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史论5篇：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1题藩镇，第2题平戎，第3题举贤，第4题变法，第5题以夷制夷，还真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最后一题不太吉利，有亡国之兆。)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这种题目放在现在考，偶看都够用了）
    
     第三场《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状元殿试卷　刘春霖

　　　臣对：臣闻王者不吝改过，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学者义取匡时，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而后贾山、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武帝崇尚儒术，诏举贤良，而后董仲舒、严安、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宋仁宗复制举诸科，除越职言事之禁，而后苏轼、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其于任官治兵之要，裕财正俗之方，类能指陈利害，上广人主聪听，下系四海安危，非仅在词章之末也。夫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势有必然，理无或爽。

　　钦为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因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乃者临轩试士，冀得嘉谟，举察吏、治军、理财、励士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与此。顾自幼学以来，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考求乎中外之故，怀欲陈之而来有路，兹承大对，谕旨勉以直方无隐，何敢饰辞颂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读制策有曰：君人之道，子育为心，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此诚安民之急务也。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禽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相同。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饰欺蔽之习，在通上下之情。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自然之理也。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较前世为尤重，其事较古时为更繁，何也？世局日变，万政待兴，举凡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是在长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识，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责之以事而不迷，纲举目张，不劳而理。今各省虽设馆课吏，多属具文，岁月一试，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政绩何由而成，循声何由而著耶？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遗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论，慎选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

　　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因详究历代兵制这得失。臣谨案：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叶以后，专用征兵。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皆深切著明。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童稚。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故孔子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左氏亦言：“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然自有国家以来，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气力以贯注之，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人身之气力不足，则血肉有壅滞溃败之忧，而精神亦无所附丽。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辄谓人民岁输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兵于农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器械之精利，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犹未必胜人，而谓集氓隶于行间，驱之以临占阵，庸有幸乎！然则，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既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以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财用，而因求节流之法。臣谨案：职内掌邦之赋出，此即近世各国所谓之豫算、决算也。昔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之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廖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选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权利。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钜，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皇上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因欲范围多士，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已与温卷之名，而士习大坏。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虽其人能自树立，亦以教学相勉，师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载于六经，而伦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己先有毁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闳规，救时之要务。荀子曰：“法后王。”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夫使时移势异，而犹拘守成法，此《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以为出治之原，然后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汤武而后有伊吕之臣，有尧舜而且有勋华之业。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以治兵，而兵无不精；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以励学，而士林作忠贞之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慄陨越之至。臣谨对。　　　

曾在保定莲池书院学习十载的末代状元刘春霖 2006年10月21日 11:33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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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霖：(一八七二年——一九四四年)，字润琴；号石云，清同统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正月初三生于直隶河间府肃宁(今河北省肃宁县)。北石宝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光绪十六年(一八九0年)二月考中秀才，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十载。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乙酉科拔贡生(即省学政选拔参加朝考者称拔贡)。光绪二十八年(一九0二年)以优贡生中式顺天府乡试举人。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年)三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在礼部贡院举行会试。三场会考结束，刘春霖榜上有名，第一名的桂冠被广东朱汝珍夺得。

　　五月二十一日殿试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一般仅考策问一场，时间一天，刘春霖与众贡生清晨入场，黄昏交卷，各房阅卷官经过两天审阅，“读卷官”评阅试卷，挑出十份最好的卷子，排定第一至第十名的名次。二十四日晨，由皇帝主持(光绪时由慈禧主持)，听“读卷官”讲读前十名卷子后，又将试卷呈送慈禧太后，这位独揽大权的西太后，对殿试文字重尚楷法，尤喜疏淡而恶乌方，她以自己的好恶定优劣。

　　第一份试卷是朱汝珍的。试卷之字圆润浑厚、稳重饱满，只是用笔太重。慈禧看了，连连摇头，再看姓名，心头猛震。因为他名字中有个“珍”字，顿时联想到被害死的“珍妃，而“朱”又是被清朝消灭的王朝统治者的姓，很是厌恶。再看籍贯是广东，又联想到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搅得大清江山不稳，她决不会再让一个广东人做状元来添乱。

　　于是，翻开第二份刘春霖的试卷，慈禧一看其字疏淡娟秀，先有几分喜欢，便仔细端详起来，并自言自语道：“刘春霖，春霖，春霖。”若有所思。当时正值大旱，举国焦虑。刘春霖的名字使她想到“春风化雨，普降甘霖”，认为这是吉祥之兆，面露喜色。看到刘春霖的籍贯是直隶肃宁时，连连说道：“肃宁，肃宁，肃靖安宁。”这正符合她刚刚饱尝八国联军之苦后渴盼肃靖安宁的心态。于是，她停止阅卷，拿定了让此人做状元的主意。按大清的典制，状元是要由皇帝御笔亲点的。慈禧为了避免众议，便下令送光绪皇帝点状元。光绪当时已被她软禁瀛台，只能揣摸慈禧意图办事，由他点状元不过是走走过场，便点了放在最上面的试卷——刘春霖。

　　这样，刘春霖被钦定甲辰科殿试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就在刘春霖金榜题名后的次年(一九0五年)，清廷宣布“停止科考，推广学校”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出身农家的刘春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他因此戏称自己为“第一人中最后人”。

　　中状元后，刘春霖被授翰林院修撰，次年派到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留学。归国后，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四年，历任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等总统府内使(相当于秘书长)，并兼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等职。一九二0年、一九二一年曾两次代表大总统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主祭，名噪一时，一九二八年退隐寓居北平。

　　一九三四年四月，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以溥仪的名义邀请刘春霖前往，许以伪满教育部部长之职，遭到刘春霖严词拒绝。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北平，大汉奸王揖堂想借刘春霖状元之名作招牌，邀请他出任北平市市长。刘春霖又拒绝了王辑唐等日伪政权的邀请。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我国自隋开始有科考，但是隋朝没有留下一个状元的名字。自唐武德五年(六六二年)第一个状元孙伏伽起，到清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年)的刘春霖止，在漫长的一千三百年间的科考中，所取状元有姓名可考者，据一九九五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国历代状元录》载共六百零二人。众多状元中，留下诗歌、词赋、对联、文章、书画不少，但殿试状元卷却是凤毛麟角。笔者存有一份刘春霖状元卷，共有两千零五十九字。如扣除答卷所列三代及履历八十四字，只有一千九百七十五字，足见炉火纯青，字字珠玑。

　　此件殿试卷，为馆阁体奏折式刻印件。封面为黄色，内页为白宣纸刊印，版框与格均浅红色。内容是根据“皇帝策问”而答，答卷每行二十二字，应抬头到顶写则二十四聿，其格式之严谨，文章之缜密，书写之工整，均无可挑剔。此件可能仿其原大而刻印。殿试卷照录并经整理、断句及标点，现附文如下：

　　应殿试举人，臣刘春霖，年三十岁，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由拔贡生应光绪二十八年顺天府乡试中式，由举人应光绪三十年会试中式。恭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开具于后；曾祖永生，未仕，故；祖昆仪，未仕，故；父魁书，未仕，故。

　　臣对：臣闻王者不吝改过，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学者义取匡时，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而后贾山、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武帝崇尚儒术、诏举贤良，而后董仲舒、严安、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宋仁宗复制举诸科，除越职言事之禁，而后苏轼、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其于任官治兵主要，裕财正俗之方，类能指陈利害，上广人主聪听，下系四海安危，非仅在词章之末也。夫殷忱所仪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势有必然，理无或爽。钦惟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固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

　　乃者临轩试士，冀得嘉谟，举察吏、治军、理财、励士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与此，顾自幼学以来，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考求于中外之故，怀欲陈之而未有路。兹承大对，谕旨勉以直言无隐，何敢饰辞颂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读《制策》有曰：君人之道予育为心，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此诚安民之急务也。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相同。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饰欺蔽之习，在通上下之情。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自然之理也。

　　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较前世为尤重，其事较古时为更繁，何也？世局日变，万政待兴。举凡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是在长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识，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责之以事而不迷，纲举目张不劳而理。今各省虽设馆课吏，多属具文，岁月一试，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政绩何由而成，循声何由而著耶?

　　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遗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论，慎选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因详究历代兵制之得失。臣谨案：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叶以后专用征兵；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皆深切著明。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诸童稚。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故孔予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左氏亦言；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

　　然自有国家以来，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气力以贯注之，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人身之气力不足，则血肉有雍滞溃败之忧，而精神亦无所附丽，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辄谓人民岁输数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寓兵于农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器械之精利，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犹未必胜人，而谓集氓隶于行间，驱之以临战阵，庸有幸乎?然则，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用，而因求节流之法。 臣谨案：职内掌邦之赋入，职岁掌邦之赋出。此即近世各国所谓豫算、决算也。昔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哀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巨，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皇上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国时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因欲范围多士，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而士习大坏；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虽其人能自树立，亦以教学相勉，师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载于六经，而伦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已先有毁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闳规，救对之要务。苟予曰法后王，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夫使时移势异，而犹拘守成法，此《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以为出治之原,然后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汤、武而后有伊、吕之臣；有尧、舜而后有勋、华之业。

　　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以治兵而兵无不精，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以励学而士林作贞之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这次殿试是在科考变革后进行的，殿试策问并非八股文章。八股文题目一般是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解释须以朱熹《四书集注》等规定书目。这种死板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严重束缚了士子的思想，导致应试者酸腐迁拙，只知死抠章句。光绪二十四年秋，下诏实行新政，在科举考试中废除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增设了《皇帝策问》等新的科目。策问则按问对答，所问范围主要是抓纲治国之策，有弊端之处，当问其利弊及解救之法。如《皇帝策问》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用，而因求节流之法?刘春霖答曰：“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准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刘春霖对答切中要害，举例得当，时至今日仍有实际意义。上述见解如能逐一实施，为当富国强民之上策。但权柄操于慈禧之手，光绪二十七年(一九0一年)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列强入侵，清廷开始走下坡路，光绪帝欲振兴国家，谈何容易。(完)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号石云。直隶肃宁人，清光绪30年（1904年）甲辰科状元，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 他在诗书画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其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旋被派往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光绪33年（1907年）回国，历任咨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一度隐居家中，继而出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从事些文字应酬；1917年12月，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在徐世昌、曹锟当大总统期间，被授予总统府秘书帮办兼代秘书厅厅长。后又任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等。曾两次代表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并因此名噪一时。1928年愤然辞官，在上海、北京以诗书自慰。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均能保持晚节。1944年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时年73岁。
　　王勇则谨按：
　　1、 刘春霖似卒于1942年，当时的北京报纸有详细报道，可详查。
　　2、刘春霖任直隶省教育厅厅长，资料鲜见，只有河北省志教育志记载其1928年曾任此职，仍需查考确凿。
　　3、无1928年愤然辞官之说。
　　4、刘春霖似号石筼，待考。
　　5、关于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一职，校史未曾得见，待考。另直隶法政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校这两个校名，非当时准确称谓，均为似是而非。
　　6、辛亥革命后一度隐居家中。此说不确。刘春霖是直隶咨议局、顺直咨议局议员，清末民初均很活跃。
　　7、刘任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的具体时间待考，但上述行文顺序，明显不确。
　　以上疑问较多，有待爬梳剔抉。如有不妥，敬请方家明示。

