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两江新宸变电站不修了:张国焘、顾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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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被开除党籍
顾顺章----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上栗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被开除党籍。
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6年后，面对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他执行妥协退让政策。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7月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曾赴南昌阻止发动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
苏区肃反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
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两个月后，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将领被杀害。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在清除掉这批“反革命”后，张国焘又命令全苏区审查整肃。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1935年，胡底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1935年8月，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时年35岁。曾中生是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
叛变经过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泽东仅不足一万人马，便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离去。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但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过问政治了。”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趁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在四处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暗投明”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
晚年生活
他，就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最后投向国民党怀抱进行反共的张国焘。
反共十分卖力却不得信任
五四运动时，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一大上，作为北京地区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会上他和陈独秀、李达共同被选为中央局领导成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主管宣传，陈独秀任总书记。后来3次去莫斯科，受到列宁接见过。大革命失败后，张国焘先后在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最高领导职务。长征途中，他宣布另立“中央”，与中央分庭抗礼。长征结束后，中央在陕北开始清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张国焘为此惴惴不安，情绪低落。1938年4月，张国焘在武汉叛逃，投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虽然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反共十分卖力，但仍得不到信任，受尽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大陆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台湾，成了被人遗忘的历史人物。在台湾，张国焘受到他人的欺凌，租住的房子被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侵占。张国焘为此很受刺激，于1949年冬携妻及3个儿子移居香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际金价走俏，对炒金一无所知的张国焘，见别人靠炒金发了财，便拿出5000美元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一开始赚了不少，张国焘十分高兴，便将全部积蓄拿来炒金。谁知战争不久便结束，国际金价大跌，张国焘所赚的钱全部赔光，连老本也搭了进去，血本无归。此后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还要供养二儿子和三儿子读书，生活极其拮据。
然而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住了半年医院，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想起以后的日子，张国焘禁不住潸然泪下。就在张国焘于香港陷入窘境的时候，新中国此时却蒸蒸日上。1953年春，张国焘动了回大陆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托人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请转达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达自己想回去的想法。黄作梅立即派人把张国焘的信送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转中央。3周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听到这个答复，张国焘沉默了，不再提回大陆之事。
靠出卖中共要人情报生活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总领事先后20余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知，以满足他们。通过出卖关于中共要人的情报，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乞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回忆录。张国焘答应了，4年之后，张国焘完成了100万字的《我的回忆》。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付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此后的10余年中，张国焘一家主要靠这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张国焘大为惊慌，作为一个共产党叛徒，他不知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冲击。为躲避灾难，他决定远赴加拿大。
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华裔较多的多伦多。张的长子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冻病交加魂丧异国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亲人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给他一些安慰。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张国焘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有时还眼泪涟涟。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当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张国焘率10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转战川陕，觑视前来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毛泽东率领的一万多中央红军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晚年是这个样子，不会料到自己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张国焘三个儿子都有家小，无力分摊全部丧葬费，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
小议张国焘的失败
