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儋州木棠人杀海头人:马王堆汉墓文物欣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12:37:33
具杯盒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19.2厘米，宽16.2厘米，通高13厘米
漆盒呈椭圆形，斫木胎，即用刨、剜、凿等手法将一木块或木板斫削出器形。具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器内及盖内髹红漆无纹饰。器身及器盖均髹黑褐色漆，再以红漆和黑漆绘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底部光素无纹饰。上、下口沿均以红漆书“轪侯家”三字。
盒内装小耳杯七件，其中六件顺叠，最后一件反扣。反扣杯为重沿，两耳断面呈三角形，恰好与六件顺叠杯严密相扣。七件小耳杯与马王堆出土的其它耳杯形制相同，均为斫木胎，椭圆形，两侧耳呈月牙形，圆唇、小平底。杯内髹红漆无纹饰，中以黑漆书“君幸酒”三字，两耳及外壁髹黑漆，两耳及口沿外部朱绘菱纹和绳纹组成的几何图案。
在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称这种小耳杯为“小具杯”，因此专为存放小耳杯的漆盒就被称为“具杯盒”。这种设计奇特、制作精巧的具杯盒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也出土两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内装九件小耳杯，其中八件顺叠，一件反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19.2厘米，宽16.2厘米，通高13厘米
漆盒呈椭圆形，斫木胎，即用刨、剜、凿等手法将一木块或木板斫削出器形。具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器内及盖内髹红漆无纹饰。器身及器盖均髹黑褐色漆，再以红漆和黑漆绘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底部光素无纹饰。上、下口沿均以红漆书“轪侯家”三字。
盒内装小耳杯七件，其中六件顺叠，最后一件反扣。反扣杯为重沿，两耳断面呈三角形，恰好与六件顺叠杯严密相扣。七件小耳杯与马王堆出土的其它耳杯形制相同，均为斫木胎，椭圆形，两侧耳呈月牙形，圆唇、小平底。杯内髹红漆无纹饰，中以黑漆书“君幸酒”三字，两耳及外壁髹黑漆，两耳及口沿外部朱绘菱纹和绳纹组成的几何图案。
在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称这种小耳杯为“小具杯”，因此专为存放小耳杯的漆盒就被称为“具杯盒”。这种设计奇特、制作精巧的具杯盒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也出土两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内装九件小耳杯，其中八件顺叠，一件反扣。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19.2厘米，宽16.2厘米，通高13厘米
漆盒呈椭圆形，斫木胎，即用刨、剜、凿等手法将一木块或木板斫削出器形。具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器内及盖内髹红漆无纹饰。器身及器盖均髹黑褐色漆，再以红漆和黑漆绘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底部光素无纹饰。上、下口沿均以红漆书“轪侯家”三字。
盒内装小耳杯七件，其中六件顺叠，最后一件反扣。反扣杯为重沿，两耳断面呈三角形，恰好与六件顺叠杯严密相扣。七件小耳杯与马王堆出土的其它耳杯形制相同，均为斫木胎，椭圆形，两侧耳呈月牙形，圆唇、小平底。杯内髹红漆无纹饰，中以黑漆书“君幸酒”三字，两耳及外壁髹黑漆，两耳及口沿外部朱绘菱纹和绳纹组成的几何图案。
在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称这种小耳杯为“小具杯”，因此专为存放小耳杯的漆盒就被称为“具杯盒”。这种设计奇特、制作精巧的具杯盒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也出土两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内装九件小耳杯，其中八件顺叠，一件反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腹径20.6厘米，通高18厘米
旋木胎，系取一大小适当的木块，旋出外壁和底部，而腹腔可能是剜凿出来的，胎质较厚。漆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盖顶有一圈高约1厘米的凸棱，器底有凸棱似的圈足。器表髹黑漆，器内为红漆。盖顶中心以红色的线条勾勒出三只凤鸟，凤鸟作反首回盼、相互呼应的姿态，鸟身羽毛细如发丝。整个图案组织严密对称，线条流畅。上盖四周和器身腹部均朱绘鸟形图案。盖内和器内均以黑漆书写“君幸食”三字，外底部以红漆书写“六升半升”四字。出土时，漆盒内装有饼状实物。
漆绘云纹匕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柄长36.4厘米，斗宽8.5厘米
斫木胎，系用刨、剜、凿等手法将一木块或木板斫削出器形。分斗和柄两部分。斗作簸箕形，斗内红漆无纹饰，背面黑地，上绘红色和灰绿色组成的云纹。长柄，柄端和柄中间各有朱绘宽带纹一道，其余为黑地，上绘红色和灰绿色的云纹。柄的背面为黑地无纹饰。
古籍中凡言鼎必兼及匕，在考古工作中也经常发现匕与鼎共出，或匕置于鼎中，可见匕与鼎的关系密切，是用来舀取鼎中食物的工具。
漆绘龙纹勺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柄长53厘米，斗径7.8厘米
竹胎，分斗和柄两部分。斗以竹节为底，成筒形，柄为长竹条制成，接榫处用竹钉与斗相连接。斗内髹红漆无纹饰，外壁及底部黑漆地上，分别绘红色几何纹和柿蒂纹。柄的花纹分为三段，靠近斗的一段为一条形透雕，上为浮雕编辫纹，髹红漆；中部一段为三条形透雕，上有浮雕编辫纹三个；柄端一段为红漆地，上面浮雕龙纹，龙身绘黑漆，以红漆绘其麟爪，龙作奔腾状。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勺仅为两件，且在长沙地区的战国和汉代墓葬中很少发现这种竹胎漆器，实为珍贵。 朱地彩绘棺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230厘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
朱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三层，通体内外髹朱漆。棺外表的朱漆地上，又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颜色，彩绘龙、虎、朱雀、鹿和仙人等“祥瑞”的图案。
盖板上绘有对称的二龙二虎相对图案，二龙首相向，居于画面中的上方，龙身各自向两侧盘绕，尾伸至左右两下角。二虎相背于二龙之间，分别攀在龙首之下，口啮龙身。龙为粉褐色，用赭色勾边，身披鳞甲而有三角弧形斑纹，斑纹内填以绿色。虎为赤褐色，形象写实，尾部加饰流云。盖板的周缘，饰赭黄色勾连雷纹。
头挡主绘一座图案化的高山，山作等腰三角形，顶立于画面中央，山的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周围饰以缭绕的云气纹。
足挡画面的主题为双龙穿璧图案。白色的古璧居于画面中央，有两条带酱斑的藕色绶带将其自上而下地拴系，绶带的末端分列在画面的下侧。两条蜷曲的龙穿璧而过，龙首相向于璧上方的绶带两侧，龙身为粉褐色，披鳞甲而有凤羽，巨目利牙，虎爪蛇尾，双角较小。龙的旁边加饰以藕白色的云气纹。
左侧面周边饰菱形云纹，正中绘一座赤色的山，两侧各有一粉褐色龙，龙首相向于山的上方，龙身均呈波浪起伏状。左侧龙首之后，有一带酱黑斑纹的赤褐色虎，虎身向左，张口回首，其旁加饰云纹；龙尾之前，有一带云形花斑的藕褐色伏鹿，鹿首向左，两角粗壮，四足翘举。右侧龙首之后，有一朱雀，呈展翅欲飞状；龙尾之前，有一粉褐色的仙人，头发斑白，两手攀龙身。
右侧面的边纹也为菱形云纹，画面为繁复的勾连云纹。
朱地彩绘棺上的龙、虎、朱雀和鹿，都是我国古代所谓的“瑞兽”，被列入“四神”或“四灵”。头挡和左侧面上所绘高山，应该不是一般的山，而是所谓的仙山。 锦饰内棺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202厘米，宽69厘米，通高63厘米
锦饰内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四层，棺内修朱漆，棺外髹黑漆。盖棺之后，在黑漆层外面，横缠了两道宽12厘米的帛束，每道六七层。然后在棺的盖板和四壁板上，分别粘贴一层带菱形勾连纹的贴毛锦。壁板外所贴菱花贴毛锦的周边，又加饰一条宽12厘米的铺绒绣锦，中间又横贴一道，即贴成“日”字形。
过去在长沙地取得战国墓中，曾发现保存完整的带束木棺，但棺外贴丝织品作装饰的现象，还是首次发现，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 黑地彩绘棺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2.56米，宽1.18米，通高1.14米
黑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二层，棺内涂朱漆，右侧板内壁中上部的朱漆面上，有黑漆勾出的奔马和人，笔画草率，勉强成形。棺的外表，以黑漆为地，彩绘了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以及穿插其间、形态生动的许多神怪和禽兽。
黑地彩绘棺上的花纹，除盖板四侧边缘满饰带状卷云纹外，五面的四周都有宽15厘米以流云纹为中心的带状图案。盖板和左、右侧面的云气纹均为六组，上下两列，每列三组；头挡和足挡上的云气纹则均为四组，上下两列，每列二组。在画面上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兽身有尾的怪物。这种怪物，往往衔蛇操蛇，也有袍服人立的，但四肢似猿，手足不分。过去在长沙、信阳等地的楚墓中，曾经发现有口吐长舌、头有鹿角、两手操蛇的木雕怪物，一般认其为辟邪的镇墓兽，形象与此不无相似之处。楚人既“信鬼好祀”，江湘又“多怪神”，当时的统治阶级梦想死后升仙，在棺上图画许多“载蛇”的怪神是很自然的。
黑地彩绘棺上所绘的百个图像中，有怪神、怪兽、仙人、鸾鸟、鹤、豹，以及牛、鹿、蛇等十余种形象，其中怪神或怪兽最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神怪和禽兽形态各不相同，描绘得栩栩如生，变化多端，在云气间安排得十分得体，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和熟练的技法，是研究当时绘画艺术的重要材料。 云纹漆鼎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高28厘米，口径23厘米
此件漆鼎为椭圆球形，盖是球面形，上有三个橙色的环形钮，盖与鼎身用子母口套合，鼓腹，底略呈圜形。器口附两平直耳，有三个兽蹄形足。鼎的表面髹（xiū）黑漆，器内髹（xiū）红漆。口沿绘有一道菱纹图案，盖和器身绘红色和灰绿色的涡卷纹和方连纹等组成的几何云纹。足部用朱漆绘兽面纹，两耳云纹。鼎底部均朱书“二斗”两字，表明该器物的容量。
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的胎质主要有木胎和夹纻（zhù）胎两种，另外还有少数竹胎。木胎的制法有轮旋、割削、剜凿和卷制，不同器形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夹纻（zhù）胎是先用木头或泥土制成器型，作为内模，然后用多层麻布或缯（zēng）帛附于内模上，逐层涂漆，干实以后，去掉内模，便剩下夹纻（zhù）胎，称为“脱胎法”。其中木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木胎又包括旋木胎、斫（zhuó）木胎和卷木胎。这件云纹漆鼎的器腹内留有明显的旋削痕迹，应采用的是旋木胎。
