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桑塔纳3000多少钱:周志兴:王震这个人(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12:58:07

周志兴:王震这个人(上)

作者:周志兴   发布时间:2009-12-9    阅读次数:1208次

2008年4月11日,是王震百年诞辰。


  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从4月7日开始播出六集电视文献纪录片《王震》。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总编导康健宁力邀成为这部片子的撰稿的。因为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所以,我推辞了很久,最后答应试试。


  但是,算是完成了任务。


  看了播出的两集片子,总的感觉还好。但是,我还是想把我写的文字稿发出来,因为限于影片资料和一些忌讳的问题,电视的内容相对要少一些。


  做这个片子,主创人员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把王震看作一个人,写作一个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一尊神,而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一个老头。不但说他的丰功伟绩,也说他的缺点。例如,他上学时,成绩不那么好,老师对他有批评的批语,我要写出来,而不是像写过的其他领袖,都是少年时就聪慧异常,学业精进。例如他的急躁,他的挨批,都要有反映。


  在人际交往上,王家的后代一再嘱咐,要多写战友和下级,多写普通人,不要总是写第一代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和王震的关系。


  王震有个绰号叫王胡子,胡子代表了性格。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写出了这个人的性格。


  王震  六集电视纪录片草稿


  第一集    屹立高原


  这里,是中国新疆的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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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城市的历史,短的简直不能称之为历史。这是一群刚刚从硝烟中走出来的战士们,在石头遍地的河滩上建设起来的一座新城,所以,被命名为石河子市恰如其分。


  在城中心的休憩广场,矗立着一座铜铸雕像。也许,我们也可以不把它看作是一座雕塑,而是看作这座城市的魂魄。


  这座铜像,叫做军垦第一犁。


  犁,是农业生产的工具,犁的诞生,是人类在农业生产上迈出的一大步。如果说,我们常常把剑看作战斗者所向披靡的利器,那么,犁就是建设者辛勤开拓的一个象征。


  而人们常说的化剑为犁,是指从战争到建设的一种转变。这座城市,见证了这划时代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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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垦第一犁”以三个裸露身体,奋力向前的垦荒者,再现了当年开拓者的形象。两人在前奋力拉犁,一人在后执掌铧犁,简朴的军装、原始的劳动工具、滞重的步态,勾画了极其艰苦的创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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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浓缩历史的一个标志。


  然而,提到当年,提到这座城市,一定不能忘记一个人。


  这个人如同塑在人们心中的一座雕像。


  他就是王震。


  一个当年开拓者的统帅,一个当年的拉犁者。


  1991年的夏天,83岁的王震又一次回到了新疆。


  自1953年离开新疆,他已经是第14次回到他深深热爱的这片土地。


  8月18日,王震来到了石河子。年纪大了,病魔又一直跟着他,他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矫健。但是,王震还是去了农场,去了蟠桃园,去了白杨林,又去了143团棉田。他聚精会神,仿佛要把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都刻在自己的脑子里。


  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回到这块魂牵梦绕的土地了。


  8月23日,在离开新疆前一天,王震动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1980年我在新疆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洒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们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


  8月24日是告别的日子。一早,王震特地穿上了维吾尔族传统的绿白相间的彩条秴靽,戴上维吾尔族花帽,在飞机机舱门口,看着送行的人们,久久的,久久的挥动着右手。临进机舱前,他慢慢弯下腰,深深的鞠了一躬。


  远处,天山高耸的山峰银光闪耀,那是在见证老人的心愿。


  王震与新疆的结缘始于1949年。


  1949年早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随同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从陕甘宁边区来到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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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夜的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都是中国共产党中的翘楚,也将是新中国各个方面的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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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岁的王震是中央候补委员。


  从各个战场上聚集到华北这个小山村,共产党的领袖们格外兴奋。即将拿下整个的天下,即将执掌整个的天下,对于为了这个目标浴血奋战了几十年的人来说,就像走了许多年夜路的人即将看到日出。


  这天晚上,在简易的小俱乐部里,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请大家看京剧。不知是不是出于让战场上厮杀的将领们放松一下的考虑,招待这些戎装未整的将领的,不是《八大锤》、《朱仙镇》这类的武打戏,而是《红娘》,一出文戏,一出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戏。


  王震没有去看戏,一是他对看戏这类的事情没有多少兴趣,再就是他心里有事。他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准备好好整理自己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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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毛泽东主席交代他的事情。


  刚到西柏坡,毛泽东就单独召见了他,问他,革命胜利后有什么打算。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王震早就有了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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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王震的过人之处。他不习惯等待命运的安排,他总是充满激情地争取和创造新的机会。


  这次中央全会,负责会务安排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知道他和陈赓关系好,安排他们两个住在一起,陈胡子和王胡子,两个在战场上勇猛无比的亲密战友说的最多的,也是革命胜利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陈赓说:“我敲榔头去!”王震说:“我扛锄头去!”


  扛锄头的话不是随便说的,王震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就是到新疆去,屯垦戌边,这是要抡锄头的。当然,到了新疆后王震才知道,内地用的锄头在新疆不好使,要用一种叫“砍土镘”的家伙。这是后话了。


  毛泽东很赞赏他的打算,说:“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样才像你王震!你的想法还可以拿到全会上去讲嘛。”


  要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发言,王震感到压力,所以,找了些资料,开始冥思苦想。正在入神时,不想被一个湖南同乡的口音惊了一跳:“你为什么不去看戏啊?”


  原来是毛泽东走了过来。


  王震答道:我没有艺术细胞啊!毛泽东说:“今晚台子上演的是《红娘》,那是出好戏。那个红娘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新疆各族人民做好事。”


  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好事不要做过头,做过头人家也不喜欢你,会把你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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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最后一段话包含了一点提醒,因为他太熟悉这位猛将的脾气秉性了。


  对于毛泽东的这段提醒,王震熟悉的很。1940年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对王震说过:“王胡子哪,你现在不是小将了,已经是名将了,你这粗暴的毛病应该改一改了。我可以等你五年。”


  从这些话里,既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王震的欣赏,也可以看到在欣赏之中的批评。


  现在,五年的期限早就过了,但是不难看到,如果说毛泽东对王震还会有什么不放心,那绝对不会是怕王震不使劲,而是怕他的劲过了头。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半年多以后,还可以看到一段有意思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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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那天,新疆的一位著名领导者赛福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庆典结束时,他接到了一个通知,晚上7点毛泽东要请他吃饭,谈新疆问题。在这样一个重要日子里,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都在场的情况下,毛泽东向赛福鼎介绍了即将出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王震。


  而此刻,王震正在酒泉,思量如何进军新疆。


  毛泽东向赛福鼎介绍,王震是一位好同志,从现在起,你要和王震一起工作。在战场上,他是一位所向披靡的英雄,今后,他要从事的主要是建设。你熟悉新疆的情况,所以,处理一些涉及面较大的问题时,你要多帮助王震同志,要多提醒他审慎行事。


  赛福鼎的汉语不好,翻译在译这段话时,按照维语的习惯,把最后一句话翻成了“必要时,要及时拽拽王震同志的衣襟。”


  赛福鼎向毛泽东介绍了维语的这种表达方式,毛泽东笑了,说:是的,必要时,要拽拽王震同志的衣襟。


  其实,在西柏坡,毛泽东对王震的话,是提前拽了拽衣襟。


  王震当然服气毛泽东的提醒,但是,此刻他更加感兴趣的,也是他捕捉到的,是这样两个重要信息:最高统帅实际上已经批准了他到新疆去的要求,而且是要去唱主角。


  王震仿佛看到,占了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这块广袤土地,正在向他展开双臂。


  在战场上,王震的主角唱的不少,但是,转到建设上,当主角却是一个新课题。


  新课题也没什么,因为王震的字典上,从来就没有写着胆怯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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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很难考证当时为什么王震会对新疆如此一往情深。但是,探究王震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因素:


  王震所在的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一路向西,是离新疆最近的一支部队,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回新疆,他们责无旁贷;


  边疆地区,一直是王震关注的地方。1935年,王震率领红六军团长征路经云贵山区,少数民族同胞恶劣的生存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淳朴的民风,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叫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当年在新疆屯垦戍边,更是在他脑中深深扎根的一段往事。尽管对这位左襄文公历史上一直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王震却敬重这位同乡。1983年初秋,王震约见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认为公正、客观地评价左宗棠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王震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对历史人物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凡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都应该给予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这些因素,把新疆这块土地满满地塞住了王震的脑子,占据了他的心。


  毛泽东把新疆这样一块重要的土地交给王震打理,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因为毛泽东对王震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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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理因素上看,是一条浏阳河,把这两个人的家乡联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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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4月11日,王震诞生在湖南浏阳县北盛仓乡马跪桥村一户王姓佃农家里。这时,出生在邻县湘潭的毛泽东还在家乡读私塾。


