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非布韦必须吃三月吗:浦东同乡会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客居上海的异地商人，面对林立的行帮竞争和市场的角逐，以及各种强权势力的排挤欺压，在感到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总是首先希望同乡施以援手，从而有建立一种以地域关系为联结纽带、维护同乡利益的团体之愿望。上海开埠前，这种同乡组织称作会馆，当时已有浙宁会馆、山西会馆、江西会馆、徽宁会馆等10余所。上海开埠后，又先后建立有湖南会馆、山东会馆等20余所。

1874年和1898年，法租界以妨碍筑路和有碍卫生为由，法国兵先后两次冲击浙江宁绍籍旅沪人士组织的四明公所，造成两次“四明公所血案”。事后，旅沪的宁波人感到仅依靠旧式会馆组织，不足以团结同乡人，也难以与外国势力抗争和维护同乡人的利益，遂由宁波籍实业界巨头虞洽卿、朱葆三等发起建立宁波同乡会，取代原有公所。1909年，在西藏路自建5层楼会所，成为当时上海实力最大的同乡会。

同乡组织的建立，使这些地区籍的人士提高了社会地位，而上海本籍人因没有同乡组织而显得无所依靠。

浦东同人会建立缘起

浦东建筑业在上海的崛起

自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代，“闽商粤贾”、“江浙财团”已进入上海。而浦东在上海开埠前，因地处僻乡，居民大多是垦荒的农民和盐民，生活极端贫困；虽有商贾，亦都本小利微；有人在沪谋生，则多为帮佣、打工之类，无社会地位可言。

上海开埠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开辟租界，形成“十里洋场”，人口急骤增加，居住用房、商业用房、公务用房及道路建设等需求高涨，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建筑市场。同时西方的新型建筑样式、建筑材料及建筑人才进入上海，促进了上海建筑业由传统的作坊式向近代建筑业的转变。

浦东同上海仅一江之隔，得地利之便，许多原来在农村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泥水工和木工都进入上海，成为上海最早的近代建筑工人。浦东蔡路镇人杨斯盛，从泥水工起家，1880年，他在上海开设了杨瑞泰营造厂，这是上海近代建筑史上由中国人开设的第一家营造厂，带领出一大批营造厂业主。1919年，在上海登记注册的规模较大的营造商有60多家，业主绝大多数是浦东人，其中位列前10名的杨瑞泰、汪裕记、顾兰记等8家的业主都是浦东人。

浦东籍营造业主雇佣工人时，首先是招收本乡本土的人，带动一批又一批的浦东人到上海做工。据史料记载，1935年，川沙有户籍30618户，在上海从事泥水工和木工的有1.5万人左右,平均每两户中有1名建筑工人。黄炎培编篡的民国《川沙县志》称：“川沙人在上海就业的，论其量，数之大，则以水木工人为第一。”

浦东籍营造业主有了经济地位后，迫切希望提高浦东人的社会地位，组织同乡会成为他们的共同愿望。

浦东建设的需要

黄浦江盈盈一水，迢迢百里之间，浦东人口何止百万之众，上海自通商设市，遂为世界上大都市。浦东人在西上海就业者有几万、以至几十万。而地域广阔的浦东，也亟待开发。李平书、黄炎培、叶惠钧等浦东同人认为：就浦东的地利而言，天然之美而不济以人工，则大利且变为大患。浦东腹部，沟港纵横，渲蓄恒常，时至晚清，水利工事废，河流日塞，长此以往，严重的水旱灾害，必将发生，浦东人就有葬身鱼腹之险。还有沿海海塘连绵，伏秋雨季，稍一疏虞，就可成为巨患。诸如此类，浦东人不自谋，谁为我谋哉？

就浦东人才说，人文卓著，有功于国家、社会的大有人在：宝山朱其昂首创轮船招商局。南汇顾忠宜是浦东新学的最早倡导者。川沙杨斯盛毁家兴学，创建浦东中学，并于国家、于地方有重大兴革，无不热心倡助。浦东广大民众有大批人从事水木工、缝纫工等，心灵手巧，为社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然浦东人的大多数缺少教育，应教之使进，而不致埋没其天才。

