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乌龟浅水冬眠图:贵州文化长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4:16:10
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临行之际，给后主上了一道《出师表》，其中有“五月渡，深入不毛”之句。因为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流传很广，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云贵高原便被视为“不毛之地”。其实，这纯粹是一种误解，尽管当时的云贵远不如巴蜀富饶，但它却有过辉煌的过去，这里是人类起源的地方，在“石器时代”曾经大放光彩。不过，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渐渐衰落下来。古老的文明失落了，直到现代，人们才从考古的发掘中，重新找回那失落的文明。
一
谁也没有料到，在远离中国文化中心的云南和贵州，在莽苍深处，在“猿猱欲度愁攀缘”的崇山峻岭，曾经是远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地方，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关于人类的起源，尽管体质上还带有某些原始特征，但脑量接近了现代人，这便进入 了“智人”阶段，亦分早、晚两期，早期智人令人感到欣喜的是， 这些听起来有如“天方夜谭”的人类进化史，在云贵高原都留下许 多古老的遗物，能够较清楚地看到从“古猿”到“直立人”，从“直立 人”到“智人”，从“智人”到现代人的发展脉络。
大约在世纪，美国人类学家奥斯朋便提出一种 假说，认为人类应起源于亚洲的高原。他的假说并没有错，至少估 计到亚洲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估计到云贵高原有这种可能性。，路易斯在印度、巴基斯坦北部边界的西瓦立克山发现了 一具带有颗牙齿的上颚骨化石，命名为“腊玛古猿（”现统一称为古猿“西瓦古猿定为人科，可是被人武断地否定了，贵高原显得十分清楚，其间并无缺环。这使我们想起了贾兰波先生的《中国大陆上远古居民》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我国西南广大地区 根据已有的线索，位于人类起源的范围之内。”正如北京大学苏秉琦教授论断的一样“：有人提出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贵州处于云贵高原东部，这里是古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因而，古人类遗址的密集程度在国内是罕见的。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六盘水一市，就发现了六枝“桃花洞人”、水城硝灰洞的“水城人”和盘县“大洞人”。在普定的穿洞出土了两具人类头骨化石，除“穿洞人”而外，普定还有“白岩脚洞人”“。桐梓人”是在桐梓县城附近的岩灰洞发现的，在这个县的东南隅又发现了“马鞍山人”。偏在黔西南的安龙县，有“安龙观音洞人”和“安龙福洞人”。在兴义猫猫洞发现了“兴义人”，在长顺威远镇发现了“青龙洞人”，如此等等多天然的洞穴，这是古人类栖息的理想处所。在这里，石灰岩出露面积很广，石料随处可见，这又为发展石制工具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凡此种种，人类起源于云贵高原并获得发展，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
有了人，便开始有了人类的历史。尽管说，这是一个渺渺茫茫的时代，但它毕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必不可少的一段，而且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源头。按照习惯的说法，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即所谓“史前史”，而在这一漫长时期的种种文化现象，也就是所谓“史前文化”。贵州的“史前文化”，至少可以从距今 300 多万年说起，如果今后有新的发现，还可能提得更早。由此看来，说贵州文化“源远流长”，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套话，而是有根有据的历史事实，有大量“史前文化”遗迹可以佐证。只说“源远流长”似觉言犹未尽，因为这仅仅反映了它时间久远的一面，不能反映它丰富的文化内涵。
贵州的“史前文化”，曾经放化不甚显著，后期出现了骨器和角器；而新石器以磨制石器为其特征，工具种类增多而且分工明显，加工方法多样而且制作趋于细致，并出现了具有标志性的陶器。古人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留下许多遗迹，已知的古文化遗址多达数十处，已发掘的有多处，包括旧石器早期、中期、晚期的遗址及新石器时代遗址，而且其中有些具有典型意义。
在本世纪年代以前，人们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搜索历史文献，翻阅了浩繁的史书，好不容易找到几条关于牂牁、夜郎的史料，但仔细算来，不过是两三千年的历史。自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试掘了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发现了大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贵州的历史线索，突然向前延伸到了多万年，大致与“北京人”同一时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它打破了许多陈旧的观念，推翻了贵州自古是“不毛之地”的谬说，校正了被埋没和被歪曲的历史，揭开了贵州“史前文化”的帷幕，期文化遗址进行了比较之后，又特别指出，黔西观音洞石器，加工之细致和方法之多样，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正是这个原因，黔西观音洞，与山西西侯度、北京周口店鼎足而三，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三种文化类型。
年全国十大在“考古新发现”中，名列榜首的就是“盘县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这又是贵州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遗址。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全国为数不多，南方更是寥若晨星，而贵州却发现了三处：一处是桐梓岩灰洞，一处是水城硝灰洞，另一处就是盘县大洞。就其规模而言，盘县大洞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是极其罕见的，总面积超过平方米。
