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仓山区公立幼儿园:说到“科学”

而现在很多国人把“科学”放到崇高的地位用以指导种种的社会活动，某些人甚至偏执到以所谓的“科学”指导一切发展的地步，做很多事情，几乎都要先镶上加上“科学”这两个字，至少他们表面上对“科学”的崇拜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难道“科学”真是灵丹妙药，可以包治百病？难道“科学”是个万能的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而某些人则热衷于想方设法或随心所欲地给“科学” 或“科学发展”扩展上各类形形色色的解释和定义，给它涂脂抹粉披上种种华丽外衣让它招摇过世，但是光鲜的外表却掩饰不了其内涵的空洞，而且那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也缺乏民意的支持。难道“科学”是个模特，是可以任意打扮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到底以什么人为本？到底是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现在到底是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我想老百姓心里都是知道的）？如果科学真的是救人、救国、救世之仁，这样的说法做法倒也无可厚非。但是，科学本身并不能用来指导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之间关系，更不能指导人的道德良知，一句话概括而言之：科学是否有益于人民，关键要看科学掌握在哪些人手里，被哪些人运用和发展。

记得有网友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无能的问题，而是无耻的问题。”—觉得这句话针砭时弊真是一针见血啊。其实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的发展，明明是有害于公众利益的，某些人还是要一意孤行去做。如：长期以来存在的官员纵容企业污染环境、透支资源搞“发展”的问题，忽视甚至损害民生搞“发展”的问题，这类问题是不会因为提倡“科学发展”而得到实质改善的，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官员唯利是图的私心得不到自律与他律的有效控制。山西省环保局日前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官员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所谓的“经济发展”。这难道是那些官员不懂“科学”吗？难道环境污染给人民生命带来的危害，那些官员不知道吗？有人说：“官员们把GDP看得比环境污染更重要，因为GDP与乌纱帽联系着。”其实GDP与乌纱帽联系只是一个表层现象，所谓“GDP影响和决定乌纱帽的体制”里面包藏的是官员决定官员前途而不是人民决定官员前途的官僚专制政治在作怪，而不是什么科学不科学的事，这几乎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为什么某些人要故意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官员们为了个人与自家圈子的发财升官发展路可以唯利是图甚少顾及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其根本原因有二——缺乏民权的他律和道德良知的自律。古人尚且知道 “官官相护”的道理，如果国家的主人--人民缺乏民权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舍本逐末想主要靠官员来监督官员，就如同让自己的左手监督自己的右手，是肯定不能真正达到他律之目的的，也是走不出历史周期律的。关于民权的他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中山先生有关民权主义方面的文章.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科学是另一回事，它不能给我们人生中的大问题提供答案，这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生活。这些问题科学都不能告诉你答案。科学只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目标。以前人类社会都是用道德价值来判断一切问题，但是现在不行了，科学成了价值判断的标准。”有人对此评论说：“文天祥在面临生死考验的严峻环境下，能够大义凜然写出《正气歌》，不就凭借着价值信念在背后支撑着吗！这个东西科学解决不了的。”是啊！谭嗣同为了“救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唤醒麻木的民众，宁可放弃生的机会“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视死如归，这个东西也是科学解决不了的。现在“科学”成了价值判断的标准，这种做法在政治、经济领域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弊端是：某些官僚会更加泯灭道德良知，漠视道德价值、忽视民本原则，甚至还可能会冠冕堂皇以所谓“科学”之名，行唯自己私利利是图之实，把夹带自己私货的“科学”凌驾于道德价值、民本原则之上，达到 “借尸还魂”以图私利之目的。

