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侯溪源宫烧烤:【宋代词人列传】—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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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附王安国、王雱）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自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神宗朝两度任相，实行变法，新法失败后辞职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诗文俱有成就，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作不多，但风格高峻，“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有《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江西临川这块地方出过不少名人，其中最有名且使后人以籍贯为称呼的，莫过于北宋的王安石与明代的汤显祖，这两人在政治及文学上的作为，也可以对比出有一丝微妙的异同：王安石以锐意变法的改革家身份载入史册，然而他所推行的新法，既没有成功于当时，到后世也是长期以来对他毁大于誉（近世则誉大于毁），唯一能够保持公正并毫不含糊的给他以应有地位的，却是文学史；汤显祖同样以一封《论科臣辅臣疏》留名明史，对政局有清醒的认识和尖锐的揭露，却终身不曾踏入权力核心，反而一再遭当权内阁辅臣的排挤打击，以至于在政治方面毫无建树，后人认识他的，仅仅只是著名戏曲家而已。当然，两人相似的也只是以文学家名垂不朽的地位，在政治方面的地位，王安石则远非汤显祖所能望其项背，他以自己超前的改革理念与独特的个性，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举明朝的人物为对比，可相提并论的应该是张居正——辅佐另一个“神宗”的改革家。
拿王安石和张居正对比，自然不及张居正的改革收成效于世，但比起张居正死后遭抄家清算的遭遇来，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失败，却归隐钟山以尽天年，即使在死后，终北宋之朝官方也始终予以崇敬。这背后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个人的道德品行，确实有所差异。张居正有政绩，有才干，却也有专权恋栈、以权谋私的指责，而王安石在改革时，夸张一点竟可以说得上是“孤立无援”，当时的正人君子几乎没有站在他一边的，两次担任宰相推行新法都被迫去位。但当时人对他品德的评语，却很少有诋毁之词，指摘他的缺点，也集中于固执、急噪等方面，却一致都赞许他为人真实直率，简朴无贪欲，对他的才学之高更是无不佩服，就连苏轼这样的大才子，也对王安石极为服膺。冯梦龙的《三言》中，关于王安石有两个故事，一是《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这是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对王安石进行轻诋的小说，在私德方面却也找不出什么攻击之词；另一篇则是《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就是描写了苏轼在王安石手下受教训的趣事，虽是小说家言，却也证明了在后人心目中，能考倒苏东坡这天下第一聪明人的，惟有王安石这样功力深厚的大学者。
王安石在文章上的成就很高，即使在明清之世，对他的新法毁谤益多、甚至认为他应该为宋亡负责的情况下，他仍然能与苏氏父子齐列名于“唐宋八大家”中，并未以人废文。诗也独具一格，自成“荆公体”。对比起诗文来，他词作的数量并不多，近人朱孝臧辑出《临川先生歌曲》一卷，连补遗也只有二十四首。但他的词作却极为当时人赞赏，如代表作《桂枝香》，这一首金陵怀古词，据说同时同题材的《桂枝香》词一共有三十多首，惟有王安石这一首成为绝唱，连苏轼见到，也不自禁的发出感叹：“此老乃野狐精也！”这种赞叹，似乎有点调侃，有点玩笑式的嫉妒，却也是由衷的欣赏。细读此词，确实感到一种苍凉的大气，并不流于颓丧的感喟，精炼浓缩却不显得空泛的老到笔力。词为“怀古”，但真正触及历史事件的，只有“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一句，这是用隋灭陈的典故，陈后主纵情声色而致亡国，时语云：“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韩擒虎是南下灭陈的大将，张丽华是陈后主的宠妃，此语将两人并提，陈朝之糜烂与亡国之急骤同时并见，有一种异常的激越感，而王安石只接以“悲恨相续”四个字，便变紧促为苍凉，顿然使人感到沉郁不尽，梁启超称此词“颉颃清真、稼轩”，良非过誉。