就浦东的物产来说，浦东滨海百里，棉、稻等农产品，要讲究改良种植，须建立各种公私试验农场；浦东的毛巾、袜子、花边产量不少，由于交通不发达，生产技术不改进，对发展极为不利；沿海渔业本为大宗，今已成弩末；奶牛由于没有良种交配，品种退化。一切任天而行，不求进取，浦东各种物产有被淘汰之危险。

尤为严重的是外国殖民势力对浦东的渗透。英、美、法等国在浦西建立租界后，即向浦东一侧抢占岸线，建立码头、仓库、工厂。至进入20世纪，中国民族资本在浦东沿江几无插足之地。请看黄浦江中林立之帆樯，所悬者，均为外国之国旗；浦东沿岸撑天大厦，经营工商业于中者，大多为洋人！

鉴于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无力维护国家主权，更谈不上开展浦东的建设和为百姓谋利益，祗有把浦东同乡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合力自卫，才能维护主权和建设家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李平书、黄炎培、叶惠钧、张志鹤、杨斯盛、顾兰洲等人发起成立浦东同人会，以宝山、上海、川沙、南汇、奉贤、金山、松江区域内的旅沪同乡组织而成。浦东人人李平书被选为董事长。

继承和发展

1911年11月，李平书投身辛亥上海光复，其后担任民政总长，袁世凯篡权后，李被迫流亡日本，无暇顾及同人会会务。期间，同人会由黄炎培、张志鹤等主持。

1924年，同乡会改选，黄炎培被选任董事长。上海帮会大亨杜月笙，原籍浦东高桥，也热心参加同乡会的活动，被选为同乡会常务理事会主席。同乡会则利用杜月笙的声望，提高浦东同乡会的社会地位。

自1928年7月至1932年1月，浦东同乡会先后改名为浦左同乡会、浦东旅沪同乡会、浦东同乡会。

1931年，同乡会常务理事会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征集会员活动，成立了征集会员总队，杜月笙任总队长，穆藕初、吕岳泉任总参谋。下设72个队，杜月笙兼任第一队队长、副队长是叶惠钧（代表上海县及租界地区），第二队队长黄炎培（代表川沙县），第三队队长谢秉衡（代表宝山县），第四队队长叶汉丞（代表南汇县），第五队队长唐雄伯（代表金山县），第六队队长沈梦莲（代表奉贤县），第七队队长刘之谋（代表松江县）。其余65个队则均以行业划分，有警界、军界、党部、政界、市政、交通、船舶、银行、保险业、交易所、洋行、律师、新闻、新药、国医、慈善、教育、娱乐、营造，等等，其队长俱是行业中的浦东籍代表人物。通过这次活动，共征集入会的会员有19196人。

因同乡会没有一个与其社会地位相匹配的会所，故开展各项社会活动有诸多不便。1936年，理事会决定建造同乡会大楼，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成都路口购得地基3亩多，建楼资金在浦东同乡的企业家中募集，其中杜月笙亦是主要捐款者。大楼由在上海公和洋行任职的浦东人奚福泉（德国达城工业大学特许建筑工程师、柏林工业大学建筑科博士）设计，新升记营造厂承建。楼高8层，为钢骨水泥的近代建筑。1936年11月，举行同乡会新会所落成典礼。这次典礼盛况空前，由张起飏投钥，杜月笙启门，穆藕初、黄炎培、吕岳泉升旗，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揭幕。上海市政要人及海上知名人士王晓籁、虞洽卿、杜重远、沈钧儒等俱到会祝贺。此时此刻，浦东同乡会进入鼎盛时期。

对浦东早期的开发建设和农村改进

开发浦东交通

李平书创建浦东同人会，把开发浦东交通列为第一要务。清宣统元年（1909年），李平书召集上海、川沙、南汇、奉贤、金山、华亭（今松江）等五县一厅（当时川沙称抚民厅）的士绅共同发起，筹筑沪金铁路。计划中的这条铁路，由浦东的杨家渡起，东抵钦公塘，南经南汇、奉贤，到金山县境的白沙湾为终点。铁路的筹备《章程》指出，建筑沪金铁路是为了“保运输之权利，图沿海实业之振兴”。但由于资本不足，工程末能进行。