 关于他的故事

　　及第实属偶然的刘春霖
　　刘春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刘春霖之中状元，实属偶然，还有一段趣事。
　　公元1904年7月，清廷照例又举行了一次殿试，主考大臣经过认真挑选，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
　　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她首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字迹流利清秀，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开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一见“珍”字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良，使慈禧太后十分不悦，后来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所以一见“珍”字便肝火上升；又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更使慈禧火上浇油。想起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人是她的克星，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将朱汝珍在试卷扔到一旁。
　　当慈禧翻开第二份试卷时，心头又不禁高兴起来。因为第二份试卷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大笔圈定，名列榜首，发榜时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了。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刘春霖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考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科学制度被彻底取消，刘春霖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他中了状元后为翰林院学士，其间曾到云南办过一次公差，此后再没有做过什么实际工作，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便销声匿迹了。

 点评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实现其复辟帝制的野心，多方招揽清朝遗老以壮声势。1914年被袁世凯委任刘春霖以总统内史，刘每天须为袁编录一篇历代皇帝的言行录以供其赏读。1927年以后，刘春霖使辞去公职赋闲在家，每日以诗书自慰,研习书法。
　　1933年刘春霖同段绳武等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刘春霖任理事。1934年农历三月，满洲国傀儡政府总理郑孝胥以满洲国名义特邀刘春霖前往，遭到他的严正拒绝。郑孝胥与刘春霖同为书法名家,但刘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义举被国人争相传颂。

 有关他的历史遗产

　　（1）刘春霖的殿试卷。
　　（2）刘春霖的书法。
　　从传世的作品来看，隶、真、行、楷皆为所长。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中有其多件作品。 刘春霖与状元楼 　　昔在封建王朝时代，我国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学子以得中状元是最高的功名。因每科殿试只拨选一名状元（一甲第一名），所以显得出贵。
　　刘春蝶，字润琴，直隶（今河北省）萧宁县人。1904年以考取清末光绪甲辰科状元，名震海内外。他在生平宦游南北时，曾寓居天津，且在今天我们河北区管界内的河北天纬路西窑洼留下了一所带有院落的楼房。过去，状元所居的住宅门前要悬“状元第”的匾颧，这里又有楼，所以人称“状元楼”，遗址今优存在，惜已失去旧观。天津士林中，才子虽不少，但在科举场合，却从未出过一位状元，故当年胸怀淡泊的刘春霖寓居沽上时，为津人所敬重。他所留下的这所状元楼，多年求也是一处令人向往的所在。
　　刘春霖几则轶事
　　刘春霖得中光绪甲辰科状元后，清廷即废除了科举取士制度，因而刘春霖被称为“末科状元”。他与民国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和清朝保皇派金梁（息侯），均有同年之谊。据谈，当甲辰会试时，谭延闿中试够一名（会元），刘春霖的名次在第十七名，但在毁试时，谭反被取在刘后。金梁的殿试卷．慈蓓西太后初阅后很赏识其才华，但经过细审，发现金的试卷中有“痛哭”字样。当时正值慈禧七旬万寿大典，认为不吉徉，被掷于地。于是在刘春霖的殿试卷名字上，点上了一点朱红，列于傍首，大魁天下。这是他一时幸运得状元的由来。
　　刘春霖早在青年时代，即以诗文有名于士林，且喜作花月小品。刘有友人某，恋眷一名妓，芳名“金玉”，绰号“二十六吊”。一日，友请刘代为撰书一联赠妓。文笔敏捷的刘春霖，略加思索，写成：“六朝金粉，廿四玉栏”。这副上下联，虽各仅四字，已将妓的绰号和芳名，分嵌干第一和第三字中，双管齐下，妙不可言。有人称赞说：非金马玉堂（翰林）之才，恐无此手笔也。
　　刘春霖生平，清末历任翰林院修撰、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堂提调。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在北洋政府任大总统秘书、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直隶教育厅长等职。又曾在保定经营书局业务，如天津的直隶书局和群玉山房，均为其创办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侨居我国的著名犹太富翁哈同，死于上海。按照我国旧日习俗，富人死后，多请名人撰写行状，宣扬其嘉言懿行，并请有科举功名的文官、学者“点主”（在神主上的“主”字点上一个红点），以抬高亡人的身价。哈同的丧礼，是仿中国旧俗。主办其事者，特恳人转请当时这位硕果仅存的中国末科状元刘春霖为哈同撰写行状，并担任点主官，为之点主。因之刘春霖当年在上海，成为一时的新闻人物，轰动南北。
　　刘春霖与天津神功药房经理张伯麟居士相友好。他在河北虽有状元楼，但因喜与老友盘桓，常下榻张伯麟在法租界的寓所，并好参加“打八圈”小牌消遭。融融乐乐，意至得也。
　　刘春霖居津年代，与儒林友好章一山（梫）、金息侯（梁）、王仁安（守恂）、赵幼梅（元礼）以及城南诗社诸社友，多有往还。每有诗酒之会，互相吟诗唱和，为三津诗坛增添过无限韵事。
　　刘春霖工楷书，字极秀丽，得者宝之。他与保定的古老莲池书院颇有渊源。1921年重建莲池公园碑记，即出自刘的手笔，受到人们的赞赏。晚年因患手颤症，每举箸进餐，辄零落胸前和饭桌上，不能顺利入口。从此凡有求书或请题名册者，均经其家属婉谢。
　　1939年天津大水灾后，刘春霖离开天津，赴北京就医，卒以药石无灵，病情日益加剧，延至1942年月1月18日与世长辞。从此状元乃绝迹于中国。在其亲友发表的悼念诗文中，对刘之逝世，均不胜深致慨叹！
　　状元楼今昔概况
　　刘春霖在河北区天纬路西口留下的故居——状元楼，原是一所带院落的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前楼在天纬路，老门牌是167号，后楼直向南延伸到子牙河畔。东为状元楼胡同（今改名南六马路），西边临近七马路。楼上下内部的隔断、门窗和走廊等，均系用硬木修建。有的雕刻花卉，极为精致，而且显示出一番古色古香的色彩。楼院西部，辟有花园，原有老槐三株，现在仅存其一，矗立院内，供人凭吊。
　　后来状元楼易主，产权属于李宗钰其人。李即利用这所带院落的楼房，开设玉成铁工厂，把一处具有园林之胜的状元楼，变为丁丁当当从事生产的场所。
　　天津解放后，李宗钰经营的玉成铁工厂，同其他几家铁工厂并入现在的白庙工业区鼓风机厂。从此这所状元楼旧址，又一变而成鼓风机厂的企业产，充作职工家属宿舍。全楼院临近子牙河畔的后半部，已在拓宽李公祠大街时完全拆掉。目前剩余前半部带走廊和楼梯的楼房原建筑尚在。但因分配鼓风机厂职工家属分住，已把原建筑楼上下结构和间数，分割成十八间。现由十七户职工家属住用。
　　这所残存的状元楼旧址，从它在天纬路西口旧门牌167号带拱券的正大门和楼墙看，仍可清楚地看出其当年风貌。惟楼下的正大门，已被堵砌，改为一间住房的后檐。
　　经过拆除的后一部份临河楼房，划入了拓宽后的李公祠大街。在残存的楼房南面，对着河开了一个小门，新门牌是李公祠大街48号。全楼各住户，均由此出入。
　　以上，是末科状元刘春霖留下的状元楼今昔慨况。历经沧桑变化，楼房已是残损不全。它是属于我们河北区文物古迹之一，故记述于此，供后人参考。  

状元-概述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殿试大、小金榜 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因其为殿试第一甲第一名，亦别称殿元。又因居鼎之首，亦别称鼎元。但古时的状元也不是全部是殿试第一名。唐郑谷及第后，作《宿平康里》诗“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但是郑谷当年是第八名，而不是第一。五代时南汉《十国春秋》云“刘龑（Yan）定例，作状元者，必先受宫刑。故罗履先《南汉宫词》曰：“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多半状元郎。”

状元-解析状元

状元博物馆(黄山市休宁县) 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 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 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

中国古代社会，从庶民百姓到 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 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 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凶险难卜的仕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老其一生，终于登上了显赫的高位。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状元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其中就 有5位宰相、8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而清代，114名状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20人之多。可以说，在官场努力升职，成为状元这一群体实 现人生价值的至上追求。

一介书生，考取状元实在不易。全国无数读书人，经过乡试、省试，最后到殿试夺魁，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宋代大文豪苏洵就曾发过“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的感慨。特别到了清代，考到白发满头仍然是个“童生” 的不乏其人。四五十岁中进士，人们并不觉得他年龄有多大，“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就是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生动写照。如宋代共产生了118个 状元，据《中国状元全传》载，其中生卒年可考者51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37人，占72.5%，最小的18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2人。清代共 有状元114人，生卒年可考者54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19人，占35%，最小的21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5人，最大的62岁。状元之路绝不 易于巴蜀之道。

唐代，进士科考试主要是三场，其后各代基本沿用下来。 一场是贴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填空。主考官从诸子经书中选取一行，然后把其中的三个字贴盖住，让考生读出被贴的字是哪几个，其用意不过是考考生的背功，测 试一下考生对经书的熟练程度。第二场考诗赋，每个考生作诗一首、赋一首，这一场极为重要。如唐开元二年(714年)赋试的试题叫《旗赋》，且规定必须以 “风日云野，军国清肃”八字为韵。当朝状元李昂写了一篇27句327个字的赋，全文洋洋洒洒，文辞雄劲，用韵准确，在录取的27名进士中，名列第一。第三 场考试策，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自己的见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的独到见解，以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的英才。这三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每场 皆定去留。只要一场考不好，状元梦随之破灭。宋仁宗后，又对科考进行了修改，按策、赋、贴经、墨义的次序，让参试者并试四场，综合平衡后再定夺。考生考完 后，由“读卷大臣”排出前十名，呈送皇上，最终由皇上根据个人评判圈定谁为“第一甲第一名”。所以说，能中状元者大多都是当朝才子。他们天资聪慧，勤奋好 学，或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或有独特的天赋异质，往往具有众人称颂的绝代才华。如明代状元杨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十三岁诗名满京华，被诗坛领袖李东阳收为高足，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郎。

在这七百多位状元郎中，也不乏平庸之辈。为数不少的人 高中状元后，一事无成。他们性格怪僻，饮酒成癖，穷困潦倒，暮年凄惨。唐代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状元卢文焕，穷苦之极，连顿酒也喝不起，可谓够可怜的 了。还有许多状元，为官一任，了无政绩，终生平平。更有甚者，投降叛军，诬陷谄媚，被史书称为“奸邪小人”。如投降金兵、助纣为虐的北宋状元莫俦。此等状 元，无以入史，难留清名，可称状元中的不肖败类。

在状元科考中，有时也并非全凭真才实学，有的人就是靠 走关系或是偶然原因高中状元的。唐代就有“许愿状元”牛锡庶、“自荐状元”尹枢、“相扑状元”王嗣宗等，从其绰号即可见其为人。状元裴思谦则更为恶劣，唐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礼部侍郎高锴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他标榜公正，宣言杜绝请托。裴思谦凭与赫赫有名的大宦官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的关系，要求高 锴让他当状元。当时，文宗皇帝是个傀儡，仇士良权倾朝野，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信，公然对高锴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高锴沉思良久，自知无力相抗，不然 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只好无可奈何地把裴思谦录为状元。天下动乱，皇权旁落之时，貌似公正的科考常常难脱权宦重臣的掣肘，成为宫廷政治的玩偶，这不能不说是 科考状元的悲哀。

