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成都最吓人的鬼屋:何健、王家烈、龙云、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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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键-----国民党陆军上将、湖南省政府主席
王家烈----贵州王
龙云----云南王、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卢汉----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龙云的表弟、抗日爱国名将
何 键
何键（1887—1956）,国民党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湖南省政府主席。
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1887年3月生于醴陵县茶山岭乡。1906年考入长沙岳麓山崇古学堂，三年后改入湖南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相继入湖南将校养成所、武昌第3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学习，1916年毕业后任湘军暂编第1师第1旅排长。1918年3月回醴陵收缴溃兵散枪，组织游击队，参与对张敬尧北军的作战，被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任为游击队司令员。1919年夏湘军内讧，谭延闿继任湘军总司令，第1师第1旅第3团团长唐生智将其所率领的部队改编为骑兵营，他任营长，后来升任骑兵团团长、第9旅旅长。1926年7月，随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8军第1师师长，并加入中国国民党。攻克武汉后，升任第35军军长。1927年4月率部继续北伐，进军河南。
他仇视农民运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在汉口开会密谋策划两湖反共军事政变，指使部下余湘三串通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27年宁汉战争中，第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2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任命他为江左军总指挥兼安徽省代理主席。11月，在唐生智因战事失利通电下野后，他分析形势，采取应变措施，为保存实力，率部撤踞湖南，任湘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1928年1月，南京政府西征军占领长沙，
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他拥蒋反桂，率部胁迫李宗仁、白崇禧下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湖南编遣特派员、湖南省政府主席、讨逆军第4路军总指挥。1930年1月，率部入桂讨伐湘桂联军。5月，中原大战爆发，联军攻克湖南，他退守岳阳、常德，援湘粤军入湖南，又督师反攻。
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就是
红军北上后，被迫辞去第4路军总指挥职务，所部全调江、浙，军事实力被剥夺。1937年11月底任国民政府内务部长。1939年春任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辞职，往南岳休养。
1949年春迁居香港。次年夏到台湾，被聘为台湾当局“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4月在台北病逝，终年69岁。
何键列传
何键(1887-1956)，号云泉，后改号芸樵，国民党陆军上将。
何键幼年时，在家乡读私塾。1903年，入县立朱子祠小学读书。次年，就读于县立渌江中学。1906年，中学未毕业的何键考入长沙岳麓山王先谦所主办的崇古学堂，读了3年，改入湖南公立政法学堂学习。王先谦是清末湖南顽固反动派的典型人物。何键的一生，与他的老师的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后，何键在湖南民政司警务科做过办事员，不久就弃职进入湖南将校养成所学习。该所停办后，转南京入伍生队入伍。以后又被分配到湖北陆军第3中学学习。在该校学习期间，何键对当时各种课程和考试非常厌烦。有一次，考《几何学》，他看着考卷，心情不佳，勉强做完了试题。随即在卷子的空白处写了“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大富贵耶?”
阅卷教师后来当着众学员的面说：“何键，你在《几何学》考卷上写了许多‘几何’，这个几何，那个几何，真是叫人开心得很呢！”从此，何键强烈的追逐功名之心逐步为大家所认识，而他的考题答卷成为大家常常谈起的笑料。1916年，何键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3期步科。
何键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湖南陆军暂编第1师第1旅见习。这时，何键已满29岁。师长赵恒惕认为他已不适宜当下级干部，不想接受。恰好旅长宋鹤庚在座，看到何体格魁梧，建议录用，赵恒惕即面派何到林修梅部见习。不久，任少尉排长。
1918年3月，北洋军阀张敬尧进攻湖南，湘桂联军被击败。何键在战斗中丢失了枪支，逃到长沙后，经过钻营活动，得到赵恒惕一纸手令，往湘东收集溃兵散枪。当时正值“南北战争”，民间散枪很多，后又值北军张怀芝部沿着萍株铁路纷纷向醴陵溃退。何键回到醴陵后，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联络旧友刘建绪、余湘三等，收集散兵游勇，组织游击队。
他的游击队活动在醴陵县西南险要山地，即株萍铁路南边，多次挫败了张敬尧部队的进剿，队伍迅速扩大。因此，这支武装引起了当时退驻在湖南的湘军总部的重视。
何键见自己的人马不少，就做起“旅长梦”来了。他在活动的范围内到处张贴起所谓“湖南独立旅旅长何键”的布告，并派人送呈文到湘军总部，夸大自己队伍的实力，请求编为独立旅。
1919年端午节前，湘军总部接受何、张所请，命令“浏醴游击队”开往郴县改编。何键、张国威率队离醴陵，经攸县、安仁、资兴前往郴县。这时湘军发生内讧，谭延闿和赵恒惕联合倒程(程潜)，程被迫下台。何、张的游击队留驻资兴待命。不久，程潜的老部下，第1师参谋长叶隆柯赶到资兴，办理改编事宜。何提出了浏醴游击队改编为旅，自任旅长的条件。本来这次改编是叶隆柯一手策划的，叶的目的是自任旅长。叶见何键提的条件太高了，觉得事情难办，回到总部后，请总部参谋李隆汉以同乡的关系，去何处疏通。李性情直爽，说何键不够旅长资格。何键听到此话很气愤，说：“亭长(刘邦)可以做皇帝，为什么我不能当旅长?”结果改编一事成为泡影。为了搞垮何键的游击队，谭延闿，赵恒惕等反程派，利用何与副司令张国威的矛盾，施行离间计。张国威本在组建“浏醴游击队司令部”时，队伍的实力就比何键大，反只当了个副司令，当然不服气。谭、赵的离间计一施，张便脱离何键节制，突然带走3个营，开往永兴太和墟陈家大屋驻扎，直接编入赵恒惕第1师第1旅第3团团长唐生智部下为骑兵营。何顿时失去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实力，感到势孤力弱，编旅不成，也只得接受收编，何任中校营长。1920年湖南军民驱逐张敬尧成功后，何部进驻常德、桃源等地。
不久，湘军内部又发生权力之争。赵恒惕赶走了谭延闿，接任湘军总司令、省长。为缓和内争，赵于1921年7月，命何键率骑兵由桃源开进湘鄂西，支援湖北驱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督军王占元，在长江南岸负责宜昌、沙市附近的警戒。之后，该营扩大为骑兵团。由于宋鹤庚和唐生智的保荐，何升任团长。1923年8月，谭延闿就任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职，入湘讨赵，爆发谭、赵战争。何随唐部参加赵的“护宪军”，击败了谭派蔡巨猷部。11月底，赵恒惕将部队扩编为四个正规师，又由于唐生智的保荐，何提升为第九旅旅长，率刘建绪、陶广、危宿钟三个团驻扎在湘南的汝城一带。1925年初，何旅集中在醴陵附近训练。秋后，第4师师长唐生智陪同赵恒惕等到该地检阅，赵对何键旅的整训情况大加赞许。
1926年春，唐生智、叶开鑫战争爆发。何奉唐命，担任宝庆(今邵阳)，永丰一带的防务。
1926年7月初，何键率师配合北伐军第7军及第8军其它师，向盘踞在衡山县石谭市、谷水的赵恒惕部发起攻击，击溃赵军。8日，刘建绪、陶广两个团先后占领了十里、石普、安堂、洞口，危宿钟团进占了谷水。北洋军郑鸿海退守双港口，欧阳庙、爪葫芦之线，何部和郑部激战一夜，郑部向湘乡方向撤退。当友军刘兴师、钟祖培旅(7军)击败岭塘，丁家坳的赵恒惕部，周斓、李品仙两师迫近涟水岸时，何键当机立断，急向谭市、湘乡方向侧击，配合周斓师渡过涟水，击败郑部，攻下湘乡、湘潭。9日，叶开鑫逃出长沙，往平江方向溃退。何键部自宁乡道林向长沙攻击前进。11日，何师击破岳麓山一带的余敌，进到靖港，并肃清了桥头铺、乌山、谷山等处的溃敌，缴获枪支4000余。北伐军进入长沙后，直系军阀以大部分兵力退扼汨罗江北岸，企图反攻。13日，何键奉唐生智之命，挥师跟踪追击，占领汨罗江南岸的官田、荷夹塘、归义一带。余荫森、宋大霈、董政国等部凭江岸的山险，不断向何部猛烈攻击，都被何部打退。20日拂晓，何键命令危宿钟团由汨罗江北渡，发起攻击，命令刘建绪团从正面由荷夹塘渡河进攻；命令陶广团为右翼，从归义渡河进攻，该部密切协同友军一举突破直军阵地。这一仗，何键师俘虏了敌军旅长姜大有等，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直军受到重创以后，沿着湘鄂铁路退却，集中在破塘口、南津港、岳州(今岳阳)一带，妄图负隅顽抗。直军以破塘口、新墙河为第一防线，以南津港为第2防线，深沟高垒，以图拼死一战。直军的舰队出没于鹿角、芦林等处，经常扰乱何师的左翼。
第2天，何键命令一部分队伍镇守岳州、封锁湖口，自率主力进驻云溪，准备协同李品仙、刘兴两师肃清黄盖湖以南的残敌，为向武汉进击作准备。
