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央嘉措问佛沙画:王震、许世友、杨成武、杨得志、邓华

王震----共和国上将、胡子将军、唯一可以带枪见毛泽东的人

许世友----共和国上将、忠于毛主席至死不渝

杨成武----共和国上将、代总参谋长

杨得志----共和国上将、志愿军副司令、总参谋长

邓华----共和国上将、志愿军副司令、副总参谋长

王  震

　　１９０８年生，湖南浏阳人。１９２４年参加工作。１９２７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９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纠察队中队长，湘鄂赣边区赤卫队支队长兼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兼第八军代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员。参与领导湘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曾获三等红星奖章。后任第六军团政委，第二军团政委。参与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５年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０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１９４１年初率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１９４２年兼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１９４４年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指挥中原突围。后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军长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

　　１９４９年率部挺进新疆。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５３年后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５５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１９５６年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１９７５年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７８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１９８２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１９８５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８６年任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理事长。１９８８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还曾任中日友协名誉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名誉会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十四大代表，第一至五、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２日在广州逝世，终年８５岁，逝世后捐献了眼角膜。同年４月５日骨灰撒放在新疆天山。同年１０月１５日塑像在黑龙江省密山市正式落成。

　　１９９４年３月，大型文献纪录片《王震将军》、大型画册《王震》、纪念专辑《尊师重教的典范──王震同志》发行。同年１０月，铜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落成。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王震传》（上卷）出版发行。

胡子将军王震 唯一可以带枪见毛泽东的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于1949年2月由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改编，其前身为著名的359旅。该军首任军长兼政治委员的王震，人称“胡子将军”。

1908年，王震生于浏阳河畔一个普通的佃农家。由于家境贫寒，王震在13岁时不得不只身到长沙打工。

1927年加入共产党后，王震回到家乡拉起了队伍，组织了一支游击队。1930 年 9 月 12 日，王震和他率领的游击队正式转为正规红军，在这一天，王震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毛泽东。王震向毛泽东介绍说：“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里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能镇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鼓动我改这个名字……”几天后，王震带着百十号人踏上了赴萍乡大安里参加组建红军独立师的崎岖山路，也踏上了漫长的南征北战的军旅之途。在长期的征战中，他的面庞日渐消瘦，而他满脸的络腮胡子却长得又密又长。不少人劝他抽空把胡子刮一刮，他却说：“不到陕北，不见到毛主席，我不刮胡子！”抗战爆发后，王震与359旅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震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3月12日在广州

1934年，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红6军团也撤离了其防守的赣西南的松山和金华山，被8个师的敌人围在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内。随红6军团行动的湘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任弼时几次和军团长肖克、军团政委王震商量对策。性格火爆的王震提出要主动突围，但最后被任弼时否定。任弼时认为，中央一定会有统一的部署，还是等军革委有了电令再行动。

果然，7月23日，在机要室的嗒嗒声中，红6军团得到了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给他们的命令：转移到湖南中部去扩大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红2军团的可靠联系。这个命令的实际意思是，红6军团率先西进，为中央红军的突围先侦察出一条可靠的路线。中央的命令让王震觉得十分振奋，任弼时对他说，这次突围，就是在给中央红军当先遣队，当先遣队，这可是中央的信任呀。当然，王震也深知这一重托所包含的分量：他们的成败将关系着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甚至整个党的生死存亡。

7月30日，任弼时、王震致电中革军委，报告了红6军团的情况。8月7日，红6军团9700余人由江西横石和新江口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踏上了西征之旅。由于出发前他们先派地方独立第5团伪装 成红6军团，声言兵分3路东渡赣水，以迷惑、牵制敌人，所以在最初的突围中，红6军团一直很顺利。经过3天3夜的急行军，他们连续突破了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和桂东、上犹两县交界的狮子岭等封锁线，8月11日，胜利到达湖南桂东县南面的寨前圩。在这一段时间内，王震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虽然任弼时和肖克都认为前头部队有个营长最多有个团长就可以了，但是王震执意认为自己应该随着先头部队，倘若遇到敌情，可以及时果断地采取应急措施。

寨前圩是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8月12日，红6军团就在这个小村子里召开了誓师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王震满怀豪情地告诉红军官兵，蒋介石想吃掉红6军团，但红6军团不是荔枝、桔子，而是“铁核桃”，最后，他热情洋溢地说：“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我们能打胜仗，因为党中央在期望我们开好路。”会后，王震没有回司令部，而是和红军官兵一起搞宣传，刷标语。就在他一边刷标语一边和战士们闲聊的时候，3架敌机从远处飞来，盘旋一阵后又隆隆地飞去。王震意识到敌人可能已经跟上来了，刚想回去，通信员急急地跑过来告诉他：抓了一个敌人的侦探，正押在司令部呢。

红6军团突围后，蒋介石大为震惊，急电：一、西路军何键部主力调湖南，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总部移驻衡阳；二、南路军陈济棠部主力进至粤湘边界截击，总部推进至韶关；三、第4集团军廖磊部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 ；四、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6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何键接到命令后，急派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3个师及一个纵队，昼夜兼程前来堵截红6军团。抓来的侦探告诉王震，何键下了封赏令：谁能重创王震一个营，赏银元3000块；谁能歼灭王震一个团，赏银元8000块；谁能捉到王震，就让他当副司令长官！

敌侦探带来的情报，加速了红6军团行动的步伐。当天晚上，他们就离开了寨前圩，日夜兼程，先后穿过汝城县、资源县，于8月17日进入郴县县境。郴县山高林密，红6军团要是再前进就得翻山穿林，可即使这样，侦察员提供的情况仍是：山上各处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侦察员们说，他们能看到敌人数不清的黑洞洞的机枪 枪口和大炮炮口。

军政委员会的气氛一开始就十分沉闷，因为他们的处境确实是太困难了：正面走不通，不但要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全军覆没；就地扎根，根本不可能；绕道突围，但似乎又别无可供选择之路。最后，王震一拍桌子，说：“天无绝人之路。我去找群众去，他们肯定有办法。”

在村子里，王震找到了一位白发老人，老人正在阳光下抽着烟袋，咝咝有声，王震问他：“老人家，这山除常走的路外，还有小路能走出去吗？”老人看了王震一眼，不吱声。王震知道乱世兵多，白军、土匪路过一地，当地的老百姓就要遭一次殃，于是就耐心地给老人解释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在王震的说服下，老人最终指了指隐在云雾中的高山，说：“那里，我40年前采药的时候去过，记得有条小路，你要是想找路，到那上面再找找看吧。”新的出路虽然崎岖，但总算露出端倪来了。王震十分兴奋，就在王震临走的时候，老人又提醒他，山里有很多的土匪，让他一定得小心。但在当天夜里的开路过程中，手提大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王震并没有碰到任何土匪，只是山路过于狭窄，过于陡峭崎岖而已，可是这些算得了什么呢，对于红6军团的官兵们来说，这些困难完全挡不住他们行军的脚步。

20日清晨，红6军团袭占新田县城，全歼该城守敌。

23日，当到达湖南零陵县的时候，他们已经整整11个白天黑夜没有睡过一个香甜觉了，但没有人叫苦叫累，因为他们的政委王震依然走在前卫部队的队列里，和大家一样，他也嘴唇干裂，还渗出了血。因此，当他们一到零陵，刚坐下来休息不久，很多人就都抱着枪睡着了，鼾声响成一片。然而，就在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各路大军向零陵开过来了。

红6军团到零陵就是准备西渡湘江的，现在刘建绪9个团的兵力在湘江沿岸展开，占领有利地势，构筑工事，强渡湘江无异于自我毁灭。王震在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大胆地向任弼时、肖克建议，并最终形成决议：放弃在零陵的渡江计划，迅速向东南方转移，进入阳明山地区。

阳明山纵横80里，山势陡峭，行进十分艰难，就在红6军团经过16天的艰苦行军刚刚到阳明山的时候，敌15、16师，桂系19师和独立32旅等部已开始从南、北、西三面向阳明山进攻了。三面受敌，而且部队又极度疲乏，王震不禁踌躇起来，但他很快就下定了决心。他立即去找任弼时，说他要出奇兵，因为红军向来是善于打运动战的，静则死，动则活，他要在动中战，在动中胜，在敌人鼻子底下穿行，围绕敌重兵兜圈子。

就在王震决定到最危险的地方寻求安全的时候，25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他们于26日晨前，集结于阳明山及以南地区，并详细侦察新田、分水坳、铲子坪之间敌15师的配置，袭击之，而后取道南行。中革军委的电令和王震的设想大体上一致，这更加坚定了王震信心。26日凌晨，王震率6军团踏着迷蒙的雾霭出发，趁敌重兵尚未合围之际，直取祁原县白果市。敌以为他们将继续东进，重返湘赣苏区，便急调部队向东防堵；当他们发现红军南抵嘉禾时，又纷纷调军向南出击，当他们奔向嘉禾时，王震又挥师西进了，并从他们的眼皮底下迅速通过。

9月1日，红6军团声东击西进入广西灌阳东北地区。当天夜里，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王震与任弼时、肖克毅然决定：趁黑冒雨继续前进。红军的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军追又追不上，堵又堵不住，大为叫苦。9月3日，红6军团在灌县占领有利地形后，同尾追之敌展开激战，取得了歼敌8个团的重大战果。此后，红6军团的胜利就一个接着一个。

9月4日，王震率兵乘胜前进。在到达兴安麻子渡时，他们看见民团团丁正在挖战壕，一个红军战士问他们挖战壕干什么，回答是打共匪，这个战士又问，见过红军吗？答，没有。战士于是说，不用挖了，我们就是红军。不久，红6军团就乘机在界首突破湘江防线，胜利渡过湘江。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敌人对红6军团的“追剿”力度有所减轻。王震乘机率红6军团向红3军建立的黔东根据地靠拢。24日，红6军团到达贵州印江地区，在木黄与红3军会师，胜利地完成了西征任务。

此次西征历时80余天，行程5000余里。王震作为主要指挥员，始终走在队伍最前面，既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探了路，也为后来红军主力的远征积累了经验。任弼时在师以上干部会上说：“我军胜利突围，胜利渡江，王震同志立了头功。敌人把他看成老虎，他这只虎对于敌人来说是恶虎，因为他吃了他们那么多人，可是对我们来说，是英雄虎，是功臣虎！”

长征

木黄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并成立红2、6军团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行动，王震担任6军团政委。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20万重兵“围剿”红2、6军团，军团指挥部吸取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决定主动转移。

11月19日，红2、6军团分别在桑植县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了突围誓师大会，王震率部从湖南桑植突围。20日下午，王震率先头部队49团到达澧水北岸的张家湾、黄家浦、安坝渡一带。部队隐蔽在黄家埔后面的树林里的时候被对面的守敌发现，枪声立刻响了起来。49团团长王烈人如其名，性格火爆，立即命令部队迎战，激烈的交锋过后，对面的碉堡被炸塌，王烈随即让部队强行渡河，但不远处的永镇庵、杨林铺守敌又开始对其射击，火力十分猛烈，王烈只好让部队回撤。一直在用望远镜观察战况的王震在王烈退回来报告时已经成竹在胸，他对怒发冲冠的王烈下达了4个字的命令：改道偷袭。

在王震的安排下，侦察员化妆成乞丐到安坝渡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了渡口碉堡哨兵的枪，然后部队迅速搭起浮桥。部队从浮桥上通过澧水时，敌人的飞机也闻讯而来进行轰炸。一时间，澧水两岸火光顿起，澧水河面，水柱冲天，王烈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些红军官兵过河后想在滩头休息一会儿，黑暗之中，他们听到一个急迫的声音：“睡不得，睡不得，现不是睡觉的时候，再坚持一下。”这是军团政委王震的声音，他命令部队向沅陵进发，不给敌人任何调整部署的时间，直接突破第二道防线——沅江。王震说，虽然部队十分疲劳，但胜利才是消除红军官兵疲劳最好的方法。

49团的红军官兵又立即出发了。他们一路不停地走，一直走到第二天晚上的8点钟，很快解决了沅江两岸的敌人，开始架设浮桥。这时王震也赶了上来，在官兵们稍事休息的时候，他开始研究大部队的渡江计划。正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突然传来划船的声音，4条大船上不时亮着手电筒的光柱。王震命令架起机枪等候。船慢慢靠近江岸，船上的人首先发问：“哪个部分的？”因为当地属国民党李觉的防区，红军战士答道：“李司令部下的。”船上的官兵也是李觉纵队，连忙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把船靠了岸，结果立即被红军连人带船扣押。原来是李觉纵队的一个营，奉命到沅江大宴溪渡口防御的。营长张维国被押到王震面前时还一个劲地挠头：“早晨听说你们还在潭口，怎么这会儿就到了这里了？”

红2、6军团全部渡过沅江后，由于已经位于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后面，于是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出击，攻占了沅江以南的几个县城。23日至28日，短短5天时间内，辰溪、浦市、溆浦、新化、涟源、锡矿山尽落我手，而这些地域正是整个湖南省的腰部，四面通达，物产丰富。王震带领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在深入宣传的同时，建立了38支各种地方武装组织。但红2、6军团仅仅休整一周，敌李觉纵队的第15师、第19师、第63师就从永顺赶到了溆浦、辰溪附近。敌樊嵩甫纵队的4个师也由慈利西部渡沅江，分两路向溆浦、新化推进。此外，陶广纵队、郭汝栋纵队、汤恩伯纵队正在红2、6军团两侧迂回。面对这一形势，军委分会决定退出湘中，向贵州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出发前一天晚上，任弼时召集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又开了一次会，确定行军路线和行军中要注意的事项。

12月21日，红2、6军团从溆浦出发，迅速向东南转移，拟抢渡资水，敌李觉、王东原、樊嵩甫等立即率部东进，妄图在资水拦截红军东渡，他们在资水两岸抢修工事，排列了3道防线，并在30里外加派警戒，每日数次报告，但红2、6军团并没有按计划行军，而是到洞口、绥宁等山区，然后在黔阳江再次抢渡沅江，于月底转移到了芷江。1936年元旦，红2、6军团到达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

3日，红2、6军团分别进驻波州、晃县、龙溪口一带；5日，红五师占领贵州玉屏为临时后方，并进一步占领江口；12日，占领石阡。1月20日，部队由江口、石阡出发，21日突破了敌32师防线，次日到达猴场、瓮安，准备渡过清水江。

清水江是乌江南岸的一条大支流，是贵阳 乐北的天然屏障。当天，红2、6军负责人都到清水岸边观察地形，商量怎样渡水。王震认为渡江渡河并不是什么难事，是不是真的要渡江才是问题的关键。他表示，部队应该“直插贵阳”。贺龙对王震的提法有些吃惊。王震解释说：“这么做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我军仍走去年中央红军突破乌江攻占遵义 的老路；二是袭击贵阳这个敌人的政治、军事中枢。”王震为自己的大胆设想得意，但是任弼时却笑了起来，因为他和贺龙也有这个想法，贺龙说：“王胡子，你居然钻到我们的脑袋里来了。”    红2、6军团渡过清水江，前锋直插尤里，距贵阳只有20里路了。敌人慌了手脚，既要守乌江，又要保贵阳。蒋介石急飞贵阳坐镇指挥。    1月29日，王震率10师作为6军团的前卫到达清水江支流顺岩河的东南岸，由于河水深且湍急，泅渡和架设浮桥一时都难以奏效。在王震与16师师长周球保、政委晏福生都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把国民党俘将张振汉推到了前面，张振汉提出在浮桥下的三角架下绑扎石头，这一方法，果然解决了问题。次日，红6军团渡河出击，多路袭击了贵阳北部的重镇扎佐、修文等。迫使蒋介石召回部队在贵阳重兵布阵。

但就在蒋介石在贵阳拉开架势准备与红军决战的时候，王震与贺龙、任弼时、肖克等却率红2、6军团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从北面绕过贵阳，直插西北，造成北渡乌江之势。蒋介石只好再次调兵遣将，前往乌江上游堵截，但守在电话机旁的蒋介石等来等去，只等到一个“共军不知去向”的消息。

红军在哪儿？2月1日，再次改变行进方向的红2、6军团正在向西南方向行进。鉴于贵州地形复杂，敌情复杂，王震派了120人的侦察大队，开路侦察。时值严冬，又下着雪，侦察员们急行军130里，赶到鸭池河畔，乘着夜色，俘虏了守敌一个连。随后赶到的王震立即指挥工兵连架设浮桥，晨曦时分，大队人马已经从从容容地从浮桥上过河了。至此，红2、6军团又一次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又一次壮大了红军队伍。王震的指挥智慧得到军团指挥员一致的称赞，贺龙说他：“王胡子，你人粗心细，勇而有谋。”

此后，红2、6军团转战到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这里是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少数民族较多，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十分薄弱，红2、6军团的领导决定在此建立新的根据地。王震十分重视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使红军队伍不断扩大。

3月，当红2、6军团到达南北江地区时，接到红4方面军要求会师甘孜的电报，于是兵分两路开始北上。4月底，部队顺利渡过金沙江。5月，红6军团进入康藏高原，准备翻越雪山。王震深知过雪山的困难，发动部队在物质和精神上做好充分准备，终于6月初顺利翻越大雪山，到达甘孜与红4方面军的32军胜利会师。7月2日，红2、6军团齐集甘孜地区与红4方面军会师。5日，中央军委正式授予红2、6军团以红2方面军番号。不久，红6军团担任红2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继续北上。王震率16师走在军团的前面，多次与敌血战，冲破围堵。10月18日，红2方面军又同红1方面军胜利会师。

后来，毛泽东在接见王震等红2方面军将领时说：“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2、6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原来，中央红军出发前有8万余人，经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不到1万人，而红2方面军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是1.7万人，到陕北后仍有1.3万人，确实是创造了奇迹中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是和王震在长征中注意发动群众、努力扩充红军分不开的。

南下

1944年，因为苏联红军的全面反攻，美英军队开辟第二战场 ，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法西斯面临最后的崩溃，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由攻转守，为了解决日益匮乏的军队补给，其在中国大陆的军队开始作垂死挣扎，在拼命打通东亚交通线的同时，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在迎战日军的过程中先后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片国土和100多座城市。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大反攻，毛泽东决定派一支主力部队南下，担当发展华南的任务。

7月下旬，正是南泥湾的农忙季节，正在垦区指导锄草追肥的359旅旅长王震接到延安 的电话，说毛主席找他有事。在延安，毛泽东说中央准备送一批干部到南方去，经过河南、湖北，先到新四军5师，再南下广东，发展抗日根据地。让他们359旅抽一名团长带一个加强营护送南下干部。王震觉得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太少。毛泽东说：“你回去和其他同志研究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总之要圆满完成任务。”商量的结果，大家都认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太少。于是王震再去延安时就主动向毛泽东请缨：“我愿意亲自带部队护送。”但毛泽东说中央要再研究，第二天，毛泽东正式同意了王震的请求，并指示：359旅要全部南下，加上地方干部，分成两个梯队，王震带领第一梯队先行出发，与东江纵队会合后，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最后，毛泽东对王震说：“如果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把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他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你们的处境会更加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王震当即表示：“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地完成任务!”

1944年11月10日，359旅5000人马改为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的南下支队告别延安，向南日夜兼程。1945年初，部队到达河南境内时，敌情开始变得严峻，每到一地都要受到伪军的袭击和骚扰，经过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后，终于进入黄淮大平原，并与新四军第5师取得联系。中原会师后，南下支队向边区和5师移交了随军南下的干部，短暂休整后又继续南下。

1945年2月14日，南下支队向鄂南挺进来到长江边。由于武汉 三镇以东的大江两岸均被日伪军占领，江北大别山地区又有国民党闻讯而来的3个师兵力，在各个渡口抢修工事，情势十分危急。但王震临危不乱，在和王首道等人反复商量之后，他果断地把抢渡地点定在守敌最众的田家镇。王震认为，敌人越是守兵多，他们倚仗人多，反而会更加麻痹。果然，深夜分3个梯次的渡江，前两梯次都很顺利，敌人以为是渔民在偷偷打鱼。但第3批渡江时，天已经开始渐亮了，南下支队这才暴露。虽然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但毕竟第3批人马也都大部分到了江南岸。南下支队胜利渡过长江天堑后，第一仗在一个叫大田畈的地方打响。当时部队正准备宿营，大约五六百日军和七八百个伪军连同一队日本炮兵前来袭击，王震率领部队打了一天一夜，歼日伪军400多人，缴获大炮7门，轻重机枪20余挺。不久，中央指示取消“南下支队”番号，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救国军”，下属各大队全部改为支队，组织领导不变，部队进入湖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时，南下支队正在湘南的八面山区活动，蒋介石决意绞杀这支孤军，他一夜三电密令沿途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捉拿王震。八面山很快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出山的5条通道全被封死。八面山海拔2024米，山势险峻，林木葱茏，荆棘丛生，几十里没有人烟，部队进山后，连天阴雨交加，而官兵们随身携带的干粮很快就吃完了又得不到补充，战士们又冷又饿，南下支队面临着被饿死与束手待擒的危险。危急关头，王震大声告诉大家：“采菌子和野菜充饥，把所有的文件全部烧掉，拼命也要杀出一条生路来。”王震背水一战，他身先士卒，冒雨往山下奔去，同志们也都毫不犹豫地跟了上来，经过多次与敌血战，南下支队在王震的带领下终于冲出包围圈。但是不久，王震就因积劳成疾导致胃出血，只有靠着战士们抬着才能继续前进。

8月26日，南下支队来到湘粤赣边境的五岭山区，与广东部队会师指日可待。不想放虎归山的敌军对南下支队拼命堵截，企图将它消灭。第二天，薛岳的追兵和余汉谋的一个军就一齐涌了过来，切断了南下支队与广东东江纵队会师的道路，并对南下支队再一次形成重兵包围。是继续南下还是掉头北返？王震将南下支队的艰难处境电告中央：鉴于当前形势，已不可以再与东江纵队会师。8月29日，中央复电称，南下支队可以自行选择路线北上，与5师靠拢。得到中央的指示后，王震立即奉命北返，率部奋勇拼杀，冲开一条血路，于9月下旬在鄂城再渡长江天险，与新四军5师会合，并恢复原359旅的番号。会师之日，359旅南下已经329天，转战7省78个县，行程1.5万多里。10月初，359旅北返至鄂豫皖边区，同时，王树声的河南军区部队也从豫西南下，三支主力部队在桐柏山会师。经过整编，南下支队编入中原军区，王震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坚持自卫，保卫中原解放区达半年之久，牵制了华南国民党军北上。

1946年5月，蒋介石突然以30万人将中原军区部队5万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区域。经中央同意，由王树声率领第1纵队独立行动，向川陕交界的大巴山地区进军；第2纵队、359旅、干部旅及军区领导机关由李先念和王震率领向陕南进军。7月11日，359旅作为进军陕南的先遣部队，刚到豫陕交界处，便遇到胡宗南部队的阻截。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中，359旅官兵因为王震的身先士卒而舍生忘死，并最终占领紫荆关，凭险据守。胡宗南、刘峙急调10个整装师再次前来，敌众我寡，王震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在鲍峪岭之侧的玉皇山又陷入到敌人的包围之中。侦察员报告说，附近山岭上不是悬崖峭壁就是万丈深谷，根本无路可走。王震催促侦察员再次详细侦察后，发现有一个深谷只有十几米，如果下得去，就可以进入敌人没有戒备的山谷里。危急时刻，王震指挥部队用绑腿拧成绳子，全旅人员拉着绳索滑下陡崖。

7月25日，359旅进到长沟口、土岭地区，却陷入胡宗南急调的7个师8万兵力的包围之中，王震率部恶战10天10夜，突出重围，包括王震本人在内，全旅官兵忍受着极度的饥饿与疲惫，昼夜行军，越过川陕公路，进到山阳与商县之间的黑山街一带。鉴于敌情严重，王震命令部队以镇安、柞水、宁陕为中心，分散进行游击战，然后横穿秦岭，由陇东向陕甘宁边区进发。

8月20日夜，359旅涉渭河，跨陇海铁路，次日抵达肃陇县，虽然蒋介石又派来2个师截击，4个师追击，但眼看延安就在眼前，359旅官兵群情振奋势不可挡，他们再次冲出重围，冲过西（安）兰（州）公路，与延安派来迎接的警3旅胜利会师。1946年9月，王震率部返回延安时，359旅的全体同志已经骨瘦如柴。中原突围历时63天，浴血战斗90多次，行程5000余里。

后来，毛泽东在宴请南下归来的王震等营以上干部时，动情地说：“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胜利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猛顽强，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长征。你们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也可以说是从战争这所大学里毕业出来的优秀大学生!”

王震率部南下北返，历时658天，行程2万多里，途经晋、豫、鄂、湘、赣、粤、陕、甘八省境地，一路克服严寒酷热和高山大河等自然险阻，在群众中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再次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奇迹。

进疆

1949 年2 月1 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2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隶属第1野战军建制，王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决定兵发大西北等还没有解放的地区。时任中央候补委员的王震在到达西柏坡的当天就找到毛泽东，主动要求进军最艰苦的新疆。不但口头请命，还递交了书面报告。毛主席深知王震远征经历十分丰富，又有开垦南泥湾的成功经验可用于新疆的经济建设，同意了他的请求。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5月，彭德怀率第1野战军向西北残敌发起强大攻势。胡宗南见形势不对头，放弃西安 逃至汉中，又于5月上旬将所属部队撤至秦岭。胡宗南给解放军敞开西进的大门，马步芳、马鸿逵连连向国民党中央发电请缨“迎头痛击解放军，誓死夺回西安”。蒋介石也是分别接见了胡宗南和二马，说：“只要你们能打败彭德怀，我就能打败毛泽东。”并由国民政府的国防部出面在广州召开“西北联防会议”，但联防会议的结果却是西安保卫战和咸阳阻击中马步芳丢下2000余具尸体，仓皇逃走。这也是解放大西北的序幕，它极大地鼓舞了一兵团指挥员的士气。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发电，要乘胜追击，一举攻占宝鸡，直下汉中。因为18兵团和19团尚未赶到西北，军委没有同意彭德怀的请求。

6月，王震出任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6月底，周士第第18兵团和杨得志第19兵团抵达关中。彭德怀决定发起“扶（风）眉（县）”战役，以“钳马打胡”：杨得志19兵团在乾县以北地区，迫近马家军修筑工事，作出即刻出击的姿态却不出击；许光达第2兵团和周士第第18兵团秘密地穿插于胡宗南部，将其分割，分别予以歼灭；第1兵团的任务是对胡宗南部来个兜屁股。彭德怀说：“王胡子腿快，让他多跑路，从马召镇、柏芽镇一带绕到敌人后面去，像一把利刀，切断敌人逃跑之路，然后再像潮水一般折返回来参加歼灭战。”

“扶眉战役”进行得比彭德怀预料的还要顺利。王震率领着第1兵团，先将敌90军的2个师歼灭，又依照彭总的战前部署，迅速折返回来，将逃到渭河南岸的8000余敌全部俘虏，并在渭河里打捞出60门大炮和500余挺轻重机枪，以及堆积如山的炮弹、子弹和手榴弹。此役，一举歼灭了胡宗南的4个军，使其基本上失去了进攻能力。此后部队继续向西推进，王震率第1兵团分作为西路，经通渭、天水、宝鸡、临洮，直取临夏，再插青海，端了马步芳老巢。1兵团在王震的率领下，一路激战，沿途席卷阻击之敌，于9月5日解放了西宁 。    此时，甘肃、青海的残敌只剩下新疆这条退路，他们如潮水般向西溃逃。为将残敌全歼于甘肃境内，完成解放新疆的战略任务，9月10日，王震指挥第1兵团第2军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自西宁北上，先到大通、门源，然后又连续行军，14日进入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区，15日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沿途荒无人烟，又遇风暴袭击，加上高山缺氧，行军异常困难。但是在王震的鼓舞下，第2军的指战员们最终以惊人毅力战胜了狂风大雪和奇寒，到达俄博，然后部队28小时连续行军，于17日突然出现在甘肃民乐城下，此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张掖，刚溃逃到此的国民党残兵败将还没喘过气来就举手投降了。21日，第1野战军第1、2兵团在张掖会师。

王震在张掖肃清国民党驻守于周围的残敌后不久，又率部又以日进百里的速度向酒泉挺进，兵临玉门关，直逼新疆大门。驻新疆的国民党军在我军铁流西进和党的政策感召下，宣布起义。

10月10日，两路大军同时向天山南北开进。进疆部队在王震的率领下，顶风冒雪，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日夜兼程。1950年1月20日，两路大军相继到达指定地点，全面接管了新疆各重要城市、军事要地和千里边防，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阿勒泰山和帕米尔高原，圆满完成进军新疆的战略任务。

在中国军事史上，清朝军队收复新疆费时2年多；1943年国民党军7万多人进军新疆准备了3年，又花了2年半才到达迪化、喀什 等地。而王震指挥的7万大军只花了6个月时间就全面接管新疆，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也为他的革命征战生涯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笔。

359旅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20师主力旅之一。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6军团和红军第32军、红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副旅长，下辖由红6军团编成的第717团、由红军第32军等部编成的第718团，共5000余人。

　　9月3日，第359旅分为两部分行动。陈伯钧率第718团和旅直属营一部留守陕甘宁边区，后归八路军留守兵团建制。王震率第717团和旅直属营一部共2100余人，以第359旅的番号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随后，王震部在五台、平山（属河北省）一带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开辟抗日根据地，并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忻口、太原作战。10月，王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刘子奇任参谋长、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1月，第359旅进行整编，辖第717团和由河北省平山独立团、山西省侯马独立团、忻州义勇军各一部编成的第718团，以及由崞县（今原平）独立团、侯马独立团、忻州义勇军各一部编成的第719团，共1.2万余人。3～4月，会同第358旅等部反击日伪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首次围攻，收复7座县城。5月，开赴恒山地区，在晋察冀军区指挥下，开展桑干河两岸的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9～11月，在配合晋察冀边区粉碎日军多路围攻中，取得邵家庄伏击战的胜利。1939年5月，取得上下细腰涧战斗的胜利。10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增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并制造军事摩擦，第359旅由晋察冀边区调至陕甘宁边区，接替宋家川至葭县（今佳县）的黄河河防任务，旅部兼绥德警备司令部。

　　从1940年底开始，第359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1941～1943年，每年上交给边区政府1万石公粮。在大生产运动中，坚持以农为主，全面发展，先后开办纺织、皮革、造纸工厂13个，成立盐业、土产、运输等公司，开办饭店、商店、军人合作社和各种加工小作坊等，形成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多层次的生产经营形式。在1942年2月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第359旅被誉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毛泽东主席题词赞誉第359旅是“发展经济的前锋”。在大生产运动中，第359旅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练兵运动，并在1943年春播和中耕后开展了整风运动，保障和推动了练兵、生产各方面任务的完成。1943～1944年张邦英、王首道先后任旅政治委员。

　　1944年10月，为建立以五岭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使华南成为战略一翼，中共中央决定以第359旅为基础组成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2、第3、第4、第5大队共4000余人，另有中共中央调往新四军第5师工作的干部组成的第6、第7大队900余人。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向湘粤边挺进。1945年1月，在湖北省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师。随后，第1游击支队继续南进。3月，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7月上旬，除留一部兵力在湘北、鄂南坚持抗日斗争外，主力3000余人沿湘赣边境南下。8月下旬，到达广东省南雄地区。后因日本投降和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重兵围攻，随即北返。10月回到中原地区，在湖北省黄陂县孙家畈进行整编，恢复第359旅番号，编入中原军区。1946年6月27日，从湖北省礼山县宣化店地区向西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于8月29日回到陕甘宁边区，仍归第120师建制。

第359旅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组成第18集团军独立第2游击支队，由刘转连任司令员、张启龙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2、第3大队和第5、第9干部队，于1945年6月南下。当第2游击支队到达河南省新安地区时，因日本投降，遂奉命转道开赴东北，后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

359旅南征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11月至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边，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在进军途中与日军和国民党军的作战。

　　1944年日军占领长沙、衡阳，并沿粤汉(广州至武汉)、湘桂(衡阳至来宾)两铁路继续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为增强华南的抗日力量，开辟五岭(越；城、都庞、萌绪、骑田、大庚岭)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组成八路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在王震、王首道率领下执行甫下任务。

　　南下支队于11月9日从陕西省延安出发，经绥德东渡黄河，越过同蒲(大同至风陵渡)铁路日军封锁线，再南渡黄河天险，进入河南地区，在日军占领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间隙中行军。12月29日，南下支队在通过陇海铁路时于渑池县千秋镇打退国民党军的阻拦，1945年1月6日，又在鲁山打退了日军的攻击；16日，在确山瓦岗附近又与日军发生遭遇战。19日，南下支队在确山以南越过平汉路(北平至汉口)，27日进抵湖北省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会师。

　　南下支队在大悟山进行了17天休整，派第5大队进入洪湖一带开辟根据地，其余部队于2月14日向预定目标——湘中地区前进。支队在新四军第5师第40、第41团配合下，于19日至23日从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26日在大冶南的大田畈击退尾追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4旅团一部。3月3日，南下支队向大幕山挺进，攻占大幕山的飞鸡墩、陈发贵等地；4日在大源镇、金塘等地击溃国民党鄂南地区保安团。至此，南下支队占领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为开辟鄂南根据地创造丁良好条件。

　　南下支队渡江之时，蒋介石急令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驻茶陵、永兴、莲花的第72军，驻资兴的第99军星夜开到修水和萍乡，妄图在湘北、鄂南消灭南下支队。南下支队在金塘、大源休整了10天，然后分两路向平江开进，并于26日占领平江及其东南的三眼桥。在这里，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同时由原来的4个大队扩编为6个支队。4月7日，国民党第72军两个师经长寿街、朱溪厂向平江以北的南江桥进犯；第99军的两个师经献钟从南面进攻平江；大云山第4挺进纵队1000余人由北逼进。

　　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以一部兵力进剿大云山国民党军第4挺进纵队，并于9日完全占领大云山，15日，主力主动撤离平江，转移至鄂南的通城、崇阳地区，在新四军第5师第40团的配合下，连克岳阳东南的杨林铺、大汉湖、毛家铺等日伪军据点，歼灭伪军1个师，使鄂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主席***5月4日指示，在这里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行政公署和湘鄂赣军区。7月7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由大幕山出发，越粤汉铁路，西渡湖口，绕过长沙，于30日到达湘潭西南的上方桥，8月5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渡湘江，沿粤汉铁路东侧继续南进，进至安仁地区时，遭到国民党两个军的围攻。且战且进，17日进入桂东西南的八面山，摆脱国民党军的合围，28日到达广东省北部南雄县城西北的百顺地区。

　　这时，奉中共中央命令北上迎接该军的东江纵队遭到国民党第7战区部队的围攻，前进受阻。该军也遭到国民党第9战区的重兵围攻，难以立足。在此情况下，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遂向北转移，跨过浙赣铁路(杭州至株洲)进入湘北、鄂南，9月27日在鄂城地区北渡长江，10月上旬在礼山(今大悟县)地区与新四军第5师再次会师，中旬，恢复第359旅番号，编入第5师野战兵团序列。

　　第359旅南下的第2梯队，于1945年6月从延安出发南下，进到河南省新安地区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遂奉命北上开赴东北，加入东北野战军的战斗序列。

　　点评：南下支队向湘粤边进军，历时近一年，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7省，行程7900余公里，克服了严寒酷暑和山河险阻，作战74次，打击了日、伪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攻和阻拦，到达了目的地。虽然由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未能实现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企图，但保存了基本力量，并开创了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领导和推动了粤汉铁路沿线人民的抗日斗争，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增强了中原我军的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起了积极作用。

359旅回到延安

对于蒋介石而言，平汉路在经济上是一条命脉，在军事上又是一堵围墙。从北平到汉口这段千余公里长的铁路线上，凡是大城市如保定、石家庄、郑州、信阳等，国民党都有重兵把守，沿着铁路线的各种碉堡、据点，更是不计其数。国民党部队沿着平汉路南来北往、调兵遣将，平汉路对国民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宣化店已经成了一个脚盆，周围大山环绕，各个重要的交通隘口又有刘峙把守，李先念就是插翅也难飞。蒋介石以为48小时吃掉李先念王震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但100小时之后，他们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还越过了平汉路，向西一路斩杀过去了。

蒋介石又气又急，电报都嫌慢，操起电话直接要通郑州绥署，把刘峙狠狠训了一顿：“娘希匹，怎么打仗的，几十万兵力交给你，结果让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了。据可靠情报，匪敌可能会向随枣地区逃窜，限你48小时截断匪兵去路，歼敌于随枣地区。”

电话那头的刘峙大气不敢出，连连答是。这位国民党中将军官围攻中原前还牛哄哄的，好像就要建立盖世之功一样，结果几天下来形势就急转直下，接蒋介石电话时两腿直哆嗦。挂上蒋介石的电话，他也操起电话，学着蒋介石的样子把部下训了一顿。

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我军已非常疲劳。因为是突围，就不能走大路，部队专拣小路、险路走，逢山就得过山，逢水也得涉水。部队所带的干粮渐渐减少，为了保证突围成功，王震号召全旅厉行节约，每天只吃两顿稀饭。

而最为要命的是，蒋介石又命令胡宗南拨出一部分部队与刘峙一起行动，胡宗南在前面堵，刘峙在后面追，一个喊打，一个喊杀。蒋介石这阵势是：不歼李王，决不罢休！

前有堵兵，后有追兵。

时值七月，鄂豫交界地带阴雨一下就是十天半个月，道路泥泞，空气潮湿。胡宗南和刘峙的队伍在烂泥的山路上稀稀拉拉地走着，白天晚上赶着行军，对于平常养尊处优的国民党官兵来说，哪受过这般苦。队伍里怨声载道，骂娘声一片接一片。连一些军官也有些牢骚了，有的把帽子一摘，吐出一口苦水，恶狠狠骂道：“他奶奶的！不是和平了吗？不是签订了《汉口协议》了吗？怎么又去追李先念？奶奶的，害得老子受这般罪。”

