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沙沙画唯美语录:《丁玲女士在嶂头——陈明先生回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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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丁玲》

                                作者:陈明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12月18日18:17 新浪读书

1975年5月22日早晨6点,我们乘坐的火车抵达山西省阳泉。晋东南地区有人接站,有车在那里等着,我们换乘汽车,经过昔阳、平定、左权、潞城,中午到了长治市。在长治宾馆还招待我吃了一餐饭,下午就到了嶂头村。

我一听说要我去长治的消息时,脑子里就有印象,毛主席的文章里讲到过长治这个地方,有鱼有肉嘛,长治是个大脚盆,毛选里面都有的。长治我没有去过,它在晋东南,但是山西的很多地方我们西战团过去都走过的,什么榆次、运城、临汾、洪洞,这些地方都还有印象。

1975年5月,陈明与丁玲在山西长治嶂头村劫后重逢,我到嶂头村时,已经是傍晚了。从长治到那里并不太远,汽车要不了半个小时就到了。丁玲先一天已经到了,她从住的地方走出来,走到大门口,我们见着了。我们分别已经六年了,劫后重逢啊。我一看,她老了,讲话声音也老了。丁玲第一句话说:“哎呀,这个地方好!”我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我们俩就紧紧握着手往屋子里面走。

长治市革委会的人把我们交给公社了,让我们先住下来。当天晚上我和丁玲没有畅谈,我们很累了,只是谈谈相互的身体,丁玲也不希望一下子就诉她的那些苦处。

我们暂时住在一个姓李的社员家里,那个房子是嶂头村质量比较好的,砖房,屋子比较高,还有阁楼,阁楼不住人,是放东西的。一个院子里面,连我们一共是三家,我们住正屋,坐北朝南,有一个大间,一个小间。东屋、西屋是叔侄两家。这两家,每家都是两三个孩子,西屋还有个老妈妈。人都住满了。

我们住一大间加一小间,小间做厨房。大间屋子里有一铺炕,上面铺的都是新炕席,屋里的摆设,有一个长的条几,条几下面是一个方桌,两边两把椅子,一般的家庭里是没有的。桌子上是新的热水瓶,被子是从公社里借来的。我随身只带了衣服来,一套是进牢时穿的衣服,另外发了我一套新的蓝制服,还是咔叽布的。丁玲也穿着她原来的衣服。我们什么都没有啊,需要什么东西,可以到长治市里去买,先给我们发了布票、工资,以前的工资还没有补发,后来才给补了。

我们就商量,这个地方怎么安家?伙食给我们安顿了,这里有个供销社,让我们暂时先到供销社去搭伙,将来再看怎么办,慢慢再说吧。我们就是要求订报纸,订了报纸送到供销社那里。

这个地方是嶂头公社嶂头大队,公社和大队都在这个村子里,村子比较大,有千把人。我们住的地方离公社不远。村子离长治市只有十来里路,很方便。村东就是太行山,山上有很多树木,有一望无际的果木林。我们那时的安排在农村来说算是好的,公社有时来人,问我们缺什么,他们为我们想办法。口粮,给我们拿了一点大米,一般的农民是没有大米的,给我们的口粮里边,有三分之一是大米,三分之一是白面,三分之一是粗粮。

他们的原则是,你到这里来了,我接收你,户口、粮票、布票在这里发。要想进城嘛,给你买辆自行车,当时买自行车是要票的。我们缺什么东西都是市革委会批。丁玲身体不好,我们要做一把躺椅,可以呀,市革委就给我们开介绍信,到市里面一个纺织机械厂去联系。我们要写东西了,丁玲不能老趴在桌子上写啊,她的颈椎增生,想做一个写字板,四合板的,都是市革委会给我们开介绍信。

