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南路地铁站几号线:国共抗战功劳

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的全面分析

在以往很长时间里，由于海峡两岸的关系较为紧张，史料处于保密状态，在抗日战争的宣传上，大陆出版的抗日战争相关读物，一般只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抗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忽视甚至否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认定为国民党消极抗日、制造摩擦，正面战场一溃千里。近些年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加深，抗战史料的相继公开，人们对国民党及其正面战场抵抗有了较多的了解。台湾出版的书籍，讲到抗战时，单纯强调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国民党歼灭的日军多于敌后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这种宣传给读者以误导：国民党对于夺取抗战胜利起了决定作用。这种误解不仅影响抗战史学理论的研究，而且关系到两岸的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笔者就以史实为依据，给以全面的匡正。

一、评价国共在抗战中的贡献必须有一个全面的标准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自1931年的“9.18”事变开始，至1945年结束，长达十四年。它绝不同于一次战役，更不同于一次武装战斗。它涉及到军事、政治、外交等诸多社会方面。全面评价国共在抗战中的贡献与地位，不能局限于战场上直接消灭日军数量的多寡来确定，在比较歼敌数量时，还要与其自身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及社会作用相比较。

（一）国共两党消灭日军与其自身数量比较。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军力就不对等：国民党已经完成182个陆军师（约200万人）的整编，空军拥有600余架飞机，海军舰艇百余艘共6万吨位。作为中央政府，几乎动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并接受国际援助。自1937年7月1945年8月的八年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歼灭日军100余万。红军改编时有4万余人，武器装备落后， 1940年后民国中央政府断绝了答应配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微薄军饷。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大小作战12万余次，军队伤亡60万，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可见，国民党顾然在抗击日军，与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相比，是很不成比例的，国民党并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二）国共两党消灭日军与其自身伤亡数量比较。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放下抗日的大旗，由于其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加以指挥不当和上层腐败，在国难当头时刻，许多军人出于良心发现，奋力杀敌，做出了伟大的牺牲，消灭日军的数量与自身整体的损失极不对等。八年间，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伤亡321万（其中阵亡131万），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0万余人。空军阵亡4300余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国民党还牺牲了包括张自忠再在内的11名上将，34名中将，50名少将。对比整个抗日战争，日军与国民党兵伤亡人数为1比10，1944年在云南怒江松山战役中，日军一个联队1200人，被国民党3个军10万兵力围攻，日军除1人突围外被全部歼灭，国民党士兵为此阵亡了1万余人。这主要因为蒋介石始终在幻想依靠英美等国为保住在华特权而对中日战争调停斡旋，或者拖住英美对日作战。随着全民抗战运动的高涨，只是消极应战，死守阵地，或者败退后逃。这样蒋介石的政治压力最小，最省力，直接向国际和中国人民昭示——国民党与日军硬撑着干，打不赢没有办法，其实是用广大军人的鲜血为自己开脱责任。国民党投入重兵，牺牲颇大收效甚微。依据这样的对比，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必然更加艰难。武器装备较国民党士兵还差的八路军部队，在平型关战斗中，伤亡1500余人，阵亡200余人，以此代价歼灭日军200余人，双方阵亡数字的比例达1比1，确实算是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刊载了原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欧阳奕的回忆共军比国军强，是战术与战略上的优势。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 0期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共产党领导的、简陋的和叫花子差不多的、人数很少的部队只用了一年就极大影响了日军，两年就使得日军不得不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回来对付，三年就开创了大片根据地，四年就对抗了百分之七十的日军和几乎所有伪军，使得日军再也无法同时在前后两个战场发力。