  当地人在男孩子的名字后面会加上“伢子”,祖母给这个长孙起的乳名是“开伢子”,是取“开门之喜”的意思。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开字,和王震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他不断开辟根据地,不断开垦荒地,不断开拓进取,不断开始新的创业。


  王震并不是因为是苦出身而顺理成章成为共产党的中坚,他走过的路很有些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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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家庭贫困,王震童年时几度辍学。他13岁时只身到了长沙,曾经流落街头,也曾经在一支军阀的部队里当过勤务兵,还在码头上打过零工。值得庆幸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王震在长沙附近一个叫新河的火车站当了工人。不过,此时他的名字还叫王正林。


  在上世纪20年代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许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和他们不同,1925年,17岁的王震先加入的是国民党。


  此时的王震,并不了解三民主义,当然也不了解共产主义。但是,在短暂的私塾学习中,他积累了湖湘文化中精华的东西,例如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勇于承担责任等。一位名叫李紫轩的先生上的修身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把谭嗣同的名字,刻在了王震心里。这位浏阳同乡“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在王震的晚年也在经常吟诵。而王震在党的领导下拉起第一支武装时,是谭嗣同的堂弟谭嗣牧送给他一门日本造的钢炮,一箱炮弹和一把冲锋号,这些武器,在某种意义上,是为王震的军事生涯垫起了第一块砖。


  王震后来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曾经这样说:“幼年时反抗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李紫轩先生,他和外公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而另一个启蒙老师,就是贫困。”


  两个启蒙老师的教诲使得少年王震决心要做一番事业。尽管年纪小,他很快就当了工人纠察队小队长,后来又被选为长沙职工分会执行委员。就在这时,他加入了国民党。


  共产党人的眼睛也盯住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小伙子。1926年端午节过后,粤汉铁路长沙职工分会负责人找王震谈话,希望王震向共产党靠拢,第一步先加入CY(共青团)。王震并不知道何为CY,问,我刚参加了国民党,为什么还要参加CY?王震接过宣传册,没想到映入眼帘的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头像。这两个外国人使他不禁想起前几天他还挨了车站的英国工程师的打,仇视外国人的朴素情绪油然而生,所以,当场拒绝了两位介绍人的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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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历史总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王震有机会听到了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讲的《共产主义ABC》的课。


  郭亮尽管只比王震大7岁,但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也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和王震一样,他也是一个铁路工人。和王震不一样的,他却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读于毛湖南第一师范,是毛泽东的校友,并且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1922年,郭亮作为毛泽东的副手担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副总干事,毛泽东调中央工作后,郭亮成为总干事,后来,又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有这样一个人对王震作共产主义的启蒙,不啻于醍醐灌顶。


  半个月后,王震向新河站党组织提交了一份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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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底,王震正式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7年,在各地陆续发生反革命事变的白色恐怖下,王震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震与毛泽东第一次接触,还是在他是国民党员时。


  那是在1925年8月,领导派王震到长沙北站接一位毛润之先生,他用的是在铁轨上跑的一种叫摇车的交通工具。一路上,润之纵谈天下大事,而且一点架子也没有,王震打心眼里佩服。后来在瑞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时,王震知道毛主席就是当年的毛润之,谈起这段往事,毛泽东又惊又喜:“哦,那次送我的王正林是你呀!”不由得更加亲近起来。


  王震的共产主义启蒙者郭亮,用自己的头颅给王震上了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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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春天,由于叛徒告密,郭亮在岳州被捕并连夜押往长沙。被秘密杀害于长沙司门口“湖南铲共法院”前坪。他的头颅挂在司门口示众三天三晚,又移至他的老家铜官东山寺戏台示众。牺牲时,郭亮年仅27岁。


  鲁迅得知此事后,曾写过这样一句话:“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在王震走入革命大门的时候,遇到了毛泽东和郭亮两位非同寻常的共产党人,是他一生机遇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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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王震选择的革命道路走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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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路走得也很难。


  1949年10月5日,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了进疆誓师大会,二、六两军,兵分两路,攀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脉,横穿浩瀚的戈壁大漠,挺进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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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罩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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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歌进新疆。


  这是一首现代版的边塞诗。作者署名是王震,而谱曲者也是大名鼎鼎,叫王洛宾。


  其实这首词并不是出自王震之手,而是一兵团的政治部宣传部长马寒冰所写。这位马寒冰,跟随王震多年,后来在新疆屯垦时还创作过脍炙人口的歌曲《新疆好》。而上面的这首词,是他从王震在翻越祁连山途中的一次感慨中提炼得来。王震夫人王季青在若干年后还直言,这首词不是王震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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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王震确实是身先士卒地走在进疆路上。


  今天,很难想象十万人在秋冬时节进入新疆的艰难,比较直观的是以历史为镜子。


  清朝同治年间,左宗棠率领湘军入疆,用时两年多。1943年8月,国民党7万人入疆,经过三年准备,用时两年半才进军到了迪化、喀什、玛纳斯等地。而王震的第一兵团在严寒的冬季,在连续行军作战没有得到休整的情况下,只用了6个月时间就进驻了全疆各个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并且接管了千里边防。


  然而,困难不仅是路途遥远,天寒地冻,匪患重重。横在这支身经百战的部队面前的,还有无数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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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兵家千年古训,王震是烂熟于心的。到了新疆后,粮草问题果然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第一兵团进疆部队有10万人,陶峙岳将军的起义部队和民族军有10万人,旧政府工作人员有四五万人,每年需要的粮食要10万吨。靠新疆当地肯定解决不了,从关内运粮,运价等于粮价的7倍,如果从苏联进口,每吨粮食300万卢布,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外汇。


  这个时候的新中国,还被困难包围着。南方战场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已经解放了的许多地方匪患猖獗,朝鲜半岛上的战火正在向我国的东北地区蔓延,而被赶到台湾岛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反攻的声音还不绝于耳,而全国的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年轻的共产党政权接过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摊子。


  王震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他知道,现在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肩膀,把天大的困难扛起来。自己的肩膀,应当是年轻共和国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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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的一生,仿佛就是挑重担的一生,他略显消瘦的身躯,简直就是钢铁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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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是早在西柏坡时就想好的:屯垦戍边,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守卫好中国的西域边疆。


  如果把屯垦的艰难暂时忽略,也可以把西域屯垦看作是浪漫的古韵长歌。


  在人类文明史上,两千年的岁月不算短了,而两千年前的西汉政权,正是在屯垦发展的过程中,完成了西域统一大业。


  从那时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凡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不把屯垦戍边作为安邦治国的良策。近代历史上,左宗棠是留下浓重一笔的人物。


  哈密城郊至今生长着苍劲的古柳,人称“左公柳”,相传是左宗棠屯兵哈密时所栽。


  大将筹边尚未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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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王震喜欢吟诵的一首七绝,是左宗棠的一位朋友所写。这首诗中的几个关键词,例如大将筹边,湖湘子弟,杨柳春风等,都和王震那一刻的心境合拍。


  王震进疆的路线,正是当年左宗棠进疆之路。而王震率领的部队,又发端自湖湘,因此,当王震吟诵这首左宗棠时代留下的七绝时,心中一定也充满了豪气。


  1950年的1月23日,新疆还在冰天雪地中,王震的一道命令让冰冻三尺的新疆大地热气腾腾。王震要求驻疆部队要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力投入生产,每人要开六亩荒地,当年要开垦荒地六十万亩,具体到了要求生产粮食5000万公斤,棉花180万公斤,还有每人1只羊,1只鸡,10个人1头猪,1头牛,部队喊出的口号颇有王震色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超过,不许减少。”


  为了解决生产资金,王震动员自己的部队节衣缩食。那真的是节衣缩食,节衣,是把四个兜的军装减到两个兜,把军装领子上的布省下一块来,每年发一套棉服改为每两年发一套棉服。缩食,是从1950年1月起,每人每天的粮食减少82.5克。而解放军总后勤部的规定野战部队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也就是区区874克,后方机关人员只有750克。


  比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人心。


  这天,王震站在乌鲁木齐河边,对儿子王兵说:迪化这个地名不好,有歧视少数民族的味道,总有一天,要以这条河来命名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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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木齐,蒙古语是“优美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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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化,地名起自康熙年间,意思是启迪和教化蛮夷之族的意思。


  城市名字还未及改变,王震先率领治理乌鲁木齐河。这条河,发源于天山,从迪化市区流过,汛期它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管束,而下游却不得受益。治理这条河,就是要给这匹烈马套上龙头。


  新疆气候干燥,年均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因此,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在新疆有水才有粮。但是,大家也都明白,治水不是容易事。然而,在冰天雪地里治水,王震走在了前面。


  在人们的记忆里,王震总是走在前面的一个人。哪怕遇到再多的坎坷。


  1952年,王震在兰州突然胃病发作。这是在战争年代留下的病根,加上新疆工作的艰难造成的。大出血2000CC,被送到苏联养病。这是王震参加革命后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离开工作,在异国他乡休息。但是苏联专家的警告给他的休养带来了一丝悲壮。大夫告诉他,在他一生余下的时间里,他不能离开中心城市100公里以上。这就是说,他要随时做好被送到大医院抢救的准备。


  而实际上,王震从来没有把大夫的警告放在心上。1961年,他动了第二次手术不久,为了北大荒的农垦,他坐着马爬犁,从密山赶到虎林。而这段路,今天公路修好了,坐汽车还要三个小时!


