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银行不应只是银行搬家

已有 59 次阅读 2010-12-15 18:51 |个人分类:南宁经济 |

　　临近岁末，村镇银行新建与开业大潮席卷大江南北。根据银监会有关统计数据，截至10月末，全国开业的村镇银行约230多家。除了向来高调的外资银行，通过更名改制、增资扩股完成财务重组的广大城商行、农商行，成为开办村镇银行方面名副其实的主力军。以正在IPO冲刺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为例，2010年4月便在江苏省张家港市跨省设立一家村镇银行，年内还规划在云南大理和四川大竹设立村镇银行。

　　一方是国有大行在村镇银行的“步履蹒跚”，另一方面却是外资银行与城商行大举进军的“雄心勃勃”。回顾当年，全国首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于2007年3月诞生之时，监管层曾冀望村镇银行能发挥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汤水效应”。按照银监会的规划，2009年～2011年全国计划设立村镇银行1027家，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开业村镇银行是214家，与千家村镇银行的目标相差甚远。

　　截至10月末，五大国有银行获准开业或筹建的村镇银行合计不足全国总数的7%，其比重与五大行在中国银行业体系之权重不可同日而语。在加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积极构建“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本应承担重要历史责任的国有银行反而三年多来一直小心翼翼，踟蹰不前。村镇银行对国有银行几成为面子上“过得去过不去”的问题。同时，从经济效益看，按照目前已开业村镇银行情况，一家注册资本2000万元的村镇银行，1～2年后每年可实现净利润300万元左右，即使规模达100家，每年也就能带来3亿元的利润。这对于年利润动辄成百上千亿元的国有银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国有银行总分行体制、部门本位主义盛行的管理文化之下，每设立一家“微小”的村镇银行都会带来繁琐的内部审批流程和跨部门协调等管理难题。即使村镇银行成立运营之后，这一管理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对国有银行而言，重要的不是村镇银行挣不挣钱、挣多少钱，而是村镇银行风险高不高，“出事”的可能性大不大。

　　时至今日，中国农村金融能否构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村镇银行能否良性经营发展，依然有赖于实践摸索。在此过程中，民间资本无疑最能担当此角色。毋庸置疑，部分民间资本之本意是欲借村镇银行博取声名。但绝大多数介入村镇银行的民间资本都是要盈利，投出去的真金白银至少不能亏本。这是民间资本具备作为农村金融探路者、先锋队的原动力。

　　然而，监管层显然对民间资本依然持审慎态度。按照规定，村镇银行必须找到一家愿意持股20%以上的银行作为控股股东，且其他任何单个法人或自然人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理论上，这项主发起行制度并不必然导致“一股独大”的局面，银行20%的持股比例并不能保证在股东会或董事会表决中处于绝对控制地位。但反观目前已成立的村镇银行，基于可能会承担无限责任、其他股东欠缺银行经营管理经验等因素，几乎所有的银行都选择了绝对控股甚至是全资持股村镇银行的方式。在这种股权结构下，村镇银行的董事长、董事、行长、监事等主要人员几乎全部由银行派出或提名，村镇银行的“三会一层”完全表达的是银行意志，民间资本能做的只是“提提意见”和“坐等”分红。

　　目前民间资本真正可以一试身手的还是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首先推出的完全由民间资本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虽然小额贷款公司“只能贷不能存”，但由于民间资本可以做主，因此发展迅速。同时，为了加快村镇银行设立步伐，也缓解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无钱可贷”的局面，银监会2009年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转制为村镇银行。然而转制的过程必须满足村镇银行股权的有关规定。这无异于在民间资本苦干3年后，要想将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就得将控股权拱手“让贤”，请一家银行来做转制后村镇银行的控股股东。

　　由是观之，为解决农村地区长期“金融抑制”而推出的村镇银行，不应也不能成为现有城市银行网点的简单复制。各方需要树立全新的思维模式，共同搭建起一套不同于传统的制度和机制，通过促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达到“百花怒放”的结果。

　　而这种效果的达成，应该考虑几方面问题：一是村镇银行控股的最高比例应有所调整，允许民间资本相对控股以尽可能地激发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二是丰富村镇银行资金来源。监管部门应及时解决村镇银行加入人行大小额支付和征信系统、加入银联系统、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发行金融债券、获得支农再贷款、村镇银行存款保险等问题，使之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三是完善村镇银行流动性管理，确保在村镇银行出现暂行流动性问题时，一方面能获得主发起行的流动性支持，一方面可以向当地人行申请动用存款准备金或争取其他资金支持。

　　在制度和机制的双重激励下，各路资本通过投资村镇银行闯荡农村金融市场的能量将被点燃和释放，村镇银行必将在农村广袤市场“星火燎原”。

　　作者系国有银行资深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