但这样的气候条件正是与刘峙拉开距离的时候，我军359旅官兵们没有任何抱怨，他们只知道，跑得越快，生存的可能就越大。

蒋介石仍一个劲地催促刘峙，要堵住359旅的去路，要全歼359旅！

对王震、王首道率领的这支部队，蒋介石是伤透了脑筋。

他们是两年前从延安出发南下的，一路上穿陇海，过长江，翻山越岭，跃进万里。蒋介石派了好多支部队追击、围歼，但359旅仍然风风火火挺进到了湘南、粤北，开辟了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华南敌后根据地。后来还把鄂豫皖湘赣根据地和东江根据地连接起来，为我党在南方发展力量开辟了一块战略基地，直接威胁着广州、长沙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蒋介石老早就想吃掉二王部队，因为这支部队太能打仗了，几乎是一支全天候作战的部队，打仗没有规律。风雨交加的时候，天黑如漆的时候，就是他们出击的时候。蒋介石派了很多部队去围剿，像当年在井冈山围剿红军一样，但仍然无济于事。

后来在蒋介石的逼迫下，359旅被迫北返，蒋介石边谈判，边调动部队围追堵截，心想这一次你是跑不掉了，非把你堵在长江以南不可。殊不知，359旅又安全渡过长江，与新四军第5师胜利会师，并且还成立了一个中原军区，势力越来越大，直接威胁着南京、武汉。不仅如此，中原军区的存在还妨碍着蒋介石在整个中原、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

他咬咬牙，拨30万兵马给刘峙统一指挥，可谓下足了本钱，以6∶1的兵力来解决中原军区部队。但搞来搞去，还是让他们跑掉了。

虽然蒋介石命令一个接一个，但刘峙还是跑不过王震，歼敌于随枣地区的计划又破产了，359旅一阵风似地直插秦岭。

蒋介石就这样跟王震赛跑着。王震指挥部队突破紫荆关，强渡丹江，一头扎进了秦岭山区，与巩德芳领导的游击队会师，组成了豫陕鄂军区，并于8月2日进占了镇安县城。

蒋介石不甘心就这样结束对王震的追击，他站在偌大的军用地图前，盯着陕南足足看了10分钟，然后下定决心，既然你跑到陕南秦岭山区去了，解决你的任务就交给胡宗南，他正好养着几十万精兵呢！

胡宗南正为自己在紫荆关没能堵住王震深感愧疚，这次接到校长指示，一定要倾其所有解决王震的问题。

他拟定了一个阵营庞大的进攻计划：整编第76师24旅和整编第15师135旅，从石泉、汉阴、安康向北推进；整编第17师84旅和整编第36师28旅向东推进；整编1师1旅、整编第36师123旅，整编第90师61、53旅和整编第76师144旅，从东、北两面压来，在旬阳坝、关口、太山庙歼灭王震部。

此时王震的部队已经减员近两千人，余下不足两千人了。胡宗南如此兴师动众，未免有点神经过敏。不过这样用兵是国民党将领的一种惯性思维，包括蒋介石本人。他们往往只注重兵力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而在战略战术以及战士的精神士气上关注很少。当然，此时的国民党将领们满可以财大气粗，因为他们在物质资源和兵力资源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陕南八百里秦川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加上土匪出没，民情不熟，359旅的处境异常艰难。王震本来打算部队就地分散在陕南打游击的，如今胡宗南重兵包围，359旅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延安的中央领导们都为王震捏一把汗。从南征到北返，再到今天的突围，真可谓翻山越岭，千辛万苦。两年前从延安出发南下时，好多人都拉着王震的手说：胡子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当时的战争环境就是这样，战友们临别时都没有什么其他的祝福，活着回来就是最好的情感表达。这是当时的战争环境异常艰难所决定的。

毛泽东拿着王震部队的报告，心情非常沉重。报告中说359旅在陕南地形不熟悉，经常受到土匪的袭击，伤亡很大；胡宗南派兵重重围剿和追击，官兵精神都高度紧张，精神状态不怎么好。最要命的是没有粮食了，目前只能靠挖野菜、吃树叶充饥，好多官兵都拉肚子，体质一日不如一日；并且部队减员非常厉害……

“还是让他们回来吧！活着就是胜利。”毛泽东在有关王震部队的报告上批示，“另外转告王世泰、张文舟，派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南下出击，接应王震。一定要让他们活着到陕甘宁。”

王世泰和张文舟迅速拟定了一个南下出击接应359旅的行动方案：新编第4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为左翼兵团，由长武、彬县之间突破敌人封锁线；以警备第3旅（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李鹤邦）第7团及第5团为右翼兵团，由平凉、泾川间突破敌人封锁线；另外以警备第1旅（高锦纯任旅长兼政治委员）在旬邑地区分散游击，牵制胡军。

这天王震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察看地图，正在考虑下一步部队怎么展开，警卫员一声响亮的报告打断了他的思考。警卫员说中央刚刚来电，让359旅迅速组织北上突围，同时我联防军派出部队南下接应359旅回陕甘宁。

王震抬起头，腊黄的脸上又亮起了一丝光泽。回陕甘宁？回延安？历经了两年的风风雨雨，又要回到延安，太令人振奋了。从突围开始到现在，他的胡子就没剃过，现在已长了十多公分了。而这一年，他才38岁。王震摸了一把胡子，从石头上一跃而起，瘦弱的身体此时已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他把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副旅长徐国贤找来，决定把部队分成左右两个纵队，左路718、719团由王震、郭鹏和王恩茂率领，右路717团由徐国贤率领，分别夺路北上。

359旅最后一次突围开始了。

任何的困难此时都已不再是困难。359旅只有一个目标，打回延安去！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延安已成了一个精神领地，一个胜利象征。他永远是一个圣地，受到所有八路军将士的顶礼膜拜。

有了这么一股精神力量，接下来的战斗虽然打得很艰苦，却发展得异常迅速。

8月27日，我联防军警3旅攻占太平镇。

8月29日，我联防军新4旅攻占平子镇、良平镇。

8月29日，359旅左纵队与联防军警3旅会师于屯子镇。

9月8日，359旅右纵队穿过徽县、两当、六盘山，从平凉以西跨过西兰公路由马渠进入陕甘宁边区。

9月20日，我警3旅击退胡宗南整编第96师向刘家大山峁的进攻，359旅彻底摆脱胡宗南的追击，突围成功。

9月27日，359旅回到阔别两年的红都延安。

王震：直捣青马老巢 “不教胡马度天山”

自从我军解放西安，扶眉战役大捷，胡宗南退守秦岭，国民党为了保住西南，企图依靠西北胡、马，特别是二马钳制第一野战军向四川进军。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为此召开了有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 ，策划所谓“兰州决战计划”，企图以青马退守兰州，吸引我军主力于兰州城下，然后纠合马鸿逵与胡宗南残部夹击围歼一野于兰州外围。

青马摆开架势死守兰州，以图决战

一野前委分析战局时认为，胡宗南背靠四川，过早把他压入四川，对第二野战军入川作战不利，暂时不去管他；同时进攻二马，则分散了兵力。所以决定先打青马，后打宁马。兰州是解放大西北必取的战略要地。青马摆开架势，死守兰州，以图决战。彭德怀说：“马步芳要在兰州决战消灭我们，这太好了。我们不怕他守，就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我们来个将计就计，看谁把谁消灭在兰州。”

8月4日，彭德怀向各兵团下达了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部署以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两路包围兰州；由王震率领第一兵团附第六十二军为左路，取武山、陇西、渭源，得手后经临夏渡黄河，直取青马老巢西宁，断绝青马后路。

8月6日，中央军委电复彭德怀时指出：“八月四日发来歼灭甘青匪军的预备命令一般甚好，唯请注意左兵团所取之路线似过于迂回，且经临洮、临夏渡黄河直取西宁，系深入马家老巢，过去四方面军曾打算走此路西渡，因遇阻路险折回，望令一兵团负责仔细调查此路道路粮食情况及渡河条件，尤其是回民关系如何，对大军经过具有决定意义。”“据一般了解，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前，对我敌意甚深，而回民中间又不若宁（夏）回曾受过我很好影响，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决战，必须谨慎行事，大意不得，望以此意告王震为要。”

王震对整个战略部署了如指掌

王震对整个战略部署了如指掌，清楚每个环节的利害得失以及他所率领的左翼兵团每进一步的重大作用。他在动员部队快速行动时，对各军领导讲明了这次行动的意义。他说：“这次战役，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兰州，十九兵团派一个军附坦克营抗击宁马，我一兵团渡洮河绕到西宁以西来个大迂回。彭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计划很好，就是左兵团（我们一兵团）艰苦一些，由此可见我们任务的艰巨了。”

又说：“不要以为没争得主攻兰州的任务，就是上级瞧不起我们。我们现在的任务也十分重要。我们跑到马步芳的家门口去打烂他的坛坛罐罐，他一定更心痛。他的那些当官的、当兵的，大部分都是青海人，你去抄他的家，他们在兰州能不动心？能安心为他们卖命？我们就是要加快步子赶到青海门口的临夏，去动摇他的军心。另外，我们控制黄河通道，把西宁和兰州分开。西宁来兵，我们堵着打；兰州退兵，我们顶着打；宁马来援，我们围着打；他们要往新疆逃跑，我们截着打。兰州主攻部队的这些后顾之忧，全由我们解决了。这任务重要得很嘛！虽然彭总关心我们，行军时间放得慢些，但我们要加快速度，争取时间早一天到临夏，让彭总和兰州主攻部队早放心！”

第一兵团即于8月11日出甘谷、武山，一路消灭敌人，接连解放陇西、漳县、渭源、会川几座县城，于16日提前攻占了临洮县城。8月20日，由王震主持，在临洮召开了第一兵团党委会。他在讲话中说，部队7月24日从宝鸡出发，向甘肃进军，一路上冒溽热酷暑，露营淋雨，到8月17日止，总计歼敌9048人，解放县城13座。

他说：“有些人是庸俗的事务主义者，没有政治远见。有几个开小差的，就大惊小怪。要用部队中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对胜利坚毅的信心去教育群众。有些干部不从发展上看问题，开几个小差这有什么奇怪，不要因这一点就反映出消极情绪，只有政治上的庸人才这样看问题。毛泽东式的军人就无所畏惧，就应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要使战士们懂得我们是为什么作战，这样他便能忍受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

要消灭敌人，要打到天涯海角。对那些缺乏胆识的人，要用革命的英雄主义去鼓舞他。革命要胜利跑几个怕什么，革命不顺利时张国焘跑了也不怕。苏沃洛夫常说：你是老虎敌人便是绵羊，你是绵羊敌人便是老虎。同志们要懂得，战争开始打一个城要死好几百人，现在一枪不放解放十几座县城。一军战士说‘宁愿多走十里路，不愿少走一里路’。有些首长比士兵落后，我们南下时毛主席说‘任务明确，旗帜鲜明，指出光明，提出困难’。我们是能克服困难的，只有机会主义者才怕困难。”

第一兵团攻占临夏 矛头直指西宁

部队急欲从临洮快速前进，却被滚滚洮河挡住了去路。水上唯一的一座浮桥，被逃跑的敌骑兵第三旅点火烧毁了。洮河是黄河的支流，从宝昆山的绝壁下流过，水流甚急，每秒流速3米，河宽125米，最浅的地方有4米深，深处达8—9米，这条河上渡口极少，来往行人全依赖这条用木船联结起来的浮桥，或用羊皮筏子摆渡，敌人凭此天险作为甘肃的第三道防线。王震即令部队工兵团迅速修复渡桥。工兵团18日下午2时从会川赶到，以每小时12里的速度赶到河边，连续苦战72小时，建起一座大桥。部队越过洮河，21日解放康乐，继续向临夏进攻。

第一野战军主力于8月21日向兰州进击，第一兵团第二军五师于22日占领临夏。临夏守敌新编骑兵军未战即溃，一部被歼，大部逃散。彭德怀在兰州前线得知此讯，大声叫好。他向攻城部队的指挥员们高兴地说：“太好了，没想到王胡子的左路一兵团，进展得如此迅速，提前占领了临夏。快把这个消息通报整个战场。不单是要我们知道，更要让敌人知道。”他也同意王震提出的意见：进占永靖，控制黄河，暂留临夏，视兰州战役的进程，再作进军西宁的计划。

临夏的解放，粉碎了敌人企图以新编军等部向我军侧背夹击的计划，保障了野战军主力围攻兰州的五个军左侧的安全，增大了青马右翼威胁。第一兵团攻占临夏以后，矛头直指西宁，青马的老巢处于险境，迫使马步芳不得不从兰州城下抽调骑兵第八旅和骑兵第十四旅回西宁担任守备任务，尤对我军攻克兰州、歼灭青马主力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

早在进入回民聚居地区以前，第一兵团各部普遍进行了尊重回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教育。我军坚决执行民族政策的实际行动，部队良好的群众纪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为挑拨我和少数民族关系而散布的共产党“灭回灭教”等种种反共谰言。大军所到之处，深得饱受青马残酷压迫的回汉同胞的拥戴，随时可见回汉群众热烈欢迎我军的感人场面。指战员见此情景，不禁欢呼“政治进军万岁！”“政策胜利万岁！”8月21日，第一兵团解放康乐县城。当日，王震乘吉普车行经苏家集。这里共有80余户人家，其中回民占30户。

王震一到这里，就被回汉人民拥围在中间，他们向他问长问短，亲切异常。这时我军教导队过来，一个回民战士看见大胡子老头，高呼“塞助！”立刻被团团围住。这个回民战士挺起胸膛说：“伊斯兰兄弟们，马鸿逵匪徒造谣说解放军剥我们的皮，挖我们的眼，你看我们回来了，我们要打倒马步芳！”他激动的声音使每个回民为之感动，不少人眼泪直流。

王震对年长的陈老汉说：“陈老先生，你卖一头牛，让阿訇念经给我们兄弟听。”立刻掌声四起，不少人高呼：“毛泽东的政策万岁！”临夏解放第二天，王震乘车前往，经过和政县城，回民群众成群结队拥挤在汽车旁边，谛听王震讲话。有的回民深受感动，痛哭失声，有的回民当场为我军祈祷。到达临夏以后，他又听到看到许多感人的事迹。8月29日，在临夏开的藏族代表（他们是来欢迎解放军去解放他们家乡的）会上，王震讲完话，一位藏族老人眼泪汪汪地说：“王司令员，你记住我们藏族的痛苦，深深的记在心中！”说罢流着泪，紧紧握住王震的手，全场不少人流了泪。王震向中央军委和一野前委所写《关于回民工作的报告》中说：

“当进入洮西后，取得初战胜利，大批释放回俘，回族被反动派强迫组织的居民武装与空室清野，立即为我党我军的鲜明政策的宣传和实际行动与严明纪律所瓦解。在我军的先头部队过后，回汉人民即纷纷扶老携幼驱赶牛羊回家，热烈感激和欢迎我军，茅棚小屋、路边大树皆贴满群众感激的‘欢迎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等标语口号。我军进入临夏城时，回汉群众还到三十里外欢迎我们，满街人山人海，这对于部队教育鼓励极大。青马匪新编骑兵军三个师两万余人，为我所俘虏者仅一千七八百人，伤亡二三百人，但现仅存二百余人，其余皆逃亡回家了（有一村强拉去五十八名回民壮丁，这次即回去了五十七名）。

不同言语之萨拉回回（在青马匪军中充当中下级军官者最多）群众亦均回家。藏民自动解决周匪嘉彬部队，送来俘虏，请示协助处理。来慰劳我军的藏民中，有一七十七岁的老人，在十二年前曾为总司令带过路，他在欢迎会上说‘我看到救星，我们藏民得救了。我是有了曾孙的人，我将曾孙贡献给毛主席、朱总司令’。他这番话，感动得到会人员都流泪了。近来部队逃亡减少，正进行‘敌人逃到哪里，打到哪里’的动员号召，部队的战斗情绪高涨，这与受到汉、回、藏人民热烈欢迎与感激是分不开的。”

一野前委发出《对临夏回民工作指示》

临夏位于甘肃、青海交界处，旧称“河州”，是回民聚居的地方。马步芳祖辈的老家，就住在临夏西乡的韩家集。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1871年是回民首领马占鳌手下的一员主将，几代做官，根基很深。到马步芳这一代，统治青海（包括临夏）已有七十余年。马步芳、马步青，甚至马鸿逵属下的许多高级军官，都是临夏籍人，形成了一个扯不破的裙带网。这些军官的许多家族、亲属，至今仍都居住在这里。当我军临近临夏时，和马家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上层人士，都带着全家逃到深山里去躲避，他们还胁迫一般回民离开家园。

在临夏解放的当天，一野前委就给第一兵团发来《对临夏回民工作指示》：“临夏是战争罪犯马步芳、马鸿逵等匪首的老巢，是甘宁青三省许多回民，特别是青宁两马匪军干部的故乡，是历史上多次回汉仇杀的地区。回族封建统治阶级在临夏占压倒优势，已豢养和收买了许多走狗，统治着广大的回民，尤其是汉人。回汉两族人民虽然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是一致的，但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制造的民族隔阂情绪，至今还或多或少的仍然残留在人们的心里。因此在临夏能否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不仅关系着临夏工作的开展，而且对于争取西北广大回民与瓦解青宁两马匪军，也是有重大影响的。”《指示》对于团结回汉人民彻底消灭两马和蒋介石、胡宗南残余的方针，处理两马匪首在临夏的财产，成立回民临时区乡自治政府以及优待回民俘虏等问题，都作出明确的规定，要求在部队中反复进行教育，“务使在全体军人中有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和坚决彻底的执行”。

王震对临夏的历史、地理状况、人性民情、宗教和政治情况，从西安解放后就作过研究分析，经过连日的调查证实，他得出一个结论：如能得到这里的民心，定可动摇兰州和青海敌人的军心，如得到这里宗教界和上层人士的拥护和帮助，即可扫除敌人反动宣传的影响，用更多的和平方式解放青海。于是，他感到一路上他所重视的民族政策教育是符合实际和有预见的。

临夏周围，有马家军头目的许多宅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等在这里都有大公馆，修建得都像皇帝的宫廷（他们在青海和宁夏，还有更加豪华的别墅）。王震率兵团部到临夏后，驻扎在马步青公馆里。比较起来，马步青公馆还不算最阔绰的，1947年修起，修了4年，修时老百姓每天400人，自带干粮，给马家做工役。另外，马调来一个团参加修建。上公馆占地200余亩。原来此地是一个300余家的小村庄，叫白家庄，马修公馆时，老百姓被赶走，房子拆了。现在很多失去家园的人，仍流浪在临夏街头。……下公馆更为讲究，一进去四五所大院子，像庙堂似的宫殿，绿瓦金砖、红漆彩绘，室内走道统统铺上地毯。左院面临花园，其后为三层楼，要形容其装饰，完全和戏剧舞台摆设一样。到处是红绸缎，坐的凳椅嵌着花钿石、大理石，其上置绣花垫子。吃的东西中外无奇不有，用的化妆品纯系法国产品，食具均为象牙、金银器皿。（马步青原有5个太太）每个太太8个丫环伺候，平时全家多达两千人，最少时亦千把人。……”

王震一走进这座公馆就气得发抖。他愤慨地说：“我一路看见农民那么可怜，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穿不起裤子，而这些土军阀像皇帝一样享受。我真的农民意识又来了，我真想放火烧了这罪恶的地方。”他强压着心头怒火，一面叫各部队都派代表到这些公馆里参观，进行阶级教育，以增强对这班土军阀的仇恨；同时，还从指挥作战、建立政权等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间，亲自做当地宗教和上层人士的工作；前往青海的循化县去和投诚的马家军人士谈判。他还派宣传队到夏河以西藏民聚居区宣传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进行调查研究。

组织“劝降团”的工作

王震经常与临夏宗教界和上层人士接触，通过他们传播共产党、解放军的救国主张和各种政策，扫除敌人反动宣传的影响，力求有助于用和平方式解放青海。他亲自登门拜访当地上层人物，并且派人叫回逃匿山间的马匪亲属马丕烈等。

马丕烈曾任青马第八十二军副官长、青海财政厅长、伪国大代表，是第八十八军军长马继援的舅舅。经过王震劝说，马丕烈答应帮助我军对马家军做工作。他还请来马步芳的叔父马良，马良又推荐汉族士绅徐秀直、祁子果和其他在社会上有声望的青马亲属来与王震见面。他们一起很快组成“临夏赴青海和平代表团”（又称“劝降团”），帮助我军劝说青马军官放下武器，归顺解放军。王震又请夫人、兵团司令部秘书王季青和第六师师长张仲瀚等，连夜字斟句酌地写了一封词严义正的《劝降书》，派参议卢德和司令部参谋李骥作为代表，协助“劝降团”进行工作。

“劝降团”组织起来后，就经循化前往西宁，一路劝说青马人员向我军投诚。到达西宁后，当晚找到西宁市原警察局督察长，组织了三十多人维持社会治安，并召集各种小型会议宣传解放军的政策。马丕烈等还到西宁上五庄马步芳的公馆，劝说从兰州逃回来的青马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第一○○师师长谭呈祥、第一二九军副军长韩德铭、三五七师师长杨修戌向解放军投诚；到海晏劝说准备逃跑的青马第一九○师师长马振武、第三四八师师长韩有禄等放下武器。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在《回忆录》里写道：“一兵团把甘肃青马有威望的家属组织了一个劝降团，随军到青海劝降，这是个很成功的经验。这个劝降团不断地揭露青马的反共宣传，而且为我军的行动提供了很大方便。九月五日，第一军解放了西宁，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劝降团动员敌军政官员和散兵到军管会报到，对维持地方秩序，起到很大作用。”

第一兵团在临夏地区稍作逗留，即向西宁进军。8月27日，第一军进至永靖黄河渡口，第二军解放黄河南岸之循化，因为这两个渡口被守敌逃跑时破坏，前进受阻。第一、二两军首长亲临河岸，察看地形；广大指战员群策群力，克服困难，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协助下搜集船只，修船造筏。第一军于28日开始渡河，至9月2日渡河完毕。第二军在循化渡口渡河。这里水深流急，泅渡困难，对岸又有敌军防守，第五师十四团经过三天搜集和抢修船只、寻找水手，以四个班与军侦察队一个排，在炮火掩护下，由草滩坝强渡成功。我军主力迅速北渡，展开攻击，即将守敌击溃。9月4日，第六十二军一部也由永靖北渡完毕。

青海马步芳集团彻底覆灭

各部队渡过黄河以后，分路疾速前进。9月2日至5日，第六十二军先头部队一八五师解放民和，第三军一个营占领享堂，第二军五师进至甘都镇，第一军骑兵侦察部队进至平安驿，第三军八师解放乐都县，第二军五师解放化隆。我军所到之处，势如摧枯拉朽，敌人不是望风溃逃，便是纷纷投诚。

王震在指挥作战中，一向顾全大局，注意团结。这次他在率领第一兵团进军青海行动中，再次体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的优良作风：“第二军的前身主要是他长期领导和指导的三五九旅，他对二军总是严格要求，对其他部队总是多加关照。一、二两军解放青海，本来二军五师可以先进入西宁，他下令五师停止行动，决定一军部队先进西宁。”①

9月5日，第一军派出的先遣骑兵侦察部队约六百余人，于中午率先进入青海省西宁市。第一军前卫部队第二师五团到达平安驿时，遇到前来迎接解放军的原西北民生公司开来的13辆汽车，遂乘车入城。6日，第一军主力、第二军前卫第五师开进西宁市，受到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西宁解放后，青马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等率部一千三百余人投降，新编骑兵军第二旅向我驻临夏部队投降。宣布投降的还有第一○○、二四八、三五七师和骑兵第八旅等二十余名师旅以上军官，投降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共二千余名。至此，青海马步芳军事集团彻底覆灭，除玉树、果洛地区外，青海大部分地区宣告解放。

9月8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宁解放。青海马步芳集团全军覆没，青海全境解放，兰州战役基本结束。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推翻了马步芳家族在青海、甘南长达数十年的封建统治，为我军向宁夏、新疆进军，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兰州解放后，西北残敌已完全处于分散孤立的境地，青马集团残部溃不成军，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宁马集团虽尚未遭歼灭性打击，但因孤立无援，内部矛盾激化，已难支撑局面；逃往河西走廊的国民党残军败将，派系复杂，主战派和主和派明争暗斗，也很难组织有力的抵抗；胡宗南集团驻守陕南、陇南各部，依据国民党总的部署，随时准备入川。唯新疆尚有驻军七万多人，还有一定战斗力，但孤立塞外，其主要将领大都认清了大势已去，正在考虑出路，有走和平解放道路的意向。

中央军委解放大西北的战略方针，就是要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就地干净彻底消灭胡（宗南）、马（步芳、鸿逵）的兵力，不让他们退到新疆去，免留后患。

解放兰州之战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曾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部署集中三个兵团全力攻取兰州时，要求“王震兵团从（黄河）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兰州解放后，毛泽东又于8月30日致电彭德怀、张宗逊：“看你们二十九日致王（震）张（希钦）电，知马（马步芳、马鸿逵）匪分两路退却，且有退新疆可能。我们亦从伊犁方面获得同样消息。为此，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如何，盼复。”

中央军委决定进军新疆

西宁刚一解放，王震即率第一兵团部到达市区。这时中央军委和第一野战军前委已决定第一兵团率第二军和第二兵团第六军进军新疆，并任命徐立清为兵团副政治委员。王震在西宁宣布了野战军前委关于第一军留驻青海，第二军经甘肃河西、准备向新疆挺进的决定。第二军在西宁进行了解放河西走廊、准备进疆的政治动员。

这时，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第九十一、一二○军正向河西走廊撤退，加上河西原有第八补给区和河西警备总部等单位，还有四万余人。第九十一、一二○军撤至古浪后，先在乌鞘岭布防，幻想第一野战军主力南下入川，无力顾及河西，可再喘息一段时间。当得知一野将立即西进时，敌人于9日开会决定步兵乘车，骑兵掩护，继续向西撤退，企图利用我步兵难以追上汽车的困难，退至玉门地区。

为防止敌人退至新疆带来后患，第一野战军在进军青海的同时，发动甘肃河西走廊战役，对甘肃永登以西、安西以东武威、张掖、酒泉地区的国民党军进行了长距离的追击作战。8月31日，野司发布进军河西的作战命令：第一兵团第二军自青海西宁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向张掖进击；第二兵团沿兰新公路及其右侧西进，第六军为右路，绕马鞘岭、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大靖向西推进；第三、四军附野战军炮兵团、战车营为左路，直取武威、酒泉。

9月10日，根据毛泽东关于“极盼早占新疆”的指示，王震率第一兵团部和第二军由西宁地区北上，沿西（宁）张（掖）公路迂回河西走廊，攻占民乐、张掖，进击玉门、敦煌。许光达率第二兵团部和第三、四、六军沿兰（州）新（疆）公路，经永登，占武威，21日与第一兵团会师张掖。

西进该走大路，还是翻越祁连山？

在西宁进行西进准备时，第二军党委会上有过不同意见：西进该走大路，还是翻越祁连山。王震赶来参加了第二军的党委会，耐心听过大家的意见以后讲道：“要讲痛快，那当然走平路最好。我们从这里出发，再返回河口，从那里顺着兰新公路前进，沿路碰上零星敌人，打点把子仗，天亮启程，天黑宿营。多舒服，多正常啊！可是你没算算，我们从这里绕到河口，比翻越祁连山要多走五六天的路程。等我们赶到民乐、张掖，敌人早已乘坐留在酒泉的一千多辆汽车逃到新疆去了。到那时，我们再跟着逃敌的汽车跑，在没有人烟的戈壁滩上追击敌人，一路挨着饿，忍着渴，冒着风，顶着雪，再在几千里的戈壁上饿死几个，渴死几个，拖死几个。将会是个什么局面呢？我们现在从西宁前进到门源，翻过祁连山，虽然艰苦一点，我们走的是弓弦啊！二百多公里的路，可能艰苦。那里海拔高，可是咬牙坚持，用两天半或三天的时间，就可以翻过山到达民乐嘛！我们这支当年经过长征的部队，而今在没有敌人追击堵截的情况下，翻不过祁连山吗？一下山我们就直插到民乐县境，那将是什么形势呢？到那时我们和六军二兵团的同志们会合在一起，把敌人解决了，坐着汽车开进新疆，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闻到新疆的稻米香了。那当然是我们亲手种出来的。”王震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在翻越祁连山的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的决议。

王震率领兵团部和第二军于9月10日离开西宁。第五师为前卫，第六师为后卫，第四师为本队。12日，第五师攻占大通、门源，然后顶风雪、冒严寒，开始攀越祁连山。山区气候奇特，瞬息万变。上半天晴空万里，日丽风和，午后突然下起雨来。战士们衣衫被打湿了，背包沉甸甸的，脚上泥巴粘在鞋底上，越走越吃力。到了夜里，狂风呼啸，气温骤降，转眼间军装被冻硬了，像穿上了铁甲，行走中发出声响。越往上走越是艰难。14日进入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区，15日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祁连山高峰。沿途荒无人烟，又遇狂风雨雪和冰雹袭击，部队缺乏防寒设备，许多指战员还光着脚，穿着单衣，加上高山缺氧，行军异常困难。但是，第五师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狂风、大雪、奇寒等严重困难，虽冻死冻伤各百余人，仍冒着严寒奋勇前进。经过两天半的艰苦跋涉，部队终于翻越了风雪祁连山。16日神兵似的降临到祁连山麓的俄博。逃到这里的敌人，正要抢劫财物、粮食向西逃窜，突被我军截断后路，顿即乱作一团，纷纷举手投降。

王震接到第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9月16日10时电报，“十四团14日由寺湾向卧包前进中，因气候恶劣，整日雨雪交加，狂风不止，战士全身湿透，冻死130人，冻坏脚不能行走者100余人。五师直及十三团15日由寺湾向卧包前进中，同样气候恶劣，掉队100余人。部队因雨天行军费鞋颇多，十四团有400余人打赤脚的。……”王震即于当日15时复电郭鹏、王恩茂并报告彭德怀：“14日五师通过祁连山脉，与风雪狂风交加的恶劣气候斗争、奋勇前进中，已经前后通过了祁连山的无人区与气候恶劣区，这是为配合二兵团截断周（嘉彬）黄（祖勋）匪后路，全歼该匪的胜利前提。谨向全体英雄们致亲切慰问。其牺牲的百余指战员们的尸体请设法掩埋。请令五师在民乐以南地区集结休息，用白洋买牛肉炖烂饮食，相机挺进，袭占张掖或其东西。……”

彭德怀接到王震率部翻过祁连山的报告，当晚就发来了嘉勉的电报，赞扬二军翻越祁连山，截击敌人有功；号召全军学习二军这种不怕困难，在风雪交加的气候中奋勇前进的精神；并向英勇牺牲的烈士致敬致哀。

早在兰州野司讨论发动河西战役和进军新疆问题时，王震说：“我率二军从青海出发，翻祁连山，取捷径直插河西走廊，堵截西逃敌人。”彭德怀劝他随六军沿兰新公路走：“部队翻过祁连山要吃很大的苦。你近两年身体不大好，我看你个人就随六军一起出发吧！”习惯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王震，哪肯这样。他就回答彭总说：“红四方面军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都翻过了祁连山，今天又有汽车坐，还有什么要紧。在胜利后的今天，再走走当年西路军战友们走过的险路，会长精神添力量的。”开始王震乘坐吉普车攀登祁连山，当队伍爬上4100米高峰，见有体弱的战士晕倒路旁时，他的车就专门收容晕倒的战士，自己跟随部队徒步行军，共同经历了饥寒交迫的艰苦行程。他在张掖总结这次行动的时候说：“我们应该永远记着胜利是怎么来的，我们应该永远记取人民战士的英勇功绩。这次过雪山中，有很多战士当他迈出左脚时，他脑中还想着毛主席，奋勇前进，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当他迈出右脚时，他就英雄式地倒下了。”第二军指战员战胜恶劣气候所表现的英雄气概，使他深为感动。他在祁连山顶为这次壮行吟诗一首：“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其后，部队音乐家把它谱成了一首歌。高亢的歌声，响彻在挺进途中的茫茫戈壁滩上。

王震、许光达率十万雄师直叩新疆大门

9月21日，王震率领第一兵团与许光达率领的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后，即挥戈西进。其时，逃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国民党军队大多为机关、后勤单位，战斗部队仅有五个师，而且只一个师组织完整、人员充实，其余四个师都已零零落落，仅有五百至千余人，士气极为低落，根本无法支撑局面，也已没有可以利用的关隘和可以固守的坚固城池了。在其内部早已分崩离析，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日益尖锐，不可能再作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抵抗。因此，当我军先头部队兵临高台、酒泉时，国民党部队中的顽固派首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勋等都先后出逃，主和派将领掌握军权，酝酿投诚起义。

9月21日，毛泽东在致张治中的信中，说明对逃往酒泉的国民党周嘉彬、黄祖勋两个军，不采取歼灭方针而采取争取改编方针。张治中迅速将此信内容电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兼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从迪化赶到酒泉临机处置。9月22日，曾震五与我第一兵团第二军五师师长徐国贤、政委李铨、副师长何家产会见，要求暂停攻击高台，并于当天往张掖求见王震，表明和平解决河西国民党部队的愿望。当晚，王震派第二军五师副参谋长刘振世（原国民党整编二十九军参谋长），到高台国民党军第二四六师防地，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二四六师师长沈芝生会谈，传达王震的命令：驻高台、酒泉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原地待命，听候改编，并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彭铭鼎当即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命令第一线部队撤回酒泉，原地待命。

9月24日，彭铭鼎、曾震五及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等，在酒泉率部共三万人起义。25日，第二军五师乘车进入酒泉，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由第三军军长黄新廷率领的快速部队到达老君庙，接管了玉门油矿；第五师又占领安西、敦煌。同时，额济纳旗防守司令也宣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9月27日，王震和许光达等率领第一、二兵团进驻酒泉，直接领导起义部队的接收改编工作。至此，西北五省已解放了陕、甘、宁、青，胡、马主力已被聚歼于嘉峪关内，十万雄师集结酒泉、安西之线，兵临玉门关下，直叩新疆大门。新疆各族人民获得解放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奠基人王震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 — 王震

1949年10月，甘肃酒泉。

“同志们！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下一步就是进军新疆了！”王震习惯性地扬起右手，不停地在空中做着劈砍的动作，一个宏伟的蓝图在他心中渐渐成形。

他来回走动着，突然猛一回头，挥了下手:“展开地图，让大家过来瞧一下！”

不等别人插话，他就指着天山以南的大盆地说:“与陕北的南泥湾相比怎么样？是不是牛和虱子的比例关系？不是大几十倍、几百倍，而是几千倍、几万倍呀！这地方就等着我们去开发呢，你们放开胆子干，会种什么就种什么，把这块盆地种成个大花园！”王震自信而幽默的讲话，让他麾下的将士们听得很是过瘾。这时，有位营长忍不住小声说了句:“这是一枚甜果子，可皮儿太厚，而且是苦的。”

话一出口，立即有如水滴溅在油锅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人都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进新疆的路都是戈壁滩，到处白骨累累，大风刮起来，能把汽车吹翻了。”

……

王震静静地听着这些议论，等他们说得差不多的时候，才挥了一下手，“同志们！我们解放大西北是为了什么，党中央号召我们进军新疆又是去干什么？是去享福？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国民党政府里的接收大员？不是，根本不是！”说到这里，王震的情绪愈发激动了，“新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去，还要我们手中的枪干什么？我们还叫什么革命者？！”

“到新疆去！”“保卫新疆，建设新疆！”全场顿时沸腾起来。

王震停顿了片刻，扫视着眼前的精兵强将，继续说:“进军新疆，大有可为！我们要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事，办好事，既要保卫边防、巩固治安，又要改造起义部队，建立新政权，尤其重要的是要率领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大搞建设！”

将军谈笑指江山，便引春风度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迎尽开颜。 ——陶峙岳

1949年11月，新疆迪化。

微风拂动，彩旗招展，大街小巷贴满了欢迎大军的标语。维吾尔族少女跳起热情的舞蹈，歌手们奏起欢快的乐曲，欢乐的人潮驱散了初冬的寒意。眼前的一切深深地感染了王震，他转头对身边的陶峙岳说:“陶司令率部起义，投向光明，功盖天山。我是个粗人，在北京中南海，我已经跟毛主席、周总理吹过牛了，我要叫新疆变成第二个南泥湾，这光靠我王胡子一个人可不成，你可要助我一臂之力啊！”说罢，两人都笑了起来，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新疆希望的春天。

然而，等待着他们的究竟是怎样的局面呢？

解放前，新疆经济十分落后，百业凋零，物资奇缺。1949年全疆工农业总产值仅7.2亿元(以1980年不变价计)，其中工业产值仅占0.5%。广大农村异常贫困，平均每3户农民仅有1头耕畜，9户农民有1辆木轮车，2户农民有1把砍土镘。1949年全疆粮食总产量为8.48亿公斤，人均占有195.7公斤，各族农民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粮食已所剩无几，就地解决近20万军队的粮饷绝无可能。

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王震毅然提出:“全体军人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不得有任何人站在生产劳动之外。”“全疆部队除担任祖国边防警卫和城市卫戍勤务的任务外，必须发动11万人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命令发布后，驻疆广大指战员在天山南北按师团布点，就地驻防，就地屯垦，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迅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第二军向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拟定了种地13000多公顷的计划;第六军向准噶尔大戈壁开战，计划开荒8000多公顷；第五军决定在伊犁、塔城、乌苏一带种地3300多公顷；整编后的二十二兵团则准备在经过教育改造后投入生产，计划完成种地13000千多公顷的任务。