二、国民党消灭的日军有共产党战役和战略的配合

（一）战役配合

在抗战的初期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会战，抵御了日军的全面大举进攻，取得了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基本上稳住了阵脚，因敌强我弱，不得不从沿海地区向内地退却。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合作后，将八路军大部开赴前线（留下一个旅保卫陕甘宁边区。稍后组建的新四军也是大部开赴前线作战，军部及其直属部队驻扎云岭），在日军两翼或后方配合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1937年10月，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歼敌百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友军(国军)在忻口作战。282页1938年3月，一二九师在神头岭全歼日军两部共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击毙与缴获战马600多匹，此战被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在台儿庄保卫战时，一二九副师长徐向前率领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各一部东出津浦线，积极配合津浦线北段作战。八路军战士连续发动破袭战，攻占和摧毁据点多处，破坏铁路及各种设施，中断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给日军以重大打击。陈诚在总结台儿庄会战胜利的原因时说：“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东北四省不算），共计有50余万人，而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取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小部，袭击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之游击队，遂使敌5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沿线，不敢远离铁路一步，其他平汉线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以远水不救近火，故台儿庄之战胜利，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合，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台儿庄会战总指挥李宗仁特致电共产党员谢甫生，称赞战前共产党在敌后搜集的日本军事情报为台儿庄的胜利提供了极大的帮助。310-311页1938年春，卫立煌率所部4 个军十几万人在山西义县抗击日军，被日军追至黄河边上，损兵8个旅，所余4个旅走投无路。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一团二营营长周长胜率部出击，南北夹击，卫立煌得以突围并转移到一一五师。对代师长陈光说，多亏你们八路军救了我。315页1938年国民党傅作义部反攻绥远失败。被日军追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七一六团为掩护傅部撤退，在平鲁西平口设伏，毙伤日军200余名。321页八陆军、新四军在敌后发动广大人民监视、偷袭日军，摧毁日军机场公路及铁路交通，使日军陷于困境，为国民党在正面杀敌进行了有力的配合。

（二）战略配合

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率领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掩护下，逐步开辟了敌后战场，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江南等大小多块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遵照共产党的指示：基本的是游击战，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敌后开展了规模庞大的游击战争，构成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由于沦陷区特别广大，日军除去正面作战外，只能固守交通线上的据点与城市，整个沦陷区都变成人民军队游击战的海洋，没有明确的后方与前线之分。侵华日军在《剿共指南》中写道，“中共游击战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大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战术，与民众一起进行顽强地战斗，也就是说，敌人的武装力量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还有层层的民众和拥护者。……形成难以分清敌军和民众、敌方和我方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呈现出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局面。”《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东京1971年，第576页面对摩托化的、有空中掩护的日本作战部队，八路军新四军采取零敲碎打的游击战，在敌后拔据点、炸碉堡、打埋伏、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发动群众，孤立敌人，进行了一场智力和勇气对武器的较量。打破了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侵略图谋。这令日本侵吞中国的富庶地区，除了东北（即使在东北，也因为抗联的关系到1940年后才稳定）外，其他各地都不断受到冲击，军事掠夺和殖民统治都受到严重限制。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西游记》中孙悟空面对恶魔，正面不能取胜，钻到敌人肚子里才将妖怪降伏。敌后根据地愈来愈成为日军的最大威胁，日本扶植的几百万伪军维持的是非常不稳定的占领区。日军战史资料记载，“八路军的斗志极为旺盛，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持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东京1968年，第375页日军在华北连续发动的肃清治安军事扫荡遭到破产，对八路军进行野蛮抱负。每抓到我抗日将士，或砍头、或活体解剖，并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带领八路军紧紧依靠人民，灵活地运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派精干的武工队员深入敌后之敌后，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战术”“涸泽而渔战术”，抗击了70%的日军，抵御几乎100%的伪军及汉奸、特务。日本华北方面军任职的加登川幸太郎写道，“笔者在任时，整个方面军平均一天军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但一年下来就有18000人离开战列，是大消耗战。”〔日〕加登川幸太郎：《中国和日本陆军（下）》，圭文社，东京1978，地25页，于是日军用于正面战场的部队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大踏步的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总的战略仍取守势，招架日军来攻，依靠美国援助物资，改进装备，整训部队，为反攻作准备，对于日军的进攻则进行有限的反击，偶尔也发动一定规模的反击作战，一般是把日军打退回去，恢复原有阵地。

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整个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组织了一系列大会战，特别是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广大中下层官兵出于爱国热忱，以死报国，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扬言，掩护了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在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举行了一系列战役，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军。总之国民党中央政府既没有放下抗日的大旗，又不时地制造摩擦，最终坚持了抗日统一战线，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由于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在抗战中没有完全尽到中央政府应尽的责任，在抗战中丧失战略资源，为抗战制造障碍，增加了抗战的艰难性和夺取抗战胜利的长期性。