王安石学问既博，作诗词时也有逞才夸富之处，其表现不是喜用复杂难懂的典故，而是发扬光大了“集句”这种形式，所谓“集句”（诗的集句又称“诗钟”），就是摘取前人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词，玩过这种文字游戏的人都会知道，集句看起来极容易，其实绝难，要将不同人的句子集成一首文从意顺，而又不失诗意的新篇，难度高于自撰。王安石却是做集句诗的高手，据说他最多的集句诗达到数十韵，而集成的对偶竟有比原诗中对仗更觉得贴切合适的。在集句诗的基础上，又有集句词，较著名的有下面这首《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
轻衫短帽垂杨里。
花是去年红，
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
午醉醒来晚。
何物最关情？
黄鹂一两声。
这里所用的八句诗，各自都有出处，如果不知，根本就看不出来这首小词竟是一袭“百衲之衣”，集句的最高境界就是如出己口，看不出拼凑痕迹，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得腹有万卷诗书，其次还得有巧妙的才思与应用能力。其中“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两句，另一个版本作“今夕是何朝，看余度石桥。”，也通，却不及前版本的灵动自然。
这首《菩萨蛮》描写的生活闲适安逸，应当是他罢相后退居半山堂之作，另一首《渔家傲》词的意境也仿此，有句说：“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新法失败后闲居的王安石，心情真的如此宁静？只怕未必然。
宋人笔记中说王安石罢相之后，心情异常忧愤不乐，在自己小厅上题写唐代薛能的诗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几十处地方都题了这两句诗，可见他对诗句中愤慨之情是心有戚戚焉，对自己的新法改革，竟表示出一种决绝的否定来，这是他的心声，还是愤激情绪下的反语？我以为是后者的成分比较大。他的政治见识，他果断执拗的性格，都注定了他不会默默无闻甘为“卧龙”以终老，他必然要有所作为，哪怕他事先明知惨败的下场，我想他也不会轻于放弃的吧。“茫然忘了邯郸道”，他可以忘却高官富禄、万人之上的荣耀，可以忘却令行禁止、言出即从的权柄，却怎么可能忘得了他呕心沥血以致力推行的新法？
黄仁宇论王安石变法，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他认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其实超前了中国历史900到1000年，这是何等惊人的距离！宜乎他在现实之中，竟得不到完全的知音了。撇开政治经济不谈，我认为他个人的思想，其实也十分超前，他有名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古代可谓是惊世骇俗的言论，道德君子们也纷纷指责这样的说法简直是丧心病狂，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三条并没有不正确的地方。他坚定的信念，在当时却为荒谬，为大逆不道（有一种说法认为“三不足”论并非王安石所说，而是旧党反对派提出以攻击他的，但是我觉得，即使在后来倾向保守一派的史书撰者有所夸张，但是如果王安石本人没有这样的思想，也无法强栽的吧。幸好他生于思想比较自由且厚待大臣的宋代，如果生于明清，只怕因这三句话就已经死无葬身之地）。在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突中，他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
