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哪个步行街热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认识视角之差异

作者：本站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5294    更新时间：2009-9-28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认识视角之差异
罗维
“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终失败根源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理论上认识有所失误；而邓小平探索的成功关键在于对传统既定社会主义认识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整体跃迁。
一、从结构维度到功能维度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描述，二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全面超越。建国初期，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缺乏，便非常自然、自觉地向马、恩经典寻求理论支撑，随即用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具体描述来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在所有制结构上，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消灭一切私有经济，甚至一度把老百姓的生活资料也“共产”了。在分配结构上，彻底否定按劳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并把按劳分配视为平均分配。在60年代中苏论战中，我们指责苏联“变修”，为显示中国是“正宗”的社会主义，更是不敢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描述的雷池一步。毛泽东按照马克思的“图纸”施工的结果却走向了他探索初衷的反面：生产力发展严重受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滞缓。
实践上的失误能否推断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失误的结论呢？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的失误折射出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理论盲点——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把握不全面。毛泽东注重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具体描述，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至少应具备三个方面的前提：一是生产必须高度社会化。公有制的实行基础不是善良愿望和对私有制的仇恨，而是来自生产方式——社会化大生产的直接要求；二是人类的认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只有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人类才有可能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三是物质财富的丰富，至少是相当丰富，才能使按劳分配成为可能。我国社会主义建立的起点，无论哪一方面，与马克思强调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相距甚远。
针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理论盲点和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上出现的失误，邓小平则强调从功能维度来认识社会主义。所谓功能维度指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主要体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或价值指向。众所周知，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恩的设想有很大不同，而且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已被“西化”，我国的社会主义也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成熟的阶段，因此它的一些重要特征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社会主义结构还处在不稳定、变动的阶段。这些情况决定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只能是初步的，还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的、严格的定义。邓小平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从上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逐渐好起来；共同富裕，消灭剥削。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而且应该具有这两个功能。正是从这一层面，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这段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言简意赅，以他深邃的思考给“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带来了重大的突破，纠正了长期以来从静态的结构来判断社会性质的思维定势，紧紧抓住隐藏在表面特征背后的动态的功能性内容，用“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五个动词，把社会主义归纳为消解贫困现状，走向社会公平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从强调人与人关系的解决到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
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任务和治国经验的不同，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认识、把握社会主义时，表现出了不同的侧重。毛泽东侧重人与人关系的解决，并把人与人关系的解决看成是人与自然关系解决的前提。首先，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人类社会的永恒基本矛盾，毛泽东把注意力比较多地集中到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上，希冀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借助人民公社化的“农村乌托邦”形式，幻想在工业化社会尚未实现之前就在中国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次，在人民内部，毛泽东要努力建立一种人与人平等的制度。为了达到此目的，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中指出，每个人都要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以确保每个人在参加劳动、接受教育以及享受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平等。再次，他还特别关注国内阶级斗争，以高度的警惕，不惜采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以此来捍卫人与人的平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便是这一方法使用的极致。第四，在工作重心问题上，毛泽东一以贯之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力置之于可有可无的境地，甚至一味地批判“唯生产力论”，即便是讲发展生产，也是在“抓革命”的前提下偶尔提及。
在邓小平看来，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在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他多次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在邓小平眼中“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邓小平文选》中，“生产力”是出现最多的一个概念，仅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生产力”概念就出现了上百次。
邓小平不但强调社会主义首先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但也不回避人与人关系问题。在邓小平视野中，社会主义从价值取向来说就是实现“共同富裕”，解决人与人关系问题，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当下的中心课题，因为共同富裕的前提是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则是人与自然关系命题的题中之意。显然实现共同富裕归根结底要靠生产力的发展。剥削、贫富差距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但又发展不充分的产物。因而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认识中，人与人关系的解决是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和先决条件的。
三、从理想到理性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我国的实际生产力水平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点——工业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大相径庭。如何解决现实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生产力状况与马克思描述的社会主义理想状态之间的矛盾？这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
所有革命者，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但坚信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是科学的、合理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从现实出发，创造条件去实现理想。然而，理想的实现一旦离开现实的基点，就可能走入歧途，甚至对理想的实现起负向作用。在解决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这对矛盾时，由于主观上对美好理想的极度憧憬，致使毛泽东不自觉地用理想来剪裁现实社会主义。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化”就是一次把理想搬到人间的大尝试。在“文化在革命”期间更是把这种尝试推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在较短时间内，一要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第二要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生产，以期建立一个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的“三无”社会。这些充满着理想化情绪的大尝试、大运动终究未能真正使理想现实化，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停滞和萎缩。
同样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则用科学的手术刀，客观地、毫不冲动地一点一点剖析现实社会主义，并用更直观、简明的语言表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即一方面是“必须走”，另一方面是“不够格”。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在邓小平看来，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在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起来的，贫穷是现实社会主义的一个不利起点。他在认真总结历史上搞社会主义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失误后，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于是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清晰化：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均可以大胆采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时，邓小平不但强调从现实出发，同时又把实现社会主义看成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社会主义思想就其实质来说，是科学性与理想性的统一。说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因为她根植于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说它理想，因为她是对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批判和超越，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因此社会主义理想是崇高的，必须坚持，但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踏踏踏实实地长期艰苦奋斗，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因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多地具有理性色彩。
对毛泽东、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视角差异性的分析，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代价和历史进步的辩证法，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从理想到理性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透析历史，我们所希冀的是减少为历史进步付出的代价，缩短从理想到理性的间距。
注　释：
[作者简介]：罗维（1972-），女，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研究》　2004年0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