那时我们真是开眼界,要重新学习,学习怎么样和人打交道,怎么样与人相处。市革委会给我开的介绍信去做躺椅,做一个用稍微厚一点的胶合板粘起来挂在脖子上的写字板,这都是要送礼的。那个躺椅倒是快,先拿来了,搞点帆布自己钉一钉就成了。那个写字板,我到工厂里跑了十几次才拿到手。后来我们才慢慢懂得了“碗大的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啊。在那里生活时间长了,需要买煤,得有人去拉啊,公社就派拖拉机给我们去拉。煤拉来了,两个司机就坐在那里不走,等着你给饭吃。我真是不懂,我那时认为,这是公家派你们干的,我还得管你饭啊?我就没理这个茬儿。两个司机一见这个情况,就说走吧。这以后我们在村子里慢慢地学这些规矩,在生活里也慢慢懂得了一些东西。人家对我们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都有。说这个话,都是等着你送礼。你送礼了,他就什么都有了。有人说,哎呀,我在外贸工作,你要核桃啊什么的,我们都有。我们慢慢懂得一点,学聪明了,不敢惹,都不要。我那辆自行车,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是供销社的人替我跑,他供销社进自行车就是嘛,结果也是跑了多少次都没有进来,一直拖了好久。

我们的炕是个凉炕,想换个热炕,因为老丁有关节炎,腿疼。村支书就跟我讲,我明天给你安排一个人,他在这里是个最好的把式,叫他来给你换炕,你跟他把关系搞好一点就行了。我回来就问房东,要我把关系跟他搞好,是怎么搞法?房东就告诉我,你去找那个师傅,说活儿紧,请他明天早点来,来吃早饭就行。我就当天晚上去找那个师傅。那个师傅我们平常也认识,我就跟他这么说了,请他明天早点来。从他那里回来,我在路上碰见大队书记了,他问我,这么晚上哪里去了?我说我去找师傅了,让他明天早上过来吃饭。支书听我这么说,立马抱住我说,哎呀,这就对了。我在那里学聪明了。大队支书的丈母娘去世了,她是全村最早的老党员,食道癌死的。我们想,这也得送礼啊。送什么呢?送两包饼干就可以了。我们就买了两包饼干,我还写了黄纸条,写上:献给村里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人家还退给我一块饼干,我也得收。过去我们没干过这种事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家也请,那家也请,我都去,丁玲就不去了。我都带点东西去,送礼这事我得学啊。

我们慢慢也懂得了一些事情。老百姓为什么要走后门呢?老百姓家里有病人,他不找医生,不送礼,能看上病吗?看上病了,医生给你开药,你能拿上药吗?你家里死了人了,要买木料做棺材,你不送礼能买得来吗?哎呀,我们感到痛心哪!但是社会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小孩子摔跤了,人家告诉我,你可千万不能扶啊!你扶了他,人家家长还会怪你,说是你把他弄摔跤的。

这些事情,有些是村子里的农民讲的,有的是从我们的房东那里听来的,有些是从来往的几个熟人那里知道的。

房东讲给我们听,说国务院有一位副总理,老家是山西的,他爸爸去北京找他,他不见,让他爸爸回去。可是他爸爸一回到家,他需要的东西,他们那个村里要的东西,汽车、拖拉机什么的都来了。这就是有关系,走后门啊。所以后来我们那个村子里头的支部书记就来找我们,要我们给他找关系,买一台拖拉机。我说,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旁边一个村,是个大村,叫关村,一个人家里有人在国务院,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家也搞到拖拉机了。我们村子的书记说,你和丁玲都是名人,在北京有熟人哪。我说,我们都是文艺界的,又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集团了,我们去找谁啊?我们没有这个权,没有这个势啊。他总是再三求我们,怎么办呢?后来正好我的补发工资来了,从1965年算起,每个月129元,当时我只领了几个月,后来“*”开始,我的工资就冻结了,这些补发的工资,扣了我在秦城的伙食费,总共还有一万多元钱,我就把这个钱拿给村子里的书记,让他们用这钱自己去找人买拖拉机吧。我还叮嘱他,不要说是我们拿的钱。我估计他们也不会说出去的,因为那时是1976年末,丁玲那时还没有改正。

