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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对待反对者的意见

曾国藩前期身体较强，精力较好，对幕僚依赖也较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间，虽然“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但仍“沿此旧习”。但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隶再回两江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不仅公文令人代拟，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时甚至“除家书外，他处无一亲笔”，对幕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咸丰五、六年间，由于“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直到咸丰十一年春天，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仍在感叹“此间现无幕友，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颇以办保案为苦。”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因为要拟好奏、咨、函、札，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文学优长，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这就很难得心应手。因此，曾国藩幕府中虽然人才济济，好手如林，仍不时发出幕中乏才之叹，谓“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因为人员经常流动，而好的秘书人才又失之甚易(主要是调动和保举升迁)，得之甚难，所以曾国藩有时不得不临时拉人为他草奏，并非秘书人员的左宗棠、张树声也都曾为他拟过奏稿。

曾在曾国藩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人员大约有上百人，有名可稽者只是其中较有地位、名气的那部分，而那些仅任抄写、收发、保管等一般事务性工作的人则未留下姓名。在曾国藩上百人的庞大秘书班底里，赵烈文是个十分特别的人物，他随侍曾国藩终生，两人私交甚密，无话不谈，可说是曾国藩的心腹。而他第一次入曾国藩幕府，却因直言湘军“暮气”，两人不欢而散。

赵烈文系江苏阳湖人，字惠甫，又字能静。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赵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母亲方氏。赵烈文乃次子，少年时代不乐习考试举业，因而三应乡试都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一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留心时事。与同乡也即其四妹夫周腾虎及刘翰清讲求经世之学，以有才名闻乡里。

咸丰五年(1855)底，曾国藩坐困南昌，随行的幕僚大多星走云散，离他而去。周腾虎极力向曾推荐他的好友赵烈文。曾国藩四顾茫茫，便下聘金百两，修书一封，请赵入幕。此时赵烈文正赋闲在家，得书后欣然上路，于十二月到了南康大营。

六年正月，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本想借以显示湘军军威，令其折服。不料赵烈文回到南康大营时却对曾国藩说：“樟树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闻之“怫然”，使赵“未便深说”，且自尊心受到损伤，深感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决心离去。恰在这时接到家信，言母有病，赵即向曾国藩“乞归”。曾也未甚挽留。显然，曾对赵虽颇欣赏，亦未尝不以狂放书生视之。五天之后，正当赵烈文将行未行之际，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败溃的消息，殆赵向曾辞行，曾国藩定要赵烈文说出如何看出周军不可恃，赵不愿再说，只以不幸而言中逊辞搪塞。

周凤山原是绿营的千总，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奏调，加入湘军，是湘军陆兵的主要营官之一，在护卫水师、配合作战上立过功。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周凤山会合水师，攻克被太平军占领的樟树镇。十九日，曾国藩刚将这一“喜报”以奏疏的形式呈送清廷，不料正月初二，太平军又发起进攻，樟树镇得而复失，湘军陆营败溃，营官岳炳荣逃走丰城。赵烈文是对湘军的弊端发现较早的一位。曾国藩精心操练，亲定营规，倾注了满腔心血，以为湘军是天下最好的军队，打了胜仗，颇为自得。而赵烈文的话虽是直言，但当局者迷，也有损曾国藩的形象和信心。所以曾国藩面露难色，大不高兴。可是，曾国藩又是一位勇于面对现实的人。在事实面前，他勇于承认错误，并立即改变了对赵的看法，但赵去意已坚。尤其是南昌此时已危如累卵，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形势发展到最高峰，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被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腊丸，化装潜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后来王门运在写《湘军志》时，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朦胧之中似乎看到了曾国藩当年的窘迫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曾国藩亦描写当时的情形说：“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又说：“余昔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狼狈。赵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前途未卜的曾国藩，遂于正月离营。曾国藩只好嘱其家中无事，望早来相会。

曾国藩做事很有主见，一旦认准，就不为浮言所动，创水师、扎祁门、围安庆都是如此。但有主见与固执己见有天壤之别。有主见是对事物发展趋向判断后的对策，当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坚持实施；固执己见是一种认识偏差，带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个人的智慧终归有限，一个人的识见也受个人经历、知识等各方面的限制。如何将他人智慧为己所用，这是用人上的问题，也反映一个人心胸局量之大小。

曾国藩兄弟攻克金陵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人们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更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样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远略、勘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也讲了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与巨敌相斗，号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而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重要的是后面：你们兄弟俩从湖南偏僻的小村庄走出十几年后封侯荫子还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几乎都是“曾家人”，这是千载一遇的事。曾国藩看到这一段，头发都竖起来，这分明是一种警箴啊!是在给自己敲警钟。

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运、盐法、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都归您管辖。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西方各国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犷不可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消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我真为你担忧啊!

天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到了上书人手中简直是四面楚歌、布满陷阱。曾国藩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其实，曾国藩知道，这是一种激将法：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了，不要辜负人们对他的希望。上书人并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节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窃谓图治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养先于教，世乱才胜法，若由乱而治，则当以才用法，而不为法所缚，至于内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养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论不遑。

曾国藩读着读着，为上书人所叹服。

曾国藩知道没有才略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佳作，同样，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然进谏。再者，对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着如此下笔。他猜想这一定是他身边的幕僚或下属所为。待看落款：平江李观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国藩立即给李元度写信，请他暂时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宁作彻夜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