这时，何键被任命为江左先遣纵队司令。他即率部西渡长江，急袭汉阳。命令夏斗寅师取道蒲圻，在嘉鱼佯作渡河的姿态，以牵制敌军；主力部队则集合在临湘，征集战船，准备在此渡江。27日，趁北风骤起、烟雾迷茫之机，何以一小部分兵力突然占领了河西的杨林山、螺山等要点，掩护主力部队顺利渡江。
吴佩孚及其嫡系部队退出武昌后，城内还有湖北督军兼第25师师长陈嘉谟和鄂军第8师师长刘玉春两部共2万多人困守。陈、刘凭城顽抗，拒不投降。蒋介石命令第4、7两军围攻，历经1个月，先后肉搏数十次，伤亡1万多人，都没有攻破。后来第7军调往江西战场，进攻武昌的任务改由第8军担任。何键部陶广旅(团已扩编为旅)布防纸厂、南湖一带。城内敌军的几次向陶旅阵地突击，都被打退。何键分析了当时战况，认为武昌城防坚固，易守难攻，而城困1月多，敌军粮食、弹药储存不多了，只宜采取围困的方法，让其内变，择机破城。于是，命令攻西门的陶广旅只围不攻。10月上旬，西门之敌守军大有厌战之意，向陶广旅输诚。
战后，蒋介石、唐生智都认为，“武汉会师为北伐成功之关键”，“而汉阳一役实为会师之关键”，是“北伐首功”。蒋介石连发两电嘉奖，说：“该江左先遣纵队指挥何键，默运间谋，建树伟绩”，“所有江左部队，并特犒赏洋二万元”。何键从此跻身于北伐名将之列。
1926年12月初，何出任鄂西指挥，他直接指挥围歼盘踞在鄂西一隅的吴佩孚的卢金山部2万余人。何键在江北部署了第2师主力出天门，另一部分攻击岳口，命令一师叶琪部及夏斗寅师由京山取道钟祥，攻当阳；在江南，则命令第9、10、20等军及第8军教导师由常德，宜都，松滋一带协助围攻，以防敌军南窜。何师前锋罗树甲团冲破多重防线，歼敌甚多；刘建绪，危宿钟两部占领沙坪；夏、叶两师占领钟祥，直逼荆门。敌军分向西北逃窜。何键即令刘建绪旅出建阳驿，直攻宜昌，令危宿钟攻荆沙，两路并进。敌军见可凭的险隘都失，宜昌难保，便全力猛攻当阳的叶琪师，企图向北突围。何键急令夏，刘等部增援，与散军在长坂坡激战，挫败了敌人，接着率叶师及刘、危各部进攻宜昌，不久，即占领了该城。于是，鄂西全掌握在北伐军手中。
1927年春，第2师扩编为第35军，何键升任军长，率部进军河南，与奉军作战。
1927年，发生了“宁汉纷争”，武汉国民政府组织东征，讨伐蒋介石。何键任江左军总指挥，率部沿长江东进，经安徽黄梅、宿松、桐城，进驻安庆、合肥一线。他此时还兼任了安徽省代理主席。
同年11月，桂系掌握的南京政府派李宗仁、程潜、朱培德等部“西征”，“围剿”唐生智的第4集团军。
唐生智兵败下野，何键开始了他施展纵横捭阖手腕的时期。这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何立即派他的驻沪代表王大桢(曾任35军参谋长)，向蒋介石致送厚礼并参加婚典。当唐生智兵败时，何键为保存实力，从安徽经湖北往湖南撤退。回湘后，何键就任了湘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这时，他的地位十分不稳固。湘西这个地方不仅处于西征军的虎口之下，而且他的第35军属于“逆军”之列，随时可能被打垮和被编散。1928年春，西征军的湘军将领程潜率部入湘。何键利用自己与程有旧属和同乡的关系，立即向程输诚，并得到了程的荫护；同时，利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关系，与武汉的其他桂系将领相勾结。第35军原副军长，时任第12军军长的叶琪是广西人，与何共事甚久，私交甚笃。叶与桂系重要将领夏威有姻谊关系，且叶的第12军原也属于第4集团军序列。叶与何键部同退居湘西，早就和桂系联系密切。何通过叶向李宗仁、白崇禧疏通，得到了李、白对退湘境的唐生智嫡系3个军保留建制、不予编遣的保证。何键、李品仙，刘兴3个军长联名通电，向桂系求和，表示服从命令，静候移师北伐。结果，何部不仅没有被编遣，而且因为首倡求和“有功”，保住了军长的宝座。35军留驻湖南，直接归程潜指挥。其他军则被调往参加“第2次北伐”。
程潜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和湖南清乡督办后，委任何键兼任清乡会办，负实际工作的责任。5月间，程潜在汉口被桂系扣押，何键进一步依靠桂系，急电武汉的李、白，表示绝对服从。
程潜被扣押后，谭延闿的嫡系将领，第2军军长兼18师师长鲁涤平被委任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继续当清乡会办兼省政府委员，掌握地方武装。鲁涤平感到大权旁落，因此，处心积虑地想把何赶出督办署。恰这时，湘赣边区红军力量日益壮大，对政府政权以极大的威胁。鲁涤平建议南京政府设立“湘赣会剿总指挥部”，“围剿”红军，并推荐何键代已为总指挥。何键接到任命后，以筹集军饷为名，拖延时间，思索对策。鲁涤平见此，则干脆把清乡督办公署撤销，另设立军务科，直接掌握地方武装，将清乡督办公署的全部人员移给 “会剿”总司令部。何键于11月到江西“围剿”红军。
同年
1929年元旦，何键亲赴萍乡，成立所谓“湘赣会剿总指挥部”，同时集中兵力，做好倒鲁涤平的准备。
何键上台后，在蒋、桂激烈的斗争中，并没有倒在桂系一方，而是脚踩两只船。3月初，他派王大桢、张慕先到南京见蒋介石和行政院长谭延闿，对蒋让他当省代理主席表示感谢之意，并申诉自己在湖南的困难，请谭对倒鲁一事予以谅解，并假惺惺地表示辞职。
当张慕先回到长沙后，将蒋介石的“不必言辞，希望他好好应付……”的话告诉了何键，何对张说：“目前局势紧迫，李、白远离武汉，已失重心，恐难敌蒋。我拟即电朱益之(朱培德)告以湖南不堪再罹战祸，愿意保境息民。如果他们定要武力解决桂系的话，请其顾念灾区，莫入湖南境内，看朱如何复电。请你再往南京见蒋一次。”并将一封亲笔信叫张慕先带给蒋介石。信中写道：“职献身党国，不敢自外，愿矢至诚，始终拥护。”张要何明确表示是诚意拥蒋，还是权宜之计。何说：“你尽可放心，不必过虑。”张慕先经上海、南京到九江，在黄州见到正在指挥作战的蒋介石。蒋看完信后问：“芸樵确有把握吗?”张答：“何主席是决心拥护中央的。如果总司令有顾虑的话，慕先请暂留此间(当人质)，以待事实证明。不过他的部队的给养很困难，地方不易筹集，请求中央设法接济。”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并要张“赶快回湘”。蒋当即亲笔写了个手令；“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4路军总指挥，并拨发给养70万元。”但是，何并没有通电就任第4路军总指挥的职务，直到蒋介石讨伐桂军战事节节胜利，胜败已成定局，才于4月发出“支电”就职。
蒋介石打败桂系后，到达汉口。
9月底，何部又参加围堵反蒋入湘回桂的张发奎部的战事。双方在石门，武冈、宝庆等地激战，伤亡惨重。
1929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配合北方阎锡山、冯玉祥的军事活动，以周斓、唐生明部为前驱，率众3万，由龙虎关、黄沙河、东安等地进攻湖南，拟威胁蒋介石的腹地武汉。何键部在桂军的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
桂军入湘后，援湘之粤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敬扬三个师9日已进逼到衡山、醴陵，直接威胁到桂军的后方。何键于11日自常德督军三路，反攻长沙。16日，何键部步步逼近长沙。李、白深知难守，就自动放弃了长沙。17日，何部危宿钟师侯鹏飞、田应棠两部从常德取道益阳，进驻长沙。18日，何键率省文武机关人员抵长沙。
8月底，红1方面军又进攻长沙。何键集中了10万以上的兵力抗拒。他将湘军的第15、16、19、31师和第5、第7独立旅，摆在长沙南郊的猴子石起经新开铺、石马铺、阿弥岭、杨家山、五里牌、湖踬（足责）渡直至北面的捞刀河口止的数十里的坚固防御工事里，作正面抗拒；让鄂军来湘增援的罗霖、公秉藩、钱大钧等师出平浏，抄红军的后路。何键的防御工事分三道：第一道为巨型鹿砦，第2道为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大电网，晚上灯光照耀如同白昼，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扫来扫去。当红军进至城郊时，何键带领预备师上了岳麓山，城里留下六个团，布防于小吴门、南门、浏阳门一带。他们害怕红军迅速进城，把老百姓的门板、桌凳等家什都搬到街心作障碍物。何键听说红军将用火牛阵冲击时，便调集全城消防队的水龙头用于灭火，以阻挡红军前进。这样，何键凭藉有利的地形、雄厚的兵力和坚固工事顽固地坚守长沙，使红军围攻一个多月，没有达到“诱敌出城而歼灭之”和破城的目的而主动撤围。
这年10月，何键成立“平浏绥靖处”，任刘建绪为处长，率15、16、31师进攻苏区，并颁布了“十大杀令”，对苏区人民实行血腥屠杀。这年冬至1931年，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何键又纠集了湘鄂两省的部队对苏区进行反复扫荡。
1932年5月，何键调两个师到湘南，“围剿”由赣入湘的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主力部队。何亲至衡阳督师，同时组织所谓“湘粤赣会剿”，纠集三省部队4个师又3个旅向湘赣苏区进攻。
1933年夏，第五次“围剿”时，何键任西路军总司令。他率赣、粤，闽、湘、鄂省14个师另1个旅的部队，在萍乡设立行营。其进攻矛头指向湘鄂赣苏区和红16军、湘赣苏区和萧克的红6军团。他积极推行蒋介石的“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在湘北、湘东、湘南遍筑碉堡；修筑军用机场；设立湖南长途电话工程处，架设长途军用电话；设立湖南广播电台，加强反动宣传，修筑了湘赣、湘黔、湘桂、湘川公路，推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等，以利于“围剿”红军。
1934年1月，何键指挥西路军2纵队攻陷了湘鄂赣省机关所在地—万载县小源。
这样，他只好眼巴巴地望着红军第6军团与贺龙的红3军(后改为红2军团)会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何键被蒋介石委为“追剿军”总司令。他即率领所部及“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在粤军、桂军配合下，组成在粤汉铁路株(州)韶(关)路上的第3道封锁线。他派刘建绪、李觉师防守郴县，将在茶陵的王东原师调来增援，派陶广师尾追中央红军。当第3道封锁线被中央红军突破，红军向湘江进发时，何键急调薛岳几个师尾追，命湘、桂部队向道县蒋家岭前进；同时调湘军一部，由零陵奔道县，企图配合薛岳部截红军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当红军占领道县，渡潇水向湘江前进时，蒋介石调集了40万大军在湘江300里长的地方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何键指挥薛岳的一个纵队和全部湘军主力集结于零陵、东安、全州一带，重兵扼守全州，和集结于兴安、灌阳以北的桂军成一个钳形阵地，企图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东岸。