虽然它的发掘还在进行之中，但出土物显示的文化内涵已使人感到万分惊喜，既有人类化石，又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人工取火的遗迹。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宰剐动物的场所”并不过分，已出上目科，大抵的动物化石近万件，洞以锐棱砸击法为主，桐梓马鞍山以锤击法为主，普定穿洞的早期 以锤击为主而晚期以锐棱砸击法为主，威宁草海可能是另一种类型。这一时期的石器，样式多、型制稳定、加工细致，出现了大量骨 器和角器，火的使用愈加普遍。安龙观音洞可能是一支新秀，这个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逐步演进 的典型遗址，填补了贵州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空白，对于地层学、年代学、埋藏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整个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 人类的智力已有较大发展，体的原始特征完全消退，进入了质“现代人”的阶段。人们的婚姻越出了血缘集团，向外开放，并导致了氏族的产生，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进入了“氏族社会”，包括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农业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人类的经济由“掠夺自然”转变为“生产物品” 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定居。重要的是在这些遗址中，有了窑，有了石范、陶范，有了坩埚，这就意味着人类即将迈步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迎接人类文明的新曙光。
三 贵州的旧石器之所以令人瞩目，除了有许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的典型遗址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那就是“锐棱砸击法”。旧石器时代的标志物是“打制石器”，也就是说，制作石器的基本手段是“打击”，即应用力的冲击作用，先将石料打制成毛坯，然后仍以打击方法进行二次加工。根据考古学家们的研究，打制技术的发展经过几个阶梯。最为原始的是碰砧法和投击法，事实上是以石相击而使石料破裂，意向性不很明确，打击的结果也很难预料。往后进了一步，将石料放在地上，然后握着一块坚硬的石锤有目的地朝着某一方向打击，这便是所谓“锤击法”。再进一步，把要加工的石料放在一块石砧上，一手扶着，另一手紧握石锤猛击，使之两面受力的预期性增强，有意识地制造某种需要的工具，因而有可能在锤击法和砸击法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种打击方法大概是这样的：先在地面上置一石砧，然后以左手握住放在石砧上的石料，右手执石锤的侧缘，连续猛击石料。这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术，但在几万年、十几万年前，可堪称是“天才的创造”，因为，那时人类还相当幼稚，每一点微小的改进，都要经过若干万年的尝试，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成功，毫无疑问，锐棱砸击法不仅抛弃了原始的碰砧法与投击法，而且综合了锤击法与砸击法的优点，作了新的改进。当然，使用锐棱砸击法打制石器的并不局限于贵州，在西藏、四川、广西、广东、台湾以及菲律宾都使用这种打制方法。但是，迄今为止，那些地区的锐棱砸击石器，都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而贵州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有了。从时间上看，首先开创这种新技术的是“水城人”，其他地区的锐余件，从中选出件标本，经过仔细研究，分为石锤、石片、石核、石器等几类。对石锤、石片、石核和石器分析的结果表明，锐棱砸击法在这里已成为主要的加工手段，锤击法降居次要地位，砸击法很少使用，碰砧法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了。在国内，像这样广泛使用锐棱砸击法的遗址，到目前为止，应当说是独一无二的。又拿普定穿洞来说，在早期的文化层中，打片方法以锤击为主，偶尔使用砸击法，可是，到了晚期，锐棱砸击法上升到主要地位，锤击法已大为逊色，而通常的砸击法简直成了凤毛麟角。这里使用的石器打制工具，主要是锐棱砸击石锤，很少使用锤击石锤。 器多用锐棱砸击石片做成。安龙观音洞出土的石器、石核和石片， 也大体与兴义猫猫洞的出土物相似。以上事实说明，自旧石器时 代中期开始，打制石器的方法渐起变化，新发展起来的锐棱砸击法 逐渐成为石器制造的重要方法，形成了贵州旧石器的区域性特征。四
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就是骨器和角器的出现。 之所以把它当作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还不是因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在石料之外又增加了骨和角，而是因为骨器和角器的 制作在技术上有更高的要求。人所共知，骨和角质地坚硬而富有韧性，要将它们肢解并做成器物，比之打制石器要困难得多，需要经过切割、打磨、钻孔、雕琢等工序，这就牵涉一系列技术问题，包括工具和技能，所以，骨角器的制造，在那样的时代，可以说是一种“尖端技术”。还应该看到，骨角器的出现，使工具变得轻巧，它的 打磨技术便成了磨制石器的先导普定穿洞出土近千件骨角器，这是古人类留下的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在数量上超过其他地区总数的若干倍。不仅如此，就其类型和加工技术而言“，与西欧同期的骨角器相比（雕刻器除外），毫不逊色。”穿洞的骨器，大体有六大类型：第一类是骨铲，刃口有平直、倾斜、圆钝、尖状诸式，刃缘光洁；第二类是骨锥，通体磨光，锥尖有扁钝、圆尖和三棱等样式；第三类是骨叉，一端扁薄，叉尖锐利；第四类是骨针，针尖锐利，挖有小孔，精细胜过山顶洞骨针；第五类是骨棒，用厚骨片磨制而成，两端窄狭而中间宽；第六类是扁体骨器，通体刮磨，像是骨笄。在我国，旧石器时代的磨制骨器是极稀有的，除兴义猫猫洞而外，只有辽宁营口、宁夏灵武、湖南桂阳、四川资阳各出土一件骨锥，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出土了一枚骨针，可是，穿洞竟然出土了近百件磨制骨器，这在技术上是一件了件角铲，但在件角锥和不起的事情。角器虽然只有技术上件角铲，但在件角锥和不起的事情。角器虽然只有技术上也显得高明，磨得均匀、平整。从数量上看，兴义猫猫洞当然无法与普定穿洞相比拟，它只出土了件骨器和件角器，可是，如果我们要考察原始骨角工艺的时候，就非得把猫猫洞放在重要位置上。在这里出件骨锥土的件骨刀都是磨制的，而洞中又有大量碎骨，可知打制骨和器与磨制骨器是同时并存的。本来，骨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之物，但
