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谷游玩项目图片:“李约瑟难题”之我见-----王正龙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对于东西方科技与文化的思考

王正龙

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先生说：“中国为何没有与西方同时或前后产生现代科学技术？这一问题困惑了许多科学史专家，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这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大众科学报》2000.1.6）。

李约瑟和科学家们对这一难题产生困惑是必然的。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道德与科技”的关系问题。只懂得科技知识而不懂得道德修养的人，或者说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永远也不可能正确地解答出这一难题的。物质与意识，第一第二，极难把握，圣人的理论连中国人自己也难理解，极易偏颇。只有用孝弟这个行为习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孝弟观念习惯就是形成上下左右相互关联照顾这个观念的基础。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人类的基本特性。

一个健全的人，都是由心理和生理两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由思维技能和情感欲望两部分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生理可以驱使心理为之服务，心理也可以抑制生理的欲望。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具备“善”、“恶”和“非善非恶”三种特性。完全接受了“善”的心理教育和生理的训练，就是善人，就是有修养的（无私的）人（比如古代圣贤）；而没有接受善的教育或完全接受了“恶”的心理教育和生理的训练，就是恶人，就是没有修养的（自私的）人（比如土匪强盗），甚至是邪恶、凶残的人（比如日本鬼子用活人作刺杀靶子来训练新兵以强化其残暴性）。

在世界上，只有绝对的善人，却没有绝对的恶人，受到“善”和“恶”的心理教育和生理训练的比例多少，决定着此人的善恶属性。而“非善非恶”只是一种如一的思维方式和生理本能，这种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佛、菩萨才能如此。如果“善”和“恶”的心理教育和生理训练都很少，那么，此人一定会顺着欲望的驱使而逐渐变为恶人。所以说，善恶的关键在于是否接受教育，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

明白了这个原理，下面的问题就好说明了。再打个比方：

东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就好比两个人的成长过程，东方人的成长过程，是有“老师”管教的过程；西方人的成长过程，是没有“老师”管教而自由成长的过程。

所谓有“老师”管教的过程，就是在做人的原则方面进行重点强化训练，通过对“孝悌”的德育培养，就能够考虑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通过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就能够照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对历史的学习与反省，就能够顾及到眼前与长久的利益。由于东方人具备了这些品质，做任何事情，都是自觉的行为，不需要任何人强迫或限制；由于东方人确立了这种修养，头脑就会异常聪明，而且，性情善良，对集体和将来有利的发明创造就会积极发展，对国家和子孙具有不利影响的理论和技术就坚决取缔。所以，科技和经济就自然在修养的指导下稳步发展，有多少财物就享受多少乐趣，身心健康，没有多少令自己后悔的事情，也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都能平平安安地生活，健康地安度晚年。从小确立的规矩和修养会指导、伴随一生。这种有“老师”管教的过程就是东方人的成长过程。

而西方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种任其自由发展的过程。这种成长过程就像没人教养的孩子，是按照少数人的欲望和需求而发展的，这种发展，往往都是为个人考虑，而且，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久利益，甚至侵犯、破坏他人的利益。西方人在年少的时候，头脑还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而且，由于极端自私，性情也就非常残暴，一旦长大成人，头脑开了窍，学习并接受了东方文明人的科技知识（由于西方人没有很高的道德观念，不可能领会并接受东方极高的道德规范，所以只接受科技知识而抛弃了东方人的道德），为了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欲望，便没有限制、不计后果地快速发展科技，但是欲望永远也得不到满足，于是便利用为满足欲望而发展起来的科技去抢夺其他人的财富，并且没有限度地开发和破环人类共同的资源，以满足他们不断膨胀的欲望。于是就迫使东方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而无奈地“奋起直追”。由于西方人没有教养，所以就只顾个人利益，就没有信义可言（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等到了晚年，影响人类社会的资源、生态、污染和战争问题显露出来，于是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认识到自私的错误之处，但由于恶习难改，而且，身体已经虚弱，积累了许多顽固疾病，无力挽回已经造成的损失。因为修养是需要亲身实践，此时再注重修养的研究和制定，却又不知从何处下手，而且，傲慢自私的习气迫使西方人很难虚下心来向东方人学习，积重难返，更不愿意放下架子向东方人认错，于是就将错就错下去了。而且，还要虚伪地帮助东方人来发展经济，但是，对东方人的“善意”中总会包藏着“野心”，这种思维习惯是很难去除掉的。

话说至此，李约瑟难题也就解答完了。

虽然如此，这种解答是不会令人信服的。

下面就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历史事实来进行分析。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中国科技发展的脚步，从来就没有一天停止过，也不曾放慢过前进的脚步，只是始终如一地以步行的速度前进。

由于中国两千年来，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国教，也就是现代人们常说的“封建桎梏”，而这种所谓阻碍现代科技发展的“封建桎梏”，正是我下面要说的能够使社会稳步发展的“道德约束”。

孟子被称为“亚圣”，他的话完全可以作为儒家理论的代表，所以，下面重点引用孟子的几段话作为论述的依据。

孟子说：“关心人民是最迫切的任务。人民有一个基本情况：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去加以处罚，这就等于陷害。哪有仁爱的人处于统治地位时却会做出陷害老百姓的事情的呢？所以，贤明的统治者一定认真办事、节省用度、依礼对待臣下，尤其是征收赋税要有一定的制度。阳虎曾经说过：‘要发财致富便不可能仁爱，要仁爱便不可能发财致富’（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原文）（《孟子》5.3）。”