第一，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斗争一开始便想否定当时中央的一切。他开始是以为中央大权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大员手中，所以一开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领导。然而，他好一阵才明白，当时在中央实际当家的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惨败、部队巨量减员及遵义会议后的战争之际，洛甫等人对毛便已基本是言听计从了。于是张国焘错上加错，又将毛也列入了攻击目标，从而使自己与整个中央政治局为敌。
第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名正言顺”的，而张国焘显然轻视了这一点。张国焘以为凭借他人多枪好军事势力大，就能为所欲为，就能指挥其他人。但他忘了，他与红四方面军毕竟都是党的属下，都是以中共名义号召和领导而起的家和壮大的，他们的一切，在理论上组织结构上，都必然要服从中共及其中央。你如果还没有握有中央大权，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忍耐与等待。任何明目张胆反对中央的做法，都只会遭到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反对，而不会跟你走。在这里，道理上的谁对谁错并不重要。
第三，意气用事，在政治上的攻击与防守都没有定准章法。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采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个战略方案有利于红军。但张国焘却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见为“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则摆出了一付固执己见的架势，不去多多考虑其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对自己在中央会留下什么影响，强行做出让他指挥的“右路军”执意南下的决定，并要“左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一九三七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虽说因西路军的失败，他已没有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阵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中央政治局诸位同事只不过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驾于中央之上的霸气。对此，张国焘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失策，拒不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关系，其结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己，堵死了自己在中共内的政治前途。 第四，转而投靠国民党，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与人生的最大败笔。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仅仅“出走”离开中共，还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回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坏事。但他再投靠国民党，就是他做人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样，他就丢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仅中共永远看不起他，就是国民党也视他为一条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笠、沈醉等就经常这样评价他），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待遇（一个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因为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张国焘竟也扮演了这种角色，当然是他人生的一个大失败。
著作作品
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
在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只有张国焘写了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说明其真实性受到一定重视。
张国焘的贴身警卫何福圣也有口述历史，为后人研究张国焘提供了重要史料。
毛泽东和张国焘在长征中的较量
在欢迎张国焘的酒会上，大家都有意回避着不同意见
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去了中国农民中间，张国焘则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两年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着一支红色武装转战于井冈山的密林之中。
傍晚，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依旧先是相互的敬酒辞，然后是随意的闲聊说笑，都有意回避着之前在来往电报中针对今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免要提到的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说，“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届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了谈话。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但博古却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的作风表示了反感。张国焘又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而且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饭吃完了，聂荣臻问彭德怀:“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接着，张国焘就派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这让彭德怀顿时警惕起来。多年后，彭德怀写道: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以前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
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后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又专门找到聂荣臻谈话，问到关于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时，聂荣臻毫不犹豫地表示:“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
张国焘在抚边停留三天，忙着与各种人谈话；毛泽东则忙着部署即将开始的松潘战役。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在夹金山北麓耽搁了太久之后，终于从不同的方向和地点开始向北移动了。
毛泽东一行跟随左路军行军。
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共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慰问团去的地方叫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所在地。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
张国焘对这个慰问团有点不放心。或者说，他对目前的中央有点不放心。
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并且，他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应该就是“权力”二字。这种变化很可能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要隘到达茂县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随着两支红军终于共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会合的可能性已经日趋明显，因此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这个判断一旦清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党内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会合之时，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
