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苣蜂蜜:[冷兵器] 中国古代攻城与守城器械

弓

    “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伟大导师恩格斯如是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唐代诗人这样讲。中国古代神话中更将发明弓箭的殊荣归于箭射九日的英雄——羿。《孙膑兵法》中有云：“羿作弓弩，以势象之”。但羿也不能专美于弓箭的发明，伏羲氏与之亦大有渊源，“伏羲作弦，挥作弓，夷牟作矣”。但实际上，弓箭真正的发明年代，比传说更为久远，大可上溯到上古的石器时代。1963年，在山西朔县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一枚用燧石加工的石镞，长2.8厘米,前锋锐利，器形周正。经放碳测定年代，距今28945年。由此可知，中国最早使用弓箭的年代至少距今3万年。








《吴越春秋》中有载“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就是弹弓，是更古老的抛射工具，发射石丸等弹丸，所以原始弓也十分简单。从《易经》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的记载可看出最处形态的弓无非是将一根木竹弯成弧形，销尖木竹既为箭。可以说简陋到极至，其射程与杀伤力更是不敢恭维，但毕竟使人类摆脱了身体机能的限制成功运用一种机械力。

    商周时期，弓箭的发展趋于成熟，作战的箭矢已主要是青铜镞，弓的样式也基本具备了后世弓的形制。到春秋战国，弓的制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据《考工记》记载，制良弓需选用柘木为弓干，两端装饰牛角，分计六材（干、角、丝、筋、胶、漆）皆需精心选材配制。不同的工序也要求在不同的季节进行，制一良弓往往历时数年，《周礼•考工记》有云：“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凡取于之道七：柘为上，……”故古代士人多以得良弓宝剑为珍品。当然正因为良弓所获不易，多为成批制造，各项工作交替进行，主要是国家性行为。制弓还根据人的身长和体力分成上制，中制，下制三类，弓长主要以六尺六，六尺三，六尺（一尺合23厘米）为多。西汉以后，穿透力更强的铁镞逐步代替了铜镞，弓的制作也愈加精美，但形制，质量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火器发明后，因其射速慢，天气影响大，轻便的弓箭还有相当的生命力。以明代戚继光的军队装备为例，步军中弓手占十分之一，马军中仍占二分之一强。至于满清更是以骑射作为夺取天下的利器，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弓箭才走出了中国军队的序列。

    在长达数千载的装备史上，弓箭赢得了无上的荣光，春秋战国时位列兵器之首，“射”技也是公卿大夫必备的“六艺”之一，齐桓晋文称霸，周天子赐予彤弓彤矢以示其代天伐罪之权。如百步穿杨的养由基，辕门射戟之吕奉先具是一段佳话。即便是羽扇伦巾的周公谨也用十日造箭之法来谋害诸葛亮。






弩

    公元前121年，李广率部抗击匈奴，为十倍之敌包围。其亲操一种称“大黄”的强弩，箭无虚发，远距离射杀匈奴将领，扭转了战局。弩脱胎于弓，实则是一种装了弩机的弓，相传发明于黄帝时代，亦有传说是战国楚琴氏所创。但据文字信史考据，凡记三皇五帝的史籍如《史记•五帝本纪》，《汉书•律历志》，《古书尚书•序》，《博物志》多有关于弓的记载但无弩的记叙；而战国时的《孙膑兵法》，《墨子•备城门》等不仅弓弩皆有载，而且弩已是普遍装备的制式装备。鉴于中国人习惯将弓弩并说，可认为弩的产生要晚于黄帝而早于楚琴，应该是商周青铜器时代的伟大发明。





弩的优势有二，其一：装有弩机，拉弓，瞄准，发射的操作步骤分解进行，瞄准时间充裕，命中率高，简单易学，“朝学而暮成”；其二：张弦不单靠臂力，也可以脚踏腰引，大型的弩还安上绞车，几十人合力，射程远威力大，相较而言，弓只能用臂力，使用一支数石的硬弓可是一项体力活。当然利弊相成，弩分步发射速度较慢且不利于骑兵使用，试想，在奔驰的骏马上完成“上弩”，“进弩”，“发弩”的全过程，射手非得是国家级体操运动员不可！所以弩被主要应用于防守。

    弩由弩弓，弩臂，弩机三部分构成，其关键部件是弩机，在湖南长沙战国墓葬出土的铜弩机，构造非常精巧。它外置机匣（古代称郭），匣内有挂弦的钩（古代称牙），其后有照门（古称规）照门上有刻度以取远近，机匣下有扳机（古称悬刀）。与现代的击发装置有完全相同的原理。古人称；“千斤之弩，挂于一寸之牙，发于半指之力，其妙无以加也！”

    战国时期，军队中就已经大量装备了弩，当时军中的司马官，就是主管六弓四弩的人。其时，以韩国制弩颇为有名，有“谿子，少府，时力，距来”等劲弩，可射600步开外，所射坚甲莫不破，威力惊人。公元前343年的马陵之战，齐军按孙膑之计，诱魏军进入包围，“万弩齐发”大败魏军。（8）战国后期出现了“蹶张弩”，即靠脚踏足蹬拉弦，这样可用全身的力量，大大提高了杀伤力和对射手的臂力要求。