历代状元中，大多出身名门望族。他们从小就处在优裕的 家庭环境，既有重臣之后，又有名士之家。有的甚至是父子状元、祖孙状元、宰相子、尚书婿。父辈的荣耀和辉煌的地位为他们登上科考的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许多人就是靠名臣的举荐和培养，顺利圆了状元梦。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状元出身寒门。他们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一国学子之冠。特别是宋太祖，为了革除唐代权 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沉疴，在科举中加强对权贵子弟的监督限制，有意选拔了一批平民子弟科举及第。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状元吕蒙正，幼小时就被父亲赶出家门，随母流落龙门山，栖居山间石窟中。元代杂剧名家关汉卿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便是以吕蒙正的贫寒生活为素材创作的戏剧。孤贫寒酸的吕蒙正，依靠自己的天赋才智和刻苦学习，31岁大魁天下，42岁位居宰相。成为两朝辅弼，万众景仰。各朝历代，都有像吕蒙正这样的状元郎。他们成为庶民百 姓通过科举之路出人头地的幸运骄子。

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为国家选拔官吏的一条重要途径。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 人才，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历史奇观：状元们以文得名，而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了无几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们身为状元，诗赋词文，无所不通，往往都有诗书传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高中之后，从此潜心仕途，无意文字，热衷于官场得意，专注于富贵得失，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著探索。700多位状元中，除杨慎、柳公权等几位获得较高的成就外，大多数人都文绩平平，难传千秋。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唐宋两代265名状元中，苏轼等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无一人摘取状元挂冠。这一极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仍是困惑人们的古代文化之谜。

状元-历史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殿试大金
（长19.26米，高0.825米，满、汉文合壁，
年月日及骑缝年押"皇帝之宝"印） 状元起初称为“状头”，原来在唐朝参加考试的士子，经由各州贡送到京城，在应试前需递送“投状”，即类似今日考试报时填写资料的情形一样。考试结束之后，将最高的成绩放在最前面，就叫做“状头”。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

明清两代，殿试一二三名，确定其名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的地位日益特殊，新进状元照例受六品的翰林院修撰。翰林素有“储相”之名，因为这个职位较接近皇帝，升迁的机会比同榜者快。

在清朝的殿试主要以应考者的书法来定优劣，清朝政府原本只是要求试卷形式上的整齐，以利阅卷者评阅考卷。到了康熙年间，中年时的康熙对书法产生爱好之心，于是天下的士子在上行下效的流风下，纷纷勤练书法。而这个风潮对于状元的择取也有莫大的影响力，在康熙三十年，殿试拟吴昺为状元，可是康熙喜欢第二名的戴有祺的书法字，于是戴有祺便成为钦点的状元了。

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个状元是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的孙伏伽,最后一个状元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刘春霖。

状元-发展历程

状元功名柱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响亮的名字“状元”。一千三百年来，这个名字曾经风靡过整个中国大地。使千百万士子追逐着这顶桂观，通过金榜挂名，步入政坛，获得升官晋级的机会。中国的老百姓把他们看作文曲星下凡，全国震动。“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状元成为当时荣耀和显赫的代名词。

中国科举的产生，是时代的骄傲，科举意在选才，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状元在中国历史上的政坛、文坛上都有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奇特现象。

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出现了，朝廷任命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贡举，取进士四人，第一名是孙伏伽，贝州武城(今河北南宫)人。在隋末曾考取秀才，人唐以后担任万年县法曹，是低级小官。前后1300年的科举制为历代王朝选拔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进士。现在可知的有姓有名的状元共有599人，其中唐代141人，五代十国16人，两宋118人，辽代54人，金代31人，元代32人，明代89人，清代114人，张献忠大西国1人，太平天国3人。科举史上唯一的女状元是太平天国三年 （公元1853年）的傅善祥。虽然那时开科取士不是唯一的入仕之路，但也是选拔人才的主要通道，使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浩浩荡荡的进军京都。它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权的垄断，使官场知识结构产生极大的变化，它是一大进步。

唐代实行科举制度还是初级阶段，考试科目繁琐，有常科、制科两大类90多科，同时采取分级考试制度。清朝的科举程序是：不论身份和年龄，一律都得经过童试（含县级的童试、州府的府试、省级的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的科考程序。参加乡试之前必须经过童试，取得生员资格，才能去省里参加乡试。乡试中合格者为举人。凡是经过考生所在县的县试的，就算童生，童生不算功名，但是是一种社会荣誉，往往会得到社会相应的尊重和资助。童生都具备了进入府试的资格；经过了府试的童生就取得参加省级院试的资格，省级院试过关，就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了，国家要给秀才免掉他家庭中的税赋，还要给予资助。

乡试三年举行一次，大多在秋天考试，所以又称之为“秋闱科考”，秀才才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考试，经过了乡试考试的合格者就叫做举人。会考三年举行一次，举人才有资格参加科考，经过了会试考试的合格者，就叫做贡士。贡士的名额很少，一年只有300名左右。取得了贡士功名的，其实已经获得了进士的功名，但是，他们还要参加殿试才能够最后得到这个功名，所谓的殿试，就是皇帝要在太和殿再进行一次御前考试。殿试在宋朝之前属于科考程序之一，殿试要产生重新排名，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花，总称"鼎甲"。取得进士功名的人，国家可以直接放官，也就是可以直接选他上任做官，但还要国家派官要根据国家职官的空缺情况来定，所以，也有一些进士一生并没有做过朝廷官员。同时，也有许多8品以外的官员可以参加这样的科举考试，以获取功名去求取仕途宽广。

状元及第匾 一登龙们，则声价十倍。万人挑一的状元，可谓是人中之龙、天之骄子，其荣耀、其显赫、其尊贵，简直登峰造极。然而，真正称得上一流人物的却又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了。状元中有真才实学、卓有建树、众所周知的有王维、柳公权、陈亮、吕蒙正、王十朋、文天祥、张孝祥、翁同合等十来个人。他们是中华民族骄傲的人杰。然而，状元整体来说，却是名不符实的，其中的大多数虚有其表，相当平庸，甚至是只识几个字的白痴状元、草包状元，考试也未必能把一个人的学识水平测验出来，诗写得好，八股文做的好，未必就会做官。状元不如进士，进士不如落第举子的现象常常发生，何况状元大多是钦点的，皇帝老儿的学识水平与爱好，直接影响被点状元的素质。他们录取状元多凭自己的爱好和心情，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去衡量，或以貌取人，或以名字好而被看中，不少真才实学的人被排除在外。士子争名求禄的习性却也形成了社会的阴暗面。科场作弊现象司空见惯，如夹带、冒名顶替、买枪手、窃取或买试题等层出不穷。有钱的高中，没钱的名落孙山。可见状元的录取，并非全是秉公取才。从总体上看，状元的素质低的根本原因，要归结于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官场的腐败。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没落，有它的客观规律。科举制度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但它的弊端却是明显的，到了明清时期，它已经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1903年，由袁世凯领头的一批有识之士奏请皇帝废止这种制度，进士张之洞上`书："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进行了最后一届之后正式废除。从此状元、进士在历史博物馆中找到了应有的位置。

状元-历代状元之最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殿试大金榜局部 1.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是唐武德五年壬午科状元孙伏伽。

2.历代状元中，最为后世崇敬的民族英雄，是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 丙辰科状元文天祥。他以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被誉为“状元中的状元”。

3.历代状元中，对中国政治局势起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是清咸丰六年(1856 年) 丙辰科状元翁同龢。他一生两次为帝师，在晚清帝、后两党之争中为帝党首领。甲午中日战争后，积极支持康有为变法主张，并密荐之于光绪皇帝，最终促成“戊戌变法”，使当时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4.历代状元中，唯一由状元而成为皇帝的，是西夏天庆十年(1203年) 癸亥科状元李遵顼。他是夏宗室齐王李彦宗之子，于天庆十年(1203 年) 参加西夏科举考试，廷试得中第一，成为状元。袭封齐王，又擢升大都督府主。后于西夏皇建二年(1211 年) 发动宫廷政变，废夏襄宗自立，成为皇帝，是为夏神宗。

6.历代状元中，有据可考最早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的状元，是唐建中二年(781 年) 辛酉科状元崔元翰。他先后考中京兆府解头(解元) 、进士状头(状元) 、博学宏词科敕头、制科三等敕头。

7.历代状元中，唯一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是唐代开元初年武举高等(状元) 郭子仪。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同时，他也是历代武状元中军功最为显著者。

8.历代科举考试中, 考中“三元”人数最多的是北宋，共有孙何、王曾、宋广羊、杨真宀 、冯京、王岩叟等6人。

9.历代状元中，官至宰相(含相当宰相的官职，如内阁首辅、大学士等) 人数最多的是明朝，共有胡广、商辂等17 人。

10.历代状元中，诗、画成就最高的，是唐开元十九年(731 年) 辛未科状元王维。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杰出代表之一，其诗歌艺术被认为“自李(白) 杜(甫) 而下，当为第一”。其绘画被推为“南宗绘画之祖”，古代文人画亦自他而始。

11.历代状元中,词作成就最高的，是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 年)甲戌科状元张孝祥。其词追踪苏轼，气概凌云，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色彩，与张元干并称南宋初期词坛双璧，是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先行者。

12.历代状元中，书法成就最高的，是唐元和三年(808 年) 戊子科状元柳公权。他精于楷书，也擅长行草书，和唐代另一大书法家颜真卿并称“颜柳”，历史上还把他和唐代欧阳询、颜真卿、元代赵孟頫合称为我国“楷书四大家”。

13.历代状元中，史学成就最高的，是五代时后汉乾祐二年(949 年)己酉科状元王溥。他在唐代苏冕始创会要体的基础上，据苏冕所编唐九朝《会要》及杨绍复等续修之书，重加整理，撰成《唐会要》一百卷。后又据五代历朝实录撰成《五代会要》三十卷。不仅史料丰富翔实，而且正式建立了会要体分类编纂的体例方法，为后世所仿效。这一贡献被《四库提要》称为“厥功甚伟”。

14.历代状元中，著述最丰的，是明代正德六年(1511 年) 辛未科状元杨慎。他不仅工诗，而且能文、词和曲，并重视民间文学，是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著名学者。其平生著述达四百余种，虽多散佚，仍留存一百多种，现存诗作二千三百首左右，著述之丰，明时推为第一 。

15.历代状元中，植物学成就最高的，是清代嘉庆二十年(1817 年)丁丑科状元吴其睿。他一生历任多省巡抚，所至注意各地丰瘠与民生的关系，依据耳闻目睹，绘图列说，并辑录古籍中有关植物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二十二卷、《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是我国19 世纪一部重要的植物学专著。

16.历代状元中，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南宋绍熙四年 (1193 年) 癸丑科状元陈亮。他提倡注重事业功利有补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的命题, 和朱熹多次进行过义利、王霸关系的辩论。其学说独具体系，为永康学派的创始人。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

17.历代状元中，最嗜饮茶并对我国茶道研究作出贡献的是唐代元和九年(814 年) 甲午科状元张又新。他所撰《煎茶水记》一卷，评论各种泉水煎茶之优劣，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我国又一部重要的茶道研究著作。

18.历代状元中，唯一出使过东欧国家的外交使臣，是清同治七年(1868 年) 戊辰科状元洪钧。他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 奉命出使俄、德、荷、奥诸国，任外交使臣三年。他利用西方资料撰著的《元史译文证补》，开创了利用西方著作、资料研究元史的新纪元。

19.历代状元中,有据可考唯一被皇帝招为驸马的,是唐会昌二年(842 年) 壬戌科状元郑颢。他状元及第后七年,即大中三年(849 年) ,被宰相白敏中作为驸马人选推荐给唐宣宗,尚宣宗之女万寿公主。

20.历代状元中，唯一在刚刚及第后即被皇帝下令处死的，是明洪武三十年(1397 年) 丁丑科南榜(或称春榜) 状元陈安。因该科殿试录取的都是南方士人，遭到北方士人不满。明太祖朱元璋怀疑录取有私，大为震怒，竟下令将主考官及陈安等人一并处死。

