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野生动物园年票:心态与艺术品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10:22:30

 

慕卡西作品

   民族性格对艺术品质的影响不太被人留意,起码在摄影界如此,细细想来,这是比摄影硬件更值得讨论的事情。

  傲慢. 忧郁. 孤独在我们的语境里都是贬意词。但李根兴先生多年前在摄影世界上发表的《浅谈法国现代摄影家的心态》一文里,这些却成了法国摄影家的艺术品格。他们的傲慢铸塑了他们的骨力;他们的忧郁酿造了他们的高雅;他们的孤独成就了他们的深邃。

  在我们今天还对美国摄影大师亚当斯顶礼膜拜的时候,法国摄影家根本就不把他划入摄影大师之列,早在30 年代,布勒松就说“在这纷乱的世界,有人还在拍石头。”当然你可以把这看成他们排外、忌妒。但布勒松家里墙上却一直挂着匈牙利摄影家慕卡西的作品,那三个奔向大海的孩子的照片,被布勒松当作他的范本。匈牙利是个比美国小很多的国家,慕卡西也是一个比亚当斯名气小很多的摄影家。这就是法兰西的傲慢,只看实力,并不管你有多大名气,更不盲从。

  谦恭、活跃、从众,才是我们民族的座右铭。从做人的角度讲,这些信条也许没什么不好,从明则保身的角度看,这应该是优良的策略。 虚心是我们对艺术家品质的一个基本要求,然而对世界艺术史稍有研究,你就会发现古往今来的大艺术家都是狂悖的。外国的米开朗基罗,凡高,中国的徐渭、米芾,摄影中的弗兰克、克莱因……,没见过哪个大艺术家还是我们常人眼中的“谦谦君子”。米开朗基罗连教皇都敢顶;凡高宁可一辈子卖不出一幅画,也不向世俗的评判标准妥协;徐渭曾将一根长钉从耳中钉进去;米芾还有一个名字叫米癫;弗兰克从来就不把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当回事;而克莱因则几乎不把所有的摄影法则当回事。成就大家的,几乎都是颠覆前代大家的。将艺术家培养得只会摇尾巴点头,是不可能成为大家的,古时如此,今天亦然。

  在中国谁要是戴上了骄傲的帽子,这人基本上就该冷藏起来了;如果够上了傲慢,那基本上与可恶等同;而忧郁,则是小资病;至于孤独,对很多人是不可思议的,随便找四个人打打麻将也不会落下这病根。好像中国古人并不是这样的,“鹤立鸡群”在古语里是一个褒意词,说的意思是做人要像鹤一样从鸡群里超拔出来,做鹤肯定比做鸡有品位,不知始于何时,这词成了脱离群众的代名词,你不愿做鸡,那好,群鸡就叼死你,起码也得苦口婆心地帮你变成一支鸡。好在现在鸡也不是什么好词了。 对艺术家,孤独似乎是你必须独饮的苦酒,所谓“自古圣贤多寂寞,古往今来独一人”。不然,你酿不出蜜来。李白是孤独的,“独酌无相亲,对影成三人”;曹雪芹是孤独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古往今来,哪个真正的文人不寂寞?就是真正的大政治家也是孤独的,他们在成为某一领域的首领后,保卫、幕僚、豪车,为他们筑了一道墙,他们联系群众成了一个愿望而不是事实,他们不孤独都不行。

  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的追求,但对文化的建构未必是好事。李白有不寂寞的时候,在皇帝宠他的时候,他也只能写写“云想衣裳花想容”的马屁诗;只有被贬民间,他才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豪情。苏轼在得志的时候写的字就很好,但那只能被称作漂亮,只有当他贬到黄州东坡种地的时候,他那些以落寞心态写的不太合章法的字,才自成一派,也只有这时他才能咏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诗句;这样的例子很多,以至中国有贬官文化一说。

  中国的文化被贬官们占去了多半,这是因为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读书人,书读得有点心得的人多要谋个官当当,不然就会被人看不起,生活也不会过得太好。得势的时候他们是老爷,并不会去倾听民间的疾苦声,或者有心要去体察又未必能如愿。只有不得志了,被贬了,特别是被逐出了京城,他们凄凉的心情才能体会到生活的甘苦,流放对他们来说,就等于下生活。他们的官场不幸,对艺术却是幸事,他们贬的是官阶,升华的却是艺术品格。这些被贬之官,多是有点傲骨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有着人品的不低头,他们才被贬,如果他们圆滑点,多联系首长,何至被贬?

