者”角色维护美国金融系统稳定。

　　虽然各地区联储银行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毫无疑问，美联储体系的核心权力掌握在总部设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Board of Governors）手中。联储局是美联储系统的龙头与神经中枢，由七名理事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机构。所有七名理事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的一系列银行改革举措，联储局的权力与影响不断扩大。联储局制定准备金比率，审核并确定各联储银行的贴现率，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的决策。联储局的所有七名理事都是FOMC的成员，占FOMC的绝大多数，且联储局主席兼任FOMC主席。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联储局所控制的FOMC在整个美联储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联储局还拥有其他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影响各地区性联储银行。例如，虽然各联储银行行长在理论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类、B类董事由成员银行推选）选出，但必须得到联储局的批准。联储局常常向各联储银行的董事会推荐行长人选（通常为职业经济学家），而联储银行的董事会也通常乐于遵照联储局的“建议”。联储局还有权确定各联储银行行长的薪酬，并且审核各联储银行的预算。

　　如果联储局的权力如此之大，实质上掌控着整个美联储系统，那么，地区联储银行的“私人股东”，即成员银行，对美联储的运作有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几乎为零。成员银行虽拥有联储银行的股票，但并不享有类似所有权所相应的利益。尽管美联储系统每年可录得2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盈利，股东或成员银行最多能指望得到6%的年度分红，绝大多数盈利由联储局转交了美国财政部。因此，与一般私人公司股东不同，联储银行的股东对其名义上拥有的财产毫无支配权。成员银行最多只能选举联储银行董事会中A类与B类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这名董事常常是由联储银行行长所提名。因此，股东或成员银行，在美联储系统中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与影响。事实上，今天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是联储的成员银行，而在半个世纪前，这一比例曾是半数。因为成员银行实际上没有“私人股东”的权益，而且还必须承担在联储银行缴存准备金的义务，股东或成员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断有银行机构脱离联储系统，削弱了联储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以至于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监管与货币控制法案中增加一个特别条款，即不管是否成员，所有存款金融机构必须在联储系统维持准备金。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本质差别，对美联储的领导班子在专业上是否胜任称职，在货币政策上是否制定得当，在维护金融市场信心、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目标方面的记录是否完美等涉及中央银行的关键问题不着笔墨，毫无兴趣，而围绕着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这一点上大做特做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近30余年后还继续残存的对私有制的偏见，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有较特殊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中央银行的根本性误解。美联储的诞生，对于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而《货币战争》一书对此却悻悻写道，“1913年12月23日，美国民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力所颠覆”，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该书对美联储有何成见，事实是，美联储自成立近100年来，已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很多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民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未经选举产生，却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机构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包括国会与总统在内的许多公共权力机关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