张国焘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安排下，慰问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他们被尽量减少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
中央慰问团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朱、周、王、毛、张:
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
九号署名的川陕省委领导人是: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并提出具体人选且要求“立复”，此封电报可谓空前绝后。
十号这一天，毛泽东到达了芦花附近。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北进的计划也许会出现挫折，那样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就说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做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手，是惟一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女红军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
芦花会议只有一项内容:解决组织问题。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
宣布之后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听张国焘的反应。
想当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当然明白，在这个会议上他是绝对的少数，他不可能提出自己当军委主席的意见。他别无选择，只有同意。于是，张国焘表示“基本赞同”。
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突然向中央发难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
徐、陈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张
三日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还意味着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瞬间全无用了。更严重的是，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的最关键时刻，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
关于张国焘选择嘎曲河水上涨无法过河的借口，一直跟随朱德行军的康克清后来是这样回忆的:"董振堂带着红五军正准备涉水渡河，张国焘却说河水看涨，谁也不准过河。老总问带路的藏民，藏民说:这河虽宽，但是不深，只要不涨大水，可以徒步过去。河面有近百米宽，水流不急，不像涨水的样子。但张国焘一口咬定河水正在上涨，不能过。老总说:'空谈无益，还是派人下去试试。'张国焘不肯派人，潘开文［朱德的警卫员］站出来说:'我去！'老总叫他骑上自己的马。他问明了藏民过河的路线，拿了一根棍子，同红五军的一个战士一起骑马下到河里，不大工夫，到了河中心，用棍子试了试河水的深度。到了对岸，听见他高声地说:'水不深，最深的地方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部队立即准备下水，张国焘吼:'谁也不准过！叫他们两人给我回来。'然后又对老总说:'河水分明在上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老总说河水并没有涨，即使涨，也涨得很慢，现在正是大队人马过河的好时机。刘伯承也过来说:'两个人都过去了，证明河水不深，应当抓紧时机赶快过河。'董振堂过来请示:'总司令，我们前卫部队先过去吧。'张国焘竟然不等老总说话，大声吼道:'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才能决定。'他的蛮横，使左路军只好在嘎曲河边宿营。第二天早晨，天空密云不雨，河水明显地退下许多。朱老总正在组织部队过河，作战局向他报告说，四方面军的部队已经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返回阿坝去了。这时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来见朱老总，气愤地说，他因为坚持要过河，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决不后撤，遭到张国焘的训斥，还被张国焘打了一耳光。他说:'我当兵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若不是为了团结，我会当场给他好看。现在他已带四方面军部队回阿坝，我决定带红五军北上同右路军会合。'……老总却摇摇头，说:'要顾全大局，向远看，不能凭一时感情用事。你如果带走红五军，就要承担分裂左路军的责任。我们还应当对张国焘做团结争取的工作。'"
如何对待张国焘，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态度最为引人注目。徐向前态度十分明确，而陈昌浩在考虑再三后也认为中央的北进计划是正确的。于是，两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表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军南去南进为下策"。目前是红军进入甘南的最佳时机。至于"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徐向前和陈昌浩请求张国焘"飞示"，因为"再延实令人痛心"。
当天，张国焘回电，没有解释，没有答复，只有命令:
［发总指挥部］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八日二十二时同时，张国焘严令左路军第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徐向前和陈昌浩感到事情严重了。
徐向前让陈昌浩带着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汇报。晚上，陈昌浩来电话叫徐向前去中央开会。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紧张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以七人联名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
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事态急转直下。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作了汇报。
毛泽东先是亲自找到了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毛泽东听罢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点点头。
晚上十一点，毛泽东又特地去看望了徐向前。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三军团。
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毛泽东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到达了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
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凌晨刮起了大风。
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贡献，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的同志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李维汉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和杨尚昆，让他们分别负责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的行动。半夜里通知立即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丰低声说:"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都跟我走。"
红军大学是凌晨三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宋任穷立即集合队伍，阐明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都表示愿意北上。学员们出发的时候，政委何畏还是跑到了陈昌浩那里，报告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陈昌浩十分震惊。他不停地说:"我们没有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把他们叫回来！"陈昌浩派李特率领一队骑兵去追。李特很快就追上了红三军团。毛泽东走在红三军团十团的队伍里。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毛泽东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希望张国焘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也可以，中央欢迎。希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电商。李特再次转达了陈昌浩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回去。毛泽东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