  1984年,王震做了第四次手术。术后11天,他就奉中央命令飞往新疆。


  这就是王震,永远飘扬在队伍前列的一面旗帜。


  当这面旗帜飘扬在西域寒风中的时候,迪化被感动了。除了解放军官兵,连平时没有车不出门的旧政府留用的官员们,也走出了温暖的家门,加入到拉石头的人流中。


  这条后来命名为和平渠的引水渠很快修好了,渠中流淌的清水,不仅浇灌了庄稼,也滋润了许多人的心灵。


  屯垦戍边,没有人是不行的。光有男人也是不行的。在解决了吃饭问题后,许多官兵就开始想成家的问题了。而新疆当时是男女比例极不协调,国民党新疆起义部队十万大军,平均年龄38岁,98%的官兵家在内地,96%的官兵没有成家。而解放军入驻新疆的十万大军,团以下的指战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光棍汉。


  王震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于是,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决策。


  熊晃当年是二军六师政委兼焉耆地委书记,一天,他接到了王震的电话,命令他带家眷回迪化领受新任务。一见面,王震就说:你现在自己有了老婆,你的部下呢?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快30岁了还打光棍,叫我心里怎么好受?你立即坐飞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然后南下,找湖南省委,叫他们协助招一批女生,不管什么成分都要!


  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当时正处在阶级斗争的浪尖上,谁都会考虑阶级立场问题,但是,王震没有,他就是要解决战士们的实际问题。


  熊晃临走时,王震交给他一封给当时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新疆人口稀少,配偶难找,部队要屯垦戍边,长期安家,不解决婚姻问题是不行的。今派熊晃同志赴湖南,请你们大力协助帮助招一批女青年,最低年龄18岁,初、高中文化程度,未婚(有过婚史但已离异的也行),家庭出身不管。把她们招来新疆,纺纱织布,繁衍人口,与我部队将士同建繁荣富强之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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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克诚看到最后一段,不禁哈哈大笑,指着“繁衍人口”这四个字说:这个王胡子,把这话讲出去,人家女娃子谁还去呀!


  这话当然不能公开讲。所以,当时在湖南的各种报纸上发布的广告,都是说招女青年到新疆办工厂的。当然这也是事实。


  熊晃在长沙市成立了一个招聘团,地点就设在营盘街38号,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这里曾经是辛弃疾驻兵的地方。


  报名者十分踊跃,不长的时间里,熊晃招到了3000多名女生,分十几批入疆。最后,湖南籍女子有8000人到了新疆,八千湘女上天山,成了新疆屯垦历史上最浪漫的故事。当看到天山上的这块巨石被运到湘江边,成为湘女上天山的雕刻,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段历史。


  今天,尚在新疆工作或者已经离开新疆的许多人,许多四五十岁的人,都是把这些湘女叫做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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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办的大得人心,结果,熊晃在兵团内部终身享有“岳父泰山大舅哥”的称谓。当然,熊晃心里明白,功劳,要记在王震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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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湘女之后,广西、山东、江苏、上海、湖北等省市的一批又一批女青年进疆,加入屯垦部队的行列。这样,驻新疆部队和地方单位的性别比例很快发生了变化。


  看到进疆的许多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王震笑了。他说:我平生下过的命令有无数道,但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道。


  奋斗的时光过的格外快。


  到了当年十月,收获的季节到了,王震做了一个总结,成绩让人难以置信:春季共开垦荒地85.2万余亩,秋季又耕冬麦10余万亩,耕地总数已经超过100万亩。当年收获粮食93.6万石,油料540.6万公斤,蔬菜1745公斤,养牛6200余头,羊8.29万只,猪8600余口。


  这个总结发表在报纸上,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


  此人叫张治中,曾经担任国民党在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他对新疆的情况非常熟悉,当然对这一串数字惊讶不已。惊讶之余,他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给王震。他说:看到您那篇《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我兴奋极了!我觉得需要写一封信来给您诉说我的意见和感想。您那篇文章几乎可以说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驻疆的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的血汗所写成的。由于您一年来的直接领导,已经以极大的规模部分地填充了新疆的地图,初步地改造了新疆的地理,再有10年、20年的努力。新疆无疑将成为工农业、牧畜业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乐园,这美丽的远景实在令人羡慕。


  在王震看来,这只是他在新疆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一个西域边疆,在这样一个远离北京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他有着话语权的地方,他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他的所有的激情都调动起来了,同时,他对这块土地的所有的爱也都调动起来了。


  当然,这块土地也回报给他以深深的爱!


  王震第二集    铁马冰河


  如果在天空俯瞰新疆,天山像一支倚天的巨笔,塔里木盆地像一个大大的句号,而博斯腾湖,像一湾墨水。


  对于王震来说,这块魅力土地,笔和墨水都有了,他要做的,要画句号,也要落笔。


  落笔,是指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上,他开始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句号,则是说他军事生涯的基本结束。


  上世纪四十年代最后几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像滚滚洪流,摧枯拉朽般荡涤着国民党摇摇欲坠的政权。王震率领的第一兵团,正是这洪流中的一排大浪。


  王震先后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王震率部参加了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在战略反攻阶段,他所在的西北野战军一路西行,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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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的7月,王震的部队进驻酒泉,再向西,是新疆这块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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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做好了再打一场大仗的准备,没想到,瞬息万变的战局出现了新的情况。解放军的大军压境和共产党的思想攻势,使得驻新疆的国民党陶峙岳部队和国民党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了。


  对于王震来说,军事上的凯歌唱到新疆,剩下了尾声。


  当然,尾声也是全曲的重要组成。


  这个尾声,一方面是对起义部队的改造,一方面是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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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和平解放后,新疆惯匪乌斯满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等的支持下,纠集匪徒6000多人,裹胁哈萨克族群众4万多人,掀起了新疆解放后最大的一次暴乱。


  这伙土匪,素有“马上如狼,马下如羊”的说法,大多数人平时没有建制,但他们善骑射,能奔袭,呼啸一声,便聚拢一哨人马。他们袭击解放军,围攻城镇,劫掠烧杀,甚至设伏杀害了解放军的一位副师长罗少伟。


  为了稳定新疆,王震在请示中央后,决定成立剿匪指挥部,他亲自担任剿匪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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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还是用了两手。


  一手是硬的。他调集了1万5千名解放军官兵,41辆装甲车,240辆汽车,甚至还有一架飞机,果断向匪穴攻击,4月1日发动剿匪攻势,到4月14日,就毙俘土匪630多人。土匪们听说王震的部队到了,便望风而逃。


  另一手是柔的。因为有不少哈萨克族牧民是被乌斯满裹胁的,所以,王震提出了政治上争取的政策。这些群众都带着自己的畜群,每个畜群有几千只羊,百把匹马,几十头牛,在溃退时,他们常常来不及把畜群带走,王震指示,被缴获的畜群一律不准没收,主人只要回来,就仍归他所有,哈萨克群众手中的枪,只要是保护畜群免受野兽侵害的,允许他们保留,而且每支枪发给五发子弹,多余的枪支,人民政府用盐巴、茶叶换回来。被裹胁的群众回来后,政府一律既往不咎。这个政策,打动了哈萨克族牧民,乌斯满彻底被孤立了,只剩下几百人,逃到甘肃、青海和新疆交界的山区。1952年2月,乌斯满被活捉,接着在乌鲁木齐被公开枪毙,标志新疆的匪患基本肃清,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扫平了道路。


  用枪画的这个句号,很圆。


  王震非常珍视自己的军事生涯,他常常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只是一介武夫。


  不错,他是一个军人,但其实他是一个工人,其实他也是一个农民。他看重自己的军队生涯,是因为战场上他流过血,负过七次伤;因为他看到许许多多的战友倒在自己的身边;因为天下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


  一个清晨,王震醒来,满脸喜悦地对秘书说: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回延安了!