各族好父老，喜泪湿衣裳。争看子弟兵，建设新故乡。 ——张仲瀚

1950年2月，迪化。

漫天飞雪，遍地坚冰，正值隆冬季节。按理说此时人们应该在屋里守着炉火取暖，可这会儿他们却全都涌到了街上，比过年还热闹。人群中远远地传来惊奇的议论声:“呦！那不是胡子司令嘛！”“这么大的官也来拉石头，稀罕呀！”“真是改朝换代了，共产党的大官和当兵的一样，干这么重的活，以前哪里见过？”“这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透过人群的缝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列人拉爬犁运石头的队伍，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正是鼎鼎有名的胡子司令王震。他那件破旧的棉军衣早已被汗水浸湿，寒风一吹，竟结上了一层冰霜。然而，他还是躬着腰，迈着稳健的步子拉着爬犁往前赶。在他身后的，还有六军军长程悦长、政治委员张贤约等人。战士们看到指挥员们冲锋在前，都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一个个更是斗志昂扬。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最终将王震团团围住。王震只得暂时停下来，面对欢腾的群众说:“人民解放军发展生产，就是为了减轻新疆人民的负担，为各族人民办好事。”雷鸣般的掌声顿时响起，春天似乎已经提前来到了这西北边城。从这天起，拉石头的队伍越来越宽，越来越长。主动加入这热情的洪流中的，有地方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有各民族的普通群众。只几天的工夫，拉运的石头便堆积如山。

见到此情此景，负责这次工程的樊宝云老工程师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在日记里写道:“王震司令员提出用人力拉石头，我口里不说心里却想，简直是笑话。嘿！事实跟我想的完全不同，从没见过这样的军队——挖片石原计划一人一天顶多两方，结果平均一天四方多；拉石头原计划一人一天九十斤，结果平均在一百斤以上；更出人意料的是，营长、团长、师长、乃至军长、司令员，都同战士一块拉石头。这简直就是奇迹，是天下的大奇迹！”

不到三个月，和平渠的第一期工程就完成了，增加灌溉面积2400公顷。这条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族人民用汗水和心血修成的大渠从迪化的心脏流过，把各族人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在和平渠放水典礼上，王震深情地说:“这渠里流的是我们各族人民的汗水，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为新疆和平建设献出的第一份礼物！”

一牛拉犁哈呼哈呼，战士拉犁又说又笑。八人拉犁气死牛，芨芨草搓绳不用愁。 ——战士打油诗

1950年早春，玛纳斯河畔。

春寒料峭，四野依旧白雪皑皑，刺骨的寒风却将阵阵笑语声送到了荒凉的河滩上。原来那是王震偕同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第九军政治委员张仲瀚及水利和土壤专家在玛纳斯河岸进行踏勘。时逢玛纳斯大桥抢修，这一行人便挽手徒步履冰过河，一路勘察了石河子、乌拉乌苏、沙湾、奎屯、车排子、炮台等地。所到之处，杂草荆棘遍生，行进十分困难。一次，他们迷失在芦苇荡中，警卫人员又是大声呼唤，又是鸣枪示位，费尽周折才把他们找了出来。其时，他们一个个已是举步维艰，浑身粘满了泥浆和冰雪，但大家依旧兴致高昂，毕竟这一次踏勘，收获甚丰。

就这样，短短五天的时间，他们的行程竟达千余公里，掌握了大量的天文、地理、水源、土壤等相关资料。在明确了玛纳斯河流域有26.6万多公顷可垦荒地，且水土资源丰富的情况后，王震当场与陶峙岳、张仲瀚等商定，把这一地区作为第二十二兵团及第九军二十五师、二十六师开荒生产的基本垦区。

王震先后16次去新疆视察兵团。图为1991年8月19日，王震视察石河子时亲切会见老红军、老八路代表

这一年7月，王震再次偕同陶峙岳、省水利局局长王鹤亭、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及专家技术人员，对石河子做进一步的踏勘。车子经过玛纳斯河滩时，王震望着窗外的皑皑雪峰，对陶峙岳说:“陶司令，你看，这天山可是座宝库啊，山顶的积雪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固体大水库，山下这一带土地肥沃，正是立业建家的好地方！这一次，我们要更仔细地踏勘一番，不但要把石河子建成生产指挥的中心，还要把它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城市！”陶峙岳应声答道:“这件事就请司令员交给我办吧！”王震高兴地说:“太好了，有陶将军挂帅，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这亘古沉睡的戈壁荒原上打响了。

昔日征战沙场的人们，带着满身的征尘，放下手中陪伴自己冲锋陷阵的武器，抡起十字镐和坎土曼，披荆斩棘，向自然宣战。住的是草棚子、地窝子，吃的是水煮麦粒，盐水蘸菜。大风一来，草棚子被吹得支离破碎，战士们就重新再搭。河水上涨，运输中断，连麦子也没的吃，战士们就挖苇根填腹。恶劣的环境没有吓倒他们，反而使他们干劲十足，于是，许多像“半月不吃菜，干劲照样在。半月不吃油，干劲照样有”这样的打油诗便流传开来。

在这支拥有钢铁般意志的革命队伍中，人们常常可以看见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第九军政委张仲瀚忙碌的身影。他们也加入到了垦荒的行列中，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一次，与大家一起挖地窝子的时候，张仲瀚边干边说:“干这个我是内行，你们没有赶上去南泥湾挖窑洞，今天赶上了在天山脚下挖地窝子。可别小看这地窝子，明天的高楼大厦，可就从它开始啊！”

入夜，官兵们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唱起了“一根筷子吃不成饭，革命要靠大家干……”

是啊，面对狂风、暴雪，司令员和战士们并肩作战，拉片石，修渠道，引来雪水，浇灌未来；面对饥饿、寒冷，将军和士兵一起抡起坎土曼，翻开冻土，播种春天。还有什么能难住这支英雄的队伍呢？没有种子，省把口粮换麦种；没有畜力，挽起胳膊人拉犁。过去他们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现在他们用血汗浇灌干涸的土地。

1950年12月28日，新疆军区召开会议，总结一年来的生产工作——1950年全军区共开荒6.41万公顷，修建大小渠道32条，总长1230余千米。当年播种 5.57万公顷，完成计划的140%，收获粮食3.29万吨，棉花3.75万吨，油料1865吨，瓜菜2.25万吨，造林71公顷，年终牲畜存栏18万头。生产的粮食可供全军自给7个月，食油、蔬菜全部自给，不仅改善了部队生活，而且极大地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使部队在新疆站稳了脚跟。1951年部队播种面积增加，收获的粮食比上年增长35.4%；1952年播种面积扩大到10.81万公顷，比1950年增加近一倍。王震麾下的将士们用自己的血汗，又一次在大西北辽阔的荒原戈壁上创造了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迹。

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 ——张仲瀚

1950年10月，迪化。

深夜，财委副主任辛兰亭和商业厅副厅长刘子漠同时接到王震司令员的电话，电话那头，司令员命令他们立即前往军区工程处商量工业建设的项目投资问题。

“我要建设十几个工业企业项目，包括七一棉纺厂、八一钢铁厂、苇湖梁电厂、十月汽车修理厂、新疆水泥厂、八一面粉厂等，这些项目的建设对新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请你们帮我筹集资金。”

可是，钱从哪里来呢？要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当时的新疆不仅农业落后，而且几乎没有近代工业，手工业也不发达。1949年，新疆的财政赤字高达99.85%，为了弥补赤字，当时的省政府拼命印发钞票，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物价一再猛涨，人民生活困苦已达极点。解放后的新疆百废待兴，既缺钱又缺人才，举办工业虽说利国利民，但却困难重重。

在场人员你看我我看你，一时无话，气氛越来越沉重。这时，王震站起身来，打破了沉默，“好主意还是有的，开源节流！”停了一会儿，王震边思考边用商量的口吻说:“老办法，节衣缩食，先从军队做起……我们十几万官兵，每人节约一顶帽子、一件衬衣领子和两个口袋。再不够的话动员捐献军饷、菜金……先把我的津贴拿出来，就从这个月开始。”

进疆部队的指战员热烈响应王震的号召，为新疆的工业建设，全军上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节衣缩食，积累资金。从1950年到1951年底，参加集资的指战员达90%以上，资金数额占两年工业建设总投资的80%。

与此同时，王震到处奔波，聘请专家，克服技术力量缺乏的困难。

其实，王震虽喜欢以粗人武夫自称，却一向尊重知识，珍惜人才。早在进军新疆途中，他就考虑到战争结束后进行建设的问题，一路上招贤纳士，广聘人才。解放咸阳，西北工学院的23名学生参军；行经武功，西北农学院50多名同学随军西进，他们都受到了王震热情的欢迎。兰州解放仅十天，王震已派人组建了“第一兵团新疆研究所”和“第一兵团财经学校”，不仅聘请了大批谙熟财政经济的专门人才，还招收了近千名大专学生，浩浩荡荡随军进疆。

进疆后，王震大胆起用解放前就在新疆工作的农学、水利、植棉、纺织、地质、钢铁、水泥、机电等各方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人们不会忘记在石河子的荒滩上，水利专家王鹤亭在听闻王震为自己平反的消息后失声痛哭的样子；更不会忘记在六道湾煤矿开工之时，王震亲自将绣有“总指挥”的红布袖标套在地质专家王恒升的右臂上，而在这天之前王恒升还是一个阶下囚。除此之外，王震还亲往上海聘请炼钢专家余铭钰担任八一钢铁厂的总工程师，聘请纺织专家刘仲奇担任七一纺织厂厂长，又从太原、兰州、济南、沈阳等地广聘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初步缓解了技术力量奇缺的矛盾。

王震像磁铁一样，在自己的周围吸引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在新疆，一支人数众多的科技队伍迅速成长起来，这无疑为新疆的现代化工业和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经过全军指战员和新疆各族人民齐心协力的奋斗，加上内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新疆经济迅猛地发展起来。从1951年开始，新疆先后兴建了六道湾露天煤矿、乌拉泊水电站、新疆水泥厂、七一棉纺厂、八一钢铁厂、八一面粉厂等十多个工矿企业。同时，为满足农副产品加工和建筑工程的需要，各师、团先后建成了小型发电、碾米、磨面、榨油、轧花、修造、皮革、被服、锯木、砖瓦、陶瓷、印刷等各类作坊76个，初步奠定了新疆工业的基础。到1953年，新疆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约为1949年的36倍。

“巨手翻天地，大胆易沧桑”，天山南北，农田星罗棋布，工厂矿山林立。1950到1952年，新疆解放的最初三年间，在王震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全疆部队克服重重困难进行生产建设，取得了史诗般辉煌的成绩，为新疆以后的屯垦大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2年2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部队整编命令，他说:“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1953年6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的命令，将驻新疆部队改编为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师、1个运输处，共约10.55万人，担负屯垦戍边的任务。在王震、王恩茂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建议下，1954年10月，经党中央和军委批准，新疆军垦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了。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历史是一幅恢弘的画卷，而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壮丽篇章才刚刚开始。

王震与国民党中将陶峙岳揭开新疆神秘面纱

王震和陶峙岳，一个是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一个原是国民党的中将，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平，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之前，两位战将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双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数不多的开国上将。

风雨人生，沧海桑田。一九八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当听到陶峙岳不幸逝世的消息时，老泪纵横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近些时间，我几次看到湖南省委关于将军病危的报告，陶将军的病一直牵动着我的心。按照陶将军原来的身体状况，我曾期望他成为百岁老人的，但没料到近几年来他却身卧病榻，在九十有七之年，与世长辞，我很是感到悲痛……”

几天之后，王震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自为陶峙岳致了悼词。在悼词中，王震说:“陶将军戎马一生中最光荣的一页，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响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的伟大号召，毅然摆脱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羁绊，率领十万官兵和平起义，化干戈为玉帛，协助入疆部队顺利进军，把五星红旗插上昆仑山、帕米尔和阿尔泰之巅，使占全国六分之一面积的边陲要地，成为人民新中国不可侵害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峙岳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爱国爱民的革命军队高级将领，他率领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很大功绩；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屯垦戌边所创立的功勋是永垂不朽、丹青有著的！”

王震剑眉一扬:“同志们！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下一步就是进军新疆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拂晓，王震早早地走到室外，他呼吸着清洌的空气，伸开双臂做了几个“夸张”的扩胸运动，感到浑身上下有股使不完的劲。

午饭后，得到了陶峙岳将军就是今天上午率领全疆十万官兵通电起义的消息，王震兴奋不已，心想:昨天是酒泉通电起义，今天又是新疆，看来全国解放的大事已经解决了。

王震和许光达奉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命令，率部进入了酒泉城。

秋夜，风寒月冷，可是欢乐的人潮、温暖的灯海，把萧瑟的秋风驱散得荡然殆尽。大街小巷上灯火通明。操场内外，人山人海。唱戏的、扭秧歌的，吸引着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各种照明弹如仙女从空中散下一捧捧礼花，绚丽灿烂。王震兴奋无比，他想起了历史上的爱国大将霍去病，想起了“酒泉”这一美丽名字的来历，于是他大手一挥，让后勤部门通知炊事班，今晚为战士们加两个菜，每个人享受二两喜酒。整个军营充满着节日的狂欢和喜庆……

夜很深了，王震办公室的灯火还亮着。为新中国的诞生，为大部队进军新疆而忙碌着。从北平来的一份份电报和简报，堆积在案头，让他感到既兴奋而又艰巨。

十月一日。这个激动人心，令人永生不忘的日子！酒泉城再次成为欢乐的海洋！在庆祝新中国诞生的欢呼声中，毛主席、朱总司令向新疆进军的命令传到了酒泉。

这天，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的王震，被激昂振奋的战士们的情绪所感染。他习惯地扬起右手，不停地在空中做着劈砍的动作，高着嗓门说:“同志们！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下一步就是进军新疆了！”他来回地走动着，突然猛一回头，转身挥了下手:“展开地图，让大家过来瞧一下！”

嘉峪关界有块石碑上边写着“出十还一”四个字

不等别人插话，他就指着天山以南的大盆地说:“与陕北的南泥湾相比怎么样？是不是牛和虱子的比例关系？不是大几十倍、几百倍，而是几千倍、几万倍呀！这地方就等着我们去开发，你们放开胆子干，会种什么就种什么，把这块盆地种成个大花园！”王震自信而幽默的话，让他麾下的将士们听得过瘾。这时，有名营长见王震是自己的老上级，加上高兴，说话就比较随便:“这是一枚甜果子，可皮儿太厚，而且是苦的。”

话一出口，立即如水滴溅在油锅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令进军新疆了，我们一定要到新疆去，去解放新疆，建设新疆，去吃上自己亲手种上的哈密瓜。不过，人都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进新疆的路都是戈壁滩，到处白骨累累，大风刮起来，能把汽车吹翻了。”

还有人接着说，“我也听人说过，据说在嘉峪关界有块石碑，上边写着‘出十还一’四个字，意思是出塞十人只能回来一人。你用石头瞄准那个‘还’字，只要能够投中，就准能等到回来的那一天，非常灵验，否则，你就只能做戈壁滩上的孤魂野鬼了。”……

王震静静地听着这些议论，等他们说得差不多的时候，才挥了一下手。“你们都讲得差不多了，也该让我王胡子给大伙们讲一句话！我的话不多，对大伙儿听到的这些关外奇谈只讲两个字:扯淡！我也见到不少到过新疆的同志，他们对我讲，新疆的气候确确实实与关内有些差别，主要在于温差较大。但并没有那么吓人！你们自己想想，老百姓有句老话，叫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五谷不长。照这话来讲，新疆是个美丽富饶的好地方。大伙儿肯定比我王胡子听得多，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不带渣，龟兹的姑娘一朵花。不冷不热，能出产这么好的东西吗？！”

大家一阵大笑。王震却一脸严肃，他用手摸了一下下巴说:“刚才你们讲的那块石碑，还真竖立在嘉峪关界。不过，这‘出十还一’的说法如果你们认真考证一下，并不过分，而且是大大夸张了的数字。张骞出使西域，行前随从逾百，东归之时，张骞几乎是单枪匹马。你们算一算，这是个什么比例？！”

大伙儿都了解司令员的性格，知道他接下来就是相当精彩浪漫的高论了，都竖起耳朵，屏声静气地等候，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

王震剑眉一扬，转入正题:“同志们！我们解放大西北是为了什么，党中央号召我们进军新疆又是去干哈？是去享福，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国民党政府那样的接收大员？！不是，根本不是！我们去干什么，毛主席在两天前，指示我说，‘你们到新疆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你们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去那里工作。’同志们，这可是毛主席的原话，一字不差，我王胡子装在脑子里，记得清楚明白。你们大伙儿对照一下，看看差距有多大。”

王震用那双炯炯有神的眼扫视着眼前的精兵强将，继续说:“进军新疆、建设新疆，大有可为！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事，办好事，既要保卫边防、巩固治安，又要改造起义部队，建立新政权，尤其重要的是率领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大搞建设！”

“我做梦都在想解放军早日进疆啊！”陶峙岳感叹地说就在新疆各族人民歌舞欢腾沉浸在和平解放的喜悦之中时，一小撮反动分子却暗中制造和策划暴乱。

在迪化市里，一方面是市民们上街游行庆祝和平解放，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城内断断续续响起枪声，尤其在夜晚更为激烈。学生、市民贴出的拥护起义的标语，在夜间常常被人撕烂而换上一些反对起义的标语。

又一个彻夜不眠，陶峙岳坐在孤灯下，一杯接一杯地自斟自饮。他为目前局势的隐患而担忧。新疆走上和平解放之路，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一连几天，陶峙岳感到从没有如此的兴奋和欣慰过。全国将要走上真正的和平统一了，各族人民要告别了烽火连天的日子，特别是中共和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关怀和信任，使陶峙岳更加有信心了，他暗暗地告诉自己:必须让新疆这块祖国的领土完璧归赵，交给解放军，交给人民政府……而眼下，新疆局势动荡不安，迪化市内更是谣言四起，危机四伏，他的心上就像压了块大石头放不下来。

去掀开新疆这块神秘的面纱！

要是出了乱子，就随时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果真如此，和平起义还有什么意义？又怎么向共产党、解放军交待呢？更对不起广大的官兵和新疆人民！

天还没亮，陶峙岳就走出了卧室。“赶快开车到司令部去，”他向司机吩咐道。同时，令副官马上通知有关将领速到司令部开会。

会上，陶峙岳决定了下部队做稳定军心工作的具体措施和大体安排。

接着，他又向骑一师和一七九旅排以上的军官，分析了新疆的形势、国内外形势，也宣讲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报告结束之后，到会的官兵都感到心里踏实了许多，有的释然地笑了，还响起了掌声。

初战告捷，陶峙岳颇感欣慰，他的信心更足了。接着他便四处奔波，到各部作稳定军心宣传形势的报告。

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王震说:“我可以告诉陶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已经作好了进军新疆一切准备，不管条件多么恶劣，环境如何艰苦，都阻挡不住我们的脚步！”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彭德怀和王震向陶峙岳发出了邀请。邀请他速赴酒泉，共同商谈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具体事宜。

十月七日，陶峙岳抵达了酒泉城。一下车，早早在城门外等候的彭德怀和王震大步迎上去。彭德怀乐嗬嗬地说，“陶总司令，我们可把你接来了啊！”

“我代表新疆十万起义官兵，向彭总司令致意！”陶峙岳脱下洁白的手套，举手敬礼。

“陶司令率部起义，投向光明，功不可没。我全体官兵日日期盼，盼将军早日给他们带路，开赴新疆！去掀开新疆这块神秘的面纱！”彭德怀兴奋地说。“我做梦都在想解放军早日进疆啊！”陶峙岳感叹地说，“新疆人民在等着你们，十万起义官兵在等着你们，只要你们早一天开进，我就早一天安心了！只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太差。”

王震一下子来了情绪，他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告诉陶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已经作好了进军新疆一切准备，不管条件多么恶劣，环境如何艰苦，都阻挡不住我们的脚步！请陶总司令放心，只要你一过来，我们人民解放军就马上跟着你的脚后跟进疆了。”

陶峙岳赞叹地说:“南泥湾的英雄是无事不可为呀！彭总司令、王震将军，我是以回家的心情来酒泉，对家里人，我就有什么讲什么，讲盼望，也讲担忧，一句话，我请求解放军火速进疆……”

下了车，彭德怀、王震把陶峙岳迎进了司令部。王震握住陶峙岳的手说，“陶司令，你是宁乡的，我是济阳的，彭总是湘潭人，我们三个都是湖南老乡哩！”

“晓得！晓得！我已是久闻二位将军的大名了！”陶峙岳频频点头。

王震给陶峙岳点燃了一支烟，问道:“陶司令，到了酒泉，也就是回到家了。用我们湖南人的习惯说，回了家就要拉拉家常，聊聊家里话哟！家里情况好吗？”

“见到你们，我是既高兴又放心。有了人民解放军，新疆就会有个好的局面！”陶峙岳答道。

“家属还在重庆吧？来信了吧？情况如何？”彭德怀问道。

“来信了，还好，好，谢谢彭总关照，陶峙岳感谢您啦！”

“别这么说，那是应该的！”彭总笑着说，“陶公为新疆和平解放立了大功，这点忙是帮得到的，就帮呗！何况咱们还是老乡嘛！”

陶峙岳感激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我要叫新疆变成第二个南泥湾

直到晚年，陶峙岳在回忆中还这样叙述道:“我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初次接触，给了我极其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特令我惊异而感激的是，在我通电起义之前，彭总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家属寄寓重庆的情况，即指示入川部队注意保护，那时，我的家属子女因战争迫近，已匿居到乡下去了。但解放军有关部门仍然把我一家找到了。事隔三十五年了，彭总虽遭受‘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迫害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但他崇高的品德却令人永远不能忘怀。”

三位湖南老乡在一起，乡音不改。既谈家乡风物人情，又谈军旅生活的艰难，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

彭德怀、王震向陶峙岳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新中国无限美好的前景，陶峙岳不停地点头。好多内容他都是第一次听到，有的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这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感到不仅对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有了新的了解，也长了许多见识，确实有种“回家”的感觉。

在彭德怀、王震将军的安排下，陶峙岳参加了第一兵团的党委扩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彭德怀向陶峙岳将军及全体与会同志，再一次讲述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意义和目的。彭德怀指出，“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完全是国防的需要和建设新疆的需要，不是去解决任何部队，对起义部队，我们只有合作，绝无其他恶意。”会后，彭德怀语气和蔼且充满信任地对陶峙岳说:“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陶峙岳点了点头。

彭德怀谈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起义部队进行集中改编、成立二十二兵团的一些设想；王震向陶峙岳介绍了改编部队实行四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一些基本要求，并强调指出，部队实行合理编并、人事作公正合理调整、政治工作制度要确定建立、劳动生产要尽力做到。同时，对解放军大规模进疆的具体路线和大体时间征求了陶峙岳的意见。

陶峙岳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两眼紧紧盯着眼前精神抖擞的王震。王震见陶峙岳一时无言，陡然来了情绪。他拍了拍陶峙岳的肩膀说:“我是个武夫，早知陶公是闻名军界的儒将，今日高兴，也胡乱凑上几句，请你指教指教。”

白雪罩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王震双手一背，大声念道。“大将风范，气吞山河。”陶峙岳紧紧地握住王震的手说，“陶某断断不可得此磅礴豪放之绝句。早闻毛主席陈老总诗才盖世，没想到解放军的将领们个个都是才华横溢！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哇！”

“我王胡子作诗，只是个凑数，”王震摆了摆手，说，“而毛主席陈老总的诗才是神来之笔。不过，我王胡子有一条就是，绝不讲一句空话。我们进军新疆的部署你刚才看了，年关之前，我们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

很快，王震的这四句诗，被一兵团宣传部副部长王洛宾同志谱成了曲，一时间《凯歌进新疆》的雄壮歌曲，飘散在军营内外，回荡在天山南北，成为全军将士进军新疆的号角.

王震在陶峙岳肩膀上拍了两下，说:“我是个粗人。在北京中南海，我已经给毛主席、周总理吹过牛了，我要叫新疆变成第二个南泥湾。”

王震穿上那套整洁合体的军装，显得神采奕奕，满面红光。他把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认真看了一遍，即将驱车奔向机场，飞赴迪化。因为在当天他收到了陶峙岳、包尔汉的来电说:迪化各界约两三万人至数十里外欢迎解放军已第三天了。

地窝堡机场，微风拂动，红柳摇曳。陶峙岳率领的“欢迎解放军入疆代表团”早早在这里等候。一下飞机，王震与陶峙岳就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说过，陶司令，咱们迪化城里说解放，我王胡子没有放空炮吧？”王震像老朋友似地笑着说，他讲的是在“酒泉会谈”中，已经向陶将军许诺，在迪化城里相约谈论部队改编之事。

“王司令员一言九鼎，说到做到，真是叫人佩服呀！”陶峙岳感慨地说。在旁的包尔汉拉住王震的手，插话说:“王司令，新疆人民盼望解放军进疆。两眼都盼出泪来了，你看，迪化城街道上都是些什么？那一面面彩旗和标语，都是新疆各族人民一颗颗滚烫的心啊！”包尔汉是个汉语通，说起话来文采飞扬。

乌鲁木齐的意思是“优美的牧场”

“没有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没有新疆各界朋友做工作，我王胡子绝不会这么潇洒啦！”王震满面春风地频频点头，他高兴地回答道。

举目四周，尽是红旗招展，欢歌笑语，群情振奋的人们仿佛看到了新疆希望的春天。置身于欢乐的海洋之中，陶峙岳激动不已。他摆出放置许久的文房四宝，展纸命笔，写了一首《七绝·迎王震将军入疆》:

将军谈笑指天山，

便引春风渡玉关。

绝漠红旗招展处，

壶浆相迎尽开颜。

王震双手接过诗稿，细细地读了一遍，随即拍手称赞:“好诗，好诗！陶将军为军中儒将，名不虚传呀。”

晚年，王震将军在撰文回忆起此情此景，说，“将军以诗相赠，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充分表达了陶将军和军民对解放军的热烈感情。……”

很快，王震和陶峙岳坐进了雪佛莱卧车，随之同座还有包尔汉主席。一坐定，陶峙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王司令员一到，我这颗悬着的心就安稳下来了。不瞒王将军，峙岳东奔西走，读了四十载的《楚辞》，我最欣赏的屈原的《桔颂》，光修剪桔树的剪刀就收集了百多把。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一直未能园我桔园荷锄的美梦。我曾在南疆的焉耆与赵锡光司令相约，其中一条就是，到全国解放，新疆和平之时，就把部队全部完好地移交给解放军，我就解甲归田，桔园行吟了！”

王震非常感激陶将军对自己的信任，他诚恳地说:“陶将军之义举，功盖天山，自不待言。为保新疆之和平，国土之完整，将军苦撑全局，其间艰辛，更自不待言，按理说也该休养休养了。可是，解甲归田，绝对不行。故乡虽美，祖国更大，桔园有诗，毕竟太小。要经营，就经营大的，种新疆这块大田，如何？！”

陶峙岳一时无语，但只是静静地打量着眼前的王震。

王震在陶峙岳肩膀上拍了两下，说:“我是个粗人。在北京中南海，我已经给毛主席、周总理吹过牛了，我要叫新疆变成第二个南泥湾，这靠我王胡子一个人可不成，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朋友有难，你们是应该两肋插刀的，怎么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呢？”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数日之后，各界工作基本就绪，彭德怀动身亲赴迪化。那天，王震、陶峙岳、邓力群、张希钦、包尔汉、屈武、罗元发、陶晋初等早早在机场上迎候。当飞机徐徐降落时，彭德怀副总司令敦厚的身材首先出现在舱口。随之出现的是张治中将军。刚刚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和副主席张治中，在欢乐的声海中走出来，与在场迎候的王震、陶峙岳等一一握手。

在机场，彭德怀做了热情洋溢的即兴讲话:“新疆和平解放，是国家之幸，新疆各族人民之福。这是一件绝大的好事！好事得成，陶将军、包主席以及其部属功不可没，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对各位的义举十分赞赏，评价很高！并委托我向大家问好！同时，诚邀诸位加入联合政府的工作，共谋国家兴旺昌盛之大事。”热烈的掌声把彭德怀的话声打断。

车子启动了。远处，洁白的博格达雪峰闪着银光，眼前，兀立的红山宝塔周围彩旗飘扬。一群群的小鸟在阳光下发出欢快的叫声，一湾清水穿行在白杨林带之中，翻滚着雪白的浪花。彭德怀兴奋地对坐在身旁的陶峙岳说:“好一座塞外名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只是迪化这个名字不太好听，有那么一点教训人的味道，不符合民族平等的原则嘛！”

“是的，”陶峙岳接过话题话，“早先有个名字，叫乌鲁木齐，系哈萨克语，意思是‘优美的牧场’。”“我看这个名字挺漂亮，很有点民族特色。我们讲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光喊在嘴上，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上做起，让各族人民心悦诚服。”陶峙岳点了点头。“有件事，我要先给陶司令通个气。中央军委决定，把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将军以为如何？”彭德怀侧过身，又对陶峙岳说。“完全拥护军委决定！”陶峙岳兴奋地说，一时高兴得如一个手舞足蹈的少年。

十二月十三日，彭德怀、张治中主持召开了解放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和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一同参加的会议。快人快语的王震对彭总说:“我以为，兵团司令员非陶峙岳将军莫属。”彭德怀点了点头。他说:“是的。将来，还得让陶将军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做到有职有权，说话算数。古人用将，也讲究用人不疑，对陶将军及其部属，我们要予以充分的信任！”

“我建议，副司令员让赵锡光担任，参谋长还是陶晋初。”王震说。“我也有个建议”，彭德怀认真地说，“第二十二兵团的政治委员之职，非你王震同志莫属！”王震笑出声来:“请彭总放心。论年龄，陶将军是我的兄长，论经验，陶将军是威名远扬，现在走到了一条道上，还能不精诚团结！”

彭德怀也笑了，他指着王震的鼻子说。“你还没有忘记咱们三位老乡在酒泉会谈时的情况吧，陶将军为人正直厚道，办事认真谨慎，新疆交给你们两人，肯定会有个好结果！”

十七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将起义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的请示。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员的指示，新生的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并且下达了军区负责人的任命:彭德怀兼任司令员，王震、陶峙岳和三区民族军首领赛福鼎担任副司令员。

两天之后，起义部队正式开始集中整编。陶峙岳以起义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发布了《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要求全体起义官兵，根据新政府共同纲领军事制度的精神，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

12月30日，整编后的22兵团正式成立，在迪化原警备总部召开了兵团成立大会，宣布了兵团级所属各师人事安排。陶峙岳担任兵团司令员、王震担任兵团政治委员……

王震在新疆最麻烦的事：为数十万边防将士讨老婆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在渤海军区当警卫连指导员时，连长刘希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级待遇，他多次负伤，肠子打断了，接的是狗肠子，腮上也有伤疤，牙也打掉了许多，身上的伤疤就不用说了。

有一天，他长叹了一口气，找到我，说有事跟我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个事麻烦你给旅长讲一讲，我自己不好说。第一，我四十岁的人了，没有老婆，请组织帮忙找一个；第二，我要镶牙，缺了这么多牙，使我显得老相不说，还影响我军形象；第三，我不当干部。我穷苦人出身，放个几十只牛呀羊呀还可以，这一二百人的连队让我管，的确费力。

我听了后，就去找了旅长张仲翰。我说完后，旅长就笑了。他说，老婆现在不能找，

仗没打完，仗打完了再说，牙可以到了有镶牙条件的地方就镶，连长也不能不当。我把旅长的话给连长讲了，他就叹气，说，这仗呀，不知什么年月才能打完呢。

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四十五岁，已经是个团级干部了，到了张掖，他又提及此事。他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起义，也经不了几仗就会完蛋。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我们当时刚好住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给她做媒，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提醒她，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是这样，更高兴了，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我们把这事给地主说了，没想地主死活不答应，讲了半天，才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想要一笔钱。我问多少。两百块大洋。这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我咬咬牙，还是答应了。于是，我们连就凑钱，全连一百八十五人，一人一块，不够的由连里的干部再分摊。就这样，终于给他娶了个老婆。

还有卫生队队长刘崇喜，五十来岁了，也没成家，那地主家还有个丫环，我们就想让她嫁给刘崇喜。我们给刘希苟娶老婆已把钱花完了，害怕地主再要钱，办不成事，就去动员那丫环参军，这样，她是参加革命，地主不敢阻挠。我问她愿不愿意当兵。她说地主婆老撕她的嘴，说部队只要不撕嘴，她就愿意当兵。我说部队不撕嘴，我说在部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她一听很高兴，说自己愿意去当兵。然后，我就让她不要吭气，吩咐她在部队开拔时，跟警卫连一起走。她就当兵了。那丫环人长得很周正，团政委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挖老同志的墙脚，不然要受处分，卫生队队长和那丫环到新疆不久结了婚，听说两人过得不错。

但这一问题真正变得紧迫起来还是在到了新疆之后。军区当时除了想着在湖南招一批有一定知识的女兵外，王震还在1951年向陈毅要了两千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护士。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九百二十多名上海妓女。

我后来曾看过一个资料，说英国有个叫S. D.甘博尔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曾对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平、上海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率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其中上海遥遥领先，其比率为1:137。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收容改造妓女。招收到新疆的妓女就是经过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她们大多恢复了人格尊严，在这个既陌生又遥远的地方找回了作为女人的自尊和自信。

说起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很沉重的。

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营长，姓赵，因为找不到对象，很烦，后来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画，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自杀了。而女的因不满自己的婚姻，被逼自杀的也有，有个姓胡的团长就把一个女兵逼自杀了。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把他调离了新疆，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以前众说纷纭，真实的情况很难了解。我四三年参加革命，后来当过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有条件找到有关资料，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解放初期的新疆女兵》，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当年新疆部队的婚姻情况和女兵的情况作了披露。

当时部队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年龄普遍较大，师级干部多数三十多岁，团干部多数三十岁上下，营以下干部多数是二十多岁，少数三十多岁。

我国过去传统的婚姻观念是早婚早得子，养儿防终身。以早婚为富为荣，晚婚为贫为耻。农村里的男女是“十五十六把婚嫁，十七十八抱娃娃”，一些山区有的在十三四岁就结了婚。那时二三十岁的人没有结婚，在人们心目中，就像现在四五十岁没结婚的人一样，不只是大龄青年，简直成了老龄青年了。

当时部队干部战士对婚姻问题反应比较强烈，要求也很迫切，有各种说法，像“没有

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将影响安心新疆、建设新疆艰巨任务的顺利完成……总之，各级领导对新疆军区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妇女工作非常重视，当时的新疆军区领导人王震司令员、徐立清副政委、张希钦参谋长、政治部曾涤副主任等首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千方百计亲自筹划。

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信息之一。新疆军区、第一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二十军、五军、六军、九军及各级首长们，在讲话中都要讲到婚姻问题。我在军区档案馆的资料中发现，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同志，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送到西安去找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或者找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一切由公家负担，给你送到新疆来。彭司令员和王震司令员都说过而且是认真的，目前不能一下完全都接来。年轻的同志不要着急，首先是三十岁以上的同志，然后是二十八九岁的同志，二十五岁的同志还要后一步，应该按次序，小的让大的，不要乱了。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但我们不要把思想放在这方面，主要在巩固胜利。有了全国的胜利，个人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应集中思想巩固胜利，我们的毛主席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定会照顾我们的。他说，我们的经济建设会一年一年地变好，一切问题会很好解决。总之，千言万语是我们志在部队，努力工作，完成任务，个人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处于新疆当时的情况，未婚男军人那么多，且多数人年龄偏大，而已到婚龄的汉族妇女又是那么少，内地的女青年又是逐步来新疆的，所以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只能按职务按年龄按参加革命的时间，分批逐步解决。1951年11月，新疆军区(规定):凡1949年进疆的军队干部、战士和一切转业地方机关、工厂工作的原有军籍人员的家属子女，均可接入新疆。当年，有一千多名家属来疆随军。1953年，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都是现役部队，只是执行任务不同。1953年7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制发国防部队婚姻条例，规定凡具备现任营以上职务干部；具有三年军龄的二十六岁以上的连、排干部；1936年7月7日以前入伍的红军战士；三十岁以上并有六年战斗历史的老战士等四个条件之一者，可将家中爱人接来部队。后来，随着妇女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又放宽规定，凡是干部都可以结婚或家属随军。老战士多数调到生产部队去了。到1955年，军队干部的婚姻问题基本解决，生产部队的战士，也有一部分成了家。随之，大批招收妇女进疆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后来结婚的，主要是探家回原籍找的配偶，还有一些是院校分配来的女学员。

当时的确是没有办法，驻新疆的绝大多数部队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屯垦戍边，二十万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军心难稳。王震也不能让他们打着光棍在这里吃苦受累搞建设。再说，新疆地域辽阔，地广人稀，王震高瞻远瞩，着眼长远，认为要开发建设新疆，也必须从内地迁移相当数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征召女兵。他认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到一些有文化的女学生，来后可以先解决团营干部的婚姻问题。他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只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没有提“婚配”的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来到营盘街报名应征，使辛弃疾和左宗棠曾屯过兵扎过寨的营盘街一时间也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

许世友

　　许世友（1905-1985） 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今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人）。一九二六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师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

【人物生平】

　　一、不凡少年

　　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许世友出生的村庄在建国后行政区域划分的时候与湖北红安、河南新县的一部分重新组成河南新县；许世友曾经说自己祖籍湖北麻城乘马）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林寺学习武术。大革命时期，参加农民革命运动，担任泗店区六乡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了镇压土豪劣绅和反击地主武装反扑的农民武装斗争。一九二六年八月，他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时，接受革命思想，于当年九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转向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当月返回家乡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十一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在人民军队的漫长革命生涯。

　　二、戎马生涯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后，许世友同志历任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1932年率部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7月任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后任红四军副军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和川陕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再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表现了为革命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一九三三年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指挥三个团保卫四川省万源城，以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坚守三个月之久，在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红军右路军长征北上走出草地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在甘南包座“堵剿”，他奉命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红三十军一道，与敌鏖战两天两夜，将该敌全歼，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许世友同志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备尝艰辛。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三次过草地，他指挥骑兵部队担任前卫，沿途进行了频繁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渡过艰险、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他到达陕北后，他进红军大学深造，投入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三、横扫千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世友同志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一九三八年十月，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同年年底，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进军冀南。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旬，他和旅长陈赓同志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俘八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史称香城固战斗。1939年秋入华北党校学习，一九四〇年九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同日、伪、顽在渤海之滨和清河两岸，展开了激烈斗争。一九四一年春，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敌伪。一九四二年二月，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十月起，任胶东军区司令员，领导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粉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打得敌人心惊胆寒。一九四五年春他率部讨伐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克万第、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清除了胶东抗日的障碍。许世友同志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同志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他在陈毅、粟裕同志领导下，率四个纵队又两个师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东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在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五大主力”的王牌军队74师。毛泽东说：“陈毅打孟良崮，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可见许世友在孟良崮战役中的地位。

　　许世友接连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张（店）周（村）、昌（乐）维（县）、兖州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率部进军津浦路，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即青战役、长山列岛战役，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和谭震林、王建安同志一道，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指挥部队经八昼夜激战，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许世友同志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四、威名远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他参与了当年夏季反攻战役。这个战役在朝鲜金城地区突破敌人防线，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归国后，许世友同志1954年2月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955年3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1955年，许世友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当时共授予55人上将军衔，后又增加王建安、李聚奎同志），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9月，许世友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

　　五、十年动乱

　　1966年11月，北京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之后，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安亭卧轨拦车。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先斩后奏，擅自表态支持造反派，把上海市委推到了对立面，完全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但张春桥的阴谋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直接为“一月风暴”埋下定时炸弹。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大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对许世友还算“温和”，但造反派很快升级，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而这一切，又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许世友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许世友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很快，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明确表示要保许世友。毛泽东说，他没有谋害我嘛，我把他从(延安)监狱找出来的嘛。毛泽东还叫张春桥坐空军的飞机去接许世友。

　　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他认定北京有奸臣，第一奸臣就是张春桥。这回毛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是毛主席的意思?还是张春桥的阴谋呢?路上被他害了怎么办?