孟子这段话，指出贤明的统治者不能等老百姓都富足了才开始制定道德规范，如果百姓贫穷的时候不能加以道德规范，“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去加以处罚，这就等于陷害。”所以，儒家要求贤明的统治者应该在百姓贫穷的时候就能够“认真办事、节省用度、依礼对待臣下、尤其是征收赋税要有一定的制度”。只有如此，国家才能稳步发展，几乎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同时由贫穷逐渐变为富足。这就要求统治者或科学家具有“仁爱”之心，“要仁爱便不可能发财致富”，这就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儒家所要求的“为官、为学、为人”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朝代，没有对外侵略和掠夺的历史，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很多都是采取“和藩”的策略，并不是当时的国力和军队不够强大，因为武力不能解决长久的问题，所以用“仁义之心”待之，并且毫无保留地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出去，以求得百姓的共同富裕。诸葛亮的“南抚夷越”政策，唐太宗的“汉藏友好”，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宣扬中华文明，使“万国来朝”，其目的在于使周边国家和民族前来学习文化和科技，交流物资，共同发展，并非耀武扬威。

而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按照“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没有“管教”的自由发展规律进行的。已经富足的人所制定的所谓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并不会真正关心和维护广大还没有富足百姓的利益，这就是“要发财致富便不可能仁爱”的意思，其表面现象或结果虽然有些相似，但其出发点却是截然不同的，最终结局也一定是大相径庭的。

在西方的历史上，就是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的历史，“十字军”远征和拿破仑称霸欧洲自不必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使世界人民遭受苦难的开始。这就是极少数富足的统治者“为富不仁”的明证。当今美国政府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干涉和侵略，完全而又现成地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说，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以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否基本相同而决定的。在东西方同时都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西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极为缓慢，但中国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脚步是非常稳健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于中国普通百姓都可以坐轿子曾惊叹不已。而西方现代科技的腾飞，首先是学习了东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以少数人的私欲无所制约地膨胀为中心，同时将本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破坏自然环境和掠夺别国财富作为资本积累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快速奔跑，肯定要比稳步行走要快得多。

至于说西方科技是建立在学习中国的先进科技的基础上，许多人一定不会相信，但这确是事实。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技》一书中说：“

1405年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在这前后，中国的纸张和印刷术远道颠簸而来，最终推动了这场革命的完成，尤其是印刷术，由于这一杠杆的轻轻一撬，才使欧洲一跃跑到了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古老社会的前头，印刷术恰到好处地尾随人文主义运动飘然而至，人类真的很幸运。”

然而，洋人却没有接受中国（或东方）的道德文化，所以，对于“人道”和“文明”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甚至是颠倒的，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将“野心”隐藏在“人道”之中，因为他们的“人道”，从来都是有条件的。人类真的很“幸运”。

“人道”和“文明”的概念是什么呢？

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快慢有是如何掌握的呢？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统治者应该无条件地使所有百姓共同富裕起来；对于一个洲来说，强盛的国家应该无条件地使自己周边国家的人民都共同富裕兴旺起来；对于世界来说，发达国家应该无条件地帮助和支援贫穷落后的国家共同兴旺发达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人道”和“文明”，这样的科技和经济才可以成为稳步发展。如此说来，纵观历史，中国才是真正的“文明古国”。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他们杀害黑人并强迫黑人做奴隶，大量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致使后来的非洲大陆连年发生自然灾害，民不聊生；他们使美洲和澳洲人民亡国灭种，并且对亚洲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这种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快速发展的现代科技，是“为仁”者所不容的。这种“高科技”能够属于“文明”吗？

所以说，在近代，虽然西方科技超过了中国，却因为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发展科技，造成了 资源、生态、污染 和 世界大战 等重大的灾难，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也是不应该发生的。就今天的美国而言，即使向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也都是有条件的。

东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几乎是同时的，现代科技也是同时出现的，我国明朝中叶以后的出现的代表人物如徐光启、徐霞客、李时珍、宋应星等大科学家，其中，李时珍的“纲目分类法”对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李约瑟对宋应星的评价更高：

如果宋应星被请到处于产业革命前夕的英国传授知识，他可以一下子拿到几十项技术专利，也许可以一个人领导席卷欧洲的产业革命。

而这四位大科学家的发明和思想，都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产生的，细观其科学内容，无不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芒。虽然他们的科学创造几乎都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甚至受到排挤和压制，但是，他们全都凭着一颗为民造福的心，努力完成了不朽的事业。而近代西方的发明家们，大多数都是为了发财而搞科学发明，虽然许多人刚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便已死去，没有获得高额的回报，但都曾对此事表示了遗憾。当然，为科学献身而不为金钱者也是不乏其人，如：伽利略（提出“日心说”是得不到一分钱的）、居里夫人（镭可以使她富有，她却分文不取）和天花疫苗发明者（用自己的孩子做实验）等。但是与中国几千年来无数不留名姓的“大发明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医学家”相比，确实是少得可怜。

“因果报应”在自然界是确实存在的（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发现了因果的存在）。有什么样的因，就必然有什么样的果。因正则果必正，因斜则果必歪。

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仁和为富是不可兼得的，为仁就是大同世界或社会主义，为富就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各有“利弊”的。为仁者一心想着所有的人（因正），虽然自己不富，却可以使所有人都富裕起来（果正）；为富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因歪），所以自己不仁，还必然损害其他多数人的利益，并不可避免地破坏自然环境（果歪）。“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国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们，都自觉地选择了为仁。由于我国具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即使再发生一两次运动和动乱，也不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我国的现代科技也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私欲而快速发展，虽然会有一些小小的振动，但是，按部就班地稳步发展（洋人所说的“缓慢发展”），依然是中国历史的必然。

以上从道德约束的角度简单论述了现代科技发展快慢的问题。下面

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进行论述。

孟子说：“难道管理国家的人就能一方面干农活儿，一方面又能同时搞好管理吗？可见社会必须分工。有官吏的工作，有小民的工作。只要是一个人，各种工匠的（科技）成品对他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件件东西都要自己制造出来才去用它，这就是率领天下的百姓疲于奔命。所以我说，有的人劳动脑力，有的人劳动体力；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人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孟子》5.4）。”