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记述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如果这些话确是毛泽东当时所说，那么毛泽东的话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红四方面军北上恰好是在一年以后。
林、聂、彭、李［李富春］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朱、张
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
第五军团、第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在黑暗中行走的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
但是，毛泽东坚信"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对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守无人可比。
长征的历史拐点：毛泽东“最黑暗的时刻”
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两大主力方面军在经过了千难万险会合之后，却面临着更加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更加严重的政治纷争……
张国焘的“礼物”是一个“联邦政府”
这支于崇山峻岭和激流险滩中艰难辗转的队伍终于有了明确的前行目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茂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接应中央红军。会上引发争论的是关于欢迎中央红军的口号。方面军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不赞同陈昌浩提出的“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虽然当时红四方面军官兵认为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但至少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知道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茂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尽管张国焘说西北联邦政府“遵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但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批准成立西北联邦政府。
红四方面军开始为迎接中央红军大量地筹集物资，并号召每人都要给中央红军的官兵准备一个礼物。张国焘给毛泽东准备的“礼物”是一个“联邦政府”。
之前，中央红军获悉了红四方面军目前的总兵力：“主力约四十个团，分编为四军八团，九军七团，三十军九团，三十一军八团，三十三军五团，三十四军三团，有五个独立师两个团，其余四个师每师平均约三千七百人。”尽管这一数字不甚准确，但是，红四方面军近十万人马的兵力还是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所有的将领都感到了万分惊讶。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不足三万人。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从抚边步行了三里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
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的身后列队完毕。
骤然下起了大雨，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雨中没有动。就这么过了许久，有人喊了一声：“来了！”泥泞的小路上，三十多匹高头大马在大雨中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英武的卫兵。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大马上，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了。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
红军官兵用力地敲打着锣鼓，努力地喊着口号。
在大雨中久候的毛泽东抻了抻已经湿透了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缓慢地迎了上去。
大雨中张国焘的高头大马踏起的泥水几乎溅了毛泽东一身。但是当张国焘看见了毛泽东的时候，他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在红军官兵的欢呼之中，两个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毛泽东发表了欢迎词，张国焘发表了答谢词。之后，他们说笑着一起往村子里走——“我和毛泽东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在他们并肩前行的路上，毛泽东告诉张国焘，说他们到达这一带已经四天了，专门等张国焘来商量两军会合后的军事方针。张国焘则告诉毛泽东，说他从茂县到这里骑了三天的马，一路多经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他还向毛泽东描述了他沿途看见的一所石建的教堂，说这座教堂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而常年住在那里的一个西人传教士居然运进来了“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以供享用。
毛泽东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被当时在场的红军官兵深刻地记忆在了脑海中。那个温暖的时刻给予他们的希望与信心，让他们觉得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26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周恩来根据两军都已经离开从前的根据地，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的现实，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和今后红军的行动原则。周恩来强调，新的根据地的选择方向和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这个地域显然不符合这个原则。关于战略方向，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主要是说给张国焘听的。两河口会议最后形成的决定是：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张国焘回到了他在抚边北端的住处。他的秘书长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黄超说，规定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张国焘很是奇怪。但他拿过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报上的文章出自宣传部部长凯丰，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北联邦政府，说这样一个“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凯丰的文章被登在《布尔什维克报》上，说明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的“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名称也是令人疑窦丛生的：既然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惯例，可以叫“川康苏维埃政府”，弄出个说不明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在两个方面军官兵之间，一些小事在两军会合的欣喜消失之后突然变得十分敏感。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再比如，四方面军官兵看见一方面军的战士开枪杀牛，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终于开始向北移动了。