21.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是太平天国癸丑三年(清咸丰三年癸丑,1853 年) 女科状元傅善祥。

22.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文字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状元的，是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 年) 癸巳女真进士科(又称策论进士) 状元徒单镒，为女真族人。他参加科举考试是用女真文字。

23.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 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他状元及第次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慈禧太后即下诏停止科举，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末科状元。

24.历代状元人数最多的是唐朝。自高祖武德五年(622 年) 壬午科，至哀帝天四年(907 年) 丁卯科，285 年间，科举考试几乎每年一次，约产生状元270 人。在《登科记考》、《玉芝堂谈荟》等古籍中有名可考者，有140 余人。

25.中国历史上，一届科举考试中由同一地区包揽前三名发生在明朝建文二年，来自江西吉安府的胡广、王艮和李贯包揽了一甲前三的状元、榜眼、探花。永乐二年则诞生了一个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科举奇迹：同样是来自江西吉安府的才子们包揽了此次科举考试前七名！

26.中国历史上，一朝之中产生状元人数最多的省，是清代的江苏省。从顺治四年(1647 年) 丁亥科武进籍状元吕宫，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 甲午科南通籍状元张謇，247 年间，共产生状元49 人。

27.中国历史上，一朝之中产生状元人数最多的府，是清代的苏州府，共有状元24 人。

28.中国历史上，一朝之中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状元人数最多的县，是南宋时期的永福县( 今福建永泰) 。自乾道二年(1166 年) 丙戌科，至乾道八年(1172 年)辰科，七年之间，连续产生萧国梁、郑侨、黄定3名状元。

29.历史上产生兄弟状元人数最多的朝代是唐朝，共有张式(兄) 、张正甫(弟) 等兄弟状元19 人。

30.历史上产生父子状元人数最多的朝代是北宋，共有张去华(父) 、张师德(子) 等父子状元6 人。

31.历代兄弟状元中，其及第时间相距最短的，是唐咸通十四年(873 年) 癸巳科状元孔纟熏(兄) 和唐乾符三年(876 年) 丙申科状元(弟)孔缄。兄弟二人状元及第的时间仅相隔三年。

32.历代父子状元中，其及第时间相距最短的，是北宋开宝二年(969 年) 已巳科状元安德裕(父) 和北宋开宝五年(972 年) 壬申科状元安守亮(子) 。父子二个状元及第的时间仅相隔三年。

32.历代状元中，最早开始从事实业活动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 甲午科状元张謇。他于及第后次年(1895 年) 即从事实业活动，先后办起数十个企业及大批社会事业，影响遍及全国，被誉为“中国之大教育家、大实业家”。

33.历代武状元中，唯一参加过两科考试，先中探花后又考中状元的, 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庚辰武科状元马全。马全初名为马王泉，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 曾参加一次武科进士考试，并在殿试中得中一甲三名(探花) 。后因在任职期间与同僚发生矛盾, 被削夺官职。为洗刷耻辱，他更名为全，决意再次夺取功名，终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在武科进士殿试中得。

34.历代状元中，最年轻的状元是唐高宗永徽七年（656年）登第的苏瑰和咸亨四年（673年）登第的郭元振，都是18岁。

35.历代状元中，有史可查的最年老的状元是唐代的尹枢，一直考到70多岁，才因一偶然机会毛遂自荐，成了状元。嘉庆年间，杭州人王严，以80高龄中试，但未及殿试就死了，不然的话他也许会打破尹枢的纪录。

状元-十大传奇状元

状元的试文 1、中国历史上唯一可考的驸马状元——郑颢

自古以来，民间就经常把驸马与状元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好像中了状元就可以做驸马。实际上中国历代可考的驸马状元只有郑颢一位。郑颢是唐会昌三年的状元。本来他早有婚约在身，中状元后打算迎娶卢家的千金。可是这位年轻英俊的状元被皇上看中了，非要将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他，郑颢偏偏不爱公主，非娶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卢家小姐。唐宣宗便让宰相白敏中说服他，白敏中费尽口舌，又多方威逼利诱，终于迫使他娶了万寿公主，婚后两人生活得并不幸福，后来郑颢多次弹劾白敏中，幸好唐宣宗自知理亏，替白敏中压下了弹劾的奏章。

2、脸皮最厚的状元——裴思谦

唐文宗时，宦官仇士良掌权，朝臣的生杀予夺，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裴思谦当时只是一个秀才，但他巴结权贵的功夫十分了得，很快便与仇士良打得火热。这一年，裴思谦心血来潮，想当个进士，便向仇讨了个帖子，去找当年的主考官高锴。高锴为官清正，将他轰了出去。裴思谦气愤之际，声称明年非状元不要。第二年，裴思谦又拿着仇士良的帖子来找主考官高锴，对他说：“仇大人有信，荐裴思谦为状元。”高锴早把裴思谦忘掉了，对他说：“状元已经有人了，状元以外的可以按仇大人的意思办。”裴思谦厚着脸皮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高锴知道这次再得罪仇士良不会有好果子吃，就说：“既然如此，我要见裴秀才。”裴说：“卑吏便是。”不得已，只好让他当了状元。自己去要功名，而且非要个状元，此君脸皮之厚，状元中无人可比。

3、相扑扑出的状元——王嗣宗

宋太祖赵匡胤坐天下的第16年，太祖亲临讲武殿举行殿试。

考生王嗣宗、陈识最先完卷，一同上呈，且二人的试卷均为上乘之作。谁为第一?太祖实在犯难。最后马上得天下的太祖让二人角力(即相扑)，胜者为状元。王嗣宗便与陈识在大殿上扑斗起来，结果陈识倒地，王嗣宗夺得了当年的状元。

4、最自信的状元——胡旦

宋太宗元年，有一书生到山东某县游览。

知县大人得知该书生颇有文采，便设宴款待。知县的公子很蔑视那书生，问其有何特长，书生说工诗。公子便让他诵读一首，书生诵了一首，最后一句是：“挑尽寒灯梦不成。”公子一听，大笑说：“此乃一瞌睡汉。”书生十分气愤。这书生便是吕蒙正，第二年，吕蒙正一举夺魁。他写信给那公子：“瞌睡汉如今中了状元啦。”公子看了他的信，冷笑一声：“待我明年及第，输你一筹。”第二年，新科状元正是这位公子——胡旦。综观科举史，有如此自信者，胡旦当数第一。

5、身份最高的状元——赵楷

宋徽宗的三儿子赵楷，偷偷地参加了重和元年的科举考试，由于他文采的确非凡，竟一路披靡，进入了殿试。

在殿试中发挥更是出色，夺得了头名状元。发榜后，赵楷将实情告诉了徽宗。徽宗高兴之余，怕天下士子说闲话，就把当年的第二名(榜眼)王昂提为状元。据传清朝康熙帝也曾偷偷参加科举，并获得第三名(探花)，但毕竟不是状元。所以赵楷便成了中国历史上身份最高的状元。

6、 最悲惨的状元——陈安

明太祖朱元璋年间，福建闽县人陈安于洪武三十年高中榜首，成为大明第六个状元。

巧的是，这次中进士的都是南方人。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榜一公布，北方士子不服。纷纷上告主考官偏袒同乡，贬斥北方士子。朱元璋大怒，命张信、陈安等12人复查。这时又有人举报张信、陈安有意将北方考生水平不高的试卷交皇上审阅，这本来莫须有的事，可是朱元璋震怒，将陈安革除功名，车裂而死。陈安仅仅做了不足20天的状元，便死于非命，下场极为悲惨。

状元及第匾 7、 最受人推崇的状元——康海

明孝宗时，28岁的康海进京参加会试，他发誓要夺得第一名，可惜的是，第一名还是被鲁铎夺去了，他仅仅得了第四名，康海不服气，对众人说：“会试时让了鲁铎，殿试时决不再让他人!”殿试时，康海果然发挥出色，一举夺魁。

其文章令主考官拍案叫绝。送皇上审阅时，孝宗也赞不绝口，声称：“我大明一百五十年来，无此佳作，此卷变今绝古!”遂朱批康海为状元。

当初会试时康海不服鲁铎的气，这次自然有人不服他的气，第二名孙清便是一个。他对众人说自己的文章比康海的强多了。待到他看到康海及第时的文章，叹服。跑到康海家里，对着他拜了半天，称自己甘愿为徒。皇上、首辅和同年的赞誉，使康海名扬天下，朝野景慕，争一睹其风采。能与康海家沾上点边的，都引以为自豪。康海的祖父曾在南京做过官，南京人便声称：“康状元乃南京风水所出。”康海的文章如此令人推崇，可惜的是，我们无法看到那篇变今绝古的奇文了。

8、富有传奇色彩的状元——史大成

史大成是清朝浙江所出的第一位状元。

当时浙江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浙江的状元在大清朝是“始于史，终于钟。”殿试时，他的试卷被主考官拟为第三，皇上御览时，十分推崇他的书法，说：“此人楷书工整，必定是个正人君子。”于是钦定他为状元。巧合的是，浙江所出的最后一个状元叫钟骏声，惊人地验证了“始于史，终于钟”的说法。

9、能吃的状元——李蟠

李蟠是康熙年间丁丑科的状元。

状元及第匾 他身材高大，特别能吃，加之思路、写字都很慢。所以在殿试时揣了36个馒头。意思是，今天无论如何，赖也要赖在考场里把文章写完，怕到时挨饿，所以要带足干粮。

果然，天黑了，考生们都交了卷，李蟠才刚刚开了个头，监考官过来催他交卷。他急得满头大汗，声泪俱下地央求主考官：“学生毕生之业，在此一举。请千万不要催逼，容我慢慢写完。”监考官见他可怜，就发给他几支蜡烛。这时他带的36个馒头早已吃完，又厚着脸皮要了几个馒头，挑灯夜战。一直写到深夜才交卷。康熙帝知道这件事后，不但不怪罪他，反而认为这是一位难得的苦学之士，竟破例让他当上了头名状元。与他同榜的探花作诗一首调戏李蟠：“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士科。仪容好绛勃，刀笔似萧何。木下还生子，虫边还出番。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自此，“饽饽状元”李蟠传遍士林。

10、最侥幸的状元——毕沅

毕沅中状元前是军机处的一个小官，在那年的4月25日夜，他与同僚储重光、童凤三人在军机处值班。

此三人都顺利通过了会试，准备参加于4月26日举行的殿试。储、童二人想回寓所准备明天的殿试，便对老实的毕沅说：“我俩书法好，有望夺魁。你书法不行，就别做非分之想了，替我俩代劳吧。”清朝殿试的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而毕沅的书法又的确不行，就答应了。当夜，陕甘总督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转到军机处，毕沅详加研读。没想到第二天殿试考时务策，题目正是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毕沅胸有成竹，挥笔立就。开榜结果，毕沅高中状元，储重光中了榜眼，童凤则列二甲第六。当储、童二人得知那晚的事后，无不嗟叹。

状元-历代状元榜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殿试小金榜局部
（长1.05米，高0.34米，满、汉文合壁，不押印） 隋代状元(进士）榜