从古至今，世界上都有专门培养科技人才的学校，却没有专门培养统治者的学院，而中国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培养统治者的“大学”。中国的统治者是由专门的学说培养出来的，就是从老百姓到统治者都能够学习修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大学”理论，这种理论对老百姓和对统治者的修养有极高的要求，这是一种劳心与劳力的分工（对中国统治者的的劳动程度，在历代对皇帝每天起居的记录中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大多数皇帝并不像影视作品所表现的那样荒淫和不务正业，若果真如此，中国早就四分五裂了）。而西方只有贵族和劳动者之分，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与服务的区别，而且，西方根本就没有类似儒家思想的、专门的统治者修养的学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轻”，这种观点对于欧洲的封建统治者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而我国的圣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其关键就在一个“劳”字，说明都是劳动者，只是分工不同罢了，这种“人人平等”的观点在古代的西方国家是闻所未闻的，就是现代科学最发达的美国，也还在搞种族歧视和大国沙文主义。

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都普及到了民间，每一个百姓都或多或少的具备儒家思想，学问和修养都很高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劳心者”的行列。即使统治者昏庸无能或王法不到的地方，老百姓都能非常自觉地遵照儒家思想进行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由于儒家思想的普及，即使出现几个“害群之马”，也不会动摇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而西方社会只普及法律而缺少道德，统治者和百姓不知“仁政”为何物，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日常活动和从事科学研究，即使西方国家出现几个高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如伽利略、马克思、黑格尔），也不可能使整个西方社会趋向正常。现代全球都在努力普及科学，所以科技人才“层出不穷”，而君子贤人则如“凤毛麟角”。世界的这种潮流也就“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了。

在这里并不是说普及了儒家思想，百姓的道德素质就一定普遍高尚了，就像现代人几乎都上过学，都有知识。其实，知识对每一个人并不重要，金钱和舒适才是最重要的；同样的道理，就像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对于绝大多数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来说，儒家思想并不重要，主要是为了功名利禄，光宗耀祖。虽然如此，他们所学的儒家思想和礼制却已经根深蒂固，总比没有任何道德规范的限制要好得多，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虽然多数人在走下坡路，但是，只要儒家思想还在，中国依然就会不断地孕育出无数的圣贤、君子、清官。如果没有了儒家思想，全都以科技为统帅，以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恐怕连清官也不会再出现了。

在我国古代，将儒者的地位抬得很高，其本意并不是将儒者与百姓分离，而是通过这种行之有效的手段，让百姓崇尚儒家思想，学习儒家思想的智慧，绝对服从儒家思想的指导，自觉遵守儒家思想的规定，将儒家思想深入到百姓的心目中。只有这样，即使是昏君治国、奸臣当道，也不会阻碍科技的稳步发展。晚明四大科学家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就是这样的典型。

以铁的技术为例，中国的冶铁技术比西方早1300年，在中国，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铁的冶炼技术都得到广泛的使用，而在欧洲却把这一技术在铸造大炮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些大炮，轰塌了封建堡垒的铜墙铁壁。此外，工业革命时期，它还被用来铸造机器。

…… 中国拥有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却没有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制度全无变化，而中国技术的革新一旦在欧洲大陆生根，就给欧洲的社会制度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巨大变革，的确令人惊心动魄（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

从李约瑟的研究中不难看出，在同一领域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结果，这主要在于“有仁政”与“无仁政”的差别。中国将科技发明主要用于和平事业，而欧洲却将这些科技发明主要用于战争武器的开发。

比如：就火药的用途而言，中国虽然也将火药用于战争，但大部分却都用于烟花爆竹等生活娱乐方面，而西方却将全部火药用于生产炮弹和炸药等战争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方面。

又比如：就世界青铜的发展史而言，西方的青铜技术的最高水平是以兵器的打造为标志，而中国的青铜技术的最高水平是以礼器的铸造为标志。兵器是被用于战争的主要工具，而礼器是被用于使国家稳定、人民安宁的器物。

这就像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君子把精力主要用于利益百姓的工作上，而小人却将全部的精力用于如何算计、陷害他人方面。从陷害人的机谋伎俩上来说，君子也就很难战胜小人了。

所以说，历史上始终是奸臣残害忠良，而忠臣良将总是能够顾前大局，忍辱负重。虽然一时失利甚至失去生命，但多数都能保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奸臣最终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以前苏联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对比为例：前苏联重点发展重工业和高科技以用于军事，却忽视了轻工业，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了贫困，虽然一时科技领先，却终究难免沉沦，前苏联战后的经济几乎是从零开始的，所以，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持续地发展，这就是“无仁政”的必然结果。

而中国的经济也是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起步的，却能够使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步发展，虽然科学技术暂时落后于发达国家，却能够顶住超级大国的军事封锁与和平演变，这就是“有仁政”的必然结果。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是在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援助的情况下才得以发展至今，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假如发达国家从前一切从零开始（而不是靠侵略、掠夺和援助），他们发展到今天，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熊样子呢！（认真看看欧洲的历史，就会有个清楚的结论）

假如科技按照“杀鸡取卵（确切的说洋人是去杀别人的鸡）的方式发展，确实可以很快赶上并大大超过稳定发展的国家。但好景是不会长久的，甚至还会破坏其它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当年西方国家现代科技的起步，导致了向外扩张和侵略，并把发展过程中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全部应用于战争，以利于大肆掠夺文明国家的财富，杀戮当地百姓，甚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科技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所以说，“劳心者”与“劳力者”明确分工，才会使社会秩序安定，科学发展稳步。若按照阶级进行划分，其统治就必然不会长久。虽然东西方都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但是，毕竟中国始终存在西方所没有的儒家思想，这就是古代中国科技先进和发展稳步的原因。但统治者“夜郎自大”，不能统观全局，是个惨痛的教训。而英、法、美狭隘的“绥靖政策”助长了轴心国少数统治者的私欲，才促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是应该令人深思的。