  这一天,他格外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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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是他军人生涯的一个核心地方。


  王震是一路打到延安的。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而王震实际上在1934年8月就踏上了征程。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百万大军对苏区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处在最危险的时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命令任弼时、肖克和王震率领红六军团放弃湘赣苏区,突围到湖南中部去发展革命根据地。


  1934年8月7日下午,红六军团开始了西征。此时,王震还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是妻子李新兰已经怀孕八个月。但是,王震还是义无反顾地上路了。分别不久,李新兰被捕。后来,她多次看到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王震毙命”的报道,加上生活所迫,李新兰有了新的婚姻。对于王震来说,生活中带着辛酸的这一页,翻了过去。


  在王震等人的带领下,红六军团在湖南、江西、广西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我们今天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来到当年征战的地方,看到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看到蔽日遮天的树木,也不禁感叹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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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克后来回忆说:“这次行动历时八十多天,跨越敌境五千多里。。。。。。实际上起到了为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12日开始突围,走上长征的道路。周恩来在当时对派出的先头部队就有这样的评述: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这探路的,正是红六军团。


  王震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常常在探路中前进呢!


  红六军团是1934年的10月24日和中央红军会合的,在接下来的两万五千里征途中,这支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血战,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斗争,经历了何止千辛万苦。


  在草地上,王震的部队遇到了大问题,干粮吃光了,野草也吃光了,战士们不得不靠草根维持生命。不时有战友倒下。


  正当战士们坚持不住的时候,十六师的张辉师长高兴地跑来告诉王震,逮住了几十头牦牛。王震激动不已,这是老天爷送来的救命牛啊!他算了一下,每天杀三头牛,可以让自己的部队走出草地。他嘱咐一定要看好这些牛。没想到,又困又饿的战士们晚上都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现牦牛都跑了!得而复失的感觉还不如从没得到。王震惊呆了,战士们也都几乎失去了迈步的力气。


  正当红六军团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兄弟部队送来了30头牦牛。多亏这雪中送炭式的帮助,使王震和他的部队走过了草地。


  粮草的重要,战友情意的重要,深深地印在了王震的脑中。


  1937年的4月,王震到了延安。几个月后,日本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进攻中国的第一枪。为了抗日,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王震的部队编为贺龙为师长的120师359旅,不过,他只是当了副旅长,实际做政治委员的工作,旅长是陈伯鈞。给王震的任务是,带359旅717团上前线抗日杀敌,陈旅长带718团留守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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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摩拳擦掌,当副旅长可以,当团长也可以,只要能上前线杀敌。


  杀敌要有枪,更要有人。王震带的这个团,经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只剩下千把人,因此,扩军成了重要任务。部队内部有人不赞成,他们主张循规蹈矩,讽刺扩军是“招兵买马”。但是王震不管那一套,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收拢散兵,收缴枪支,改编当地的游击队,动员爱国青年参军,像滚雪球一样,王震的部队很快壮大起来,359旅发展到了一万一千人。而整个120师渡过黄河出征时,还只有8227人。


  359旅壮大了,在和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取得了许多胜利,贺龙在一次检阅717团时,专门讲了这样一段话:“七团不但在120师是战斗力强的一支劲旅,在八路军中也是主力之一。广大的人民给你们的旅长王震同志起了个绰号叫‘飞将军’,这个绰号叫的好,因为它是人民自己叫出来的啊!”


  人民用“飞将军”来赞扬王震,敌人呢?这一年,王震刚满30岁,敌人在发布的公报中称他为“少年将军”,惊呼这位少年将军的“奇妙战术”让他们总吃败仗。而一个被击毙的日军少尉留下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表达他的恐惧心情的:“现在住在这寂寞的山沟里,附近的敌兵非常厉害,几乎是每夜都来袭击,非常危险。”


  日本军人也是人,也会胆怯。特别是当他们遇到了王震。


  1939年5月,在山西五台山一带,日军第109师团的佐佐木支队,不幸遇到了王震的359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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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是趾高气扬的,他们有5000余众,他们有精良的装备。他们还有着武士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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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兵分四路,企图合击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359旅。


  这是一次突然袭击。


  717团在团长刘转连的指挥下阻击敌人,为军区机关的转移争取了时间。等合围的四千多敌人到达台怀镇时,扑了空,只得撤回据点。而余下的日军一个大队约700余人,在717团的阻击和跟踪追击下,没有能够撤回据点,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王震分析,这伙敌人很可能经上下细腰涧以南的楼房底向大营镇逃遁,他决心全歼该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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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3日深夜,日军到达上下细腰涧,疲惫不堪,便在大山南面休息。此时,717团也来到这里,在大山北面宿营。两支队伍的宿营地只有一道山梁,而互相都不知道。次日拂晓,717团刚要出发,先头部队突然看见山梁上敌人正在集合,团长刘转连立刻命令对敌人发起攻击,同时向王震报告。王震率359旅主力从南面包围过来,和717团形成南北夹击,把700多敌人压缩在山沟里。


  这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除了全歼这700多日军,359旅还缴获了九二步兵炮5门,轻重机枪22挺,步枪300余支,战马100多匹。


  王震和359旅官兵得到了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奖,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分别授予三五九旅“模范党军”和“百战百胜的铁军”的称号。还得到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奖金2000元。


  1939年8月,王震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调359旅回师陕北。


  这时的陕北,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贫困的地区,只有150万人口,和平岁月的好年景养活当地的老百姓都勉强,不要说有这么多的部队和机关进驻,又有日本军队的进攻,加上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的日子是捉襟见肘。共产党能不能在这样的困难面前咬牙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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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初,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毛泽东的号令在边区是畅行无阻的。在王震的领导下,359旅军政委员会决定,从9月到12月,全体干部战士津贴一律停发。到了12月,又下令取消所有勤务员,让这些为首长服务的人去办工厂,集中各级干部的马匹去搞运输,裁减旅直属队的炊事员,让他们去熬盐、挖炭,等等。


  战士们也都如上足了弦条的机器,因为他们耳边还响着刚回到陕北时,毛泽东就对他们讲过的一番话:“你们359旅在王震同志领导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你们到了东边东边就安全,你们到了南边南边就安全。这次你们到了北边,北边也安全了。总之,不管你们走到哪里,都没有辜负党中央和边区人民的重托。希望你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保卫和建设边区的斗争中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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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话,像鼓风机,把359旅的一把火,吹得旺上加旺。


  1940年底,359旅受命开往南泥湾,在这里,他们谱写了一首流传永久的歌曲。


  当地老百姓称为南阳府的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地区,离延安四十多公里,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个人烟稠密的地方,但是由于清朝政府制造回汉民族互相残杀的悲剧,加上军阀混战,土匪抢劫,这里变成了荒山野岭。王震的部队刚到这里时,几十里没有人烟,仅有的村庄只有几户人家,几间破烂不堪的窑洞,一座座荒山长着高高的蒿草,野猪出没,原始森林里的落叶有一尺多厚。


  359旅喊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从旅长到伙夫,每个人都参加生产,开荒种地。没有房子住,战士们用树枝、杂草搭起简陋的帐篷,露宿在山林野谷中,没有粮食,就跋山涉水到百里外去背,没有菜吃,就挖野菜,打野兽,没有工具,就去捡弹片,锯铁轨,自己动手打铁。很快,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唤醒了这片沉睡了多年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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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争强好胜,干什么都要比一比,359旅的开荒竞赛搞得热闹非凡,开荒纪录不断被刷新。717团的班长李黑旦首创记录,一人日开荒2.5亩。几天后,718团组织了一次有170多位劳动英雄参加的开荒大比赛,有六个人创造了日开荒3亩以上的记录。其中,李位和赵占奎分别达到了3.64亩和4.7亩。李位用过的一把五斤多重的镢头,最后磨得只剩下马掌大小。


  不但有农业,南泥湾还发展了工业。


  三五九旅建立了毛纺厂,生产的呢子很是受欢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用359旅生产的呢子做了一套军装,在重大活动时,总司令才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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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有苦干,南泥湾还有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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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当时大力推行奖励制度,完成生产指标好的,实行公私两利,按比例分红,还可以拿到超额奖。他还搞了股份制,官兵都入股分红。当时一个名叫“大光”的合作社门前的对联很有说服力“


  “大家投资创办合作社,群众献策开辟新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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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的经济头脑,那时已经显现出来。正像他和自己的孩子们开玩笑时讲的:如果我不打仗,一定是个特有钱的人。


  王震是旅长兼政委,还兼任延安军分区和延安地委的领导工作,但是他总是抽时间参加开荒劳动。我们不用形容他是怎样劳动的,一个外国记者的话就足以说明问题:“王旅长的双手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