  我们有段时间对艺人下生活提得很频繁,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我们的艺术工作者被一些政府机构供养着,但又不是那种政府给钱,你想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所谓端人饭碗服人管,一些很有才华的人就这样被招安到窗明几净的房间,从此一张报纸、一杯茶地看生活,这样的生存状态当然要时时下生活了,然而这样蜻蜓点水式的下生活,多半是隔靴搔痒,能怎样密切联系群众根本谈不上。

  密切联系群众是被我们喊得很响的一个口号,但如果深究下去,群众是怎样的?未必有几人能答出来。如果按通俗的说法:一人为私,两人为众,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在一起他们所体现的是怎样的群众意志?群众的性格是怎样的?从群众中随便挑出一个人来,你会发现他与其他人有很大的差别。辞海中对群众的定义是这样的:“聚集在一起的许多人”。这最好的解释就是坐在台下的人。从台上看下去,这群众黑压压的一片,但他们的意志多数时候是被台上那个人左右的。
        群众无疑很有力量,发动得好的时候可以推翻“三座大山”,而引导得不好的时候也会酿成文化大革命,近期的马来西亚和乌斯别克斯坦的暴乱,阵式也很大,基本也是一些不明真像的群众闹的。有时群众一词成了一些人塞进自己观点和打人一棒最有力的托词,比如说“这是群众的呼声”。你就不便再反对了;再比如说“这人脱离群众”,或者“群众反映很大”,那你就不便再为这个人叫屈了,借群众之名可以让你不知棒子从那来就把你收拾了,而且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有广大的革命群众担着。其实那打你一棒子的人只会是某一个人,而不会是那些黑压压“聚集在一起的许多人”,他们至多起起哄而已。

  李白联系过谁?他与汪伦很好,有诗为证“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伦无官,当然也应算是群众一分子,但就我所知,李诗仙去联系汪伦主要是听说汪伦的酒好。不过李白不是一个能在一地常呆的人,他喜到处跑,这有点像摄影人的性格,这对他广泛联系群众有益。曹雪芹就不好说了,他周围就那三五人,还记载模糊,他也不爱走动,喜欢坐在床上编他的那个“梦”,起码他不是一个广泛联系群众的人。中国古代最联系群众的作家大概是蒲松龄,搭一凉棚在那里,请过路的群众喝茶,叫人讲故事,然后捡有意思的编在自己的书中,这种联系群众的方法有点功利主义,好在可爱。

  这都是一些古人,现代的艺术家会不会不一样呢,我认识的大名家不多,就是略有成就的,也都不是寻常人,多少有些不合流。至于名家,我认识的现代作家刘恒,就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他在《冷眼的热度》一文写道:他最自在的时光,是独处的时光。与我同在一个城市的作家池莉,在一篇玩古物的文章中,也说她喜欢独处,听我这里的“群众议论”,领导叫她陪酒,她都敢不去,她在一些领导看来,一定是个“很傲气的人”。

  当然,独坐案头的工作姿态,写字的文人不孤独都不行。摄影似乎可以热闹些,因为摄影要与人打交道。但孤独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生存环境。拍战争的詹姆斯,他去的地方不可谓不热闹,他的经历不谓不丰富,他要夸夸其谈,很有资格,有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战地摄影师》,整部片子就没见他说什么话,说话时也木讷得很。当然这可以理解为是孤独的工作状态使他几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刚刚故去的大师布勒松骄傲得有点不近情理,他可以拍人家的照片却不让人拍他的照片,发表了他的尊容,就是朋友也翻脸;现在正走红的摄影家冠德卡,基本没人拍到过他的照片,对他的容貌,大家用长着一脸先知的胡须来形容,这与我们一些摄影人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争着上屏幕大相径庭。

  摄影家法兰克.霍瓦深有体会地说:“摄影人的孤独是特别的,因为他必须单独面对取景框、单独决定何时按下快门。当然,探索的结果、那决定的一瞬间、其他那些不具决定性的上百万个瞬间、所有没有结果的探索,都在我们身上囤积起来,形成我们的孤寂”。

  联系群众更应该是对政治家的要求,因为政治家如果不联系群众,不知道大多数人的需求,就有可能决策错误,就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艺术家的好恶通过传播也许会影响一些人,但都不那么直接作用于利益,别人可以把你当一回事,也可以不把你当一回事,真正把你当回事的是少数,毕竟不把你当回事,也不会有谁会饿肚皮。 但艺术家的影响力又是极大的,所谓文章千古事,艺术的影响力有时比政治家的影响力要持久得多。唐太宗有怎样的政治主张,有几人能知?但李白、杜甫诗章仍在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与曹雪芹同时代的帝王将相在我们的戏说电视里还有,而《红学》至今仍是一门大学问。