其一，对日寇采取不抵抗政策，妄图于日本冉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将独霸中国的野心付之于行动。9.18事变后，武力侵华的步子加快，全国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为镇压革命力量，采取“攘外必先按内”方针。多次致电张学良，“不准抵抗”， “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东北军十几万大军不战而退，东北四省沦丧。蒋介石在抗日救国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民众“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4页“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态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6页1933年在长城抗战激烈进行时，蒋介石电告各剿共将领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论之”。派特务暗杀著文提出“安内必先攘外”的《申报》记者史量才。27页宋庆龄对此在《申报》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指出，自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各派别先后背叛了革命政策，并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工具。“亡其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10页 有文章说，蒋介石也是准备抗战的，只是时机未到。这的确是荒谬的，反侵略战争时不我待，不管你愿意与否、准备好了没有，都没有选择地必须立即应战。这是因为侵略者不会给你准备时间，真正的准备时间是在边战斗边准备中实现的。蒋介石的妥协不抵抗政策致使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淞沪停战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政府当局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抗日救亡的民族热情，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使一些人难以看清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抱有退让求安的幻想。               

抗战全面爆发后，1940年蒋介石让陈布雷指示河北省政府秘书长胡梦华，“宁肯失地于日本，不能失权于共产党”，坚决反对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联合抗日政权。蒋介石反共制造摩擦，使得日本加快了对国民党诱降的步伐。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指出：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则一天一天的心平气和了，“反共” “灭党”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和汪精卫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蒋介石”这类口号了。日本帝国主义不敢想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劝其降顺。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竞不敢做出一点稍为尖锐的驳斥。

其二，镇压抗日力量

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便集中力量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其他革命力量，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致使国力衰微，为列强侵略中国提供可乘之机。正如毛泽东指出，“‘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中国本部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682业。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逼迫下，蒋介石被迫建立以国共为主体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蒋介石一再用苛刻条件压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产党最初提出陕北红军改编为12个师，蒋介石授意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红军只能改编为2个师，几经周折，蒋介石才同意八路军编为3个师。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本应精诚合作，“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蒋介石一面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一面秘密向国民党军队下发《剿匪手谕》，相继发动了三次反攻高潮,在皖南事变中杀害新四军九千多人和副军长项英，遭到国内外抗日人士的谴责。新疆盛世才向共产党复电指出，此次皖南事变，成属于抗战中晴天霹雳，凡属爱国同胞，莫不惊诧痛愤。查贵军转战大江南北，深入敌后劳苦功高，坚持抗战，屡建奇勋。不幸正当贵部与敌血战大江南北之际，阋墙変起，不独国人痛心，且亦震骇国际听闻。1941年1月13日延安《》新中华报。

    蒋介石不仅镇压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对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抗日力量也进行压制。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第十九路军拒绝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蒋介石阻止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抗战，调其去福建“剿共”，在爆发“反将抗日”的福建事变后，镇压了十九路军。1933年强迫解散了冯玉祥等在张家口建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5年华北事变后，派军警镇压呼吁抗日的学生。西安事变后囚禁主张救国的张学良杨虎城，解散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蒋介石认为，如不取消共产党，他是死不瞑目，就是抗战胜利也没有意义。在抗战的中后期，凡是同情支持共产党抗战的国民党将领如张治中、冯玉祥等或者不给兵权，或者守在后方而不派驻前线，凡是剿共积极的将官都驻守在抗日根据地周围，监视和伺机袭击人民抗日武装。蒋介石如此布置直接弱化了国民党歼灭日寇的威力，增加了中华民族抗日的艰巨性。

其三，单纯考军队抗战，丧失国土。蒋介石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在抗战中唯恐广大人民觉醒奋起，不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单纯依靠政府军队抗战，在抗战初期致使大面积国土沦丧。1938年国军在西撤途中，为阻挡后面追击的日军，采用明朝统治者企图以黄河之水淹义军的办法，在花园口炸开黄河，结果没有淹死摩托化的日军，却淹死了豫皖苏三省的国民同胞，减损了民众的抗日力量。这使得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得以在占领区内扶植伪军，掠夺战略资源。在敌后活动的顽军（国民党中央军）打日寇少，与根据地军民搞摩擦的时候多，对沦陷区的老百姓经常进行搜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国民党二十个中央委员和五十八个高级将领以曲线救国为名，投敌成为伪军。国民党第二十七师师长冯安在太原会战后对此批评道，军队为老百姓办事，实际上就是为自己做事，很可惜我们很多将官不明这个理，不体恤民情。这一点我们比共产党差远了。怪不得老百姓有偏心眼。《全民御侮》102业。国民党坚持法西斯一党专政，四大家族豪囤奇积，威廉扫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与国际国内反法西斯反攻势态形成反差。