　　许世友想了又想，不见不行，见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

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不等对方答应，许世友匆匆走了。

　　一路平安到了上海，许世友与毛泽东足足谈了两三个小时。

　　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满腹的痛苦都在这滚滚的泪水中。

　　毛泽东连忙把大哭的许世友搀扶起来。许世友说：“天下大乱，从未乱到这种程度啊，军人手中的武器连烧火棍也不如了，这是什么世道?毛主席啊，你该管一管了。你知道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吗?”毛泽东顿了片刻说：“世友，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你回去也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不，什么时候打仗，我什么时候下山。”“那你先到北京学习。”许世友还是没有同意。他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不一般，毛泽东批示对肖华(总政治部主任)要保，但肖华仍被抓了，家也被抄；“720事件”后，毛泽东请陈再道和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到北京谈话，最后还是被关起来了；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和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也先后失去自由……

　　虽然有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当面承诺，许世友还是返回了大别山。

　　“文革”愈演愈烈，全国开始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3日，刘志坚(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被江青点名打倒。1月11日，贺龙成了“大土匪”，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被阻在中央政治局的门外。彭德怀、黄克诚、王尚荣、袁子钦等被抓走；北京召开了十万人批斗大会，陈毅、贺龙、李达等被公开批斗，聂荣臻、徐向前也“榜”上有名。7月底，总后大院召开5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杨勇等20多名军队高级将领。

　　造反派有人撑腰，连中南海、国防部大楼都敢冲，各地的军事机关更不在话下。许世友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喝酒，声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南京来了六七百名造反派抓许世友。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进不去，他们就赖在墙外。到了造反派手里，不死也要扒掉几层皮。许世友挥着子弹上膛的美式左轮手枪，大喊：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但是这么大的京西宾馆，除了许世友，只有韩先楚随身带着枪，一两把手枪怎么行？许世友坐镇中间大厅，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冰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只要造反派冲到楼上，就扔“水雷”。

　　准备好了，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说到做到的脾气，马上派傅崇碧跟元帅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

　　傅崇碧事后说，要不是周总理工作及时，那一天非出事不可。

　　很快到了“二月逆流”，老帅们成了批判的对象。

　　张春桥黑手遮天，许世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虽然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但戴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

　　他无奈地给韩先楚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是走在山谷里，两面下来的石头都能打着我们，我们却是谁也碰不得，只能挺着挨打。落到造反派手里，只有死路一条。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老子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他带着手下爱将陶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和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

　　躲到小镇荣巷的军部招待所40多天后，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一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无锡又呆不住了，许世友边骂边翻地图，看了好一会儿，对军长尤太忠说，这里紧靠上海不安全，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安徽六安至金寨间的独山，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那里打过好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

　　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

　　许世友叫陶勇和聂凤智和他一起走，可是这两位爱将不想跟着许世友犯“错误”，执意回去。果不出许世友所料，他们回去都惨遭迫害。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8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要扔进长江。要不是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聂凤智必死无疑。陶勇更惨，1967年1月21日，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遗体还被打上黑叉。陶勇的8个孩子中4个大的参加了工作，4个小的跪着求许伯伯救命。一片哭声中，许世友的眼睛湿了，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要管。我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还是当兵吧(当年不招兵)，我的部队招兵。许世友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0落难子弟统统“锁”进“红色保险箱”。

　　许世友指挥吉普车开了一天，顺利开进了大别山。到路口，他跳下车，前后左右仔细观察了地形，命令机枪封锁，说谁敢登这个坡，格杀勿论。造反派追来，看见黑压压的枪口和“军事禁区，不得靠近”的大字，只好虚张声势地喊几句“打倒许世友”的口号，乖乖地退了回去。

　　许世友“名正言顺”住进了一二六医院(南京军区的后方医院)。他给中央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神经性呕吐，顺便到医院住院治疗。他知道，电报发给中央，让张春桥那些内奸看到，等于向造反派公开了自己的行踪。许世友不敢怠慢，登山头看地形，拟订武装自卫方案，在医院内外布置好部队，时刻准备战斗。

　　几天后，许世友搬到五局，晚上又突然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许世友对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柴树林说，首长，上边再三强调，开枪……行吗?许世友一愣，转口说当然，上边的规定还要执行，真要开枪还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样，过几天你派人到六安向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说服造反派，不要随便冲击工区和医院，不然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好家伙，竟敢武装对抗造反派。第三天晚上，中央文革的电话“杀”了过来。许世友说，我有错误，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审查可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污辱，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别看中央文革横行一时，但此时借给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进大别山。

　　1967年8月，南京借批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的“东风”，正在筹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9月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苏造反派，说中央要保许世友，这是毛主席的指示。9月底，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说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

　　自从“文革”以来，许世友一直对北京敬而远之。晚年他病重，怎么劝也不去北京住院。他说北京是政治漩涡，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他深知自己火药筒的性格，一点就炸。

　　表面看许世友是大老粗，直线思维，实际上心非常细，警惕性非常高。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刺杀后，许世友的警惕性更高了。医生用压舌板给他检查口腔，他以为是凶器，甩手就走，连病也不看了。许世友在住宅大院的东北角设计了一个两层“炮楼”，整个院子都在眼里。1966年11月12日，南京军区召开“文革”动员会。平时开大会，许世友总是念一两页稿子就扔开，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官兵的欢迎。这一回，他原原本本地照着稿子念，念完后马上闭嘴，不再多说一句。

　　周恩来怕许世友不相信，叫陈锡联跟他讲。周恩来深知许世友和陈锡联的生死之交。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曾三过草地，一次遭遇敌人，许世友抱起机枪就扫，陈锡联把许世友推到一边，抢过机枪，刚打一梭子，就负了重伤。许世友挑了3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陈锡联对许世友说，我们都在中南海，你也来吧。许世友保证，我一定去北京。你报告总理，我身体不好，爬也要爬上飞机。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非同一般，表明许世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每天没事，与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等一大批避难的老将在棋盘上“杀”得不亦乐乎，过了一段“打仗”的日子。

　　1968~1月28日，周恩来为许世友上台大造舆论。他接见江苏省军区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最主要的，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军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

　　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许世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谁再造反，先杀后报!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愿当国家主席，他首先向许世友吐露自己的想法，并要求许世友出面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

　　1971年夏季，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南京叫到南昌，给他讲划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三项基本原则。

　　1971年九月中旬，毛泽东半夜电召许世友来沪，许世友的出现，使林彪小舰队阴谋加害毛泽东的罪行计划完全破产。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其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

　　1973年底，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参与指挥了西沙自卫还击战。

　　六、重上战场

　　1978年，针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联操纵下无止境的侵略，邓小平再也不能容忍了。年底，这位曾和刘伯承元帅指挥过中原大军的老军事家，迅速调动大军。1978年11月底，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参战部队完成一切行动准备。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战略展开命令。12月13日，下达开进命令，至12月底，中国军队9个军、22.5万人云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箭在弦上。

　　我军以第４１军、第４２军、第４３军、第５４军、第５５军和第５０军（缺１４９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许世友重上战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其指挥东线兵团大显神威。

　　我东线当面为越军第一军区，部署有陆军１１个师另９个旅/团。成两线配置。第一线为高平、谅山、广宁省广大地区，部署６个师另６个团。其中，３２５Ｂ师位于先安对越战争１地区，３３８师位于亭立县太平地区，３师和４７３师位于谅山地区，３０４师位于北山地区，３４６师位于高平地区，广宁省４３团位于芒街地区，２４４团位于河浍县地区，５７６团位于茶灵地区，４９团位于保乐地区，另外在边境各县各有一个独立营。第二线为河北省和北太省地区，部署５个师另３个旅／团。其中３１２师位于太原地区，４３１师位于慈山地区，３２７师位于东潮地区，３２９师位于鸿基地区，２４２海岛守备师位于锦普地区。河北省１９６团位于谅江地区，３８旅位于东幕地区，９８团位于陆岸地区。此外，越军中越边境一线有２７个公安屯，我钦州地区防城当面６个，南宁方向１３个，百色当面８个。公安屯小的几十人，大的百余人，下辖１－４个机动班及侦察组，群众工作组，后勤组等。越战略预备队第一军，第二军在河内地区。  　东线战斗第一步战斗重点为高平地区的越３４６师和位于谅山，同登的３师。３４６师又称“高北师”，师部驻高平南俊，下辖步兵２４６团，６１１团，８５１团，炮兵１８８团。其中２４６团是师主力，又称“新潮团”，抗法战争时期组建，当时是越军总参直属主力团，曾担任越共中央警卫任务，参加过边界战役和９号公路战役，擅长运动袭击和防御作战。越３师又称“金星师”，师部驻谅山及以南，下辖２团，１２团，１４１团，炮兵６８团，该师原驻南方，１９７６年６月调至陆难陆岸地区，隶属第一军区，战前调至该地，该师及１４１团曾获越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１２团是该师主力，曾获“英雄团”称号，擅长进攻，能打近战，夜战，各级干部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  　我东线兵团编为北集团、南集团、东集团和机动集团共１个集团，于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分１４路进入越南境内，３小时后，北集团突破莫隆，歼敌独立营，向通农前进，助攻部队正在茶灵方向与敌激战，呈胶着状态，一线尖刀部队陷入苦战。南集团突破布局关，歼敌独立营，４３军坦克团３小时（１１时）进至东溪，１４时４８分４２军１２６师３７８团杀到，１８时３７６团也与坦克团汇合，巩固了东溪防御，43军坦克团脱离步兵掩护，单独防御东溪３小时，显示我军步坦协同问题较大，如果不是越军处于被突破初期的混乱中，该团处境堪忧。水口方向已夺占大桥，并架好骡马桥。东集团突破同登。

　　当我主力穿插部队通过那冈河逼近东溪时，越军１７日下午扒开东溪以东山区水库，造成纵长８００米，宽约７０米，泥水深１米左右的泛滥区，这是南集团、军区前指没有料到的（这反映我军对越情况了解不够，事实上，部队是一边向前进攻，一边侦察敌情）。军区急调工兵２团三个连，两个民兵营和７００民工紧急抢修。另决定部队改由水口大桥通过，经过复和县城，上靠松山，进入四号公路，追赶徒步进攻的步兵部队。但事实上水口作战部队并未打下复和县城，穿插路线上的要点还控制在越军手中，原担任该地区作战的部队无法继续攻击上述地区和要点，一部份部队被越军击退。军区前指果断命令19日到达龙州的机动部队在水口、复和地区加入战斗。我机动兵团体力充沛，战斗作风顽强，乘汽车成两路纵队边打边进，立即攻打平江架桥地区周围要点。舟桥84团1个营冒着敌人炮火顽强作业，先后付出２０余人的代价后架起了浮桥。此时被堵在班翁水障的部队迅速沿水口、复和、靠松山、四号公路向高平城开进，然而临时改变进攻路线，曲折迂回，一路白白浪费一昼夜时间。

　　机动兵团在打通四号公路的强攻中，部队付出了许多无谓的代价，特别是搭乘坦克的步兵部队，一路上更是横遭惨祸，一些部队为了让搭乘步兵不被甩下坦克，竟然用背包带将士兵固定在坦克上，结果导致穿插部队遭袭击时步兵不能及时下车作战，几乎成了铁板上的鱼肉，有些士兵至死还捆在坦克上，惨不忍睹，笔者在军区内部记录片上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我军搭乘步兵的坦克部队在一个山口处遭敌反坦克混合部队伏击，狭路相缝，首车被击毁，第二辆坦克接着上，前仆后继，路边一辆被击毁的坦克上四名战死的战士临死尚不瞑目，姿势几乎一样，一根背包带将他们的身体紧紧绑在坦克上。

　　在高平战区执行穿插的两个部队展开了异常艰苦的挺进，“高山下的花环”已经非常形像的为大家展现了其中的艰苦，事实上，穿插部队饱受的磨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定一昼夜穿插到位，合围高平越军，实际上穿插四昼夜，期间穿插部队首长为了按时穿插到位，一路不与军区电台联系，以至于许世友司令员大发脾气，战后全军通报批评。其实许将军并不了解四野部队的战斗作风，其实即便与军区联系上了，军区又能给他们什么支援，为什么战前不仔细勘测地形，精选突破地域，为什么战前竟想不到敌人可能破坏道路，扒开水库，为什么因循守旧，拼死去强攻敌重兵守卫的水口，布局关，而不迂回绕过，就好像西线杨得志兵团避开老街正面从两侧插入敌后，虽然夺取时间较晚，但伤亡小，为什么战前对敌情的了解往往与事实不符。为什么没有料到敌人会在我军迂回穿插道路上大量布雷，标定火力打击诸元。事实上一些穿插部队是被越军火力打垮的。一句话，打仗想当然，用老经验套新情况，参谋军官老化，不知己知彼。

　　２月１８日，越军发现我穿插部队，急调３４６团，８５１团２营、３营９连，特工２０营和一个冰雹“反坦克火箭炮兵连”进占高平以南博山之６５１、５２６、４９０高地，企图阻挡我军南集团穿插部队，掩护主力撤退，１９日我南集团先后战穿插路线上的地雷阵、竹签阵、人工断壁，突破层层阻击，歼灭了上述越精锐阻击部队，其中缴获的越军苏制冰雹反坦克火箭弹现在还陈列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２月２０日，我南集团从东、南两个方向逼近高平市区，至此南集团穿插部队基本到位。就在南集团穿插企图被越军发现的同时，我北集团的行动也同时被越战区指挥官判定为是穿插迂回。客观的讲，越军对我传统的中间突破，两翼迂回包抄战术的理解决不亚于我军。越346师急调一个连乘汽车抢占天险安乐，企图迟滞我北集团快速穿插部队推进速度。

　　我北集团快速部队由坦克团1营及搭乘的６７团２营组成，从通农出发，向河安方向前进，直插扣屯，控制扣屯要点，造成尖刀突破的有利态势。６７团主力随后跟进，２营主力当日在安乐地区与越军乘汽车阻击的一个连遭遇，该营及时请示，越级上报军区前指，许世友司令员下令歼灭之。但由于当时三军不佳的通讯指挥系统以及业务人员缺乏训练，传到下面走了样，竟成了原地组织防御，结果尖刀部队没有及时完全占领扣屯地区。

　　我北集团第一歼灭目标越８５２团，经过扣屯以南公路溜出重围。而当时由于情报不准，以为越８５２团在班庄。这支部队劳师费时，翻越重重大山，进入天奉大岭时遭敌阻击，道路被毁，前进受阻。至此，我北集团穿插迂回高平敌西侧后的战术企图归于失败，高平敌军只有由南集团歼击之。军区前指另调机动集团龙州旅从西面避开越军阻击，会攻高平城，此时班翁水障经过我工兵、民兵抢修排水，终于在３１小时后能够通行，前运后调趋于正常，后勤供给重新畅通。

　　２月２４日，龙州旅，南集团准备就绪，东西南三面会攻高平，由军区吴忠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前后７小时激战，２５日０时２５分占领高平省城，但歼灭之敌只是掩护部队，越３４６师下落不明。２５日，前指下令各部份段清剿扫荡，由南北集团组成铁臂来回搜索清剿，机动集团寻歼３４６师师直及指挥所。２月２６日至３月上旬，３４６师及地方残余部队基本被歼灭，但没有发现３４６师指挥机关，估计已经逃出合围圈。

　　东集团２月１７日－２３日奋战同登，发扬我炮兵火力优势，全歼当地越军全部，创造东线第一个歼灭战范例。２月２７日，东集团加强部份师团，进至谅山外围。７时５０分进行１０分钟炮火急袭，８时各步兵分队展开。２９日扫清外围，３月１日９时３０分集中３００门火炮，３０分钟落弹几万发。当时许世友已经打红了眼，亲自下令“拂晓攻击开始后，谅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事实上何止许世友打红了眼，东线饱经磨难、血染征衣的各参战部队早就已经是地煞星附体，怒火三万丈了，命令被不折不扣的执行了。

　　越军自河内增援最精锐之第３０８师向谅山展开逆袭，并使用化学武器。３月４日，３０８师被我军击退，我军攻克谅山。谅山以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越南叛乱，若中国大军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

　　七、将星陨落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逝世了，他的遗愿是和母亲土葬。早在毛主席当政时，他就拒在火葬协议上签字。对许世友还乡土葬一事，邓小平的批示是：“下不为例。”就这样，特殊的将军含笑于九泉。

【相关事件】

　　1905年2月28日生，生于湖北麻城红安交界的一个农民人家（后来毛主席主张由麻城红安河南划出一块地称新县）。

　　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文化。上将军衔。早年给武术师干杂活，后到少林寺习武。

　　1920年入吴佩孚部队当兵。

　　1926年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8月任第1师1团连长。

　　1927年3月任武昌湖北省防军第1师1团招兵委员。

　　1927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大别山区红31师2队班长。11月参加黄麻起义，任红4军31师5队排长。

　　1929年任31师1团1营连长。

　　1930年任红4方面军12师34团团长。

　　1933年7月任红9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后任红4军军长。参加了长征。任红4方面军骑兵师司令员。

　　到达陕北，1936年11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

　　1939年6月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

　　1939年10月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

　　1940年9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

　　1942年2月任山东纵队参谋长。

　　1942年任胶东区党委委员、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区党委委员、胶东军区司令员。

　　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山东兵团司令员、党委常委。

　　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3年1月－1954年8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1951年1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委书记。

　　1950年-1953年4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1952年12月－1954年8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1副书记。

　　1953年4月－1954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

　　1953年7月－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

　　1954年2月－1955年3月任华东军区第2副司令员、军区党委第3书记。

　　1954年10月－1959年10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3月－1973年12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3书记、党委第2书记。

　　1958年10月－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

　　1959年9月－1978年3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1961年2月-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68年3月－1973年12月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

　　1970年3月－12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0年12月－1973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1书记。

　　1969年4月－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1982年9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1973年12月－1980年1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1书记（1974年4月起）。

　　1982年9月－1985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第1－3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1、4、5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12中)委员，第9－11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2大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1985年10月22日在南京逝世。

　　寸步不离中山陵八号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例行体检时被查出肝癌。301医院政治委员、许世友的老部下刘轩庭建议他转到北京治疗。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时没有点破。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许世友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最后时刻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护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愿把许世友这一反常的举动与“自杀”这两个刺眼的字联系在一起。然而，没过几天，又发生一件令大家震惊的事：那天，趁旁边暂没人时，许世友用毛巾勒在脖子上，两只手用劲地死死拉紧，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幸亏护士迅速赶到，才把许世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最后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躺不住。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行性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工作人员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许世友81岁。

【革命贡献】

　　在近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许世友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英勇善战，出生入死，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指挥过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组织过大兵团作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是我军从战士逐级成长起来的难得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之一。许世友同志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的组织观念强，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党的十二大确定的伟大战略目标和全国党代表会议所作出的决策。许世友同志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有开拓新局面的气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在病重期间，仍对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极为关注，对祖国前途充满着必胜信心，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之心。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共和国开国元勋。许世友同志1985年10月病逝于南京。

　　许世友在延安受挫，不久毛泽东解除囹圄，“放虎归山”，许世友在抗日战场屡建奇功。

　　此外，还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等职。1980年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1968年递补)、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建国后，许世友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保卫国防安全和加强部队建设上。他奔波于海防前哨和纵深，深入基层和国防施工现场，带头下连当兵，抓紧合成训练，重视部队作风养成。一九六四年，他在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倡导下，积极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一九七四年一月，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期间，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严惩了入侵的越南军队。一九七九年初，许世友同志为保卫祖国边疆，保卫四化建设，不顾年逾古稀，在广西方向指挥边防部队胜利地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人民再立新功。

　　十年动乱中，许世友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夺权，重视保持部队稳定，林彪、“四人帮”视他为眼中钉，阴谋将他打倒。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他才幸免于难。林彪反革命阴谋败露后，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其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许世友同志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在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担过国防委员会委员和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世友同志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任。退居二线后，他仍经常深入农村、工矿、学校调查研究，关心生产发展和群众疾苦，向地方党政机关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还深入部队视察，关心部队现代化建设，教育部队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主要著作】

　　著有《我在山东十六年》、《我在红军十年》、《许世友回忆录》等书籍。

　　【其他资料】

　　许世友后人

　　许世友将军共有七个子女（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作为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军人,他把七个子女全部送到了军营锻炼,子女参军后,从不给特殊照顾,用许世友的话说:孩子参军就是部队的人了,是组织的人了,好坏由部队去管,路子由自己去走. 许世友去世时，七个子女没有一个沾他的光，“照顾”当上“大官”。

　　许光是许世友长子，与其元配朱锡明所生，自1929年出生即在家务农，全国解放以后找到许将军才进入部队，入伍当了海军，后回新县任人民武装部副部长，侍奉老奶奶，在县人大副主任任上退休。二儿子许建军为原南京空司团级参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被诬陷入狱，现已平反。三儿子许援朝，日前，开国上将许世友的幼子许援朝少将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原司令员陈一远少将到龄退役。

　　大女儿许丽（许莉）为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退休干部。二女儿许桑园（许华山）原服役南京空政,后从事导演工作。三女儿许华，四女儿叫田小兵（许金建），南京高教研究会秘书长。

　　许光的四个子女分别叫许道昆 、许道论、许道江、 许道海 。许光之女许道江1968年出生，是二炮后勤部卫生部中校助理。许世友将军共育有２子４女，两子名叫许建军、许援朝，四个女儿名叫许莉、许桑园、许华山、田小兵（许经建）。

　　许莉是二子四女中最大的，现在上海饭店任高级会计师；许桑园次之，现任南京空军医院副院长；许建军、许华山（女儿）正在经商；幼子许援朝现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少将军衔；最小的女儿原名叫许经建，即经济建设之意，曾在大别山附近当过兵。将军在大别山区可谓极富盛名，如果最小的女儿以真名参军的话，一定会受到有关领导的照顾。将军为培养女儿独立自主的能力，不搞特殊化，遂将小女儿改名为田小兵，随了母姓。

　　许世友还有一个女儿小时候送给别人。文革时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44团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七十年代末回北京与许世友相认。后定居在乌鲁木齐。被人遗忘。

　　晚年许世友

　　庭院成了“村庄”

　　许世友晚年给人的一个深刻印象是：说下就下，对以往的权位毫不藕断丝连。激越的壮心归于平静，冲天的豪气融入了田园幽境。

　　他住的南京中山陵八号，院子里的草坪被全部挖掉，改为种植小麦、高梁、玉米、红薯的试验田和菜园子。后又在靠马路的围墙下修了一排猪圈，加上原有的三四亩水面，既喂猪，又养鱼。

　　许世友在他自己营造的“村庄”里，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村长”，每天一大早起来安排农活。他的工作人员，种地的种地，种菜的种菜，喂猪的喂猪，养鱼的养鱼，分工明确，要求具体。

　　他自己负责饲养十几只兔子，当了一名“兔司令”。

　　俸禄大都付予“杜康”

　　许世友因公待客的酒由管理员保管，自己喝的酒由自己保管，两者决不搀和。他每月的薪金大部分用来买了茅台酒，当时茅台酒每瓶不过四元八角，还买得起。他去世后，口袋里只有一千多元现金，没有一个存折。上将司令几十年的俸禄，差不多都付予“杜康”。

　　“颠一颠也是运动”

　　许世友锻炼身体的方法很多：打猎、撒网打鱼、爬山、散步、坐汽车转悠……可老了，又添了痛风病，犯起病来，趾关节、足背、足跟和踝关节等处疼痛难忍，每天就只能散散步，坐坐车了。他说：“坐车子颠一颠也是运动，也能吃饭。”

　　一天他和工作人员闲聊，听说国家汽油紧张，军区领导用车都是定量供应，包干使用。从此，他连“颠一颠”也免了。

　　“活着尽忠，死后尽孝”

　　“我死后不火化”。许司令语出惊人，“中央关于领导工作人员实行火葬的倡议书，我没有签字。我死后和母亲埋在一起。我从小离开家，没有在母亲身边尽孝道，死后要和她老人家做伴。我给了大儿子许光50元钱，要他给我买口棺材，死了往里一装就行了。”

　　许世友幼年丧父，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参军以后，几十年戎马倥偬，为国尽忠，顾不上对母亲尽孝，他内心常存歉疚之情。1952年，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时，请假探家一次，见了母亲，长跪不起，众人百般劝慰才把他扶起来。1959年，他为看地形又一次路过家门，见 74岁的老母亲还在打柴、喂猪，不禁泪流满面。母亲病危时，他因公务缠身，未及赶回去给老人送终，引为终生憾事。当时他发下誓愿：自己死后，一定来为母亲守坟。缘于这笔“感情债”，许司令才没有在领导干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许光收到父亲寄来的50元钱，自己又添了点钱，买了几棵松树，做了一口棺材。这棺材最后没用上，许世友下葬的棺木是用尤太忠将军特为精选的楠木做成的。对许世友还乡土葬一事，邓小平的批示是：“下不为例。”

　　名字来历

　　许世友原来叫许仕友，许世友是毛泽东主席给改的。毛主席说，仕友是当官人的朋友，要他做天下百姓的朋友，而改成世友。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许世友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主席问他："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呀？"许世友回答说："我的幼名叫友德，姓是言午许，家谱上是仕字辈，父母给取名叫许仕友。参加红军后，我有空就学认字，才发觉'仕'字是做官的意思，便把'仕'改为'士'，那个时候想，这一字改后，当了红军战士就名符其实了！"毛主席听后对许世友说："你看，把'士'字改用世界的'世'字好不好？这一改，你就成为世界之友了！我们的红军战士不但事事处处要想到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从那以后，许世友就照毛主席说的把"士"改为"世"了。

　　许世友将军墓

　　许世友同志之墓，位于河南省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亲，距县城3l公里。墓地在一个半山腰处，背靠着两座山相接的鞍部。西南面为许世友父母亲的合葬墓，相距约40米；东面偏北为许世友的出生地，相距约50米；正前远方是五虎山(相邻的五个山头)，近处是开阔的田野和一方波光粼粼的水塘。墓包高200厘米．直径350厘米。整个坟墓前方后圆，简朴庄重，长1150厘米，宽850厘米，占地面积约98平方米。墓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许世友要为母亲尽孝看坟，选择此处是再好也没有了。

许世友将军:1971摧毁林彪死党的幕后战

1971年9月12日，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成千上万名学生，他们手擎着彩色纸花进行“庆祝建国22周年”的游行彩排，大喇叭里播放着军乐和组织游行彩排的指令。不仅在北京，当天的上海、天津、广州、南京等城市，同样都在为庆祝国庆忙碌着。然而仅隔一天，也就是9月13日，热闹欢乐的景象却被一片紧张的气氛所代替，上面有通知告知全国人民：各地机场戒严，飞机禁止上天。忙碌了很久的游行活动被宣布停止，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处在一片茫然之中。

　　一

　　9月13日深夜，南京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肖永银在睡梦中被叫醒，值班秘书告诉他，许司令来电话，请他去一趟。

　　许世友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这里原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府宅，房屋巍峨临空、环境幽静。如今这里戒备森严，警卫战士们荷枪实弹，一个个神情庄重地守卫着南京军区一号人物的住宅。肖永银分管警卫部队，战士们都认识他，许世友给予他特殊的待遇：任何人到了门口，必须向许世友报告，经同意后方可放行，惟独他例外。

　　许世友见到肖永银后，没有客套，直接告诉他：“刚才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有一架大飞机跑了，去向不明。中央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如果有飞机停落在我们这里，不准起飞。”他又交代一句：“命令所有的飞机不要上天，所有的船舰不要出航。”

　　肖永银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不禁吃惊地问：“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开个大飞机跑?”许世友神秘地告诉肖永银：“这个人不是一般小人物，过几天你会知道的。”

　　第二天，天一放亮，机场附近的人们看见机场的跑道上，站满了端着枪的陆军士兵，一架架飞机整齐地停在机场上。

　　肖永银处理完公务，时间已到了14日凌晨，古城金陵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晨雾之中。他坐上吉普车，穿越中山门，再一次来到中山陵8号，远远就看见许世友正在专心致志地打着少林拳。

　　见肖永银进门，许世友笑着说：“我教你打少林拳，你学不学，学了可以防身。”肖永银正欲答话，却被急冲冲跑来的李文卿秘书打断：“许司令，北京长途，请你去接电话。”

　　许世友大步流星地赶到办公室，肖永银紧跟其后。许世友拿起保密电话，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放下电话后对肖永银说：“走，我们去吃早饭。”

　　炊事员老王端来饭菜，放在桌子上，转身离开了。许世友迅速关起房门，对肖永银说：“刚才是周总理的电话，说林彪从天上跑了。”

　　二

　　3天后的深夜，漆黑的夜空像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墨汁，伸手不见五指，毛毛雨随风飘着。南京火车站里，少数旅客有的在打瞌睡，有的来回走动，一切是那么的宁静。这时，一声长鸣，从北方开来的一列火车靠站了，重重地喘着粗气。从后面包厢里走出两名军人，走在前面的正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紧跟在后面的是李秘书。接他俩的吉普车就停在软卧车厢的门口，许世友一下火车，就跳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经太平门，开往中山陵8号。到了门口，许世友对李秘书说：“你坐我的车去，赶快把肖副司令接来。”

　　半小时后，肖永银出现在许世友的面前。许世友说：“主席和周总理叫我到北京，交代了任务，秘密逮捕林彪的死党——‘三国四方’，你马上出发，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再回南京抓南空的人，越快越好!”

　　所谓“三国”是指南京、上海、杭州；所谓“四方”是指：北京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江腾蛟、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空军副司令周建平。

　　许世友简要介绍了“三国四方”的情况后，正色道：“林彪、叶群、林立果现在已横尸荒野，主帅一死，‘三国四方’必然失魂落魄，他们会不会作垂死挣扎呢，必须赶快解决他们。”他告诉肖永银，林彪在北京的死党已抓起来了，南京要赶快行动。

　　许世友说：“我事多，还要选调干部，组织工作组到南空、空四军、空五军去，一时抽不出身到上海，由你去执行任务。”

　　“是!”肖永银响亮地回答。他家也没来得及回，便带着保卫部长李书和等一行人出发了。

　　苏州附近有个空四军的硕放机场，肖永银听说当时林立果曾派人准备在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前，炸掉硕放机场附近的一座铁路桥，达到谋害毛泽东的目的。

　　硕放机场控制起来没有?肖永银不放心，他在3天前曾同第六十军军长张明通过电话，要他派部队迅速控制硕放机场，现在情况怎样了?为了了解情况，肖永银在上车前，叫值班秘书打电话给苏州某师，请师长到列车上见面。

　　火车路过苏州时，这位师长上了车，肖永银小声问道：“你们师去了多少人?”“去了两个营。”师长小声地回答。

　　肖永银略想片刻，小声说：“按惯例，派两个营足够了，但是硕放机场紧靠上海空四军，这点兵力不够。”他叮嘱说，“你再派两个营，要绝对保证不出差错!”

　　列车到达上海车站时，天已大亮，按照事先打的电话，要求上海警备区派车接站，根据他的要求，警备区派了两辆破旧吉普车，停在车站的出口处。为何提出要旧的吉普车呢?肖永银考虑得十分周到，他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打草惊蛇。

　　这两辆车太旧，一路老牛拖破车似地颠簸着。林彪的死党做梦也不会想到，里面坐的竟是南京军区的副司令。车子行驶了半小时，“嘎吱”一声，停在南京军区上海延安饭店门口。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柳耀宗政委在门口迎接。肖永银下车后，走进一间房间，劈头便说：“我这次是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请你们警备区配合，做到随时听从调动。你们首先办两件事：第一、立即派1个连，占领延安饭店的制高点，如果空四军来进攻，必须坚持4个钟头；第二、派2个师的兵力进上海，控制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福建路、外滩等主要街道，不准空四军通行。”

　　为了配合肖永银，毛泽东决定由上海市革委会出面“引蛇出洞”。周恩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到北京面谈一次，又让他到南京，找许世友接受具体任务。

　　肖永银拨通了在上海的王洪文办公室的电话，开口道：“我是肖永银啊。”王洪文在那头说：“我已接到周总理的电话，到南京接受了任务，你看战场选在什么地方好呢?”

　　肖永银说：“这也和打仗一样，一切依时间、条件而定，只要他们不起疑心，高高兴兴地来就行了。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用一枪一弹就能解决问题。”

　　由于军区延安饭店目标大，又是南京军区范围，容易引起王维国的疑心，最后商定在锦江饭店抓捕王维国!

　　三

　　这天午后，锦江饭店门前车辆川流不息，路边的行人南去北往，行色匆匆，一切都和往日一样。饭店内，旅客们谈笑风生地进进出出，红衣白裤的女服务员们，笑容可掬地迎送着一批批不知名的旅客。这里的每一层楼都布置了暗哨，楼道、楼梯口的男女服务员，全是着便衣的上海警备区干部、战士。

　　在第10楼的会议室内，正在召开秘密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是上海市革委会成员，有王洪文、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领导。肖永银主持会议，他扫视会场，清亮锐利的目光落在每一个与会者的身上，然后用严肃的口吻说：“毛主席命令我们把王维国抓起来，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具体做法：打电话给王维国，要他来听传达中央文件。”

　　肖永银对王洪文说：“你现在就给王维国打电话吧。”

　　王洪文拨通了空四军的电话，笑着说：“是王政委吗?我是洪文啊，是这样的，中央办公厅发来一份文件，上海党政军机关太多，文件就一份，你过来看看吧。”

　　“我现在有点事走不开，你就在电话中把内容说给我听听算了。”电话里的声音很大，在座的人都听得很清楚。

　　肖永银心一沉，眉头一皱：“是不是我们的行动泄露了?听口气，对方似乎有所警惕。”

　　王洪文也愣了一下，不过很快镇定下来。他眼珠一转，笑着说：“王政委，不是我不肯在电话中告诉你，内容虽不多，可是保密性强，电话中传达不合适啊，还是请你来一下，文件字不多，要不了几分钟时间你就可以看完的。”王洪文怕他不肯上钩，补充了一句：“来吧，饭店的张经理不知从哪里弄了几斤螃蟹，马老说他今天要陪你喝两杯茅台呢。”

　　也可能是王维国觉得王洪文说得有理，也可能是这最后一句话管用，王维国终于点头答应了，说了声：“好吧，我马上就来!”就挂断了电话。

　　肖永银两眼一亮，敌人终于被引出洞了!他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杆，扫了众人一眼，眼神中暗示着大家做好准备。他们就这样等候了半个小时，王维国乘坐的进口轿车终于缓缓地驶进了锦江饭店。

　　王维国与王洪文平时交情不错，上海驻军领导到锦江饭店参加上海市革委会的会议也是常事，所以从他当时的表情来看，似乎没有起怀疑之心。他走下轿车，十分熟悉地进入电梯，上了10楼会议室，一旁守候的便衣警卫伸手做了个手势说：“首长请进。”随后用手挡住了身后的随行人员说：“请你们留步，到那边休息。”

　　这一切都是老规矩，所以王维国根本没有怀疑，回头对随行人员说了声：“你们等着吧。”便笑容满面地跨进了会议室的门。可是，他抬头一看，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会议室里没有王洪文，也没有马天水，一屋子的军人。肖永银端坐在中间，一双眼睛如两把利箭，似乎穿透他的胸膛。他呆了，傻了，突然觉得全身无力，摇摇欲坠，转头一看，左右两侧站着七八个面色严峻的持枪军人。他下意识地想掏枪，可是一切都晚了，只听肖永银大喝一声：“王维国，你被捕了!”