将国家治理好，使社会安定，百姓富足，是统治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如果认为成为统治者就是为了个人享受，秦始皇和李自成，就是极端自私的榜样。昔日秦始皇统一中国，今天美国称霸世界，道理都是明摆着的。另外，

从科技与道德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

西方科技发展的速度超过中国，也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孟子说：

太平之世和仁义之道逐渐衰微，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又起来了，有臣子杀死君王的，有儿子杀死父亲的，孔子深为忧虑，于是著作了《春秋》这部历史书。写历史，有所赞扬和指谪，这本来是天子的职权，孔子不得已而做了。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怕只在于《春秋》这部著作吧！责骂我的，也怕只在于《春秋》这部著作吧！”

自那以后，圣王也不在出现，诸侯无所忌惮，一般士人也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于是，所有的主张不是属于杨朱派，就是属于墨翟派。杨派主张个人第一，这便否定对君上的尽忠，就是目无君上；墨派主张人人一样，不分亲疏，这便否定对父亲的尽孝，就是目无父母。目无君上，目无父母，那就成为禽兽了。

公明仪说过：‘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壮马，但是，老百姓脸上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尸体，这就等于率领着禽兽来吃人。’杨朱、墨翟的学说不加以抑制，孔子的学说就无法发扬，这就是荒谬的学说欺骗了百姓，而阻塞了仁义的道路。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也就等于率领禽兽来吃人，人与人也将互相残杀（《孟子》6.9）。

所谓“杨墨之学”，实际就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从以上孟子的这段话中就可以看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着道德和科技，哪个是第一性，哪个是第二性的矛盾。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就已经存在着这种矛盾。

我国古代对宇宙天体的看法基本有两种，即“盖天说”和“浑天说”。

盖天说认为：天是园的，地是方的，地为天所覆盖；

浑天说认为：天体为圆形的球状，地如同蛋黄，居于其中，被天所包裹，就像蛋壳裹蛋黄一般。

早在我国的东汉时期的张衡就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公元117年，他根据浑天说，制成了浑天仪，并著《灵宪》一书，对一些天文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例如：解释了月光和月食产生的原因，“月光生于日之所照”，并指出，当月亮被地球影子遮挡时就会发生月食。现代人都认为张衡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浑天说”与现代天文学很接近，而“盖天说”则是古人拙朴的看法。

但是，我以为：“盖天说”和“浑天说”，实际就是我国古人道德修养与科学技术两派学说的典型代表。

“盖天说”理论所说的“天圆地方”是对做人而言，意思是“做人的标准（道德）应该方方正正，不能有丝毫偏斜；而做事的原则（思维）应该圆融变通，不能有丝毫固执”，所以“盖天说”属于“行为道德”范畴；“浑天说”理论是对客观现象的总结，属于“科技知识”范畴。

假若将两者分开来讲，“盖天说”必定在“浑天说”面前显示出其荒谬无知的一面，就像孔子在“两小儿辨日”问题上无言以对一样。就连孔子自己都曾说过“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这样的话。而在“盖天说”的理论面前，纯粹的“浑天说”就会显示出“短视和盲目”劣性，就像DDT的发明，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奖，并使得农业获得了几年的丰产，却破坏了全球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科技在没有道德规范下所必然要犯的错误。

西方人注重的是“浑天说”，而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是“盖天说”和“浑天说”并行，而且，能够表现“盖天说”最突出、最常见、使用最长久的物品就是“外圆内方”的铜钱。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大家都是十分熟悉的，在此就不必论述了。虽然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由人类的需求而决定的，直白地说，是由人类的欲望而决定的。既然是欲望，就是无止境的，而人类的生存空间、环境、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都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人类要想长久、安宁地生活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就必须权衡“有利与不利”这两方面的因素。当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通过社会变革来改变甚至推翻原有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在生产关系中所包含的道德约束和引导，却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朝代更替，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因为封建社会始终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思想。所以，不能将道德的约束视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专制，不能将两者都视为生产力的绊脚石而将其一脚踢开，或者说，我们不能把洗澡水和小孩儿一起倒掉。否则，人类安宁幸福的生活，就会大大的缩短。

这就好比赵孝成王因为大将廉颇与秦军交战时坚守不出，就认为廉颇的策略阻碍了战争的发展进程，进而改派“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廉颇，赵括虽然一时英勇无比，似乎胜过廉颇，但终究落入秦军圈套，结果使得赵国四十万士兵被坑杀，继而导致赵国最终的惨败。其中，赵王的欲望和赵括的骄横比作生产力，廉颇的策略比作生产关系中的道德约束，不能简单、草率地因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所阻碍，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将其全部推翻。

江泽民同志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保护环境的关键就是道德规范。只有用道德来约束百姓的欲望，用规范来引导百姓的欲望，才能较好的保护环境，进而保护生产力。而道德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由道德高尚、胸怀宽广的领导者从事和进行，好比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一样，非庸碌狂妄之人所能为也。古人所谓“将帅之道”，必须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内通阴阳，明察万物，风雨云雾、山川草木，皆可为兵，绝非单纯地依靠众多的人数和掌握先进（科技）武器所能为也。而且，为将者，决不可以逞一时之能事，决不可以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决不可以自持高科技武器而目空一切。若感情用事，意气用事，即使是再高的科技也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而且，注定会失败的。

古人云：“自古知兵非好战。”《孙子兵法》曰：“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君主，都是以爱护天下苍生为己任。而西方人没有道德的约束，他们所进行的战争都是以征服和掠夺为能事，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却很少去了解战争会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使他们头脑稍微冷静了一些。

