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大学怀德学院招聘:“秩序日本”让世界感慨

“秩序日本”让世界感慨

摘自2011年3月17日《环球时报》

　●本报驻外记者 林梦叶 纪双城 青木 陶短房●本报记者王海峰

　　在世界对日本地震海啸灾情和核泄漏担忧的海量报道中，许多媒体选用了一些看上去似乎与惨重灾情“不相配”的图片——在超市、加油站和学校等避难场所，数十名甚至数百名日本市民耐心、平静、整齐地排队等待，有的地方划有排队线，但绝大多数地方什么也没有划，也没人出面维持秩序。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将这种秩序社会称为“令人震惊的优雅”，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出类似“我们离优雅社会有多远”的感慨。而就在此前不久，世界还在哀叹日本是一个“迷路国家”，其中只知一味遵从秩序的日本国民性被认为是日本日渐内向、闭塞的重要原因。日本一直是最让外人感到费解的民族，美国学者就用《菊与刀》来形容日本人“对内有序尚礼、对外逞强好斗”的矛盾性格。对于世界特别是日本的近邻来说，许多人在对坦然面对灾难的日本表示敬佩的同时，也在猜测，地震后将变成“被给予一方”的日本未来对外交往中会表现出性格的哪一面。

　　秩序来自“不给人添麻烦”

　　“排队、等待、有序的日本人。”曾经靠全民捐献抵抗1997年金融危机的韩国人，用这样几个词来评价大地震中的日本。韩国《朝鲜日报》称，目前日本处处是等待和排队。在限量供油的加油站、在限量供应饮用水的学校、限量出售矿泉水的超市、限时开放的公共厕所等各个地方，随处可见排起数百米长队的人群。从千叶到仙台和宫城的400公里区间，汽车排起了长龙，他们是为了回乡寻找消息断绝的家人或看望受灾的家人。他们的心情会是多么的焦虑，但没有一辆车插队或超速行驶。他们依然保持沉着和顺序，生怕汽车一旦扎堆，整个道路就会瘫痪。

　　“在面对如此大的灾难时，日本竟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惊慌场面，这太奇怪了。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失去了亲人的日本人仍然平静地排队，真是难以理解。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悲痛场面呢？”英国《苏格兰人报》的这段话表现出世界对“秩序日本”的共同惊奇。《苏格兰人报》称，“这种自动遵守纪律和秩序的精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面前得以彰显。对日本人来说，违反这种秩序是受人鄙视的。”文章称，虽然日本人在很多方面也受到指责，比如压抑和民族主义，但在现在这段日子里，人们会更多看到日本社会好的一面。

　　台湾《联合报》称，日本人这种秩序感是他们从小就接受“不给人添麻烦”教育的一个表现。日本小学生的《社会生活教育》第一章第一节就有“不给人添麻烦”这句话。日本都道府县中有47个制定了“防止打扰条例”，用法律禁止“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为”；地铁广播整天都在播放请不要伸腿以免妨碍别人的内容；甚至于日本葬礼也很安静，因为大声痛哭会让人担心，也是“给别人添麻烦”。

　　日本社会的平静和秩序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媒体上大受赞扬，一些在“雁阵发展模式”中曾紧跟日本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很羡慕。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一篇评论标题就说，“我们离优雅社会有多远？”文章称，新加坡实龙岗图书馆开幕时，公众为了抢书而发生推挤踩踏的现象。与日本震灾面前“处处人潮拥挤但秩序井然”相比，“新加坡人的‘怕输’心理，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自私的行为，不免让人怀疑，新加坡政府一直提倡的优雅社会是否已彻底失败。”台湾一位知名学者则以“普世性”来称呼“灾难中日本性格”。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黄大慧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高度危机的情况下，确实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国民性的时机。像日本这次在面对地震、海啸的灾难时表现出的良好秩序，就是日本国民性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黄大慧认为，这种国民性主要是由日本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日本国土狭小、社会拥挤，人们的生存空间有限，为了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日本人从小就被培养守纪律等观念。

　　“冷静的秩序”和“热情的救援”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在巨大的悲剧面前，日本人表现出其国民性中令人尊敬的一面，他们以平静的心态和良好的举止面对灾情，这有助于提升日本的软实力。但也有观点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并非纯粹出于所谓国民性，而是客观上日本地震频发，主观上有关方面注重地震常识普及，地震避险演习定期组织的结果。《苏格兰先驱报》称，地震、海啸、台风这些灾害深刻影响到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审美一直到保险产业的行为，并深植于日本人的内心。从幼儿园开始，日本人时常组织防灾演练和检查逃生装备。在日本这次地震和海啸中，很多人能够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平时这些训练所养成的“第二本能”。这样的秩序感根源于在防灾和救助程序中必需的协作。