　　随着这一声命令，李书和部长和警卫干事的枪已顶住了王维国的腰部。警卫干事上前，“咔嚓”一声，半斤重的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王维国万分沮丧地垂下了沉重的头。

　　这时，两个警卫干事上前，将一块大黑布蒙住了他的头。因为王维国在上海分管公安、政法，权力很大，当时人们不明真相，万一消息泄露，有可能会出现混乱。

　　一行人押着王维国走出电梯，经地下室出大门，上了吉普车。吉普车载着王维国，转眼汇入川流不息的车流之中，飞也似地向某地。一个保密的殊战斗胜利结束了。随后，陈励耘、周建平等林彪余党也相继被逮捕。

1937年许世友将军延安入狱前后

１９３７年３月，恰在西路军以两万余人的伤亡而告失败的前后，解决张国焘犯下重大政治原则错误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抗日军政大学的某些人已开始错误地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了一起。四方面军的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
    正在抗大接受集训学习的许世友实在憋不住了，他私下对朋友说：“在张国焘手下当差，真是投错了娘胎。”一天上午，在抗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些人又是上批张国焘，下连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尽讲不利于团结的难听话，许世友再也坐不住了。他说：“……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一个学员立即站起来反驳许世友。“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许世友忍不住骂娘了。这一骂，惹出了乱子。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斗张国焘的会转成批许世友了。有人认为，不制服许世友，就批不倒张国焘；许世友是张国焘在抗大的代言人。一时，“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铺天盖地地袭向许世友，气得他心血潮涌，暴跳如雷，突然，他双手捂住郁闷的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
    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纷纷到医院探望许世友，而且还带来了传说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的消息。许世友更吃惊了，自己也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不可能没有事；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枪决了，死得也太冤枉了。老子为穷人打天下南征北战，还挂了彩受了伤，没有功还有罪，这是哪门子的理我们在这里干，还会有什么出路许世友思前想后，苦闷到了极点。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在病床上想了三天，终于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领１０００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与其在这里等待枪决，还不如到那里闹革命去。当老战友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泪流满面地来看望他时，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就知道哭，眼泪顶屁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爷处。我们走”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去哪里”“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经过秘密串连，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２个营职干部、２０多个团职干部、６个师职干部、５个军职干部愿意走。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都在许世友身上，准备４月３日夜１０时出发。
    不料，王建安在当天的上午，变得惶惶不安。他悄悄找到队里的党支部书记谢富治，报告并揭发了许世友将要出走的密谋。此事谁也不敢怠慢，迅即被一级级报告给毛泽东。
    “噢，情况怎么搞得这么复杂。”毛泽东听完报告说：“一是注意保密；二是把人先抓起来再说；三是防止其他人再出类似问题。”这天，共捆绑了３０多人，包括王建安、许世友。
    这几天，毛泽东的心情颇不宁静。不久前，中央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调查委员会，负责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审讯进行了一段时间，一些大的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审讯期间，有人主张，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应该枪毙，免得为党留下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惟恐天下不乱。
    毛泽东再次翻开许世友出走前给他本人写的那封信，陷入了沉思：许世友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没有起到多少好的作用，硬把事情做绝了，硬把人家逼上梁山，人家能不造反吗想到这里，毛泽东在那份关于“枪毙许世友”的报告上，断然行使了否决权。
    ６月６日上午，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公审许世友等人持枪逃跑一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判处许世友１年半徒刑，其余分别判处１年、８个月或６个月不等。
    这天许世友一觉醒来，外面响起了脚步声，片刻工夫，牢房的锁便被打开了。看守的战士说：“许世友，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毛泽东弯腰进了牢房，站在许世友面前道：“许军长，让您吃皮肉之苦啦。我代表党中央，向您和红四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连鞠三躬。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此时并没有感恩之状。毛泽东在吞云吐雾中，讲了许多道理，说明张国焘的错误和红四方面军的区别。许世友不说一句话。毛泽东见一时难以说服他，便婉转地结束了第一次谈话。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再次看望许世友。毛泽东脱下帽子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的了我对你表示敬意”许世友顿觉心头一热。毛泽东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接着，毛泽东指着许世友说：“张国焘就是张国焘，你许世友就是许世友，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毛泽东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许世友，这个刚强的汉子掉下了热泪。“主席，今天我终于认识到了，你讲的句句在理。以前我有许多地方对中央不满，认为中央在报复我们四方面军，其实不是这回事。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许世友越说越激动，突然间“扑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主席，我的错处，你能谅解吗”
    这下子，倒把毛泽东给弄慌了，他连忙弯腰扶起许世友，说道：“世友啊，我们都是革命兄弟，怎么能这样呢使不得，使不得”许世友立正站好，说：“回去，我要向四方面军的干部讲，把你的话向他们宣传，让那些搞鬼的人，让那些不团结的人站不住脚”毛泽东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你几句话，望你刻心铭记。”
    毛泽东幽默诙谐地说：“单用鼻子闻，认不出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
    许世友闻言，爽朗大笑。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许世友被释放出来了。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仍回抗大学习，兼任校务部副部长。

受张国焘被批判牵连　许世友密谋逃跑被中央逮捕

具有特殊性格、富于传奇色彩的许世友上将，当年在延安曾被囚禁受审过。关于这段史实，说法很多，真情到底如何？曾经在许世友身边工作过十几年的李永春道出了其中的真实缘由。李老多次聆听许将军对自己在延安被囚禁那段历史的回忆，对许世友在延安被囚禁的来龙去脉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1、受到张国焘偏爱，可以直接出入其卧室

　　1932年秋，许世友任红4方面军第12师34团团长，后相继担任红9军副军长兼红25师师长、红4方面军骑兵司令员。许世友能打仗，特别能打大仗恶仗，作为红4方面军总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对许世友十分赏识和偏爱。一般的红军官兵是不能随便进出张国焘卧室的，而许世友例外。许世友天天要喝酒，有“海量”之称。张国焘那里有烟有酒，许世友看到就随手带走，有时还在张国焘住处与张国焘对饮几盅。

　　部队作战缴来的酒，张国焘明确提出，先让许世友挑个够，并特许许世友的警卫员背酒、炊事员挑酒、战马驮酒。

　　许世友是直性子人，说话难得绕弯子，有时话说得又很不雅，还动不动发脾气，张国焘从来不计较。许世友每次打了大胜仗回来，张国焘总是和红4方面军的负责人一道前往看望慰问。张国焘不仅格外器重许世友，还经常利用各种场合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谈起许世友，为许世友大扬英名。许世友由此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2、张国焘寻欢作乐，形象大打折扣

　　当时，有人私下议论张国焘好色，许世友出于维护首长的威信，怒斥过一些同志。然而，1933年夏，红4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领导下，连续发动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进攻战役期间，许世友不相信的事赫然在目。

　　一天傍晚时分，许世友带着战场上的硝烟，匆忙赶回报告情况。他径直推开张国焘的卧室，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张国焘坐在炕上，与两个女文工团员闹得起劲，正在放荡调情，没想到许世友会突然出现在眼前，十分尴尬。许世友万万没想到，自己尊敬的首长张国焘竟然在前方战事正紧的时候，不顾官兵生死，寻欢作乐。从此，张国焘的形象在许世友心中大打折扣。

　　包座战斗后，张国焘让红4方面军南下，许世友所在的红4方面军不得不再过草地。路上，许世友目睹大批红军战士长眠于茫茫水草地里，不禁对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发生怀疑，遂生抵触情绪。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号，并疯狂攻击毛泽东和党中央，许世友万分痛苦，他对张国焘的霸气和野心认识得更清楚了。

　　张国焘南下碰壁后，仍不思悔改。许世友经常看到他骑着铁青马，转来转去，伺机找人谈心进行拉拢。一天下午，张国焘“碰到”许世友，说：“咦，是老许啊！来来来，现在革命形势严峻啊，你要注意碍中战、河川战。老同志了，要带个头啊……”

　　“什么这个战那个战，就怕打起仗来打惮惮。”许世友没有好气地回话，意思是说张国焘光叫人家打仗，他自己怕死。

　　3、受张国焘被批判牵连，许世友酝酿”逃跑”计划

　　1937年3月中旬，传来了西路军挫败的消息。西路军的悲剧，点燃了清算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导火索。同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开展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

　　对这一批判，中央严格把握方针政策，把张国焘的错误与指战员的功劳和贡献区别开来，明确指出，红4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对红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中央的决定，当时正在抗大学习的许世友等红4方面军干部表示理解，并参加到了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斗争中。可是，有的部队在揭发批判过程中，仍然出现了偏差行为和过火言语，，“牵连”到整个红4方面军，“牵连”到许世友。许世友甚为不满。

　　在许世友看来，张国焘犯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在生活作风上也不够检点，但对革命也作过一点贡献，尤其是他刚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那阵子，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应该功过分清。张国焘蜕化变质，显然与自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必须界限分清，各走各的路。但我老许不能昧着良心同意别人对他全盘否定，更不能容忍那些对红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无理指责，许世友忿忿不平地“跳了出来”，以至酿成了囚禁受审事件，还差点丢了性命。

　　1945年许世友在一份名为《反省自传》的材料中就这件事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剖析：“到延安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的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好好休息。反‘国焘路线’时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斯基，有的说我是土匪。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我想，从前反陈独秀、李立三时，我们这些干部只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样错，什么路线、方针错了，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也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斗争会。这样有斗争会实在害怕。当时我想赶快打仗，我到前方与敌人拼死，也不愿开这个斗争会。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八处彩，没有功劳还有罪吗？那时认为党中央在争权夺利，要把我们搞掉，我这个认识是大错特错了，所以，基本上就动摇了，我的态度是非常不满，在病中苦闷到极点。我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4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3天，尤其是军级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都感觉没有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来看我时，我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1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3天，有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5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准备步行7天7夜通过汉中、巴山会合刘子才部队再说。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画的，还有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4、不甘被抓飞身上房，刘伯承循循善诱

　　许世友精心策划的“逃跑”计划不久暴露了。4月3日上午，原计划跟许世友一道回四川的抗大保卫处处长王建安（曾任红4军政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走了。他感到问题严重，向上级做了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得知此事后，极为重视，果断决定，立即将许世友等相关人员逮捕，以防止事变的爆发引起恶劣后果。

　　下午4时，抗大吹响紧急集合号，召集学员在各队开会，以会的形式集中学员，宣布许世友等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行和中央的逮捕决定。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已组织人马把许世友等人所在的教室包围了起来。

　　当保安人员根据要求赤手来抓许世友时，许世友脸红脖子粗地走出教室。他见保安人员没有带枪，心中宽慰一些。他想使出拳脚功夫进行反击，但想到都是红军兄弟，就尽力克制自己，收回了手，尔后转身一个鲤鱼打挺，借助一垛矮墙，“呼”地翻身上了房顶，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协同来抓许世友的抗大警卫排长邓岳（1983年从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岗位离休），当时还不足20岁，他和保卫处、警卫处的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有一点办法。许世友不下屋顶怎么办？刘伯承等人闻讯匆匆赶来。刘伯承在张国焘南下时，和朱德一道，保护了红军，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和巩固，许世友对刘伯承印象不错。刘伯承和颜悦色地对许世友说：“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呆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才勉强地从屋顶上飞身跳了下来。

　　许世友跳下房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将自己五花大绑地带走关进了窑洞。许世友在自己《反省自传》材料中写道：“这时，延安讲得很厉害，说我要领导暴动，又说我要把延安怎么样。我知道事情不好，以前我想这是小事，这时知道不小了，就等着死吧，没有想活的余地。我想，大家把我讲得这么厉害，我就是遍身长嘴也没有我说的，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当时思想上是知道自己骂中央，我也亲口骂了两次，只求死得快点，认为这样骂了一定有人报告党中央，我就能快死，结果没有达到目的。”

　　5、毛泽东两次看望化解矛盾

　　许世友等人被逮捕后的第2天，延安最高法院开设特别军事法庭，公审许世友等“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一案。其间，有人主张，鉴于许世友是“主谋”、“首犯”，态度又极其恶劣，该判枪决。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认真琢磨了这个事件，琢磨了许世友的情况，感到案子有出入，行使了否决权。在许世友被囚禁期间，毛泽东首先托人给许世友捎去一条“哈德门”香烟。徐向前从西路军大败的前线回到延安，毛泽东就叫徐向前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打底工作。见时机成熟，毛泽东先后两次到禁闭窑洞看望许世友并与其促膝谈心，令许世友大觉意外，大受感动，大为振奋。

　　毛泽东第一次看望许世友，看到许世友还戴着手铐，他心痛地大声要求随行的警卫人员“快解开”。然后，毛泽东坐到土炕上，给许世友点上一支烟，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起革命道理，说明张国焘的错误所在。第一次看望谈话，许世友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有了安全感，对毛泽东已经充满感激之情。

　　不久，毛泽东又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看望许世友。这次，毛泽东一见面就脱了帽子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了！我向你表示敬意！”毛泽东的开场白，再次拉近了与许世友的距离。

　　毛泽东接着说：“张国焘对鄂豫皖有过贡献，这是事实，但他分裂党、分裂红军，这也是事实。红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中央派到4方面军去的，他犯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性质是严重的，这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毛泽东还特意对许世友说：“你不要背思想包袱，中央相信你，我毛泽东相信你。你和一些人想回四川去，不是搞什么反革命集团，不是要造反，是一时思想想不通罢了。”许世友听到这里，不禁心头一热，他没有什么苛求，只求别人理解，感动的热泪夺眶而出。那天，毛泽东和许世友说了很多，临别时，还和许世友一起轻轻唱起了红军歌曲。

　　6、从此紧跟毛泽东至死不休

　　多年以后，许世友回忆起这幕仍很激动。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际，许世友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毛主席的这几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也就是从这一次起，许世友真正彻底认清了张国焘这个满口马列主义、却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正人君子”的真实面目。他以义割恩，最终从思想上、立场上、感情上与张国焘决裂，与广大指战员一起投入了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当年7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撤销了对许世友等人的禁闭处分；1938年1月，党中央又撤销了对许世友的党内处分，给他恢复了党籍。

　　经过这次事件，许世友也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毛泽东，他铁心紧跟毛泽东，保卫毛泽东，至死不休。

许世友人民大会堂开会也带机关枪

许世友、铁瑛和“铁姑娘”

“实事求是”是一条有灵魂的红线

去年建军节前夕，我被邀请参观在东莞举办的百位将军书画展。站在一幅“实事求是”的长轴面前，我很久不能移动脚步。不是字写得特别出众，是落款“许世友”三个字让我吃惊，震动。因为我采访过许世友的许多下级，都说许世友很少写字，看完文件、批件，往往只用粗大的红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上一个“许”字。

“铁大姐，意外吧？”南京芳草园书画院院长蔡志芳在我身后说，“许世友将军的夫人和如今已当将军的儿子看后也惊叹地对我说：‘他十年不写一幅字啊！你能找到他的字还真不容易！’”我真想好好拥抱一下蔡志芳院长，感谢她的真情与执著！一个从医院退休的普通职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自掏路费，四处奔波，吃尽千辛万苦，搜集元帅、将军们的近２００幅字画！身边说她太傻、太痴狂的人一大把。因为之前一位港商，愿出３００万元港币收购她的将军字画，她竟把头摇成拨浪鼓，执著自己的志向：百名将军的字画，在全国各大城市公益展出１００场后，将全部捐给国家。

我真心赞美她的痴狂。如果她卖了字画，不说大处，我与许世友的这幅字便无缘相遇。只一瞬间，许世友亲笔写下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像一条有灵魂的红线，把我多年前的亲身经历，及近年来采访的许世友的许多生动但略显零散的材料，完全串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过去的一年中，我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一块心病啊！

顿时，心潮起伏，难忘的１９７４年，又引出了难忘的１９６６年和难忘的１９６７年。许多事情，仿佛只有成为历史，拉开一段距离后，才能知道真实的背景，也才能知道真实的意义所在。

“铁姑娘来了吗？！”

多少年来，不管谁提到许世友的名字，我耳边就立即响起那个粗犷有力的声音：“铁姑娘来了吗？！”我眼前就会走过来那位黝黑脸膛，一身军装，铁塔般的结实身材，脚踏一双布条编的草鞋，步履坚实，开口讲话，嘴里有一颗金牙在闪亮的人。

１９７４年夏天，广州军区常委会在广州军区小岛宾馆召开，从南京军区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司令员的许世友大步走进会场，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铁姑娘来了吗？！”

我当时的身份是北京《解放军报》派往广州军区的一位２６岁的女记者。

六年的兵没白当，我“腾”地起立，抬头挺胸，双脚并拢，大声回答：“到！”

“好，你坐下！”许世友向我挥挥手，一边落座，一边大声威严地说：“要记住，每次军区常委会研究批林批孔运动问题，一定要通知记者。封锁记者，就是封锁中央！”

会后我得知，也许是许世友的秘书向他介绍了《解放军报》来的女记者铁竹伟，是他的老部下，当时在浙江省委当第二书记的铁瑛的女儿，所以他才会径直叫了“铁姑娘”吧。说实话，当时坐下的我，脸红心跳，全身温暖。当然不是因为抓人眼球，也不是因为虚荣心得到满足，只是感动于许世友对记者、对我的那份信任！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我在解放军报社已经不被信任。我原来在情况小组工作，专门编写各军区记者向中央发来的情况。运动一开始，立刻被限时调离！后来是报社工厂排字师傅悄悄告诉我：有记者反映你在浙江当省委第二书记的父亲铁瑛看不起江青，故意不去参加江青亲自命名某连的活动。记者处领导可能是为了保护我的积极性或是为了别的什么，就派我从北京出差到广州军区，参加《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工作。主要任务不是下部队采访，而是参加广州军区党委常委“批林批孔”运动的会议，并写出情况简报。

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起初是许世友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什么林彪要南逃广州？”当然，军区有一批领导被追问。谁知不久，中央来了通知暂停会议，特别指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也来参加会议，仿佛是在纠偏。于是，原先被追问的一批军区领导反过来揭发，当然不会连许世友都批，只是每次发言都强调一句：许司令你刚调来，你不了解情况！

总之，我看得出来，对刚调到广州军区不久的许世友来说，面对的局面很复杂。

记得会议暂告一段落，我将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位身材高大、膀大腰圆的军人找到宾馆我的房间，操一口地道的山东话：

“铁记者，我是许司令的警卫员，首长请你到他家里去一下！”

“好！”那时年轻的我，从基层部队调到《解放军报》还不到一年，思想非常单纯，既没有亲不亲线上分的“站队”概念，也没有打小报告拉关系的打算，只是觉得多一次看望长辈的机会，就爽快地答应了，放下手中的报纸，戴上军帽，立即出门。

路并不远，走过一座不长的小桥，大院深处套着的一个小院，就是许世友的家。

“许伯伯，您好！”我进门立即行军礼。

“好！坐！”许世友伸手一握，指指沙发，自己一边坐，一边急切地问：“铁姑娘，你爸爸好吧？他最近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白天也有人问过一次。

记得中午军区宴请韦国清、赵紫阳两位领导吃饭，也请《解放军报》记者参加，许世友招手把我叫到主桌坐，亲自对赵紫阳介绍：这个军报记者铁姑娘，是浙省委第二书记铁瑛的女儿，铁瑛也是河南人，你老乡嘛！

赵紫阳与我握握手，微笑着问：哦，小老乡，你爸爸好吗？

那种场合，我只能点点头，勉强地说：好。

此时，只面对许世友，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还能干什么，在大小会上挨批斗呗！他右胳膊都被造反派拉伤了，至今抬不起来。”

“斗他干什么？铁瑛是个好同志嘛！”许世友的声音一下提高了。

“说他是许世友的人，是林彪线上的人！要用１５吨大吊车吊他下贼船！”

“胡说八道！”许世友用力拍打了一下沙发扶手，“我是谁的人？我是毛主席的人！你对你爸爸说，我把他调到我这来！”

一直在报社看别人怀疑目光的我，听许世友坚定不移的信任口吻，真觉得心在快乐地飞翔！当时２６岁的我，还太年轻，一点不了解上层斗争的复杂性，真希望爸爸能被调来，能在一个信任自己的领导手下工作，就不会再被大会批斗，无故受冤枉。如果能这样，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那时，我在宾馆还能用军线和爸爸通电话，当晚我就告诉他许世友夸奖他是好同志，并说了要把他调到广州军区来的话。

然而，爸爸的话却让我有些意外，他脱口而出：“千万不要调！”接着很明显地岔开话题，讲天气、问身体，只字不提运动的事。

后来见面，我问爸爸，为什么不想到许世友的领导下工作？爸爸严厉地说：你是个部队记者，怎么一点不警惕？“批林批孔”运动时，多么复杂的政治局势，就是军线电话，也很可能被人窃听，又会造出许多谣言，给许司令带来更多麻烦！

那天，我们刚坐定，警卫员就端茶送水果上来。望着警卫员消失在门口的高大身影，我忍不住问道：

“许伯伯，现在首长的警卫员都是挑面容清秀、身材灵巧的学生兵小战士，你的警卫员却相反，可以称五大三粗吧！”

“也给我小个的，我不要！我点名要五大三粗型！”许世友喝口茶水，声音洪亮地说，“警卫员是干什么的？不是花瓶！一旦打起仗来，万一我负伤，他要能背起我跑！”

我立即明白，虽说新中国成立已经２５年了，无论是在南京军区时的许世友还是调到广州军区的许世友，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武将的职责，一天也没有忘记随时准备保卫祖国上战场打仗！

提到刚刚结束的会议，我坦述自己对中央通知不理解。许世友立即说：“接到通知，我马上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

“给周总理？”我很吃惊，因为周总理对我而言，只是遥远地望过。

“是啊，中央我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毛主席，一个周总理！我问总理，你知不知道通知这件事？总理说：‘我知道，你就照着通知办吧。’那我就执行！不过，我明天就去北京，找周总理报告情况！”

当时我还不知道许世友１９６７年曾上大别山一呆半年多的事，多年后经过大量采访才了解了他当年的险恶处境，也才明白为什么他会说：“中央我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毛主席，一个周总理！”也才真正明白他为什么每次会议都会问：铁姑娘来了没有？封锁记者就是封锁中央！

“许伯伯，我是您女儿桑元的同班同学，我们在卫岗上小学，是您讲了话，我们才吃饱的！后来爸爸调到舟嵊要塞区，也是您讲了话，我们家才不喝稀饭的呢！”

我说这话时感情很真挚。现在的人已经无法理解“肚子是橡皮货，越撑越快活”这种感觉！在物资极度匮乏，许多人饿肚子甚至于饿死的年代，真的，每顿能吃饱，是最大的幸福！

１９６０年的困难时期，我还在南京卫岗小学读六年级。当时，我们住校其实伙食还算不错，每次早晚餐，一人两个馒头，稀饭管够。可能正长身体，一宣布规定，同学们便觉得吃不饱！许世友去学校看了，大手一挥，说：再苦也不能饿着孩子！粮食不够，司政后干部捐！于是，馒头不再限量。食堂里，孩子们拍手跳着欢呼：“乌啦！”

其实还是个心理问题，真正放开吃，多数孩子两个馒头已经足够饱了，并不需要机关捐助。

也是困难时期，许世友到海岛部队视察，走了几个岛，看了几个连队，立即找来要塞区后勤部长，沉着脸说：我看了几个连队，一天两顿在喝稀饭！一泡尿就饿了，还怎么训练备战？我还听说你们铁政委家也喝稀饭，你这个老后勤怎么当的？从今天开始，让每个连队都吃干饭、馒头！让铁政委家也能吃上干的！你不用为难，不够的部分，我给你报！

这道“死命令”一下，连队战士和我们家都吃上馒头米饭了。可能还是心理作用，后来，也并没需要军区后勤补发粮食。

“你妈妈好吗？爷爷还种菜吗？”

许世友还记得我妈妈是南京军区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还记得我爷爷闲不住。当年我爷爷扛着锄头上司令部附近的山腰开荒，把金灿灿的南瓜，绿油油的黄瓜，红红的西红柿及辣椒种到了作战室附近。以“特殊化”为由，干部们还给我爸爸提了意见。

“我８３岁的爷爷１９６８年去世了，真庆幸他没活到今天，如果他看见万人大会批我爸爸，如果他看到自己为打日本鬼子流过血的小儿子挨斗，他一定会犯心绞痛给气坏的！许伯伯，您恐怕从没时间陪老人吧？”

许世友点点头，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活着为国家尽忠，等我死了，我要土葬到河南老家父母的坟旁，陪着他们，尽儿子的孝心！”

“现在不都是火葬吗？我爷爷就是害怕火葬，才坚持回河南老家！”

“我的想法早已报告过毛主席，他也批准了！”

我心头一热：谁说战将心头只有枪和剑？！

我看许世友一个人，那么大的房子，心想他一人来到广州，平时的生活一定很单调，于是只想充当女儿的角色，让许伯伯放松一下，便瞎聊起家常来。我发现许世友脚穿的布编凉鞋很好，他便兴致勃勃地讲起穿着如何方便，编制也不困难，还说以后有机会教我怎么编。

总之，一老一少，无拘无束，像父女，又像忘年交，谈得很轻松，很愉快，那一刻仿佛“批林批孔”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回去的路上，我快乐的心情藏不住，嘴里哼唱着“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的京剧唱段，脚步轻快地走过小桥，穿过挂满串串桂圆的小树林，一脸笑容地返回宾馆。因为刚才分明是探了一次家，感受到父辈的坚定和给予我的信任、关怀和温暖。

“铁姑娘好吗？”

１９７４年以后，为解决浙江问题，爸爸常被叫到北京开会，只要到北京，一般都住在京西宾馆。我从解放军报社去看爸爸，爸爸告诉我，每次遇到许司令，他总要问：“铁姑娘好吗？”１９７５年底的一次，爸爸告诉我，许司令也住在这，上午遇到时，他又问铁姑娘好吗，你去看看他吧。我说好。

也真巧，才走到电梯门口，正好遇上许世友。转眼又是一年多没见许世友了，他身体仍然像铁塔一样结实，脚上穿着一双蓝白布编的布草鞋，看到我很高兴：“铁姑娘，到我屋去坐坐！”许世友半躺在靠椅上与我聊天。

“许伯伯，听说您到过少林寺，真的吗？”

“我家里穷，八岁就到少林寺干活，练武的！”

“怎么又出来了？”

“在少林寺呆了七八年，一次回家，恶霸的儿子仗势欺人，打死了我的表哥，我一火，三拳两脚就把他打死了。师父说我杀气太重，寺庙里不能再留我了。不过，要出山门，走是走不出去的，只能凭武功打出去，打不出去就留下命来。不是吹的，我就是用一根木棍，打出了三道山门！”我点点头，忍不住笑了：“我确实亲眼看到您的内功了得！”

刚才，我跟在许世友身后走进电梯时，里面已经站着一个军装笔挺的高个中年人，一张我不认识的脸，见到许世友上电梯，红光满面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不经意的坏笑，伸手随意地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说话的语气明显带着不恭敬：“噢，许大司令嘛！”我站在电梯的侧面，瞧那人架势，直觉这人是北京总部得势的干部，或者是有什么背景的宠儿！

许世友虎着脸，一伸手抓住他的另一只手，没说一句话，电梯上升至五层，我看着那人的脸，陡然由红变成了惨白，到了住的楼层，许世友一松手，头也不回，迈着大步走出电梯。我紧跟着走出电梯，猛回头，只见将要关闭的电梯中，那人一脸痛苦的表情，正在拼命甩手！我忍不住想笑，心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功夫太岁头上动土！

聊天，当然又提起了去年广州军区召开的常委会，我又滔滔不绝地讲出真心话：当时真为许伯伯捏把汗，您刚到广州军区，情况又如此复杂，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都要拉您，打您的旗……“铁姑娘，用不着担心，我是老运动员了！”许世友说这句话时，“老”字讲得特别重。

“老运动员？”我傻乎乎地反问了一句。

许世友仰面看着天花板，仿佛陷入了往事的回忆，语气缓慢地说：“红军时期抓ＡＢ团那会儿，我当团长，和我搭班子的五任政委，白天还跟我一块打仗，晚上就被拉出去枪毙了，我一直没事。”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政委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爱提个意见，爱问个为什么，我是团长，我就抓住两条，第一不说话，第二，打仗不怕死，剃光头往前冲！”

“和你一块的战友、战士牺牲无数了吧？”当时对红军时代真实历史了解很少的我，只能感慨到这一点。

“是啊！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战争的真实，可不是文化人在家编出的形容词！我前半辈子指挥打了那么多次仗，哪次战前不准备牺牲？就说济南战役，是我们解放军第一次攻大城市，在战斗打响前，我已经准备牺牲五个团兵力！”许世友讲到这儿，下意识地用手拍拍腰间，“打仗时我是枪不离身。枪法不是吹，瞄哪儿能打哪儿！和平了，解放了，我是怕枪法退步，一旦战争发生，我这个当司令的应付不过来，就靠打猎练枪法！所以，什么运动，谁提意见我也不听！一直到现在，我随身都带着枪！”

“真的？不是规定谁也不能带枪到中央会议上吗？”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我的枪一直放在枕头底下！你知道吗？我到人民大会堂，我的车后备箱里还放着轻型机关枪呢！”

“怎么可能？！门岗不检查？”

“谁敢检查我的车？！”

“当年开九大，我也带枪进会场的，我就防备有人害我！江青到南京军区来查票，气急败坏地追问为什么南京军区少了她的票，我大声说，你不要查了，就是我没投你的票！因为我不了解你！”

那天我们聊得很开心，足足一个多小时，没有录音，也没做记录，许多内容已经随着３０多年的岁月流逝而淡忘了。然而，许世友维护尊严的凛然正气，高度警惕枪不离身的战将习惯，坦荡磊落掷地有声的话语，对国家长辈忠孝的安排，一直都铭记在我的心里，清楚地回响在我耳边。

后来，我采访南京军区后勤部一直负责许世友保健的耿希晨部长，他也说，许世友与他聊天时曾亲口对他说过：“我进人民大会堂带着手枪。门口警卫说：‘首长，不能带枪！’我一边往里走一边问：‘谁规定的啊？’他说：‘中央规定的。’我没停步反问道：‘我就是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啊？’不等他再说什么，我人已经大步走进门了！”毛泽东的卫士也证实，１９７６年在人民大会堂给毛泽东守灵时，许世友也是带着枪的。

“铁瑛，你的枪是吃素的？！”

至于，造反派为什么说铁瑛是许世友的人，而许世友为什么说铁瑛是好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在今年春节前又采访了９２岁高龄的爸爸铁瑛。

爸爸感慨地说：我１９５３年从上海公安总队调到南京军区当军法处处长，后来任军事法院院长。许司令１９５５年调到南京军区，因为那时军事法院直属军区管，我经常参加军区常委会，常与许司令见面。１９６０年我被调到海岛舟嵊要塞区任第二政委，后又担任政委。许司令每年至少去海岛部队视察一至两次，我到南京开会也都会见到他。他到海岛，我也从来没有陪他打猎。都是要塞区司令员陪。除了工作，我们没个人交往：我总想领导工作忙，不要打扰。后来调到省里，对中央领导人我也是这个态度。

许司令这个人，虽说是名武将，但也很平易，很谦虚。

记得那年大比武，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参谋长表扬南京军区的郭兴福教学法。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许司令说：我们有郭兴福教学法，我们乌七八糟的事情也很多！郭兴福不兴，好八连不好，南京军区还有好多缺点！他是武官，但他认为是真理，就实事求是地坚持，我从来没觉得他很不讲理过。

记得有一年过“八一节”，许司令带着前线歌舞团来海岛慰问，演出过程中，一位性格开朗、平时爱开玩笑的师政委到后台看演员化妆去了。许司令话说得挺重：你这个政委，看戏看不到你，你到后台干啥去了，你是个老油条！

这位师政委对“老油条”的批评很想不通，经常挂在嘴上。

有一次，我和那位师政委一起到南京开会，我个别告诉许司令：“你批评他老油条，他一直想不通！”

“好，你把他领来，我跟他说一说！”许司令快人快语。

我把这位师政委带到了许司令家。饭桌上，一边吃着炊事员拿他猎物做成的香喷喷的“油炸麻雀”，许司令一边说：“批评你老油条有什么了不起，我这个老油条比你老得多！”师政委释怀地笑了，心中的疙瘩顿时烟消云散。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部队开始受到冲击。１９６７年初，许司令曾多次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要顶住！在他还没到大别山之前，他曾秘密地把我叫到无锡，在二十七军招待所，让我汇报要塞区部队的情况。

面对老首长，我先说出自己藏在心底跟部下、家人都不能说的不解和困惑：

许司令，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是共产党员，怎么现在的形势却越来越像封建历朝历代，皇帝打下天下，坐稳了江山，就要杀功臣的模样呢？

许司令紧绷着脸，鼓起嘴，长吹了一口气，算是回答。

我详细如实地汇报了海岛地委党政干部纷纷被打倒，被戴高帽子，游街挨批斗的情况。部队文工团、卫校，日夜围攻要塞区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不让睡觉，要求我们解答问题。最严重的是，造反派长期包围司令部值班室，整夜整夜超音喇叭叫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在坑道战备值班，各守备区电话汇报情况，本来线路就不好，现在更要捂上一只耳朵，才能勉强听到一点飘忽不定的声音……

“砰！”许司令突然怒目圆睁，拍案而起，炸雷般的声音喝道：

“司令部怎么能冲击？他攻击，你就开枪！铁瑛，你的枪是吃素的？！先打死他几个再说，打死一两个，把事情闹大了，周总理就会来处理了！问题就解决了！”我坚定地回答：“许司令，我明白！”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许司令指挥下打过仗，新中国成立后也在他领导下工作１０多年，我了解他是位性情中人，他的指示往往要领会内含，只能意会，不可照本宣科。于是，回到部队，许司令的这些话我根本没向党委传达，更没向下传达，如果真的向下传达，层层开枪还得了？我心里很清楚，造反派中多数是群众，坏人是极少数，我们人民军队怎么能向群众开枪呢？要真向群众开枪了，上面查下来，还不撤我的职？后来某省确实发生过开枪的事件，结果非常被动。

记得是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９日，我正在外岛花鸟岛上检查部队战备，突然接到中央的电报，限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３月３１日务必赶到北京。当时海上风大浪高，南京军区专门派军舰连夜把我俩接到沈家门，我只回家拿了点东西就走，天已经大亮了，９点钟飞机从宁波起飞，因为北京天气不好，只能降落南京。许司令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林彪事件后，为解决浙江问题，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了一周了，没有什么进展。许司令说：你们两个去，有什么就讲，不用怕！要不行就找总理去。不用理那些‘戴眼镜，夹皮包，打起仗来一团糟’的人。我和马龙一对眼神，会意地笑了，许司令指的是张春桥、王洪文。

我们３月３１日晚终于赶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得我一口气讲了４０分钟，马龙也讲了一二十分钟。揭发了林彪及其追随者分裂军队、分裂党的一条又一条具体罪状。等我们发完言，已经是夜里１２点了。周总理宣布：“好，明天开小会。”我们起身要离开时，站在门口的周总理伸出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力摇晃了一下，大声地称赞道：“铁瑛同志，你真痛快！”接着又握着马龙的手说：“你也痛快！”

几天后，周总理就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决定，调我去浙江省委当第二书记。周总理与我握手时，我不无担心地说：总理，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在部队工作，只在抗战时期兼过一段县委书记，我对地方工作不太熟悉。总理却说：没有办法，在干中学吧！许司令却个别跟我说：谭启龙是个老红军，老同志，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搞好团结。

后来，为了解决浙江问题，许司令也到杭州讲过话，鼓励各派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这便是“批林批孔”中，说我是林彪线上的人，是许世友的红人的证据。

真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最后一次见许司令，是在他去世的前十几天。记得那次从来不会给领导送礼的我，特意自己掏钱，从杭州饭店定做了一盒稀罕的精美点心，那天，我和张明一起走进了南京军区总院许司令的病房。脸色发黑发黄的他，看我们进来走到床边，只轻轻说了两个字：坐吧！我问：好一些吧？一向说实话的他，没有接茬。许司令夫人田普迎过来说：铁瑛同志，带什么东西，他也不能吃，他病也比较重，也不大能说话。然后把我们让到旁边，轻声介绍了病情。

临走前，我说：许司令，您休息吧，好好养病吧！

许司令睁开眼看看我，就算告别了。

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爸爸最后还感慨了一句：许司令要少喝点酒该多好！

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铁姑娘”的我，正在为写陈毅的传记奔忙在全国各地采访，等我知道许世友逝世的消息，他已经安睡在远方他老家父母的身边了。我仿佛能看到他为父母如愿尽一份孝心后的安详微笑是那么甜。而他老人家对我爸爸的信任和感情，他与“铁姑娘”的两次长谈，全部珍藏在我的心灵最深处，永葆清新！

密谋出走酿大案 许世友延安受审的前前后后

许世友是我军战功卓著的猛将、开国元勋之一。和其他战将一样，许世友近60年的戎马生涯也充满着硝烟、艰险和曲折，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历程、特殊的性格，使他在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成为一位极富传奇色彩且受人爱戴的将军。　　

　　作者都是许世友部队的老战士，尤其是金冶同志，早在 1947年就是许世友部队的参谋处长。为了再现许世友英勇光辉的一生，他们沿着许世友的足迹广泛搜集资料，从多方位、多视角全面深刻地叙述了许世友的一生，给广大读者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许世友。读者也可从许世友从士兵到将军的发展过程中，体味到他的思想和人格的巨大魅力。初次聆听毛泽东演讲　　1936年10月10日在会宁城西门古楼前，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庆祝大会。许世友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当时，他的心情十分愉快，因为雪山、草地都过去了，而张国焘分裂党不得人心，他的第二“中央”也被宣布取消了。　　

