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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不断被国际媒体塑造为自由民主的对立面、自私的重商主义者、威胁邻居的强权等。外界对中国的警惕以蔓延之势被强化，必将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两者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可能导致一个反华联盟在亚洲出现。如果被迫转向权力政治，中国的复兴之路将变得异常艰难。找到一条缓解中西政治矛盾的路径对中国未来更为有利。
笔者认为，这个路径就是寻求和西方达成某些政治上的和解。因为，当我们强烈表达一种绝不与西方为伍的政治意识时，所传输的不仅是价值观念的冲击，还有对中国获得主导地位的担忧。中国应该以更灵活的方针应对这个问题，并在对外传播中做出适当的政治调整。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西方曾以喜悦的心情看待中国放宽管制的经济政策，认为“中国以拥抱资本主义的方式开始了伟大经济变革”。但是今天，它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拥戴却停住了脚步，一个政府时代正在来临。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洲债务问题，人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危机中失去功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刺激经济，包括不得不接过大企业所有权，挽救私有金融体系免于崩溃。中国应鼓励两种经济模式向对方靠拢的趋势继续发展。
政府的作用是相对弱化还是强化，应根据需要决定。政府是否要与市场结合这个经济方法问题不应成根本性的政治标识。实际上两种模式彼此需要。世界拒绝走向极端，不是谁终结谁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在20世纪的经验不会对未来没有意义。
在中国是否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上，即中国的“姓资”“姓社”，邓小平同志的做法是“不争论”。凡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有利的一切好东西，都可以为己所用。作为一个多样化的巨型国家，中国需要在广大幅员内协调一致的行动能力，政治制度要围绕这个目标加以设置。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避开意识形态争斗干扰的发展，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价值，中国并不排斥抵制，只是反对假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如何实现它中国有自己的方法和路径，西方须予尊重。
“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说明我们面临全球政治意识觉醒的年代，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定于最佳是政治缺乏活力的表现。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必须让全体人民更有尊严地生活，否则这个制度就没有说服力。中国和西方可以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但倡导互相学习，并比比看谁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幸福，最终让历史做出选择。中国不去追求谁终结谁，谁战胜谁。
所以，外交理念中表达大和解的政治意识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未来总结中国模式的内容，这可能会成为重要的一条。▲（作者是江苏连云港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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