中国有句古话：“入国问禁，入乡问俗。”意思是说：初次进入一个国家时，必须首先问清楚这个国家禁止什么；初次进入一个乡里，必须首先问清楚当地的风俗习惯。而西方人不论到任何地方，都不会“问禁”和“问俗”的，他们都是标榜自己是文明人，而当地百姓都是野蛮人，并且强迫当地百姓遵守他们的法令制度和风俗习惯，如果不遵守，就强加以残暴的武力。它们过去如此，今天依然是如此。美国至今仍然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且公然撕毁《反弹道导弹条约》，就是明证（《京都议定书》是人类有史以来通过控制自身行动以减少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个国际文书，是国际社会为保护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经过多年的努力所达成的重要成果）。现代许多发达国家为了减少汽车尾气对大气的污染，都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而美国则根本无视世界人民的利益和呼声，依旧努力发展其私人汽车的生产。

洋人从古至今，所做的一切行径，就是站在不平等的立场上来处理问题的，总认为自己高明而他人愚昧，总是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去改造他们认为野蛮的国家或民族。所以，总是破坏人类和平，总是破坏自然环境，总是在大力掠夺自然资源。而儒家思想是以“平等”为宗旨，所以能够贴近自然，儒家是通过改造人类的不良习气以适应自然环境，而洋人是通过改造自然来适应人类的欲望。洋人的理想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人类是属于自然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的大款，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但是，他们都是以为自己挣钱为前提的，以满足他们为“利”的欲望；而且，有钱以后又总想成为救世主，以满足他们为“名”的欲望。却没有几个人能像陈嘉庚一样，将自己全部财产捐献给国家或教育事业，而自己不以盈利为目。党中央提出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难道就是让富翁们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美国在世界上就相当于一个大款，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道德”标准，去干扰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侵略对他有“威胁”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美国无条件地帮助贫穷或弱小的国家的例子。

中西文化的道德差异主要就在于此。

所以，清代的张之洞曾经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就是指中国的道德修养；所谓“西学”，就是指科学技术。在欧洲，科技与宗教是格格不入的，而中国的科技与宗教却是和谐统一的。意大利的哥白尼与中国唐朝的一行和尚就是鲜明的对照。

列奥纳多·达芬奇曾经设计了许多具有现代科学原理的机械设施，其中包括潜水艇，但他不愿将潜水艇的详细设计绘制出来，他说：“因为潜水艇会从水下发射武器，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BCTV-4《阳光文化之未解之谜》2001.6）。虽然由于当时材料的限制，不可能造出潜水艇来，但通过推理和想象，就可以知道这一点。由此，达芬奇开始由科技和艺术而趋向于哲学。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不要忘记，科学与技术不可能让人类过上快乐的生活。”而且，爱因斯坦也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对自己的科研成就后悔的人（BCTV-7《阳光文化之未解之谜》2001.6）。

科技发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恐怕很少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老百姓都是以为科学技术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认为欲望就是精神世界。他们所谓的“讲科学”，实际上是“享科学”，而且，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懂得科学，更没有几个人具有科学的态度。要知道，再多的物质永远不可能丰富或充实精神世界！中国古代圣人早就知道这一点。另外，根据埃及金字塔、吴哥窟、复活节岛等历史遗迹的研究与现代天文学观测的对比结果表明，在一万零五百年前，地球曾经有个高度的文明存在过（BCTV-5《科学探索》2001.10.10），这个发现，令许多科学家惊诧不已。这说明，再发达的科学技术，在自然面前，也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是改造、征服自然，还是顺应、利用自然，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生死存亡的大事！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就像西药一样，在治疗一种疾病的同时，一般都有一个副作用会造成另一种疾病，因为西药都有抑制或刺激神经的作用，于是就必须再服用另一种药物来克服这个副作用。

由于西方人科技发明就像西药一样，副作用也是很多的，于是便继续下力气发明更多的科技来弥补其过失和缺陷。这就是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结果就会使原有的错误变得更大。

而中医治病，只要诊断正确，所配的中药配伍精当，步骤合理，就像治理国家和军队一样，目的在于恢复脏腑组织的正常功能，也就根本不会产生副作用。如果诊断错误，就属于误诊，也没有副作用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科技发展，就像中医一样，对于医生的道德素质和医疗水平的要求非常高，在治理国家方面，对于统治者的道德品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道理很简单，大家都爱吃冷饮，这是一种病态，时间长了会得肺病和胃病，而吃冷饮却又是多数人的需求；病态只有几个医生知道，而爱吃冷饮的人都不知道。那么，应该顺从多数人的意愿？还是应该遵照少数医生的指导？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不用我再罗嗦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的过程很像西方科技发展的过程，都是在没有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对自然资源所进行的掠夺式的开发，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接近并基本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却与发达国家一样，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由经济快速发展所创造并积累的大量财富，又被迫将不少资金提取出来去弥补由于超量开发和浪费所造成的损失。为什么洋人已经犯了的错误，我们还要同样再犯一次呢？“究其原因，是没有认真研究西方人的经验教训”，这是那些官僚们已经满足了私欲以后所说的冠冕堂皇的话。

实际上，根本原因是同样都没有道德约束的问题。由于西方的先进科技体系中没有道德的概念，所以，引进的“高”科技自然就没有道德这个“项目”，而我国又没有现行的道德规范与之结合。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走西方人的老路。西方人在接受东方人的科技成果时，由于不能理解而摒弃了东方的道德文化，走上了没有约束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古代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态度，都是在传统道德的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同志早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曾指出：“人家走过的老路，你还要走？”