（二）共产党是推动全民族抗战最坚决的力量

其一，共产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者

面对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华民族的野心，中国共产党则率先挺身而出，代表全民族发出了武装抗日的第一声怒吼。“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苏维埃政府对日战争，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一致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1933年5月年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问题的紧急通知》。1935年红军在北上途中，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影响国内外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逐步由“反将抗日”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转化。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提出联合一切抗日讨蒋的力量来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消灭蒋介石。193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逼蒋抗日”的方针，通过与国民党地方势力派的统战谈判和开展群众抗日运动，推动国民政府走向抗日道路。在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中，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事变和平解决，打击了亲日派，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共产党自此明确提出“联蒋抗日”具体措施。1937年2月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经过六次谈判，9月23日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统一战线即是宣告成立了。国民党政府所有的抗日行动，都是在共产党的促进下进行的。这就为动员一切力量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条件。

其二，共产党是全民抗战最大的动员者和鼓舞者

   改编后的八路军在国民党撤退之际赶赴前线。1937年9月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首战告捷，歼灭日军精锐板垣师团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这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灭敌人的重大胜利，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1938年3月底，一二九师主力埋伏于响堂铺，歼敌400多人，焚毁汽车180辆，令特邀来观战的国军将领大为叹服。1939年3月，一一五师主力在梁山伏击日军一个大队，全歼日军600多人，俘20人，第一次创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全歼敌一个大队的战果。1939年11月6日，一二〇师在黄土岭伏击日军1000多人的扫荡队，战至8日，毙敌900余人，在太行山上折撷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开日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军官战死的先例。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军的士气，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广大沦陷区人民苦于日本殖民统治，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宣传、动员、鼓舞下，组织起来，汇成抗日救国的洪流。1939年春，新四军彭雪枫师长为解决根据地军民口粮，度过春荒，毅然卖掉心爱的战马。当地开明人士董学田激动地说：“新四军真乃天下文明第一军！彭将军卖吗济贫，亘古少有。有此仁义之师，何愁倭寇不败”。豫皖边界的人民为感谢新四军为民兴修水利新四沟，自动建起一座“德政碑”。100业。共产党带领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其高度的积极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中国抗战的潜力不断地高涨，大批的革命群众不但地倾注到前线去。人民的力量与共产的意志融为一体，同仇敌忾，痛歼顽敌。敌上海《朝日新闻》文友半月刊1卷6期《中共军内幕分析》：“共军的境遇是极其艰苦的，要克服物质上的缺乏，对抗恶劣的环境，必须有超乎常人之外的坚强意志与严密组织。”“共军在这方面的运用可算登峰造极，发挥无遗。……共军善于运用它的兵力和坚强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涨的战斗情绪，因而……视之为神通广大，莫测高深…… ”1941年1月，日军在冀东地区制造潘家峪大屠杀，惨死者达1033人。面对残敌，五十多岁的潘国生老人脱去着火的衣服，高喊着“没死的跟我来和鬼子拼了”带头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起来，夺过一个鬼子手中扫射的机枪，猛力地向日军砸去，最后壮烈牺牲。《全民御侮》94业。在共产党的感召下，华侨一面在海外宣传发动，为抗日捐资输财；一方面回国参加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投身战争。

抗战反攻时，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最有活力的抗日政权，对日军造成极大威胁。黄炎培1944年从陕甘宁解放区考察回来，称赞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赴延安考察的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在给美国的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与重庆另一世界”。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班226业邹韬奋1942年视察华中根据地后指出：“过去十年来从事于民主运动，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我所憧憬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当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国。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说，“日本的后方充满了中国的游击队，在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担负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美威尔纳《论日本大陆战略危机》1945年7月18日《解放军报》华北日军西蒲疃据点的上等兵田中在家信中这样写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他们蛮悍的支那人，时时地包围着我们。他们不是八路军就是普通的民兵，最耻辱的是他们竟敢伏在道沟里向我们大骂。我们反而不敢出去……。征服支那已经4年了，可是我们征服的只是一座一方丈大小的碉堡，除此外的每一寸土地都不是安稳的。我不能写下去了，外边的支那游击小组‘青抗先’又和我们捣乱来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壮大，在反攻前迫使日军龟缩在据点和交通线上。日本投降后，尽管朱德下令叫日军就近向八路军投降，但1945年8月12日在美国政府指示下，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对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国军投降，而对共军则可‘自卫’。美总统杜鲁门也承认，如果让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那么整个国家将被共产党接收，所以就命令日本军坚守原地。

