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欢乐谷坐几号地铁:林琴南何时翻译《茶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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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琴南何时翻译《茶花女》?

  法国小仲马《茶花女》这部凄切动人的爱情悲剧于19世纪末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名在中国译出后,“不胫走万本”,“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林琴南以古雅的文笔,细腻地刻画了茶花女的心理活动、描绘了亚猛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赞叹小仲马惊人的构思,知道了西方也有如中国一样优美的文学。多少人赋诗撰文,为茶花女不幸的遭遇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人们把它比作“外国的《红楼梦》”。
  但80多年过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究竟译在何时,至今争论不休。寒光在《林琴南》中说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梦且说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觉斋著述记》),张静庐的《出版大事年表》把它排在1895年(《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家列传》说此书“译于林纾新丧偶后,其时当在1897年。”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事在光绪丙申(1896年)、丁酉(1897年)间”。张俊才的《林纾年谱简编》认为译于1897年夏。这已有了六种不同的时间。也许我们应以林琴南本人的说法为准,1900年《清议报》第六十九期所载林纾写的《译林叙》称此书译在1898年夏天。但1905年他在《拿破仑本记》序中又讲《茶花女》译书年代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这就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林琴南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显然译本的选择权不全掌握在他手里。黄濬说启发他译《茶花女》的是福建人魏瀚,魏曾留学法国,时正主持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林关系密切。一天他告诉林:“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林讲:“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石鼓山系闽江滨海的大山,来去极为不便。魏慨然应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王晓斋”。(《花随人圣庵摭忆》)
  王子仁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归国后,任天津洋务局翻译、湖北交涉使、汉阳兵工厂总办,他工诗能文。钱基博认为林纾当时“丧其妇,牢愁寡欢”,王子仁就对林说:“吾请与子译一书,事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遂与同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行世。(《现代中国文学史》)似乎《茶花女》的译述,出于王子仁的提议。以上两说均以译述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林琴南并无任何思想准备。然根据《译林叙》所述,《茶花女》翻译的动机很明确:“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火,而星火就爝,吾不得不然之。”救国图存的思想跃然纸上。据高梦旦《书〈闽中新乐府〉后》讲,林纾当时“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己”。在早年的《闽中新乐府》中,他愤念国仇,优悯时俗,倡导新政的思想溢于言表:“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
  他的友人陈熙绩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叙中讲,林纾“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励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可以推知林琴南当时有一种想通过某种方式来拯救祖国的愿望,而魏瀚或王子仁的倡议正与他的愿望相吻合,《茶花女》也许就在“买舟作鼓山方广游”“议论中外事”的“亘数日夜”中提出译述的,但魏、王二人究竟谁为倡议者,尚难以确定。
  本来可就此搁笔了,手头有一本最近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郑逸梅的《书报话旧》,讲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林纾在马江客居丧偶,王子仁从法国归来,与林谈及大仲马父子的作品脍炙人口,“《茶花女马克格巴尔遗事》更为小仲马极笔,劝林纾同译。”但同篇文章的下半部又讲《茶花女遗事》是译在1898年夏秋之间。同一篇文章也会产生争议,看来要结束这场争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