      西汉以后，军中专设弩兵，称“材官”多选身强体壮者充任。汉代弩的重要发展是在末端加上了把手，类似现代的枪柄，使发射更舒服，也算一种人性化的设计。此外，汉代的弩实现了标准化，以石（dan）为单位，以弩的拉力分为1——10石弩，1石约合30.2公斤力（另说47公斤力）普通弩多为3——6石。根据汉简所记推算，3石弩射程约为189米，四石弩约为252米。在当时世界是非常有力的武器了。汉简中还发现了校验弩力的记录，可见当时对弩的检查十分仔细规范。汉代与匈奴进行了长期战争，如上文提及的李广飞弩破敌，汉军武器占优的关键在于强弩。

      三国时的诸葛孔明改进了连弩，史称“诸葛弩”，连弩在战国时即已发明，但其构造情况现已不得而知，所以“诸葛弩”就成为连弩的代表。“诸葛弩”在一个弩槽中放十支箭，装有活动扳手和可以在弩臂上滑动的箭槽。使用时先将扳手向前推，箭槽向前滑动，弓弦沿槽下部的弦道后移，移至末端，就落到坎缺之内，弓弦从而被钩住，再将扳手向后拉，弩弓随之张开，弓弦自坎缺中跳出，箭槽中最下面的一支箭随之发射，同时箭槽中上一支箭落下补位，周而复始。汉代的李陵与匈奴作战时就曾用过连弩。；连弩的使用一直持续到明清。《武备志》和《天工开物》中皆有记载。






床弩是弩家族中的庞然大物，其发明可追溯到西汉。《六韬•军用篇》中提到的“绞车连弩”，即是一种床弩。至南北朝时，得以普遍装备。床弩是一种安装在木架上的大型弩。将一张或几张大弓安装在床架上，绞动其后的绞轴，张弓装箭，用大弓的合力来弹射长箭，射程可达500米，是中国古代弩类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可谓弩中霸王。床弩发射的箭以木为杆，以铁枪头为镞，以铁片翎作尾翼，号称“一枪三剑箭”，实则是带翎的短矛，破坏力巨大，以之守城，攻方的的轒辒车，云梯，木幔，巨盾……遇之莫不破；以之攻城，城垒不完，如遇土城木寨，中之如同摧朽。明朝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慨叹“其牙一发，诸箭皆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垒，无不崩溃，楼橹亦颠坠”。床弩还可发射“踏蹶箭”，使之成排钉在夯土的城墙上，供攻城者攀缘登城，有如一部机动云梯。或者，在弓弦上装兜，一次盛箭数十支，同时发出有如疾风暴雨，名曰“寒鸦箭”，实为攻守之间不可多得的利器。






宋朝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澶渊之战中，宋军用床弩射杀辽军主将挞览，促成了宋辽和议。而历史上床弩创造的最大传奇莫过于南宋军用床弩射杀蒙古大汗蒙哥，这一箭引发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间的汗位之争，南宋因此得以多延续了十余年，其战果和作用都可与袁崇焕的宁远大捷相媲美，只可惜此弩没有袁氏的铜炮幸运，没能获得一个“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的头衔而名留史册。

      在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中载有一种特殊的弩名为“夜伏耕戈”：“弩机，用浮轻箭，染草鸟毒药，以线引系椿于二三十步，横路而下，堆草藏形，触线而机发，箭必中。恐害自人，须阻所行要道。”也算是一种原始的地雷，但不知是不是“不见鬼子不拉弦”。








破城锤

      锤是力量和权利的象征，中世纪的欧洲，佩锤成为贵族和军官的重要饰物。直到今日，罗马教皇出行还是由一群持锤卫士簇拥着。正因为锤有孔武有力的外表和强大破坏力的内在成为中外兵家摧城拔寨的首选利器，也是攻城具中的元老。成书于战国的《六韬》就有它的踪影：“方头铁锤，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史记》中也记载张良请一力士用120斤的大铁椎狙击秦始皇，结果误中副车的故事。

      公元68年罗马人进攻犹太人的帕塔约塔城时就使用了破城锤，只是被守城者用墙砖将其砸断，是破城锤一次“走麦城”的例子。（因为日前被锤子砸了手，所以“公报私仇”，揭一下破城锤的老底儿。）可能有人不禁问：“话说金城千里，固若金汤，一柄小小的锤子又能奈何？”明朝的一则佚闻倒是很好的例证：明太祖朱元璋经营南京（时称应天）时，元末江南第一富豪沈富助修洪武门至水西门的城墙，当时沈富亲自监工，重币雇人，其城墙内夯土外包砖，不仅雄壮而且坚固；然朱元璋命公修的城墙则用犯人，故而多不合格。后朱元璋亲自检验，着一军士持一大锤砸城墙，结果，公修的城墙一锤便被击破，而沈富筑的墙则连中三锤而不坏。由此可见，即使是普通的锤子对城墙都有相当的效果，更何况破城锤根本是一种“恐龙”级大锤。