1935年初，蒋介石委任何键为湘鄂川黔边区“剿总”军第1路军总司令，进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第2、6军团。他指派刘建绪到沅陵“督战”，从东面的醴陵经石门、大庸、永顺、保靖至龙山建立长蛇阵地；在右翼利用澧水下游为地障，于石门、慈利、大庸、石坪、鸡公坪、石田溪、永顺、龙山之线修筑碉堡，企图围困红军。可是，何键部署的“围剿”最终被红军击破。4月中旬的陈家河战役，红军进逼大庸、慈利，围攻何部的李觉师。何部章亮基师派出的增援李的一个团被红军在石堤歼灭，何键的“长蛇阵”被突破。5月，何部钟光仁师两个团在塔卧被歼。6月，何键部周燮卿旅在增援龙山时遭到伏击，被歼灭1000多人。11月，何键将4路军的第19师、16师、63师等部编为第4纵队，以李觉为纵队司令，追击由桑植、刘家坪、轿子垭出发长征的红军2、6军团。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拟委何键为东战场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负实际指挥作战之责。何键明白蒋的用心，于是巧妙地提出了一个使蒋难以接受的人事安排和兵力部署，军队扩编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何把蒋的嫡系部队配备到第一线正面，而把自己第4路军的主力作为第2线的预备兵团。蒋见此计划后，很气愤地抛到一边。不久，蒋介石决定调何为内政部长。何强装笑脸，对部下说：“委座委我为内政部长，这相当于前朝的尚书”。何到内政部后，就发起了组织孔学会，搬出在湘愚弄人民的那套读经尊孔的戏法，巴结孔祥熙、何应钦，妄图从这里开拓重理旧巢的蹊径。
1939年，何键的结发妻黄氏在九龙寓所病故。此时，汪精卫已成为民族叛逆，重庆政府中依然有些中上层官员偷偷离开重庆去投靠汪。何键获悉妻子死耗，急忙要求行政院长孔祥熙批准丧假一个月。当他和一名副官登上飞机快要起飞时，突然，特务头子戴笠坐小汽车赶来。戴命令飞机停飞，并亲上飞机查问何，有无蒋介石批准的假条？何键拿出孔祥熙批准的假条，戴却摇摇头，说：“这怎么能行?请你下去，候我请示委员长再说吧!”说完，便把何从飞机上拉了下来，随即又将何送回上清寺大溪别墅。戴笠当面交代：未经许可不得外出。实际上何被软禁起来了。后经孔祥熙出面斡旋，何键才恢复行动自由。是年春，蒋介石撤除了何的内政部长职，改调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何键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交集会，在待人接物上也显得“谦恭下士，虚心和善”了。
1940年秋初的一天，担任抚恤委员会办公厅厅副的吴健人(何的老部下)送文件给何批阅，在何的书案上偶然发现有四大本手写的《四书句解》，字迹挺秀，行列整齐，一看就知道是何键的手笔。卷首里夹着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拜读已毕，敬还
何键在吴健人的劝说之下，也曾看过赵超构所著的《延安一月》一书。看了之后，说，“看来政府是真正政府的，他们组织民众，唤起民众是扎扎实实的，毛泽东真有一套理论和办法。”何听到吴说孔孟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道和共产主义理想是完全一致的话后，认为他著的《八道衍义》、《大同与小康》与“共产社会之精神吻合”。他还接受过吴的建议，穿着上将军服，坐着小轿车到重庆七里岗新华书店买过20多本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以备阅读。当特务们侦悉他买书一事后，即向他提出了警告。何键被吓得心慌意乱，当天就打电话，把吴叫进城，把那天所买的书籍全部烧毁。从此以后，他对政治不闻不问，只是一心以修行坐道，求仙拜佛(何键信教早在被编入唐生智部时就开始了)消磨日子。
抗战胜利以后，何键因病辞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以后长期在衡山南岳休养。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沙，何键迁居香港。1950年夏去台湾，被聘为政府总统府国策顾问。
踌躇满志的的“追剿”军总司令何键
踌躇满志的何键走马就任“追剿”军总司令，他要凭湘江天险一战而置自己的老对头——朱毛红军于死地。
暖融融的冬日，静静地映照在红墙碧瓦的楼宇上，闪耀着熠熠的光泽。
“追剿”军总司令部大门外铺垫着猩红色的地毯，地毯上架设着临时搭建的主席台。
主席台两侧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旗，台正中的彩幕上张贴有“追剿军总司令就职典礼”几个隶书大字，主席台下的小广场上，聚集了国民党各路“围剿”军长和各路军参谋长及衡阳党、政、军各界高官。
此刻，军乐队正演奏着欢快的迎宾曲，应邀参加典礼的人们一个个喜气洋洋，兴高采烈地相互问候、道贺。
十时许，蒋介石特使刘文岛大使（时为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大使，受命后尚未出国，蒋介石派他到湖南监督）健步走上主席台，满脸笑容地大声宣布：“何总司令就职典礼现在开始！鸣炮、奏乐！”
话音甫落，“轰、轰、轰”三声礼炮，军乐队演奏起《黄埔军校校歌》，气氛庄严而隆重。
突然，天空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人们纷纷抬起头望向略呈蓝色的天空，只见十余架涂有国民党党徽的双翅膀战斗机，呼啸着从小广场上空掠过。
“啊，蒋委员长派来助战的飞机也来参加典礼了！”人们兴奋地交谈着，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四十七岁的何键一身戎装，雄赳赳地走上主席台，先举手庄重地向刘文岛大使行礼，然后神情肃穆地向台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台下立刻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刘文岛摆摆两手，示意全场安静下来：“现在我宣读蒋委员长命令：兹派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部及周浑元部，统归指挥。并率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希歼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台下再次爆发出如潮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掌声和欢呼声中，何键毕恭毕敬地从刘文岛手中接过委任状，再次行礼毕，正正军帽，威严的目光扫视全场一眼，会场顷刻鸦雀无声。
何键稍清清嗓子，大声宣誓道：“诸位，当此匪势穷蹙图窜之时，正我军人效命努力之机，何键谬膺重寄，誓矢有我无匪之决心，穷匪所至，不歼不止，愿诸袍泽，共鉴此言！”
“穷匪所至，不歼不止！”台下各路军官带头呼喊，顿时人头攒动，群情激昂，呼喊声响彻全场。
何键望着台下万众欢呼的盛况，消瘦的长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是啊，数载的戮力剿共，终于赢得了国人的认可。这次委任自己为“追剿”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三十万大军“围堵追剿共匪”，正好借此建功立业，扬名于万世。
何键沉浸在自慰自赏中。
其实，何键是
据
经过彻夜不眠的商榷，最后作出三项决定：一是由总部参谋长郭持平负责拟定“追剿”计划及命令，呈何键审定后，于十三日电令各路“追剿”大军；二是由参谋处处长郑兆熙负责将委任状在军中广为印发，以提高威信；三是由办公厅主任凌璋负责总司令部南移衡阳事宜，并通知各路“围剿”军长和各路军参谋长于十四日赶到衡阳迎接。
十三日下午，何键在长沙总司令部审阅了参谋长郭持平拟定的“追剿”计划书，并于当天向各路“追剿”军第一次颁发了“追剿”计划及命令：
……
第二，追剿方针。
本追剿军以彻底消灭窜匪之目的，决取捷径集中主力于黄沙河（桂属全县东北边境）、零陵、东安县间地区，期与桂、粤两军协力包围，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而聚歼之。为不使匪有机先逃窜之余裕，别以一部于桂阳、嘉禾、蓝山各县之线，尽力截堵，以迟滞其行动。
第三，指导要领。
（1）匪如在江华、道县之线稍事徘徊，我军可由宁远县之平田、道县之上埠港向南截击。
（2）匪之主力，若经寿佛圩、新桥、黄沙河向西窜时，预期可于黄沙河附近与匪遭遇，即以主力迫匪激战。
（3）匪之主力若进出永安关、龙虎关，向全县、兴安、灵川之线西窜时，以主力包围匪之左侧，可与桂军协力歼灭之。
但若匪之行动迅速，机先窜过漓水，未能实施上述之围剿时，拟以主力转移于新宁方面，觅匪侧击。为此，先派一部在该方面预行构筑工事碉堡，迟延匪之北窜，使我主力有移转之余裕。
这个指导要领基本上是按照蒋介石“湘江决战”的意图拟定的，何键将“追剿”军分成五路，做了两手打算，除在湘水以东围歼朱毛红军外，还预先在湘水以西地域布防，其目的就是倾尽全力防堵，绝不让朱毛红军窜入湘西。
何键心里十分清楚：跟朱毛红军打了多年，好不易才铲除毛泽东盘踞多年的江西老巢。这次朱毛红军倾巢西窜，其目的就是企图与流窜在湘西北的贺龙、萧克部会合，以再建根据地。若任其西窜，那么湘境内匪患将永无宁日。不若趁其窜逃湘南之机，调集各路大军，将其彻底剿灭，以永绝后患。
如今蒋介石委任自己为“追剿”军总司令，正是天从人愿，让我何键得以大展手脚。这次一定要好好谋划，一战而置朱毛红军于死地！
难的是要凭湘江天险聚歼朱毛红军，必须要桂系协助作战，而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素与蒋介石积怨颇深，为求自保，恐难尽心尽责防堵。尤其是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诡计多端，嘴上答应得好，往往背后又暗藏一手。因此，这次“围剿”的关键是如何策动桂军倾全力在湘江西岸防堵，截断朱毛红军西窜的去路。