  在这些长满了老茧的手下,南泥湾彻底改变了模样。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一首《南泥湾》,唱出了南泥湾“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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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流传至今,旋律已经很难被人们忘记了。


  开荒第一年,359旅中的1.12万亩,收细粮32万多斤,蔬菜164万多斤,每百人养猪月20头,经费自给达到了78.5%。


  1943年初,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亲笔题词表扬了22名生产英雄,其中359旅团以上干部就有四人,王震名列第一;受奖的单位有三个,359旅名列第一。毛泽东给王震题词是“有创造性”,给359旅的题词是“生产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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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创造性”这个评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王震的性格和业绩。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号召陕甘宁边区驻军,都建设自己的“南泥湾”。


  南泥湾不仅是一个地名,而且成了一种精神。


  南泥湾的名字,和三五九旅,和王震的名字,也紧紧联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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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44年,边区部队耕地面积近百万亩。边区老百姓的耕地面积已有128万亩。屯垦自救,支撑共产党巩固边区,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奠定了解放全中国的基础。


  1944年七月下旬,酷暑中的南泥湾骄阳似火。


  毛泽东把正在田间和战士们一起拔草追肥的王震叫到延安,交给王震一个重要任务,让他率359旅全部南下,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组成南下支队,挺进华南,打通南北通路,北与鄂豫皖边区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南与广东曾生率领的东江抗日纵队连线成片,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


  王震知道,一个沉重的担子落在了肩上。


  毛泽东是总揽全局的人,中国这一盘棋,哪个棋子该摆在哪里,他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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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诉王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发生重大转折。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发起全面反攻,英美军队开辟了第二战场;在太平洋战场,英美军队也由防御转入反攻。德日法西斯的灭亡已成定局。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南下支队的派出,不但有利于抗日战争战略大反攻,对抗战胜利后可能发生的内战局面,也能够有效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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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枚重要的棋子。


  而王震这枚棋子,是放在哪里都让党中央放心的。


  1944年11月1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了誓师阅兵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出席了这个郑重的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叶剑英和贺龙都讲了话


  郑重,是因为这是一次万分危险的行动。毛泽东曾经对王震说过这样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我们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两三年。这样,南下支队就可以在华南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很快胜利,日本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他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会十分残酷,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


  就是说,这有可能是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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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对毛泽东的表态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完成任务。


  王震有胆量,也有智慧说这个话。


  他带的这支部队,有着高昂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军事技能。就是在南泥湾生产时,部队也没有停止军事训练。曾经有一个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359旅一个连队的训练做了记录:步枪射击:100米外的一平方米的靶标,372发中369发;掷手榴弹:全连平均距离40米;攻击课:首先在壕坑打三枪,一分钟平均前进150米,在前进中扔出三颗手榴弹,跳跃障碍和沟堑,用刺刀刺7个靶标。


  爱泼斯坦把他看到的情况向告诉了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这位老军人由衷地说:这个成绩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很了不起的。


  南下支队上路不久,就遇到了五道关口。王震在动员时讲到了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典故,他说:


  “同蒲铁路五道关,太原到汾阳的公路是第一道关,第二道是汾河,同蒲铁路是第三关,过同蒲铁路还有一条公路,最后一道是日伪军对付我太岳军区的一道封锁线,沿山边各交通道口都筑了大量碉堡、岗楼,是日军盘踞晋中平原的前沿阵地。”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只过关,不斩将。我们要从敌人那些像狗牙一样的据点当中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去。但是,我们也要有斩将的准备。如果敌人敢阻拦我们,就坚决把它消灭掉!”


  王震率领已经在吕梁山雪地跋涉了几天的战士,跨越汾河,横穿同蒲,一夜行军一百八十里,直插黄河岸边。


  南下支队如天兵降临毛田渡,南渡黄河时,奇迹出现了:月光下,往日波涛汹涌的河面,泛着青幽幽的寒光——毛田渡上游不远的河湾处,坚冰封冻了三四十米宽的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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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黄河不见冰”,同“千年黄河不见清”一样,在晋、豫地区是小孩儿都知道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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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2月28日这一夜,黄河结冰,历史留下了难以解释的一个话题。


  这支只有五千人的队伍,在敌人的心脏中穿梭,他们穿越同蒲铁路封锁线,南渡黄河,驰骋中原,跨越长江天堑,和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会师,再往南走,就到了湖南,王震率领部队驻在平江,这里,离浏阳近在咫尺。


  浏阳,是王震的家乡。


  王震的军事生涯,就开始于这里。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人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在经过多次挫折后,在1929年的夏天,王震接到指令,让他带领20多个党员,到浏阳北乡拉起队伍,配合湘赣边苏区的朱毛打游击。


  这时候,有人建议王震改个名字,因为王正林叫起来不顺口,也不响亮。既然要打仗,干脆就火爆霹雳一点,震动天地。王震的名字就在这时候固定下来了。


  这是个有军事色彩的名字。


  王震,名如其人。


  1930年开始,王震先是在家乡浏阳开展游击战争,逐渐积蓄革命的力量,这一年的秋天,王震根据湘赣特委的指示,带领150人和110支枪,离开家乡到浏东高坪参加组建湘东独立师。王震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团政治委员。


  这次离开家乡,一别就是三十年。


  湘东独立师建立不久,就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在一次次战斗中,王震成长为一名有勇有谋的红军指挥员。在领导创建湘赣根据地的过程中,他同样是个创造者。王震担任了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1931年10月,他作为省代表团的支部书记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时,他年仅23岁。


  36岁时,王震又回到了浏阳。朝思暮想的北盛乡近在咫尺,几年未见的母亲近在咫尺,但是王震就是不能回去,因为激烈的战斗随时可能发生。


  周立波是跟随南下支队征战的,他用作家的眼睛观察,用战士的心记下了这样的血战故事:


  “在鄂北的大田坂,我军和日寇有一场恶战。老百姓说,从来没有看见国民党军打过这样猛烈的大仗。进入白刃战斗的时候,朱阳新在冲锋排的前面,奔向敌人占领的山头阵地,他挥动一把日本指挥刀,一连砍倒了几个鬼子,自己被刺了七刺刀,牺牲了。这位长征过来的贵州雇农出身的英雄的壮烈牺牲,使得王震好久很难过,一种深切的悲痛之感,显露在他平常总是开朗的眉宇之间,足足有三天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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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宗尧同志牺牲的那一次战斗中,王震同志自己也几乎被打死。敌人的一颗手榴弹打在他面前,打死一个警卫员,打伤一个作战参谋。王震同志被他另外一个警卫员推到路边的深坑里,才躲过炸弹。跑出危险区,忽然听到宗尧同志受重伤,有生命危险,他悲愤交集,立即下令从各个山头向敌人反击,喊杀之声和冲锋号音震荡着山谷,一场恶战把敌人打垮。被我军的手榴弹炸散的敌人的碎肉飞溅在松树丫枝上。敌人尝到了我军战士复仇的滋味了。


  “战后,王震同志跑到宗尧同志躺着的老百姓的屋子里去,伤者已经无救。从不流泪的王震同志痛哭起来了。约莫一个月后,王震同志回到鄂南来,他的面容憔悴和沉郁,悲哀的重压使他变得非常之苍老。


  “‘他死得慷慨。’王震同志说,仅仅说了这一句,要他再多说一些,那是要再过一些时候,在他痛定思痛的时候。”


  就在王震率军南北征战的时候,延安也没有忘记这位前方的勇士。1945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在延安召开,王震没有出席会议,但是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8月11日,部队行进在衡阳南湾附近时,收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苏军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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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预测的第二种可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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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令王震率部北返。


  蒋介石一夜三电,命令国民党沿途各部不惜一切代价,抓捕王震,不可放虎归山。


  但是这只虎可不是那么好捉的。


  国民党15万兵力从鄂南到粤北,在长达两千余里的战线上围追堵截。而这支虎军在王震带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10月份和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再度会师。两支部队加上王树声带领的河南军区部队组成了中原军区,王震担任了中原军区的副司令员,司令员是李先念。


  常说逐鹿中原,这个中原,就是中原军区驻扎的地区。


  中原军区的六万大军,在河南、湖北、安徽一带,像一道屏障遏制国民党军北上和东进,又像一个铁拳威胁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带。


  蒋介石把解放军的这支部队视为心腹大患,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他便调集四个战区的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原军区发动围攻,扬言要在11月份全歼中原军区的部队。


  这显然是一厢情愿。共产党军队的顽强战斗,把国民党又打回到谈判桌前。


  当时的形势是打打谈谈,为毛泽东的全国布局提供了时间。1946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指令,中原军区主力决定突围,向陕北根据地靠拢。


  王震带领359旅走在最前面。从1944年11月开始,359旅离开延安已经一年半了,战士们向往革命圣地,走起路来格外精神。


  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山阳县一带。719团和国民党军队遭遇在这里,战斗异常激烈,团长吴刚壮烈牺牲,颜龙斌代理团长。颜龙斌的右臂被打断,王震派旅卫生部长潘世征亲自到前线为颜龙斌疗伤。颜龙斌因为伤口有感染,必须截肢,却没有麻药,颜龙斌用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自励,让潘世征为他锯断右臂,包扎一下后,又上了战场。


  不幸的是,这个英雄因为截肢后被雨水污染,牺牲在突围路上。王震在痛苦中作诗一首:猛虎团长颜龙斌,鲜血染得战旗红。铮铮铁骨胜关羽,一代英雄超古人。


  战士们冲在前面,王震又何尝不是呢!