王安石有“拗相公”之称，这是当时人对他的一致认定，他的执拗，和天生耿介的性情有关，也与他缺乏周围同僚支持，只能以绝大的意志力一意孤行推行变法的处境不无关系。对他的缺点评价最为透彻的莫过于好友曾巩。神宗曾经问曾巩道：“你与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曾巩说：“王安石的文章品行不减于汉代的扬雄，只有吝啬这一点是缺陷。”神宗脱口说：“王安石轻视富贵，似乎不是吝啬的人啊！”曾巩道：“我所说的吝啬，不是生活方面，而是性格方面，他勇于有所作为，却吝啬于改正自己的错误。”神宗也点头认为说得有理。用现在的话来说，王安石有一种“孤勇”，有对自己理念百折不回的坚持，却不免失之于过刚易折，明知前路不通也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志向，明知人皆毁谤也不反省追悔自己的行为，他又是一个孤独的勇者。
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时，因改革阻力太大，已经无法成行，协助他变法的爱子王雱又早逝，不免萌生了退位之意，《宋史》上说：“力请解几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但《宋稗类钞》中有个故事，却讽刺他求去之意不是很真诚：他请求罢相，待命近两个月神宗也未予允许。王安石请了个算命的老僧化成来起课占卦，并让他看自己的命运。化成说：“三十年前我就给相公看过命，现在你已经做官做到了宰相，还有什么好问的？”王安石微有不悦之色，说道：“我问命，不在乎做官，只是恳求离职而去。皇上没有许可，现在看看短时间内去得成么？”化成说：“相公，‘得意浓时正好休’。要去在相公自己，不在皇上，现在只是你自己的主张尚未拿定罢了。岂不知：‘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王安石面有惭愧之色。
然而王安石并不是贪恋官位而迟迟下不了决心辞相，连神宗也评价他“轻于富贵”，宰相之位，在他只是方便于推行自己改革方案的工具，既然新法失败，他自然不必再在这职位上做下去。他生平的志向，可以从推崇李商隐的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看出来，他欣赏那种“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即使处庙堂之高，也不能忘怀江湖之逸，在词作中，我们且看他这一首《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来，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
无奈被它情担阁。
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
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这首词当是他在担任重职时所作，深有厌倦官场、激流勇退之意，明代文人杨慎即评价说：“荆公此词，大有感慨，大有见道语。既勘破乃尔，何执拗新法，铲除正人哉？”（《词品》）杨慎并不理解王安石的情怀，他的“执拗新法，铲除正人”，何尝又是为一己之私？他如果真正“勘破”，其实满可以做一个尸位素餐的高官，心安理得的享受“太平盛世”，何必冒着天下人皆不谅解的风险，去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宋史》里列出他所铲除的正人：“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又说：“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这的确是王安石的悲剧：当时有能力有才干有德操的正人君子们，包括他的朋友，都是变法的反对派，而愿意附和变法而被他一手起用的助手们，如吕惠卿之流，并不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只是夤缘求进的小人。用人不当，自是变法失败的因素之一，但立场的截然相反，王安石即使起用那些“老成人”，也只能起到掣肘的作用。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王安石及这些正人的不幸。