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可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做出贻害子孙、让子孙唾骂的事情来。可以了解和借鉴西方人的科技手段、思想和方法，以形成自己的战略体系，来预防敌人对我国的侵略，却不可以学习西方人的战略思想。比如：可以了解希特勒的思想和政策，以便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却不能学习或具备希特勒那样的野心。又比如：妇女被强奸后，只能努力使自己身体强壮起来、增强自卫能力，以防再次遭受凌辱，但决不能学习或赶超流氓的思想而使自己变成“破鞋”。就是说，门窗打开了，外面的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蚊子也进来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纱窗和苍蝇拍，甚至不惜使用杀虫剂！

所以，儒家思想所常道的仁政，能够使拥有几亿甚至十几亿人口的中国长久统一，而西方人却只知道用武力进行征服，不懂得用仁政进行治理，这就是欧洲从来就没有过统一，至今仍然处于四分五裂局面的原因。

另据某些社会学家称：中国现代科学发展之所以缓慢，就是因为儒家统治中国两千多年，教育百姓不能讲个人利益的必然结果。其根据就是《论语》说：“子罕言利（《论语》9.1）。”意思是：孔子很少主动谈到功利。此话不假，但是，这些社会学家们一定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完全忽视了百姓和社稷的公共利益和长久利益。我们因为纵容自己的欲望而遭到自然的报复还少吗？就像五十年代我国使用当时先进的机帆船大肆捕捞黄鱼和对虾，造成近几十年来的鱼荒一样。

无数像这样的例子，那些社会学家们为什么都看不到呢？我国古人早就知道用大目的渔网捕鱼，并按照季节捕鱼，这就是道德规范，而那些社会学家们为什么都不闻不问呢？虽然说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但是，欲望的洪水必须在堤坝的约束下流向大海，而不能肆意泛滥。

“有无道德约束”，就是东西文化的分水岭。即：东方人的最高境界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而西方人的最高境界是“随心所欲而无有矩”。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唯一有传统道德和讲求精神文明的国家。这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

所以，必须实行统一指导下的民主，国家必须由有道德的管理者治理，人民必须有圣贤君子作表率。当前中国的百姓对领导者的要求也确实如此，这也是中国的国情。就是说，如果想要治理好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在道德方面的国情，只有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才能依照实际的情况，正确地制定出基本国策。决不只是能够让所有百姓吃饱饭那么简单的问题。孟子说：

君主把自己的臣下看待为自己的手脚，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自己的臣下看待为狗马，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一般人；君主把自己的臣下看待为泥土草芥，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仇敌（《孟子》8.3）。

这番话，虽然说的是君臣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把君臣的关系引申为一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甚至引申为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成立的。这个道理，每个人也都是深有体会的，在这里就不用过多解释了。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是不变的真理。

比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俘虏因为食物“污秽”而抗议，当看到志愿军战士所吃的食物还不如他们时，也就无话可说了，甚至李奇微在回忆录中称赞志愿军是“文明的敌人”。

另外，在战场上，指挥官冲锋在前，士兵就一定不惧生死；指挥官如果胆怯，军心一定动摇。这一点，不论对于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是适用的。

但是，西方的圣人耶稣只是把爱民的思想停留在理论教导方面，道理深入浅出，虽然显得民主却不容易举一反三，而且，由于根基不牢，极易受到欲望强烈膨胀的刺激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而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而中国的圣人把仁义思想落实在行为教化方面，没有“系统”的理论，虽然显得独断却很容易发扬光大，效果持久，而且，儒家思想能够控制少数人的私欲而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由此所形成的风俗习惯才能够根深蒂固的之根于中国的沃土之中。虽然遭受无情的摧残，却至今还没有被连根拔起。

由于儒家思想能够代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具有“民贵君轻”的观念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又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能够教化所有百姓的修养规范。所以，中国虽然处于两前多年的封建时代，却始终能够保持文化的延续和国家的统一，这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

古老的印度文化最终消失，欧洲始终没有统一，就是由于这些国家没有（或者说统治者没有贯彻）儒家的平等思想。欧洲有基督教，由于崇拜上帝，显得虚无缥缈；印度曾经有伟大的佛教，由于注重修炼而显得脱离生活；儒家礼制完全注重现实生活却又显得过于严谨。但是，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严谨态度，才能够起到道德约束的作用，再由佛教的“活泼”和道教的“简约”与之相配合，以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主次分明，君臣佐使，相互照应”的特点，才形成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由于中国文化的这种深厚积淀，同时为了使中国文化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也就注定中国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的“不分主次、相互制约”的议会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在传统文化方面注重人的欲望，为了满足并维护少数人的欲望，就必须注重法律。由于局限于物理和数学逻辑思维，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所以，西方国家可以或必须实行议会制度，总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所谓选举就是选民通过对竞选人演说的评定而产生的。由于民众对于演说这样的表面文章采取认可的态度，就说明对总统的道德水准没有过高的要求，而且，国民对世界局势也漠不关心，正义与非正义的概念更是模糊不清，如果清楚，也就不会在世界各地制造麻烦和冲突了，士兵甚至自己连为谁打仗都不清楚。

现在社会上许多人提出中国要想快速发展，就必须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多党制”，用来相互制约，可以避免“一党制”所造成的弊端。这些观点都是拥有洋人思想和不懂中国文化历史的人提出的，其思维方式和理论都显得过于简单和草率了。

中国近现代史早已用事实证明，中国不可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此不便赘述。但对于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可以用中西两大文豪的作品来作个形象的比喻。《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觉醒后，毅然离家出走，表现了娜拉对封建制度强烈的反叛精神，几乎得到了所有读者的支持和赞赏。娜拉可以说是现代不满足于现状人群的典型代表，《玩偶之家》一书能够在中国拥有很大的市场，说明中国拥有像娜拉这样简单思维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泱泱大国岂能没有明白人？鲁迅先生就针对此书和中国的现状，写了短篇小说《伤逝》，作为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续集。文中虽然赞扬了反叛精神，却重点描写了主人公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社会、生活问题以及他们悲惨的结局，也就是反叛一个家庭以后，又必须进入另一个家庭，终究脱离不了依附关系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决不是头脑一时发热就能解决的，何况像治理国家这样的大问题呢？