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中央慰问团在杂谷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在交谈中，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张国焘提出的要求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不能仅按两河口会议决定当军委委员，要出任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需要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中革军委。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北进的红军就要进入芦花地区了，进入芦花地区的特殊意义在于，红军自此从中国的长江流域进入了黄河流域。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北进计划如果受挫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张闻天说可以将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毛泽东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作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有让他把军权抓到手。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女红军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
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下达了对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任命：“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组织任命下达后，红军并没有继续北上松潘。尽管北上被不断耽搁十分危险，但毛泽东认为接下来要开的会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
张国焘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现在，中央要深究他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从21日至22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争论一个问题，即：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毛泽东的发言从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讲起，说到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被放弃时，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四方面军既没有充分准备仗也没有打好。关于川陕根据地，毛泽东认为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在取得歼敌十二个团的胜利后放弃根据地，是一个严重错误。四方面军没能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
放弃川陕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的痛处，因此他反驳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
作为当时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不论张国焘放弃根据地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促使他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客观原因是存在的。1933年四川军阀结束了相互的混战，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当时的川军占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四川全年6700万财政收入中的6000万被用于军费开支。川陕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压力和严峻的生存危机。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下，根据地内支持战争需要的各种条件已不具备。自川陕根据地建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16个月，敌人在根据地里两进两出，致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最后，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就必定会影响红四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不断改变着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始终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从根据地里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就是：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在中国国土上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红色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红军武装自1935年春秋之际开始，就全部处在了没有根基的危险的移动中了。
红军分成了左右两路
松潘，四川西北部川甘大道上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红军之所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就是想抢在胡宗南前占领松潘，以打通北上甘南的道路。然而，胡宗南的部队先于红军占领了松潘一线。国民党军二十七个团挡在了红军北上陕甘的路上，总兵力达三十万人之众。
8月初，红军到达一个叫沙窝的地方。由于内部矛盾再次激化，只有再次停止北上继续开会。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张闻天的一篇文章。由于张国焘仍试图促使北上的红军西进川康，由此引发了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种种猜测。张闻天出于对红军前途的担忧，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他没想到这篇文章会招致陈昌浩发了脾气。陈昌浩说，希望红军一致北上没错，“何必又端出个南下来批判”？将北上与南下之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其真实意图只能是想“整”四方面军。毛泽东听说后告诉张闻天，现在写这样的文章没有用，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不会听进去的。张闻天忧心地问：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怎么办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可操之过急，最好一起北上。”
沙窝会议在一座喇嘛寺院里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告诫全体红军：“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是完成创建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虽然中央在人事安排上对张国焘作了一些让步，但毛泽东坚持政治局不能人太多，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党的组织”。
沙窝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鉴于攻打松潘的战机已经失去，中革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的中心意图是：红军继续北上，穿越松潘草地，经阿坝进入甘南，在洮河与夏河的广大流域形成发展趋势。由于张国焘的一再坚持，《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两路红军由两个方面军部队混编而成：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北上向阿坝方向开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上向班佑方向开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等为钳制部队，红一方面
军第三军团为总预备队并担任后方掩护，归右路军指挥。
张国焘离开了沙窝，毛泽东目送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与毛泽东告别的还有朱德。按照《夏洮战役计划》，朱德将和张国焘一起指挥左路军。在与朱德分别的那一刻，毛泽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再相见竟然是一年以后了。
包座，位于松潘大草地的东北方向，卡在川北前出甘南的必经之路上。8月底，走出草地的右路红军不惜一切拿下了包座，打开了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立即致电张国焘，通报了包座战斗的情况，再次要求左路军立即向东靠拢，以便全军迅速北进。