　　11月初，许世友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来到保安城，进入设在这里的红军大学集训学习。　　
　　正式开课前，红军大学名誉校长、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双手叉腰，讲了这次集训的指导思想，他用一句话概括说，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组织上建立统一的最高集体领导。　　
　　毛泽东挥起手说，我党领导下的抗战能否胜利，靠在座的各位，因为你们是中坚力量。为什么集训你们呢?就是为迎接抗战的新任务而为党积蓄力量，做好理论、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许世友是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演讲，他觉得“讲得好，有水平”。　　
　　集训不久，红军大学从保安城迁往延安，并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和政委，指派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　　
　　在许世友深造期间，毛泽东专授军事课。尽管许世友还有些搞不懂毛泽东讲的那些哲学理论，但毛泽东那贴近中国战争实际的讲述，令他觉得很解渴。许世友对同学们说：“毛主席帮我从理论上总结了指挥作战的经验。”从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许世友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密谋出走酿大案 　　
　　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黄昏，抗大全体学员被紧急召集到大操场上。校长林彪已经站到讲台上，他目光严肃、声音低沉，悲痛地告诉大家：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和祁连山的苦战中失败了，军长董振堂、孙玉清，军政委陈海松等壮烈牺牲，部队损失两万余人……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吃惊而残酷的噩耗，两万余名战友的生命就这样没了?文件还没传达完，会场上已是哭声一片；尤其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林彪试图让大家安静下来，可是会场上就是安静不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结束。　　
　　许世友是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的。他悲伤得连鞋也没脱就和衣上床，还绝食了一天。　　
　　恰在西路军以两万余人的伤亡而告失败的前后，解决张国焘犯下重大政治原则错误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抗日军政大学的某些人已开始错误地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了一起。四方面军的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一个个抬不起头来，不敢在一起聚会，不敢在人前高声说话。许世友实在憋不住了，他私下对朋友说：“在张国焘手下当差，真是投错了娘胎。”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后，延安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召开声讨张国焘会议，要肃清张国焘的错误影响。　　
　　一天吃罢早饭，抗大学员列队集合来到了广场，大家席地盘腿而坐。因为这天要召开“张国焘斗争会”。这些革命青年显得激动、亢奋，他们坐在还有些潮湿的地面上，但个个精神抖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到场，毛泽东和张国焘也在其中。　　
　　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一个原则：“批判张国焘同志，要把他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功劳和贡献不容抹煞。”并给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会定了一个调：“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批判会开得秩序井然。台下提问，台上回答：弄清问题，找出症结。　　
　　但约过了一个小时，会议的方向出现了偏差。许世友的“师弟”钱钧站起来发言，他语出惊人：“我揭发，张国焘乱搞女人!” 　　
　　顿时，会场哗然。坐在前排的张国焘对此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只觉得面红耳赤。接着，钱钧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这时，许世友的心情难以平静。他了解钱钧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他相信钱钧不会扯谎。作为共产党员，为穷苦人打天下，最忌讳的有两条，一是爱财，二是贪色。没想到张国焘这位高级干部生活如此糜烂，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一个人的政治腐败首先从生活腐败开始，张国焘算是应了这条规律。接着，他又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的严重政治错误，想到了被迫害的弟弟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害的同志……这些错误不可原谅。可错误归错误，他不能容忍那些对红四方面军的无理指责。 　　
　　第二天上午，在抗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些人又是上批张国焘，下连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尽讲不利于团结的难听话，许世友再也坐不住了，如鲠在喉，不说就不能平静。　　
　　许世友发言说：“……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撒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辨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一个学员立即站起来反驳许世友。　　
　　“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许世友忍不住骂娘了。　　
　　这一骂，惹出了乱子。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斗张国焘的会转成批许世友了。有人认为，不制服许世友，就批不倒张国焘；许世友是张国焘在抗大的代言人。一时，“打倒许世友厂“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铺天盖地地袭向许世友，气得他心血潮涌，暴跳如雷，指着那位年轻学员怒吼道：　　
　　“呸!你小子胆敢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你娘的肚子里!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土匪……”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得天地旋转，他双手捂住郁闷的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 　　
　　许世友气病了，住进了医院。　　
　　抗大的批斗会一天比一天开得频繁，斗争趋向白热化，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一潭清水给搅浑了。　　
　　许世友躺在病床上，心如海潮翻滚。　　
　　他想，从前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时，只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么错，什么叫路线、方向错了，全不知道，全搞不太懂，自己也没参加过大的斗争会。现在，这样的打击，甚至还涉及到了我许世友，这实在让人害怕、担心。唉，搞这样的斗争会又有多大的意思，还不如到前线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来得痛快，免得在这里受活罪。　　
　　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纷纷到医院探望许世友，而且还带来了传说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的消息。许世友更吃惊了，自己也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不可能没有事；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枪决了，死得也太冤枉了。老子为穷人打天下南征北战，还挂了彩受了伤，没有功还有罪，这是哪门子的理?我们在这里干，还会有什么出路? 　　
　　许世友思前想后，苦闷到了极点。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在病床上想了三天，终于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领 1000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与其在这里等待枪决，还不如到那里闹革命去。 　　
　　当老战友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泪流满面地来看望他时，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就知道哭，眼泪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去哪里?” 　　
　　“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经过秘密串连，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2个营职干部、20多个团职干部、6个师职干部、5个军职干部愿意走。当时，许世友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嫌他们吃不得苦，都要骑马。许世友计划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达陕西汉中会会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都在许世友身上，准备4月3日夜10时出发。 　　
　　不料，王建安在当天的上午，变得惶惶不安。他觉得，许世友的行为太过火了，中央说张国焘的问题仍然是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要用暴力?这非常危险，这样做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能自保。王建安思前想后，决定不跟许世友走。 　　
　　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王建安对许世友扯了一个谎：“许军长，你们走吧，我突然感到身上不舒服，有病，怕是走不了了。” 　　
　　许世友一听王建安打退堂鼓，顿时就急眼了：“娘的，临阵脱逃，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否则，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你别说我许世友对不起朋友！” 　　
　　王建安经过仔细思考，不得已悄悄地找到队里的党支部书记谢富治，报告并揭发了许世友将要出走的密谋。　　

此事谁也不敢怠慢，迅即被一级级报告给抗大校长林彪。林彪想了一下，指示说：“你们立即返校，要不动声色，掌握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等我向毛主席报告后，就回校处理。” 　　
　　“噢，情况怎么搞得这么复杂。”毛泽东听完林彪的报告，像救火一般把一根烟吸完，对林彪说：“一是注意保密；二是把人先抓起来再说；三是防止其他人再出类似问题。” 　　
　　林彪立即返回学校，召集抗大负责人和学员队的领导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及边区保卫处的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指示。　　
　　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迅速布置人员，把学员队的教室和宿舍包围了起来。　　
　　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来，由保卫人员用粗麻绳捆起来押走。这天，共捆绑了30多人，包括王建安。 　　
　　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霎时间，8个经过严格训练的保卫战土一齐上前，许世友先是双手被扣，继而被绑。
　　“娘的，你们对同志搞偷袭，你们是土匪加强盗!我许世友不服，只要老子不死，总有报仇伸冤的那一天厂许世友见谁骂谁，于是保卫人员给他加上了手铐脚镣。
    毛泽东行使否决权 　　
　　躺在石炕床上的许世友，因恼火、气闷一连几个整夜未能睡着，刚一合眼，他就想起了在大别山打游击的艰难生活；想起了在大巴山不惜生命打的那些恶仗、险仗。记不清有多少敌人的脑袋在他的驳壳枪和钢刀片下开了花。直到当军长时，他还身先士卒，翻越大巴山，坚守万源城，鏖战江油，三次过草地，那险那恶，那苦那累……想到这里，许世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难道这一切都过去了吗?! 　　
　　这几天，毛泽东的心情颇不宁静。在延安窑洞里，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嘴唇都吸麻木了，手指也被烟雾熏黄了一片。　　
　　不久前，中央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调查委员会，负责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审讯进行了一段时间，一些大的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审讯期间，有人主张，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应该枪毙，免得为党留下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惟恐天下不乱…… 　　
　　吃过早饭，毛泽东漫步来到抗大校园，想在这个“事情的发源地”里寻求点什么。抗大警卫连的战士们正在俱乐部召开“清算张国焘路线政治会”。毛泽东没有进去打扰这些年轻的战士们，他站在后面的窗户下倾听，想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清算张国焘的。　　
　　一个高个子的战士站起来说：“毛泽东真伟大，把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都给挖了出来，要不然，咱们的革命可就遭殃了。” 　　
　　一位中等个的战士接着站起来说：“毛泽东确实比张国焘伟大，可张国焘也是一位大学问家，有学问的人是不容易被彻底打倒的啊!” 　　
　　“那你说说，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中等个的战士刚讲完，那个高个子战士又站了起来：“张国焘明明是反革命，你却说他是大学问家，你的立场哪去了?你是不是同情张国焘啊？” 　　
　　一时间，会场上乱套了。在那位高个子战士的带动下，战士们对那位中等个子的战士进行猛烈的批判，说他政治觉悟不高，思想有严重问题，责令他写检讨，中等个子的战士急得不知怎么办是好，讲又讲不清，最后竟抱头大哭起来。　　
　　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他想进去讲几句，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对头，便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了他的住处。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在和张闻天的交谈中，毛泽东结合“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的问题，诙谐地对张闻天说：“我看还是张国焘学问大!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在批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批了。” 　　
　　接着，毛泽东又对张闻天说：“反对张国焘路线扩大化了，有些地方甚至是过火的。应该正确引导同志们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判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张闻天说：“主席讲得很有道理，这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务必注意教育引导。” 　　
　　毛泽东冷静地联想到许世友。许世友的问题决非是他个人的问题，他再次翻开许世友出走前给他本人写的那封信，陷入了沉思：许世友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没有起到多少好的作用，硬把事情做绝了，硬把人家逼上梁山，人家能不造反吗?许世友的问题就要定性处理，中央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力排众议啊。 　　
　　想到这里，毛泽东在那份关于“枪毙许世友”的报告上，断然行使了否决权。 　　
　　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公审许世友等人持枪逃跑一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判处许世友1年半徒刑，其余分别判处1年、8个月或6个月不等。 　　
　　判决之后，毛泽东礼贤下士地看望了每一个被判刑的人。　　
　　毛泽东先托陈赓给许世友捎去一条“哈德门”香烟；不久，毛泽东又叫徐向前“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
　　做了这些铺垫以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看望许世友。　　

这天许世友一觉醒来，太阳已升得有一竿子那么高了。他用手揉了揉眼皮，心里说，娘的，这坐牢房的日子真难熬。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片刻工夫，牢房的锁便被打开了。　　
　　看守的战士说：“许世友，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开始，许世友以为听错了，没有当回事。战士又重复了刚才的话，这回是真的，他不由得抬起了头，朝门口望了望，想到毛泽东，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见!” 　　
　　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牢房门口。值班员紧走几步，先于毛泽东进了牢房，对许世友说：“许军长，毛主席来看你了!” 　　
　　毛泽东弯腰进了牢房，站在许世友面前道：“许军长，让您吃皮肉之苦啦。我代表党中央，向您和红四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连鞠三躬。　　
　　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此时并没有感恩之状，在他看来，这是虚伪的做作，他在想：你既然批示抓我，让我受尽皮肉之苦，难道两片嘴一巴喳，赔个礼道个歉，就算拉倒，没这便宜的事!我许世友也不是那种好欺负的人! 　　
　　毛泽东在吞云吐雾中，讲了许多道理，说明张国焘的错误和红四方面军的区别。许世友不说一句话，只是侧耳旁听。毛泽东见一时难以说服他，便婉转地结束了第一次谈话。
    “斗争中考验我许世友!” 　　
　　毛泽东走后，许世友的心里反倒难以平静了……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决定再次看望许世友，这一次，毛泽东一开始就变换了口吻。毛泽东脱下帽子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的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许世友顿觉心头一热。　　
　　毛泽东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于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 　　
　　接着，毛泽东指着许世友说：“张国焘就是张国焘，你许世友就是许世友，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毛泽东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许世友，这个刚强的汉子掉下了热泪。　　
　　毛泽东趁热打铁，谈起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讲着讲着，毛泽东情不自禁地亲自为许世友打开了脚镣、手铐。许世友紧握毛泽东的手，进出一句话：“斗争中考验我许世友!” 　　
　　毛泽东对身旁的警卫战士说：“去给许军长倒杯水来，我们要畅怀开心地谈一谈。” 　　
　　一会儿功夫，开水端过来了，毛泽东又亲自把一杯开水放在许世友的面前，说：“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噢!你说是不是?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处斩你之理!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边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包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我们也应该谅解。我再说一遍，他张国焘是他张国焘的事，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无关。” 　　
　　“主席，今天我终于认识到了，你讲的句句在理。以前我有许多地方对中央不满，认为中央在报复我们四方面军，其实不是这回事。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许世友越说越激动，突然间“扑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主席，我的错处，你能谅解吗?” 　　
　　这下子，倒把毛泽东给弄慌了，他连忙弯腰扶起许世友，说道：“世友啊，我们都是革命兄弟，怎么能这样呢?使不得，使不得!” 　　
　　许世友立正站好，说：“回去，我要向四方面军的干部讲，把你的话向他们宣传，让那些搞鬼的人，让那些不团结的人站不住脚!” 　　
　　毛泽东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你几句话，望你刻心铭记。” 　　
　　“哪几句话?”许世友有些迫不及待。 　　
　　毛泽东幽默诙谐地说：“单用鼻子闻，认不出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 　　
　　许世友闻言，爽朗大笑。　　
　　两人谈了很久很久，直到星斗满天时，毛泽东才离去。　　
　　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许世友被释放出来了。　　
　　重获自由的第二天，许世友特地把胡子拉碴的脸刮个干净，便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许世友进屋刚坐下，毛泽东从机要科看完电报回来了。毛泽东对许世友登门看他很高兴，他知道许世友爱喝酒，特地让警卫员打来一坛子“延安醇”酒，对许世友说：“事先没有准备，下酒的菜不多，但酒管够。” 　　
　　许世友“哈哈”大笑，不说一句客套话，抱起酒坛子，“咕噜、咕噜”灌了几口，用袖子抹了一下嘴角，眼帘潮湿地说：“知我许世友，惟有毛主席你……” 　　
　　毛泽东和许世友边饮边谈。毛泽东对许世友说：“还得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就到抗大去当校务部副部长吧，那里工作不是很忙，你正好可以半工半读，把拉下的功课补上来。”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许世友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这顿饭，他竟把一坛子白酒喝个一滴不剩。　　
　　许世友被释放以后，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仍回抗大学习，兼任校务部副部长。在“半工半读”中，许世友多次聆听毛泽东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受到毛泽东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他对毛泽东思想深信不疑，对毛泽东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痛苦的经历，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许世友大骂王建安 毛泽东导演山东二虎"将相和"

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正式合编，共11个纵队。鲁中军区部队合编为8纵，4师改称22师，9师改称23师，鲁中军区警备旅编为24师，全纵队3.3万人，8纵司令员为王建安，向明为政委。胶东部队整编为9纵，许世友为9纵司令员。王建安、许世友号称“山东双雄”。

“山东双雄”是毛泽东的两大虎将，却有着“历史恩怨”，毛泽东巧妙地导演一场“将相和”，让他们联手在齐鲁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同仇敌忾的英雄壮剧。

既是老乡，又是搭档

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湖北老乡、黄麻起义的参加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人，家境贫寒，幼年以乞讨为生，14岁时给地主王少山放牛，一天到晚还挨王少山的打骂。1924年10月，17岁的他又挨了王少山一顿打后，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王少山的住宅，去武汉投军，更名建安。当兵吃粮两年，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他逃回老家，召集60个穷兄弟，自己拉起一支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下党取得联系，1927年入党后，参加黄麻起义，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的一员。

许世友是麻城县乘马岗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8岁时，他跑到少林寺当了杂役，结果学得一身好武艺。一次回乡探母，杀了欺负堂弟的小财主，在逃亡途中又杀了抢钱的土匪，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童子军。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他所在的北洋军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连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离开部队，以招兵的名义回到大别山，投身家乡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被选为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随后也参加了黄麻起义，不久汇入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之中。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几仗一升，到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而许世友则为红12师34团团长。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从此两人成为了军政搭档。一个是虎胆英雄，一个是军中儒将。红四军在他们两人的率领下，每次战役都是红四方面军(下辖第4军、第25军)的主力，也是战功最大的部队，以善打硬仗和恶仗闻名。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给红四方面军造成较大损失。到达陕北后，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一场出走，“双雄”反目

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也进行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一次在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来，且扣上“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帽子。生性耿直的许世友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

许世友的一席话，马上遭到斥责，被有些人叫做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会场上还响起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面对其他人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

谁知他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经他一串连，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起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好了，就只等夜色降临，众人就不辞而别。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他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随即，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他一听到点自己的名字，“呼”地一声，一个鲤鱼打挺，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警卫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一点办法。他不下屋顶咋办？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闻讯匆匆赶来，和颜悦色地喊道：“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呆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

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才勉强地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五花大绑，被关进了窑洞。

进窑洞后，许世友才“醒”过神来，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和“抓”他的林彪。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冷静处理这件事，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对涉案人员宽大处理，多数人释放，少数几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带头闹事的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最重：一年。随后，毛泽东两次去抗大与许世友谈话，终于把这位倔将感化了，许世友认识自己的错误后，对毛泽东佩服不已，从此一生对他忠心耿耿。出狱后，他逢人就说：“毛主席救了我。在延安坐了一年牢，胜过上三年大学。”

尽管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理睬王建安，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抗战爆发后，戏剧性的是，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是把头扬得高高的，从不和王建安搭腔，冷不丁还冷言冷语地蹦出句：“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据说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他就是“没理睬他”。两人之间虽然“不说话”，但在齐鲁大地上，同为山东八路军的两员大将，鬼子闻风丧胆，称为“俩克星”，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山东双雄”。

主席点将，“两虎”言和

两人都是毛泽东的手下大将，他们的“不团结”势必对工作产生影响。毛泽东看在眼中，暗暗决定让两员虎将消除隔阂，和好如初。但他没把两人叫过来一顿训，再命令他们“好”，而是“大智慧”地准备让他们去自行和解。

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首府济南，由谁来主帅呢？毛泽东“起用”山东“两虎”—————许世友和王建安，让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自己去“解铃儿”。在战役筹划阶段，他首先在西柏坡专门召见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此时王建安已率部在华北作战。8纵司令员于1948年3月由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仁初接任了。王建安匆匆赶到西柏坡，毛泽东说：“千里请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攻下济南！”

攻克济南，是王建安在山东作战时“多年的梦想”，现在自己已在华北，毛泽东竟把这重任交给自己，无疑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王建安心里突然一震，立即回答：“我没意见，服从军委的决定！”

毛泽东说：“攻克济南将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次大城市攻坚战，这一仗只能打赢，不能失误。你回山东去，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兵团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许世友在胶东部队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很有名气，你们是‘山东两虎’，人言‘两虎难并立’，我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的手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战士们就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毛泽东没说“团结”二字，也没说要他们去学“将相和”，但王建安却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还是没说“团结”，幽默地说：“好！我们像演一出《失空斩》———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也要打你40军棍，然后官降三级。”

“是！我们一定把济南打下来！”

王建安领命后，立即马不停蹄奔赴山东。

在王建安赶赴山东时，许世友正在艾山汤养病呢。中央军委越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发报通知许世友：即刻赶赴济南前线。中央军委越级发报调将，几乎没有先例。许世友接到电报，得知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叫他去指挥攻打济南时，欣喜若狂。虽说腿伤还没养好，且已是傍晚，天就要黑了，但他全然不顾了，满脸兴奋地对妻子田普说：“快，快，收拾衣服走。”

田普正在手忙脚乱地做晚饭，奇怪地问道：“什么事情这么急，连晚饭都不吃了？要到哪去呀？”

许世友乐颠颠地说：“毛主席点了我的将，去打济南！快，就走！”

结果，田普衣服还没收拾好，接他的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就来了，他拉上妻子，踏上车就喊：“开，快开！”田普连随身换的衣服都没带上，就被他拉着上了车，吉普车一夜狂奔240里，第二天拂晓到达了泰安兵团司令部。毛泽东得知许世友“到位”后，亲笔写了一份给许世友的电报，电文开头就是：“你已到前方，甚慰。”许世友收到电报后，说：“‘甚慰’是主席对我寄予的重托。”同时他也得知毛泽东派来的“副手”王建安正在急急赶来山东呢！也顾不上以前的什么恩恩怨怨了，说：“我许和尚打不下济南府，就等于砸了毛主席的场子！老王来了，一定要齐心协力！”

结果，当王建安到达华野攻城指挥部后，已在等候他的许世友立即迎了出来，主动握手，发话问候，接着又摆酒为王建安“接风”。两瓶山东高粱酒，他们一人面前摆一瓶，许世友举着酒瓶对王建安说：“老王，自从延安分手，我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我先干了再说。”说罢，他就仰脖把一瓶酒全部喝了下去。

王建安也被他的真诚和豪爽所感动，跟着来了个“感情深一口闷”，把瓶中的酒喝得一滴不剩，说：“打下济南后，再来一次仰脖喝。”

结果，两位虎将再次联手指挥，仅8天时间就打下了济南，活捉了王耀武。战后，齐鲁大地流传一句话：“虎啸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虎”就是许世友和王建安。而知情人谭震林则说：“两只虎，一个是廉颇，一个是蔺相如，毛主席让他们在济南城下演了出将相和。”

许世友司令员的最后时刻

“永别了，世友”
　　1985年10月22日下午3时许，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负责值班的王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是军区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政打过来的，告诉他：许世友司令员因病全力抢救无效，在军区医院逝世。
　　“许司令逝世了？！”王秘书一时惊呆了。出于职业习惯，他马上镇静下来，拿起电话，请“一号台”总机迅速接通军区首长和退居二、三线的军区老首长。逐一复述刚刚接到的电话内容。
　　刚过3、4分钟，桌上的另一部电话又铃声大作。没料到，仅仅通知了7、8位首长，黄政主任又电话追来了，说：许司令经全力抢救，又恢复了心跳，刚才的电话请不要向军区首长报告……
　　短短的几分钟内，发生如此截然不同的重大变化。“许司令真是死而复生了？！”面对许世友这样德高望重的首长，面对他生与死的重大情况，王秘书只好苦笑了一声，又拿起电话，逐一向首长纠正刚才的报告。
　　然而，已经接到电话通知的各家都已人走楼空，首长们都已在赶往军区总医院的路上。
　　南京军区总医院8病区东侧。
　　此刻，那间专为许世友治疗用的两室套间病房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许世友病床前，除忙碌的医护人员外，还站着他的夫人田普和他的老战友、老部下、卸任不久的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和政治委员傅奎清。
　　病房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所有的人都紧锁着眉头，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然而，大家失望了：心脏监护仪上的显示波，无情而稳定地拉成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永别了，世友”，当田普悲伤带泣的声音在许世友的耳畔响起时，大家禁不住潸然泪下。
　　在一片悲泣声中，许世友的小孙子小王月王月目不转睛地盯着爷爷的脸，她相信，爷爷是睡着了，像平日一样安详地睡着。
　　“妈妈，你看”，小王月王月拉着母亲的衣角说，“爷爷哭了！”
　　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呆了。
　　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在病床上安安稳稳地躺着的许世友，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的将军，的确流泪了！
　　泪水就那么一滴，有些浑浊，挂在右眼角上。
　　时间凝固在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
　　站在旁边的所有同志，就在此刻仍不相信亲眼见到的事实：病床上躺着的许司令，难道就这样走完了他80个春秋的生命之旅，难道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人间？！而停留在他们记忆中的许司令，永远都是那么充满活力，从不言老的呀！
　　“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误了他啊！”医护人员中有人轻声地叹道。
　　对身体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许世友是自信得不能再自信了。
　　他多次对医护人员和家人说：“我脑子清楚，手脚也灵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你们别为我操那么多心！”他还不止一次对司机、警卫员和年轻的秘书们说：“别看我打过多少年仗，负过多少次伤，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身体不一定比得上我！”
　　一天午后，许世友像往常一样，由保卫干事、管理员和警卫员等的陪同下，坐着吉普车，外出兜风、打猎。吉普车开出不久，许世友侧过身，对坐在后面的几名随从人员说，“他们都叫我去治病，我有什么病，我自己还不清楚？我的手脚都还灵便，脑子也好使，不糊涂。”略顿一顿，他用拳头在大腿上重重锤了几下，又说道：“不要看你们几个棒小伙子，再加上三两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不信，你们试试。”
　　几名随从人员附和地笑了笑，笑容里隐隐地流露出几许苦涩和忧虑。
　　就是刚刚登车的时候，由于吉普车底盘高，警卫员从侧后助了他一臂之力，许世友才费力地跨上前座。可是，这一切都要做得恰到好处，让许世友看不出他需要别人帮助他，否则他是不肯的，并会因此而发一顿火。
　　还有一次，许世友在会上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那天，由许世友首先发言，对会务工作安排的日程作两点指示：一是上午9时开会太迟了，老同志都不睡懒觉，改为8点30分；二是下午不要安排座谈讨论，让大家自由活动，该睡午觉的睡午觉，该玩的分头去玩，别累着了。这“两条指示”大家都赞同，一锤定音。
　　可是到第二天上午，正式会议开始时，座谈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许世友又发言了，他没谈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先谈到“四人帮”。他一本正经地严肃指出：“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四人帮’，四个当中，最球的是江渭清。”说着便用手比划着礼堂附近一幢绿色的小别墅，“那幢楼江渭清住过，涂成了绿颜色。”
　　江渭清是中顾委委员，江西省原省委书记，此时正在场。见许世友这么一说，他大声插话纠正说，“是江青，不是我。”
　　许世友转过脸，定定地瞪着江渭青，继续说：“对，就是江渭清，应该向中央提出来，把江渭清枪毙掉！”在场的人都笑了。
　　大家都知道许世友把话说错了，江渭清的话他也没有听进去。可许世友没笑，他什么也没有明白过来。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
　　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早上没有吃早餐，根据工作人员的安排，今天让他空腹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个例行查体。
　　在抽血检查时，医生发现许世友的甲胎球蛋白测定结果非常高，每毫升甲胎球蛋白大出1000毫微克，超出正常值40倍以上。
　　这意味着许世友的身体确实“不行”了。
　　甲胎球蛋白是医学检验单方面的专用名词，又称胎甲球、血清甲胎蛋白或甲种胎儿蛋白，是人及哺乳动物胚胎时期特有的一种蛋白，出生后逐渐消失。当患原发性肝癌时可能重现，用免疫方法可以从血中检出，对肝细胞性肝癌的早期诊断有一定的价值。
　　华东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在上海首屈一指。医院对此相当重视，立即组织各科专家会诊。鉴于许世友长期饮酒，有肝硬化病史，肝胆早就损害得不轻了，对此专家们一时难以取得完全一致的诊断意见。最后，大家谨慎地下了一个医学上常见的“结论”：“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定期复查”。
　　显然，华东医院检查结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第一次亮起了“红灯”。
　　两个月后，南京军区总医院对许世友进行体检，给他做了个肝脏CT平扫和B超检查。军区总医院的检查结论为：“除有肝硬化的现象外，未见明确的占位性病变。”这里所提到的“占位性病变”，实质上就是通常说的“癌症”的同义语。
　　大家为此松了口气。
　　7月5日，南京军区总医院重新化验许世友的血样，每毫升中甲胎球蛋白的含量仍大于1000毫微克。7月19日，为了排除验血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医院再次给许世友抽血复查。结果再一次牢牢地“钉”在1000毫微克之上。
　　接二连三地出现“红灯”，可许世友却一概不知。
　　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严格遵守军区领导的指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一律保密。
　　军区领导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非常重视。很快，一份标题为《许世友同志健康情况报告》的红头文件，以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名义正式成文，置于南京军区首长及中央顾问委员会首长的案头。
　　“报告”是“秘密”的，只印了10份，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阅。
　　“报告”的诞生，表明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各科专家，终于取得了初步的较为一致的意见。其实，按常规情况，测定甲胎球蛋白，再结合临床症状，对于诊断肝癌，具有重要意义。每毫升大于1000毫微克，几乎可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可是，医学专家们有些过分谨慎，加之在80年代中期，肝癌普遍被视为“不治之症”，正如一位参与会诊的内科专家私下里说的那样，“谁愿意在许世友身上，先下定这个‘判决’呢？”因而，几乎可以确诊，却始终难以确诊，使许世友病症下结论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而此时，许世友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他满脑子认为，自己还没有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
　　我不去北京，我不上301医院
　　这期间，许世友正在青岛参加中顾委会议，住在山海关路15号。
　　他仍和往常一样，按自己惯有的生活方式愉快地生活着。只是腹部胀痛发作时，那难以忍受的痛苦让他想到自己身体上可能出了“故障”，可疼痛一过去他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而南京的军区党委领导却没有他那么轻松，在看过“报告”后大家感到心里不安。尤其是报告上的那几句定性的话，像一块石头压在常委们的心头。
　　报告上白纸黑字地写着：“经研究认为有肝硬化病或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癌变，为明确诊断，建议迅速到解放军总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一天之内，所有的党委常委都在上面鉴了字。包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傅奎清，副司令员郭涛、王成斌，参谋长刘伦贤和政治部主任于永波等。
　　大家经过研究，决定迅速打电话到青岛，让许世友马上住院治疗。
　　但电话不是打到许世友处，而是先打到正在会议上的聂凤智那里，正阳关路10号。
　　王秘书接到电话后，认真地作了记录，为慎重起见，他又将这一电话与南京方面逐字逐句复核了一遍，确信准确无误后，再送首长阅示。
　　此时，聂凤智已经休息了。他的爱人何鸣看过电话记录后，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结果，没料到真的是啊！”
　　已躺下休息的聂凤智，很讨厌别人在这个时候打扰他。刚刚江渭清同志登门拜访，就被工作人员“挡驾”，可此刻，心急的王秘书也顾不上这些，径直冲进聂凤智的房里。聂凤智刚想发火，可接过电话记录一看，怔住了。从头到尾，他反复看了三、四遍，静默了好一会，聂凤智握着笔，不停地颤动着，很沉重地在上面写了一个“聂”字。
　　良久，聂凤智抬起头，向王秘书交待了几件事：一是将军区总医院的初步结论速告南京军区和与会中顾委委员杜平、唐亮、肖望东；二是将电话记录告知许世友身边工作人员陶处长和赵秘书；三是与铁路部门协商好，着手安排公务车，会议结束后送许世友到北京301医院住院治疗。
　　而此时，许世友一切都蒙在鼓里。
　　军区党委的意见是让聂凤智做许世友的工作，劝他到北京去作进一步检查。
　　当晚，会议安排在江泉小礼堂看香港故事片《董小宛》，聂凤智在人群中寻找许世友，他发现许世友没有来，便立马驱车赶到他的住处。
　　许世友一见聂凤智和何鸣过来了，高兴地上前与他们握手。
　　在谈话过程中，许世友一直兴致很高，当聂凤智问及他最近的身体状况时，许世友非常自信地说，“好，很好！”。聂凤智委婉地提出，南京来了电话，说检查报告出来了，称肝部有点毛病，可能是肝硬化。许世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既不惊讶也不紧张。聂凤智又小心地建议，会议结束后，由青岛直接去北京，到301医院去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许世友当即干脆地回答说：“不去！”聂凤智在许世友手下工作多年，了解老上司固执的脾气。但此时，他还是不死心，耐下心来再劝说他：肝上的毛病不能轻视，北京的检查手段先进，治疗条件比南京、上海都好出许多倍等等，许世友仍是那两个字：“不去！”
　　何鸣曾在南京军区空军机关门诊部当过主任，有比较丰富的医疗和保健知识，她了解301医院，作为全军的总医院，不仅各种医疗设施、检查手段堪称全国一流，而且各科专家教授云集，对治疗各类疑难病症很有一招。于是，她又苦口婆心非常有针对性地劝许世友要及早到301医院去检查治疗。
　　任凭何鸣怎么劝，许世友还是不去。
　　会议的间隙，聂凤智和何鸣便动员杜平、唐亮、肖望东这三位南京军区的老领导，也是许世友的老搭挡，来做他的工作。可是以固执出名的许世友司令员，不管大家怎么说，就是一句话：“我不去北京，我不上301医院。”
　　8月6日晚，会议放映美国电影《弗兰西丝》，聂凤智站在窗前，心里烦躁不安。
　　他招呼着妻子何鸣，驱车向许世友的住地奔去。
　　许世友正坐在客厅，见聂凤智夫妇过来，只是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坐下。
　　小客厅里一片沉默。
　　沉默了一会，许世友喉咙里咕哝了一句，聂凤智没有听清，又不好意思再问。这时，何鸣附在聂凤智的耳边轻声重复道，“许司令说要回南京去。”
　　聂凤智无言地低下了头。
　　他好像要说什么，可是嘴还未完全张开又缩了回去，可能是一时找不出话头。
　　“我要休息了！”许世友冷冷地望着窗外，突然下了逐客令。显然，他对聂夫妇的劝说早作好了准备。
　　回到住所，聂凤智心里不是滋味。北京条件这么好，而许世友又是第九、十、十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理所当然地享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可以享受到301医院高干病房住院治疗，为什么讳疾忌医，自己与自己过意不去？！
　　聂凤智心里一急，也想了一招：你许世友不愿上北京，我聂凤智也不和你一起乘坐公务车了。他随即约了江苏省原副省长惠浴宇，乘汽车经胶县、日照、连云港、淮阴等地返回南京。
　　但聂凤智还是心急，他放心不下许世友的病。
　　上路之后，聂凤智就风风火火地催着往南京赶，他要回来亲自安排许世友治疗的事宜。
　　许世友为什么不肯上北京，不愿到301医院来住院，个中原因谁也说不清楚。
　　在许世友病重期间，时任301医院的政治委员刘贤庭，陪同两位医疗专家来南京为他会诊，同时带来了一箱供治疗用的进口白蛋白。
　　刘贤庭是许世友的老部下，来北京前在南京军区后勤部任政治委员，对许世友的性格很了解。
　　在病榻前，许世友两眼紧紧地盯着刘贤庭，欲言又止。刘贤庭侧着身，向老司令员问道：“首长，你转到北京治疗多方便啊！”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一步不离开中山陵8号
　　不上北京，可回南京之后也不愿进医院住院治疗。许世友依然我行我素，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许世友讳疾忌医是很有历史的。在战争年代，他每次负伤后，都是用传统的土法偏方治疗，不愿吃药打针，更不愿进医院接受手术。解放后，随着医疗条件的好转，许世友还是不愿到医院去。有一次，他出访阿尔巴尼亚归来，身体感到不适，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劝他到华东医院看病，在作口腔检查时，医生让他张开嘴后，伸进去一根压舌板，许世友非常吃惊，他粗鲁地一下子把医生推开，起身掉头就走。后来虽然经多方解释说明，他才愿意接受压舌板检查口腔。
　　中顾委、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一直把许世友的健康问题挂在心头。考虑他病情有恶化的迹象和他的性格，决定由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的特别的医疗小组，由军区总医院老院长高复运牵头，长期担任许世友保健工作的总医院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政协助，于1985年9月初，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
　　根据军区领导的要求，医疗小组每天都要写一份《许世友同志病情报告》，及时上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南京军区领导。
　　9月23日，医疗小组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许世友精神仍不好，疲乏无力，呈嗜睡状，进食很少，排尿困难，尿量较少。现继续进行静脉输入人体白蛋白、葡萄糖等治疗。”
　　保健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对许世友有过研究，他们认为，许世友过于相信自己具备超过常人的坚韧力、意志力，不容易被病痛所击倒。即使比较严重的疾患，也认定能依恃近乎本能的坚强毅力与之相抗衡。强烈维护和追求健康长寿的渴望，导致他愈来愈深地沉湎于“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世界中。
　　两天之后，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医疗小组“报告”说：“病情仍危重，精神差，卧床嗜睡，进食很少，有时腹痛，两次注射止痛针，现继续进行对症治疗。”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
　　那些高效麻痹镇痛药物，医生只是在他疼痛得难以忍受时使用，因为药用多了，将会产生抗药性，剂量要一次次加大，镇痛效果会因之慢慢减弱。
　　许世友以自己的全部意志力，顽强地与疾病抗衡着。
　　9月26日，医疗小组再次在“报告”上写道：“病情在继续恶化。嗜睡，全身甚痒，右上腹疼痛多次，给止痛4次，进食极少，中午、晚上各呕吐一次，出现短暂精神恍惚，定向辨别失灵。”
　　比起前一天，止痛针用量增加了1倍。
　　这份“报告”的后面，还附有这么一句话：“今晨3时，首长要求听广播和理发。”
　　“听广播”？凌晨3时，哪里还有什么“广播”可听？“理发”？半夜三更，又到何处去找理发师？
　　很显然，许世友提了“要求”，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要求”干什么了。
　　一生转战南北，大难不死的许世友，根本不把一般的伤痛放在眼里。
　　长征时期，他挂过7次彩，有时伤得很重，“就先取出子弹，再找点窝瓜瓤子糊上。就是负了重伤，也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不少同志因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给部队讲传统时，多次这样说，“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就是在医疗条件大大改善的和平时期，许世友也懒得看病，怕打针、吃药，更怕住院治疗。
　　他不爱听医生的话，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医生给我看病，怎能比我自己了解自己的清楚。”
　　“要是全听医生的，人就活不成了。”
　　“医生给别人看病，他能看自己的病吗？如果是这样，医生都是百岁的寿星了！”……
　　可是，这一次，完完全全不同以往。可恶的肝癌细胞已经把他折腾得“死去活来”。
　　一直陪随在病榻前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有个特点，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最后的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这一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们都认为与他自幼在少林寺养成的“尚武”习惯有关。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使许世友嗜好运动。运动的目的已不局限于强身健体，而是成为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到病情发展到手颤抖得握不住猎枪，许世友还要工作人员陪着他去“看”打猎。
　　1985年初夏的一天，许世友坐在吉普车颠簸的前座上，指挥着工作人员瞄准、射击，清点“战果”。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大群麻雀，慌里慌张放了一枪只捡回两只。许世友故意眯着眼，向他说：“就打了两只？”工作人员回答道：“就两只。”许世友呶呶嘴，“再找找看。”工作人员认真寻找了一遍，说“没有了”，许世友开心地笑了起来：“你本事真大，将来生儿子，连尿布都买不起！”
　　笑声伴着吉普车的颠簸声回荡在山路上。
　　原来，许世友讲这话的意思是，一粒猎枪子弹成本要6角钱，而1只麻雀只要5分钱，两只麻雀也不过1角钱。这不是大大的“赔本买卖”吗？
　　自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许世友就是不理这些，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许世友这一爱“动”的性格，确实辛苦了医疗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护士长曹晓薇说，“他病得这么重了，还像个军事家的样子，出去兜风，时间从来不提前讲好，说走就要走。没有什么规律，谁也摸不到规律，经常弄得我们手忙脚乱”。
　　曹晓薇讲的都是实话，医疗组在中山陵8号，不象在医院那么方便。什么东西都得提前准备好，而许世友说走时，他们又要拿氧气，又要挎急救包，动作稍微慢半拍，他的汽车就开出大门了。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就自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部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
　　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他还是躺不住。
　　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燥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
　　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这可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再说，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
　　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齐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7、8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
　　这下子楼下的病人可遭殃了，他们纷纷跑上来提出“强烈抗议”：
　　“你们楼上怎么搞的，像打雷一样！”
　　“你们楼上是不是在闹地震呀！”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楼上住的是位“特殊”的病人。
　　“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半夜时分，突然睁开了眼睛
　　无情癌症的发展，不以善良的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很快，医疗小组又呈送了一份“报告”，将标题改为《许世友同志肝癌并发症状应急措施报告》，报告上详细说明：经北京、上海、南京各地有关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晚期肝癌”之临床诊断明确。同时，提出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有：上消化道及肝破裂出血；肝昏迷及肝、肾功能衰竭；肺功能衰竭，呼吸停止；心肌骤停等等。而这些并发症，无论是哪一项，都有可能随时夺去许世友的生命。
　　此时的许世友整日昏睡，清醒的时候不多。
　　莫非他是在沉思，在沉思的梦幻中追随他一生最崇拜的毛泽东主席而去。
　　许世友没想到死亡，确实地说没想到自己、没想到像毛主席那样的人会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在广州的许世友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乘专机赶到北京，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加毛泽东主席的守灵仪式。
　　许世友带着枪闯进了灵堂大厅，门口的卫兵没人能拦住他，怎么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听。
　　许世友不相信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会死。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一步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这是肝癌病人最明显的症状之一。很显然，许世友已经一步步走到生命的尽头。
　　医护人员已经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着各种应急措施。军区总医院再次召集各科专家会诊，一致认为许世友为三级肝昏迷，于是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监于许世友病情天天恶化，加之中山陵８号的医疗条件严重受限，医护人员一致建议，立即把许世友送到医院去，实行抢救治疗。
　　这又是一道难题。
　　许世友的固执是出了名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都领教过。他坚持寸步不离中山陵８号，现在却在他昏睡不醒的时候，把他转到军区总医院里去。可是一旦他苏醒过来后怎么向他交待？而因此引发他发起脾气来，最后影响治疗和抢救的效果，谁又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医护人员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身边工作人员也没有决定权。一时间中山陵８号陷入了群龙无首之中。
　　这时有人建议，这件事必须征得许世友司令员的亲人们的同意。
　　“对，这个主意好！”马上有人响应。
　　于是，工作人员很快找到许世友的三儿子许援朝。因为许世友的孩子中只有他目前在南京。
　　许援朝立即赶到父亲身边。目睹着昏迷不醒的父亲，他心如刀绞。可是，对涉及到父亲住院的事，他一时也作不了主，只表示要和大家商量商量后再说。田普也是一筹莫展。
　　还是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果断坚决。他以一位老军人特有的魂力，当即拍板说：“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赶快送军区总医院！其它的事以后再说。”
　　就这样，一直坚持寸步不离中山陵８号的许世友，当天晚上在昏睡之中被担架抬上了救护车，来到了军区总医院。
　　从这以后，许世友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没有回过“家”。
　　这天，细致谨慎的医疗小组成员还在“报告”中，作如此记录：“请示军区首长并征得家属同意，已于22点入院抢救治疗。”
　　入院后，许世友被安排在医院8病区一个大病房里，医护人员尽最大努力在进行抗肝昏迷的治疗。
　　半夜时分，许世友突然睁开了眼睛。
　　医护人员终于轻松地嘘了一口气。
　　可大家马上又紧张起来。谁不害怕苏醒过来的许世友发脾气？！
　　这回许世友却出乎意料的安静。他看了一眼周围的人，又无力地扫视了一下四周陌生的环境，一声不吭，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或许，他早就料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迟早要离开中山陵8号；或许，他已意识到，只有医院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我完蛋了！”
　　许世友处于昏睡状态，田普和孩子们轮流守候在他身边。
　　一点也不能进食的许世友病情不断恶化。现在所能采取的一切应急医疗措施，就是尽可能地多延长一点他的生命，但从眼下的情况看，延长太长的时间也是不可能。
　　在许世友病重期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非常关心，他们经常打电话询问和派人前往南京看望。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时，许世友正处于昏迷状态，医护人员非常着急。想到杨尚昆从北京专程赶来，不管怎样，要让许世友醒一醒，好让他知道一下杨尚昆同志来看他了。
　　医护人员努力地寻找着可行的办法。因为，医疗上很难找到一种使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苏醒过来又不影响身体的“兴奋剂”。最后，身边工作人员建议说，先把病床的上半截摇高些，让许世友呈半卧半坐的状态，然后在他耳边大声叫唤。
　　大家都认为这一办法可行。
　　杨尚昆来到许世友的床前，工作人员便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说，“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叫一声，看看他的反应，再叫一声，再看看他的反应。
　　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
　　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管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是不是许世友已经听进去了，知道杨尚昆从北京来看他，没有谁能知道。
　　陪同杨尚昆一起到病房的还有向守志、傅奎清、韩培信、顾秀莲等。
　　杨尚昆看着许世友，许世友也费力地睁开了眼睛，肿胀、僵硬的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只是头微微动了一下。
　　莫非是他认出了杨尚昆，在向他点头打招呼？！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
　　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
　　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从十七、八岁就开始打仗的许世友，一生钻枪林、闯弹雨，先后7次参加“敢死队”，多次负伤，无数次与死神擦肩。他身先士卒，带头打冲锋的战将风格，被人们永远留在记忆深处。就是到了晚年，许世友仍然不服老说，“要是再有仗打，我还要上前线去干……”　　处于昏迷状态的许世友，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大、小便均得由护士和家属在床上安好便盆或便器。
　　可是，有一次却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反常”：
　　这天，许世友要解大便，却不肯躺着，死活要坚持自己下床。
　　当大家七手八脚地搬动他时，他却趁人不备，一下子扯掉了那根右下腔深静脉插管。这根管子，是维系和延续他生命的重要“生命线”之一，他这一动作令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谁也想不到如此高危的许世友出手这么准确有力，这真是个“奇迹”！
　　血很快流出来了，医护人员只得再次给他进行插入术。
　　从此之后，许世友的病情急转直下，各种临床和观察表明，他的各重要器官，均到了严重衰竭的时候。
　　1985年10月20日，医疗小组不得不在《许世友同志病情报告》中，发出了最后的“紧急警告”。
　　许世友已到了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
　　从全国各地来的医学专家和南京军区总医院的专家们，全力以赴，共同攻关，投入到抢救许世友的“战斗”中。
　　可是，医学的力量在死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10月22日下午，许世友深度昏迷两天两夜，躺在白被单下的他，没有任何反应。
　　下午3时，值班护士的目光在心脏自动监护仪上定格：荧光屏上的绿色显示波，不再缓慢而无节奏地上下跳动，而是拉成一条直线……
　　病房里顿时忙成一团。按预先的分工，有的在做人工呼吸、有的在打强心针、有的在打电话汇报……
　　强心针和人工呼吸仅使许世友的生命延长了几十分钟。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
　　这一年，许世友正好80岁。