1921年，黄炎培邀集川沙旅沪同乡会中一批实业家和地方人士顾兰洲、凌云洲、陆莲溪、张志鹤等，商讨发展浦东交通。经过酝酿，决定筹建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川沙二县知事呈文租借县道所需土地，修筑上川道（公路），行驶汽车，以招股集资的形式筹集资金。

1921年3月，黄炎培拟订了招股简章，暂定股金50万元，分1万股，第一期先收股金4/10，顾兰洲一人认股1/4。在工程初期，为吸取“沪闵”、“沪太”两条公路因路面质量差、油耗高、轮胎损耗大而亏损过多，濒临破产的教训，经董事（经理）顾伯威提议，由行驶汽车改为铁路小火车，此议得到董事会同意。1925年10月8日，上川铁路庆宁寺到龚路段，长13.9公里竣工通车。翌年7月10日，第二期工程龚路至川沙段通车，全长为21.5公里，乘客日达千人以上。在上海的外国人亦三五结伴，乘小火车到乡间郊游。

同乡会常务理事穆藕初筹建的浦东周家渡到南汇周浦镇的上南铁路，亦于1925年通车，全长13.85公里。

浦东同人朱福田、瞿绍伊等开办了轮渡和轮船公司，沟通浦江两岸。

1934年11月，上川铁路由川沙向东延伸到钦公塘，设小营房站。1936年3月，由钦公塘南延到南汇县祝桥镇，全长35.35公里，部分实现了李平书当年修筑沪金铁路计划的夙愿。接着，又与南汇县交通局订约，进行铁路延伸到南汇县城和大团镇的规划和测量。这个计划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止。

上川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便利了浦东的交通，两县促进了川沙各项事业的发展。黄炎培在民国《川沙县志•交通志》概述中谓：“自上川铁路通行，遂成强有力之交通主干，四乡公路，邻区航运，相继而兴，邦人君子，对于交通公益，发生浓厚之兴趣，有集会醵资，分年兴筑者。一时私人筑路建桥，蔚成风气。”

农村改进

清末叶，由于朝廷腐败，兴水利、办乡学等利农措施被废止。民国建立，教育发展于都市，不普及于乡村，农村经济日趋凋敝，农民生活日益困苦。一些具有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人，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搞好农村。在20世纪20年代，全国出现成立农村改进会的热潮。1934年7月，浦东同乡会在浦东高桥建立农村改进会，在高桥公园设立办事处，由杜月笙担任会长，聘请芷江大学教授王揆生为总干事，下设南区（今高南小徐家巷）、东区（今高东沙港）、西区（今高桥屯粮巷）、北区（今凌桥）、东北区（今新桥新港）5个分会。创办夜校和冬学，农民均免费入学。“农改会”还针对农村婚事大操大办的铺张浪费之风，提倡婚事新办，举办集团婚礼。凡高桥地区农村未婚青年，男女双方可向农改会或其分会报名登记，由农改会借用礼堂，举行集团婚礼，每对新婚夫妇只要合缴礼堂费、结婚证书费和结婚照相费共5元。届时由农改会聘请社会知名人士和律师证婚，拍摄集团结婚照，双方父母和亲友均到场观礼。如此婚事新办，很爱欢迎。当时有一首歌谣谓：

五块大洋钿，婚事办舒齐。

多谢农改会，证婚成大礼。

集团结婚照，挂勒房间里。

亲朋哈哈笑，爷娘更欢喜。

农改会在高桥公园创办了济群医院，是为高桥地区有医院之始；还在5个分会地区举办农村托儿所；还开辟了试验田，开展了改良种籽、农具，兴修水利等事业。

1936年12月，同乡会又会同中国职业教育社发起组织“沪东南农村合作事业促进会”，在上南川各县设立分会。因“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促进会和高桥农改会一起均停办。

1947年初，黄炎培又发起成立农村改进会，聘农业专家蒋孝义为总干事，在浦东各县设立分会，在高桥和杨思筹建植棉试验场。7月，倡办新中国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校址设在川沙暮紫桥养鸡场，学校经费由同乡会和校长蒋孝义募集。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加紧白色恐怖，说学校有亲共嫌疑，学校遂被迫停办。