飞钩、檑义夜和狼牙拍

    顾名思义飞钩是将一铁钩栓于绳索之上，是很多梁上君子的最爱。实际上飞钩用于攻城的历史几乎和飞钩本身的历史一样长。《墨子•备梯》，《武经总要》，《练兵实纪》，《兵器图说》都有记载，而令人更惊讶的是飞钩的寿命之长，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二破武汉之时正是陈玉成亲率敢死队用飞钩夜间偷袭得手。即便到了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我人民军队也多次利用飞钩建立功勋。飞钩用于攻城多为人知晓，事实上，飞钩在防守上的功绩也是勿需多让。一旦攻方以云梯冲城，如果你有足够的冷静，足够的准确，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敏捷便可用飞钩将云梯拉倒或拉垮，将梯上之人尽皆摔死。当然，在飞箭如雨的战场，你还要有足够的命大才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动作。

    飞钩用于夜袭给防守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古时的大城尤其是京师，都是占地广大，人口众多。北京俗称“四九城”指四十里的城墙九个门；唐代的长安人口百万。如果敌方“悄悄的进村，放枪的不要”，想在这样的大城只靠人力夜夜备袭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是，恐怕敌方尚未来袭自己已经心力憔悴。《三国演义》中曹刘争汉中，曹操临河下寨，刘军不得进，后诸葛亮正是用疲兵之法逼退曹军。这时狼牙拍和檑义夜该大显身手了，狼牙拍以铁钩，铁钉置于木版或绳网上，夜间悬于城上，若敌以飞钩夜袭便被钩住扎伤不得攀缘。檑义夜是狼牙拍的近亲，只是其将钩钉置于圆木之上，除了可防夜袭，还可当檑石滚木投下。

    所谓“龙生九种，种种不同”战具中也有许多的变种，锇鹘车，搭车就是其中的代表，其基本可看做破城锤和飞钩的变异，在此不再赘述。






★ 木

    在中国的阴阳五行中，甲乙木克壬癸土。城防毫无疑问属于土系。有趣的是在火器成熟之前，木系的攻城具当真在攻城战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主导了数千年的战场。当然这不是古人刻意追求五行相克之理，况且鲧造城以自守，周文王伐崇破城的时候五行之学尚未成熟。木器得以大行其道，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局限。自人类先民执木棍石刀以御禽兽乃至钻木取火，木器相对于金石具有更大的可塑性。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木系战具以其作战手段大体分为抛射类（如抛石机），登高观敌类（如巢车，望楼），攀爬登城类（如云梯），临城冲撞类（如冲车），躲避箭石类（如墙车），跨越河堑类（如壕桥），毁敌器械类（如撞竿）阻敌前进类（如柜马枪）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


车




  


古来城关或是高墙深池，或是居于险要，所以攻守战具皆为庞然大物。若想灵活应用，仅凭人力则实在是有些费力不讨好，即便是体力比人高那么一点点的牛马，面对数十吨的重物也不免有望洋兴叹之感，所以古人大多将战具装上战车（如巢车，霹雳车等）。

        通过考古发现基本可以判定有轮车辆来源于雪橇。在20世纪60年代，在俄罗斯乌拉尔山脉的泥沼中人们惊异的发现了几片8000年前的滑雪板残片；在挪威的勒得聿岛的岩壁上刻着一位滑稽的滑雪者形象，此人姿势相当标准只是其长着一双长耳，如果他不是一只兔子的话，那就说明他带着兔耳帽，当然考古学家普遍倾向于后者。

        中国的传说中，发明车辆的桂冠属于夏朝的奚仲。夏商之时，就有大规模战车决战的描写。但是面临着缺乏实物证据的难题。如果传说属实的话，中国使用车辆就不应迟于公元前23世纪。1972年，在河南安阳出土了一座商代车马坑。里面车厢，车轴，车辕皆制作精良，证明当时车辆技术已经发展的极为完善了。

        中国早在公元前80年就有了记里程的车子——记道车（又名记里鼓车）。在汉代的《西京杂记》中就提到了记道车和指南车。记道车根据轮子转动的圈数计算里程。每走一里，机关就启动一次，下层的木人击鼓一次，关于记道车的构造，《宋史》有详细的记载。

        另一种颇具玩味的怪车是“风力车”书中称一个叫高苍梧叔的人造过一辆风力驱动的大车，可载30人，日行数百里。相传，隋炀帝督造了一辆风力车可乘几千人。想来若非这位帝王请来了九天风神，就是口头传说的刻意夸张。16世纪末中国的“风力车”传到了欧洲。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在不朽的《失乐园》中感叹：“在丝绸之国啊，依靠帆的翅膀和风的力量，那儿的人驾着藤草缠绕的大车。”甚至有人在19世纪提出风力列车的设想，但只要想一想风停后司机就得被迫推着火车走的悲惨下场，就足以使人放弃这个疯狂的想法。另外一个疯狂的设想是朱元璋的“吕公车”相传此车长几十丈，外披重甲，由上千军士推动，车上装有火铳，强弩威力无匹，只是推着这样的“城堡”满街跑，绝对是一件苦差使。

  既然是与木有关，当然就少不了鲁班，据说鲁班做了一辆木头车子，以木人驾两匹木马，日行数百里，结果当其母坐上去的时候，木人一扬鞭，车子如风逝去，其母就此无影无踪。此后，鲁父又因鲁班的发明而失踪，故而，人言：“鲁班巧，亡其母；鲁班巧，亡其父”。