最令人惊奇的是当考古工作者在清理一号墓云纹漆鼎时，竟然发现鼎内盛放有汤和莲藕片，并且浸泡在汤中二千一百多年的莲藕片仍清晰可辨。更使人不解的是：鼎中的藕片随着搬动次数和暴露于空气中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地减少，等运回到博物馆再看时，藕片竟然全部神奇般地消失了。这藕片为什么放在水中浸泡了二千一百多年都未腐烂，而出土后却又迅速消失了呢？据有关专家解释，出土时仍清晰可见的藕片，其实其内部纤维早已腐溶，仅存一完整的外形而已，出土后遇空气氧化作用，加上在起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震荡，藕片就会迅速溶解于水了。这一现象说明：长沙地区二千多年以来，很少发生过大的地震。否则，如若经常发生地震，间或还有大的地震发生，那么盛有藕片的鼎早已在椁室内覆翻，要么藕片早已溶解于水了。 云纹漆钫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高52厘米，腹边长23厘米
这件云纹漆钫（fāng）为直口平唇，口沿部分有一领圈，鼓腹，圈足。有盝（lù）顶式盖，盖顶上有四个S形钮， 这是作为一种装饰。器表面髹（xiū）黑漆，器内髹（xiū）红漆。盖顶朱绘云纹组成的“米”字形图案，橙黄色的钮。领圈朱绘鸟头形图案，其下为红色和灰绿色的云纹，肩部为菱形图案，腹部绘二圈红色和灰绿色的云纹，圈足上绘朱色凤鸟形图案。器外底部均朱书“四斗”二字。使人惊奇的是漆钫与漆锺一样出土时器内均残存酒类或羹类的沉渣。
另外，漆钫（fāng）的圈足外有戳记，字迹模糊不可辨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发现有烙印戳记的共计一百多件。它是在素胎上先烙印后涂漆，所以字迹比较模糊。将这些戳印互相对照可以认出有：“成市草”、“成市饱”、“中御饱”、“南倻国”等字样。不同戳记往往出现在一件器物上。这些戳记是说明产地和生产作坊的。“草”在汉代与“造”相通，古籍中常以“草”代“造”。 “饱”是指上漆的器物。“成市”即指成都。这说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不少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大部分都饰有花纹。装饰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多的是彩色漆绘，即将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后调入各种不同的颜料作画，这种彩绘的漆器，色彩光亮，不易剥落。其次是油彩画，用朱砂、石绿、石青、白粉等矿物粉状颜料调桐油后画在髹漆的器物上。第三是用针刻，即用针尖在已经涂漆的器物上刺刻花纹，称为“锥画”。有时还在刺刻的线缝内填入金彩，即可产生类似铜器上金银错的花纹效果。最后还有一种就是金银箔贴，是用金箔或银箔制成各种图纹，贴在器物的漆面上，即可呈现出“金银平脱”的效果。纹样的特点是细致而流利，最常见的有龙凤纹、云气纹、花草纹和各种几何形纹，也有近于写实的兽形、鸟形和鱼形等图纹。西汉前期的漆器，花纹富丽而繁复，到东汉时则趋于简素。 云纹漆锺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高57厘米，腹径35厘米
漆锺（zhōng）有一个硕大的腹腔，里面髹（xiū）红漆，外表髹（xiū）黑漆，在它的颈部饰有鸟形图案，口沿和圈足上朱绘波折纹和点纹，肩部和腹部饰有三圈朱色和灰绿色的云气纹和几何图案，盖上绘有云纹，并有三个橙黄色纽。线条流畅、洒脱。外底部正中书有“石”字，“石”为汉制120斤，相当我们今天的27斤。经实测其容量为19.5升，像这样大的漆锺一般是用于宴会场合。漆锺为旋木胎制成，其胎质较厚，给人以造型稳重牢实之感，要制作如此大的一件旋木胎漆器非常的困难，可谓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那么如此高大的漆锺（zhōng）究竟作何用呢？根据出土器内残存的酒类沉渣和墓中出土的“遣策”表明，它是用来盛温酒的器具。何谓温酒？其实温即醖（yùn）。《说文·酉部》解释：“醖（yùn），酿也。”就是用经过发酵大米酒曲酿制成的低浓度酒，与现在的甜酒相似。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早在原始社会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开始造曲酿酒。进入殷商时期，人们进一步懂得酿酒必先造酒曲，即所谓“若作酒醴，而惟麴（qū）（曲）”。马王堆一、三号墓随葬器物的清单中均有“麴（qū）”即酒曲的记载，出土的五彩漆食奁内盛有碎饼状物，当属酒曲之内。酒曲就是经过发酵的大米。酒则是碳水化合物经过发酵作用而生成的，凡是用酒曲酿制而成的米酒，均为低浓度酒。到了唐代，我国已能酿制浓度较高的“烧酒”即今“白干”。其酒精含量一般都在60%左右，它是经过加热蒸馏而得到的蒸馏酒。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闻琥珀香。”至汉代酿酒技术就更加娴熟了。 博具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博具盒边长45.5厘米，通高17厘米。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是迄今出土最为完整的一套博具。
博是古代一种争胜负、赌输赢的游戏。先秦时期已经流行，汉时尤盛。据目前考古发掘报道，已出土30余件古代博具实物（包括冥器），其中7件出自战国、秦代墓葬，20多件出自两汉墓葬。
博戏在我国起源很早，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戳辱之。”可见博的出现，最迟不晚于商代。博戏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成为人们喜爱的娱乐活动。《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陆博蹹（tà）踘者。”《史记·滑稽列传》也记载：“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由此可以想象出战国博戏之热闹场面。
在汉代，博戏更是风行一时，上自天子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是博戏迷，有的人甚至都迷恋到了“废事忘业，忘寝与食”的程度。据史书记载，汉代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和宣帝都是博戏迷。由于最高统治者都酷爱博戏，所以博戏在社会上就更加流行，甚至善博的人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博戏在先秦时代，是男人们的娱乐活动，到了汉代妇女也进行博戏，甚至有用博具作为嫁妆的。汉宣帝时江都王之女嫁给乌孙昆莫，宣帝赐以博具。当时人们酷爱博戏，甚至认为天上的神仙也和人间一样，是酷爱博戏的，所以在举行祭祀时，也要张设博具。在《汉书·五行志》中有记载：哀帝建平四年，“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词西王母。”由此说明汉代的人们对博戏的喜爱程度可见一斑。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这套博具，较为完整。可贵的是，能够与同墓出土的一份“遣策”（登记随葬品的简册）记录相对照，使我们了解到博戏用具的一些情况。主要有：博局（棋盘）、其（棋子）、筭（suàn）（筹码）、采或焭（qióng）（骰子）、刀、削和小铲等，并且用博具盒盛放。
三号墓出土的这套博具异常精美。放置在特制的漆盒内，有1件方形髹（xiū）黑漆木博局，用象牙条嵌出方框和曲道。12根象牙箸状长筹码，30根象牙箸状短筹码，12枚象牙大棋子，18枚小棋子，1件小木铲，1个象牙削刀和1件环首角质刻刀。博具盒平面呈正方形，盒面上施用所谓“锥画”技法装饰，即针刻出飞鸟及云气纹，其间还朱漆描绘几何纹。博局即玩六博的棋盘，亦呈正方形，上用牙条镶嵌出中心及四周方框，作L形或T形的十二个曲道及四个飞鸟图案。盒底设有长方形、方形和椭圆形的小格以放置棋子等物品。博戏要掷采（即骰子），但盒内没有发现骰子。后来，在清理中，在一件双层六子漆奁（lián ）中见到了骰子。骰为球形十八面体，木质、髹（xiū）深褐色漆，径4.5厘米。正适合放在博具空出的小格里。骰子十八面体，除十六面分别刻出一至十六数字，其中相对的两面，一面刻篆文“骄”字，另一面刻“妻畏”字。补上这一枚骰子，可以确认这是一套博戏用具。
《古博经》中提到，汉代博戏用十二棋，六白六黑，掷采行走，称为六博。汉墓出土的博戏俑和画像石刻出的博戏图，所置筹码，棋盘格式与三号墓的博局形式相似，或为“六博”。不过汉代博戏，有大博小博，玩法不一，名称也异。三号墓出土的这套博具，是否就是“六博”，还待考证。对博过程中，争胜负还是十分激烈的，胜者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每有见之。如江市苏沛县画像石上的博戏图，两人对局，中间放着棋盘、棋子和筹码。右边一人正欲下子，左边一人举臂伸手，张嘴高呼，已是大胜，非常生动传神。
秦汉时期的博，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投箸的博和投焭（qióng）的博。此外还有格五又叫塞，是博的变种。
投箸的博有三种，即投二箸的博、投六箸的博和投八箸的博。但普遍流行的是投六箸的博。投六箸的博叫六博，又叫大博。它由博局、六箸和十二棋组成。
投焭（qióng）的博有两种，即投一焭（qióng）的博和投二焭（qióng）的博。
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的这套完整的博具属于投一焭（qióng）的博。它与六博的不同之处是没有箸，但有焭（qióng）。另外它还有四十二根算筹，这也是六博所没有的。
关于博戏的玩法，史料中没有完整的记载，从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以大致了解博戏的情形。两个人面向棋盘而坐，分别执六枚黑棋与六枚白棋，并将棋子置于博局上所绘的十二个L形或T形的曲道上，然后轮流掷骰子，由于骰子是十八面的球形体，所以投出以后，要旋转一阵才能停下来。骰子停下来后以最上面所刻之字行棋，即所谓“视其转止，依以争道”。十八面中，有一面刻“骄”字，如果投得“骄”，则把棋竖起来，称为“骄”棋或“枭”棋，是指一种有利的棋步，与之相对的一面刻的“妻畏”字，是“骄”的反义词，表示不利的棋步，其余十六面刻有数字一至十六。通过投掷骰子所获得的数字来行棋，从而获得对方的筹码，并以获得筹码的多少来决定胜负。当时玩六博棋的关键在于棋路畅通，故有弈棋双方争道的现象，甚至为此发生过血腥事件。如汉景帝刘启在位时，汉朝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件重大事件——七国之乱，而发生此次事件的导火线就是博戏。《史记·吴王濞（bì）列传》中记载，刘启在当太子时，有一次因为玩博戏与吴国太子发生争吵，刘启年轻气盛，用博具将吴国太子击死，吴王因此怨恨在心。后来景帝做了皇帝后，又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削藩”的建议，于是吴王刘濞（bì）被激怒，他联合了楚王刘戊组成七个诸侯国向汉中央发动军事进攻，同时还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幌子，这次反叛后来被周亚夫率领的大军击败。小小的博局竟然引起政局动荡，令人感叹。
魏晋以后，博戏开始走向衰落，唐代以后便由今天的象棋取代。到了两宋时期，终于失传，以致如今发现汉代博具，却不知这类博戏的具体玩法。至此，在宋代，出现了单以掷采为博的赌输赢游戏，以骰子的红黑或点数多少分胜负，更与汉代掷采行棋的相博完全不同了。
博具（下图）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通高5厘米，长78厘米，宽48厘米
漆案的胎骨是利用刨、削、剜、凿的方法制成，这种制作方法称为斫（zhuó）木胎。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二件形制、花纹相似的漆案，案内髹（xiū ）红、黑漆为地，黑漆地上绘红、灰绿色组成的流畅的云纹，底部红漆书“軑（dài ）侯家”三字，表示这件器物属谁所有。其中一件出土于椁室的北边箱，出土时，案上完好地放有五件小漆盘，盘内盛有炭化或腐烂后的牛排等食物及一套竹串，另外，还放了二件饮酒的漆卮和一件漆耳杯，耳杯上放有一双箸。有趣的是，与案在同一个边箱的文物，西为漆屏风、漆几、绣枕及一些美容用品，东部则是侍俑、歌舞俑等照顾主人生活或为其排解寂寞的“奴婢”，而该箱室的四壁，还张挂了丝织帷幔。无疑，该箱室是轪（dài ）侯夫人生前日常生活场景的模拟，这件漆案则是摆在她座前的盛放食物的家具。
五个小漆盘盛有不同的食物，漆卮（zhī ）为饮酒和饮水器，箸（zhù）为竹筷。先秦时期，人们进餐时大部分用手取。到秦汉时开始使用竹筷，东汉饮食时使用筷子就更加普遍。这种轻便的小型食案在汉代墓葬中出土颇多，为陈举进食而用，类似托盘的作用，为了便于当时人们“席地而坐”进食器具低矮才适宜的习俗和便于“举案齐眉”，所以漆案具有案面较薄、造型轻巧、四沿高起构成了“拦水线”防止汤水外溢、墓葬中与食具同出等特点。