要想策动桂军倾全力防堵，何键感到心底没数，缺少几分把握。
不过，“防共剿共”对桂军来说，也是共同的利害所在。若任朱毛红军窜入桂北，李、白二人也不好受。基于此，桂军也不得不防、不得不堵。
何键盘算多时，决定先走马上任再说。
十四日十一时许，何键在各路“围剿”军官的夹道欢迎中，踌躇满志地跨进了新设在衡阳的“追剿”军总司令部。
新官上任三把火。踌躇满志的何键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命令凌璋草拟就职电文，通电全国：
奉委员长蒋文酉行战一电开……遵于十一月寒日，在衡阳军次敬谨就职。窃自共匪盘踞赣南，经我委座亲临督剿，分路并进，已届最后成功之期。不谓迩来该匪自知在赣无可幸存，弃巢南窜，折而西窜。键负西路重责，节经秉承行营策言，率所部严密剿击。兹奉新命，誓当益矢有我无匪之决心，穷匪所至，不歼不止。所冀我长官袍泽，宏赐指教，我全国民众，多予协助，尤冀我友军严阵堵截，俾收夹击之效，而完一篑之功……
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追剿总司令
何键叩寒午衡印
何键的第二把火，当天下午立即就在司令部召集各路“围剿”大军军长和各路军参谋长召开军事会议。
在会上，“上方宝剑”在握的何键，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将湘水以东聚歼朱毛红军的计划具体落实到各路“追剿”军。
何键强调：共匪西窜，沿萧克旧径强渡湘江入桂黔的企图日趋明显，追剿军基于南昌行营之指示，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县迄灌县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以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县间，做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歼。
何键的第三把火，就是在十五日举办盛大的就职典礼仪式，大张旗鼓地宣誓就职，以此炫耀与共匪决一死战的决心，以赢得国人之心。
如今，一切都如何键所愿，春风得意的何键自然兴奋无比。
就职典礼一结束，何键除留下少数湘军中的心腹将领外，命令其他将领即刻返回军中，各就各位，按命令执行。
十五日下午，何键与湘军中的心腹将领们在司令部召开密会，具体商讨对策。
与会将领分别是：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官刘建绪、六十二师师长陶广、第十九师师长李觉、总部参谋长郭持平、办公厅主任凌璋等。
何键见诸将坐定，便将军帽脱下放置桌上，举手挠挠光秃秃的脑顶，开门见山地说：“诸位想必明白，此番蒋委员长特委任本职为追剿军总司令，理由有三：其一，共匪既经离巢西窜，蒋委员长不自来湘督剿，自然少不了一位统兵大员肩此重任，而本职原兼西路军总司令，以人、以时、以地，最为适当。”
何键习惯性地摸摸鼻下的两撇胡髭：“其二，蒋委员长素来与西南诸省疑忌颇深，尤其是桂系的白崇禧，本职介于两大之间，向持联络西南，拥护中央为帜志。数年来为使中央与西南不骤然发生破裂，本职斡旋此中，煞费辛苦，故委任本职，可使粤、桂当局免生疑虑。”
何键稍停顿片刻，端起桌前的茶杯喝口茶水润润喉：“其三，蒋委员长的用意，本职既与西南接近，唇齿相依，今日匪窜湘南，粤、桂两省军事当局必肯出兵援救，中央可以节省兵力，以安反侧。”
何键心悦意愉地继续说道：“本职亦正想借此机会，一举铲除数年来荼毒全省的‘红患’，重振湘军雄风，建垂名青史之功！”
何键话音刚落，陶广便急不可待地说道：“依卑职看来，此番特委任司令官为追剿军总司令，蒋委员长可谓是用心良苦！”
陶广与何键既是醴陵同乡又是同庚，素来是有话就讲的“炮筒子”。
何键不满地望了陶广一眼：“思安兄（陶广号），此话怎讲？”
陶广并不作理会，直言相告道：“首先，蒋委员长素来疑忌司令官与粤省的陈济棠、桂省的李宗仁、白崇禧向通声气，今恐打成一片，将来更难制服，所以先遣嫡系北路薛岳部，表面上是来湘协助，其实是暗中监视、察看湘、粤、桂的真实行动。不然的话，薛岳所部与共匪作平行线行进，为何不折一兵、不耗一弹，我看其目的是为保全实力，以待时机；其次，蒋委员长老谋深算，此番如果能将粤、桂两军之任何一军击败或消灭，必派中央军不分昼夜尾匪继进，收一箭双雕之妙算。到那时，唇亡齿寒，我军岂能独保！”
“思安兄言之有理！蒋委员长久欲完成统一大业，对粤桂觊觎已久，亡我之心不得不防！”李觉附和道。
何键听罢陶、李二人之言，挠挠秃脑，觉得有几分在理，转眼望向刘建绪：“恢先（刘建绪号）有何高见？”
正瞑目苦思的刘建绪忽听何键点将，忙睁开惺忪的眼扫视诸位一眼，不慌不忙地说道：“依卑职所见，陶、李二位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俗话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蒋委员长既委任司令官为“追剿”军总司令，为何还要派一个刘文岛大使来湘监督，其目的有二：一是疑湘省不尽力剿匪，二是虑桂省李宗仁、白崇禧不合作剿匪。第一点，刘大使来湘后见司令官积极部署，全省军民一体动员，疑团早已冰释；至于第二点嘛，卑职也看了白崇禧今日发来的贺电，略谓‘尊电计划，积极行动，令人气为之壮。即望早日以重兵集中黄沙河附近，与敝部切取联络，协力堵剿，不难于湘水上游将匪歼灭’等语，言辞极为恳切，司令官已将电文转呈刘大使，使其怀疑亦告瓦解。”
刘建绪稍停顿片刻，继而言道：“尽管蒋委员长久有觊觎西南之心，观其部署亦暗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意，但诸位不要忘了，自共党成立以来，红患不断，尤以我省闹得最凶。特别是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发动秋收暴乱以来，省境内几乎从无安宁之日，数载剿匪殆乎耗尽全省之兵力、财力。好不易将其老巢铲平，迫其西窜。俚语说痛打落水狗，如今正可趁朱毛流窜湘南之机将朱毛红军一举歼灭，以绝后患。更何况朱毛西窜，其目的是流窜到湘西与贺、萧二匪会合，若任其西窜湘西，则全省匪势益滔，永无宁日！”
刘建绪抬高声音说道：“因此，卑职认为，不管蒋委员长是何居心，中央军是否作壁上观，但为保境安民，湘江之役我军不得不打，而且我军必须竭尽全力而打，绝不能让朱毛红军窜入湘西。但要在湘江阻遏住朱毛红军，必须联络桂军协同作战，只要桂军倾力堵截，湘江就是朱毛红军的断魂之江！”
何键听毕，情不自禁地迭口赞好：“恢先所言极是。为确保我省利益，希望诸位上下同心，尽全力打好这一仗，绝不能让朱毛红军再窜入湘西！”
何键站起身来，走近张挂在正面墙上的态势图前：“诸位请看，这次湘江之战成败的关键就是如何控制住湘桂走廊上的军事要塞全州，只要控制住全州，就能控制住湘江上游的所有渡口。如今全州在白崇禧手里，他是轻易不会让中央军和我军踏入桂境的。”
“万一白崇禧为图自保，放弃全州，岂不是将朱毛引入湘西？”参谋长郭持平突然发问道。
何键闻言一怔，旋即说道：“白崇禧的贺电已表‘协力堵剿’之决心，他的目的就是不愿让中央军和友军借追剿之机进入广西，若放弃全州，岂不是自己敞开大门拱手迎客吗？因此全州他是志在必守的。但为防万一，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官刘建绪所部四个师必须尽快进驻黄沙河一线。若全州弃守，可即刻南下占领之。”
何键话锋一转，犀利的目光望向刘建绪：“恢先，还有一事有劳你辛苦一趟。白崇禧在贺电中言辞恳切地邀请本司令官到全州会晤，共商围堵大计。湘江决战，湘桂两省利害相同，为策动白崇禧尽力防堵，不得不去。我意请你代我明日赴全州，与白崇禧一晤，白崇禧老奸巨猾，算计精明，此行务必小心在意。只要促成白崇禧答应正面防守兴、全、灌三县湘江西岸，稍做让步，亦无不可。”
刘建绪立即站起，行了个军礼：“卑职绝不辱使命！”
望着心腹爱将们一个个领命而去，何键如释重负地长长嘘了口气，嘴里喃喃地念叨：“毛泽东啊毛泽东，这次定要你不死也得脱层皮！”
一想起自己的死对头，何键宛如骨鲠在喉，有苦难言。
何键于一八八七年生于湖南醴陵县西乡东冈何家屋，一九一四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一九一六年毕业回湘，在湘军总司令程潜手下当过“游击队司令”。后来他投靠唐生智，历任排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一九二六年，何键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二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次年二师扩编为第三十五军，升任军长。
一九二七年秋，爆发“桂唐之战”，桂系李宗仁出任“讨唐军总指挥”，唐生智败北，出走日本，何键改换门庭，投靠桂系。
一九二九年四月，何键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湖南省主席。
说起何键与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恩怨，可谓是老对手、死对头。
何键不仅挖过毛泽东的祖坟，杀害过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而且还亲任过“会剿”井冈山朱毛红军的总指挥。
数年前，毛泽东在湖南搞工运，组织各界工人大罢工，后来又组织农民运动，整个湖南闹得不可开交，令何键头痛不已。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何键指使部属许克祥于
“马日事变”时，毛泽东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但却“漏网”。
湘江
何键的幕僚萧某精研风水地理，他实地察看湘潭韶山冲毛泽东家的祖坟后，声称山川“妖气”环绕，将会“荼毒生灵”，数度向何键建议挖毛泽东的祖坟，“以免后患”。
何键于是下令湘潭县长王英兆负责挖坟之事，王英兆就派了保安团长罗夔率领一个分队到韶山冲执行命令。
不料消息泄露，毛泽东得悉后，立即连夜派人通知族人将祖坟铲平，并伪装一番。罗夔找不到墓穴，只好乱掘了几家不相干的毛姓古坟了事。
何键知道后，又改派保安司令部特务队队长龚澍率特务直接去挖坟，在月夜中挖出了毛泽东第十一世祖的坟墓，并将尸骨扔入湘江。
后来，毛泽东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朱德发动湘南暴动，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几乎闹翻了天，将湖南全省赤化，何键东剿西围，被弄得焦头烂额。