抛石机（又称砲）




相传砲发明于周代，叫“抛车”。《范蠡兵法》记载“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抛石机利用杠杆原理，将石头抛射出去。由抛杆，抛架和机索三部分构成。抛杆设一横轴，顶端连有一副皮兜绳；机索由数十上百根绳索组成。每根绳索需要1——2人拉拽。

    东汉时期，砲已成为备受重视的攻城战具。公元200年，曹操袁绍战于管渡，曹军使用一种自行砲——霹雳车攻破袁军壁楼，大获全胜。关于霹雳车的形制可参见《纪效新书卷四》：“砲车 以大木为床，下安四轮，上建双陛。陛间横括，中立独杆，首如桔槔状其杆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其旋风四脚亦随事用之。”

    唐宋以后，砲的使用更为普遍。据《武经总要》记载，砲的种类达十几种。大体分为轻，中，重三类。轻者由两人操作；中者几十人；至于重者，高达数丈，发百斤石弹，动辄上百人前呼后拥，排场极其壮观。气势直逼当红的“大脘儿”，当然，砲也确是攻防战的明星，宋代的陈规在《城守录》中感慨的写到“攻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砲之术，则城无不拔；守者得砲之术，则可以制敌。”如此可见一斑。但是诚如刘欢的一曲《好汉歌》中所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金国在砲的使用上也没有让宋国专美于前，在进攻东京汴梁的时候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据史书记载：“金人广列垒石砲座，……所列砲座百余，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又云：“城下列砲座二百余所，七梢砲，撒星砲，座石砲并发，又以强弩千余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卒不能存立，……”

    在中国砲的使用史上，蒙古人处于突出重要地位，对中国砲的使用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公元13——14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建立了空前而且很可能绝后的庞大帝国。虽然蒙古无敌的铁骑是这个神话的根本，但蒙古强大的砲兵却赋予了蒙古军队摧毁一切防御的巨大破坏力，是蒙古从草原之王走向世界霸主的重要标志。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善其器”，蒙古砲兵的变革首先来源于砲的形制的改变，中国传统砲的最大缺点是其发射方法（如图）。砲的动力源自于一群壮汉的瞬间爆发力，人的力量很难统一，严重影响射击精度，况且人每次用力的大小也不可能一致，所以砲的试射成为了白浪费力气的无用工。蒙古的砲称为“回回砲”，它是一件“驳来品”进口货，是当年蒙古西征时从波斯人手中学来的，也算中国早期知识引进的成功范例。“回回砲”的“长相”有两点变化。其一是：它的短的一端挂上重物而非人力牵引，其二是：在砲上装有一个挂钩，当将砲弹装好，打开挂钩，重物压下，将砲弹射出。这两个装置就实现了发射力量的的恒定且节省了人力。不仅如此，当重物放在不同的位置就可将砲弹射出不同的距离，而且“回回砲”上出现了类似射击计算表的刻度，极大的提高了射击的精度。古籍上曾经记载“回回砲”在攻襄阳时发挥的巨大作用：“中人立毙，中地下陷三四尺”，也正是“回回砲”一阵齐射将襄阳的城墙击毁，历时三年的襄阳大战终于在“回回砲”的怒吼声中尘埃落定。

    砲形制的进步，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砲兵的技术要求。砲的使用不再是有把力气就能干的活了。元太宗年间专立了砲手附籍，看来砲的使用在此时已成了“家传绝活”。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又成立了“回回砲手总管府”。中国砲兵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至元十八年，改称“回回砲手都元帅府”。二十二年又成立了“回回砲手军匠上万户府”。

    蒙古砲最具传奇色彩的进步莫过于“亲自实践”了战争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化学战和生物武器攻击。蒙古大军西征时的华沙之战中，蒙古军队用砲射出大量的毒烟球，弄的全城都弥漫着违规词语和狼毒的烟雾，守军无以为抗，只得投降。后蒙古大军在进攻君士坦丁堡时，久攻不下，军中鼠疫流行，这本是蒙古军队的一个坏消息，不想尝到甜头的蒙古军用砲将病死的军士的尸体抛入城中，使城中鼠疫大起，城遂下。但少数城中的商人乘船逃出，将亚洲鼠疫病菌带到了欧洲，引发了让欧洲人思之色变的“黑死病”，夺去了当时欧洲三分之一的人的生命。







巢车




望楼古人说：“登高以望远”；兵圣孙子云：“能临敌变化者，谓之神”；当代军事家认为：对信息权的掌握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试想在攻城时，若能在高处一览敌军的部署，对取胜自然是事半功倍。没问题，有巢车，望楼解决你的烦恼。巢车取意于《左传》的“高悬望楼，如鸟之巢”。是在四轮车底座上竖高杆，称“望杆”。杆上设一楼，蒙牛皮以为固，周设望孔以为观敌之用。有史可稽的巢车最早的使用是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其时楚共王由太宰伯州犁陪伴共登巢车观阵。正如那则广告所说的“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巢车，望楼虽然其貌不扬，其名不著，但其威力却丝毫不弱于那些“名门望族”。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中，袁绍军广设望楼以逼曹营，弓弩齐下，飞矢如蝗，使曹军不敢现身，苦不堪言。幸而曹操以“霹雳车”之计破之，不然，曹操能否撑到火烧乌巢就不得而知了。