杨成武

杨成武，又名杨能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常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代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中文名：

杨成武

别名：

杨能俊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福建长汀

出生日期：

1914年10月8日

逝世日期：

2004年2月14日

职业：

军人

信仰：

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杨成武；福建长汀客家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闽西农民暴动，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闽西红军第三路指挥部秘书、宣传队中队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第四军第三纵队干事，第十二师秘书，连政治委员，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红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红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红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率部夺取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前卫任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役和百团大战。指挥了著名的黄土岭战斗，击毙日本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阿部规秀中将。后任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地委书记，冀中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冀中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组织指挥了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平汉北段战役等。1948年后任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组织指挥了绥远战役，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天津市委常委，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参加了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朝鲜东线的夏、秋季防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级战斗英雄功勋荣誉章。1952年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党委书记，副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参与组织指挥了1958年炮击金门，1959年西藏平叛作战，1960至1961年中缅堪境警卫作战，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和60年代中期开始的抗美援越。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3年6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文研究委员会主任。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勋章。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著有《杨成武回忆录》、《杨成武军事文选》等。

主要事迹

　　杨成武，1914年10月8日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张屋铺（即今宣成乡。杨将军的老屋在下畲村，如今已成为将军之故居。），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里。6岁上学，在村里念私塾，9岁从私塾转到上杭县回龙圩教会小学，后来转入长汀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考进长汀省立第七中学，在这里，开始接触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

　　1、土地革命时期，杨成武走上了革命的征途。1929年1月，杨成武参加了闽西古城地方武装暴动。暴动队伍后编为闽西红军第三路军，1930年3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纵队。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2、从1931年起，杨成武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秘书、连政委、教导大队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由红十二师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长改任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在仙人桥战斗中，杨成武所在三十二团在没有团长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装备，不仅加强了自己部队的装备，还支援了兄弟部队，对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起到了重要作用，被当时军团政委聂荣臻称为“模范团政治委员”。

　　3、长征途中，杨成武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治委员，和团长耿飚共同率领部队担任前卫任务。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九军团等部队，防止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向红军发动袭击和堵截，四团冒着暴雨，踏着泥泞的道路，连夜奔袭，迅速抢占了粤汉路边的制高点九峰山，经过一天激战，完成了掩护任务，粉碎了敌人在湘、粤两侧苦心布置的第三道防线。红四团参加了湘江之战，在界首阻击战中，部队英勇作战，伤亡严重，杨成武在战斗中腿部中弹受伤。1934年底，指挥红四团的勇士，突破乌江天险，粉碎了敌人堵截红军的美梦。

　　4、1935年5月，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率红四团飞夺泸定桥，又一次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力挽狂澜，化险为夷；为了按照军团首长指示的时间到达泸定桥，红四团在山高路险，沿途有敌人拦阻的情况下，创下了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奇迹；到达泸定桥后，红四团官兵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由22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员组成突击队，在队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对岸射来的枪林弹雨，踩着摇晃的铁索，冲过泸定桥，使红军的千军万马从泸定桥上越过了天险大渡河。

　　5、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天险腊子口。当时，红军左边有杨土司的骑兵，右边有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上抗日的道路，只有腊子口一条，突破腊子口的重任，又一次落到了担任前卫的红四团的肩上。腊子口绝壁高耸，两山夹峙，正面冲锋道路狭窄，敌人已经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对红军兵力展开十分不利；团政委杨成武、团长王开湘动员全团官兵，集中了全团所有绑腿，拧成几条长绳，由王团长率领迂回部队，从山崖侧面爬上去，迂回到敌人侧背突袭，杨成武在正面指挥部队，加强了正面攻击火力，在红四团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了红军战士智勇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

　　6、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成武率红四团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四团打得非常英勇，全团700多人发扬了四团英勇冲锋的光荣传统，夺取了敌人的重要阵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歼灭敌人立下了战功。直罗镇战役胜利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杨成武从红一师抽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7、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成武作为“红大”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杨成武担任红一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成武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他长期坚持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日斗争。在平型关战役中，杨成武率领独立团大胆深入敌后，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切断了敌公路运输线，阻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援兵，为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日军争取了时间。后来，独立团由1700多人发展到7000多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任师长。其间，他率部收复了涞源、广灵、蔚县等7城。

　　8、1939年11月，在黄土岭战斗中，杨成武指挥部队乘夜展开，利用太行山北部群山中一座岬口，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日军混成第二旅团包围，压缩在一条长约二三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歼灭日军900多人，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战斗中，日军统帅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阿部规秀是日军侵华战争以来丧失的一个高级将领。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取得的胜利。

　　9、抗日战争后期，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率领部队参加了抗击日军“五路合击”和百团大战。抗日战争结束后，杨成武率领冀中七、八、九分区的主力和六、十分区一部共11团，组成冀中纵队，杨成武任司令员。

　　10、解放战争开始时，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1947年5月，晋察冀野战军建立了新的领导机关，杨得志任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他们率领野战军纵横华北，艰苦转战，取得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胜利。

　　清风店战役，一举歼国民党军主力部队1.4万多人，连同北线打援共歼国民党军1.8万多人，成为扭转华北战局的一个关键。为尔后的石家庄战役铺平了道路。

　　石家庄战役中，歼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第三军炮兵营、保安第九团、第十团、保警队和还乡团总计2.4万多人。此役的胜利，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对发展经济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特电嘉奖，朱总司令称这一战役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在历时25天的张家口战役中，杨成武所在兵团共歼灭敌人6.5万多人，俘敌将级军官13名，而自己伤亡仅2900多人，以小的代价，打了个大歼灭战。此外，还率部参加了平绥战役、保北战役和正太战役，参与指挥了青沧战役等。

　　11、48年11月，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华北主力部队整编为3个兵团，杨成武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后又担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在华北解放的过程中，杨成武始终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率领部队进军绥远，解放集宁、包头后，回师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第二阶段攻打太原城时，杨成武指挥部队，采取先穿插、分割，尔后集中兵力歼敌的战术，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12、抗美援朝期间，杨成武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入朝后的第一轮作战是反击联合国军试探性进攻和“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作战中，二十兵团不断摸索，总结出了很多战术和指挥上的经验，使第二十兵团在漫长的征战历程中，开始转向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文登川之战是二十兵团在仓猝接防的情况下，以劣势装备粉碎了美军以坦克为支撑，步、坦、空、炮协同的进攻，在二十兵团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月峰山战役中，美军在北汉江以西，连续3天发动了猛烈攻势，二十兵团依托已建立的阵地进行防御，他们的防线始终没有被敌人的坦克、飞机、大炮所突破，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第六十七军3天共歼敌1.7万多人，重创了侵朝美军第七师，创造了朝鲜战场月歼敌最高纪录。

军旅生涯

走上革命道路

　　土地革命时期，杨成武走上了革命的征途。1929年1月，杨成武参加了闽西古城地方武装暴动。暴动队伍后编为闽西红军第三路军，1930年3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纵队。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起，杨成武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秘书、连政委、教导大队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长征途中，杨成武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治委员，和团长耿飚共同率领部队担任前卫任务。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成武率红四团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战役胜利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杨成武从红一师抽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期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成武作为“红大”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杨成武担任红一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成武任八路军第115五师独立团团长。他长期坚持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日斗争。抗日战争后期，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率领部队参加了抗击日军“五路合击”和百团大战。抗日战争结束后，杨成武率领冀中七、八、九分区的主力和六、十分区一部共11团，组成冀中纵队，杨成武任司令员。

解放战争期间

　　解放战争开始时，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1947年5月，晋察冀野战军建立了新的领导机关，杨得志任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他们率领野战军纵横华北，艰苦转战，取得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胜利。

　　清风店战役，一举歼国民党军主力部队1.4万多人，连同北线打援共歼国民党军1.8万多人，成为扭转华北战局的一个关键。为尔后的石家庄战役铺平了道路。石家庄战役中，歼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第三军炮兵营、保安第九团、第十团、保警队和还乡团总计2.4万多人。在历时25天的张家口战役中，杨成武所在兵团共歼灭敌人6.5万多人，俘敌将级军官13名，而自己伤亡仅2900多人，以小的代价，打了个大歼灭战。此外，还率部参加了平绥战役、保北战役和正太战役，参与指挥了青沧战役等。

　　1948年11月，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华北主力部队整编为3个兵团，杨成武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后又担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在华北解放的过程中，杨成武始终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率领部队进军绥远，解放集宁、包头后，回师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第二阶段攻打太原城时，杨成武指挥部队，采取先穿插、分割，尔后集中兵力歼敌的战术，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抗美援朝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成武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抗美援朝期间，杨成武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入朝后的第一轮作战是反击联合国军试探性进攻和“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在月峰山战役中，美军在北汉江以西，连续3天发动了猛烈攻势，二十兵团依托已建立的阵地进行防御，他们的防线始终没有被敌人的坦克、飞机、大炮所突破，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第六十七军3天共歼敌1.7万多人，重创了侵朝美军第七师，创造了朝鲜战场月歼敌最高纪录。杨成武曾荣获两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抗美援朝结束后

　　1952年回国后，杨成武先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京津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任北京军区司令 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6年起，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7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成武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奖章。

个人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成武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1952年杨成武先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京津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6年起，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7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

　　杨成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杨成武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获两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奖章。

相关事件

1、故居

　　杨成武故居：2009年4月4日，长汀县宣成乡“杨成武将军故居陈列”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杨东明中将和龙岩军分区政委史锋为“杨成武将军故居陈列”开馆揭碑。杨成武将军是长汀人民的优秀儿女。他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杨成武将军指挥或参与指挥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多次创造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所热爱和崇敬的开国将领；在和平建设时期，杨成武将军全身心地投入到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之中，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发掘好、保护好革命前辈留下的宝贵史迹，缅怀杨成武将军不平凡的一生，继承好他的崇高品德和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使之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断走向胜利的不竭动力，长汀县充分发挥老区人文资源优势，建设红色经典景区，拨出专款，于2008年开始启动杨成武将军故居修复工程。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目前将军故居已修葺一新，同时在故居精心布置了杨成武将军生平事迹展览，展出杨成武将军生前珍贵照片140多幅和杨老将军回忆录等实物30多件，共分六个部分：投笔从戎，长征先锋；逐鹿中原，民族英雄；鏖战华北，建国功臣；建设军队，国防栋梁；鞠躬尽瘁，人民公仆；汀江骄子，将军之家。

　　“杨成武将军故居陈列”成为长汀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载体和当前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教育基地。龙岩市委常委、秘书长饶作勋参加了开馆仪式。

2、逝世

　　2004年2月14日17时35分因病医治无效，杨成武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为了缅怀杨将军，长汀人民在罗汉岭建造将军广场（距西侧瞿秋白烈士纪念碑仅十余米），并且在广场上塑了杨将军的半身像，在塑像的基座正前方刻有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亲笔题写了“杨成武将军”五个大字。2008年5月，奥运火炬传递活动途经了杨成武将军广场。

3、七年冤狱

　　杨成武在被打倒之前，刚刚接管部分中央专案，正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周恩来的安排，着手进行解放老干部的工作，这也严重地影响了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中央专案组是1967年春成立的，主要负责被打倒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干部的立案审查工作。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设一个专案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萧孟任副主任。

　　1967年10月初，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开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会上，毛泽东重申在视察大江南北途中多次讲过的话：明年春结束“文化大革命”，接着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明确指示：专案要清理，除了有问题的，很多老同志都要参加，贺龙、邓小平、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并指示周恩来负责九大的筹备工作。会后，周恩来立即在怀仁堂西大厅“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部署解放老干部的工作，说：“为了加快进度，尽快弄清一批老同志的问题，解脱他们，完成九大的准备工作，把专案分出一些，请军队帮助。”并指定杨成武负责。

　　“军队的工作很忙，过去我又没管过专案的事，不了解情况，也不熟悉这项工作。”杨成武以此为由推托。

　　周恩来说：“我的事更多，你不清楚，还有别人，又不是要你具体管嘛，你督促一下就行了。”

　　“过去的情况我都不清楚，要我负责确实有困难。”

　　“成武啊，你是不是要把我累死啊！你帮助我做些工作嘛，你比我年轻好多嘛！”周恩来的表情有些严肃。

　　“既然这样，我尽力去做吧，多向你请示报告。”

　　10月21日，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二办”，同时将原来的专案审查办公室改称“一办”。就这样，杨成武担任了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由一办分过来的专案有：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叶向真案，汪金祥案，解方案，贺龙案，四三案，无线电案，刘志坚案，共10个专案。他接手后，为加快工作进度，便抓紧组建充实组织机构，从全军选调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工作。到年底，陆续调来200多名各级干部。在他们投入专案工作之前，杨成武在会议上要求他们：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尊重被审查人员，不准搞逼供信，办事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不搞假材料；要注意调查研究，不带个人和社会偏见，重证据，以事实为依据；努力工作，加快进度，力争在九大前查清绝大部分专案，解放绝大多数老同志，完成毛泽东、周恩来交给的政治任务。会后，各专案组全力以赴地投入专案的清理工作。

　　就在二办的工作刚刚步入正轨的时候，杨成武即被林彪、江青一伙打倒了。杨成武离开二办后，林彪的死党黄永胜接替二办主任的职位。此后，二办即被黄、吴、叶、李、邱接管把持了。由此造成许多专案涉及的大批老干部未能得到解放，九大的召开也推迟了，而最悲哀的是“文化大革命”也无限期地被他们别有用心地延续下去了。

　　1968年3月22日深夜，邱会作和李作鹏奉林彪的命令，带领武装人员包围杨成武的住所，把他押解到人民大会堂，随后又拘禁了他的母亲、夫人、子女及妹妹、侄儿共11人。

历史评价

杨成武作为一代名将，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15岁参加革命，17岁就当了团政委。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他，就称赞道：“你是团政委啊，这么年轻。”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岁月中，他结合革命战争实践，认真学习和体会毛泽东军事思想，使自己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和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率领英雄的红4团抢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屡建奇功，威震敌胆。

杨成武将军不仅实战经验丰富，而且在许多军事理论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中外军事名著，出版了《杨成武军事文选》，其中选入了反映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57篇著述，国内外曾有人把他说成是“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式的善战能文的将军。杨成武将军晚年仍读书不止，笔耕不辍，写了不少回忆录，如《忆长征》、《敌后抗战》、《冀中平原的地道斗争》、《反攻进攻曲》、《战华北》、《新的使命》及《回忆录》等著作。这些著作既是革命战争时期宝贵的历史资料，又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杨成武将军不乏锦心文思，不时写些诗词、联语，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其间，出版了《杨成武诗词、联语选》。

杨得志

杨得志（1911—1994）原名杨敬堂，1911年1月3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三望冲一个铁匠家庭。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上将军衔。

中文名：

杨得志

别名：

原名杨敬堂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湖南省醴陵南阳桥

出生日期：

1911年1月3日

逝世日期：

1994年10月25日

职业：

军事家

军衔：

上将

　　杨得志自幼随父亲学打铁，后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当工人。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武装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7师，并随部队到井冈山，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起任红4军第11师通信警卫排排长、特务连连长、炮兵连连长，参加了文家市、吉安战斗和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1932年后任红15军第45师新编第93团长、红1军团第7师20团团长、第1师1团团长。曾奉命率红1团坚守阵地三昼夜，打退国民党军3个师的轮番进攻，受到总部的表彰，并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团担负前卫和先遣任务。曾指挥红1团强渡天险乌江，全歼嵩明县城守敌；继又组织“十八勇士”突击队强渡大渡河，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到陕北后，任红1师副师长。1936年参加东征战役后，任红2师师长，率部参加西征和山城堡战役。1937年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5团团长，率部参加平型关战役。1938年任第344旅副旅长和代理旅长，带领100余人翻越太行山，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滑县与689团会合后，取得全歼伪军扈金禄部的胜利。随后于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开辟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任冀鲁豫支队支队长，率部在冀鲁豫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曾连克曹县、定陶，全歼两县城的反动武装，并接连发起讨伐国民党石友三、丁树本等部数万顽军，创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起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组织军民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以“掏老窝”的战法，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同时组织部队和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战胜天灾人祸，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返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

解放战争期间，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1和第2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邯郸、正太和青沧战役。1947年6月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保北、清风店战役。11月在朱德、聂荣臻领导下，指挥石家庄战役，开创了夺取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指挥冀热察和察绥战役。平津战役中，率部围困、攻克新保安，全歼守敌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另2个师。后率部参加太原战役，继又进军西北，参加陇东追击战和兰州、宁夏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组织部队参加修建宝（鸡）天（水）铁路（即陇海铁路的盲肠段）和屯田垦荒。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第五次战役和秋季防御作战。1952年夏起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

　　1954年回国，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并兼任该系主任。1955年4月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同年10月1日被授予上将军衔。1969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云南方向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继续书写英雄传奇。

　　198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不再兼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由杨得志接任；杨得志同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杨得志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九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著有回忆录《横戈马上》、《为了和平》。

　　中央军委对杨得志的一生予以高度评价：“杨得志同志从1980至1987年担任总参谋长职务，历时八年，这一阶段，我军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深刻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组织指导部队顺利进行了百万裁军；他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部队建设，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技术、红与专的辩证统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指战员，有力地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在实现军队建设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在开创新时期军事工作新局面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生平年表

　　1911年1月

3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湖南株洲市株洲县南阳桥乡）的贫苦农民家庭，少年到安源煤矿、粤汉铁路、郴州地区等地做工

　　1928年1月，投身革命参加湘南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军第十一师班长、排长、连长、第九十三团团长、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

　　1930年冬以后，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颁发的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在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带领红一团担负先遣任务，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掩护中央机关，为红军顺利北上抗日开辟了通路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副师长、第二师师长，指挥部队参加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重大战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1938年2月，率部进入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

　　1939年3月，任冀鲁豫支队司令员，后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4年4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即杨罗耿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党委书记

　　1945年9月、10月率部参加上党战役、平汉(邯郸)战役

　　1947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率部参加张家口保卫战、正太战役青(县)沧(县)战役、保(定)北战役。

　　1947年10月，指挥清风店战役11月，指挥部队攻克石家庄，同年11月率部参加平津战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率部参加抗美援朝，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役、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枚

　　1954年，回国在军事学院学习，兼任战役系主任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5年后，历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职

　　1979年2—3月，他同许世友指挥了著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维护了中国边境的安全

　　1980年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抗日战争

　　杨得志出身贫寒，参加红军前没上过学，只是1937年上半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过，这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惟一一次学习深造。作为一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高级军事将领，他特别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结合战争实践，自觉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部队建设和作战。在反“围剿”过程中，他体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939年2月，八路军115师第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杨得志奉命二出太行山，挺进直南(即冀南)豫北平原地区，任务是“整编、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3月，他率部到达河南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与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

　　冀鲁豫支队成立后，确立了“依托直南，坚持豫北游击战争，开辟鲁西南”的斗争方针。1939年3月下旬，依据这一方针，杨得志率主力部队挺进鲁西南。陇海路沿线是敌人的重点守护地带，他指挥部队在铁路两侧反复打击日伪军，一度迫使敌陇海线交通中断。4月下旬，他又远程奔袭日军重要据点山东金乡县城，毙伤日伪军250多人。进攻金乡，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撼了驻济宁、徐州之敌。

冀鲁豫支队的一系列战斗，打开了鲁西南、豫东边界地区的抗日局面，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9年7月至11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伪军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连续对冀鲁豫支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扫荡”，妄图摧毁这支年轻的八路军队伍。杨得志针对敌人的战术，指挥部队适时跳出合围圈，在敌人侧后频频出击，使敌人的“扫荡”屡屡归于失败。冀鲁豫支队的蓬勃发展，也引起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顽固派极力限制支队的行动，特别是定陶县县长姚崇礼，多次向支队进行挑衅。1939年6月30日，杨得志指挥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一举歼灭定陶顽军500余人，有力地惩罚了顽固派。

　　1940年4月，黄克诚率领新组建的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由太行来到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至此，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6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第2纵队部分主力南下与新四军会合。黄克诚离开以后，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这时边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实际上只有相当于1个团的兵力。6月10日，恰在黄克诚率部南下之际，日伪军2万多人分12路合围濮阳地区，妄图一举摧毁新生的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杨得志发动“活的人山”，指挥部队分散突围，“硬的不打，软的打”，从背后打击“扫荡”之敌。经过13天的斗争，奇迹般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1年3月，敌人在华北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4月12日，日军1万余人、伪军1万余人对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进行“铁壁合围”。根据“敌打我，我不打；敌不打我，我打敌”战术原则，杨得志率领纵队机关和主力一部突出重围，跳到鲁西观城县。然后，奔袭敌人后方清丰县城及周围据点。这一行动，打破了敌人的部署，缩短了敌人原定的“扫荡”时间。

　　这一次“大扫荡”之后，冀鲁豫边区敌情更为严重，周边地区驻有敌人重兵，根据地有日伪军7万多人，第2纵队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斗争形势更为严峻。1941年7月中旬，为了统一冀鲁豫平原抗日斗争力量，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决定，冀鲁豫边区和鲁西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区党委委员。两区刚一合并，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就主持召开了边区军队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严峻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问题。这次会议，坚定了冀鲁豫边区坚持平原根据地的信心，开始探索争取主动权的策略和方法，在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43年起，杨得志展开了积极的对敌斗争，派遣游击支队(亦称小部队)深入近敌区和敌占区开展反“蚕食”斗争，是实行敌进我进、开展分散游击战争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以吴忠为支队长、邵子言兼政委的昆(山)张(秋)支队表现很突出。自1942年底到1943年2月，昆张支队前后三进敌占昆山、张秋地区，配合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边区党委、军区总结并在全区推广了昆张支队的经验。

1943年里，全边区共派遣124支游击支队。这些游击支队积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阻止了敌人的进一步“蚕食”，坚持了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

　　1943年11月，在反击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的战斗中，杨得志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当他得知孙良诚的主力第4、第5军同时离开老巢——河南濮阳东南的八公桥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内部空虚时，果断采取“牛刀子钻心”战术，避敌主力，攻其虚弱，调集部队直插八公桥，全歼了孙良诚总部和直属队，捣毁了敌人的首脑机关并俘虏了伪第2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一举击退了孙良诚伪军的进攻。战役取得了巨大成功，收复了八公桥及周围200多里的地区。

　　到1943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全年攻克敌碉堡、据点比1942年增加了4倍多，收复、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约4000多个村庄。在这些战果中，凝结着杨得志的大量心血。

　　1944年元旦刚过，中央军委电令杨得志率部保卫延安，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在冀鲁豫边区的5年零3个月，他为建设敌后重要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做出了杰出贡献。

解放战争

　　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华北战场，我军连续进行了正太、青沧和保(定)北战役，给了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敌人主力猬集，我军一时难以围歼其重兵集团。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打大歼灭战，一改华北局势。当年9月，东北我军发动秋季攻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也叫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后称华北军区2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根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指示，为配合东北战场的行动，率晋察冀野战军再出保北，寻机在河北境内歼敌。他先以一部兵力围攻徐水，主力伺机寻歼来援之敌。果然，敌人自北平、涿县、霸县分数路向我军扑来。杨得志按预定计划，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徐水，以另一部兵力钳制容城之敌第16军外，集中主力求歼由固城南援之敌第5师等部。17日，双方打成对峙局面，胶着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地区。此时，石家庄守敌、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第7师及敌第16军一个团北上，企图协同北平出援之敌夹击我军于徐水地区。杨得志敏锐地看出，北上之敌孤军深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歼敌机会。他当即和杨成武、耿飚研究，决定以部分主力阻击北面之敌，集中六个旅迅速南下，歼灭罗历戎!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在和敌人密切接触的情况下，要在20多个小时内从保北绕过敌占领的保定，把主力南调200多华里，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他一面向军区报告，一面指挥部队调头南下。

此时的罗历戎，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杨得志的歼击目标，还在做着南北夹击我军的美梦。他以为我军主力都被吸引在保北，此次出援尽可坐收渔翁之利。即使有什么危险，随时可以缩回石家庄老窝，所以毫无戒备。我军星夜兼程，一昼夜奔袭200余里，出其不意地包围了罗历戎。直到这时他才清醒，一面准备拼死突围，一面向上司求援。但一切都已经晚了，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发起了进攻。部队如猛虎下山般地插入敌阵，把敌人切割成数块。担负阻击的部队也把南援之敌牢牢钉在保北。激战两昼夜，全歼敌军1.3万余人，生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以下高级军官10名。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敌人从军长到伙夫，一个也没逃脱。更重要的是，从此我军在华北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这就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清风店战役。

　　这次战役创造了在平原战场大规模歼敌的奇迹，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受到党中央的褒奖，并成为载入我军史册的模范战例。今天看来，清风店战役阻北袭南，与当时华东战场上著名的莱芜战役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上，要创造并抓住这样的战机，需要多么大的智慧和胆略啊!为此，朱德总司令专门赋诗：“南合村中晓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为援保定三军灭，错渡滹沱九月槎。卸甲咸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笳。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1948年初，杨得志率杨罗耿兵团在河北安国地区开展了“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力。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把战场引向蒋管区去”和“向外线出击，配合东北部队实行战略决战，就地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他率领部队进行了出击察南、转战冀东、跨平绥、战青康，牵住了傅作义的“牛鼻子”，拖住了他的主力不让其出关，配合东北部队“关门打狗”，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也为进行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8年11月，解放石家庄战役，是杨得志戎马生涯中的又一杰作，也体现他迎难而上、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的雄怀壮志。

　　石家庄位于平汉线和陇海线相交之处，是敌人联系各战略要地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非常重视石家庄，令守敌苦心经营多年，建立了由钢筋混凝土工事组成的三道坚固防线，组织了严密的火力配系，构筑了内外沟壕，并在上面架设电网，在当时可谓固若金汤。敌人狂妄地叫嚣，石家庄可以“坐守三年”。攻占这样的大城市，我军还是首例。为此，杨得志深入部队召开军事民主会，广泛听取各级指挥员的意见。那时，杨得志作战有个习惯，他的指挥所非常靠近前沿，经常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为的是实施抵近观察，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为此，聂荣臻曾专门打电话提醒他“靠前指挥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根据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勇敢加技术”，杨得志针对攻城作战中的重点、难点，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他集中有限炮兵，重点摧毁发电厂，使敌工事外围的环城电网瞬间变得形同虚设：他总结的对壕作业战法，解决了平原地区大部队攻坚隐蔽接近敌人的难题，甚至在战前就把战壕和坑道挖到了距敌人工事仅几十米的地方；他指导部队发扬我军用炸药包实施连续爆破的光荣传统，弥补了当时重火器不足的缺憾；他采用多路围攻、重点突破、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法，把技术、战术和部队的勇敢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军能够以完全劣势的装备，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战斗力。战役发起后，仅6天时间就歼灭了石家庄守敌，活捉了敌警备司令刘英，拔掉了蒋介石楔在我华北解放区中的这颗钉子。11月21日，朱德总司令电示“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家庄，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特嘉奖全军。”解放石家庄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1948年12月，在平津战役中，我军迅速包围张家口，切断了北平之敌的退路，傅作义急令第35军西进增援。而我军此举正是为了把敌35军调出北平，以便在城外打掉傅作义这块“心肝宝贝”。不久，傅作义发觉上当后，又令第35军火速东撤。毛泽东非常重视截住敌35军这步棋，把它看作是滞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聚歼的关键，电令在易县西北紫荆关的杨罗耿兵团，务必克服一切困难，在下花园、新保安堵住敌35军东逃之路，切断敌35军与驻怀来的敌104军的联系。

　　当时正值隆冬，塞外高原滴水成冰，从紫荆关到新保安山高路险，仅有几条小路可以通行，大部队行进极为困难。杨得志不避艰险，率部队连续强行奔袭6昼夜，终于将敌阻截于新保安地区，打退了敌35军的突围，顶住了敌104军的接应，使两敌相距仅4公里而不能会合，完成了毛泽东在平津战役中“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部署。

　　1949年6月，杨罗耿兵团序编为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进军解放大西北。盘踞西北的敌人，除了胡宗南以外，就是当时气焰甚凶的青、宁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这两支敌军作战凶狠野蛮，又一直未受沉重打击，越发骄横无恐。对此，毛泽东在给西北我军的电报中专门指出：“……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杨得志一方面向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仔细研究了青、宁二马的作战特点和惯用战术，着重组织部队进行打骑兵和拼刺刀等训练。扶眉战役后，敌策划在兰州与我军决战，企图以青马(马步芳部)吸引我军于兰州，以宁马(马鸿逵部)和胡宗南三面包围合击我军。鉴于青马在西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我军正欲集中力量打击它，彭总遂决定顺势发起兰州战役。我军以一部兵力分别钳制宁马和胡宗南部，主力第2、第19兵团迅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同时王震指挥的第1兵团袭占临夏，直接堵住敌人西窜的退路。

　　1949年8月21日，兰州战役打响。由于部队轻敌，在实施侦察性攻击时失利。杨得志一方面主动承担了责任，一方面组织部队分析原因，迅速消除了思想障碍，找到了对策。经认真准备，总攻发起后，一举攻破敌阵，激战数日，与友邻部队一起越过黄河铁桥，把红旗插上了白塔山。兰州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再无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我军继续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这些胜利，与参加解放西北的部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是分不开的，与彭总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也与杨得志敢于斗争、及时实施机动灵活的指挥也是分不开的。

　　西北进军，杨得志那横戈马上的生涯，又多了一份过关斩将的光荣。

抗美援朝

　　1951年1月初，杨得志率志愿军19兵团从西安到山东兖州、泰安地区集结待命，准备加入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出动前，他特派曾思玉率19兵团每师1名军事干部到朝鲜参加了多次战役总结会议，听取金日成首相的讲话和彭总作的总结报告，并听取了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军长、政委和朝鲜人民军军团长介绍同美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由于抓住了“联合国军”的特点和弱点，19兵团得以扬长避短，在天德山、马良山和上甘岭战役中，顽强阻击敌人，使这些山岭成为敌军丢盔卸甲的“伤心岭”。

　　针对“联合国军”火力强大的特点，杨得志将冀中地道战运用到抗美援朝作战前线，创造了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抗击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重兵进攻，进行积极防御，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彭总对此十分赞赏：“这是一个创造。我就不信，他美国人能把地球给砸穿!”第五次战役中，担负19兵团第一梯队主攻的187师等部，就是利用工程作业伪装，预先将部队部署到敌人的鼻子底下。战役一发起，就迅速接近敌人，一举突破临津江防线，率先从西线打开战役缺口。美军惊呼，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后来，志愿军广泛推广了这一经验，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在持久的阵地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3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刚刚完成第一、二阶段的作战任务，正向“三八线”附近转移。“联合国军”摸到了我军每次进攻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左右的规律，趁机向我军发动了疯狂的反扑，目的是要把我军反击到平壤附近地区。由于我军对敌人的反扑估计不足，转移计划不够周密，造成了转移初期比较被动的局面。根据这一情况，志愿军首长彭德怀要求各部队采取坚决的行动，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时，杨得志任司令员的志愿军19兵团的正面，是美军第1军的主力。该部敌军沿涟川向铁原方向攻击，企图将我军战线拦腰切断。敌兵力两倍于19兵团，补给充足。尤其是美骑兵第1师，是美军的王牌部队，成立于美国国内南北战争时期，号称没打过败仗，气焰十分嚣张。而19兵团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兵员减少，弹药奇缺，形势非常严峻。杨得志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涟川、铁原一线是朝鲜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线，铁原又是我军囤积物资的主要供应站，一旦被敌人占领，就会割裂我军东西线的联系，直接影响我全军的战场形势。他立即按志愿军首长意图调整兵力，将部队成梯次部署，准备层层抗击，决心以最大牺牲来换取整个战线的稳定。他告诫部队大部队的正面顽强阻击后边，是更大的战略性行动。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便是这更大的战略性行动成功的关键。他甚至把兵团直属队都拿了上去，显示了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的坚强决心。在他的指挥下，担任阻击的第63军打得很顽强，也打得异常艰苦。有的部队一天要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搏斗：一些团队伤亡很大，有的营、连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阵地失而复得，一天之内就有好几次反复。打到最后，某团二排只剩下八个人，仍然抗击着敌人两个营的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19兵团与敌人寸土必争。铁、涟地区的阻击，整整进行了13个日日夜夜，粉碎了敌人把战线推进到朝鲜蜂腰部的企图，为兄弟部队按彭总的部署进行战略调整，将整个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次战役，19兵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减员严重，有的连队只剩下一两个人。这不仅说明1 9兵团战士打得多么英勇，也深刻反映出杨得志为全局利益勇于牺牲局部的高尚胸怀。彭总视察19兵团的部队时，激动地说：“给你们补兵，给你们补些老兵，能打仗的老兵!”