食具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皿，汉代的食具在继承前代食具的基础上向前不断发展，其品类和造型丰富多彩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成为汉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这种摆设反映了二千多年前贵族宴饮进餐时分餐制的情景。我们今天已经不再使用分餐制，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用餐，一般都是采用大家围着桌子一起进食的方式。其实，这种会食传统产生的历史并不久远，而分餐制的方式却有悠久的历史了。考古学家们在距今约4500年以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说明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分餐制。而真正意义上的会食制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距今也只有一千多年，而分餐制的历史有三千多年。漆屏风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通高62厘米，长72厘米，宽58厘米
一号墓出土的这件云龙纹漆屏风为斫（zhuó）木胎，长方形，屏板下有一对足座加以承托。屏板正面红漆地，绘有一条巨龙穿梭在云层里，龙首上长着两只长耳，龙身绿色，朱绘鳞爪，作飞腾状。边框饰朱色菱形图案。屏板背面用朱地彩绘几何方连纹，以浅绿色油彩绘，中心部分绘有谷纹璧。据墓葬中的遣策记录，原屏长5尺（折合现在1.2米左右），高3尺，此屏风是为随葬而制作的冥器。
屏风起源很早，它的使用在西周初期就已开始，不过当时没有屏风这个词，称其为“邸”，《周礼·掌次》载：“设皇邸”。皇邸，即周朝时为天子专用的屏风，它以木为框，糊以绛帛，上画斧纹，斧形的近刃处画色，其余部分画黑色，这是天子名位与权力的象征。《汉书·陈万年传》记载，西汉时期，善于诌媚的御史大夫陈万年病卧床上，教训儿子陈咸直到深夜，“咸睡，头触屏风”。屏风最初主要是为了挡风和遮蔽之用，但随着屏风的普遍使用，品种也不断增多。到春秋战国时期，屏风的使用已相当广泛，出现了精巧的座屏，到了汉代屏风的使用更加普遍，尤其是漆屏风，它属于考究的家具，只有富贵人家才能拥有享用。西汉时期，漆器的出现，代表了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据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一杯棬（quān）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由此可见制作一件漆屏风要花费相当多的人力，说明了漆器的珍贵，同时也反映了軑（dài）侯家的豪华生活。《西京杂记》中也有记载：“汉文帝为太子时，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wǔ）高轩，屏风帷帐甚丽。”西汉宫廷里的屏风种类就更多，有精美华丽的云母屏风、玻璃屏风、杂玉龟甲屏风等等。
漆屏风背面（下图）
龙纹锦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衣物用料。战国时期，楚国是织锦的主要产地之一，1953年长沙仰天湖出土了一大批竹简，简文中有很多关于锦的记载。1957年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了对龙对凤纹锦等。汉初织锦显然与楚国织锦在纺织技术、纹饰风格上一脉相承。该锦纹样主要取材于商周青铜器上的夔龙纹样。变形龙纹，似翱翔在云海，安祥自在地戏耍火珠，可谓“双龙戏珠”。夔龙身中部鳞片似在颤动，龙尾作扶摇回转。整个画面给人们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由于其花纹变化多端，织造技术相当高超。 丝履
长26厘米，头宽7厘米。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履即鞋。此件为轪侯夫人所着之履。履面以丝缕编织，底用麻线编成。这种鞋当时较为常见，东汉以后大兴，贵贱均可穿着。《孔雀东南飞》即有“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等诗句。其制唐宋元明清历代相承，经久不衰，并沿用至近代。绛紫绢袜
底长23.4厘米，头宽8厘米。绢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此袜齐头，靿（yào，袜筒）后开口，开口处并附袜带。以绛紫绢缝制而成，缝在脚面和后侧，袜底无缝。袜面用绢较细，袜里用绢较粗。袜带是素纱。
袜在古代通常作足衣解，一般写成“襪”。如《释名?释衣服》称：“襪，末也，在脚末也。”更早的时候，则写成“韤”或“韈”，《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声子韤而登席。”《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文王伐崇，至凤黄虚，韈系解，因自结。”《说文?韦部》：“韤，足衣也”。马王堆一号墓329号竹笥内共出土2双相同的袜子，为汉初弥足珍贵的服饰实物。 绢裙
长87厘米，腰宽143厘米。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此件为西汉时期的衬裙，一般穿在直裾、曲裾衣服之内。用4幅上窄下宽的绛紫色绢缝成，上部加缝裙腰，裙腰两端加长作裙带。
裙在古代叫做“裳”，亦作“常”。因着在下体，又称“下裳”。与上衣组成套装。裙的起源较早，《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因其宽大，可以缠绕在身，作为贵族服饰有类似于裤子的功能。 绮地“信期绣”香囊
长50厘米，底径13厘米。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此件为西汉贵妇随身携带的香袋。上部为素绢，下部用黄色绮地“信期绣”缝制，底为几何纹绒圈锦，腰有系带。内装茅香，遣策称其为“香囊”。当时妇女用香料以辟邪、避虫叮咬、祛恶、避秽等，这些香料多被装在身边携带的香囊内。辛追遗体出土时两手握类似的绣花绢面香囊，囊内盛香草。古楚地的习俗有“昼配香囊，夜用香枕”之说，该墓出土4件香囊，内盛茅香、花椒、辛夷等香料，另外还出土1件填塞佩兰叶的药枕，可印证此说。 淡黄色组带
长145厘米，宽11厘米。一号墓出土。
组带为用左右两组经线交叉编织的带状双层织物。当时的衣服没有纽扣，罗地“信期绣”绵衣、印花敷彩纱绵衣等上衣下裳相连的服装均要以腰带系结，这种丝织的腰带当时称为“大带”，以带钩相扣或打结，打结后两端下垂，叫做“垂绅”。该组带放置于九子漆奁中，可见为墓主人生前服饰常用之物，可能就是系结绵衣类长衣的大带。 铺绒绣残片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长41厘米 宽13厘米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一号墓内棺的装饰绣品。用朱红、黑、烟三色丝线在褐色绢上绣出黑色斜方格纹，格内再绣红色和烟色的树纹。它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平针满绣绣品。铺绒绣是刺绣传统针法之一。纱绣针法的一种。以素纱作底，用彩丝在纱底上刺绣出花纹。绣满纱底，不露地子的叫“铺绒”。 绢地茱萸纹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长34厘米，宽35厘米。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用朱红、土黄、深土黄色丝线，在绢上绣茱萸花。茱萸是一种茴香科植物，古人认为佩带茱萸，可以辟邪去灾。茱萸纹也就成了中国古代一种寓意吉祥的图案。 黄棕绢地“乘云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长42厘米 宽38厘米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用朱红、棕红、橄榄绿等色丝线，采用锁绣法，在黄棕绢地上绣出飞卷的流云，云气中隐约可见露头的凤鸟，寓意凤鸟乘云。 “遣策”称之为“乘云绣”。 绒圈锦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残长40厘米 宽30厘米 。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绒圈锦，或称起绒锦、起毛锦，是三枚经线提花并起绒圈的经四重组织。这种锦花型层次分明，圈大小交替，纹样具立体效果，因而外观甚为华丽。 朱色菱纹罗手套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长26.5厘米 上口宽、下口宽8.8厘米，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手套，直筒露指式。掌面朱红色菱纹罗，正裁，缝在拇指上下。
黄纱地印花敷彩丝绵袍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袖通长250厘米 身长129厘米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印花与绘彩相结合制成的衣服，属于汉代贵族妇女一种华丽的时装。直裾，交领，右衽。印花敷彩纱袍面，素纱里，丝绵絮。面料采用多色印绘工艺，色彩有朱红、粉白、墨黑、银灰、冷灰和暖灰等，花纹印制得线条流畅，层次分明，技艺特佳，为迄今所见最早的印花、敷彩相结合的丝织物。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45厘米，宽10.5厘米，高12厘米
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的北边箱，长方形，出土时内部填塞佩兰叶。两端的枕顶用起毛锦，上下两面为茱萸纹绣，而两个侧面则用“长寿绣”香色绢。上下和两侧面的中部，各有一行绛红线缕钉成的四个十字形穿心结，每个结都是横线压竖线，两端也各有一个十字结，以便约束枕内填塞的草芯。
佩兰为菊科植物，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入上品，称兰草，有理气、止痛、辟邪、开窍之药用。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茅香、辛夷、杜衡等多种中草药，盛放在香囊、香枕、薰炉以及竹笥内。使用香囊、香枕及熏香，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习俗，在汉墓中发现乃是楚俗的相传。楚辞“纫秋兰以为佩”，古文献载熏香“终日焚之可以辟瘟远邪”，茅香“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都是指这些草药有芳香、消毒和预防疾病的作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薰炉均有数件，但药枕只此一件，且保存较为完整，实属珍贵。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45厘米，宽10.5厘米，高12厘米
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的北边箱，长方形，出土时内部填塞佩兰叶。两端的枕顶用起毛锦，上下两面为茱萸纹绣，而两个侧面则用“长寿绣”香色绢。上下和两侧面的中部，各有一行绛红线缕钉成的四个十字形穿心结，每个结都是横线压竖线，两端也各有一个十字结，以便约束枕内填塞的草芯。
佩兰为菊科植物，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入上品，称兰草，有理气、止痛、辟邪、开窍之药用。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茅香、辛夷、杜衡等多种中草药，盛放在香囊、香枕、薰炉以及竹笥内。使用香囊、香枕及熏香，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习俗，在汉墓中发现乃是楚俗的相传。楚辞“纫秋兰以为佩”，古文献载熏香“终日焚之可以辟瘟远邪”，茅香“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都是指这些草药有芳香、消毒和预防疾病的作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薰炉均有数件，但药枕只此一件，且保存较为完整，实属珍贵。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45厘米，宽10.5厘米，高12厘米