疏浚河道，修筑海塘

1929年，由浦东同乡会发起，疏浚了烂泥渡和咸塘港新沟浜，许多同乡会会员为此解囊助捐。抗日战争胜利后，同乡会理事瞿绍伊，主持马家浜和曹家沟两大干河的疏浚工程。沿海塘堤，长期失修，1931年8月，沿海发生特大海潮灾害。同年9月，浦东同乡会杜月笙、黄炎培、穆藕初、叶汉丞、江倬云及水利专家20余人，集议讨论海塘问题。穆藕初报告“海塘危险万状，倘再遇前次之暴风大潮，势必全沪陆沉”。黄炎培报告了宝山、浏河等处海塘，更属万分险迫。提议同乡会应先联络宝山、太仓士绅，然后与江南塘工事务局磋商联合修塘办法，所需经费分县负担。会议议决由杜月笙、穆藕初、杨清源等赴宝山、太仓塘工事务局，洽谈统一组织塘工委员会；又公推3人赴宝山、太仓、浏河、高桥、金山嘴等处海塘实地调查险情；并由穆藕初每日定时处理有关海塘事务。同乡会许多同人，都捐款修海塘。

广造舆论，改革不良风气

同乡会曾设联络宣讲部，由会中有学识的同人，分赴浦东各地宣讲，其内容为国内外形势，或国内外考察报告，还有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改革婚丧归旧以及禁烟、拒赌等等。还经常聘请社会名流演讲，杨杏佛、杜重远等均到浦东同乡会礼堂演说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炎培创办了《浦东报》，作为同乡会的机关刊物。1913年，改名为《新浦东报》，由瞿绍伊主笔政。该报以为社会服务为宗旨，凡国家大事、浦东官吏政治、绅董行为、社会情尚、地方兴利除弊等，都作详实记载。同乡会还常举行同乐会、百乐大会、音乐会、乒乓表演会、武术表演会等文娱体育活动。1947年，为开展德、智、体、群等服务工作，先后成立了国乐队、乒乓队、平剧队、国术队、话剧团、旅行团、访问团。

1938年，还在同乡会大厦内先后举行了4次集团婚礼，由浦东人开设的鸿翔时装公司提供婚纱礼服。这对于社会上铺张浪费的旧式婚礼，是切中时弊的改革。

抗日救国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2日，同乡会即致电段祺瑞执政府，谓：本埠各校学生在南京路演讲，突被西捕拘禁，开枪伤毙数十人，惨毒无比，群情激愤，以致酿成罢课罢市之举。要求政府“严重交涉，以慰舆情，而维国体”。同乡会还召开紧急会，商议援助及善后方法，上海建筑业的浦东同人们都同仇敌忾，久记营造厂厂主张效良，连续在《申报》上发表抵制日货的声明，号召建筑界“万众一心，坚持到底”。他还在一家英文报纸上以个人名义发表抗日爱国文章，并派人到学生总会捐款，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

“一•二八”事变，张效良上前线，亲自指挥久记营造厂员工在一星期内为十九路军建造了20多座桥梁，解决了军运之急。后又发起建筑无名英雄墓于发生过血战的庙行，纪念为国捐驱的将士。杜彦泰营造厂厂主杜彦耿。受上海市水木业公所委托，组成水木业义勇队500余人上前线。新金记营造厂厂主赵景如，把承建即将竣工的大陆商场大楼腾出，以四至六层供作伤兵医院，一至三层为难民收容所。1937年“八一三”抗战，杜彦泰营造厂还捐献建筑材料运往前线加固工事。