更让何键恼火的是，毛、朱、彭三支部队相继会师井冈山，占山为王，忽东进江西，忽西入湖南，声势越来越大，闹得益发不可收拾。
湘赣两省视朱毛红军为心腹大患，一九二九年元旦，湘赣“剿共”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宣告成立，何键任代总指挥，率六个旅十八个团分五路“会剿”井冈山。
当时，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只有七八百人，在与何键激战了半个月后，被迫撤离井冈山。何键趁机指挥部队对井冈山地区烧杀掳掠，进行疯狂的血洗。
一九三○年，何键指挥湘军与进攻长沙的朱毛红军作战。为报复红军的进攻，何键在全省实行“白色”恐怖，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人，并残忍地杀害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这年冬至一九三一年，何键又纠集湘赣两省的部队对红军进行反复扫荡。
一九三三年夏，何键被蒋介石委为赣、鄂、闽、湘、粤五省“围剿”联军西路军总司令，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会剿”、“围剿”，让何键费尽了心计，伤透了脑筋，朱毛红军成了何键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
死对头，硬对手，何键与共产党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如今，第二次担任“追剿”军总司令，而且“追剿”的是丢弃了老巢的疲惫之师，何键信心十足，他要一战而置朱毛红军于死地，彻底剜除心头的顽疾。
何键踌躇满志：这次只要桂系白崇禧答应防守湘江上游河段，我就能让朱毛红军全部葬身湘江！
此刻，何键的目光穿过时空，穿过田野山岭，望向全州上游的湘江，望见一张用重兵编织而成的天罗地网正撒向湘江两岸。
何键两撇八字胡须往上一翘，眉梢、眼角缀满了得意的笑丝。
曾杀害杨开慧 何键的人生及其最后归宿
何键在民国时期是督湘时间最长的一个湖南本省籍人士，自1929年至1937年，长达九年。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干这么久，就因为他完全与唐生智那种理想主义色彩相反，是个彻头彻尾见风使舵的人。他甚至连赵恒惕那种制定省宪法以自固的形式都不需要，而是只看谁的势力更大，就一头扎进其怀里，哪怕以前曾有仇恨，也能立刻笑脸相迎。可以说他在政治归属上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当然这其实是很多政坛人物的共同特点，也算不上什么不可饶恕的缺点。
何键，字芸樵，湖南醴陵人。他在民国时期督湘之人中间，是出身最卑微的。他父亲当过多年长工，后来小有积蓄，买了一点田产，可为了供何键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又把田给卖了。何键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回湘到赵恒惕任师长的湘军第一师当见习，接着升少尉排长。1917年段祺瑞派自己的内弟傅良佐任湖南督军，谭延闿被迫第二次下台，湘军在湘北被北洋军击败，退守湘南，何键此时脱离了部队，回到老家醴陵一带活动。
他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收集了不少溃兵手里的散枪，被当时的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任为“浏醴游击队”，后开赴湘南，被唐生智收编，何键当上了唐生智手下的营长。到赵恒惕开始主政湖南时，何键又得唐生智保举，当上了团长。之后他一直追随唐生智，不断得到提升，北伐开始后，唐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时的何键已经是第八军第一师的师长了。北伐军胜利挺进，第八军越战越壮大，不久就扩充到了六万多人，分编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何键任第三十五军军长，这时离他从保定军校毕业回湘当见习不过仅仅十个年头。
第三十五军驻汉阳的时候，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这其实是何键主使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湖南的农运声势极大，北伐军中许多军官的家庭都受到了冲击，军官们情绪很激烈，加上此时蒋介石早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事变，武汉方面上下争论也很激烈，使何键的立场迅速转向了右倾。但是他知道总司令唐生智是不同意分共的，不敢公开在武汉发动，于是趁唐离汉去河南前线之机，派人回湘运动，调许克祥团进长沙，迅速发动了事变。许部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校，杀害了不少左派分子。
唐生智被迫下野后，湘军大部被桂系吞并，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都是广西人，都成了桂系的干将，随白崇禧攻入北洋系的传统领地华北。只有何键的三十五军留守两湖地区，仍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猜疑。但何键是个很能保护自己的人，处处对桂系表现出恭顺，所以才能暂时保住自己的地位。当时湖南的省政府主席是程潜，何键负责清乡，也就是肃清农会及中共势力。可桂系对程潜督湘不放心，怕他跟自己不是一条心，断了桂系归路，于是趁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扣押了程潜，以鲁涤平继任湖南省主席。何键仍负责清乡，他大开杀戒不遗余力，而红军在湘赣两省的逐渐壮大，也造成了办理清乡的何键掌握了全省的地方武装，使鲁涤平对他疑忌日深。
而蒋介石很担心桂系进一步强大，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很想在桂系拉得很长的战线中间打进一个楔子，他看中的又是湖南。鲁涤平是谭延闿的老部下，虽由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任命，但蒋介石正好可通过谭延闿拉拢鲁涤平为己所用，大力补充鲁的部队军火装备，意图将受桂系控制的两广与他们刚打下的华北地区分割开来。桂系李、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急需在湖南找到一个能跟桂系站在一起的人来取代鲁涤平，这下子就看中了何键。
何键的第三十五军此时已被整编成了第六师，奉命准备开往湘赣边境，开始参加对红军的“会剿”。他借故北上，在武汉拜见了李宗仁，又到北京拜见了白崇禧，狠狠地告了鲁涤平一状。之后武汉政治分会在李、白的授意之下，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改组湖南省政府，指定何键为省主席。鲁涤平毫无思想准备，只好仓促离湘去了南京，结果原定会剿湘赣边境的几支部队也都各自撤退，打乱了老蒋的部署。老蒋大怒，但忌惮桂系势力强盛，只好承认既成事实，让何键暂代湖南省主席。
接着老蒋发动了倒桂战争，甚至将老对头唐生智都请出来，帮着瓦解桂系。唐生智用老蒋给的光洋和自己的威信收回了旧部第八军、第三十六军的指挥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接着参加老蒋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战。而桂系原来为了稳定后方选中的何键，此时也毫不犹豫地投向了老蒋的阵营，他派人面见老蒋，投书表示忠诚，表示愿为讨桂出力。老蒋当然求之不得，又给钱又给枪，还任命何键为“讨逆”第四军军长。
何键将在湖南的桂系部队统统缴了械，真正断了桂系的归路。之后何键倾湖南全省兵力，随广东的陈济棠、云南的龙云分三路攻入广西，与桂系打了个天昏地暗，直逼得白崇禧下野才作罢。可桂系也不是那么容易服输的，不久李宗仁联合张发奎，发动了对湖南的反攻，何键知道桂系是为了找老蒋报仇，自己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就想放桂系过境，保住自己的地盘拉倒。老蒋哪会让何键的小算盘得逞？忙调动广东、湖北两个方向的部队大举入湘，将桂军堵截在湖南境内，何键怕老蒋打败桂系之后，追究自己的纵敌之罪，只好拉开阵势与桂张联军真干起来。李宗仁和张发奎一度攻下长沙，出湘北进迫武汉，但终在老蒋的中央军、粤军、湘军的几路夹击之下，败退回广西。湖南再遭兵祸之后，何键已完全地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
何键从鲁涤平、程潜当省主席的阶段，就负责清乡，后来当上省主席之后，对清乡更是不遗余力。他杀赤化份子是极有名的，比如说在平江龙门地区，原有六、七万人口，清乡时却只准发放三千个良民证，每证须交大洋30元，而没有良民证的则被视为暴徒，可随便杀害。屠杀开始后，先将村庄包围，通道封锁，进村见人就杀，然后是抢劫、纵火，一次就杀死一千三百余人，造成震惊省内外的“龙门惨案”。经何键这样的镇压之后，原来是农民运动发源地后来又爆发过秋收起义的湖南，居然基本上没有了红军的立足之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何键1929年任湘赣两省清剿总司令时，负责对井冈山区的进攻，迫使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南下赣南，乃创建中央苏区。
但其中也曾有过一次彭德怀部红三军团趁“讨桂”之战的混乱，突袭平江、长沙，占领省会长沙达十天之久。不久红一军团曾再打长沙，不下，乃转向东进，进入中央苏区。此后除了湘西自成系统，在“湘西王”陈渠珍的统治之下，还有少量红军的踪迹之外，湖南其他部分不见红旗踪影，成了全国的“模范省”，而紧邻的江西和湖北却都有大片的“红色根据地”。红军攻入长沙时，连何键本人乘坐的汽车都被烧毁，使他后来只有滑杆可坐，他为了报复，杀过几个著名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向警予和杨开慧。他杀人也不光针对赤化份子，对于刑事犯罪者亦毫不容情。