云梯和攻城塔




  

云梯是攻城战的攻臣宿将，生卒年代不详，史家有夏，商和西周三种观点。但有一点史实是确定的：公元前11世纪处的周伐崇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次攻坚战，当时商纣无道，崇为其臂助，周伯伐之。崇依城据守，周军囤于城下30余日一筹莫展，后文王得“钩援”（一种原始的云梯）“临冲”（一种原始的攻城塔）之法一举破城而灭崇。应该说，云梯与攻城战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城池，没有攻坚战，即便存在云梯之法也不过是一种“屠龙之术”，云梯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云梯了，所以伐崇之战可以说是云梯的第一声“婴啼”。

    如果说这段传奇过于血腥，那另一段传奇则更具高古君子之风，战国时，鲁班为楚造云梯以攻宋。墨子率弟子晋见楚王以阻之。乃“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班之攻械尽，子墨子自守圉有余。”使楚王放弃攻宋的企图，免除了一场战火。如果说鲁班师爷的云梯和我们日常爬上爬下的木梯是一个形制的话，那可就是对天下木匠的侮辱了。然鲁班的云梯终是无史可考，我们大体可从《武经总要》，《纪效新书》和《墨子•备梯》（如图）的记载中来想象当年古人的智慧。

    云梯和攻城塔毕竟是相对原始简单的攻城战具，有其致命弱点：《墨子•备梯》中就指出“云梯者重器也，其移动甚难”所以云梯的使用就毫无隐蔽性和突然性可言。无数士兵疯狂地沿着云梯向城上猛冲，直到杀死对方或被对方杀死。流血漂橹，死尸盈城的例子并不鲜见。中国的古人形象的称之为“蚁附”。确实，在这种人性的疯狂中生命的价值早已荡然无存。






轒輼车，尖头轳及木牛车

    轒輼车是一种有坚固防护的攻城作业车，春秋时轒輼就得到较普遍的使用。古代攻城作战，经常需要抵近破坏城墙，城门，或者挖掘地道等。如果没有相应的防护措施，进行这些作业就容易遭到来自城上的箭，石等武器的攻击，十分危险。使用轒輼车就比较安全，轒輼车有一个多轮的车底座；两侧和顶部用木板做防护，外蒙坚硬的皮革；车内可容十多人。作业时，人在车内将车推到城下，然后人在城下作业。可避城上的箭，石。以外型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轒輼车，平定的叫“木牛车”，两壁内倾成夹角的称“尖头轳”（也叫“尖头木驴”）。






壕桥，撞杆，塞门刀车等

  


中国古代的大城多设有护城河，所以如何使“天堑变通途。”就成为攻城的一方必须考虑的方面，因此中国的军队编制中出现了最早的“舟桥部队”——壕桥。
一旦敌方突破护城河，以云梯之法蚁附时，就是撞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只要数人合力用撞杆一冲，对方云梯必然坍塌。

    如若敌军使用木牛车撞塌城门或城墙时，塞门刀车就会“挺身而出”将敌军“拒之门外”。



塞门刀车
    ★ 火

  火首次应用于战争的时间已无从考证，因为人们无从知晓是哪个灵感突发的原始人或是有心或是无意地用手中的火把点燃对手的茅屋。一个比较可靠的传说是，在一次波斯远征军进攻希腊的战争中，因波斯军队势大，雅典岌岌可危，著名学者阿基米德献计，组织全城妇女用镜子照射波斯战舰的船帆，一举解了雅典之围。（另一个版本是说阿基米德造了一个大的凹面镜，应该说后者更有技术可行性，前者则富有演义色彩。）中国用火于军事的历史早于西方，《孙子兵法》中就将火计列为重要的战争手段。而墨子更是将防火攻作为一个城防的重要课题。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火的使用就已经十分普遍了。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拉开了火器使用的序幕，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火器，直到唐朝末年火器发出了第一声婴啼。


火药

    火和药，本是不相干的两个字，二者的结合纯属意外。《太平广记》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隋朝初年，有个叫杜子春的青年，为寻炼丹之术，去寻访一位道士。道士正在炼一种丹药，其配料主要是硝石和硫磺。是夜道士告诫杜子春不可乱说乱动。他一觉醒来，炼丹炉突然冒起大火。他牢记道士的告诫，一动不动，眼睁睁看着房子被点燃。自此，以硫磺，硝石为主的混合物便被称为能着火的“火药”。炼丹家们固然没有达成长生不老的愿望，却对火药的发明做出了重要贡献。火药何时由何人发明，至今尚难定论，但可以肯定是在秦汉至隋唐盛行炼丹术的时代。

    有趣的是火药虽然“性情暴戾”更不可食用（也许发明火药的炼丹天才就是服食自己的发明而“升仙”去了）。但火药的主要成分却都见于医术，汉代的古书《淮南子》中就有了硫磺的记载，西汉末年编成的医学圣典《神农本草经》将硫磺列为120位“中等药”的第二种。而硝更挤身120位“上等药”的前八强（位列第六）。可以说是出身不俗，血统高贵。更具演义效果的是，现存最早的火药配方也是出于一部道家医书《太上圣主金丹秘诀》。公元9世纪末真正意义的黑火药诞生。