慈善救济

兵灾救济。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2月4日，浦东同乡会发出关于救济本埠兵灾同乡的通告。谓：日兵犯境，滥掷炸弹，危害我无抵抗之商民，违背公法，惨无人道。闸北遭殃，尤为特甚。凡同乡遭殃而一时无法栖止者，可以登记，代为安插。在周浦镇和杨思镇设立难民收容所。并在周家渡、白莲泾、塘桥、老白渡、烂泥渡、洋泾等地设站发救灾米。两项共计支银元15540元。同年8月11日，同乡会以东北义勇军苦战暴日，南方同胞不能无以为助，发通报谓：“匈奴未灭，卜式输财；宗周将亡，嫠  不恤纬”。同乡会正宜敌忾同仇，合力救国，集议共谋救济。14日，黄炎培、穆藕初、吕岳泉等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一致议决募捐，救济东北义勇军。凡到会者，无论自捐或经募，至少捐洋100元。未列会者，致函随同捐册劝募，对于救济东北难民，暂先捐助5000元，由浦东银行垫付，合计为东北义勇军及难民募送捐款14754元。1933年，同乡会理事穆恕再60寿庆，收得亲友寿礼合计银洋2526元，全部托由浦东银行转送给东北义勇军及难民。

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浦东同乡会立即组织战时救济团，设立难民收容所12处。截止1939年3月收容所结束，先后收容难民4186人。期间，对难民进行职业调查，其中有刺绣、网花、纺织、卷烟等技能的，多方设法介绍工作，如将有刺绣技能的十余名女工介绍到孙湘记刺绣工场。浦东陆家嘴纶昌纱厂将复工时，同乡会知照各收容所中该厂工人前往登记。并特约生生医院为难民产科医院。该医院为川沙同乡留日妇产科专家瞿绍衡夫妇所开设，前后共收孕产妇50人。由同乡会西医诊疗所各医士逐日到收容所为难民诊治给药。同乡会财务理事陈子馨捐助被絮1000条，潘志文、张志鹤经募棉背心1200件。另外为上海救济会转发各界捐募的面粉、大米、奶糕、大饼、面包等食品，为上海地方协会代发衣服1万余件。

水灾救济。1933年9月2日、18日的两次强台风，沿海受灾惨重，同乡会与崇明、宝山、启东水灾筹赈会合组为江苏川、南、崇、宝、启水灾救济会，共募得银元366563元，另加物资折合184000余元，分发各灾区。1932年，浦东同人顾兰洲80大寿，亲友醵资，为之祝寿。顾兰洲认为现正处于国难之中，满地灾民，不宜铺张庆寿。遂嘱其子伯威等，将所收寿仪共银2087元，寿幛变价银行63元，另备原酒筵之资1050元，共计3200元，悉数捐充赈济灾民。

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24日至25日，浦东遭受强台风袭击，由松江专员公署领导的松江分区生产救灾协会会所，就设在浦东同乡会六楼。同乡会亦组设浦东灾民赈济会。

举办儿童教养院。1943年，在浦东龙华嘴创办浦东第一儿童教养院。同年接办川南儿童教养院，改称浦东第二儿童教养院，院址设在川沙城内。1950年，教养院并入松江劳动教育院。同乡会理事张志鹤为教养院热心奔走，为筹措经费，多方募捐，他在一本募捐册后题诗说：

国家元气在新民，教养为先不择人。

怜彼孤伤无告子，请启恻隐等慈亲。

洒得一滴杨柳水，看到十年树木春。

借重登高呼众应，奉杨粟义与桨仁。

两岸同乡  手足情深

1953年，浦东同乡会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接收而结束，前后历经48个春秋。1949年底，在海峡彼岸的浦东旅台湾同胞，在台北市成立了浦东同乡会。20世纪80年代，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台北市浦东同乡会开展了推进两岸交流，组团返乡探亲，协助旅台同乡寻找家乡亲人等活动。张江乡（今张江镇）旅台同胞陆国璋多次回乡探亲后，1990年在家乡投资创建了上海万国图书馆设备有限公司。江镇乡（今机场镇）旅台同胞叶进财，在台湾创建叶财记工程公司。1969年，当他病重时，嘱咐儿子叶根林：“一生未了的心愿，是能够有一天返乡兴学，造福乡里，希望你帮我了却。”1992年，叶根林带着父亲的嘱咐回浦东，捐资1.3亿人民币兴建进才中学。1996年学校落成，当年9月1日开学。校区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曾被誉为浦东十大景观之一。同年，台北浦东同乡会捐助的“故乡子弟奖学金”，浦东新区有118名高考成绩优秀的学业受到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