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的北边箱，长方形，出土时内部填塞佩兰叶。两端的枕顶用起毛锦，上下两面为茱萸纹绣，而两个侧面则用“长寿绣”香色绢。上下和两侧面的中部，各有一行绛红线缕钉成的四个十字形穿心结，每个结都是横线压竖线，两端也各有一个十字结，以便约束枕内填塞的草芯。
佩兰为菊科植物，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入上品，称兰草，有理气、止痛、辟邪、开窍之药用。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茅香、辛夷、杜衡等多种中草药，盛放在香囊、香枕、薰炉以及竹笥内。使用香囊、香枕及熏香，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习俗，在汉墓中发现乃是楚俗的相传。楚辞“纫秋兰以为佩”，古文献载熏香“终日焚之可以辟瘟远邪”，茅香“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都是指这些草药有芳香、消毒和预防疾病的作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薰炉均有数件，但药枕只此一件，且保存较为完整，实属珍贵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45厘米，宽10.5厘米，高12厘米
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的北边箱，长方形，出土时内部填塞佩兰叶。两端的枕顶用起毛锦，上下两面为茱萸纹绣，而两个侧面则用“长寿绣”香色绢。上下和两侧面的中部，各有一行绛红线缕钉成的四个十字形穿心结，每个结都是横线压竖线，两端也各有一个十字结，以便约束枕内填塞的草芯。
佩兰为菊科植物，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入上品，称兰草，有理气、止痛、辟邪、开窍之药用。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茅香、辛夷、杜衡等多种中草药，盛放在香囊、香枕、薰炉以及竹笥内。使用香囊、香枕及熏香，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习俗，在汉墓中发现乃是楚俗的相传。楚辞“纫秋兰以为佩”，古文献载熏香“终日焚之可以辟瘟远邪”，茅香“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都是指这些草药有芳香、消毒和预防疾病的作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薰炉均有数件，但药枕只此一件，且保存较为完整，实属珍贵。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45厘米，宽10.5厘米，高12厘米
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的北边箱，长方形，出土时内部填塞佩兰叶。两端的枕顶用起毛锦，上下两面为茱萸纹绣，而两个侧面则用“长寿绣”香色绢。上下和两侧面的中部，各有一行绛红线缕钉成的四个十字形穿心结，每个结都是横线压竖线，两端也各有一个十字结，以便约束枕内填塞的草芯。
佩兰为菊科植物，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入上品，称兰草，有理气、止痛、辟邪、开窍之药用。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茅香、辛夷、杜衡等多种中草药，盛放在香囊、香枕、薰炉以及竹笥内。使用香囊、香枕及熏香，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习俗，在汉墓中发现乃是楚俗的相传。楚辞“纫秋兰以为佩”，古文献载熏香“终日焚之可以辟瘟远邪”，茅香“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都是指这些草药有芳香、消毒和预防疾病的作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薰炉均有数件，但药枕只此一件，且保存较为完整，实属珍贵。
绢地“长寿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残长12厘米，宽31厘米。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其以绢为底，用浅棕红、橄榄绿、紫灰、深绿等色丝线，在绢地上绣出变形云纹、花蕾、枝叶及似鸟的头部图案。“遣策”称之为“长寿绣”。
长87厘米，腰宽143厘米。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此件为西汉时期的衬裙，一般穿在直裾、曲裾衣服之内。用4幅上窄下宽的绛紫色绢缝成，上部加缝裙腰，裙腰两端加长作裙带。
裙在古代叫做“裳”，亦作“常”。因着在下体，又称“下裳”。与上衣组成套装。裙的起源较早，《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因其宽大，可以缠绕在身，作为贵族服饰有类似于裤子的功能。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通高5厘米，长78厘米，宽48厘米
漆案的胎骨是利用刨、削、剜、凿的方法制成，这种制作方法称为斫（zhuó）木胎。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二件形制、花纹相似的漆案，案内髹（xiū ）红、黑漆为地，黑漆地上绘红、灰绿色组成的流畅的云纹，底部红漆书“軑（dài ）侯家”三字，表示这件器物属谁所有。其中一件出土于椁室的北边箱，出土时，案上完好地放有五件小漆盘，盘内盛有炭化或腐烂后的牛排等食物及一套竹串，另外，还放了二件饮酒的漆卮和一件漆耳杯，耳杯上放有一双箸。有趣的是，与案在同一个边箱的文物，西为漆屏风、漆几、绣枕及一些美容用品，东部则是侍俑、歌舞俑等照顾主人生活或为其排解寂寞的“奴婢”，而该箱室的四壁，还张挂了丝织帷幔。无疑，该箱室是轪（dài ）侯夫人生前日常生活场景的模拟，这件漆案则是摆在她座前的盛放食物的家具。
五个小漆盘盛有不同的食物，漆卮（zhī ）为饮酒和饮水器，箸（zhù）为竹筷。先秦时期，人们进餐时大部分用手取。到秦汉时开始使用竹筷，东汉饮食时使用筷子就更加普遍。这种轻便的小型食案在汉代墓葬中出土颇多，为陈举进食而用，类似托盘的作用，为了便于当时人们“席地而坐”进食器具低矮才适宜的习俗和便于“举案齐眉”，所以漆案具有案面较薄、造型轻巧、四沿高起构成了“拦水线”防止汤水外溢、墓葬中与食具同出等特点。
食具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皿，汉代的食具在继承前代食具的基础上向前不断发展，其品类和造型丰富多彩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成为汉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这种摆设反映了二千多年前贵族宴饮进餐时分餐制的情景。我们今天已经不再使用分餐制，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用餐，一般都是采用大家围着桌子一起进食的方式。其实，这种会食传统产生的历史并不久远，而分餐制的方式却有悠久的历史了。考古学家们在距今约4500年以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说明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分餐制。而真正意义上的会食制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距今也只有一千多年，而分餐制的历史有三千多年。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通高5厘米，长78厘米，宽48厘米
漆案的胎骨是利用刨、削、剜、凿的方法制成，这种制作方法称为斫（zhuó）木胎。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二件形制、花纹相似的漆案，案内髹（xiū ）红、黑漆为地，黑漆地上绘红、灰绿色组成的流畅的云纹，底部红漆书“軑（dài ）侯家”三字，表示这件器物属谁所有。其中一件出土于椁室的北边箱，出土时，案上完好地放有五件小漆盘，盘内盛有炭化或腐烂后的牛排等食物及一套竹串，另外，还放了二件饮酒的漆卮和一件漆耳杯，耳杯上放有一双箸。有趣的是，与案在同一个边箱的文物，西为漆屏风、漆几、绣枕及一些美容用品，东部则是侍俑、歌舞俑等照顾主人生活或为其排解寂寞的“奴婢”，而该箱室的四壁，还张挂了丝织帷幔。无疑，该箱室是轪（dài ）侯夫人生前日常生活场景的模拟，这件漆案则是摆在她座前的盛放食物的家具。
五个小漆盘盛有不同的食物，漆卮（zhī ）为饮酒和饮水器，箸（zhù）为竹筷。先秦时期，人们进餐时大部分用手取。到秦汉时开始使用竹筷，东汉饮食时使用筷子就更加普遍。这种轻便的小型食案在汉代墓葬中出土颇多，为陈举进食而用，类似托盘的作用，为了便于当时人们“席地而坐”进食器具低矮才适宜的习俗和便于“举案齐眉”，所以漆案具有案面较薄、造型轻巧、四沿高起构成了“拦水线”防止汤水外溢、墓葬中与食具同出等特点。
食具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皿，汉代的食具在继承前代食具的基础上向前不断发展，其品类和造型丰富多彩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成为汉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这种摆设反映了二千多年前贵族宴饮进餐时分餐制的情景。我们今天已经不再使用分餐制，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用餐，一般都是采用大家围着桌子一起进食的方式。其实，这种会食传统产生的历史并不久远，而分餐制的方式却有悠久的历史了。考古学家们在距今约4500年以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说明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分餐制。而真正意义上的会食制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距今也只有一千多年，而分餐制的历史有三千多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19.2厘米，宽16.2厘米，通高13厘米
漆盒呈椭圆形，斫木胎，即用刨、剜、凿等手法将一木块或木板斫削出器形。具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器内及盖内髹红漆无纹饰。器身及器盖均髹黑褐色漆，再以红漆和黑漆绘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底部光素无纹饰。上、下口沿均以红漆书“轪侯家”三字。
盒内装小耳杯七件，其中六件顺叠，最后一件反扣。反扣杯为重沿，两耳断面呈三角形，恰好与六件顺叠杯严密相扣。七件小耳杯与马王堆出土的其它耳杯形制相同，均为斫木胎，椭圆形，两侧耳呈月牙形，圆唇、小平底。杯内髹红漆无纹饰，中以黑漆书“君幸酒”三字，两耳及外壁髹黑漆，两耳及口沿外部朱绘菱纹和绳纹组成的几何图案。
在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称这种小耳杯为“小具杯”，因此专为存放小耳杯的漆盒就被称为“具杯盒”。这种设计奇特、制作精巧的具杯盒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也出土两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内装九件小耳杯，其中八件顺叠，一件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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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19.2厘米，宽16.2厘米，通高13厘米