至于要解决现代一直争论不休的“多党制”和“一党制”谁优谁劣的问题，就必须了解东西方文化的来源、特点和差别，也就必须要明白

“科技”与“道德”的特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是可以经过世世代代不断积累和发展的，就是说，可以在前人实践的某个阶段或最高阶段进行继续研究和实践，不必每种原理都去从头试验，即使试验，只要外界条件允许，就可以轻易地进行重复。而且，只要对试验的方法和结果有所记载，即使实践者已经死去，后人也可以轻易地继承并继续发展前人的成果。

道德的修养是有最高标准的，却不能世世代代地进行不断地积累，只能一代一代地不断重复实践，而且不可能在前人修养的基础上继续实践，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从“零”开始。虽然在前贤的经典上对修养的境界有所记载，对现代人来说，也是不可能轻易再现的。而且，即使老师或经典就在面前，自己如果稍微不能把握分寸或有丝毫懈怠，就会前功尽弃。

对于个人来说，个人知识的积累，可以在没有道德把握的情况下进行学习并得到很大提高，但是没有道德的约束，所掌握的知识就很有可能被用于满足私欲而损害或破坏他人的利益乃至生命。所以，道德是维护所有人共同利益的共同准则，必须凌架于科技之上。

对于国家来说，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好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科技与生产力是没有好坏和善恶的差别的，而好坏与善恶，必须由道德和生产关系进行把握和引导。生产关系虽然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是，生产关系也必须控制住生产力的恶性膨胀。

比如：现代的伐木技术非常高，可以在几年内将全球的树木伐光，难道能够允许管理体制去适应这种技术的发展而不加以限制吗？而把握道德准则和生产关系的只能是少数人，因为绝大多数都是依照自己的欲望而行事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控制自己的私欲而统观全局。而能够控制私欲的人，才有办法控制国人的私欲，才能使绝大多数人的私欲得到满足而又不过分。

所以说，只有在市场经济调节下，可以实行“多党制”，由于议会所代表的是各大集团的私利，所制定政策就必定代表极少数人的私利，虽然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容易出现破坏自然、经济危机、引发战争等重大人为灾害。

而以道德为主的国家，所代表的是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由于能够控制百姓的欲望、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道德高尚的人只是极少数，就要实行“一党制”，将极少数德高望重的人聚合在一起，同心同德，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的目标。

孔子说：“文王、武王的主张，书籍上都记载着。贤能的人当政，那政见便被执行；贤能的人不当政，那政见便被废弃。人民对政治最敏感，犹如树木对土地最敏感一样。政治好比水边的蒲苇，易生易长。所以掌管政治在于当政的人。选取当政的人，要靠自身有修养，修养自己要凭借道德，修养道德要依靠仁德（《中庸》20）。”

所以，“一党制”对领导者的道德要求极高，社会发展的方向要求领导进行“高瞻远瞩”式地把握，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宏观控制，这样才可以使社会和经济稳步发展，巩固世界和平的局面。但其缺点是容易产生专制或独裁，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能够真正行使职权，就可以避免独裁的发生。

比如：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是个人专制的结果，但计划生育政策是由德高望重的领导者和中国共产党确定的。而实行“议会制度”的印度却至今也没有控制住人口快速增长的速度。“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是有道德传统的国家，选贤任能是文武之道，符合自然规律（树木、蒲苇）。所以，中国就必须实行“一党制”，国家才能治理好，否则，也就不能符合自然之道了。

所谓“世界上没有圣人”这种话是具有洋人思维方式的人说出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必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而用这种思想去评价道德和圣人是行不通的。圣人的境界是“空前绝后”的。

所谓“圣”，就是只能与之平齐而不可能超过的意思，事实也确实如此。在道德方面至今也没有任何超过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人；在医学方面，至今也没有任何超过医圣张仲景的人；在兵法方面，至今也没有任何超过兵圣孙武子的人。

虽然这些圣人都离我们都很久远了，但是，他们全部都有非常严格的传承关系和教化规矩。所以，我国历朝历代的君子、祖师辈出，从来就没有断绝过。

西洋人信奉耶稣，说明洋人也需要圣人。耶稣就是西方的圣人，而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实在的圣人，因为他们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传承。洋人中没有能够肩负起重担的圣人，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道德文化，注重科学技术和数学逻辑思维，也就注定没有这样的道德根基。

中国百姓社会中有这样的根基，现在百姓依然盼望“明君、清官”，憎恨“昏君、贪官”就可以说明问题。不论科技有多么先进，“大海航行靠舵手”毕竟是真理。所以，在中国就注定行不通“多党制”。孟子对“君臣的关系”的论述，不分种族、国家和地域，适用于所有的人，但必须有牢固的文化基础，才能使圣人之道发扬光大。

2002年的法国大选结果说明，西方人已经发现政府（总统）的权力由左右两派互相制约的弊端，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办事效率低下。

以上从“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和特性所进行分析，就可以说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超过中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方在继承当时世界现有科技的基础上，在没有道德约束的情况下自由发展的结果。而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按照李约瑟的说法：