锐尖骨锥、扁尖骨锥、钝尖骨锥和斜尖骨锥四种型制同时出现，在国内其他遗址中是未曾见过的。单就锐尖骨锥而言，虽与辽宁营口和宁夏灵武水洞沟出土的骨锥有些相像，但营口和灵武的出土物短而扁或者短而粗，不像猫猫洞的骨锥那样尖刃秀长而锋利，断面呈三棱形。看来，这种锐尖骨锥的制作，是先将骨片打成三棱形，然后修琢两侧，并把前端打击成窄小的锥尖刃，再将尖端刮削加工，最后磨制刃部。猫猫洞出土的角器都是用鹿角制成角铲，但加工方式并不一样，有件是单面加工的， 件为双面加工。尽管将鹿角加工成器物的事，在北京山顶洞、河南新蔡、甘肃环县刘家岔等遗址中均有发现，但将鹿角制成角铲却是首次发现。国外是有的，如乌克兰西部的莫罗多沃遗址中就出土过鹿角制成的铲，但只有单面加工，没有双面加工。猫猫洞骨角器制作之精，工艺的稳定和磨制技术的纯熟，在国内堪称一绝。 此外，在安龙观音洞也获得了几十件骨角器，按加工技术有打制、刮制和磨制三类，以磨制居多，其中有一件别致的标本，形状似鸟，头呈三角形，利用肋骨的自然曲度刮成鸟的腹部、背部和尾部，形象逼真，可视为原始艺术的珍品。桐梓马鞍山也发现一定数量的骨器，罕见的有骨镞和刻划纹骨棒。六枝桃花洞出土了一件骨质装饰品，仅穿一孔，未见打磨，这是贵州旧石器考古中的一件珍贵文物。
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贵州，像穿洞这样有千件骨角器的遗迹，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贵州文化溯源，已经不是什么五千年、七万千年、一万年的事 了，如果从“黔西观音洞文化”算起，贵州的“史前文化”，其丰富程度与典型意义，在国内是屈指可数的，特别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几乎可与北京地区和山西比肩。如果把云贵高原看成一个整体，把这个高原上的古人类与“西瓦古猿”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探寻人类起源的一条重要线索。贵州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从早期到晚期都很完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在南方是很典型的，这对探讨华南的“史前文化”、对南、北“史前文 化”的对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之所以要专门提出“锐棱 砸击法”，不仅是因为它是贵州突出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有密切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既是贵州的，又是中国的，同时又是大陆与台湾、中国与东南亚的一条文化纽带。在贵州尚未发掘普定穿洞和兴义猫猫洞文化遗址以前，外国人都以为中国是骨角器稀少的国家，然而这种错误的观点终于被贵州的发现推翻了，它完全可以和欧洲的骨角器相媲美。 然而，旧石器的辉煌过去之后，新石器时代的光辉似乎黯淡下来。 贵州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虽然不少，遗址也有好几个，但与其他 地区相比，就显得有些逊色。在黄河流域，有著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及“马在长江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流域，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流域，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在东南沿海，有“昙石山文化”“、石峡文化”和台湾的“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在内蒙古有“红山文化”，在东北有新乐文化”和“昂昂溪文化”。而贵州，至今没有发现这样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不仅与其他地区无法相比，而且与旧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址完全不相称，仿佛是从陡坡上滑了下来，突然间衰落了。 对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人们感到困惑不解，于是提出许多假
说。有人假定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迁走了，但这种回答立即遭到事实的反驳，因为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毕竟还留下不少遗物和遗址。若是认为新石器时代距今较近，人为的干扰太多，遗址多被破坏，但是，如果这种说法站得住脚的话，那么，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遗址为何又保存得那么多，那么完好呢？有一个问题倒是应当注意的，贵如安龙观音洞、平坝飞虎山、广顺神仙洞、兴义张家洞、安龙菩萨洞等等。即便是这样，从现有材料来看，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贵州文化走向衰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认为它衰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仍与贵州的地理环境有关，说得明白一点，旧石器时代的兴盛是由地理环境造成，但时过境迁，到了新石器时代，同样的地理环境又限制了它的发展。原因何在呢？因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农业成了人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而贵州处在崇山峻岭之中，平地少而山地多，田高水低又不便于灌溉，高山的阻隔限制着人们的交往，远不如土地平旷而又有灌溉之利的黄河流域，也不如水乡泽国的长江中下游，而且和邻近的四川、湖广都很难相比，因此差距日益增大，以致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这种推断是否有理，还有待于考古发掘去作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