相比谭延闿、赵恒惕时期，何键执法已基本不按法律条文，而是如同封建时代那样，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断案，于是草菅人命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何键真正管理湖南省的行政事务，应该是1930年后的事情，那时因为省内已没有敌对势力，他得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建设上。粤汉铁路的湖南段，就是这个阶段完成的，还有湘桂线也开始兴建。湘黔线在规划之中。但工业基本上停留在20年代保留下来的水平，南门外的发电厂和湘江河西的裕湘纱厂都已经运转了近十年。
何键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应该数“国货陈列馆”，顾名思义，他也还是以提倡国货为爱国之标榜的，这个建筑在抗战中竟未烧毁，楼顶置警报器，遇日机空袭时，警报立刻响彻长沙上空，使市民得以及时躲避炸弹的威胁。国货陈列馆解放后成了“中山路百货公司”，仍是长沙市民首选的购物地点，其一排高大的圆形廊柱颇有西洋风格。可惜在八十年代被毫无历史观念的商店经营者拆掉改建了，变成了没有任何特色的现代水泥建筑。
何键也曾想重振湖南本省的军力，成立了省政府下属的航空署，聘请了飞行员，从国外购进了十架战斗机。但飞机到货时，就被蒋介石扣下了六架，说四架已足够省内防务之用。而到江西清剿红军的战争接近尾声时，老蒋更进一步逼迫何键交出全部湖南省的兵权。何键不敢违抗，把湘军四个师和四架飞机都交了出去，从此自己只当文职的湖南省主席。
到1937年抗战爆发，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当年蒋百里所预言的：湖南将成支撑抗击外敌的关键地区，于是命令何键交出湖南省的政权，调他到南京任内政部长，派自己信得过的张治中（字文白）当了湖南省主席。然而就在张治中的任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长沙“文夕大火”。何键在离任省主席之前，断了最后一个案子：下令枪毙了一个妇女，理由是她竟然嫁给了日本商人为妾。那日本人已经撤侨离去，他的中国小妾不但有“通敌罪”，而且贬辱中华女性的民族气节，所以罪不可赦。
与此同时，何键却也向已抵陕北的
何键在南京任内政部长后，随中央政府撤到“陪都”重庆，在1939年差点因一个误会被老蒋杀掉：那时他的结发妻子黄氏在香港病逝，何键获悉后想去香港为妻治丧，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告假一个月，孔祥熙准假。可就在他准备登上飞机离开重庆的时候，戴笠亲自赶到机场，命令停飞，并登机检查何键有无蒋介石的亲笔批准的假条。何键拿出孔祥熙的假条，被戴笠拒绝，并将何键拉下飞机，当即软禁起来。
原来此时因汪精卫叛国后，重庆有一些官员偷偷赴港转投南京伪政府，老蒋令戴笠对要去香港的官员严加盘查，何键正是犯了这条忌讳。后来经孔祥熙出面澄清，老蒋才放了何键，但还是撤了他的内政部长，改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后何键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乱说乱动，一直老老实实任这个闲差。何键1949年迁居香港，1950年到台湾，又当上了“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病逝于台湾。
大军阀何键为什么派兵挖毛泽东祖坟
根据龚澍的供词和其他多方面的考证，可以断定，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这件事的时间，是1932年6月29日夜。
韶山滴水洞，因其独特的自然风景和政治背景，曾一度非常神秘。然而如今，滴水洞被揭开了那层神秘的面纱，已成为著名的风景旅游之地。
到韶山滴水洞参观旅游，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吸引了广大游客，它就是滴水洞右边林中的虎歇坪，因为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墓地就在这里。
提到毛泽东祖父的墓地，许多人便会联想到大革命时期湖南军阀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父墓地这件事。
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生平实录》、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故乡》和西苑出版社的《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等著作，都记载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这件事的时间是1930年。吴鸿、吴华编著：《毛泽东生平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页。
赵志超著：《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页。
文热心著：《毛泽东与故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3页。
高菊村等著：《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西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80页。
而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3年3月出版的《韶山的昨天与今天》一书的记载，则是1932年6月。刘建国等著：《韶山的昨天与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2页。
1996年10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一书记载，这件事发生在1934年秋。云汀、张素兰著：《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6页。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一书的记载，则认为是1934年前后的事。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3页。
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的祖坟，只发生一次这样的事。而上述记载，有的说这件事发生在1930年；有的说是1932年6月；有的说是1934年秋或1934年前后。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显然必须首先探究湖南军阀何键派兵到韶山去挖毛泽东的祖坟的原因。
对这件事，《毛泽东生平实录》和《毛泽东家世》这两部著作都没有详细记述。而《韶山的昨天与今天》一书是这样具体记述的：
原来，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几次派兵围剿湘赣一带的红军，都被毛泽东所指挥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更使他恼羞成怒的是，彭德怀指挥的红军趁他的主力部队远离长沙
后来，在蒋介石的帮助下，他重占了长沙。回城后，他想的第一件事，还是如何剿灭红军。这天，他找来了拜把兄弟吴凯南商讨对策。
吴凯南是个迷信大王，他早就听说过关于毛泽东祖坟的传说，似乎从中找到了战胜毛泽东的上乘之策。今日，何老兄弟亲自召见商讨对策，真是助他的大好时机，于是连忙说：“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之所以猖獗，绝非人力之功，乃天荫之力，我早就听说湖南是帝王将相之地，舜帝南巡时就在韶山演奏过韶乐，那地方灵秀非凡。除此，毛泽东的祖父辈在一块风水宝地上，那地方藏龙卧虎，传说其后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毛家得地灵之光，我们如不去断掉他们的龙脉，挖掉他的祖坟，毛泽东就会越发兴旺，必将后患无穷。倒不如派几个人去韶山，断他的风水。”
何键详细询问了半天“宝地”的一些其他情况，这才恍然大悟，连夸吴凯南的计策“高妙”，马上密令总指挥部副官长熊士鼎和特务队队长龚仲荪(又名龚澍)，率领一个连到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刘建国等著：《韶山的昨天与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2～13页。 据考证，何键决定挖毛泽东祖坟的原因，的确是基于上述情况，然而从上述情况可明显看到，何键挖毛泽东的祖坟与彭德怀率兵攻打长沙有关。
《彭德怀自述》和湖南出版社于1991年4月出版的《红军攻打长沙》等著作记载：彭德怀曾先后两次率兵攻打长沙。第一次攻打长沙是
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后，何键为了实行报复，他千方百计收买叛徒，驱使特务搜捕共产党人，破坏党的地下组织。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不幸被捕。
杨开慧被捕的消息，引起国内舆论哗然。一些知名人士纷纷打电报到长沙，强烈要求释放杨开慧。面对这种情况，何键非常惊恐，决定早下毒手。于是，便于
不仅如此，何键于1930年12月，还指令国民党第十五、十六、三十一等师，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据此，许多历史研究工作者认为，何键挖毛泽东祖坟的事，其时间应当是1930年底前后的事。
1993年10月，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书》一书，记述了毛泽嵘的回忆。毛泽嵘说，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的时间是“民国十九年的秋天”。谢柳青编：《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63页。毛泽嵘的祖父毛德臣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是亲兄弟。毛泽嵘生于