漆盒呈椭圆形，斫木胎，即用刨、剜、凿等手法将一木块或木板斫削出器形。具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器内及盖内髹红漆无纹饰。器身及器盖均髹黑褐色漆，再以红漆和黑漆绘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底部光素无纹饰。上、下口沿均以红漆书“轪侯家”三字。
盒内装小耳杯七件，其中六件顺叠，最后一件反扣。反扣杯为重沿，两耳断面呈三角形，恰好与六件顺叠杯严密相扣。七件小耳杯与马王堆出土的其它耳杯形制相同，均为斫木胎，椭圆形，两侧耳呈月牙形，圆唇、小平底。杯内髹红漆无纹饰，中以黑漆书“君幸酒”三字，两耳及外壁髹黑漆，两耳及口沿外部朱绘菱纹和绳纹组成的几何图案。
在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称这种小耳杯为“小具杯”，因此专为存放小耳杯的漆盒就被称为“具杯盒”。这种设计奇特、制作精巧的具杯盒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也出土两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内装九件小耳杯，其中八件顺叠，一件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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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19.2厘米，宽16.2厘米，通高13厘米
漆盒呈椭圆形，斫木胎，即用刨、剜、凿等手法将一木块或木板斫削出器形。具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器内及盖内髹红漆无纹饰。器身及器盖均髹黑褐色漆，再以红漆和黑漆绘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底部光素无纹饰。上、下口沿均以红漆书“轪侯家”三字。
盒内装小耳杯七件，其中六件顺叠，最后一件反扣。反扣杯为重沿，两耳断面呈三角形，恰好与六件顺叠杯严密相扣。七件小耳杯与马王堆出土的其它耳杯形制相同，均为斫木胎，椭圆形，两侧耳呈月牙形，圆唇、小平底。杯内髹红漆无纹饰，中以黑漆书“君幸酒”三字，两耳及外壁髹黑漆，两耳及口沿外部朱绘菱纹和绳纹组成的几何图案。
在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称这种小耳杯为“小具杯”，因此专为存放小耳杯的漆盒就被称为“具杯盒”。这种设计奇特、制作精巧的具杯盒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也出土两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内装九件小耳杯，其中八件顺叠，一件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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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19.2厘米，宽16.2厘米，通高13厘米
漆盒呈椭圆形，斫木胎，即用刨、剜、凿等手法将一木块或木板斫削出器形。具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器内及盖内髹红漆无纹饰。器身及器盖均髹黑褐色漆，再以红漆和黑漆绘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底部光素无纹饰。上、下口沿均以红漆书“轪侯家”三字。
盒内装小耳杯七件，其中六件顺叠，最后一件反扣。反扣杯为重沿，两耳断面呈三角形，恰好与六件顺叠杯严密相扣。七件小耳杯与马王堆出土的其它耳杯形制相同，均为斫木胎，椭圆形，两侧耳呈月牙形，圆唇、小平底。杯内髹红漆无纹饰，中以黑漆书“君幸酒”三字，两耳及外壁髹黑漆，两耳及口沿外部朱绘菱纹和绳纹组成的几何图案。
在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称这种小耳杯为“小具杯”，因此专为存放小耳杯的漆盒就被称为“具杯盒”。这种设计奇特、制作精巧的具杯盒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也出土两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内装九件小耳杯，其中八件顺叠，一件反扣。
云纹漆盒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腹径20.6厘米，通高18厘米
旋木胎，系取一大小适当的木块，旋出外壁和底部，而腹腔可能是剜凿出来的，胎质较厚。漆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盖顶有一圈高约1厘米的凸棱，器底有凸棱似的圈足。器表髹黑漆，器内为红漆。盖顶中心以红色的线条勾勒出三只凤鸟，凤鸟作反首回盼、相互呼应的姿态，鸟身羽毛细如发丝。整个图案组织严密对称，线条流畅。上盖四周和器身腹部均朱绘鸟形图案。盖内和器内均以黑漆书写“君幸食”三字，外底部以红漆书写“六升半升”四字。出土时，漆盒内装有饼状实物。
漆绘云纹匕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柄长36.4厘米，斗宽8.5厘米
斫木胎，系用刨、剜、凿等手法将一木块或木板斫削出器形。分斗和柄两部分。斗作簸箕形，斗内红漆无纹饰，背面黑地，上绘红色和灰绿色组成的云纹。长柄，柄端和柄中间各有朱绘宽带纹一道，其余为黑地，上绘红色和灰绿色的云纹。柄的背面为黑地无纹饰。
古籍中凡言鼎必兼及匕，在考古工作中也经常发现匕与鼎共出，或匕置于鼎中，可见匕与鼎的关系密切，是用来舀取鼎中食物的工具。
漆绘龙纹勺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柄长53厘米，斗径7.8厘米
竹胎，分斗和柄两部分。斗以竹节为底，成筒形，柄为长竹条制成，接榫处用竹钉与斗相连接。斗内髹红漆无纹饰，外壁及底部黑漆地上，分别绘红色几何纹和柿蒂纹。柄的花纹分为三段，靠近斗的一段为一条形透雕，上为浮雕编辫纹，髹红漆；中部一段为三条形透雕，上有浮雕编辫纹三个；柄端一段为红漆地，上面浮雕龙纹，龙身绘黑漆，以红漆绘其麟爪，龙作奔腾状。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勺仅为两件，且在长沙地区的战国和汉代墓葬中很少发现这种竹胎漆器，实为珍贵。 朱地彩绘棺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230厘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
朱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三层，通体内外髹朱漆。棺外表的朱漆地上，又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颜色，彩绘龙、虎、朱雀、鹿和仙人等“祥瑞”的图案。
盖板上绘有对称的二龙二虎相对图案，二龙首相向，居于画面中的上方，龙身各自向两侧盘绕，尾伸至左右两下角。二虎相背于二龙之间，分别攀在龙首之下，口啮龙身。龙为粉褐色，用赭色勾边，身披鳞甲而有三角弧形斑纹，斑纹内填以绿色。虎为赤褐色，形象写实，尾部加饰流云。盖板的周缘，饰赭黄色勾连雷纹。
头挡主绘一座图案化的高山，山作等腰三角形，顶立于画面中央，山的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周围饰以缭绕的云气纹。
足挡画面的主题为双龙穿璧图案。白色的古璧居于画面中央，有两条带酱斑的藕色绶带将其自上而下地拴系，绶带的末端分列在画面的下侧。两条蜷曲的龙穿璧而过，龙首相向于璧上方的绶带两侧，龙身为粉褐色，披鳞甲而有凤羽，巨目利牙，虎爪蛇尾，双角较小。龙的旁边加饰以藕白色的云气纹。
左侧面周边饰菱形云纹，正中绘一座赤色的山，两侧各有一粉褐色龙，龙首相向于山的上方，龙身均呈波浪起伏状。左侧龙首之后，有一带酱黑斑纹的赤褐色虎，虎身向左，张口回首，其旁加饰云纹；龙尾之前，有一带云形花斑的藕褐色伏鹿，鹿首向左，两角粗壮，四足翘举。右侧龙首之后，有一朱雀，呈展翅欲飞状；龙尾之前，有一粉褐色的仙人，头发斑白，两手攀龙身。
右侧面的边纹也为菱形云纹，画面为繁复的勾连云纹。
朱地彩绘棺上的龙、虎、朱雀和鹿，都是我国古代所谓的“瑞兽”，被列入“四神”或“四灵”。头挡和左侧面上所绘高山，应该不是一般的山，而是所谓的仙山。 锦饰内棺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202厘米，宽69厘米，通高63厘米
锦饰内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四层，棺内修朱漆，棺外髹黑漆。盖棺之后，在黑漆层外面，横缠了两道宽12厘米的帛束，每道六七层。然后在棺的盖板和四壁板上，分别粘贴一层带菱形勾连纹的贴毛锦。壁板外所贴菱花贴毛锦的周边，又加饰一条宽12厘米的铺绒绣锦，中间又横贴一道，即贴成“日”字形。
过去在长沙地取得战国墓中，曾发现保存完整的带束木棺，但棺外贴丝织品作装饰的现象，还是首次发现，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 黑地彩绘棺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2.56米，宽1.18米，通高1.14米
黑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二层，棺内涂朱漆，右侧板内壁中上部的朱漆面上，有黑漆勾出的奔马和人，笔画草率，勉强成形。棺的外表，以黑漆为地，彩绘了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以及穿插其间、形态生动的许多神怪和禽兽。
黑地彩绘棺上的花纹，除盖板四侧边缘满饰带状卷云纹外，五面的四周都有宽15厘米以流云纹为中心的带状图案。盖板和左、右侧面的云气纹均为六组，上下两列，每列三组；头挡和足挡上的云气纹则均为四组，上下两列，每列二组。在画面上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兽身有尾的怪物。这种怪物，往往衔蛇操蛇，也有袍服人立的，但四肢似猿，手足不分。过去在长沙、信阳等地的楚墓中，曾经发现有口吐长舌、头有鹿角、两手操蛇的木雕怪物，一般认其为辟邪的镇墓兽，形象与此不无相似之处。楚人既“信鬼好祀”，江湘又“多怪神”，当时的统治阶级梦想死后升仙，在棺上图画许多“载蛇”的怪神是很自然的。
黑地彩绘棺上所绘的百个图像中，有怪神、怪兽、仙人、鸾鸟、鹤、豹，以及牛、鹿、蛇等十余种形象，其中怪神或怪兽最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神怪和禽兽形态各不相同，描绘得栩栩如生，变化多端，在云气间安排得十分得体，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和熟练的技法，是研究当时绘画艺术的重要材料。 云纹漆鼎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高28厘米，口径23厘米
此件漆鼎为椭圆球形，盖是球面形，上有三个橙色的环形钮，盖与鼎身用子母口套合，鼓腹，底略呈圜形。器口附两平直耳，有三个兽蹄形足。鼎的表面髹（xiū）黑漆，器内髹（xiū）红漆。口沿绘有一道菱纹图案，盖和器身绘红色和灰绿色的涡卷纹和方连纹等组成的几何云纹。足部用朱漆绘兽面纹，两耳云纹。鼎底部均朱书“二斗”两字，表明该器物的容量。
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的胎质主要有木胎和夹纻（zhù）胎两种，另外还有少数竹胎。木胎的制法有轮旋、割削、剜凿和卷制，不同器形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夹纻（zhù）胎是先用木头或泥土制成器型，作为内模，然后用多层麻布或缯（zēng）帛附于内模上，逐层涂漆，干实以后，去掉内模，便剩下夹纻（zhù）胎，称为“脱胎法”。其中木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木胎又包括旋木胎、斫（zhuó）木胎和卷木胎。这件云纹漆鼎的器腹内留有明显的旋削痕迹，应采用的是旋木胎。