但是，左路红军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嘎曲河，黄河的一个小支流，位于松潘草地的西沿。从阿坝至松潘草地东面的班佑，走到嘎曲河边，左路红军已跋涉了一半的路程。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毛泽东说：张国焘说嘎曲河涨水不能渡，完全是一个借口。四方面军连嘉陵江都过来了，哪有一条小河过不来的道理？至于说缺粮，在他们出发的阿坝地区筹粮，要比我们出发的毛儿盖地区容易得多。我们进入草地时带的粮食绝不比他们多，右路军的都走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
张国焘焦急地等待着右路军开始南下的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北上的决心毫不动摇的电报。
毛泽东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事态急转直下。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
接着，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要求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过目。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张国焘在电报中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毛泽东亲自找到了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晚上11点，毛泽东又特地去看望了徐向前。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前往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
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在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召开的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位于俄界的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想到一旦中央红军离开后，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许只有掉头南下了，四方面军的数万官兵将再次经受草地之苦，于是他向毛泽东建议再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发一封电报。是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到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凌晨四时，得到消息的张国焘发来了电报：“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仅仅二十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走了整整六个小时。天亮起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小村庄，红军弄到了一点粮食，毛泽东和官兵们用水调了一点青稞面喝了下去。第二天继续前进。沿着包座河向东北方向，一边是翻滚着浪花的河水，另一边是高耸的悬崖。走着走着，包座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河边的山路。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
第五军团、第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毛泽东知道“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定无人可比。
两个月后，南下的红军在川西百丈关被国民党军重兵所阻，伤亡近万，张国焘只有重新北上。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叛逃始末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曾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指导鄂豫皖苏区根据地；三去莫斯科，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获得列宁亲自接见殊荣的人。
然而，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张国焘另立中央，阴谋分裂红军；抗战爆发后趁祭黄帝陵之际叛逃，投向国民党的怀抱。本书根据档案资料和相关人士提供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客观地追述了张国焘的一生。
出逃武汉之前，林伯渠苦劝无效
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有一座黄帝陵。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敬仰。西安事变后，每逢清明节，国民党政府都要从西安派出代表前往黄帝陵向黄帝致祭，同时邀陕甘宁边区政府派代表作陪。国共代表同祭黄帝陵不仅是国共合作的一个象征，而且有助于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操。所以，中国共产党也乐于派代表参加祭陵活动。
1938年的清明节就要到来了，中共中央决定让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去祭黄帝陵。
张国焘心里暗喜。几个月来，他一直苦苦琢磨怎样脱离延安。由于出逃之事关系重大，搞不好会彻底身败名裂，所以张国焘不仅不敢与身边的人商量，甚至连自己的妻子杨子烈也没有告诉，只是一个人暗中策划。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张海忙说：“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
张国焘回答：“我要到西安找林祖涵(即林伯渠，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同志研究事情。”说完，就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张海是负责保卫张国焘的，见张国焘要走，他急忙挤进西安公署宪兵队的车子随同去西安。
汽车开进西安城，蒋鼎文把张国焘安排在豪华的西京招待所。在这里，国民党官员会见了他。
张国焘就要乘车离开西安了，但或许出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出于对未来前途的担忧，临上火车之前，他对张海说：“你先去车站给林主席打个电话，叫他到车站等我，我马上就到。”
林伯渠匆匆赶到车站后，张国焘诉说了在延安遭到的批判，说他在延安呆不下去了，要到武汉去。林伯渠苦口婆心劝他回心转意，但张国焘执意不从。林伯渠见劝说无效，急忙返回办事处，向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发出电报，报告了张国焘的去向。中共中央马上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发电，要他们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周恩来深夜赶往旅馆，谈了一个通宵
周恩来看完电报，感到十分震惊，他让童小鹏将电报送给王明、博古等人。
不一会儿，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和周恩来随从副官邱南章、吴志坚已集合在周恩来的房间。周恩来把电报拿给李克农看，并严肃地说：“张国焘一直不改正错误，现在又私自逃跑投靠国民党，已乘火车到武汉来了，你们立即打听西安来武汉的火车到站的时间，一起到火车站去。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要让特务接去。”
吃过晚饭，李克农、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四人分乘两部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拦接张国焘。晚7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瞪大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他们又走进车厢分头去找，也未见张国焘影子，只好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伯渠知道张国焘要坐火车到汉口，张国焘怕中共方面有人去接，就又回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
晚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他们四人又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邱南章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张国焘。
车厢的一头，坐着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张国焘。李克农一见，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
张国焘一听马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副官，心里害怕，不敢做声。
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车去办事处。张国焘执意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两个特务急忙溜下车，一个去报信，一个则在后面跟踪。