  八月底,王震率领部队到了陕北,两个多月的艰难行程,部队消耗很大,而国民党军队看到围在自己口袋里的这支人马眼看要龙归大海,更是使出浑身解数。


  最后的关头往往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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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越过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王震看到敌人正在调兵遣将,但还立足未稳,他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关了,冲出去就是胜利!”王震率先冲上前去,所有的人都奋不顾身,排山倒海似的冲过了敌人的阻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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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营九连的一个副指导员秦玉萱回想这一段经历,赞叹道:“司令员抓住了最好的时机,要是稍迟一步,也就过不了西兰公路。王胡子真神,现在回想起来,玄乎的很。”


  这支部队不是孤军,毛泽东关切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这支创造了奇迹的铁军。在王震部队进入陕南受到敌人堵截时,毛泽东在十几天里九次写信给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示他派部队接应。


  1946年9月27日,359旅凯旋回师延安。从七里铺一直到延安东关,五万多边区军民敲锣打鼓,高举“威震华夏”的标语,夹道欢迎。


  南下北返,中原突围,历时两年多,跨越八省境地,征战两万多里,冲破一百多道封锁线,大小战斗三百多次,九死一生,没有丢一个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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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欢迎359旅凯旋的宴会上,王震听到了称颂南下支队的一首七绝:


  王震将军不会飞,


  八千子弟两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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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罗地网都冲破,


  万里长征百战归。


  这首诗的作者不同寻常,是53岁的续范亭。


  续范亭是山西崞县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队长,他最为人赞叹的事迹发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地写下《哭陵》一诗,并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


  诗出自这样一位血性前辈军人笔下,令人感叹。


  王震回到延安,刮去了已经长到胸部的胡子。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王震说过不见到毛主席,就不刮胡子。其实这是演义,王震曾经自己说过,就是因为行军作战太紧张了,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胡子!


  胡子是战友们对他的爱称,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常常以“胡子”这个名字来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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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也不是总是留着胡子,一个外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记述了王震给他留下的印象:


  “本旅的旅长,就是那位瘦个儿,鹞鹰脸的南方人,两眼机敏,举止温文。”


  温文和胡子,还是有些区别的。


  但是,战友们了解他。周立波在1946年写了《王震将军记》,也写到了王震的胡子:“他的络腮胡子有的时候留着,有的时候刮得干干净净,没有一定的规矩。”


  没有胡子的时候,战友们也叫他胡子,因为他的豪爽,因为他的坦荡,当然,也因为他有时的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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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评定军衔,评出十位元帅,十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802位少将。王震被评为上将。


  然而,此时王震已经走过了铁马冰河。他的目光,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旧社会的破坏者,很快转变为一个新社会的创造者。


  王震第三集    新的山峰


  诗人艾青曾经这样讴歌一座生机勃勃城市:


  “我到过许多地方


  数这个城市最年轻


  它是这样漂亮


  令人一见倾心”


  这座城市,就是石河子。


  说它年轻,是因为在5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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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这座城市比作一个人,那么,日见成熟的这个人,脉管里依然流动着军人的血。


  这座新城,是军人在马背上构想出来的。那是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的不久,王震、陶峙岳、张仲瀚会同二十多位专家第三次踏勘了玛纳斯河流域数百万平方公里荒原后,夜宿卡德尔的车马店。


  他们已经跑了两三天了。有路乘车,无路骑马。更多的时候是弃车舍马,持杖步行。


  最后,领导和专家的视线都聚焦在玛纳斯河西岸的石河子。


  王震最后决定:“我们就在这里开天辟地,建一座新城,留给后世!”


  创业的第一批老兵,用三支步枪为支架,托平一碗水,为这座新城铺设出了这座城市的第一条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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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这条街道还在城市的中央地带,不知有多少坚实的脚步在这里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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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生涯,破坏一个旧的世界,他走在了前列。而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他已经在开始建设一个新世界。石河子,如今还是矗立在西北边陲的一个标本。


  在进驻新疆后的一次会议上,王震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过,我们要尽快地学会生产工作,学会管理城市、发展城市的经济生产,让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不然我们就维持不了政权,就会站不住脚的。”


  他深切感到了新中国建设的迫切。那种燃眉之感,丝毫不亚于战场上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这就是王震,一个善于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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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之初的新疆,不仅农业粗放落后,而且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全疆的工业产品加起来只有十几种,棉布、搪瓷缸子、甚至毛巾、肥皂等都要从苏联或者印度进口。


  新疆几乎到处有铁矿,但是没有钢铁厂,一斤铁要用一块银元来买,一个砍土镘要用三四百斤小麦换;新疆石油资源储量丰富,但是只有独山子一座小小的炼油厂,不要说工业用油,连居民照明的油都供应不上;新疆到处是羊群,但是没有毛纺厂。牧民要用1700多斤小麦或者110斤羊毛才能换一匹西安出产的雁塔牌白布,甚至用一只羊才能换一块茶砖或者一包火柴。


  就工业生产来说,新疆像一张白纸。王震在枪还没有完全放下的时候,就要在这张纸上画图画了。


  这张纸又像一团麻,互相缠绕,难解难分。王震有一双好眼睛,他找到了解开的线头,那就是运输。当时新疆没有铁路,不多的公路或年久失修,或被风沙埋没,通车公路只有30%,平均每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才有一公里公路。路况差,车况差,就有了这样一首顺口溜:


  “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次,修理七八回,八九十人推。”


  许多物资运不进来,从内地运一车粮食进疆,运费要超过两车粮食的价钱。运输卡住了新疆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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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一方面命令部队抢修公路,一方面谋划修建铁路。


  修铁路需要大量钢铁,王震决定建立一座钢铁厂。


  这个钢铁厂,名字是带有军事色彩的,八一钢铁厂,创办过程也像是一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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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上海有一家私营的益华钢铁厂,濒临倒闭。对于新疆来说,这是一个机会,设备、人员、技术的问题都能一揽子解决。王震决定买下这个厂,动员技术人员到新疆来。


  说到这个厂,就要提到一个人,余铭钰,益华钢铁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


  余铭钰年轻时留学美国学习冶金专业,就是为了让中国有钢铁的脊梁。没想到的是他的满腔热情在自己的同胞那里处处碰壁,自己的工厂的脊梁也快撑不住了。


  正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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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把余铭钰请到新疆,不但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安排余铭钰就在他办公的新大楼下榻,随后在小食堂为余铭钰设宴洗尘。王震尊重专家和知识分子,余铭钰已有所闻,但这样高的礼遇却是他不曾想到的。


  礼遇归礼遇,余铭钰心中的疙瘩却不是一顿酒可以打消的,因为他碰的钉子太多了。


  王震用了一晚上和余铭钰交谈。王震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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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驻军的生产已经保证了自给有余,而近20万军队的军费国家仍然照发,这些军费的绝大部分均可用来建设,总之,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有一条,必须炼出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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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的诚恳首先就打动了余铭钰,这一番话更是说得他顿开茅塞。余铭钰表态说:“这个请你放心,你准备搞多大规模,先搞个3吨的炉子如何?”