而何键当年指派挖毛泽东祖坟的原国民党军统局湘站特务队长龚澍提供的情况与毛泽嵘的记忆是不同的。
龚澍，1890年出生于长沙县。他原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手工业工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投靠国民党，历任湖南省“惩共”法院侦缉队第一组组长、湖南清乡司令部侦缉队第三组组长、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部特务队长、湖南省保安处侦缉队长、军统局湘站特务队长。他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鲜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杀害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受何键的指派，率领特务到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就是他干的。
1932年初夏，江西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恐惧不安。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更是忧心忡忡，特别是因两失长沙受到蒋介石的责难。为了博取主子欢心和发泄仇恨心理，于是在1932年6月，指派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部副官长熊士鼎和特务队长龚澍去挖毛泽东的祖坟。
根据龚澍的供词和其他多方面的考证，可以断定，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这件事的时间，是1932年6月29日夜。
何键派人挖掘毛泽东祖坟经过
1932 年国民党军第四路总指挥部特务队挖掘毛泽东、彭德怀家的祖坟，把骨骼用酒瓶子装起来，以此邀功请赏一事，为了行动上的保密，对外代称“酒瓶子案”。
当时任湖南主席、国民党军第四路总指挥何键为什么演出这幕闹剧呢？原来，中央工农红军已连续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眼看就要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了，何键几次派兵“围剿”湘赣一带的红军，都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击败。更使他恼羞成怒地是，彭德怀指挥的红军趁他的主力部队远离长沙，去湘南追击桂系部队之际，竟从平江、浏阳一带突然杀出，消灭了他的几个团，还一举攻占了长沙，不仅烧了他的省政府和四路军总指挥部，还差点要了何键的命。后来，他在蒋介石派军队的帮助下，重占了长沙。自此，何键对红军更是恨之入骨，总想想个办法“剿灭”红军。
旧社会的中国人是很看重坟地风水的。何键在与红军几经较量失败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毁坟断脉”的念头。他认为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之所以如此强大，实非人力之功，乃天荫之效。韶山传说是舜帝南巡演奏韶乐的地方，灵秀非凡，想必是毛家得地灵之光。如果挖掉毛、彭家的祖坟，岂不断了他们家的龙脉，那红军就不攻自垮了。于是，何键密令总指挥部厕首长熊士鼎和特务队队长龚仲荪（又名龚澎）执行“酒瓶子案”计划。根据1949 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讯案犯龚仲荪、· 林绍舒的笔录，看守班长熊自修会同湘潭县黄龙区清田乡公所到韶山村实地调查后向省高院的汇报材料，及作者1991 年采访韶山老人毛泽连（80 岁）、毛吉林( 88 岁）、毛云轩（87 岁）等所得材料，何键派人掘挖毛主席祖坟的经过大体如下：熊士鼎、龚仲荪接受任务后，派特务萧鼎元秘密到湘潭调查毛泽东、彭德怀家的祖坟。龚仲荪要求将祖坟的地点、数目及地方情形作详细报告。大约在挖坟前的一两个月，韶山冲就来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风
这天晚上，国民党特务掘毁坟墓三家，内有毛湘泉公一家，系毛泽东九派祖；有坟主毛草堂之祖先毛厚裕公坟一家，有毛述秋之祖先毛东礼之室庞氏坟一家。可他们在韶山没有挖中毛泽东祖父的坟，毛湘泉公坟尽管是毛泽东的祖坟，但只能算是“公坟”。因此国民党当局总想找个机会再次下手，所以又引发了以后几次掘坟阴谋。
韶山人民发现何键的狼子野心后，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护坟斗争。他们当天就把毛主席祖父毛翼臣的坟墓修平，把墓碑埋进地里，种上野絮和荆棘，使人无法辩认坟家的具体位置。直到1986 年12 月28 日，韶山管理局在修建虎歇坪游道时，毛翼臣坟的墓碑才被挖出来。应当说，解放前国民党当局一直没有放弃过掘挖毛翼臣坟家的计划，曾先后多次实施掘毁方案，但都没有成功。从我们掌握的材料看，具体情形比较明朗的一次是1939 年王茂泉、唐锦忠、李桂明等挖坟未遂案。唐锦忠，又名泽休，湘潭人，曾充任湖南四路军总部排长、连长、营副，曾在何键、程潜、王茂泉部下做事，当时正赋闲在老家十八区泉门乡。
1939 年冬，程潜派王茂泉从重庆
1959 年毛泽东回韶山，在祭拜父母坟时间：“这坟为什么没有被毁坏？”在场的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回答说：“当地农民出于对主席的热爱，进行了保护。”其实，毛继生也只说出了一半，另一半原因与国民党特务的迷信思想有关，他们认为一个人要成气候，没有一座上百年的老坟是不行的，毛主席父母的坟只算得上是新坟，所以他们的目标始终是毛主席家的祖坟一一大石鼓毛翼臣坟。
王家烈
王家烈（1893.5.27-1966.8），字绍武，贵州省桐梓县新站区小水乡人。中华民国时期黔军高级将领，国民党陆军中将，毕业于贵州陆军讲武堂。
后入黔军，历任贵州民政厅厅长、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2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等职，权倾贵州，人称“贵州王”。1949年以后赋闲在家。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感召下加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8月病逝于贵州。三中全会以后平反。他的后半生为贵州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活动年表
1893年
1911年毕业于桐梓高等小学堂，家贫辍学。曾于松坎至遵义间以背盐为生。
1912年去遵义，曾在遵义县境教私塾。
1914年8月，王家烈在遵义入伍，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后改称黔军。历任列兵、上等兵、下士、副班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司务长等职。其间，曾随队参加护国战争，战于川东、川南，“协守皇城”。后入湘参加护法战争。
1915至1917年，先后入贵州陆军模范营和贵州讲武学校学习。
1920年返黔后，升任周西成营八连连长，从此追随周西成驰骋于川滇黔境，以其沉稳、直率、善战的性格和功勋成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政集团主要骨干。
1921年后，随桐梓系集团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王亦日渐提升，扶摇直上。
1922年投奔川军石青阳部，任营长、团长，1923年任旅长，1926年3月任黔军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后，周西成奉蒋介石令出兵讨共，命王率部入湘，驻沅陵，后退驻桐仁。
1928年春，王又为第九路军总指挥周西成保荐为前敌总指挥，驻綦江、东溪一带。夏，川战发生，王被委任援川前敌总指挥，奉蒋介石令援川。10月，周西成、李 黔 东之战爆发，王家烈以第二十五军前线主要指挥官率部与李 部混战，致李失利，王亦负重伤。
1929年5月，周西成在与李燊黔西之战中失利身死，王家烈率部由铜仁赶赴遵义，协同毛光翔稳住阵脚，组织反攻，使桐梓系重掌黔政。毛光翔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后，王任副军长。
王因“恃功而骄”，“不满于平庸而居己上”的毛光翔，并以其实力威望而致毛光翔心怀疑惧，毛王之间渐生嫌隙。兼之蒋介石加紧利用毛、王矛盾，促成分裂，以图各个击破，统一西南，将贵州军政权力收归中央，毛、王裂隙与日俱增。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为“讨逆指挥官”，令其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迅即得到黔东、黔东南广大地区，扩充了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兼夺得沅江上游滇黔两省鸦片集散地的巨额“特货保护税”，以购买枪械。又在参加1931年“清剿”张云逸、李明瑞部红军过程中，获蒋介石奖励大批枪械，遂扩军训干，实力大增。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代表出席会议。与会期间，蒋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并赏其大批重炮枪械，坚定了王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王并向当局许诺吸收各方人士入掌黔政。正值毛光翔因惧王夺权，数次计欲先夺其兵权之机，王家烈却藉以口实于1932年2月重兵压筑，逼毛就范。蒋介石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 于其赴筑途中。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