我们在长治几年也交了一些朋友,有医生,有老红军,有技术员,还有北京打下来的右派。后来我们把给大队一万元钱买拖拉机这事告诉了一个朋友,他开导我们说,你们如果把这些钱分给大队干部,一人给他们几百元,那你们在大队里便会要什么有什么了。我们那时哪里想到这些事呢?你要我给你找关系买拖拉机,我们没办法,那么我给你钱,你自己去找关系吧。

我们在农村时,一个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因为我和丁玲在“*”中都吃了很多苦,差不多从1967年开始,我们就很少见面;从1970年坐牢以后,就根本见不到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现在年岁大了,身体越发不好了,既然能在一起,就要认真治病。

1975年11月初,我和丁玲两个人都中了煤气。我们烧了一个热炕,炉子在厨房里面,做饭取暖都挺方便,炉子有两个火口,从早到晚都点着,不做饭的时候,用煤压着火,封上火就行了。那个炉子和屋子里面的炕是连着的,我睡靠墙的一边,她睡在外面。有一天早上,天还不算太亮,丁玲起来上厕所,她出了屋子,经过一个小院,大概有个十来米,还没有出大门,我就听到她叫:“老陈!”那时天刚刚冷,她穿着棉毛裤,她起来时我知道,她这么一喊,我就赶快爬起来,跑了出去,看见她趴在门上。我就问,你头晕啊?当时还不晓得是煤气中毒,我就扶着她,出了大门,再走了十来步,到了厕所。厕所是蹲坑,那地方的厕所都很深,平常要起粪时,得用竹竿,头上绑一个瓢,往外出。厕所的蹲坑是两块板子。我就扶着她蹲好,她小便完了,我又扶她站起来,这时就感觉她很重,因为她已经没有力量了,她自己完全昏了,没有劲了。我扶起她,走出茅坑,她就再不能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房东,是个中年人,叫西子,走出大门来了,他就过来帮忙。他怎么会起来的呢?是他家里的老太太在屋里喊他:“西子,西子,堂屋里的老两口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你去看看。”是老太太把他叫醒的。我们两个人把丁玲扶到屋里,扶到炕上,她那时已经完全晕倒了,我坐在炕上,她就倒在我怀里了。

卫生所就在村里,西子就跑到卫生所,找了一个大夫过来。来的是个女大夫,还是有点知识的,她就掐丁玲的人中,问我家里有没有葡萄糖。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丁玲有糖尿病,我说我们哪儿来的葡萄糖呢?还幸亏没有,要是有,用了就更糟糕了。我说,我们没有,我们是公费医疗的。大夫就掐人中,也没注射什么。她走了之后,我扶着扶着丁玲,自己也晕倒了。本来我还在跟老太太他们说话呢,老太太另外一个儿媳妇正生孩子,我说我这里还有几个鸡蛋,我们不能吃了,把鸡蛋拿给他们吃,说着说着我就晕过去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屋子里的煤气不应该太重啊,厨房里的窗户是打开的,而且丁玲是出去了又回来的,我也在外面经了一阵风了,怎么还会晕倒了呢?

那时天还没有全亮,他们再去把那个医生找来,医生又问有没有葡萄糖之类。我就叫西子告诉大队,大队告诉了公社,公社的秘书就到市里医院去找医生。经过了那么一阵忙乱,我可能是轻一点,先缓过来。大队书记来看我们,我就说,天天我们都是自己挑水,现在我也不行了,能不能请房东每天给我们挑一点水,照顾一下?他同意了。就这样,西子的老婆就给我们挑水,我也给她工钱的。我恢复得很慢,丁玲恢复得比我快,等到我们都恢复好了,差不多接近一个月时间,我对西子他们说,谢谢你们了!我买了一斤猪肉,包饺子,请全院子的人吃,东屋,西屋,加上五个孩子,一共有十多口子,吃得真是高兴,他们平时难得吃上一点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