最令人惊奇的是当考古工作者在清理一号墓云纹漆鼎时，竟然发现鼎内盛放有汤和莲藕片，并且浸泡在汤中二千一百多年的莲藕片仍清晰可辨。更使人不解的是：鼎中的藕片随着搬动次数和暴露于空气中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地减少，等运回到博物馆再看时，藕片竟然全部神奇般地消失了。这藕片为什么放在水中浸泡了二千一百多年都未腐烂，而出土后却又迅速消失了呢？据有关专家解释，出土时仍清晰可见的藕片，其实其内部纤维早已腐溶，仅存一完整的外形而已，出土后遇空气氧化作用，加上在起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震荡，藕片就会迅速溶解于水了。这一现象说明：长沙地区二千多年以来，很少发生过大的地震。否则，如若经常发生地震，间或还有大的地震发生，那么盛有藕片的鼎早已在椁室内覆翻，要么藕片早已溶解于水了。 云纹漆钫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高52厘米，腹边长23厘米
这件云纹漆钫（fāng）为直口平唇，口沿部分有一领圈，鼓腹，圈足。有盝（lù）顶式盖，盖顶上有四个S形钮， 这是作为一种装饰。器表面髹（xiū）黑漆，器内髹（xiū）红漆。盖顶朱绘云纹组成的“米”字形图案，橙黄色的钮。领圈朱绘鸟头形图案，其下为红色和灰绿色的云纹，肩部为菱形图案，腹部绘二圈红色和灰绿色的云纹，圈足上绘朱色凤鸟形图案。器外底部均朱书“四斗”二字。使人惊奇的是漆钫与漆锺一样出土时器内均残存酒类或羹类的沉渣。
另外，漆钫（fāng）的圈足外有戳记，字迹模糊不可辨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发现有烙印戳记的共计一百多件。它是在素胎上先烙印后涂漆，所以字迹比较模糊。将这些戳印互相对照可以认出有：“成市草”、“成市饱”、“中御饱”、“南倻国”等字样。不同戳记往往出现在一件器物上。这些戳记是说明产地和生产作坊的。“草”在汉代与“造”相通，古籍中常以“草”代“造”。 “饱”是指上漆的器物。“成市”即指成都。这说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不少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大部分都饰有花纹。装饰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多的是彩色漆绘，即将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后调入各种不同的颜料作画，这种彩绘的漆器，色彩光亮，不易剥落。其次是油彩画，用朱砂、石绿、石青、白粉等矿物粉状颜料调桐油后画在髹漆的器物上。第三是用针刻，即用针尖在已经涂漆的器物上刺刻花纹，称为“锥画”。有时还在刺刻的线缝内填入金彩，即可产生类似铜器上金银错的花纹效果。最后还有一种就是金银箔贴，是用金箔或银箔制成各种图纹，贴在器物的漆面上，即可呈现出“金银平脱”的效果。纹样的特点是细致而流利，最常见的有龙凤纹、云气纹、花草纹和各种几何形纹，也有近于写实的兽形、鸟形和鱼形等图纹。西汉前期的漆器，花纹富丽而繁复，到东汉时则趋于简素。 云纹漆锺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高57厘米，腹径35厘米
漆锺（zhōng）有一个硕大的腹腔，里面髹（xiū）红漆，外表髹（xiū）黑漆，在它的颈部饰有鸟形图案，口沿和圈足上朱绘波折纹和点纹，肩部和腹部饰有三圈朱色和灰绿色的云气纹和几何图案，盖上绘有云纹，并有三个橙黄色纽。线条流畅、洒脱。外底部正中书有“石”字，“石”为汉制120斤，相当我们今天的27斤。经实测其容量为19.5升，像这样大的漆锺一般是用于宴会场合。漆锺为旋木胎制成，其胎质较厚，给人以造型稳重牢实之感，要制作如此大的一件旋木胎漆器非常的困难，可谓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那么如此高大的漆锺（zhōng）究竟作何用呢？根据出土器内残存的酒类沉渣和墓中出土的“遣策”表明，它是用来盛温酒的器具。何谓温酒？其实温即醖（yùn）。《说文·酉部》解释：“醖（yùn），酿也。”就是用经过发酵大米酒曲酿制成的低浓度酒，与现在的甜酒相似。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早在原始社会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开始造曲酿酒。进入殷商时期，人们进一步懂得酿酒必先造酒曲，即所谓“若作酒醴，而惟麴（qū）（曲）”。马王堆一、三号墓随葬器物的清单中均有“麴（qū）”即酒曲的记载，出土的五彩漆食奁内盛有碎饼状物，当属酒曲之内。酒曲就是经过发酵的大米。酒则是碳水化合物经过发酵作用而生成的，凡是用酒曲酿制而成的米酒，均为低浓度酒。到了唐代，我国已能酿制浓度较高的“烧酒”即今“白干”。其酒精含量一般都在60%左右，它是经过加热蒸馏而得到的蒸馏酒。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闻琥珀香。”至汉代酿酒技术就更加娴熟了。 博具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博具盒边长45.5厘米，通高17厘米。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是迄今出土最为完整的一套博具。
博是古代一种争胜负、赌输赢的游戏。先秦时期已经流行，汉时尤盛。据目前考古发掘报道，已出土30余件古代博具实物（包括冥器），其中7件出自战国、秦代墓葬，20多件出自两汉墓葬。
博戏在我国起源很早，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戳辱之。”可见博的出现，最迟不晚于商代。博戏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成为人们喜爱的娱乐活动。《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陆博蹹（tà）踘者。”《史记·滑稽列传》也记载：“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由此可以想象出战国博戏之热闹场面。
在汉代，博戏更是风行一时，上自天子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是博戏迷，有的人甚至都迷恋到了“废事忘业，忘寝与食”的程度。据史书记载，汉代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和宣帝都是博戏迷。由于最高统治者都酷爱博戏，所以博戏在社会上就更加流行，甚至善博的人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博戏在先秦时代，是男人们的娱乐活动，到了汉代妇女也进行博戏，甚至有用博具作为嫁妆的。汉宣帝时江都王之女嫁给乌孙昆莫，宣帝赐以博具。当时人们酷爱博戏，甚至认为天上的神仙也和人间一样，是酷爱博戏的，所以在举行祭祀时，也要张设博具。在《汉书·五行志》中有记载：哀帝建平四年，“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词西王母。”由此说明汉代的人们对博戏的喜爱程度可见一斑。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这套博具，较为完整。可贵的是，能够与同墓出土的一份“遣策”（登记随葬品的简册）记录相对照，使我们了解到博戏用具的一些情况。主要有：博局（棋盘）、其（棋子）、筭（suàn）（筹码）、采或焭（qióng）（骰子）、刀、削和小铲等，并且用博具盒盛放。
三号墓出土的这套博具异常精美。放置在特制的漆盒内，有1件方形髹（xiū）黑漆木博局，用象牙条嵌出方框和曲道。12根象牙箸状长筹码，30根象牙箸状短筹码，12枚象牙大棋子，18枚小棋子，1件小木铲，1个象牙削刀和1件环首角质刻刀。博具盒平面呈正方形，盒面上施用所谓“锥画”技法装饰，即针刻出飞鸟及云气纹，其间还朱漆描绘几何纹。博局即玩六博的棋盘，亦呈正方形，上用牙条镶嵌出中心及四周方框，作L形或T形的十二个曲道及四个飞鸟图案。盒底设有长方形、方形和椭圆形的小格以放置棋子等物品。博戏要掷采（即骰子），但盒内没有发现骰子。后来，在清理中，在一件双层六子漆奁（lián ）中见到了骰子。骰为球形十八面体，木质、髹（xiū）深褐色漆，径4.5厘米。正适合放在博具空出的小格里。骰子十八面体，除十六面分别刻出一至十六数字，其中相对的两面，一面刻篆文“骄”字，另一面刻“妻畏”字。补上这一枚骰子，可以确认这是一套博戏用具。
《古博经》中提到，汉代博戏用十二棋，六白六黑，掷采行走，称为六博。汉墓出土的博戏俑和画像石刻出的博戏图，所置筹码，棋盘格式与三号墓的博局形式相似，或为“六博”。不过汉代博戏，有大博小博，玩法不一，名称也异。三号墓出土的这套博具，是否就是“六博”，还待考证。对博过程中，争胜负还是十分激烈的，胜者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每有见之。如江市苏沛县画像石上的博戏图，两人对局，中间放着棋盘、棋子和筹码。右边一人正欲下子，左边一人举臂伸手，张嘴高呼，已是大胜，非常生动传神。
秦汉时期的博，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投箸的博和投焭（qióng）的博。此外还有格五又叫塞，是博的变种。
投箸的博有三种，即投二箸的博、投六箸的博和投八箸的博。但普遍流行的是投六箸的博。投六箸的博叫六博，又叫大博。它由博局、六箸和十二棋组成。
投焭（qióng）的博有两种，即投一焭（qióng）的博和投二焭（qióng）的博。
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的这套完整的博具属于投一焭（qióng）的博。它与六博的不同之处是没有箸，但有焭（qióng）。另外它还有四十二根算筹，这也是六博所没有的。
关于博戏的玩法，史料中没有完整的记载，从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以大致了解博戏的情形。两个人面向棋盘而坐，分别执六枚黑棋与六枚白棋，并将棋子置于博局上所绘的十二个L形或T形的曲道上，然后轮流掷骰子，由于骰子是十八面的球形体，所以投出以后，要旋转一阵才能停下来。骰子停下来后以最上面所刻之字行棋，即所谓“视其转止，依以争道”。十八面中，有一面刻“骄”字，如果投得“骄”，则把棋竖起来，称为“骄”棋或“枭”棋，是指一种有利的棋步，与之相对的一面刻的“妻畏”字，是“骄”的反义词，表示不利的棋步，其余十六面刻有数字一至十六。通过投掷骰子所获得的数字来行棋，从而获得对方的筹码，并以获得筹码的多少来决定胜负。当时玩六博棋的关键在于棋路畅通，故有弈棋双方争道的现象，甚至为此发生过血腥事件。如汉景帝刘启在位时，汉朝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件重大事件——七国之乱，而发生此次事件的导火线就是博戏。《史记·吴王濞（bì）列传》中记载，刘启在当太子时，有一次因为玩博戏与吴国太子发生争吵，刘启年轻气盛，用博具将吴国太子击死，吴王因此怨恨在心。后来景帝做了皇帝后，又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削藩”的建议，于是吴王刘濞（bì）被激怒，他联合了楚王刘戊组成七个诸侯国向汉中央发动军事进攻，同时还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幌子，这次反叛后来被周亚夫率领的大军击败。小小的博局竟然引起政局动荡，令人感叹。
魏晋以后，博戏开始走向衰落，唐代以后便由今天的象棋取代。到了两宋时期，终于失传，以致如今发现汉代博具，却不知这类博戏的具体玩法。至此，在宋代，出现了单以掷采为博的赌输赢游戏，以骰子的红黑或点数多少分胜负，更与汉代掷采行棋的相博完全不同了。
博具（下图）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通高5厘米，长78厘米，宽48厘米
漆案的胎骨是利用刨、削、剜、凿的方法制成，这种制作方法称为斫（zhuó）木胎。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二件形制、花纹相似的漆案，案内髹（xiū ）红、黑漆为地，黑漆地上绘红、灰绿色组成的流畅的云纹，底部红漆书“軑（dài ）侯家”三字，表示这件器物属谁所有。其中一件出土于椁室的北边箱，出土时，案上完好地放有五件小漆盘，盘内盛有炭化或腐烂后的牛排等食物及一套竹串，另外，还放了二件饮酒的漆卮和一件漆耳杯，耳杯上放有一双箸。有趣的是，与案在同一个边箱的文物，西为漆屏风、漆几、绣枕及一些美容用品，东部则是侍俑、歌舞俑等照顾主人生活或为其排解寂寞的“奴婢”，而该箱室的四壁，还张挂了丝织帷幔。无疑，该箱室是轪（dài ）侯夫人生前日常生活场景的模拟，这件漆案则是摆在她座前的盛放食物的家具。
五个小漆盘盛有不同的食物，漆卮（zhī ）为饮酒和饮水器，箸（zhù）为竹筷。先秦时期，人们进餐时大部分用手取。到秦汉时开始使用竹筷，东汉饮食时使用筷子就更加普遍。这种轻便的小型食案在汉代墓葬中出土颇多，为陈举进食而用，类似托盘的作用，为了便于当时人们“席地而坐”进食器具低矮才适宜的习俗和便于“举案齐眉”，所以漆案具有案面较薄、造型轻巧、四沿高起构成了“拦水线”防止汤水外溢、墓葬中与食具同出等特点。