  联系群众讲得最热闹的是文革,但那时又出了怎样的艺术家呢?其实艺术家本身就是一群众,真正的艺术家并不是靠下生活取得成功的,因为他们本身就生活其中,也只有生活其中,才可以成就艺术。 受群众欢迎也是我们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标准,而大艺术家生前往往很落寞。元代有两个画家,一个叫盛懋,一个叫吴镇,他们比邻而居。盛懋画价极高,门庭若市。吴镇则门庭清冷,寂寞得很。一百年后,明人称“元四家”,有吴镇而无盛懋,盛氏成了二、三流画家。我想也许正是因为寂寞与孤独使吴镇笔力深邃,眼光高远。想想我们今天热衷炒作的摄影家们,会否重蹈盛懋覆辙,很让人担心。

  强调联系群众并不是坏事,而且是不能不提的事,总不好提一个我们要紧密地坚守孤独吧,人人都在那里孤芳自赏不与人来往,这社会就有问题了。我以为强调艺术家联系群众并不是叫艺术家抹杀个性,而是让艺术家体察别人的生活变成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只是对艺术家这样特别的人,我们要宽容一些,要见怪不怪,要允许他们有孤独的权利,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时间自省,检讨自己与社会,然后才会有震聋发馈的作品。
        艺术是人格的外化,中国古语里讲“画如其人”,其实摄影何尝不是如此,拍照片虽然都是通过一孔小框在那里打量世界,但摄影家的品性却在照片中展露无遗。

  萨尔加多是学经济的出身,他的照片以赋有史诗性著称,但深究下去,你会发现他的照片似乎多了一份算计,把苦难拍得那样有诗意,本身就是悖论,这除了使照片更有商业价值,对要表述的内容应该是一种“不合谐”。

  布勒松拍的多是街头平民,但他那种贵族式的冷峻,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傲慢;站在他的镜头后面看那些市井生活,你会感到那些生活与你并不相干。布勒松不过是在利用那些街头平民作为他的摄影元素,实现他的决定性瞬间的主张。

  冠德卡本身就是一个流浪汉,他拍照,就是他自己心意的写照,他不媚俗,他挖苦那些用照片换市场的人,“他们先用少许的才气换得少许的钱,然后愈换愈多,最后终于才尽”。他大概是摄影队伍中最有骨气的一位,所以他的照片在寂静中有一种冷傲,他从不做市场,但他的照片很有市场。

  用摄影养活自己并不容易,特别是他想艺术一把的时候,就像亚当斯那样市场做得很成功的摄影家,直到晚年,也得亲自下暗房,双手浸在凉水中翻洗照片。

  摄影是文化,但我们的摄影杂志真正谈文化的不多,在我们的一些专业摄影杂志,文化被相机的光圈、速度、景深、颗粒、层次这些技术词汇置换了,其实对摄影而言,这些东西也重要,也不重要,因为不懂技术,就像不懂语法,基本的东西都没有,还奢谈什么文章。

  说摄影技术不重要是因为摄影技术的掌握并不像其他艺术,要练个十年八年的才有点起色,现在的自动相机,拿上手就能拍出技术上很出色的照片,根本无多少技术可谈。其实就是在相机不那么好操作的年代,摄影技术也不是那么重要的,布勒松之后,成了摄影大师的弗兰克、克来因摄影技术都不怎么样,拍《美国人》的弗兰克,失焦,颗粒粗得一塌糊涂;有摄影暴徒之称的克来因,画面就更不用谈了,干净都说不上;就是以技术见长的亚当斯,他的代表作《月升》和《半圆形》的山,从技术上说都不怎么样,《月升》曝光不足,《半圆形》底片露光;就是以优雅据称的布勒松,一辈子也只用一种相机一支标头,照完后由别人下暗房代劳,技术上起码称不上全面。但他们都是世界级大师,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力量。可见支撑一张成功照片的,不是它的技术,而是技术以外的一些东西。

  心态与艺术品格不是这篇小文能说清楚的,但它的重要性则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才好,对艺术家和我们摄影人,对别人应多一分宽容,而自己,则在克服傲慢、忧郁、 孤独产生的负面引响的同时,要不断锤练自己的艺术品格,只有这样,我们的画面才会有那么一点点文化品位,才有可能成为“这一个”,并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肯定。

  你喜欢的照片未必是大家认可的照片,这里有大众审美的取向问题,也有被认知的问题。有时坚持很徒劳,因为你未必是对的,但有坚持才会有“这一个”,这种精神才是最重要的。这四张照片都是没有发表过的照片,有的距今已有30多年,但私下我仍很喜欢这些照片,比我那些得奖照片看得还高,其实摄影人都会有那么几张别人不以为然,而自己很看重的照片,说不定这类照片才是最值得珍视的。摄影人有时真要有由他说去,走自己的路的勇气。真所谓:情由景生,心态决定艺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