李克农决定让邱南章、吴志坚两人陪张国焘到江汉路先找个旅馆住下，他和童小鹏带张海去见周恩来。当晚，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由李克农陪同来到旅馆，与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张国焘提出是否可在相当独立情况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他认为陕甘宁边区如今就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周恩来等人批评他不该不报告中央就私自出走。张国焘只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认为中央对他的批评和处理太过分，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也是不公道的。
中央书记处发来劝说电报
周恩来说：“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
中央对你的批评和处理有什么不对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嘛为什么你背着中央自由行动呢﹖你到了西安，不到我们的办事处去住，不和林伯渠联系，就和蒋鼎文来往，你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还在他们的护送下来到武汉。来到武汉又不到办事处，你这种行为对吗﹖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呢﹖”
最后，周恩来等人表示希望他到办事处去，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解决。但张国焘坚持不去。周恩来见劝说不动，只好要求张国焘向中央发个电报，一方面承认私自出走的错误，一方面请示对他今后工作的指示。张国焘只得起草了一个电报稿交给周恩来。内容是：毛、洛甫(即张闻天)：
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周恩来看了看电报稿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来再说吧。”
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求处理办法。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张国焘不听，仍坚持住在旅馆。他向周恩来说：“我感觉极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做老百姓。我家里饭有得吃的，我此后再也不问政治了。”
面见蒋介石时奴颜婢膝，叛党之心已决
14日晚，周恩来偕同王明、博古、李克农来到旅馆，再次劝说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去住。
张国焘仍不允诺。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李克农连劝带拉地把张国焘推上了汽车。张国焘到办事处后，不愿正式谈问题，总找借口外出，邱南章、吴志坚于是成了他的贴身“随从”。他去拜访过陈立夫、周佛海，以及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不久的陈独秀。他还向周恩来表示想见蒋介石。这样，
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对他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向蒋介石汇报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情况，一来事先没有准备，二来他并不是为汇报工作而来，所以语无伦次。蒋介石见到这种场面，也不便多说什么。回到办事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时奴颜婢膝的态度。
当天下午，张国焘又以配眼镜、看牙病为由，要求上街。李克农派吴志坚随同，并让吴志坚带上钱给张国焘用。张国焘一离开办事处，就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走，转到快天黑了，他说要过江到武昌去看个朋友。到了轮渡边，张国焘却不上去，当轮渡快要关上铁栅门时，他才忽然跳了上去。吴志坚一看不好，这分明是想摆脱他，于是一个箭步跳上了轮渡。
行至武昌，天色已晚。吴志坚劝张国焘回汉口办事处，但遭到张国焘的拒绝。这时，两人又累又饿，只好找了个小饭馆吃饭。吴志坚一面吃饭，一面继续劝说张国焘返回汉口，张国焘仍是坚持不回。吴志坚只好在旅馆开了房间，安置张国焘住里面，他住外面。他偷着写了一个条子交给茶房，让茶房给八路军办事处打个电话，要办事处尽快派人来。
办事处接到茶房的电话，周恩来立即派邱南章和警卫人员过江。邱南章等找到旅馆，告诉张国焘奉周副主席命令来请张副主席回办事处。张国焘不肯走，几个人再次如法炮制，连拉带推地“请”张国焘离开了旅馆，上了轮渡。但上岸后，他坚持不回办事处去住。邱南章只得暂时把张国焘安置在中山路太平洋饭店，同时派吴志坚回办事处报告。
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人听了吴志坚的报告，考虑到张国焘政治观点很悲观，知道张国焘已决心叛党，决定第二天与张国焘公开谈判，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毛泽东多次总结张国焘事件教训
周恩来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个条件，要他考虑：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暂时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当即表示，第一条已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请求容他考虑两日再予答复。
不料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即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饭店来，表示他要投靠国民党。随后又约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谈话。当晚，两辆小汽车突然停在太平洋饭店门口，从车上走下三个人，大模大样走进饭店，直奔张国焘住的房间而来。
在门口的邱南章马上迎上前去大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这几个人并不答话，其中的两个人上去抱住邱南章，第三个人进屋将张国焘拉着就往外走。抱着邱南章的两个人估计张国焘已上了小车，才放开了邱南章。
小汽车走了，邱南章只好跑回房间，只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定睛一看，是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人的，内容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邱南章拿着字条，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长江局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中央报告事情的全部经过。
当天，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
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小差”，现在在组织上也“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到西藏去建立根据地。以后，又另立“中央”。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西安事变后，他半夜敲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毛泽东用手比画着在脖子上一割)处以极刑。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块鸡骨头，食之无肉，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张国焘没有看到。张国焘在革命的道路上从头到尾是机会主义，沿途开小差。
他最后勉励学员：“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顾顺章
顾顺章（1903年－1934年），本名顾凤鸣，中国上海宝山吴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地下情报人员，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投降国民政府，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成为共产党危险的叛徒，1934年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
中文名：
顾顺章
别名：
王作霖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上海市宝山吴淞
出生日期：
1904年
逝世日期：
1935年
职业：
特务
毕业院校：
澳斯托兹那雅特工学校
代表作品：
《特工丛书》、《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钳工，曾加入过青帮，后升为烟草公司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组织了烟草公司的工人运动，之后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中共转入地下活动。