张损之 孙伏伽 侯君素 杨 纂 房玄龄 温彦博 黄凤麟

唐代状元榜

孙伏伽   陈伯玉   杜　绾   李　琚 羊袭吉 常　衮 李　博 杨　凝 张正甫 陈　讽 班　肃 李顾行 韦　谌 裴　俅  李　余 李从实 狄慎思 莫宣卿 刘　蒙 赵　峻 许佑孙 归　黯 羊绍素 崔　詹 崔　液 宋守节 姚仲豫 严　迪 贾　至 杨　护 卢　庚 王　溆 王　储 牛锡庶 李　程 徐　晦 李固言 卢　储 李　合 陈　宽 崔　岘 顾　标 于　瓖 裴延鲁 归仁绍 郑合敬 陆　扆 崔　胶 卢文焕 李　超 弓嗣初 常无名 李　嶷 崔　曙 杨　誉 洪　源 张　式 魏弘简 卢　顼 郑巨源 武翊黄 尹　极 白敏中 韦　筹 郑　确 郑　颢 卢　深 颜　标 薛　迈 李　筠 孔　缄 郑贻矩 苏　检 裴　格 赵　蒙 郑　益 李　昂 虞　咸 王　阅 李巨卿 杨栖梧 杨　凭 崔元翰 尹　枢 李　随 王源中 张又新 郑　冠 宋　刓 李　肱 卢　肇 于　珪 崔　铏 孙龙光 郑昌图 孙　偓 李　瀚 赵观文 归　佾 杨仲昌 许　且 范崇凯 王正卿 刘　单 杨　儇 萧　遘 丁　泽 薛　展 贾　棱 封孟绅 柳公权 郑　澥 李　群 杜　陟 裴思谦 郑　言 张温琪 李　亿 韩　衮 孔　纁 郑　蔼 杨赞禹 崔　谔 归　系 吴师道 王　维 徐　征 赵　岳 杨　纮 齐　映 黎　逢 郑全济 苑　论 陈　权 韦　瓘 独孤樟 柳　璟 李　珪 崔　囗 易　重 李　郜 孔　纬 郑洪业 归仁泽 崔昭纬 崔昭矩 杨赞图 裴　说

五代十国状元榜

崔　邈　陈　逖　崔光表　王　彻　王归璞　黄仁颖　 郭　晙　王　朴 扈　载　简文会　梁　嵩　王克贞　
伍　乔　卢　华　寇　湘　王　溥    乐　史　邱　旭　 张　确　费黄裳　王崇古　卢　郢　杨　遂　邓　及 

宋代状元榜

杨　砺 张去华 马　适 苏德祥 李景阳 刘　察 李　肃 刘蒙叟 柴成务 安德裕 张　拱 刘　寅 安守亮 宋　准 王嗣宗 吕蒙正 胡　旦 苏易简 王世则 梁　颢 程　宿 陈尧叟 孙　何 孙　仅 孙　暨 陈尧咨 王　曾 李　迪 姚　晔 梁　固 张师德 徐　奭 张　观 蔡　齐 王　整 宋　庠 王尧臣 王拱辰 张唐卿 吕　溱 杨　寊 贾　黯 冯　京 郑　獬 章　衡 刘　辉 王俊民 许　将  彭汝砺  许安世  叶祖洽  余　中 徐　铎 时　彦 黄　裳 焦　蹈 李常宁 马　涓 毕　渐 何昌言 李　釜 霍端友 蔡　薿  贾安宅  莫　俦  王　昂  何　焕  沈　晦  李　易  张九成  汪应辰  黄公度  陈诚之 刘　章 王　佐 赵　逵 张孝祥  王十朋  梁克家 木待问  萧国梁  郑　侨  黄　定  詹　骙   姚　颖   黄　由   卫　泾   王　容  余　复 陈　亮 邹从龙 曾从龙  傅行简 毛自知 郑性之 赵建夫 袁　甫 吴　潜 刘　渭  蒋重珍  王会龙  黄　朴  徐元杰 吴叔告  周　坦  徐俨夫 留梦炎  张渊微 方逢辰 姚　勉 文天祥 周震炎 方山京 阮登炳 陈文龙 张镇孙 王龙泽 

辽代状元榜

高　举 高　正 郑云从 石用中 王熙载 吕德懋 王用极 张　俭 陈　鼎 杨又玄 初 锡 南承保 邢 祥 李可封 杨 佶 史克忠 刘二宜 高承颜 史 简 鲜于茂昭 张用行 孙 杰 张克恭 张仲举 张 渐 李 炯 张 昱 张 宥 张仁纪 刘 贞 刘师贞 冯 立 邢彭年 王 寔 王 棠 张孝杰 梁 援 王 鼎 张 臻 赵廷睦 刘 霄 刘 瓘 李君裕 张 毂 文 充 冠尊文 陈衡甫 康秉俭 马恭回 李 石 刘 祯 韩 昉 王 翚 李宝信 李 球 边贯道

西夏状元榜　　　　　

李遵顼

金代状元榜

刘 伪 许 必 胡 砺 赵 洞 石 琚 吕忠翰 杨建中 王彦潜 常大荣 郑子聃 任忠杰 孟宗献 徒单镒 张行简 王 泽 孙用康 杨云翼 张 檝 纳兰胡鲁剌 李俊民 李 演 张 本 李献能 斡勒业德 富珠哩察罕 王 鄂 卢 亚 李 塘 赵承元 郑时昌 武明甫 赵安时 赵安荣 刘 海 李 安 张继祖 刘文龙 元 堪 刘仲渊

元代状元榜

护都答儿 忽都达儿 普颜不花  霍希贤 泰不华 宋 本 捌 剌 张 益 阿察赤 李 黼 笃列图 王文烨 同 同 李 齐 拜 住 陈祖仁 张起岩 张士坚  阿鲁辉  帖木儿  王宗哲  朶烈图  文允中  薛朝晤  牛继志  侻 征  王宗嗣  买 住  魏元礼  宝 宝  杨 輗 张 栋 赫德溥化

明代状元榜

吴伯宗 林　震 李　旻 茅　瓒 翁正春 朱　善 曹　鼐 费　宏 沈　坤 朱之蕃 丁　显 周　旋 钱　福 秦鸣雷 赵秉忠 任亨泰 施　盘 毛　澄 李春芳 张以诚 皇　观 刘　俨 朱希周 唐汝楫 杨守勤 张　信 商　辂 伦文叙 陈　谨 黄士俊 彭　时 康　海 诸大绶 韩　敬 韩克忠 柯　潜 顾鼎臣 丁士美 周延儒 胡　广 孙　贤 吕　楠 申时行 钱士升 曾　棨 黎　淳 杨　慎 范应期 庄际昌 林　环 王一夔 唐　皋 罗万化 文震孟 萧时中 彭　教 舒　芬 张元忭 余　煌 马　铎 罗　伦 杨维聪 孙继皋 刘若宰 陈　循 张　升 姚　涞 沈懋学 陈于泰 李　骐 吴　宽 龚用卿 张懋修 刘理顺 增鹤龄 谢　迁 罗洪先 朱国祚 刘同升 邢　宽 曾　彦 林大钦 唐文献 魏藻德 马　愉 王　华 韩应龙 焦　竑 杨廷鉴

大西政权状元榜 　　

大西国，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农民起义推翻明朝统治。 明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覆灭，同年，张献忠于成都建立“大 西国”政权，年号大顺。大西国科举设文、武二科。仅存文状元龚济民、武状元张大受。其他情况不详。

清代状元榜

傅以渐 王式丹 毕　沅 林召棠 章　鋆 吕　宫 王云锦 王　杰 朱昌颐 孙如仅 刘子壮 赵熊诏 秦大成 李振钧 翁同龢 麻勒吉 王世琛 张书勋 吴锺骏 孙家鼐 邹忠倚 王敬铭 陈初哲 汪鸣相 锺骏声 图尔宸 徐陶璋 黄　轩 刘　绎 徐　郙 孙承恩 应　铨 金　榜 林鸿年 翁曾源 徐元文 邓锺岳 吴锡龄 钮福保 崇　绮 马世俊 于　振 戴衢亨 茹　棻 洪　钧 严我斯 陈德华 汪如洋 史致光 梁耀枢 缪　彤 彭启丰 李承霖 胡长龄 陆润庠 蔡启僔 周　澍 钱　棨 石韫玉 曹鸿勋 韩　菼 陈　倓 吴廷琛 潘世恩 王仁堪 彭定求 金德瑛 彭　浚 王以衔 黄思永 归允肃 于敏中 吴信中 赵文楷 陈　冕 蔡升元 庄有恭 洪　莹 姚文田 赵以炯 陆肯堂 金　甡 蒋立镛 顾　皋 张建勋 沈廷文 钱维城 龙汝言 龙启瑞 吴　鲁 戴有祺 梁国治 吴其浚 陈毓溎 刘福姚 胡任与 吴　鸿 陈　沆 萧锦忠 张　謇 李　蟠 秦大士 陈继昌 张之万 骆成骧 汪　绎 庄培因 蔡以台 陆增祥 夏同龢 戴兰芬 刘春霖 

太平天国状元榜

武立勋 傅善祥 杨朝福 吴容宽 刘闼忠 朱世杰 乔彦才 叶春元 刘盛培 范朴园 沈抡元 吴镇坤 汪顺祥 陆培英 徐首长

状元-漫话武状元

丞相状元坊 武状元就是在封建社会中，武科举考试的最高一级选拔出来的或者经皇帝认定的第一名，或者称为一甲一名武进士，这就是武状元。自古以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存在着文治武功。人们已经习惯于一方面“以文教佐天下”也就是叫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太平；另一方面“以武功戡祸乱”也就是保护国家安定、巩固国家政权。一文一武，相得益彰。

科举制，是在中国历代选拔官吏的制度中的颇具影响的一种，而武科举是科举制中冠以“武”事的一个特殊的门类。什么是“武”呢？就是与“文”相对，关于军事和技击的内容。自盘古开天辟地的上古历史时期“武”就业已存在，迄今为止它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远在人类神话的历史初期，天、地、人三皇治世，唐尧、虞舜、夏禹、殷商、姬周五帝为人君。在人皇氏时，混沌初分，“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不能不采用“穿地为陷”、“以石为兵(器)”、“削木以争”等各种自卫的方法，人类不能不与禽兽竞争以图生存。人皇氏依“山河星斗之像，沙虫猿鸟之形，据其部位、仿其动作而衍演成为拳脚技击。技击则以力为之主，智为之辅；以本身性灵，斗志角力，自然发挥。以四肢之运用，与禽兽抗衡。”由是推进而及于刀矛之属，以开后世“武”艺之风。人皇氏为中华“武”之鼻祖，亦称人祖。至于说到军事争战，首推众所周知的黄帝大战蚩尤于中原。轩辕黄帝自昆仑东下，其征伐之族众，固非武力不能平，否则，华族不能为东方大陆之主人。因此可以说，及黄帝造兵器、制舟车、以伐蚩尤，实为环境所不得已，亦华族自卫也。然而华族确有“武”之可能，当时，已经有了弓箭等兵器。譬如：史书上记载的轩辕黄帝有二位大臣即“夷牟”和“挥”，而“夷牟为矢(箭)”、“挥作弓”。原初之矢，掷之以徒手，原初之弩生于弓，而弓生于弹。“弹”就是古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所述的情况。羿说：“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注的。”于是，“令合弓矢而教之射。”此所以“平原易地、轻车突骑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也，长短相杂、游弩往来、就相薄也”。可以看得出我国五千年文化历史初期阶段，“武”事兴盛。如前所言，人皇治世，发明拳勇；伏羲之际，即创干戈；奚仲始制车，轩辕则造弓矢、建六师、习战阵、战中原、戮蚩尤。可谓“逐鹿中原、国运昌隆；威被遐荒，四夷内向”，“武”功卓著。这时期是文武合一，为官者“出则为将，入则为相”。《书经》中记载：“若乃文乃武，相与并论”。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备。”管子曰：“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武”就是这样慢慢地来到了人间，“武”之秀出于众者也由此脱颖而出。