中国科技是在“内部稳定”情况下“按部就班”地发展。

假如这样设想一下：

当年的唐、宋、元、明帝国，利用当时世界绝对雄厚的资源、领先的航海技术和强大的战争手段，像近代欧洲殖民者一样，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掠夺杀戮，在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的情况下，必定早于欧洲产生现代科学技术，并提前进入高科技时代，而欧美日现在一定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是，唐、宋、明、清帝国，由于都将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思想，才使得周边国家社会相对稳定，经济随同发展。虽然当年成吉思汗所率领的军队曾经蹂躏了半个欧洲，但是由于蒙古人后来建立了元朝，接受了儒家思想，才逐渐停止了对外侵略，使后来亚欧国家的人民免遭涂炭。这是何等伟大的思想！

然而，中国人尊崇的思想道德，西方人却不屑一顾，中国人不愿做的事情却被西方人都做绝了，在这种情况下所领先的现代科技又有什么可以羡慕和追求的呢？

有人会用现代时髦的观点来评论我国古代先人，说他们没有抓住当时的“机遇”，甚至说古人放弃了“机遇”，这都是混帐话，难道我们不愿意接受（或忍受）的事情就可以强加到别人身上吗？就像电影《海囚》上映后，有人就说那些暴动的华工都是傻冒儿，被贩卖到海外当华侨有多好，总比在中国当穷老百姓要强得多。说这样话的人就是无耻之徒！简直就是汉奸！

虽然说“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规律，但是，谁能保证自己一定就是狼而不是羊呢？在自然界的动物中占绝大多数的是食肉类还是食草类？在人类社会中也是如此，绝大多数依旧还是劳动人民。所以，做任何事情就应该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不应该只是满足极少数人的私利。

现在许多人都羡慕甚至崇拜美国的强权政治。但是，说句良心话，老百姓都愿意生活在公正、合理、平安的环境中，有谁愿意生活在黑社会势力的笼罩之下呢？如果某人因为羡慕黑社会老大的生活，就一定能够当上老大吗？难道人人都能当老大吗？再比如：一个国家的军队，要想打胜仗，必须强调集体主义的重要性，但好莱坞军事题材的电影，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表现个人英雄主义，这在军队中（除了极个别情况外）是根本行不通的。就像公共汽车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开汽车，司机虽然只有一个，但必须代表并满足所有乘客的意志，而且，汽车行驶时必须遵守交通法规。

若以欧洲自身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年希特勒几乎席卷整个欧洲，就是利用了闪电战的战略思想和重点发展了装甲突击力量，以自己之长击他人之短，并且以战养战，必定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是，当战争发展到中后期时，希特勒的战略思想便显得捉襟见肘了，其重点快速发展的弊端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失败也就成为定局。

请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发展和结果，为什么没有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相似的问题呢？

所以，我现在提出：“二战前夕，经济和科技稳步发展的英国、法国和苏联，为何没有与德国同时或前后注意闪电战思想和重视装甲突击力量呢？这一问题困惑了许多科学和历史专家，被称为‘王约瑟难题’。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当然，近代晚清政府的腐败、短视和傲慢，使得中国没有适时、适当地发展科技并恰当地使用科技，没有能够恰当地“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使得中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在此不能只是简单地讨论现代科技发展快慢的问题，确切地说，应该讨论“科技与道德文化的关系”的问题，或“现代科技是否应该如此快速的发展”以及“世界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问题。

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非常注重数学，正确的思想和认识，一定是通过精密的观测和实验得到的，这就是近代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数学严格的逻辑思维，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从古代的“定性”发展到现代的“定量”，数学的发展，解决了物质世界几乎所有的问题，却由此使西方的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们走上了极端，他们将任何事情都顺理成章地按照数学逻辑进行推理，却不知道精神世界的问题是用最高明的数学推理也解决不了的。李约瑟身为科学家，虽然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却也跳不出物质科学的巢臼，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并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却都局限于西方数学逻辑的简单思路，不懂仁义道德的丰富涵义，所以，就不可能正确解答自己提出的“难题”。由于数学逻辑思维的限制，她也只能提出“东西方科技发展的前后快慢”的问题，却提不出“科技与道德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科技是否应该如此快速发展”和“未来世界将如何发展”的问题。

“地球村”是现代时髦的词汇，却只是对“电子信息网络”的赞美之词，信息和语言的沟通并不能代表世界各国人民感情的沟通，世界依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宗教派别、种族歧视、贫富差别、资源纠纷、环境保护等许许多多不易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社会问题，都是高等数学和现代科技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存在许多国际性组织，但是都属于和平、教育、文化、科学、妇女、卫生等世界组织，甚至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没有共同研究世界公共道德的国际组织。像这样的状况，如何能够配得上“地球村”这样的称号呢？

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小作坊似的自然经济必然走向穷途末路，而企业之间的联合，国内经济一体化，甚至经济全球化，是各国企业生存的唯一出路，这是“由小及大”的道理。若能把这种生产关系全球化，则天下就不会再有饿殍乞丐。若能以此方式将公共道德全球化，则天下太平。若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使我们自己国家在精神文明方面做的非常出色，并在此指导下，科技和经济发展也走在世界的前列，到时自然会出现“万国来朝”的景象。这就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一样，必须先由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自己种出丰产高产田，用事实说话，农民自然会“纷至沓来”，学习取经。总之，

儒家思想并不是使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

儒家思想的具体表现和贯彻不在于理论而在于人。儒家思想是伟大的，但由于一些统治者不能深刻领会和执行，其责任不在于儒家思想。孔子“学无常师，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尊”，就说明这一点。所以，社会能否稳定、正常地发展，关键在于人，在于统治管理者是否具备高尚的道德。

本文所论述的观点，只是作者在短期内对此问题的思索，观点肯定是不够成熟的，把它记录下来并出版发表，是想引起社会对现代科学的内涵进行讨论，进行重新认识，并且对于“科学技术”与“道德修养”的真正概念和关系进行重新的评定，以有助于我国今后科技发展与社会稳定策略的制定。

二〇〇〇年三月著于土城西侧海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