  王震笑道:“3吨?这岂不成了小脚女人,3吨不行,10吨也不行,如果目前搞大型高炉有困难,先搞几个小的也行,但总量不应少于日产150吨,如果能搞到日产250吨当然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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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铭钰吓了一跳,这样的数字不要说在一个省份,即使在全国来说也是很大的。但是,这也激发了蕴藏在他心中的激情。


  余铭钰的确被打动了。多少年他从来没有这样激动,青年时代的一些理想和抱负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爽快地对王震说:“好了,什么也不说了,我决定献出自己的工厂,而且决心举家西迁,我儿子余宣扬也是冶金工程师,我们父子决心为新疆的钢铁工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余铭钰到新疆以后,王震指示有关部门为他报请国家一级专家待遇,生活上给予他许多特殊照顾。新疆进口第一批苏联胜利牌卧车时,王震亲自指示分给余铭钰一辆。当时卧车很少,许多高级别干部都难以分得,一些人对此有些意见。王震得知此事,把这些人找来说:“听说你们对分车很有意见,我批给余专家一辆是因为他能把矿石炼成钢铁,如果你们哪一位也能点石成金,我王震也送卧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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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余铭钰全力投入钢厂建设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举报余铭钰有杀人罪行。这时,正好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这类举报多得很,有人因此而受到镇压,也有一些人受到诬陷而自杀。


  在一个深夜里,王震只身来到余铭钰的家里,他直截了当地问:老余,你要给我讲实话,你杀过人没有?余铭钰表示:绝无此事。王震告诉他,我们是朋友,没有此事你就不要紧张,如果确有其事,还是坦白为好。王震告辞离开余铭钰家后,突然又返回,恳切地说:老余,你可要想开点,千万不敢自杀啊,那样一来可真的搞不清了。


  面对王震的嘱咐,余铭钰禁不住热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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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永远铭记了这个夜晚。


  后来,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诬告,王震还专门请余铭钰到家里吃了一顿饭。


  1952年4月30日,八一钢铁厂一号高炉出铁了,王震亲自来到工厂,和工人们一起迎接在新疆出炉的第一桶铁水。铁水映红了王震的脸,振奋了所有在场人的心。


  这个八一钢铁厂,到现在还是新疆钢铁的主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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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余铭钰,就要说王震在新疆用过的一群“海归”,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名词。王恒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新疆煤矿很多,但是开采不出来,因为没有技术人员。王震在为此事发愁的时候,听说了一位叫王恒升的地质学家因为所谓的里通外国罪判了死刑,关在监狱里。


  王恒升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学生,曾留学瑞士,原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地质研究所所长。王震了解到这个人的问题并不是严重到非关不可,于是,他立即致电周恩来总理,大意是新疆百废待兴,急需人才,王恒升既然是历史问题,能否赦免,尽快出来工作。周恩来第二天就回复了:完全同意王震的意见。


  王震派车把王恒升从监狱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他请教,请他为新疆的建设尽力。王恒升提出在迪化开掘露天煤矿的建议。王震同他实地勘测,决定立即动工。在六道湾露天煤矿开工大会上,王震宣布:“王恒升任六道湾煤矿总指挥!”,当总指挥的红色袖标戴在王恒升胳膊上时,这个昨天的阶下囚泣不成声。


  六道湾露天煤矿开工后,王震亲自坐镇,全体官兵齐心协力,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煤矿就出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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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同样从监狱中走向生产岗位的知识分子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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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弯下了腰


  拾起二块腐蚀的废钢


  将它送进燃烧着的锅炉


  再次萌发出新鲜的生命


  新生了


  做一条默默的铁轨


  袒露在褐黄色的土地上”


  王震善于用人,尤其善于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战争年代到建设岁月,总是如此。


  就在重重困难中,新疆几乎同时建设了十几个工业项目,包括七一棉纺厂、八一钢铁厂、苇湖梁电厂、十月汽车修理厂,新疆水泥厂、八一面粉厂等,同时培养出一代新的建设者。


  王震的心血换来的,是新疆很快建立了工业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治的稳定,西部边陲更加坚固了。


  在战场上,王震素以能打硬仗著称,在经济建设上,也常常有重担压在他的肩上。


  1954年八月一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7周年的时候,又是一个硬仗摆在王震面前。下达命令的,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书房召见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


  毛泽东问他:“最近读了什么好书?”


  王震回答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本苏联小说。”


  毛泽东顺手拿起一本书,递给王震,说:“你翻翻这本书,倒是有些意思。”


  王震接过来,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折起的一章是《实业计划》,这整整一章讲的都是铁路建设构想。


  这时,王震已经明白毛泽东召见他的用意了。


  前两天,朱德和彭德怀已经找了王震,周恩来总理也召见了王震,都是同一个主题:突击修建黎湛、鹰厦铁路。


  朝鲜停战后,美国第七舰队继续封锁台湾海峡,阻挠我国海上交通,威胁我国安全,切断了我国对外贸易通道。修筑黎湛铁路,连通湛江港,开辟出海通道,打破封锁,已经很难界定属于经济建设还是国防建设或是军事行动了。


  毛泽东要求王震:“关键是快,要用抢修的精神,战斗的姿态!”


  黎湛铁路自湘桂铁路的黎塘,向东南经贵县、玉林、陆川到广东河唇、廉江,最后抵达雷州半岛的深水港湛江,全长三百一十七公里。


  湛江港与非洲、欧洲和东南亚近七十个国家和地区互通海运。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把湛江列为南方第一大港。黎湛铁路通车,湛江港就插上了翅膀。


  而当时的中国,能运行的铁路只有二万多公里,一个中国人拥有铁路不到三寸。中国人曾经用三寸金莲来形容女人的小脚,中国的铁路,就是一只小脚。怎么能够迈得开大步呢?王震感觉到肩头的沉重。


  这是一副难挑的担子。黎湛铁路沿线江宽水深,山高崖陡。常规计算,五年通车,最快也要三年。而王震的时间表,是1955年的7月1日通车。实际上只有10个月的施工期。


  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用非常规的办法。王震出了匪夷所思的一招,把铁道兵领导机关从北京迁到广西的贵县,就近指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铁道兵连总部都钻了山沟,不是成了游击队?王震一笑:游击队怕什么,只要能打胜仗。


  十万铁道兵战士和十万民工,餐风露宿,穿涧越岭,和时间赛跑。军民齐心协力,抢在雨季到来前筑成了全线路基,八个月完成的土方量,如果堆成高宽各一米的长堤,长度相当于七条万里长城。


  就在按时通车有可能的时候,王震又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每个战士都要亲手在铁路两侧种十棵树,绿化铁路。有的干部觉得这实在是自找麻烦,能够按时通车已经不得了了,何必再多此一举?王震不这么看,他说:“修铁路本身是件好事,好事应当做到底。光有铁路,没有树木,铁路也不好维护,将来旅客们坐在车上,看到两边光秃秃的也不舒服嘛!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考虑问题应当想的更远些,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我想,只要把这一点向部队讲清楚,大家也会同意的。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们多留点汗,多付出一些劳动也是值得的啊……”


  王震还亲笔写了一个关于绿化的指示,这个指示颇有王震惯有的务实之风:


  “兵部号召全体同志每人亲手栽植10株行道树,一定要按规定的栽植方法认真栽好,保证成活率在90%以上。


  这次我们所栽植的行道树是小叶桉和大叶桉两种。桉树的经济价值也是很高的,一般说生长20年就可以做两到三根枕木,树叶还可以蒸制防腐油,树皮还可以提炼单宁酸,都是工业用品。”


  王震也在指示里讲了他的想法:


  “同志们,过去一般都是铁路通车交付营业后再植树,或者根本没有植树,与修建铁路同时,在未通车前先栽好树木,这还是第一次。我们铁道兵在这一方面也应该创造一个很好的范例。”


  没有豪言壮语,但是句句打动人心。部队迅速掀起植树造林热潮。


  1955年7月1日,王震登上了开往湛江的第一列火车。拉响了汽笛,一声长长的笛鸣,千山和鸣,万岭回声。


  今天的黎湛线,当年栽下的树木早已成材,经过了两次间伐,列车依然运行在绿色长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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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道兵的大多数部队没有参加通车典礼。在第一列火车开出的时候,他们早已背上背包出发了,他们的目标是下一条铁路,鹰厦铁路。王震把指挥部就设在福建南平县境的黄金山上。


  鹰厦铁路北起浙赣铁路鹰潭,穿越峰峦叠嶂的武夷山脉,跨富屯溪,再穿越戴云山,跨涉杏林海湾和高崎海峡到达厦门,全长700公里,是华东地区出海的又一条铁路干线。按照计算,修好这条铁路,起码要八年。


  比起黎湛线,鹰厦线规模更大,工程更艰巨,用移山填海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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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八一电影制片厂后来为此拍摄的纪录片,名字就是《移山填海》。


  修建鹰厦铁路,福建人民盼了整整五十年!早在1906年,福建就成立了官商合办的“铁路公司”,发行“铁路股票”,向海外侨胞募捐修路。铁路公司用了四年时间,修了一条“东不到海(厦门),西不过江(九龙江)”,只有28公里长的“漳厦铁路”。没过多久,这条小铁路就停办了,铁轨拆了,路基毁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福建还没有一寸铁路。