有人会问书本理论上的科学定义又是什么呢？中国教科书上的解释是“科学是反映客观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有人对此评论：“科学是人类以人类目前的认知能力 (或人类目前所拥有仪器)所能认知(或测量)到的各种自然、社会现象的描述;以及对自然、社会所产生现象的必然性(即‘客观规律’)的归纳和运用，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科学所得出的结论是依靠于人类目前有限认知和测量能力的。”比如在天文学方面：托勒密以当年的认知能力认为地心说是客观规律，而到了哥白尼时则认为日心说是客观规律，后来赫歇尔创“银河系天文学”，再到现代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乃至混沌暴涨理论，可谓“沧海桑田”一变再变。所以这种有限能力认知出的必然性 “归纳和运用”本身也是无常的不可靠的。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然科学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即使是用在表面上无害化的活动与和平的目的也可很多不可预知性的严重后果（例如：某些国家建造的巨型大坝水库工程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而巨型大坝水库工程给人民生命安全和国防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早已有当年埃及阿斯旺大坝受严重核袭击危胁为前车之鉴了。至于其中某些官僚借大兴土木之机，或立自我政绩形象，或趁机鲸吞民脂民膏等恶劣行为则暂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可以说由自然基础科学孕育出来的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对于人类和自然环境的作用越大，其后果就越充满不可预知性，更不用说为图眼前私利把应用科学用于战争等非和平目的以及其它有害于人类或其它物种生存的地方。从人类应用化学能发展到应用核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最初的发明者本意是良好的,但是当他们的发明和技术被频频应用于战争时，曾带来的何等惨痛的血雨腥风啊！所以有学者以黑色幽默的口吻说: “诺贝尔的另一个伟大之处是将卖炸药的钱留下来奖励那些后来发明原子弹的人！”, 也有贤者深刻指出：“科学家们只在其领域里从事研究，而不考虑研究成果对人类的危害，便是缺乏慈悲的表现”。除了危害人类相对比较缓慢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资源浪费，人们也可以从核技术被大量应用于非和平的目的知晓科学被滥用的种种弊端。目前某些以正义自居的国家或明或暗地对于人类有巨大杀伤力的基因、气象等武器的研制更是令人惊心，据说能使物质完全湮灭转化成能量有极大毁灭性杀伤力的反物质武器也在某些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初步研究之列，但愿反物质武器出来之时不是人类灭亡之日。（现有证据表明美国费米国立加速器研究所、法国和瑞士合建的欧洲核研究中心以及俄罗斯的高能物理研究所，都在进行反物质的生产和研究，不知是否与非和平目的有关？）现在世界各国耗费大量财力物力把科技用于在军备竞赛上,就象陷入互不信任的“囚徒困境”一样，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人类世界的头顶上悬上越来越多足以自我毁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科学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组成，也许有人会单纯地认为只有不慎或恶意运用自然科学会有巨大的不良影响和危害，殊不知自然科学的着力点是物，社会科学的着力点是人的思想意识，而人的行为是由思想意识支配的，运用科学背离人类的道德原则，实际上是人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主要是人不信因果分不清善恶是非，不懂道德良知的重要性。如果说二战时是纳粹的战争机器在害人反人类，不如说当年纳粹德国统治者的邪见思想是害人之源更确切些。那些违背人类共同道德律的思想学说（所谓的社会科学）也肯定是害人非浅的社会科学，所以古有“一言以丧邦，一言以兴邦”之说。在此也顺便摘录一些有据可查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经济理论让大家奇文共欣赏（论事不论人所以隐去他们的姓名）：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 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注：按照他们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中国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那些私人又是哪些人？想必中国老百姓心里自有明断。）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注：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偷盗走GDP的14.2%～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 ，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源头。2002年的论文统计是这样，而现在到底又改善了多少呢？为何总是民权缺乏民生难艰，路漫漫其修远兮？]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注：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
　　（注：事实上，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了这么多年，难道就建设出这个成果？看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当转向经济建设以民生为中心了，经济建设应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国家本属于人民，国家的财富亦是人民所创造，民生才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
如果说自然科学是两面刃，那些分不清善恶是非背离人类道德良知的社会科学邪说之危害，就远远甚于两面刃了。所以说：“杀生之上无余罪，十不善中邪见重。”如果要使科学有益于人类，我们要做的是使科学遵从道德律，而不是让道德律服从于科学。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日，在人类道德观念日益淡薄物欲横流的今日，科学的无序滥用犹如潘多拉匣子被开打一样，人类社会比往任何时刻更迫切需要“可佐科学之偏”的“救世之仁”以挽救只顾私欲泯灭良知不信因果不肯自拔的人们,掌握两面刃的人类只有达到道德的上强烈共识和自律，才能避免被自己肆无忌惮的恶行所毁灭。英国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 这句话出自外国人口里，的确令人感慨，外国人尚且有如此深刻的见解，而我们国人却在追逐名利物欲的过程中逐渐忘失了人类的道德良知,放弃了中华文明的精华，真是“身在宝山，空手归” 。孙中山先生当年就曾明确地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可惜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英年早逝，这是长期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极大不幸）。

科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外求诸物”，而人在道德良知自律上则是不断反省返求诸己的，中山先生所说的“可佐科学之偏”大概着重是指这一点吧,救人、救国之仁不一定可以救世，但是救世之仁一定可以救人、救国，所以中山先生所说的救人、救国之仁也是包含在救世之仁之中的。道德良知并不排斥科学,但是科学的运用以及人的种种行为和社会的发展必须遵从道德律，人的行为和社会发展（包括意识思想）是要符合“善”，远离 “恶”的，这才是关键所在。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由诚敬于正见而立的道德良知是道德体系的基础和根本所在，“譬如一切城邑聚落，皆依大地而得安住，一切药草卉木丛林，亦皆依地而得生长，此十善道亦复如是。”有人认为道德有新道德旧道德之别，道德有历史性有阶级性，这种观点其实是狭隘短视的见解，事实上某些一时一域之道德的确会因民心向背或某些原因而过时，而且也不一定适用于他国，而人类共同的道德律则是不论种族、信仰的本性之德，是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并且超越时空的。

自古以来，不伤害他人乃至亲亲而仁民、仁民爱物，不偷盗公私财物乃至义利节用、济贫救困，不邪淫而贞良守礼夫妻相敬，不妄言而诚实守信，不两舌而无人前人后搬弄是非，不恶口而出言慈和文明，不绮语而言说质直有礼，不滥用麻醉品等道德原则都是超越时空的人类社会公认道德准则。一个人人比较遵从公认道德准则的社会，自然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会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的关系是主要的，其它关系是依随着这个关系而变化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不仅没有其它关系的和谐，而且一切发展也会如无源之水无矢之箭，只会越“发展”越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需要通过 “德为重”与“民为本” ，需要通过正确有效的自律和他律，来解决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官与民、资本家与劳工这两大主要社会矛盾以及其它的种种社会矛盾与问题，正确的发展观必须立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