　　有邻国也在小心翼翼地比较自己和日本救灾的不同。韩国《朝鲜日报》称，日本应对大型灾难的方式与韩国不同。在韩国，如果发生灾难，大批军人和公务人员会总动员参与救援工作，或像泰安油轮漏油事故时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拥入受灾地区。而日本却不同，虽然在主要救援现场也能看到自卫队员和少数安静行动的志愿者，但日本的民间组织认为，没有准备地进入受灾现场反而给灾民带来“不便”，因此对于现场行动十分慎重。文章称，这种“秩序”使日本缺少应对事故的灵活性：日本为了调查灾情把灾区火车站全部关闭，而且公路也全被切断，生活用品不能及时得到供应。在日本人没经过长期训练的某些方面，惊慌同样显现出来。路透社16日称，尽管日本政府呼吁市民冷静，但东京市民还是拥向商店抢购生活必需品。在东京，收音机、手电筒、蜡烛和睡袋早已被抢购一空。文章称，日本眼下的危机体现在多个方面：各地缺少水、粮食和电；拥挤的庇护所没有什么人来管理；精神受到损伤的幸存者无法得到安慰。

　　日本人的秩序感、惊人的学习能力等国民性一直是世界许多学者争论的话题。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写过《日本论》，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战后出版的《菊与刀》认为，日本社会强调的秩序是一种等级秩序，这导致日本语言和家庭生活中繁复的敬语、鞠躬和跪拜等；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秩序也让日本迅速发展；但日本曾为了建立国际等级新秩序而向外输出战争。

　　人民大学学者黄大慧说，不仅世界其他国家对日本国民性有争论，日本人也非常热衷谈论自己的国民性。二战后，日本人曾对自己的文化、国民性持否定观点，认为是国民的劣根性导致战败。但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重新崛起后，日本人又把经济奇迹归结于国民性，满大街都是“日本人有优秀国民性”的论点。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这种论调又沉寂下去。

　　黄大慧认为，日本人国民性中的秩序与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及“耻感文化”有关，日本人特别在意自己在集团中的位置，以及这个集团对自身的评价，从小就被教育不要给集体抹黑，不要给集体添麻烦。但这种秩序的另一面是“罪感文化”的弱化，日本人对在集团之外的行为少了一些顾忌。实际上，日本人的秩序也不是绝对的，像这次日本也出现了抢购的恐慌。不过，相对而言，日本人的秩序、公德意识在世界各国中是较突出的，也是值得学习的，但是不应把这种特性“神化”和“绝对化”。

　　“给予”和“被给予”同样重要

　　日本这种有些“超人的冷静”也让崇尚自由表达情感的西方人有些不解。德国《世界报》16日以“日本的苦难”为题称，在灾难面前，日本以镇静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但是这样的镇静“也曾被看成漠视与情绪贫穷的代名词”。文章称，“66年前，裕仁天皇就告诉他的臣民‘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现在日本甚至冷冷地看着人们的痛苦和死难过程。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无情。纪律和牺牲是度过危机的途径，但这一切又显得不太正常，日本人真正想要做的难道是一部‘启示录’吗？”韩国《朝鲜日报》的一篇报道也怀疑日本人“是不是过于平静了”。文章称，“电视播出的灾区惨状给全世界人带来了冲击，但在发生地震和海啸的第二天，在东京随处可见进行晨练的人，在成田机场依然有很多出国旅游的日本人。”

　　这次大地震将给日本和亚洲未来带来什么改变，世界也猜测纷纷。多数媒体认为，凭着这样的平静和秩序，日本将会重新恢复甚至崛起，但英国《泰晤士报》则称“日本恐再陷迷失10年”。 美国wallstreetpit网站称，这是日本160年来面临的第三次生存危机，日本正面临着残酷的抉择：要么以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规模接受外来的影响，要么滑入到全面孤立状态。日本一直以来既不欢迎来自日本之外的人员，也不欢迎外来的资金和影响。如果日本想避免在世界舞台上被边缘化，那么它现在必须改变这一状态。文章称，日本将会从灾难中恢复过来，但也可能会失去使自己从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外来资源，“一个孤立的日本可能成为本世纪的阿根廷”。

　　黄大慧说，日本社会近代以来的几次大变革靠的都是“外压”，比如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的重建。近些年，日本社会也想变革，但迟迟没有成效，就是因为日本社会缺乏外在压力，难以唤醒民族的凝聚力。这次灾难发生之后，依据日本的国民性格，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凝聚力，以往难以推进的改革，可能会变得阻力更小。但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是国民性格的问题，二战后日本的发展就赶上了东西方对峙、第三次科技革命等好机遇，现在日本能否在这次大震后重新迅速发展起来，还取决于很多外在的条件以及它对外界展现的状态。

　　在地震后，不仅是美国，中国、韩国、俄罗斯等与日本有过争端的国家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美国《纽约时报》称，在经济繁荣时，正如日本驻纽约前总领事所说，日本一直习惯称“我们总是给予的一方”。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当你换位思考时，你会意识到成为被给予的一方和给予的一方同样重要。对日本人来说，意识到日本并非地球上唯一的国家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