科举制是中国创造的一项人事选拔制度，武科举则是中国在军事上选取武官的又一创举。不论“应运而生”的武科举随封建社会的需要而诞生，还是最后成为历史发展的桎梏而被废止，这其中上千年的历史也是值得人们研究、反思的。在我国古代，称考取武进士为“跳龙门”，李白曾说过：“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而通过殿试作为全国第一的武状元，则被世人叫做“独占鳌头”。

历史上有名的武状元有

郭子仪：历代状元中，唯一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是唐代开元初年武举高等(状元) 郭子仪。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同时，他也是历代武状元中军功最为显著者。

马全：历代武状元中，唯一参加过两科考试，先中探花后又考中状元的， 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庚辰武科状元马全。马全初名为马王泉，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 曾参加一次武科进士考试，并在殿试中得中一甲三名(探花) 。后因在任职期间与同僚发生矛盾， 被削夺官职。为洗刷耻辱，他更名为全，决意再次夺取功名，终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在武科进士殿试中得中状元。

许泰：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封爵、被皇帝收为义子、被赐国姓（朱）的武状元―明弘治十七年（1504）武状元许泰。

张三甲：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武状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武状元张三甲。

朱虎臣：中国科举史上年龄最小的武状元―宋绍兴年间的朱虎臣，皇帝赐他武状元时，年仅九岁。

李遵顼：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状元而当皇帝者―西夏元庆十年（1203）状元李遵顼。

郑冠：中国历史唯一先考取文状元又武举高第的人―唐朝长庆三年（823）文科状元、大和二年（828）“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登第者郑冠。

由于宋，金，明 ，清甚至大西国和太平天国都产生了武状元，人数众多，但姓名难考。

状元-末科状元与状元楼

状元及第匾 早年，天津河北天纬路附近，天津市乳胶厂后侧，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状元楼，这就是清代末科状元刘春霖于20世纪30年代兴建的寓所。如今，状元楼遗址犹存，但已失去旧观。

刘春霖(1872-1942)，字润琴，河北省肃宁县人，后曾迁居天津。他才思敏捷，青年时代，即以诗文和学识为士林所称道。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开考，刘春霖一举获取状元功名。他是天津封建文人中第一个中状元的人。此后，清政府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刘春霖当然就成为天津乃至全国最末一位状元了。

关于刘春霖中状元的由来，还有个传说：当甲辰会试时，本来谭延(曾任国民党政府主席)中试第一名，刘春霖的名次在第十七名，但在殿试时，谭反被取在刘后；另一位才子金梁(字息侯)的试卷也不错。但慈禧太后发现里面有“痛哭”的字样，当时正值慈禧七旬万寿大典，认为不吉利，结果金的试卷被掷之于地。而在刘春霖的殿试卷名字上点上一点朱红，于是刘列居榜首，大魁天下。

刘春霖清末曾历任翰林院修撰、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堂提调。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任大总统秘书、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直隶教育厅厅长等职。刘曾在保定经营书局业务，天津的直隶书局和群玉山房均为刘春霖所办。30年代，侨居我国的犹太富翁哈同，死于上海。哈同的丧礼，仿中国旧俗。主办其事者特恳人转请当时仅存的中国末科状元刘春霖为哈同撰写行状，并任点主官，为其点主。因此刘春霖成为上海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刘春霖居津时，是天津文坛的活跃人物。他与儒林好友章金梁、王守恂、赵元礼及城南诗社诸社友多有往还，每有诗酒之会，互相吟诗唱和。他还在天津当过一个闲散咨询机构的处长，即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常往返于京津之间。他为人讲志节，性情温善，不善攀附。有人曾劝他改变处事态度，他说他属笨拙的人，且表心迹曰：“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刘春霖工于书法，尤精楷书，字极俊丽。早年，曾出版《小字楷帖》，是在上海印行的四部佛经小楷。后又出版《朱灵臣传》、《洛神赋》、《兰亭序》三种。1915年，他将殿试文章，即四篇策论作品，用工笔小楷写就，出版了《殿试帖》，成为畅销书。他还写有几部经卷刊行。笔者曾藏有其工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拓本，字划遒劲，俊美绝伦，堪称刘氏小楷之代表，可惜“文革”中被毁。1921年《重建莲池公园碑记》，也出自刘之手笔，深得人们赞赏。1921年，他还撰文并书丹《刘公夫人鲍氏墓志铭》。刘公即刘宝山，哲嗣刘捷三为开滦矿务局工程师。故宫里有一面墙上刻有翁同騄、陆润庠、刘春霖三位状元的字，世称“三绝”。平日，登门求字者甚多。苏州名画家吴湖帆有收藏状元扇之癖，共搜罗到72把状元扇。为得到刘春霖的状元扇，他辗转托人，后经范烟桥出面，才求得刘春霖书扇。在天津，他也曾卖字。尝为北门里世华金店、估衣街西口联升斋鞋帽店题匾。东门里文庙对过冰窖胡同口曾有李善人家开的药店，两块匾均出自刘春霖之手。天津不少藏家手里留有刘的墨迹。笔者尝有刘春霖七言对一幅，上款为“杰甫仁兄雅正”，杰甫乃本人之外祖父。如今此联也已不知去向。刘晚年因患手颤症，凡有求书或请题名册者，不得不予以谢绝。

刘春霖颇富民族气节。他不仅保全了晚节，还常表达忧国之情。1934年，伪满政府郑孝胥特派人邀刘北上，并许以高官厚禄，被他拒绝。“七七”事变后，与他同科进士的王揖唐出任伪职，出面拉拢刘春霖，也遭到刘的严辞拒绝。

1939年天津发大水，刘春霖赴北京就医。1942年1月18日去世。23日，北京《实报》辟出专版对其生平作了详细报道。傅增湘为他撰写讣文和生前行状。许多知名人士送去挽联、挽词。至此，状元乃绝迹于中国。