在北宋那些年里，似乎是一个上天异常不吝啬于降生人才的时代，单单只看围绕新法的几派代表人物：变法家王安石，保守派司马光，倾向保守却能公允对待新法的苏轼，无一不是绝顶的“风流人物”，人中龙凤！王安石的学识魄力，司马光的道德楷模，苏轼的绝代才华，无不达到顶峰，上天似乎在开玩笑，以格外的眷顾使他们生于一时，互相结交，却又以政见不同而让他们永远无法并肩站在一起。他们在私交上并没有恩怨，很多笔记中都留下了王安石与苏轼互相佩服、切磋诗文的记录，甚至在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因反对新法屡受打击、九死一生的苏轼还前去拜访他，相谈甚欢。而王安石与司马光，宋史上也说是“交友之善者也”，但司马光古板，王安石偏执，中间更隔着政见的巨大差异，注定了他们的友谊无法善始善终。
王安石的个性之强，从早年就可以看出端倪，这一点连司马光也早早就已经认识到，《邵氏闻见前录》里记载司马光自己讲述过一件事：他曾经与王安石做同僚，都担任群牧司判官之职。有一回群牧司的牡丹花盛开，包拯请司中官僚饮酒赏花，亲自举酒劝客，包拯素来以严厉出名，难得如此有兴致，众人莫敢违拗，连素性不饮的司马光也勉强喝了酒，惟独王安石从始至终一滴酒也不肯喝，包拯也不能奈何他。要知道在当时包公清肃之名震动天下，俗语以阎罗王相比，王安石也不是不能喝酒的人（他的诗中即有提到饮酒的句子），坚决不饮，恐怕也只是出于一种奇特的执拗与莫名其妙的意气。不知道古板严肃的司马光在看到这个同僚朋友出奇的强硬态度时，心中有无惊异触动？多年之后向人提起这件事（也许这时已经成为了王安石的政敌），又不知是感叹还是怀念？但司马光在认识王安石的时候，多半也就明白：如果和这个拗相公作对的话，必定也只能采取同样激进强硬的手段吧！
司马光与王安石卒于同一年：元祐元年（1086）。这年神宗已经崩逝，正是变法全盘失败，保守党人纷纷起用的时候。六十八岁的司马光，以垂暮之年拜相，即开始对新法进行完全清扫的活动，有人提出质疑：“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现在先帝才去世，就完全否定新法，是否合适？”司马光答道：“替父亲改正错误，也是儿子应该做的。何况现在是太皇太后当政，做母亲的改变儿子的措施，又怎么能说不当！”其实司马光本人，未必不明白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如此激进的废除新法，还是出于想在自己死前将一切都“拨乱反正”的愿望吧。而退居在金陵半山堂的王安石，因为远离政坛，消息并不十分灵通，亲友怕他听到伤心，也不敢将司马光废除新法的事情告诉他。后来有举子从京师回来，王安石问：“京中有什么新闻？”举子说：“近来颁布法令，不许看《字说》。”这是王安石编撰的一部学术著作，据说他著《字说》时呕尽心血，写作时放置百许枚石莲（一种植物）在桌上，出神思索的时候就咀嚼石莲，宣泄情绪利于思考，有时石莲咬完了，就咬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也浑不知觉。这样的学术著作居然也遭禁，王安石十分愤慨，说：“法度可以改，难道连文字都做不得了么？”这一夜他无法入睡，绕床徘徊至天明，数百次的在屏风上写“司马光”三个字以发泄不平之气。也许，单是《字说》遭禁的命运，尚不至于使王安石如此愤懑痛恨，只是从这部书的遭际，他也能料到自己苦心推行的新法会是什么结局，果然不久之后，他听说连新法中的“免役”法也被废止了，禁不住悲愤交加，说道：“就连这个也罢止了啊！”新法遭彻底否定，是对他人生最大的打击，王安石就此郁郁而终。《三言》中说他“饮恨半山堂”，出自鬼神报应、自悔前行的那一类说法自然没有依据，但他临终之前必然是心中充满了郁结愤恨不甘，说他“饮恨”，却是不错。
王安石晚年隐居的半山堂，在金陵钟山，至今尚有遗迹（在南京紫金山风景区），这块地方叫“谢公墩”，原来是东晋名臣谢安隐居的地方（王安石因此写过小诗调侃谢安，认为自己的名字与谢安的字“安石”相同，又隐居同处，乃是巧合，而从此之后，这块地方应该跟自己姓了），堂正在从钟山到江宁州城路途的半道上，故名“半山”。《避暑录话》说他“不耐静坐，非卧即行”，养了一头驴子，每天都骑着驴在钟山之间闲游，倦了就在山中定林寺休息，往往太阳偏西才回去。——这个定林寺，90年代新建称为“定林山庄”，在南京梅花山附近，我少时在南京读书，每年春游梅花山看花，买到的门票包括三个景点：梅花山、定林山庄、紫霞湖，因此对定林山庄的印象很深，是个幽静的好所在，还诌过歪诗，有“庭深棋响远，院静鸟飞迟。”的句子，却不知已隔近十年，定林寺又变成如何光景了。