　　第五次战役后，我军转入阵地防御作战，不久，杨得志调志愿军司令部任职，协助彭总专门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他不负众望，先后组织了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1953年夏季的战役反击，取得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役”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的斗争，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1954年11月，杨得志又担任了志愿军司令员，肩负起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保卫朝鲜人民和平建设的光荣责任。

对越自卫反击战

　　爆发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杨得志再次受命负责西线云南边境的战事，军事界普遍认为西线战绩优于广西边境由许世友负责的东线，单从战果上比较，我东线集团军的战绩要强于西线部队，东线集团军谅山战役全歼敌王牌13师，更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最大战果。但说到伤亡，东线集团军却远远大于西线，甚至还出现了整个一支连队被敌人俘虏的局面。也正是由于西线战功的卓越，杨得志事后得以晋升总参谋长。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许世友与杨得志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敌人近6万人，其中击毙敌人42000多人，击伤10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另外约有50000越南平民伤亡，在当时越南全民皆兵的情况下，可算作战斗人员伤亡）。但是我们也为胜利付出了27000人伤亡的代价，其中阵亡将士为6000多人，负伤战士为21000多人。

邓华

邓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

　　邓华（1910 04.28—1980 07.03），原名邓多华、字实秋；1910年4月28日生于湖南省郴州（今郴县）永宁乡（今鲁塘乡）陂副村一个书香门第家庭。

　　幼年读私塾，1925年到长沙，先后入岳云中学、南华法政学校读书，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返回家乡。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在工农革命军第7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4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连党代表，第31团组织干事、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曾出席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1930年起任红12军教导队、第3支队、第36师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师第3团、第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其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曾率部协同红1团激战三昼夜，打退国民党军3个师的轮番进攻。1934年6月入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10月随军长征。

　　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红1、红2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平型关战役。1937年冬起任115师独立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政治委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并参与领导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向冀东挺进，连克延庆、永宁、四海、兴隆等城镇，并配合中共冀热边特委发动和领导冀东20余县及开滦煤矿共20余万人的武装暴动，建立了约10万人的抗日武装，初创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3月领导组建晋察冀军区第5分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领导部队巩固和扩大雁北抗日根据地。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中，曾亲率一个营夜攻南坡头据点，消灭日军70余人。1941年秋起任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多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1944年3月率部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11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卫戌司令，1945年12月任辽西（后改为辽吉）军区司令员，组织部队在辽西地区发动群众，剿灭土匪，建立人民政权。1946年率部先后参加秀水河子战斗和四平保卫战。1947年4月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在东北秋季攻势作战中，率部主动出击，17天内连克法库、彰武、新立屯、阜新、新邱5城，歼敌3个师，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通令嘉奖。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任第44军军长。平津战役中，曾根据前方态势，提出以少数兵力监视塘沽、集中兵力先打天津的建议，被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总前委所采纳。1949年1月受命指挥东集团，参与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湘赣、广东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兼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0年组织指挥海南岛战役，以两个军的兵力乘木帆船进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突破并摧毁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7月任第13兵团司令员。

　　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司令员彭德怀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1年7月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停战谈判。1952年6月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指挥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

　　朝鲜停战后，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回国，先后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1955年11月组织导演了有陆海空三军参加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

　　1959年，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职；1960年任四川省副省长，在5年多的时间里，曾深入170多个县市、数百个厂矿和千余个农村社队进行调研。

　　1977年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邓华同志是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0年7月3日在上海病逝。

　　撰写有《关于我军装备现代化的问题》、《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等。

早年经历

　　邓华，1910年4月28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邓华7岁时在本村私塾启蒙。接着又在附近的石陂高级小学读了一年。

　　1922年秋，他到郴县县城新华学校读高小。新华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校长和主要教师是美国人。邓华来到这里，感到非常新鲜。他勤奋学习，每次期终考试，都成绩优良。学校当局对中国学生非常傲慢凶狠，他们看不顺眼，就找岔子揪耳朵，打屁股，甚至拳打脚踢，至于爱国游行活动，更是绝对不许参加。对于这种思想禁锢，对于洋教师任意凌辱中国学生的行为，邓华非常反感。一日，他找来袁世凯卖国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二十一条》，逐条阅读，不觉怒火中烧。他认识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所以任人宰割、欺凌，是因为腐败无能的卖国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在他的心头埋下了痛恨帝国主义和反动卖国政府的种子。

　　1925年秋，邓华乘船到省会长沙，考上了岳云中学。这时的长沙，革命群众运动兴起。邓华积极投身于革命群众运动，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他在一篇题为《论青年人生观》的作文中写道：嗟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

　　1925年10月16日，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在安源被害，遗体运抵长沙，灵柩停放在教育会坪。

加了10月26日举行的万人追悼大会。1926年，农民运动在湖南兴起，北伐军入湘后，“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邓华的故乡郴县和与郴县紧邻的桂阳县，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他的哥哥和二姐夫都已先后加入共产党，二姐夫何仰之还是永宁区党的负责人之一。他得到哥哥和二姐夫的教育帮助，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思想上产生了飞跃。用邓华自己的话说，“开始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打倒地主资本家，建立苏维埃，实行社会主义。”

　　1927年春，邓华从岳云中学转入南华学校，以初中二年级肄业程度，跳级考上了政治班。政治班有个名叫易蕴的同学，湘潭易家湾人，共产党员，在自修室与邓华座位相联，接触谈心比较多，相互间很快建立了信任。一天，邓华向他透露想参加共产党的意愿。因那时国共关系已开始紧张，易蕴便问：“入党你怕不怕？”邓华毅然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一年的3月，经由易蕴、查夷平介绍，邓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中共组织决定邓华到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学习。这所名义上为国民党的党校，实际上由共产党人所掌握，秘书长为谢觉哉，教务主任是李达。5月21日，军阀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经党组织同意，邓华与两个郴县籍党员一道，离开省党校，返回郴县。

红军时期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在工农革命军第7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4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连党代表，第31团组织干事、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曾出席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1930年起任红12军教导队、第3支队、第36师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师第3团、第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其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曾率部协同红1团激战三昼夜，打退国民党军3个师的轮番进攻。1934年6月入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10月随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红1、红2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9月，在平型关前线，邓华作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同年10月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邓华改任该团政治委员），深入连队进行战斗动员，会同团长杨得志指挥所部，参加该师迎战猖狂一时的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战斗。平型关之战共歼日军1000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邓华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独立团、独立师和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带领部队抗击日军，打击和争取伪军，参加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1938年2月，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组建了以邓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邓华支队，准备挺进冀东，开辟新的根据地；第一步先行开辟平西地区，以取得前进基地。3月，邓华支队向平西进军，打击日伪军，消灭地主土匪武装，连克矾山堡、桃花堡、金水口、门头沟等据点，一度收复昌平、涿县、涞水、良乡等县城，并将北平至门头沟铁路及平绥铁路下花园至昌平段破坏，解放了平西十余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昌（平）宛（平）、房（山）涞（水）涿（县）、宣（化）怀（来）3个联合县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了1500多人的抗日自卫队。5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组织的宋时轮支队，奉命来到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一、第十二支队，共5000余人，准备执行挺进冀东的任务。6月8日，宋时轮、邓华率第四纵队分两路向冀东开进。邓华率第十一支队沿途作战，连破永宁、四海等日伪据点。接着在沙峪与增援四海之日军遭遇。日军200余人，武器装备较好，战斗力很强，在其伤亡达30多人时，仍然顽抗。邓华指挥第十一支队两个大队，从上午11时战至午后4时，日军除7人逃跑外，其余悉数被歼。6月17日，第十一支队所属第三十三大队猛扑灵雾山区的兴隆县城，与日军、伪军300余人及反动民团等彻夜激战，占领县城大部。

　　在第四纵队胜利进军的配合和推动下，中共冀热边特委于7月上旬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

解放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1月8日，邓华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根据党中央关于“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的指示，11月25日，邓华奉命率保一旅等部队撤出沈阳，向辽西转移。11月27日，邓华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委员。12月，辽西军区（后称辽吉军区）成立，邓华任军区司令员。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他率领军区部队，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巩固的根据地；同时，整训部队，鼓舞战斗意志，进行各项战斗准备。

　　1946年2月，国民党军队违背停止军事冲突协定，以优势兵力，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以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攻。邓华指挥所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解放四平战斗和四平保卫战后，转战于辽吉广大地区，进行反蚕食作战，拔据点，歼顽匪，积小胜为大胜，为东北战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1947年4月，由保安第一、第二旅、西满独立师等部组建成辽吉纵队，邓华任司令员，辖第一、第二、第三师。

　　经过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夏季攻势第一阶段，四平已成为孤悬于中长路的孤立据点。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夺取四平，作为在东北转入战略反攻的一个重要战役。

　　邓华奉命指挥辽吉纵队，于6月上旬协同第一纵队进攻四平。辽吉纵到达四平地区后，从侦察部队的情报中得知，四平守军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已得到补充，第五十四师也已退集四平，加上保安部队，共约3万余人。邓华根据敌情，判定以两个纵队攻取四平，兵力对比优势不大，因而把握不大；如果用三个纵队，拿下四平较有把握。他即拟好电报，准备向总部提出建议。当时纵队司令部有同志说：“上级恐怕抽不出兵力，如能抽调，还不调来吗？”邓华却认为，当时东北有6个纵队，增调一个纵队不成问题。最后他将电报稿改为：最好增加1个纵队，否则增加两个师也可以。以后实际上只增加一个师，而且这个师只能担任战役预备队，不能担负独立攻击一个方向的任务。实践证明，两个纵队加一个师，打四平这样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只能对该市西城（以铁路为界）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攻击，无力在东城增加一个攻击方向；夺取西城后，国民党军退到东城死守，这时两个纵队已打得很疲劳，加上战斗减员和存在着铁路开阔区的不利地形等情况，再攻东城，就显得兵力不够了。为了夺取东城，这才把第六纵队的两个师调来，形成“加油战术”。后来由于攻击四平的时间过长，国民党军南北援兵迫近，又把第一和辽吉纵队抽出打援，只留第六纵队攻城，力量就更不够了，结果不得不放弃夺取四平的计划。尽管上级没有接受他的正确意见，他还是坚决指挥所部，浴血奋战12昼夜，取得歼国民党军4800多人的巨大战果。辽吉纵队曾配合兄弟部队攻下第七十一军军部大楼，第六纵队第十七师还活捉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的胞弟、特务团团长陈明信。　

　　1947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进行整编，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陶铸。原所辖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依次改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

　　在民主联军撤围四平后，国民党军南北援兵与守军会合，得以在四平继续挣扎了8个多月，直到1948年3月，第七纵队再次参加四平战斗，以3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蒋军一个多师，仅一天一夜，即一举解放四平。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第七纵队经过短期休整，于9月底向辽西地区挺进，担负破坏北宁铁路，并阻国民党新六军北返任务。当时国民党军在辽西地区有暂编第一七七师、暂编第五十七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以及暂编第五十一师和第一八四师等部，分别驻守在法库、彰武、新立屯、阜新等地。为了到新民以西破路，并截击新六军北返，就要越过法库、彰武。是置法库、彰武之国民党军于不顾，绕道去执行破路和截击任务，还是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消灭法库、彰武之国民党军呢？邓华想采取后一作战方案，但如果法库、彰武不能顺利拿下，就会耽误阻击新六军任务，犯一个不执行命令的大错误。当时就有人持异议，说：“上级并没有命令我们打法库、彰武呀！”邓华经过认真侦察，并仔细分析后，果断、坚定地命令：以一部兵力前出北宁路执行破路任务，以纵队主力去歼灭法库、彰武之国民党军。其所部第二十一师远距离奔袭，一昼夜强行军90公里，于10月1日拂晓前包围法库时，守军毫无察觉。第二十一师迅猛发起攻击，全歼守军暂编第一七七师。此时，国民党军对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还未摸清，第七纵队亦未发现新六军北返迹象。邓华旋又抓住有利战机，出敌不意，攻其无备，指挥所部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彰武，下新立屯，克阜新，直取新邱，攻占黑山，连战皆捷。17天时间，接连拿下5城，歼国民党军3个师。第七纵队这次机动灵活执行命令，既打了没有命令的胜仗，又完成了破击任务，连受总部通令嘉奖。邓华事后总结这次战役时，幽默地称之为“顺手牵羊”。1947年12月至1948年4月，邓华因病在哈尔滨治疗、休养，病愈后重返七纵，指挥部队在四平一带进行新式整军及军事大练兵运动。

解放海南

　　海南岛与大陆隔着琼州海峡，守军为海南岛防卫司令薛岳（号伯陵）所属5个军连同地方武装约10万余人，附有大小舰艇50多艘，飞机30多架，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御的“伯陵防线”，凭借海峡天险，妄图负隅顽抗。面对茫茫大海，解放军参战部队一无渡海作战经验，而且战士大部分是北方人，不识水性；二无机械化渡海工具；三无空军、海军支援。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不同，陆地作战搞不好，可以整顿部队重来，渡海作战搞不好，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邓华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春夏之交完成解放海南岛任务，同时，必须慎重从事，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稳扎稳打；必须实事求是，因时因地制宜采取得力措施，克服国民党军飞机军舰和茫茫大海的阻拦，与坚持海南斗争的琼崖纵队紧密配合，才有可能使部队顺利登陆，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经过反复研究，兵团于2月初确定渡海作战方针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主力强渡相结合。

木帆船能不能同军舰作战，能不能把大军渡过海峡，这是当时许多人疑虑的问题。

　　在海上练兵时，第四十三军一个副排长带领7个战士，乘小帆船与国民党军舰遭遇，他们在五六十米距离上一齐向军舰开火，打得军舰狼狈逃窜。第四十军一一九师在涠洲岛登陆时，用炮船（用十轮卡车的发动机改装的机帆船，装有战防炮等火炮）勇敢地上前与军舰炮战，击伤其“海硕”舰，国民党军亦仓皇逃窜。

　　邓华在给各参战部队的电报指示中指出，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能勇敢逼近敌舰，敌人是不敢恋战的”，“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坚决向敌舰展开斗争，只有勇敢地向敌舰进击，才能将敌舰威风打下去，才能缩小敌舰活动范围，争取我在海上的行动自由。”

　　当时，邓华有一句为人普遍传颂的名言：“遇上敌舰，要横下一条心：打！木船即使被打坏，抱着木头我们也要游到海南岛登陆”。及至前后两批四次营、团规模偷渡成功，并与琼崖纵队胜利会师，更大大坚定了广大指战员用木船战胜军舰、胜利跨越天险的勇气和信心。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在宣布出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的同时，公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造成对中国的直接侵略。

　　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并决定以第十三兵团为主，组建东北边防军，该兵团以邓华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以及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部。

　　7月27日，邓华率领兵团部北上东北执行边防任务，将兵团部设在丹东（当时称安东）。丹东同朝鲜仅有一江之隔。邓华在这里密切注视朝鲜战场局势发展，研究对阵双方战略态势，并且联系解放军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认真探求一旦与美军作战应采取的战术。8月13日，他在边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实行大胆勇敢的渗透战术，选择敌人的弱点，从敌人的翼侧或侧后插至敌人的心脏，首先将敌后方联络切断，而后分割和包围敌人，一一歼灭之。一般的敌人防御正面布置是较严密的，尤其美国军队火力组织较好，从正面攻击，不容易奏效。而美军最怕的是联络切断，被人包围。他还指出，部队必须“充分发扬近战”，“发扬夜战”。这一战术意见，在志愿军入朝后，在运动战期间的作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

　　当时，朝鲜人民军正将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军打到洛东江边，解放了朝鲜国土90%以上。但在洛东江前线，战事处于胶着状态。邓华与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等人反复研究后，提出对朝鲜战争形势发展的估计，由邓华执笔，联名向第四野战军报告。这份在8月31日发出的报告，从两方面论证了美军将在朝鲜侧后登陆。报告分析朝鲜地形时说：“因为半岛狭长，又为山地，故优势兵力的容纳是有限度的。同时我为内线作战，在战役上虽是主动的，进攻的，但因三面环海，敌又有海空优势，敌很有可能选择我之弱点，从我侧后登陆，以收外线作战之利。”接着，报告从战略高度分析战场态势，指出：“美帝正努力坚守大邱、釜山地区，并以局部反击来巩固滩头阵地，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到来再行反攻；另一方面，北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过去。”“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一为以一部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其主力则于现地由南而北沿主要铁道公路逐步推进。一为以小部兵力于南地与人民军周旋，抓住人民军，其主力则在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的。”这一判断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判断是一致的。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及时作了部署，先是增调1个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接着又抽调2个兵团，集结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准备应付紧急局面。东北边防军各部队在中央军委及邓华司令员等领导下，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抓紧练兵，特别是练习山地穿插迂回战术和近战、夜战战术，为应付紧急局面而紧张地进行思想上、战术上和物资上诸项准备工作。

　　9月15日，美军第十军7万余人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在朝鲜人民军侧后汉城地区的仁川实施登陆，随即占领汉城，切断了人民军洛东江前线的供应，人民军大部被割断在汉城以南。

　　“联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10月初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和图们江进犯，并不断以美国空军飞机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

　　10月8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先后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邓华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东北边防军全体指战员宣誓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参战。

　　志愿军入朝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邓华协助彭德怀指挥志愿军6个军，于10月25日开始，进行第一次战役，经12昼夜激战，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5万余人，把他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的战局。

　　遭到第一次战役打击后，骄横跋扈的麦克阿瑟错误地判断中国不过是“象征性的出兵”，不过是“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仍然指挥所部分兵冒进，叫嚣要在圣诞节（12月25日）以前结束朝鲜战争。

　　在第一次战役后的志愿军党委会上，在总结第一次战役作战经验后研究下一步战役计划时，邓华根据当时敌我态势，特别是麦克阿瑟狂妄嚣张的心理特点，提出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彭德怀和党委其他成员都表示赞成。11月13日，在彭德怀主持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邓华根据志愿军党委讨论的意见，部署了第二次战役，具体的作战方针为：“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为实现这一战役企图，西线集中主力6个军，另以1个兵团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美方真的中计了。他们认为：“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麦克阿瑟甚至断言：“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于是，他指挥美李军和其他仆从军于11月24日发起所谓“圣诞节回国攻势”，西线美方“第八集团军在前36小时中，在几乎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前进了12英里。但是在11月25日天黑后不久，灾难降临了”。

　　原来，志愿军在彭德怀、邓华等指挥下，于11月25日夜发起了第二次战役。东线志愿军接着于27日发起强大攻势。西线和东线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协同下，经一个月激战，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收复包括平壤、元山在内的广大地区，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美军兵败如山倒，第八集团司令官沃克中将在仓皇撤退时翻车毙命。美军被迫转为防御。美国纽约报纸评论说：“麦克阿瑟将军直接走进了陷阱里去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陆军史上一个最大的失败。”

　　美国合众社1950年12月5日转播《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电。这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扭转了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

　　第二次战役后，中朝人民军队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进行了第三次战役，一举突破“三八线”，1月4日解放汉城，并一直打到北纬37度线，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9万余人。

壮心不已

　　1959年7月，邓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扣上了彭、黄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帽子，被错误地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并转业地方，离开了他战斗多年的军队。

　　据说林彪有话：邓华留在军队是个危险人物。邓华曾两度在林彪手下任职达十年，不能说未得到过林的器重，但邓华常有意见与林相左，使林深感不悦。尤其是朝鲜战争后，彭德怀声望日高，林彪很不舒服；邓华与彭总合得来，林也很不舒服，时机一到，便开始下手打击。

　　“文革”之初，邓华又受到了残酷批斗，被关进“牛棚”。

　　1977年8月，邓华重新回到军队，出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3月2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和党中央提交了关于“邓华问题”复查的结论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解放军总政治部于同年5月7日向全军发出了《关于邓华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就在当年5月，邓华从广州返回北京途经上海停留，因感冒导致肺气肿发作又引起并发症，病情很快恶化，7月3日，邓华在上海与世长辞。

彭德怀与邓华的生死情谊

　　一个是共和国的元帅，一个是开国上将，两人因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军史上最著名的搭档之一；在此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中，这段感情既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荣光，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凝结而成的生死情谊。

　　他们就是彭德怀与邓华。

　　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彭德怀和邓华两个人基本上并不了解。

　　红军时期，邓华一直在林彪的第一军团下效力，而彭德怀指挥的是第三军团，不属同一个系统；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而邓华只是八路军115师的一个团政委，后来任分区和纵队的司令员及政委。两人虽属一个系统，但因为职级相差太大，加上当时部队高度分散，也没有机会接触。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与胡宗南捉对厮杀，而邓华则跟随林彪在东北战场征战，更没有机会相知。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决定出兵援朝，并且指定四野十三兵团满编后出动。当时，邓华是十五兵团司令员，中央命令将邓华的十五兵团番号改为十三兵团去任志愿军，十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改任十五兵团司令员。不久，邓华带上四野实力最强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军和华北军区的六十六军共五个军进入朝鲜。就这样，彭德怀和邓华终于有了相识的机会，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自四野的邓华就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赏识，并因为他而对军事决策做出了几次较大的改变。

第一次改变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设置。入朝前，彭德怀原准备以他从北京带来的小型班子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但是在入朝后，他对十三兵团司令部战前组织准备、拟制作战计划和组织指挥部队开进等工作都很满意，认为兵团组织指挥能力不错，就决定以十三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1950年10月24日，彭德怀宣布：“我向毛主席请示了，毛主席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把你们十三兵团的领导机构，改称为志愿军的领导机构。你们几位，也同时改为志愿军的领导。”顿了一下，彭德怀眼望邓华微微一笑：“我已被任命为司令，你就不当司令了，你邓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并担任志愿军党委副书记。”彭德怀风趣的话语，使邓华深受感染。自10月8日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以来，他在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半个来月的时间，开始慢慢改变了关于彭德怀的某些传闻在脑子里留下的刻板印象。这些日子来的密切接触，彭德怀作为志愿军统帅，他的高瞻远瞩，他的当机立断，他的虚怀若谷，使邓华深受感动，特别觉得彭德怀的严肃之中有着使人温暖的亲情，严厉之中包含着诚挚的爱护。这一切都让邓华倍感亲切，为自己能够作为彭德怀的助手而高兴。

　　第二次改变是入朝兵力的部署。1950年10月9日，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在沈阳市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首批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邓华仍无倦意，他心里还牵挂着一件大事：入朝初战，志愿军必须具备兵力上的优势。原来决定志愿军先派两个军过江，两个军不过十多万人；而此时，“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达到42万人，而且越过三八线的敌方部队已经多达13万余人。除地面部队外，敌人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且不说它的装备优势、海空军优势，志愿军出动两个军，同它的第一线南面兵力相比，也不具备优势。基于此，他找到彭德怀，建议4个军同时入朝。“这个意见很好，我立即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彭德怀的回答很干脆。10月10日一早，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历史证明，这一招非常重要，主力全部出动形成了有力的“拳头”。10月11日，彭德怀来到兵团司令部驻地安东（今丹东）检查出国战备情况时，邓华再次向彭德怀提出，即使先头四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必须再调一个军来维护后方。彭德怀认为意见很好，立马向中央报告。中央军委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迅速增调了部队。这为抗美援朝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于邓华这段时期的表现，彭德怀事后评价说：“邓华这个人，知识丰富，很有头脑，考虑问题有眼光，也比较周到。”

第三次是改变第六次战役的作战计划。1951年8月8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了第六次战役的意图和基本部署。这次战役准备出动志愿军13个军，人民军4个军团，并有志愿军炮兵、装甲兵支援步兵作战，还计划志愿军空军出动10个航空兵团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要求歼灭敌军2个师左右，将东线之敌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8月17日，彭德怀签发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8月20日，在开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驻地和敌人谈判的邓华致电彭德怀，认为在敌人阵地已经巩固“深沟高堡，固守以待”的情况下出击，于我不利。26日，经过对敌我双方战场态势的反复思考后，邓华再次致电彭德怀，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以说服彭德怀放弃第六次战役。通过几次电报往来，彭德怀并没有责备邓华，而是对邓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邓华能在关键时刻讲自己的不同看法而高兴，并多次表示：“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好主意，是个好帮手。”最后，第六次战役事实上被取消。

　　期间，有一次没有听从邓华的建议，彭德怀一直引以为憾。1951年4月6日，在朝鲜金化上甘岭志愿军总部，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正在举行，会议研究部署新的战役，即第五次战役。会场上的气氛活跃，但似乎没有感染到邓华，他处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必须贯彻，第五次战役必须打响，可是这次战役怎样打，他还有许多保留。面对会场上沸腾激昂的劲头，邓华感到不踏实，于是不顾大家的劲头，泼起了“冷水”：“打的方式是两种，一是开始即大规模猛插，一是各兵团小的穿插，打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向敌纵深穿插，最好是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可是，他还是把小穿插打法加以强调：“开始口子不要张得太大，不要企图一起围上打，必须实行分割猛插一块块吃。”可惜的是，最后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和敌人可能登陆的情报，没有采用邓华提出的小穿插战法，而是决定进行大规模反击。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双方相持到5月21日，历时一个月。此次战役中朝方面投入15个军，连续奋战50天，虽然歼敌8万余人，但自身作战损失也高达8万余人。战后，彭德怀自己承认说，第五次战役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错误之一。为此，他还感叹：“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相知——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从未骂过邓华，邓华则千方百计保护彭德怀的安全。当邓华准备让贤的时候，彭德怀选择了坚持

彭德怀对邓华军事才华的欣赏不自觉地演变为对邓华的关心和照顾，邓华也始终敬重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的开国元勋。

　　进入朝鲜战场后，每次在最危险的时刻，彭德怀第一句话总是大声地问身边人：“邓副司令员怎样了？”彭德怀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特别大，一不顺心就骂出来了，志愿军司令部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副司令洪学智、韩先楚等人，都被彭德怀骂过，但是邓华是个例外。

　　据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后来与邓华的夫人李玉芝说：“老彭的脾气很大，好骂人，可是就是不骂邓华。”李玉芝听后笑着说：“这就好啊！我还担心邓华那个倔脾气呢！万一要和彭老总吵起嘴来，那叫糟糕呢！”

　　邓华对彭德怀也特别尊重，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以彭德怀为中心，替他分忧解难。为了搞好团结，邓华让彭德怀带来的人员到志愿军司令部各处担任正职，而让兵团原正职担任副职，有效地保证了志愿军司令部的团结。入朝作战不久，第一副司令兼第一副政委的邓华即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代表党委负责彭德怀的安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敌机异常猖獗，志愿军领导机关更是敌机千方百计想要袭击的目标。彭德怀曾经两次在着弹前一两分钟被工作人员拉开，才幸免于难。虽然志愿军党委曾开会讨论过防空的问题，要求领导机关所有人员在警报发出后都要进入防空洞，可是彭德怀却不在乎，敌机临空时他照常工作。邓华、洪学智等急得没办法，只好向中央报告。中央回电指示，彭德怀的安全由党委集体负责。邓华身为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彭德怀）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他了解彭德怀的脾气，弄不好他犟起来就更难办了。邓华找到洪学智、韩先楚（志愿军副司令员）等党委成员一起想办法，终于研究出一条“妙计”来。原来彭德怀别无嗜好，只在休息时间喜欢下象棋，有时爱和洪学智杀两盘。洪学智身高力大，平时又爱和彭德怀说两句笑话。大家一致同意将这一“艰巨的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洪学智。于是，防空警报一响，洪学智即上前将彭德怀一把拉住，嘴里说着“走，战一盘”，然后拉起就走，其他人跟着一拥而上，硬把彭德怀拥进防空洞。此时的彭德怀便也无可奈何，只有听凭大家摆布。

　　彭德怀与邓华的惺惺相惜在邓华让贤的事件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期间的一天，邓华在饭桌上停住筷子，瞄了彭德怀一眼说：“总部领导的位子，是不是重新排一下。”“怎么哟，想到这里来了。”彭德怀颇感唐突，“你这个人呀，我早就知道，你胆大心细，能打仗。毛主席、军委选你来朝鲜是对的。来朝鲜后，我们一块共事，我看你干得挺好的嘛。”说完，继续夹菜扒饭，仿佛没有商谈的余地似的。

　　“陈赓同志要来，我看第一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就由他担任好了。我自己则任第三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兵团司令，主要抓第十三兵团，第二副司令则由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担任。”邓华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并把位子排出来了。

　　对于邓华提出的排位子问题，彭德怀也确实斟酌了一番。邓华的主动让贤让彭德怀颇为感动。但是他考虑邓华自入朝以来一直就是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熟悉了志愿军的情况，改变座次不利于开展工作。而且根据在志司几个月共事的观察，彭德怀发现邓华是一个能够拍板、敢于拍板的人，办事情抓得起、放得下，是一位肯动脑子、善于思考的难得的将领。因此，彭德怀回绝了邓华的请求，说：“这不用你考虑，是组织上的事。”

　　尽管彭德怀不同意，邓华还是于1951年5月15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并毛泽东主席发了电报，把他向彭德怀说过的志愿军司令部副司令位子安排意见说了，建议军委采纳。

　　听说邓华向中央军委再次提出主动让贤的事后，5月27日，彭德怀亲自执笔拟稿，向毛泽东主席发电，要求邓华留任第一副司令员，电文写道：“惟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这就是说，邓华第一副司令员的位子不变。三天后，6月1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彭德怀建议，邓华位子不变。

　　1952年4月，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病愈后即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他的推荐下，邓华于6月11日就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全面主持志愿军工作。1954年9月5日，彭德怀辞去在志愿军中的职务，邓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相守——不管是在得意时还是在失意处，他们都紧紧守护住了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凝结而成的生死情谊，高唱了一曲人间颂歌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彭德怀与邓华在朝鲜战场上亲密合作获得的巨大荣耀把他们的事业带上了巅峰。

　　回国后，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华先后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党委书记、东北军区代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党的八大中央委员，职务上超过了许多老资格的上将。

　　回国后，他们还保持了很好的联系和密切的往来。195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副总参谋长，分工主管作战方面事宜。任命前，彭德怀专门征求过邓华的意见。任命后，彭德怀多次要求邓华赴京就职，还亲自为他一家寻找住房，但他一直未赴任。最后，彭德怀同意邓华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兼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之职，镇守东北。

　　1955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抗登陆战役演习在辽东半岛进行。

　　彭德怀亲率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元帅怀着极大的兴致前往观看，他们或屏息观之，或频频颌首，对演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时，台湾方面在观察完这场演习后评论说，邓华是“彭德怀正规化建军路线的主要执行人”。1958年11月中旬，邓华与沈阳军区参谋长曾思玉等人来到北京，准备去东南海防前线参观学习。彭德怀听说邓华要到东南沿海参观，便安排邓华代替他到前线去看看。邓华为人很谨慎，说：“那不合适吧?”彭德怀说：“什么不合适，你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去吧。”彭德怀专门安排邓华坐他的伊尔18专机，到福州军区和广州军区代他巡视军事训练和国防工事，直到12月底邓华才结束这次视察，返回北京向彭德怀报告情况。

　　如果说此前交往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看不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品格的话，那么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非常岁月，则是一个试金石，检验出了两颗伟大的心灵。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批判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客观情况的信件的彭德怀。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匆匆飞往庐山。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与张一组)四人。邓华被有意分配在批判彭德怀的那个组，因为邓华是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时的副司令员，按当时的逻辑就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而且根本容不得彭德怀申辩。邓华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内心讲，他是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因为“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早已让他忧心忡忡，他本来都已酝酿好准备在分组会上讲一讲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一边倒的形势，让邓华不得不避重就轻地说了几句违心的话，但很快就招致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这次会议上，邓华和洪学智、万毅、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迫交代“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火上浇油：“老实交代你跟彭德怀的黑关系。”“彭德怀爱骂人，许多人都骂到，就是没骂过你，这是为什么?”“你长期跟林总，却是格格不入，为何一到朝鲜就跟彭一拍即合?”邓华听后轻蔑地说：“他骂你是因为你打皮绊，玩女人。我没有男女作风错误，当然没有挨骂。”台下哄堂大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林彪汇报时给邓华和彭德怀的关系定了调：“邓是彭的人。但是，邓与彭是有区别的。”会后，撤销了邓华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退出军界，并于1960年6月发配到四川省担任分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副省长，从而开始了长达16年的副省长生涯。

　　被“打倒”后的彭德怀除了对自己的问题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申诉外，还时刻关注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老搭档邓华的情况，特别是邓华因替自己仗义执言受到牵连，这让彭德怀感觉非常过意不去；听说他远去成都之后，彭德怀伤感不已，以为两人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1965年10月，毛泽东找到在吴家花园“隐居”赋闲六年之久的彭德怀谈话，让他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11月28日，在前往成都的列车上，彭德怀的心情特别激动，一是自己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另一则是也许能见到分别六年而杳无音信的老战友邓华了。

　　一天，彭德怀到省委总府街招待所理发，认识了曾参加过志愿军的理发员贾月泉，从他那里得知邓华住在童子街29号，距自己住的地方步行20分钟、坐汽车5分钟的路程后，心情特别激动。彭德怀立刻叫人买来一张成都地图，戴上老花眼镜，在上面寻找邓华家所在的童子街的位置。很快，彭德怀便找到了童子街29号。他取下老花镜，兴奋地对身边的警卫参谋景希珍说：“天一黑，我们就立刻行动！”

　　谁知天刚黑下来，天空却下起了蒙蒙细雨。景希珍见天气有些寒冷，路面又滑，担心彭德怀的身体，就问：“彭总，还去不去？”彭德怀如同战场上指挥战斗一样，将手一挥：“走，定了的事，就是下刀子也不能改！”为了防止路人认出彭德怀，牵连这两个被错误罢了官的功臣，景希珍只好让彭德怀戴上大口罩，经过大约半个小时后，冒雨来到白天早已侦察好的邓华家的那个小院子里。

　　彭德怀站在细雨中，抬头朝那座小楼看去，只见蒙蒙雨幕中，小楼里的电灯亮了，一个身影在屋子里走动着。彭德怀兴奋地说：“就是他，就是他，邓华，那背影一看就是邓华！”彭德怀这位硬汉子，这位在血与火面前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铁骨男儿，一下子热泪盈眶。可是，当他向前走了几步之后，不觉又停了下来。景希珍不解地问：“彭总，怎么不进去呀？”彭德怀此时此刻是多么想敲响老战友的房门，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老战友的手啊！然而，他却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用牙齿咬住宽厚的嘴唇。在细雨蒙蒙的这个夜晚，庐山会议的情景也许又浮现在眼前，前几天报纸上连篇累牍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又使他想起了很多很多。他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是一个铮铮的硬汉子，他宁愿自己粉身碎骨，宁愿被无情的烈火烧成灰烬，也决不会再去连累邓华。彭德怀轻声地说：“不了，我们不进去了。”说到这里，一串泪珠从彭德怀眼眶里涌了出来，与脸上的水珠融在了一起。彭德怀久久地伫立在雨幕中，看着小楼的灯光下那个十分熟悉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好了，好了，看看这个地方就行了，行了，看看就行了啊！”

　　这一老一少，在邓华家的窗户下，在漫天的雨幕中，站立了许久，直到邓华关灯休息了，还久久不舍离开。直到彭德怀离开成都，邓华都不知道，自己思念已久、咫尺天涯的老首长曾经到过他家的窗户底下，对着他的背影泪流满面。

　　尽管邓华不知道彭德怀来看过他，但是他却为彭德怀被抓走感到愤怒。1966年12月28日傍晚，邓华的秘书和司机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告诉说彭德怀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劫走了，现扣押在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手中。邓华听了心情特别难过，愤怒地说：“真是无法无天了！堂堂的元帅、政治局委员就是这样被抓走，岂有此理！”

　　自此之后，两人一个在北京经受着非人的折磨，并于1974年含冤而逝；一个在成都如履薄冰，时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批斗，再也没听到对方的任何一点消息。但是，他们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彭德怀临终前还留下遗言让家人把邓华送给他的金质烟盒物归原主。邓华重新回到部队工作后，把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上。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组发言中，明确表示1959年整彭搞错了。

　　1978年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彭德怀追悼大会上，邓华也像当年彭德怀站在他家的窗户底下一样，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只是彭德怀也像当年邓华一样一无所知了。

　　邓华弥留之际，唯一留在他床头的东西，便是彭德怀重新送还给他的金质烟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