其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内部既冒亡国论又冒出速胜论。这给中国的抗日指导思想造成混乱。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及《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提出，实行实行全国总动员，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一致进行全民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1937年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红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在作战指导计划中，确定了以持久战为主旨的战略方针。

1938年5～6月，毛泽东在总结抗战10个月之经验时，撰写并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对中国抗战详细地指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了。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之战争非正义性、我之战争正义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等基本特点，阐明了中日战争只能全民族持久的抗战。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进程的规律和胜利前途，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科学预见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指出通过这三个阶段，中国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则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现出一幅完整的蓝图，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战争发展的全过程，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实践，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理论，一步步走向了胜利，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

其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统一战线捍卫者和台柱子

蒋介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企图包办统一战线，致使抗日统一战线既没有统一纲领又没有组织形式。统一战线由于其复杂性和广泛性，在抗战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破坏。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且要求人民军队成为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的台柱子。毛泽东在《黄帝陵祭文》中写道：“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219业表达与日寇决一死战的信念。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困难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都要继续战斗下去。这种决战到底的精神是广大人民团结在共产的周围。池田诚主编：《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求实出版社1989版30—32业。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通过自己的正确主张政策和行动，把人民群众团结到了一起，实现了“人民的统一”。日军哀叹，“对付中共军队，犹如切割根深蒂固的野草，尽费力气而又毫无成效，真正是无能为力。”577业。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 P473。共产党不仅与日寇殊死战斗，为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全民族能否坚持抗战到底，始终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相忍为国，顾全大局。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逐渐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汪精卫叛国降日，抗日潮流逆转。自1938年9月至1944年3月间，国民党先后共动用190万军队，制造反共摩擦约2，500余次，其中还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严重削弱了持久抗战的力量，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面临着破裂的危险。针对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倾向，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针对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降日逆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军事摩擦和军事进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对国民党顽固派洗脸不砍头。1940年在苏北韩德勤与新四军制造摩擦，陈毅将黄桥战役的所有俘虏，经过教育后，全部遣送回韩德勤。目睹全部经过的韩紫石慨然道：“中国自有党派斗争以来，从未有如中共这样以国事为先，而对其他党派的人如此宽大政策者。黄桥大战前，新四军一再退让，韩德勤一再进攻，确是事实。新四军只求抗日有份，抗日有地，天经地义。我84岁老翁，不是共产党，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和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日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在苏北临时参议会上韩紫石又讲到：“我以为，过去袁世凯是私塾，国民党是学校；今天倒转来了，国民党是私塾，共产党是学校。今后领导中国革命成功者必是共产党，因为中共深得民心。”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原则，妥善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共产党既要挫败日军地对根据地进行频繁残酷的“扫荡”，同时还要对付大量的伪军和汉奸、特务，与国民党“顽军”周旋；粉碎敌、伪、顽分裂统一战线的种种阴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从5万人发展到100余万人，敌后根据地扩展到100万平方公里、1亿多人口。这新增的几十万人枪不是蒋介石发的，不是苏联给的，也不是美国支援的，而是从通过杀死敌人夺来的。中国处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时代，正是因为出现了壮大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新的生产力代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保持了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局面，保证了全民族抗战能够进行到底。自鸦片战争以来，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只有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抗法战争随然取得镇南关大捷的胜利，最后晚清政府不败而败。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从反面说明，共产党及人民军队以死报国的精神，耐心不怕麻烦的努力，使得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推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重新振兴的转折点。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相互配和，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坚持片面抗战路线，没有担负起与其中央政府相对应的抗战责任。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站在全民族的角度，客观地评价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战场对抗日战争的作用，以是否有利于坚持抗战，是否有利于对夺取抗战的胜利为标准。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以其模范作用，使中国步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上升时期，动员和鼓舞全民族抗战并为之指出胜利的道路，坚持并推动抗战走向胜利，真正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华夏的脊梁、民族的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