王安石骑驴游钟山，当时也有人劝他改为坐轿子，认为堂堂退休宰相骑驴也太有失身份了，王安石回答：“难道能够把人当作马牛？”这一句话，实在很有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为人简约质朴，常常忘记洗脸换衣（据说可以一年都不洗澡），弄得自己蓬头垢面，在未显贵之前也曾名震京师，相传苏轼的父亲苏老泉因此作《辨奸论》（有说法认为是伪托之作），认为他“囚面丧心而讲学”，“是不近人情者”，必然会成为大奸大恶之徒。但只凭他不愿让人作牛作马来服侍自己这一点来看，却决不是没有人情味。另一个传说：他不修边幅而为人清廉，夫人吴氏却正相反，有洁癖却爱占公家的一点小便宜。有次他就任地方官时，夫人向公家借用了一张藤床，直到他解任也不肯归还，公家碍于王安石的面子不便追讨，王安石知道了也不劝说夫人，只是赤着一双几天不洗的脚上藤床躺了一会儿，夫人看到了感觉恶心，赶紧命人将床还回去了。这个故事令人失笑，却也看出王安石在处理家庭事务的时候很有策略，既不利用自己是一家之主的权威压迫，也不直接挑起夫妻间的口角争执，乃是“知己知彼”采取对策，解决问题于无形之中，又怎能说他不懂人情呢？
王安石的性格急噪，据说他棋品不高，下棋时从不思考，随手而应，落子极快，发觉要输了，就干脆停局不下，对人说：“下棋本来是图放松的事，反而苦思劳神，不如算了。”在当时人眼里，这种行为未免不够高雅潇洒。他也不掩饰自己的不风雅、不入流，他曾经去拜访书法家蔡襄，蔡襄也是个茶道专家，欢迎他的到来，亲自选择了绝品的茶叶，亲手洗涤了茶器烹点（宋代饮茶不是以清水泡茶叶，而是“点茶”，以茶团烹煮倾入茶盏，称为“点茶”），招待王安石饮用。谁知王安石看见茶汤，自己从口袋中取出一撮“消风散”的药末来，投入茶中一起喝了，居然将佳茗当作服药的水来喝，蔡襄看了不禁大惊失色，王安石却恬然不以为异，只是慢慢的说：“茶味很好。”蔡襄大笑，感叹他真是个直率不做作的人。
王安石不讲究风雅，却也时有小幽默。他为相的时候，有人想讨好他，送一方端砚给他，并谄媚说：“这方砚台极其难得，一呵就能出水。”王安石笑道：“就是一天呵出一担水来，也只值三文钱，有什么宝贵？”拒绝不收。这是他运用自己的“不通风雅”而拒贿的一种巧妙方式。另一次，吕惠卿和他闲谈，不知怎么讨论到皮肤保养问题上去了，吕惠卿说：“相公面上有黑斑，用芫荽洗脸可以除去。”王安石说：“我是生来的黑面皮，不是黑斑。”吕惠卿说：“芫荽也能除黑。”王安石笑道：“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予何？”这句话是套用《论语》中的：“子曰：天生德与予，桓魁其如予何？”现代人看到这一句话可能不觉得特别好笑，但放在古代那种以《四书》为主要教材，自启蒙起就朗朗上口的背景下，这一句掉文话实在十分冷幽默。这两个故事，都被古人收入各种笑话集中，一再引用。
吕惠卿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爱将，起初两人关系非常好，看这段笑话中他们在一起随意谈论美白事宜就可以得知。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退出政坛时，推荐了韩绛、吕惠卿二人主政代替自己，开始韩、吕二人也的确守着他的变法方案不动摇，以至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但吕惠卿是个有野心的人物，忌王安石复出夺了自己的权柄，暗中对他进行中伤陷害，百般排挤，自己则独揽大权。韩绛斗不过他，密告神宗召回了王安石，自此王与吕关系破裂。后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居钟山，吕惠卿又写信去想与他讲和，王安石拒绝，回信措辞虽委婉，语气却辛辣，指责他忘恩负义厚颜无耻，大有鲁迅“一个也不原谅”的决绝，所谓“姜桂之性，老而弥辣”，正是他的写照。
王安石之所以如此痛恨吕惠卿，我个人以为除了政治路线上的分裂之外，还因为吕惠卿不但倾陷加害于他，也陷构连累到他的家人：弟弟王安国与儿子王雱。与政坛上执拗激烈的面目不同，王安石在家庭中却似乎显得温和可亲，前面巧逼夫人还藤床的事，就表明他在家里并不是一个严厉的男主人。他出使辽国之前见到久别重逢的大妹妹文淑（封长安县君），他也写《示长安君》的诗给她，诗句中流露出家庭的脉脉温情，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兄长。吕惠卿陷害王安国去官早卒，王雱的壮年夭亡也与他不无关系，这两个人既是王安石最亲近的人，也同是王家的英杰之才，怎么能教王安石不耿耿于怀？
作者：雨后微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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