顾为人狡猾多智、沉默寡言、精干勇敢，他亲自负责领导特科的武装组织——红队，杀死过许多叛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声名远扬。他的公开身份是著名魔术师化广奇。但是由于其性格散漫，帮会气息浓厚，周恩来和陈赓等人对其颇不放心，准备将其调离特科领导岗位，以赵容（即康生）代之。
1931年3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4月24日被从上海过来的中共叛变人员尤崇新认出，遭当地情报负责人蔡孟坚逮捕。顾旋即投降，但是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不料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间谍，抢先通知了特科，导致顾顺章掌握的情报价值大减；但即使如此，也仅仅是“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已，由于顾顺章所处的极高地位，以及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顾顺章全家被灭门。
顾其后指认了恽代英，并带领政府人员抓获了向忠发、蔡和森等人，并导致恽代英、蔡和森两人被杀。随后，由于顾的叛变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损失，
1935年6月，顾顺章全家十三人已被周恩来带同王竹友亲手毒杀，分别在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掘出尸体三十余具，彼时上海各报才发布该案大新闻，致使全国大为震惊，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著中共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叛变
1927年“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领导及时转移，特务们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顾顺章投入敌人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我党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我党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死亡之谜
关于他的死有三种说法：
张国栋在他的《中统20年》一书中说：顾顺章是被顾建中杀死的。1935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的高级特务们在南京聚会，顾建中突然拔出手枪，抵着顾顺章的脑袋讲：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现奉徐恩曾的命令将其处决。说罢一枪杀死了顾顺章……据张国栋回忆，这是顾建中1940年亲口对他讲的。
陈尉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讲：1934年之後，徐恩曾对顾顺章的监视加强了，说来好笑，负责监视他的竟是以前他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时红队中的童国忠和张文农。顾顺章明白在徐恩曾手底下，一条命迟早总要断送掉，他想起戴笠对他的厚爱，便派后妻张文琴暗中与戴笠联系，不料被童国忠和张文农密报给了徐恩曾。徐随即将他关进苏州反省院，第二年在苏州被枪毙。据张文琴回忆：传说顾顺章会魔术、催眠术，在押往苏州反省院中的途中，还将铁链子串在他的琵琶骨上，怕他中途施妖术逃跑。1935年5月顾建中到上海宣布了对顾顺章的处决，随即徐恩曾也到上海，在上海地动区总部安抚大家说：「我们的同志要安心自己的工作，不要见异思迁，前途是有保证的。」
蔡孟坚也在他的回忆录《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中说：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资料……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民26年冬（1937年冬──显然记忆有误，这一年抗战爆发，这一带已为日寇占领──笔者注，）在镇江予以枪决，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
这显然是国民党中统栽赃于顾顺章，顾顺章自知其罪孽深重，无论如何不会再企图与共产党发生关系，三种说法中以第二种最为可信，罗时实监斩也有可能。出卖自己的人，最终还是被别人所出卖！甘当奴才的人，最终还是被他的主子所抛弃了！
相关记载
1933年初开始，一个叫蒋云的常州人经常出入细柳巷4号顾家。蒋云是顾顺章当年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密，每次蒋云夫妇一来，就与顾顺章关门密谈大半天，不仅行踪诡秘，而且谈话内容连顾的亲信班子也不得而知。这其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顾顺章心腹中的心腹林金生。林是顾的贴身保镖，但没多少文化，顾对其很放心，许多机密事情也不避他。时间久了，林金生也渐渐知道，顾与蒋原来是在密谋建立一个“新共产党”。顾顺章虽然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是负责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实在是外行。因此，他将组建这个所谓“新共产党”的相关筹备事宜，一概交给蒋云来搞。蒋云也确实精明能干，没多长时间，便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而且还拟订了一个“五年计划”交给顾。顾顺章看了颇觉满意，对蒋云夫妇慰勉有加。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在蒋云交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纲领及五年发展计划不久，一天晚上在顾顺章家里吃饭时，蒋云夫妇双双被毒死，尸体被顾连夜用麻袋弄走，埋在南京荒郊。这显然是顾顺章唯恐泄密的杀人灭口之举，同时顾过河拆桥，背信弃义，凶残歹毒，也令了解内情的林金生不免胆战心惊。
事情还不止于此。1933年底的一天，顾顺章突然把林金生召到密室，要他干掉徐恩曾和陈立夫。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意外，让林金生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这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饭店××房间。那天天气很冷，林金生身穿大衣外出，顺手将信放进大衣口袋。没料到了地方，摸遍全身，并不见密信踪影，方知是不小心在半途丢失了。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满带狐疑的眼睛在林金生的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心里寒气顿生，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
退出来后，林金生左思右想，最后横下心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一步，死里求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当天便找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往特工总部面见徐恩曾，告发顾顺章。
徐恩曾静静听完林金生的揭发，虽然没有更多表示，心里却对顾背着自己组建“第三党”，进而阴谋成立特务队，想干掉自己和陈立夫的种种行径大为吃惊。徐恩曾叮嘱林金生回去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而林金生此时哪敢再回顾家，急得连连摆手说：“
这边，徐恩曾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已暗中做着除去顾顺章的准备。一方面，徐恩曾要稳住顾顺章，防止他狗急跳墙，搞极端之举；另一方面，清洗顾顺章是件大事，自己不可以随便做主，必须告知陈立夫同意，说不定还要报蒋介石本人亲批。这些都要作相应安排，且需一定时间。因此，徐恩曾内紧外松，只将顾的一举一动秘密监视起来，其他似乎一切照旧。而顾顺章自林金生出事后亦有警惕，行动有所收敛，未敢过分张扬，更不敢轻举妄动。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肯示弱，当场与之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又过了几个月，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同年，中统特工徐恩曾对顾顺章实行逮捕，为防止顾顺章利用缩骨功摆脱手铐，徐恩曾特地叫人在顾顺章的扇子骨上插上一根铁条，防止其逃脱。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年约31岁。
家庭成员
首任妻子
张杏华——顾顺章的妻子，担任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通讯联络任务；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
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
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
吴韵兰——顾维桢之妻，做掩护和交通工作；
二任妻子：张永琴
女儿：顾利群(前妻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