    晚唐时，火药“应征入伍”至迟是在公元10世纪初，火药被制成最初的火器——发机飞火。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唐哀宗天保祐初年（公元904年）郑燔攻豫章，用“发机火”烧了豫章城的龙沙门。

    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成书的《武经总要》中正式使用了火药一词，并记载了三种火器的火药配方。火药由官方正式推广标志着火药的应用大大加强了。

    北宋神宗年间，（公元1068——1085年）政(蟹)府在都城汴梁设立军器监，地方设立都作院。军器监中有“万全军匠3700人，东西作坊工匠5000人。”军器监又下设十一作。可以看出我国当时的军事工业就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

    13世纪20年代，火药随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传入了中东，14世纪又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到了欧洲，从此世界战争舞台上，硝烟代替了狼烟，炮声盖住了金鼓……











是装有火药的燃烧性球型火器，有时也称“火炮”“霹雳炮”等。其结构一般一火药为球心，用布或纸裱糊为壳体，外涂油脂等防潮材料。大者如斗，小者如蛋。使用时点燃火绳，抛向敌方。火球主要有霹雳火球，毒火烟球，铁西瓜炮等。仅《武经总要》中记载的火球类火器就有8种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攻汴梁，宋将李纲命令军士施放霹雳炮重创金军。根据明代出版的《武备志》记载：霹雳炮，以径寸之毛竹，取干者二，三节，外附铁片，火药，裹竹为球，两端各留寸许，一端为柄，一端装引药。其响若霹雳，故曰霹雳火球。受此启发，金人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炸弹——震天雷，在日后对蒙古作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北宋年间，火药，火球的炼制已经有相当的发展。成书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的《东京记》中记载了关于当时政(蟹)府火药工厂——“火药青窑”的情况。这时的火球根据不同的需要已经使用不同的配方，有文字可考的就达十四种之多。而当时的火球也是分工明确，放烟、施毒、爆炸、燃烧各司其职。显然火球的制造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复杂的阶段。

    宋宁宗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金人攻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宋军一日就制造火箭一万七千支，蒺藜炮三千只，皮炮二万只。公元1257年宋朝大臣李曾伯去镇江调查军备：时，荆淮有十数万只铁火炮，荆州（今湖北江陵）一月就能制造铁火炮一、二千只。生产数量十分惊人。（就十三世纪而言，其规模可与当今超级大国的核武库相提并论。）

    所谓：龙生九种，种种不同。传统的火球渐次发展出很多“个性化设计”。“国姓瓶”是一种陶质炸弹，外为陶瓶，内装火药，因是明代郑成功所创，因之而得名；火砖是火球的亲兄弟，是一种砖形手投火器，多以纸和薄木版为外壳，材料易得，成品便于储运，可重叠摆放，投向敌阵后不发生滚动，这一点，对山地攻坚战有突出意义。所以火砖成为明清时期“走俏货”。
国姓瓶

    但是，火球以人力为动力射程有限，一般只能用于城市防御战。当随着新型火器的不断应用，十四世纪火球开始衰落，火箭、火铳开始大放异彩。但是在一些偏远没有火炮守城的小城，火球依然是“守城第一器”





火箭

    是一种依靠自身向后喷射火药燃气的反作用力飞向目标杀伤敌人的兵器，在中国，“火箭”一词始见于陈寿的《三国志》。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蜀相诸葛亮攻打陈仓，魏将郝昭“以火箭逆射其云梯，梯燃，梯上人皆烧”。但当时的“火箭”只是在箭头处绑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弩发射，用以纵火。真正意义的火箭是在公元969年，由宋朝的岳义方所创，其主要靠火药的后坐力为动力，虽然仍沿用这一名称，但含义已根本不同。

    火箭在发明不久即应用于军事，到宋仁宗时期（公元1023——1063年）火箭正式“参军”成为军队的标准装备。到明朝初年，火箭技术迅速提高，用途广泛，百花齐放，时称“军中利器”。名将戚继光在《纪校新书》中赞曰：“夫火箭亦水陆利器，其功不在鸟铳之下”。并且在“戚家军”中大量装备了制式的“三飞箭”，射程达300——500步（每步约合1.55米）。而火箭的第一部“族谱”也出现于明朝——即焦玉的《火龙经》。火箭不仅在抗倭战场上杀贼为国，过关斩将，而且在抗日烽火中建立功勋，1938年日寇为打通平大公路，分割我冀中根据地，纠集日伪军3000余人进占河间城，我人民军队在自身攻坚火力不足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利用大量火箭一举攻克河间城，据说当时赤炎张天，威震百里，日军竟以为是从苏联运来的“高级武器”。以原始的火箭战胜现代化的日寇，即体现我国人民高超的战争智慧，更反映我根据地军民奋勇杀敌的大无畏精神。当然今天再来回顾这段“传奇”，留给我们更多的是警醒。说了这许多，也应该让火箭的兄弟姐妹和大家见个面：