状元-参考资料

1. 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古代史》，2003.
2.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高考总复习全解-历史》，2005.
3. 吴新武. 《科举源流及其文化视野》
4. 张亚群. 《科举学的文化视角》5. 王运涛. 《民族发展中科举的文化意义》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刘海峰
 科举已成历史，但科举又不仅仅是历史。科举对中国文化教育、社会习俗和心理思维的深刻烙印在现代社会还经常若隐若现。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念，乃至改革教育和考试制度，都不得不研究科举制的来龙去脉。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最终于1905年9月被正式废止，但在三年一循环的科举考试周期中，该年未有乡试或会试，因而此前一年举行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就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会试，随后于该年7月举行的殿试中录取的进士就成为1300年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因此也有学者以为中国科举制结束于1904年。在百年后的今天，很有必要对末科会试和殿试情况及其进士的特殊命运作一番回顾与反思。
    　　一、科举革废的前序
    通常我们所说的科举制，是指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的进士科以来的考试任官制度。在此之前已有一些考试选才的科目，但多是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贡举科目，真正被后世称之为“科举”的则是从隋代才兴起的进士科。发展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已定型为具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的国家“抡才大典”。[1](P3149)第一级为考秀才的童生试，第二级为考举人的乡试。第三级为会试，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贡院举行，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贡土，第一名称会元。第四级为殿试，殿试在会试发榜后的次月就举行，名义上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者是贡士，殿试没有淘汰，只是考出名次，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从唐代至清末，科举制对官僚政治、教育模式、文学风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进士在中国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三年大比》一文开头指出：“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2](P372-375)确实，在古代社会，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科举制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推广，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集权统治，并且在相当范围内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种考试选才制度，因此，当时一些学者也想当然地认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3](P69)但是，经历过鸦片战争的冲击和甲午战争的震动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的生存环境也起了重大的变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情况下，科举制不得不进行变革。虽然在戊戌变法中改革科举的努力未能成功，但却为后来科举制的革废发出了先声。
    进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愈加明显。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数月以来，凡百举措，无论属于自动力者，属于他动力者，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4](P287-289)经历过庚子事变的刺激之后，慈禧太后等统治者痛定思痛，下决心将戊戌变法时提出来的多项改革措施加以实施。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5](P1)废止八股文、采用与社会实际有关的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清末科举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动。随后有的西方人士便认为这“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完全的”。[6](P67-72)这些规定在清末最后两科考试中都得到了遵守，在1904年的会试与殿试中也体现出考试内容改革的精神。 在清末学堂与科举的矛盾互动中，当时的执政者多认为科举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起，于是考虑采梁启超早先提出的“合科举于学校”的办法，逐渐以学堂来取代科举，各级学堂毕业生获得不同的科名。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合上《奏请递减科举折》，认为：“其患深切著名，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因此提出“俟万寿恩科后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的办法。[7](P7-9)也就是将科场递减之科第名额，移作学堂取中之名额，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之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如此一来，学堂才可以兴盛，人才方有希望出现。这虽是一个渐进的计划，但已将废科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1904年初是清朝的多事之秋。一方面，日俄战争正酣，辽东大地不断有战事传来。另一方面，设立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专门机构“学部”或“文部”的呼声越来越大，废科举的声浪也日甚一日。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所奏《重定学堂章程折》连同《奏定学堂章程》一起公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实施的学制。与此同时公布的奏折还有他们三人所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在此奏折中，他们再次提出并拟定了递减科举的具体办法。而光绪皇帝的上谕也明确批准了他们的奏请：“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侯旨遵行。”[8](P1-6)也就是说，在1904年初，朝廷已正式批准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决定渐废科举。
    正是在这样一种彻底改革甚至废除科举的时代背景中，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迎来了甲辰恩科会试。
    　　二、末科会试与殿试
    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逢慈禧七旬万寿，为庆贺太后寿诞，将本是正科的会试和殿试改为恩科。虽然此科会试与殿试是在科举制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举行的，但当时人并不知道这将是1300年科举史上的末科会试。
    由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烧毁的顺天贡院还未修复，此科会试与1903年的会试一样，仍在开封举行。甲辰会试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裕德、吏部尚书张百熙、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右侍郎戴鸿慈。经历过戊戌变法的改革努力和庚子事变的触动，1902年以后的乡会试都已不再用八股文体，开始采用中外政治史论和具有现代性的考试题目。[9]与1903年的会试类似，1904年会试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五篇，题目为：“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10](P1002)此科会试的试题内容灵活多样，体现出命题官员注重现实、着眼改革的思想。[11]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都是关于当时内政外交的重要问题，如其中之一为有关设立近代学堂的策问：“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12](P161)这道策问题典型地反映了当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的时代背景。从当时考中者的试卷来看，都对教育问题相当熟悉，有的甚至能够借题发挥，在答卷中对中国教育状况提出批评和改进之建议。
    又如以下二题：“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13](P183-186)
还有二题是关于振兴农业和保护侨民的策问：“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中式试卷往往能联系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傅增浚的答卷便对当时中国的交通铁路受制于他国，侨民不受保护等状况忧心如焚，痛陈建议。[14](P257-267)考官评卷也与过去不同，注重考察应试者对新学的了解和运用。如对舒元璋墨卷，会试考官本房原推荐此卷的批语有：“西哲尝据重学以研究政治，盖天下大势，趋注于权，权所偏倚，即势所积重。……驰观域外，旁通别录，于教育关系、国际关系，言之切切，而一种磅礴之气，尤觉飞动纸上。”[15](P434)对章梫的推荐批语有：“第二场首篇，于国民教育之宜急，与大学专科实业学校不得不从缓之故，能抉其所以然，其论推广国民教育之普及及其课程学制，万缕千经，了如指掌，知作者热心教育，研求有素矣。以下四作，于古今中外情形，洞若观火，故所言皆切中情事，平实可行，非刺取浮词支撑门面者可比。”[15](P222)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出题范围虽然与过去一样，但因为不用八股文程式，所以各人的答卷较放得开。如舒元璋在第三题的答卷，一开头就说“间尝览五大洲之典籍，披环瀛之舆图”，力图出奇制胜。考官的批语则称赞说该卷“淹母古今，博通中外”。[16]考察末科会试的实际考试情况，确实说明科举制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
    会试于四月初十日（5月24日）放榜，共取中276名，会元为湖南茶陵人谭延闿。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后，科举考试时间固定为，三月会试，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因1904年会试地点在开封，恐中式贡士无法按时赶到北京，于是展期在五月二十一日举行殿试。该科殿试策题四道，也明显打上时代的烙印。如其中第一道策问中有这样的内容：“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第二道问汉唐以来兵制，并要求回答“能以今日情势证之欤？”第三道策题为中国古代理财问题，也问说“此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第四道则直接问教育、科举与名节问题：“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著，其道何之从？”[17]这些殿试策问题目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出谋划策。从流传下来的殿试卷看，多数答卷能符合要求，可见末科会试和殿试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官考试性质。
    殿试当天恰逢大雨，诸进士备尝辛苦。由于保和殿内光线不足，影响靠殿廷里侧的考生答策，幸午后放晴，所有人始得任意挥毫。商衍鎏回忆自己的殿试策“工楷圆满，无脱漏一字”。二十二日读卷大臣在文华殿公同阅卷，评阅完毕定好初步名次之后，依例前十名试卷进呈，由皇帝最后钦定名次。各科殿试进呈试卷，有依原先次序发下者，也有移动次序而发下的。甲辰科主考官最初进呈的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张启后第三、商衍鎏第四，光绪看了进呈殿试卷，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更好，第四卷比第三卷更好，于是将一、二卷名次对调，三、四卷对调，结果钦定名次变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张启后 关于最后一榜进士名次的确定，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是慈禧太后当时对广东人恨之入骨（因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广东人），加上她害死珍妃，心中有鬼，一见广东人朱汝珍的名字就厌恶，而当时正要为她做七十大寿，天又大旱，而刘春霖不仅名字具有吉祥意味，而且籍贯是直隶肃宁，渴望“肃靖安宁”是饱尝八国联军之苦后的慈禧的心愿，因此将刘春霖点为状元，将朱汝珍贬为第二。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言，因为确定前十本殿试卷名次的是光绪而非慈禧，加上按清朝科举定制，进呈的试卷仍然密封的，光绪皇帝也无法看到试卷作者的籍贯和姓名，要等到最后确定名次后才拆封。[18]而且，若慈禧看得到殿试卷姓名且那么讨厌朱汝珍的话，完全可能将其置于第10名而不会让其得个榜眼。因此所谓慈禧太后将状元刘春霖与榜眼朱汝珍名次对调的流行说法是以讹传讹。
    殿试之后，五月二十四日（7月7日）为小传胪的日子，即所有进士在乾清门外阶下听候唱榜的时间。二十五日（7月8日）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刊出殿试策题，并于“时事要闻”栏中刊出“鼎甲姓名探登”消息：“由内廷传出鼎甲姓名，亟录如下，但刻尚未出榜，俟榜发再为详登。状元刘春霖，直隶人；榜眼□□□，广东人；探花商衍鎏，广州驻防；传胪，张启后，安徽人。”[19]当时还未明确榜眼朱汝珍的名字，为了将此重要新闻及时发表，只好将其姓名空缺。次日（1904年7月9日），《大公报》才刊出完整的《甲辰恩科殿试题名全录》。此榜共有273名进士，当时不仅他们自己，而且谁都没有想到这竟是1 300年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三、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
    “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这是科举时代经常用来形容进士及第后命运骤然改变的一联诗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904年7月8日），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甲辰科大传胪典礼，一如既往，韶乐齐奏和鸣，鸣鞭响彻云霄。唱名之后，自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官和新科进士向光绪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礼部尚书将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云盘内，导以黄伞，鼓吹前行，由太和中门送至东长安门外彩棚张挂。状元、榜眼、探花随榜亭至东长安门内，顺天府尹于此处相迎，为他们进酒、簪花、披红，亲自送三人上马。由午门中道而出，用鼓乐、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导，出午门后转向东城北行至新街口，在顺天府尹衙门宴饮后，经地安门外，由西城出正阳门至南门，这便是骑马游金街。二十六日新科进士又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20](P14-16)
    尽管科举制已走到穷途末路，但清廷对科举礼仪仍非常重视。在殿试那天（7月4日）出版的《大公报》，还刊载了《礼部示谕》：“现奉到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嗣后新进士前三名于传胪前一日引见后，即赴该部演礼，鸿胪寺鸣赞官一并前往，带同演礼。钦此。为此出示晓渝，一甲三名进士，是日引见后，即赴本部演礼，勿得迟误。”[21]事前彩排是为了保证鼎甲游街能够按部就班，因此礼部才会出此晓谕。结果，该科殿试发榜后的各种庆祝典礼确实不折不扣，隆重而又热烈。发榜数日以后，所有新科进士还要再参加选拔翰林的朝考。考试结果，又是谭延闿排名第一，王庆麟、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等60人名列一等。[22]
    然而，1904年7月北京城内殿试发榜和状元游金街的喧天鼓乐却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绝响。在经历同样风光无限的金榜题名之后，接下来，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却不大相同了，有的进士可以说是命途多舛，电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可说是时势造英雄。作为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们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伴随着清末社会的转型，末科进士也面临着自身知识结构的转型。而促进他们转型的是培训进士的专门机构——进士馆。
    在设立进士馆之前，为使新进士能够更新知识结构，掌握与时代相适应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新学以适应社会的变化，清政府有意将新科进士送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肄业。张之洞曾说到设立进士馆的目的为：“欲使向业科举之士，增益普通学识，讲求法政、方言，以期皆能通时务而应世变。”[23](P28)从制度上设立进士馆是在1904年1月，在《奏定学堂章程》中便专门列有《进士馆章程》，该章程说明进士馆的立学总义为：“设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焉，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彻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每日讲堂功课四点钟，三年毕业。”[24](P44-45)由于清政府视“新进士为从政之初阶”，将他们当作未来政府的栋梁之材，因此着意加以培养造就。
进士馆实际上于1904年5月26日开馆，开馆之始将所有仕学馆学生迁入。虽然进士馆招收的第一批学员是以往数科的进士，但甲辰科进士是进士馆设立后发榜的唯一一科进士。1904年9月26日，政务处奏《更定进士馆章程》8条，对于1904年1月之进士馆章程作了补充修改，将新进士入学时分为内外两班，内班住馆肄业，外班到馆听讲，内外班学员考试毕业均一律办理。由于当翰林和中书职司的进士较清暇，故作为内班学员，而分在六部任职的进士则作为外班到馆听讲。然而，进士馆设立才一年多，1905年9月科举制便被废止了，以后不可能有后续学员，因此及早考虑进士馆的结束事宜和学员的出路。到1906年8月26日，清朝学部奏请所有甲辰科进士在内班的学员，均送入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补修科，其外班之部分学员有志留学者则分别选择送该大学速成科。学满毕业回京时一律考试，按照定章分别奖励。结果后来不少进士都曾赴日本游历留学，回国后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为所习法政学科及经义、史论等。[25]与朝考类似，从考试成绩来看，原先殿试名列前茅者往往在游学毕业考试中分数也较高，如1907年12月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考试，朱汝珍的成绩为80分，名列最优等第6名，商衍鎏得78.75分，名列优等第1名。[26]考试完毕之后，根据成绩分派各类政府职务。
    最后一榜进士多经历了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分道扬镳。有的飞黄腾达青史留名，有的沉迹下僚默默无闻。不过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尤为突出者，如沈钧儒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王庚在民国时曾任参、众院议议长，汤化龙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等。
    甲辰科进士在文化界出名者较多。状元刘春霖是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随许多同年先人进士馆，后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1907回国，历任咨政院议员、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监督等职。民国初年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1917年12月，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建立了伪政权，日伪企图借重刘春霖的高名，派人动员他出任北平市市长，被他严词拒绝。身处铁蹄之下，刘春霖坚贞不屈，始终不愿出来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保持了晚节，于1942年卒于北平。[27]刘春霖最出名的是他的书法，尤其是小楷在民国时期名重一时，留下精美的小楷字帖和大量的墨宝。最后一榜进士还有不少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痕迹，如在民国时期提倡尊孔读经、组织孔教会的陈焕章，民国初年“画坛领袖”、在诗文词曲方面颇有建树的姚华，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末科进士还对科举制本身作过研究与反思。末科榜眼朱汝珍也曾游学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曾任国史馆编修、实录馆纂修，民国时期所编《词林辑略》由中央刻经院印行，该书对清代翰林的科分、出身、字号、籍贯、简历、著作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而末科探花商衍鎏50年代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受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于1956年以83岁之高龄，写出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商衍鎏作为清末探花，该书的写作和出版受到特别的关注，该书也是此类著作中最详尽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商衍鎏的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该书虽然影响较小，但颇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面的著作。另外，末科进士贾景德根据自己参加科举的亲身体验，写出《秀才·举人·进士》一书，1946年在香港出版。废科举后出版的科第中人撰写的科举研究著作只有寥寥几部，而末科进士就占了4部，这也是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之一。1904年甲辰科考试是中国科举史的尾声，而朱汝珍、商衍鎏、贾景德等末科进士撰写科举研究著作，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上奏出了最后的乐章，也为科举制发出了隔世遗响，成为中国科举学史上特殊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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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科举趣闻

时间:2007-05-17 04:34:00


清朝科举趣闻

　　中国自古农业立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分工简单.那些家中略有盈余,俗称小地主的人多以当官为出路,图个封荫,好荣光耀祖. 读书,应试,入仕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三部曲. 士子们对科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家庭父兄也以此督责期望.戴均衡在<<桐乡书院四议>>中,记叙咸丰,同治间民风士习中说"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胶痒,乡里得而贱之. "习惯是可怕的,一个青年,20岁不中秀才进学,就会被社会舆论所轻视,遭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但在这压力重重的科考中,却出现了不少乐闻趣事,如今看来别有一番滋味.现我试举几件以做饭后茶资,供诸君娱乐.www.findart.com.cn

　　白发童生,寿星举人

　　黄章,广东顺德人,年近40才考中秀才,60岁补上廪生,83岁被选为贡生,100岁时参加乡试.从广东到北京应试,千里迢迢，一路由曾孙服侍照料.入考场时,黄章在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个字,曾孙在他前面引导.黄章以百岁高龄应乡试成了当时科场佳话,时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近三个世纪以后,面对如此"佳话",不知看官们做何感想?www.findart.com.cn