食具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皿，汉代的食具在继承前代食具的基础上向前不断发展，其品类和造型丰富多彩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成为汉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这种摆设反映了二千多年前贵族宴饮进餐时分餐制的情景。我们今天已经不再使用分餐制，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用餐，一般都是采用大家围着桌子一起进食的方式。其实，这种会食传统产生的历史并不久远，而分餐制的方式却有悠久的历史了。考古学家们在距今约4500年以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说明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分餐制。而真正意义上的会食制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距今也只有一千多年，而分餐制的历史有三千多年。漆屏风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通高62厘米，长72厘米，宽58厘米
一号墓出土的这件云龙纹漆屏风为斫（zhuó）木胎，长方形，屏板下有一对足座加以承托。屏板正面红漆地，绘有一条巨龙穿梭在云层里，龙首上长着两只长耳，龙身绿色，朱绘鳞爪，作飞腾状。边框饰朱色菱形图案。屏板背面用朱地彩绘几何方连纹，以浅绿色油彩绘，中心部分绘有谷纹璧。据墓葬中的遣策记录，原屏长5尺（折合现在1.2米左右），高3尺，此屏风是为随葬而制作的冥器。
屏风起源很早，它的使用在西周初期就已开始，不过当时没有屏风这个词，称其为“邸”，《周礼·掌次》载：“设皇邸”。皇邸，即周朝时为天子专用的屏风，它以木为框，糊以绛帛，上画斧纹，斧形的近刃处画色，其余部分画黑色，这是天子名位与权力的象征。《汉书·陈万年传》记载，西汉时期，善于诌媚的御史大夫陈万年病卧床上，教训儿子陈咸直到深夜，“咸睡，头触屏风”。屏风最初主要是为了挡风和遮蔽之用，但随着屏风的普遍使用，品种也不断增多。到春秋战国时期，屏风的使用已相当广泛，出现了精巧的座屏，到了汉代屏风的使用更加普遍，尤其是漆屏风，它属于考究的家具，只有富贵人家才能拥有享用。西汉时期，漆器的出现，代表了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据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一杯棬（quān）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由此可见制作一件漆屏风要花费相当多的人力，说明了漆器的珍贵，同时也反映了軑（dài）侯家的豪华生活。《西京杂记》中也有记载：“汉文帝为太子时，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wǔ）高轩，屏风帷帐甚丽。”西汉宫廷里的屏风种类就更多，有精美华丽的云母屏风、玻璃屏风、杂玉龟甲屏风等等。
漆屏风背面（下图）
龙纹锦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衣物用料。战国时期，楚国是织锦的主要产地之一，1953年长沙仰天湖出土了一大批竹简，简文中有很多关于锦的记载。1957年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了对龙对凤纹锦等。汉初织锦显然与楚国织锦在纺织技术、纹饰风格上一脉相承。该锦纹样主要取材于商周青铜器上的夔龙纹样。变形龙纹，似翱翔在云海，安祥自在地戏耍火珠，可谓“双龙戏珠”。夔龙身中部鳞片似在颤动，龙尾作扶摇回转。整个画面给人们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由于其花纹变化多端，织造技术相当高超。 丝履
长26厘米，头宽7厘米。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履即鞋。此件为轪侯夫人所着之履。履面以丝缕编织，底用麻线编成。这种鞋当时较为常见，东汉以后大兴，贵贱均可穿着。《孔雀东南飞》即有“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等诗句。其制唐宋元明清历代相承，经久不衰，并沿用至近代。绛紫绢袜
底长23.4厘米，头宽8厘米。绢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此袜齐头，靿（yào，袜筒）后开口，开口处并附袜带。以绛紫绢缝制而成，缝在脚面和后侧，袜底无缝。袜面用绢较细，袜里用绢较粗。袜带是素纱。
袜在古代通常作足衣解，一般写成“襪”。如《释名?释衣服》称：“襪，末也，在脚末也。”更早的时候，则写成“韤”或“韈”，《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声子韤而登席。”《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文王伐崇，至凤黄虚，韈系解，因自结。”《说文?韦部》：“韤，足衣也”。马王堆一号墓329号竹笥内共出土2双相同的袜子，为汉初弥足珍贵的服饰实物。 绢裙
长87厘米，腰宽143厘米。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此件为西汉时期的衬裙，一般穿在直裾、曲裾衣服之内。用4幅上窄下宽的绛紫色绢缝成，上部加缝裙腰，裙腰两端加长作裙带。
裙在古代叫做“裳”，亦作“常”。因着在下体，又称“下裳”。与上衣组成套装。裙的起源较早，《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因其宽大，可以缠绕在身，作为贵族服饰有类似于裤子的功能。 绮地“信期绣”香囊
长50厘米，底径13厘米。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此件为西汉贵妇随身携带的香袋。上部为素绢，下部用黄色绮地“信期绣”缝制，底为几何纹绒圈锦，腰有系带。内装茅香，遣策称其为“香囊”。当时妇女用香料以辟邪、避虫叮咬、祛恶、避秽等，这些香料多被装在身边携带的香囊内。辛追遗体出土时两手握类似的绣花绢面香囊，囊内盛香草。古楚地的习俗有“昼配香囊，夜用香枕”之说，该墓出土4件香囊，内盛茅香、花椒、辛夷等香料，另外还出土1件填塞佩兰叶的药枕，可印证此说。 淡黄色组带
长145厘米，宽11厘米。一号墓出土。
组带为用左右两组经线交叉编织的带状双层织物。当时的衣服没有纽扣，罗地“信期绣”绵衣、印花敷彩纱绵衣等上衣下裳相连的服装均要以腰带系结，这种丝织的腰带当时称为“大带”，以带钩相扣或打结，打结后两端下垂，叫做“垂绅”。该组带放置于九子漆奁中，可见为墓主人生前服饰常用之物，可能就是系结绵衣类长衣的大带。 铺绒绣残片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长41厘米 宽13厘米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一号墓内棺的装饰绣品。用朱红、黑、烟三色丝线在褐色绢上绣出黑色斜方格纹，格内再绣红色和烟色的树纹。它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平针满绣绣品。铺绒绣是刺绣传统针法之一。纱绣针法的一种。以素纱作底，用彩丝在纱底上刺绣出花纹。绣满纱底，不露地子的叫“铺绒”。 绢地茱萸纹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长34厘米，宽35厘米。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用朱红、土黄、深土黄色丝线，在绢上绣茱萸花。茱萸是一种茴香科植物，古人认为佩带茱萸，可以辟邪去灾。茱萸纹也就成了中国古代一种寓意吉祥的图案。 黄棕绢地“乘云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长42厘米 宽38厘米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用朱红、棕红、橄榄绿等色丝线，采用锁绣法，在黄棕绢地上绣出飞卷的流云，云气中隐约可见露头的凤鸟，寓意凤鸟乘云。 “遣策”称之为“乘云绣”。 绒圈锦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残长40厘米 宽30厘米 。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绒圈锦，或称起绒锦、起毛锦，是三枚经线提花并起绒圈的经四重组织。这种锦花型层次分明，圈大小交替，纹样具立体效果，因而外观甚为华丽。 朱色菱纹罗手套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长26.5厘米 上口宽、下口宽8.8厘米，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手套，直筒露指式。掌面朱红色菱纹罗，正裁，缝在拇指上下。
黄纱地印花敷彩丝绵袍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袖通长250厘米 身长129厘米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印花与绘彩相结合制成的衣服，属于汉代贵族妇女一种华丽的时装。直裾，交领，右衽。印花敷彩纱袍面，素纱里，丝绵絮。面料采用多色印绘工艺，色彩有朱红、粉白、墨黑、银灰、冷灰和暖灰等，花纹印制得线条流畅，层次分明，技艺特佳，为迄今所见最早的印花、敷彩相结合的丝织物。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45厘米，宽10.5厘米，高12厘米
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的北边箱，长方形，出土时内部填塞佩兰叶。两端的枕顶用起毛锦，上下两面为茱萸纹绣，而两个侧面则用“长寿绣”香色绢。上下和两侧面的中部，各有一行绛红线缕钉成的四个十字形穿心结，每个结都是横线压竖线，两端也各有一个十字结，以便约束枕内填塞的草芯。
佩兰为菊科植物，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入上品，称兰草，有理气、止痛、辟邪、开窍之药用。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茅香、辛夷、杜衡等多种中草药，盛放在香囊、香枕、薰炉以及竹笥内。使用香囊、香枕及熏香，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习俗，在汉墓中发现乃是楚俗的相传。楚辞“纫秋兰以为佩”，古文献载熏香“终日焚之可以辟瘟远邪”，茅香“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都是指这些草药有芳香、消毒和预防疾病的作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薰炉均有数件，但药枕只此一件，且保存较为完整，实属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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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45厘米，宽10.5厘米，高12厘米
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的北边箱，长方形，出土时内部填塞佩兰叶。两端的枕顶用起毛锦，上下两面为茱萸纹绣，而两个侧面则用“长寿绣”香色绢。上下和两侧面的中部，各有一行绛红线缕钉成的四个十字形穿心结，每个结都是横线压竖线，两端也各有一个十字结，以便约束枕内填塞的草芯。
佩兰为菊科植物，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入上品，称兰草，有理气、止痛、辟邪、开窍之药用。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茅香、辛夷、杜衡等多种中草药，盛放在香囊、香枕、薰炉以及竹笥内。使用香囊、香枕及熏香，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习俗，在汉墓中发现乃是楚俗的相传。楚辞“纫秋兰以为佩”，古文献载熏香“终日焚之可以辟瘟远邪”，茅香“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都是指这些草药有芳香、消毒和预防疾病的作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薰炉均有数件，但药枕只此一件，且保存较为完整，实属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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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45厘米，宽10.5厘米，高12厘米