    "一窝蜂"，见于明代茅元仪的《武备志》，以大柜分32格分装32只连捻火箭，一经发射，则32箭齐发，其势莫可当。其时，一次发箭10只的名为“火弩流星箭”；发箭20只，人称“火龙箭”；一次发40只，则称为“群豹横奔箭”；发箭100只，即为“百虎齐奔箭”。

  






"架火战车"，出现于明朝初年，是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多管火箭炮。其形制为人力独轮车，上配6箱，160支火箭，三人共用，另置火铳、长矛各二，威力巨大，远近皆宜。（中国历史博物馆存有复原实物）。





"神火飞鸦"，是一种装有翅膀的火箭改善了飞行的稳定性，增加了高度与射程。“神火飞鸦”以棉纸、细芦制成飞鸟状，内装火药，下火箭四只。点火后“飞远百余丈，将坠地，方着鸦身，火光遍野。对敌用之，在陆烧营，在水烧船，战无不胜已”。






"火龙出水"，椐明朝焦玉《火龙经》记载“火龙出水以5尺长的大毛竹为载体，龙身上绑1.5斤重的大火箭4只，龙腹内装小火箭4只。其中大火箭为运载火箭，小火箭为战斗火箭，二者引信相连，射程千余米。凭心而论，“火龙出水”的威力依然有限，但是，若对方士兵猛然间看到传说中的神物兴云吐雾而来，必然惊慌失措，肝胆具裂。所以说“火龙出水”是早期专用的心理战装备并不为过。








火枪 突火枪 飞火枪





是一种身管火器，是现代枪、炮的鼻祖。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陈规发明了“火枪“。其形制为径寸之大毛竹，内装火药配发射手2人，交战时喷火杀敌。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又发明了突火枪，其以弹丸为主要杀伤手段，已具备现代枪炮的主要特征。但无论火枪还是突火枪,都只可及远，不可击近，故而人们将长矛与火枪相结合，形成近处能刺杀，远处可喷火的两用火枪，梨花枪就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种。南宋一个叫李全的人，凭借梨花枪称雄山东，有所谓“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之誉。金军当时也使用了一种喷火、刺杀合一的兵器，称飞火枪，是金军大量装备的制式火器，是第一种装备集群士兵的两用火枪。南宋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金哀宗退守归德，金军主将蒲察观奴组织了一只450人的火枪队使用飞火枪450只重创追击的蒙古军队。





火铳




是元明时期对金属身管射击火器的通称，又称“火筒”。现存最早的火铳是1980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铜火炮，炮长100厘米，重108.5公斤，专家判定是13世纪初的产品。相对于这门出身不明没有“户口”的“黑户”。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门中型火铳就要“清白”的多。其身上有铭文三行，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籍贯”“履历”：本铳生于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装备于元边防军，——绥远讨寇军，制造者名为马山，编号第三百。全长353毫米，口径105毫米，重6.94公斤。

    元末明初是火铳“飞黄腾达”的时期，不仅装备数量大种类多，而且开始左右战争的胜负。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朱元璋部将胡大海与吕珍战于绍兴，据明人的《保越录》所载：“甲辰……马俊等率壮士……以火筒数十，应时并放，敌军不能支。”“敌军以陈城外……又以火筒……铁弹入城中，其锋疾不可当。”朱元璋得天下，善用火器是一个重要因素。公元1363年7月，朱元璋率舟师20万与号称60万的陈友亮部决战于鄱阳湖。朱军在远距离上用火铳一举摧毁敌船20余艘，先声夺人，终获全胜，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火铳的水战。明政(蟹)府于洪武十三年规定，全国卫所驻军按编制数的10%装备火铳，其规模是无可匹敌的。到了永乐年间，火铳终于有了自己的“武装”：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明成祖朱棣设立“神机营”，是世界上第一个火器部队。






佛郎机




佛郎机是波斯语的音译，原指欧洲的基督徒。中国明朝的官员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佛郎机，因此将从葡萄牙等国引进的轻型火炮也称为佛郎机。

    关于佛郎机的引进，有2种不同的传说，其一为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明军在广东击败了入侵的葡萄牙军队，缴获了20门佛郎机，后在南京仿制成功装置明朝军队；其二为相传明正德12年，葡萄牙人向广东地方政(蟹)府进献一门佛郎机及火药配方，此事明朝学者王守仁专作《书佛郎机遗事》以记之。因其书写于正德15年（公元1520年），显然后一种说法更为可靠。     红夷炮




公元1623年，后金太祖努尔哈赤挥军一十三万（一说是五六万）围攻宁远9今辽宁兴城）。明将袁崇焕所部守城明军不足二万，一方面，固然众寡不敌；另一方面，明军的战斗力更远逊于八旗劲旅。情况万分危急，但是明军装备了11门全新的红夷炮，终于创造了一场“辽东十年未有之大胜利”。初，金军劝降，未果，乃举云梯，牌车蚁附之，但见红夷到处，战具尽为齑粉，如是激战三日，金军伤亡累积，努尔哈赤被迫退军，并于是年八月郁愤而亡。史称“宁远大捷”。更有市井传说是红夷炮得天神相助，故，一经发射，天地为之变色，日月为之无光；亦有附会者，将努尔哈赤之死划归红夷炮的名下。消息传出，朝廷大喜，加封一门红夷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荣崇之极，可谓无出其右。