　　无独有偶,相谐成趣, 乾隆五十一年（1786）又一广东人谢启祚百岁时参加会试,比起黄章算是进了一级了.此人三妻二妾,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这个五世同堂的人瑞,不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如此高龄,仍披挂上阵,征战乡试.实在令人哭笑不得.照例,这等年龄参加乡试,应由该省巡抚呈报礼部请皇帝恩赐举人,但谢启祚坚决推拒,他说: "科名有定数,我老手尚健,岂知我不能为老儒生们扬眉吐气? "果然一举考中,启发了谢启祚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遂作老女出嫁诗一首:"行年九十八,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生血白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倘真以此高龄出嫁,恐怕新郎也只能如同清朝科举这般古板的人了.本次和谢启祚同科举人之中有一12岁少年,少年得志者与大器晚成者成了同榜年谊,监考的巡抚看到此景,颇多感慨,在鹿鸣宴上以诗纪事,有"老人南极天边见,童子春风座上来."之句,又被当时的科场传颂一时.诸君可猜想谢启祚在与十二岁少年同座时必定春风得意,但那少年如何看待这位年近百岁的老翁,就不得而知了. 次年,谢启祚以99岁高龄入京会试,朝廷授给国子监司业衔.过了三年谢又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并晋升为鸿胪寺卿衔,得到御制诗额的荣宠.谢启祚活到快120岁死去,他要算中国科举史上会试高龄纪录名列前茅者了.www.findart.com.cn

　　乾隆35年(1770)庚寅科乡试，当时年龄最小的是两名顺天生员，一个11岁，一个13岁.年龄最大的，一个是江西生员李伟，99岁，一个是广东生员张次叔，94岁，李炜第二年接着参加辛卯科会试，恰好年满百岁。道光6年(1826)丙戌科会试，广东三水举人陆云从,年104岁。三场考毕，不第，道光帝钦赐他国子监司业的官衔。他还是高龄秀才的最高纪录保持者,进学时整整100岁,103岁以举人入人京会试,清廷按例赐以国子监司业衔.道光20年(1840)庚子科乡试，湖南长沙县监生余会来，也是104岁，但没有考中，钦赐举人。乾隆四年（1739），广州科举考场上(广东似颇多高龄考生)，考官看到一位叫梁自适的考生后暗自吃惊，此翁年届百岁，但耳聪目明，才思敏捷，很快就交了卷，番禺人梁自适50岁时才中秀才，到了100岁还上考场。乾隆皇帝闻报后，下旨要地方官对这位全国最老的科举考生“格外加恩”，后来又颁旨称赞其“耄年好学”，特赐举人以示褒奖，赏银30两。www.findart.com.cn

　　字的祸与福

　　清代科举考试中，乡会试因为试卷须誉录,考官改卷时一般不注重书法．但到了殿试就极为重视，文字含糊不清还可以,要是触犯了忌讳，违背程式那就大大的不敬．这种风气是自道光以后才渐渐成型的．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御史王茂荫曾奏请重文不重字，因礼部不同意而作罢．

　　由于科举有了如此规定,士子们为了毕生荣辱,便不得不重视起书法来．于是,书法界中兴起了馆阁体，并独擅一时．光绪二十九年(1903),科举制度已成强弩之末,经袁世凯等人奏请,清庭已同意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但专尚书法之风依旧.当年状元山东王寿彭的馆阁体端正大方,不仅是其高中的原因之一,更是其得以参加会试的关键．光绪二十八年山东乡试时，主考官房师余际春看了王的卷子，毫无感觉，原拟不予推荐．但有人向余建言说，王虽文章平平，其馆阁体却是朝廷殿试最为欣赏，如果推荐，取中举人，阁下就可预收了一个翰林门生．于是，余际春把王寿彭的卷子荐上．果然，王寿彭洪福齐天,连试连捷,最终高中状元．www.findart.com.cn

　　清朝最后一科－－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的甲辰科，仍然重视书法．广东高要人陈重远，乃是康有为的弟子，少负才学，癸卯，甲辰连捷乡会试，得殿试对策.当时清廷实行新政，仕子兴畅论地方自治诸事，弼翌纵横，不落陈套，字体也不独遵馆阁体．陈自个估计要是遇上了主张变革的读卷官，名列鼎甲有望；如果是守旧大臣，则名列三甲之末．揭晓后果然居三甲后列．朝考时，他满以为会列为一等留馆做庶常，不料被抑置三等，授内阁中书．陈重远的遭遇是清朝科考倚重书法的结果．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陈重远后来由进士馆选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自己后来说,倘若不当中书而当知县，赴美留学是不可想象的．www.findart.com.cn

　　诸位不要以为书法大家若去参加科考便可以书法逐魁，马失前蹄，阴沟翻船之事也得见于史．光绪二年（１８７６）丙子科殿试，考生浙江人冯文蔚,书法景致,其美女簪花诗远近闻名，自己都在想我不当第一谁当第一．哪知半路杀出两个程咬金，山东人曹鸿勋，山西人王赓荣大卷字工夫坚切庄严，其馆阁体远在冯氏之上，结果，这科的状元为曹，榜眼为王，冯只能位居三甲末席－－探花！想到此老冯心有不平啊，真是时运不济，偏与吃馒头吃面的北方大汉同考，假如不遇到这北方两强，状元非他老冯莫属！www.findart.com.cn

　　科举考试本是朝廷的抡才大典，为国家选拔人才，补充官吏队伍.至清末几朝，沦为书法大赛,选出来的人中看不中用.清朝本楚楚可危,如今连能盘旋周转的人都找不到了,不早亡也算是福气．不过这当官的如果字写得漂亮了，出来混兴许还能别有收获．想当初江西副省长胡长青同志那个字就是漂亮，南昌街头何处不见其＂胡体”.当然了胡省长的字可不是白送的，明码标价，一字千金，真是当官捞钱两不误，日子过的滋润．却不知时过不久，老胡同志因经济问题锒铛入狱，结果是大街上又刮起了铲字风．老胡同志在狱中不知有何感想．．．．www.findart.com.cn

　　姓名的喜与忧

　　科举考试,不是一并地以才华取士,师生学统甚为重要,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无法预料和常人不知的因素,在此略举一二,应试者的姓名就是其中一点.

　　道光年间，安徽天长的戴长芬中了头名状元。他的金榜夺魁，全属机遇偶然。据说，那次殿试，原拟定的一甲第一名是江苏高邮的史求。最后呈皇上审批，道光皇帝一看史求此名，史求不就是“死囚”么，很不吉利，遂勾去不取。后看到二甲第九名时，心头顿时一阵狂喜，立即提笔点为头名状元。因为大清朝天长第九（天长地久），戴戴（代代）兰芬，真是大吉大利。可是不久之后，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何来天长地久代兰芬！光绪二十九年(1903) ,由于辛丑年光绪三十(1901)万寿的恩科和壬寅年(1902)正科会试没有举行,准备在这一年合并举行,同年还开了乡试.因为次年是慈禧的七十大寿,主持三试的官员都十分留意吉庆之兆.朝廷经过筛选,派出头两批去云贵两广主持乡试的考官,李哲明 ,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永昶,钱能训,骆成骧,将此八人名字联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果然大吉大利.这八个考官真得感谢父辈当年给自己取名有先天之见.外放考官尚且如此,录取的进士当然更不得马虎.于是当年殿试,便取一个名字中有"寿"字的状元,以示预祝慈禧寿诞,王寿彭录为状元,固然有因其写得一手好的馆阁体之故,但更因其名字念起来就象"万岁万岁万万岁".于是便点了他做金殿传胪第一声.为此,王寿彭写了一首打油诗解嘲：“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www.findart.com.cn

　　王寿彭因名得福,但是因名得害的也不乏他人.某年,有个贡士叫王国钧.本来名字是取得不错的,国钧,国家之重任,大概用的就是白居易<<赐樊著作>>中的"卒使不仁者,不得重国钧"之意.当年殿试,王国钧本名列前茅,无奈慈禧念了他的的姓名后,说: “好难听啊,这三个字跟“亡国君”相像,太不吉利了. ”因此王被仰置三甲,蹉跎终身.另有一人叫范鸣璚,咸丰二年(1852)殿试卷取在前十名，咸丰帝因其姓名读音近于＂万民穷＂，是不详之兆，只授以内阁中书.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历史上最后一届殿试时，姓名的好坏依旧起了决定作用.当时八位阅卷大臣拟定的金榜排名单为：一甲一名朱汝珍，二名刘春霖，三名商衍鎏……及第的名单递到慈禧手中，她就开始皱眉头了。第一名朱汝珍，“朱”姓与广东籍贯，让她联想起了太天天国的洪秀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及革命党人孙中山等。加上她害死珍妃，对“珍”字也敏感。再看第二名刘春霖，首先籍贯就好，“直隶隶宁”，当时天下大乱，正该“肃宁”一下，名字也吉利，当时正值大旱，谁不盼着下点“春霖”？另外，刘春霖书法不错，曾受人之托为慈禧抄过《金刚经》。于是慈禧便将刘春霖点为状元，朱汝珍只好屈居第二了。www.findart.com.cn

　　相貌的乐与悲

　　清代科举,有一模特专科,不试文章书法,专看相貌.（按清代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特设大挑一科, 可以参加名为“大挑”的选官程序 ，也就是对于考试老也考不上的“困难户”落实一下政策，给一个做官机会。）挑选的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同,面孔方长;田,面孔方短;贯是头身子直长;日,表示身体胖瘦高矮适中而有端直.符合这前四个字就可选中.身,表示身体歪斜不正;甲,头大身小;气,一肩高耸;由,头小身大.后四个字,沾上一个,就要落选.挑选的时候,二十人站一排,从中挑一等三人,二等九人.所余八人就是落选者,俗称“八仙”.承担此事的王公大臣照例先挑出不取的人,挑起一个叫"起去",就是“八仙”落选的信号.www.findart.com.cn

　　陕西米脂人高照煦,赴挑之前自认为长得体高脸方,五官端正,定是一等不差,亲友也多对其大加期许(关中大汉,自古就是一副好身板).凑巧的是,他到场被列入最末一班,该班仅余十三人，照例只能挑一等一人,他站在第十一位,王公大臣把他与第九位反复比较,再三衡量,结果给了他阁屈居第二.又有一年,山东有个举人也是个身躯魁伟的伟丈夫,竟然沦入八仙之例.此人义愤填膺,拦轿质问王公大臣: “大挑以什么为根据? ”熟知此事的大臣一听就知道又是一位不服落选者,回答说: “我挑命也.”该举子无言以对.此公实在想不开,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当官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得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相貌挑选完全是靠撞大运凭考官的个人印象分来决定.搞什么拦轿质问,倒不如泰然处之www.findart.com.cn

　　军机大臣阎敬铭,曾任户部尚书,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进士.中进士前,曾参加大挑,落入"八仙"之例.阎敬铭体貌属小字号, 身高又不满五尺（不到165厘米），两脸哪个都不像，而是像个枣核，眼一高一低,活形容实在猥琐异常，脱脱一个乡村老头.阎就挑时,刚跪下,某亲王既厉声喝到:"阎敬铭站起去!" 挑都不用挑了。阎敬铭“出去”之后，没有别的出路，只得继续报考下一科的会试。后来中了进士,胡林翼奏调阎总办东征粮台,疏中有“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雄万夫”一语,既针对大挑落选受辱经历而言的.www.findart.com.cn

　　阎敬铭以体貌猥琐被摈于挑场,而另一个相貌极丑之人金孝廉却因丑入选.金某五官布局极不合理,观者都发笑不敢正视.此公一进挑场,某王首先挑选他为第一等.一时间其他王公大臣相顾错愕,那位王爷说: “不要惊讶,此人胆量可嘉! ”众人仍不解其意.该王解释: “此人面目如此,却敢于进入挑场.没有三国姜维的胆量,岂能达到这种地步,可见是块做官的材料！”(敢情这王爷是个三国迷)

　　大挑选官,是给会试落榜的举人另一条仕途出路.身高,长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天的遗传,并不是经过个人后天努力能达到的.个人的奋斗,不管怎样艰苦卓绝,也无法实现,不得不救助于天命.难怪那些听了"挑命"的回答,哑口无言,心服口服.www.findar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