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的北边箱，长方形，出土时内部填塞佩兰叶。两端的枕顶用起毛锦，上下两面为茱萸纹绣，而两个侧面则用“长寿绣”香色绢。上下和两侧面的中部，各有一行绛红线缕钉成的四个十字形穿心结，每个结都是横线压竖线，两端也各有一个十字结，以便约束枕内填塞的草芯。
佩兰为菊科植物，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入上品，称兰草，有理气、止痛、辟邪、开窍之药用。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茅香、辛夷、杜衡等多种中草药，盛放在香囊、香枕、薰炉以及竹笥内。使用香囊、香枕及熏香，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习俗，在汉墓中发现乃是楚俗的相传。楚辞“纫秋兰以为佩”，古文献载熏香“终日焚之可以辟瘟远邪”，茅香“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都是指这些草药有芳香、消毒和预防疾病的作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薰炉均有数件，但药枕只此一件，且保存较为完整，实属珍贵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45厘米，宽10.5厘米，高12厘米
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的北边箱，长方形，出土时内部填塞佩兰叶。两端的枕顶用起毛锦，上下两面为茱萸纹绣，而两个侧面则用“长寿绣”香色绢。上下和两侧面的中部，各有一行绛红线缕钉成的四个十字形穿心结，每个结都是横线压竖线，两端也各有一个十字结，以便约束枕内填塞的草芯。
佩兰为菊科植物，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入上品，称兰草，有理气、止痛、辟邪、开窍之药用。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茅香、辛夷、杜衡等多种中草药，盛放在香囊、香枕、薰炉以及竹笥内。使用香囊、香枕及熏香，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习俗，在汉墓中发现乃是楚俗的相传。楚辞“纫秋兰以为佩”，古文献载熏香“终日焚之可以辟瘟远邪”，茅香“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都是指这些草药有芳香、消毒和预防疾病的作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薰炉均有数件，但药枕只此一件，且保存较为完整，实属珍贵。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45厘米，宽10.5厘米，高12厘米
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的北边箱，长方形，出土时内部填塞佩兰叶。两端的枕顶用起毛锦，上下两面为茱萸纹绣，而两个侧面则用“长寿绣”香色绢。上下和两侧面的中部，各有一行绛红线缕钉成的四个十字形穿心结，每个结都是横线压竖线，两端也各有一个十字结，以便约束枕内填塞的草芯。
佩兰为菊科植物，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入上品，称兰草，有理气、止痛、辟邪、开窍之药用。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茅香、辛夷、杜衡等多种中草药，盛放在香囊、香枕、薰炉以及竹笥内。使用香囊、香枕及熏香，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习俗，在汉墓中发现乃是楚俗的相传。楚辞“纫秋兰以为佩”，古文献载熏香“终日焚之可以辟瘟远邪”，茅香“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都是指这些草药有芳香、消毒和预防疾病的作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薰炉均有数件，但药枕只此一件，且保存较为完整，实属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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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地“长寿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残长12厘米，宽31厘米。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其以绢为底，用浅棕红、橄榄绿、紫灰、深绿等色丝线，在绢地上绣出变形云纹、花蕾、枝叶及似鸟的头部图案。“遣策”称之为“长寿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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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裙长87厘米，腰宽143厘米。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此件为西汉时期的衬裙，一般穿在直裾、曲裾衣服之内。用4幅上窄下宽的绛紫色绢缝成，上部加缝裙腰，裙腰两端加长作裙带。
裙在古代叫做“裳”，亦作“常”。因着在下体，又称“下裳”。与上衣组成套装。裙的起源较早，《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因其宽大，可以缠绕在身，作为贵族服饰有类似于裤子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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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纹漆案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通高5厘米，长78厘米，宽48厘米
漆案的胎骨是利用刨、削、剜、凿的方法制成，这种制作方法称为斫（zhuó）木胎。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二件形制、花纹相似的漆案，案内髹（xiū ）红、黑漆为地，黑漆地上绘红、灰绿色组成的流畅的云纹，底部红漆书“軑（dài ）侯家”三字，表示这件器物属谁所有。其中一件出土于椁室的北边箱，出土时，案上完好地放有五件小漆盘，盘内盛有炭化或腐烂后的牛排等食物及一套竹串，另外，还放了二件饮酒的漆卮和一件漆耳杯，耳杯上放有一双箸。有趣的是，与案在同一个边箱的文物，西为漆屏风、漆几、绣枕及一些美容用品，东部则是侍俑、歌舞俑等照顾主人生活或为其排解寂寞的“奴婢”，而该箱室的四壁，还张挂了丝织帷幔。无疑，该箱室是轪（dài ）侯夫人生前日常生活场景的模拟，这件漆案则是摆在她座前的盛放食物的家具。
五个小漆盘盛有不同的食物，漆卮（zhī ）为饮酒和饮水器，箸（zhù）为竹筷。先秦时期，人们进餐时大部分用手取。到秦汉时开始使用竹筷，东汉饮食时使用筷子就更加普遍。这种轻便的小型食案在汉代墓葬中出土颇多，为陈举进食而用，类似托盘的作用，为了便于当时人们“席地而坐”进食器具低矮才适宜的习俗和便于“举案齐眉”，所以漆案具有案面较薄、造型轻巧、四沿高起构成了“拦水线”防止汤水外溢、墓葬中与食具同出等特点。
食具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皿，汉代的食具在继承前代食具的基础上向前不断发展，其品类和造型丰富多彩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成为汉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这种摆设反映了二千多年前贵族宴饮进餐时分餐制的情景。我们今天已经不再使用分餐制，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用餐，一般都是采用大家围着桌子一起进食的方式。其实，这种会食传统产生的历史并不久远，而分餐制的方式却有悠久的历史了。考古学家们在距今约4500年以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说明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分餐制。而真正意义上的会食制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距今也只有一千多年，而分餐制的历史有三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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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纹漆案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通高5厘米，长78厘米，宽48厘米
漆案的胎骨是利用刨、削、剜、凿的方法制成，这种制作方法称为斫（zhuó）木胎。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二件形制、花纹相似的漆案，案内髹（xiū ）红、黑漆为地，黑漆地上绘红、灰绿色组成的流畅的云纹，底部红漆书“軑（dài ）侯家”三字，表示这件器物属谁所有。其中一件出土于椁室的北边箱，出土时，案上完好地放有五件小漆盘，盘内盛有炭化或腐烂后的牛排等食物及一套竹串，另外，还放了二件饮酒的漆卮和一件漆耳杯，耳杯上放有一双箸。有趣的是，与案在同一个边箱的文物，西为漆屏风、漆几、绣枕及一些美容用品，东部则是侍俑、歌舞俑等照顾主人生活或为其排解寂寞的“奴婢”，而该箱室的四壁，还张挂了丝织帷幔。无疑，该箱室是轪（dài ）侯夫人生前日常生活场景的模拟，这件漆案则是摆在她座前的盛放食物的家具。
五个小漆盘盛有不同的食物，漆卮（zhī ）为饮酒和饮水器，箸（zhù）为竹筷。先秦时期，人们进餐时大部分用手取。到秦汉时开始使用竹筷，东汉饮食时使用筷子就更加普遍。这种轻便的小型食案在汉代墓葬中出土颇多，为陈举进食而用，类似托盘的作用，为了便于当时人们“席地而坐”进食器具低矮才适宜的习俗和便于“举案齐眉”，所以漆案具有案面较薄、造型轻巧、四沿高起构成了“拦水线”防止汤水外溢、墓葬中与食具同出等特点。
食具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皿，汉代的食具在继承前代食具的基础上向前不断发展，其品类和造型丰富多彩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成为汉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这种摆设反映了二千多年前贵族宴饮进餐时分餐制的情景。我们今天已经不再使用分餐制，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用餐，一般都是采用大家围着桌子一起进食的方式。其实，这种会食传统产生的历史并不久远，而分餐制的方式却有悠久的历史了。考古学家们在距今约4500年以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说明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分餐制。而真正意义上的会食制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距今也只有一千多年，而分餐制的历史有三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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