    红夷炮最初由英国人发明，后由荷兰人传入中国，因时称荷兰人为红夷，故以“红夷”名之。在宁远硝烟散尽的近百年间，红夷炮仍然继续这大将军的神奇：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挥师东进，重创荷兰舰队，并于次年2月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宝岛。战斗中红夷大炮再建功勋，丝毫不给自己“娘家人”（荷兰）留面子，“大义灭亲”，使荷兰殖民者成为了千里孤魂，用血来洗刷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军水师主将施琅率官兵2万，大鸟船70艘、赶缯船103艘、双帆船65艘，进军澎湖。清军充分利用自己新型红夷炮的优势，挟上流上风之势，锐不可当。经一天激战，清军共击毁、焚毁、俘获郑军大船37艘、赶缯等船107艘，郑军死伤头领300余员、士兵1.2万人；另迫使郑军官员165员、士兵4853人投诚。清军只阵亡329人、伤1800人，船只无损失。一场大规模海战，损失如此悬殊，在世界海战史上也属罕见。可见在宁远之战的刺激下，清政(蟹)府经过半个世纪的卧薪尝胆终于在火炮制造技术上超越了对手。但是之后一个世纪的和平时期，加上清廷的故步自封，中国的火炮基本停滞不前。




地雷

    也是中国古代战争智慧的结晶（强烈建议读者再看一遍《地雷战》既增强爱国心，又提高自豪感。），有史可稽的关于地雷的记载始于明朝嘉靖年间（33），而地雷的实际生日还要更早一些。早期的地雷结构简单：选一圆形石头，腹中凿空，装上火药引信既可。明朝中期后，地雷得到迅速发展，《武备志》中载有10 多种此类火器。引爆方式有燃发、拉发、绊发和机发，其中机发的使用对地雷的发展最具意义。中国最早的机发装置是“钢轮发火”，是由大名鼎鼎的“戚家军”创制的（34），并且在公元1580年，戚继光镇守蓟州时，大量得到使用。它是在机匣中安装一套传动装置，，当敌人触动机索时，匣中钢轮转动，急剧摩擦火石发火，引爆地雷。这种装置解决了燃发雷发火时机不准，拉发雷需要人工看护的问题。叩响了现代地雷的大门。书至此处，不妨说些题外话，在我们对中国古兵器的回顾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几乎对每一种武器的进步都有所贡献！遥想当年，“戚家军”以区区3000余众担当抗击倭寇的主力，除了指挥得当，将士用命之外。“戚家军”的创新精神则更值得古今兵家借鉴。




水雷

    是地雷的“表亲”，它也出生在抗倭战场上。倭寇成分复杂，时聚时散，到处偷袭，明军来时，则逃向外海；明军去时，便劫掠乡里。明军处处设防难免百密一疏，形势被动，迫切需要一种能封锁港口海岸的军事装备，水雷应运而生。中国古代水雷最具代表性的是“水底龙王炮”，每个4——6斤，以熟铁打造，内装火药5升——1斗，以香头为引信，长度视目标远近而定。雷体密封于牛脬内，以羊肠一根引出水面，系于雁翎做的浮伐上，以保证香火所需的空气。是世界上最早的定时爆炸水雷。








★ 土与水

    中国古代的战具中属于土系和水系的是不多，而且，有所谓“水来土囤”之说，将这两种“针尖”“麦芒”放在一起讨论将更有戏剧性色彩。

    以“土”攻城无非“上天入地”两途，所谓“上天”就是在敌城外堆起土山，当土山高于城墙时则敌方动静尽在我掌握中，到时步步进逼，实现反客为主。此法多用于先秦时期，时称“高临”之法，凡用此法，城池鲜有不破。但怎奈此法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其一，建造土山费时费力，若在遇敌方袭扰，则此计败矣；其二，是最致命的，所谓“夜长梦多”，“高临”之法迁延日久，如果敌援骤至，则会丧失战机。故，此法为诚不得已而用之。在云梯望楼等战具日益完善后，“高临”之法渐渐变为历史的传奇。

    顾名思义，“入地”就是掘地道以入。此法历数千年，常用常新，不仅齐桓晋文用过；唐宗宋祖用过；而且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我人民军队也多次使用“坑道”之法解放大批拥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坚固城防。其中，尤以临汾攻坚战最有传奇意味。临汾又名“卧牛城”，地势险要，据说自建城之日起，就没有被攻陷纪录。当年“闯王”李自成，三攻临汾不成，挂甲而去。我人民解放军在徐向前元帅的指挥下，历时数月，先后挖坑道9条，终于终止了“卧牛城“永不陷落”的历史。在此期间的数月里，敌我双方围绕着挖坑道，防坑道，保坑道进行了无数的较量，全景展示了中国几千年坑道战的精髓，造就了一场坑道战的典型战例。但坑道之法也有不能速胜的缺点。另，坑道战也显然不适用于江南水乡与西南山地。

    夫以水攻城者主要是灌城之法，但是，“水火无情”，凡用此法攻城，城破之日，必是断壁残橼，浮尸千里，战之灾者，无过与此。况，利于伤人者，必易自伤。春秋时，晋国大夫智氏，以水淹之法攻赵氏不成，洪水倒灌，智氏反而身死人手为天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