  王震做的,仍然是从无到有的事情。


  二十二个月后,又是一声长长的笛鸣,福建没有铁路的历史结束了。


  王震戎马一生,对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1956年的春季,他却提出了辞去军队职务的请求。


  在旁人看来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一个上将,一个经历九死一生的功臣,完全有资格享受胜利果实。但是王震却很淡然,他说:这样我可以一下子让出来军队的三个职务:副总参谋长、铁道兵司令和政委。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一生: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甚至没有带上一点战争染给他的硝烟。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争取来一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长。


  王震曾经对自己的儿子说过,不要当官,要做事。然而,这个部长真的是他自己争取来的。就在紧张修建黎湛和鹰厦两条铁路的同时,王震还在寻找更多的紧张。


  1954年秋天,王震到修建黑龙江汤旺河森林铁路的铁道兵五师视察时,就被三江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黑土地所吸引。南泥湾和新疆屯垦的经历,使他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蹲下身,捧起一把土,高兴地对同行者说:这比南泥湾的土肥多了!于是,他派五师副师长余友清带人到密山、虎林一带调查荒原情况,并且命令五师抽调干部,动员500多复员官兵在密山成立了铁道兵850农场,很快就开垦种植农田两万五千亩。1955年,王震再次到北大荒,他站在国家的全局考虑问题,因为国家需要粮食,因为要屯垦戌边,寓兵于民,所以他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成立铁道兵密山农垦局,这片沉寂了多年的土地红火了起来。1000万亩的开垦只是一个开端,从这里开始,北大荒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1957年3月8日,铁道部党委向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农垦部报告:“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建立的铁道兵农垦局,已组成5个人总场,计3万余人。截止1957年2月,已由铁道兵工程收入经费中投资5550万元,拨给机械71台,汽车110辆。”


  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指示:“将铁道兵农垦局移交国务院农垦部,铁道兵不再继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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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王震已经是农垦部长。他创建的一摊家业,还要在他的手中发展。


  他对这份共和国的家业,由衷地热爱。


  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垦区,王震的目光关注着橡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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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建国初期,美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其中就包括了橡胶。而中国从1904年引种橡胶树,到1949年,仅零星种植100多万株,年产胶200万吨上下。


  王震既是一个战将,又有着战略家的头脑,他知道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所以,在科研生产几个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国的橡胶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到2006年,天然橡胶产量已经超过了60万吨,再也不会在橡胶问题上受制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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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战场上的闯将,一个建设中的创造者。如果我们搜索王震留下的足迹,就会发现,看似不连贯的脚印,始终围绕着共和国最急需的战略物资:钢铁、橡胶、粮食、棉花,等等。透过这些脚印,一个创造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1957年,王震在农垦部长任上访问日本。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派出的最高规格的代表团。那时的日本,在农业方面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但是,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建交,反华势力还在唱中日友好的反调。有人问王震,去日本怕不怕?毛泽东代替王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这个人没有怕的东西。


  王震当然不怕,面对拿枪的敌人他都浑身是胆,还怕几个人喊喊口号?再说,王震从来喜欢新鲜的东西,在南泥湾时,他就组织了几个日本俘虏搞了个生产日本点心的作坊,也算是南泥湾一景呢。


  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1945年曾经写过一本《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其中这样描写王震:


  “初见时,这位军官似乎并没有惊人的特征。他很少说话,非常朴实。不久我们就知道了,37岁的王震是共产党军队里最著名的将领之一,是一员经历了十七年内战和抗战的宿将,在他矮瘦而精干的身体上有七处伤疤。最初看起来他显得老练而平庸,但是我们骑马朝西向延安走去的时候,就渐渐叫我们佩服了。打破了先前的缄默,我们发现他是很和蔼的。他对我们所带的照相机、打字机和其他新奇物件很好奇,甚至还有一点孩子气。他微笑着,不断地嘬着他那外国式的破烟斗,折断的烟管缠得像他那赤脚喘着草鞋的大脚趾一样。”


  王震和日本军队打了八年仗,在战场上,在敌人面前,他是战士。但是,在勤劳的日本人民面前,他是朋友。


  在日本东北部访问一户农民时,出现了一个喜剧场面:农户的主人见到王震,说:我认识你,你当年不是留着大胡子吗?


  一个是当年的抗日名将,一个是当年的侵华日军,两个人十几年后,重逢在日本一栋农舍的屋檐下。不过,王震开玩笑说,那时候学过几句日本话,像“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等,都用不上了。


  但是语言并不是交流的障碍。在一块正在耕种的田地里,王震看到了一台新奇的机器,他在这台机器前站了很久,看它是如何工作的。问农民,知道叫手扶拖拉机。王震了解农民的需要,知道这是中国农村用得着这样的机器,就买了一台带回来,并且郑重其事地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在中国开发和生产手扶拖拉机。


  今天,中国的农村不知道跑着多少台手扶拖拉机,这些手扶拖拉机不知道为农民创造了多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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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能知道王震和手扶拖拉机之间的渊源呢!


  日本多雨,王震发现,日本农民在雨中劳作时身披轻便的塑料雨衣,王震买了一批带回国内,希望给国内的农民田间劳作带来方便。在日本,王震知道农民用塑料大棚培育蔬菜和水果,在淡季能够占领市场,他把农用塑料薄膜引进到国内来。现在,塑料雨衣和农用塑料薄膜在中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了。


  在日本的考察将近两个月,恐怕没有那个部长会在国外呆那么长时间了。但是,这两个月,王震认为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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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后,抗日名将王震兼任了中日友协名誉会长。


  日本三得利公司是日本第一洋酒公司,实力雄厚。王震委托三得利公司会长佐治敬三协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引进葡萄新品种,使新疆的葡萄价值更上一层楼。索尼,在中国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品牌,它的创办者井深大,和王震同年同月同日生,王震和井深大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佳能、熊谷组等许多知名的日本企业,在中国都得到了王震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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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在日本军队中威风八面的王震,今天,在日本人民中赢得的是敬重。


  他逝世时,一个日本剧团正在北京访问演出。这群客人特意到了王震家里吊念,日本人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他们在遗像前用中文唱起了《南泥湾》。尽管吐字不那么准确,但是神态是那么虔诚。


  对于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而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经验,如果不加选择或不加修正地运用到经济建设中,很可能产生一些偏差。不幸的是,这种偏差成为了事实。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莫名其妙地掀起了一个狂澜,工业是土法大炼钢铁,农业是亩产过万斤甚至十万斤,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并且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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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战争还是建设,王震历来是闯将,但是,大跃进的闯法让他很担心。按照长子王兵的说法:“从那时起,我爸爸很少高兴过,在家里经常说,这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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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曾在新疆试验过土法炼钢,结论是绝无可能。王震种过地,知道亩产万斤也绝无可能。当着毛泽东的面,王震与中国农业的主管领导有过一场争论,他坚称自己最多能做到亩产千斤。王震把新疆兵团的政委张仲瀚叫到北京,又把林海清、张立长、罗汝正这些师长们叫到北京,对他们说:“假卫星满天飞,真卫星就看不到了。我们农垦要搞真卫星,兵团要搞真卫星,再苦再难都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没有粮吃,要天下大乱的。”


  王震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要扭转局面是不可能的,他能够做的,就是在自己可以影响的范围内,尽量多生产粮食,减轻国家的更大灾难。


  1962年7月,王震到湖南,回到他的家乡浏阳县北盛区。王震把汽车停得远远的,冒着雨,打着赤脚,走到老百姓房子里,问他们吃些什么?能不能吃饱?乡亲们见到开伢子,当然说实话:一天只有八两谷子,不够就吃南瓜,天天饿肚子。王震火了:当年我出去闹革命的时候,还比现在强呢!所以,当家乡的领导向王震提出,要搞“包产到户,责任到人”,王震当时就赞同他们。道理很简单,王震知道饿肚子的滋味,而且,早在南泥湾时,王震就搞过责任制。


  实实在在的观察,实实在在的研究,实实在在的解决,是王震一生的信条。


  实实在在,使得王震有许多不同于常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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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到基层视察,有人专门为他用原木搭了一个厕所,上面写“首长专用”。王震一看就不高兴了,他说了一句:首长的尿也是骚的!马上拆掉!


  同样在基层,有人为了迎接王震,专门搭了一个牌楼,上面大字写了类似“热烈欢迎首长光临指导”的口号,王震在牌楼前驻足,说了一句令陪同官员汗颜的话:“牌楼能产粮食?标语能打敌人?以后不要这一套。”


  脚踏实地的向前闯,王震的军事生涯是这么走过来的,他的建设生涯也将这样走过,对于他来说,攀上了新的山峰。


本文链接:周志兴:王震这个人(上) 文章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