1932年11月，由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二十五军内部的大混战。随即发展为王家烈与犹国材之间持续数年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入主贵州。
王家烈虽复掌政权，但已下受桐梓系集团反对，上又失宠于中央，外忧内患，财源枯竭，争战不绝，实力锐减。兼之“冶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大权旁落，犹、蒋、侯、车、毛等各自为政，时有骚扰。经济、吏治均一蹶不振，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虽也曾提出“整顿庶政”四点计划，似乎面面俱到，切中要害，但实际已无力实现，无法实施，终成一纸空文。
1934年夏季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渐及湘黔境，蒋介石策划并严令“会剿”红军。王家烈反复掂量，权衡利弊后，“决定执行蒋介石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伺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5月，派蒋在珍、廖怀忠部往务川、印江、沿河，“防剿”红三军贺龙部，并借机排除异已，将廖怀忠部逼走湘西；9月，以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并亲赴瓮安、余庆督战，与湖南、广西“协剿”已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任弼时、萧克部；11月，奉蒋介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令黄道彬、谢沛生分别为省主席、军长代行拆，王亲临东路督战。12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王数道防线，直抵乌江，指向黔北，王家烈企愿红军越境而过，只求自保。殊知，蒋介石“追剿”红军入黔之本意还包藏着“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 好”的用心。中央红军入黔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贵州除去王家烈提供了绝妙良机。黔军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时，中央军不仅未予配合，反于1935年元月6日直取贵阳，实际上控制了贵州局势。王被迫再派犹国材、何知重赴前线与红军作战，希求夺回黔北，以图将来。但该部在红军打击下，丧师失地，几连身家性命不保，为蒋介石夺取贵州权力创造了条件。
1935年3月，李仲公奉蒋介石派，迫王选择军政中之一项。晏道刚代表蒋介石出面与何知重、柏辉章二王部师长进行政治交易，促其反王。王家烈被迫于
1942年改任军政部参事。
1946年5月，何应钦迫王辞去军职。
1948年王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7月，谷正伦任命王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1月中旬，王返新站小水老家闲居。
解放后，人民政府派员专程从小水迎送王家烈到贵阳。
1950年6月，王去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学习。7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王家烈在人民政府感召下，由怀疑观望转变为拥护共产党领导。在土改中，他将贵阳的“虎峰别墅”私宅卖掉，以偿还在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
1954年起，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1956年，被吸收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
1958年当选民革贵州省委委员。王家烈关心贵州建设和人民生活，不顾重病和被错划为右派的政治压力，对“大跃进”造成的“遵义事件”进行了中肯的批评，认为把粮食调光农民不能安心搞生产，“才得了浮肿病”，以致最后“造出人祸”。并提醒当局说：“农村太整得恼火了”。惜其善意的批评建议，反受到极左路线下的不公正待遇。同时，他还努力工作，以亲身经历和所知贵州史事，撰写成大量宝贵史料文章，供给历史学界研究。
1966年8月病逝。
下台前后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黔，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顺便去掉地方势力，统一中央政令。一方面派薛岳率中央军紧追红军，一方面派黔人、鄂豫皖行营秘书长李仲公、晏道刚入黔，拉拢分化王家烈部下，最终逼迫王家烈辞去贵州省政府主席和二十五军军长职务，退出了贵州历史舞台。
三十年代初，西南军阀名义上归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实则是只向中央政府要饷扩军，中央政令难以贯彻。
在贵州，王家烈把毛光翔赶下台，又通过和尤国材的争战，经“关岭”会议，达成妥协，坐稳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军长的交椅。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长征，向湖南、贵州挺进。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湖南的何健深知蒋介石借追击红军，顺便消灭地方异己的野心。派代表来贵阳和王家烈协商“会剿”办法，目的是堵截红军，拒绝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境。李、白的代表张蕴良说，李、白建议，滇、黔、桂三省出兵，在滇桂边境黄沙河一带防堵，压迫红军主力向湖北秭归、巴东方面渡江北上，以免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阴谋得逞。随即，广西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部进驻都匀，暗中支持王家烈。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约见了黔籍鄂豫皖行营秘书长李仲公。他对李说：现在中共的问题已大致解决了，为了抗战的准备，西南非常重要。川滇两省我已着手布置，唯贵州王家烈人虽诚实，但不懂政治，并且纵任老婆万淑芬干政，四处招摇，弄得贵州太不像样子。我念他从北伐以来拥护中央不无劳绩，不想使他难堪。但为了西南大局，必须把贵州搞好。你同他友谊素深，所以请你到贵州去，劝他把省主席让出来，专带军队。你与志舟?龙云的号?、甫澄?刘湘的号?有相当的关系。王家烈去后，你接任贵州省主席，便于与川、滇两省合作。对你的安排，我已电知
１９３５年１月，李仲公由渝入黔，搜集了“关于贵州行政紊乱和财政奇绌”的情况报蒋，蒋随即写一手谕，派李仲公为“贵州省临时行政特派员”，在王家烈离职期间负责省政，并发５万元临时行政经费。
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３月２１日，红军由古蔺回师，在太平渡四渡赤水，向贵阳进逼。３月２４日，蒋介石携宋美龄、陈诚、晏道刚、陈布雷由渝飞黔。王家烈、李仲公到清镇飞机场迎接，行辕设于贵州省绥靖公署?六广门毛光翔的住宅?。蒋介石坐镇贵阳，一面调部队追击红军，一面设计逼王家烈下台。
经李仲公威逼恐吓，王家烈答应交出省主席一职，但蒋介石不放心，还要剥夺王家烈的二十五军军长权并把黔军调出贵州。蒋派晏道刚到黔西、大定，封官许愿，重金收买王部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答应给何知重５万元，提升军长，给柏辉章３万元。在贵州军队开到四川石柱后交款。柏辉章被收买后，派所部营长令狐作宾带兵两个连到军部向王家烈闹饷，使王家烈面对何成浚、晏道刚十分难堪。至从薛岳抵筑后，断绝了王家烈的一切财政收入。省府、军部职员，悬釜待炊，哪有兵饷下发。晏道刚便乘机说：“你自己的部下都管不了，如何当军长？”
王家烈在内外夹攻下，恐发生意外，遂含泪向蒋介石上书，表示辞去二十五军军长职务。王说：“我愿解除兵柄，为天下倡，个人出外游历。”蒋一接辞呈，立即批准，并在报上发表：调王家烈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随即电令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专机飞筑邀王家烈同飞汉口。
王家烈离黔后，黔军二十五军两个师１６个团，被蒋介石改编为两师四旅八个团。以何知重为１０３师师长，柏辉章１０２师师长，其余部队撤销。蒋介石调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顾祝同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从此，贵州军阀割据被消灭，中央政令在贵州畅行。
王家烈离黔后，新任主席吴忠信任命中统特务肖树经为省警察局长。肖树经借口搜查枪支，抄了王家烈的家，将蒋介石赠送给王的手枪搜走，还在王妻万淑芬身边抓走她的族侄万式原、万式谨，押往老东门枪毙。万淑芬母子含泪逃往铜仁老家避难。
王家烈轶事
〖诱拐免职〗
蒋介石此行，名为督师，实为解决王家烈的问题。据说到达贵阳的当天，陈诚即提出杀掉王家烈，老蒋没有同意。他说：“王绍武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坏在他的左右。”蒋担心，此时杀掉王，他手下第25军几万人会造反。到贵阳的第三天，蒋介石找王家烈谈话，明确告诉他：在省主席和第25军军长两职中选一项。当省主席就不能当军长，当军长就不能当省主席。王家烈一听此言，冷汗即从脖子上流了下来。他问蒋：“能不能容我回去与部下商量一下？”蒋表示同意。回去后，王家烈召集部下开会，商定取舍。文职官员主张留任省主席，让出军长。理由是没有政权，军饷就会无着落，最后军长的位子坐不稳。武将们意见相反。理由是没有军权，省主席的位置也干不了几天，垮台会更快。
王家烈经过权衡，决定保留军长一职。
回到军部后，王家烈躺在床上，自言自语道：“这样的兵还能带吗？”便萌生去意。就在王家烈萌生去意之时，蒋介石已想好了赶走王家烈的办法。4月初，张学良由武汉坐飞机到贵阳来见蒋介石，在与蒋一道吃过午饭以后，张学良起身回武汉，王家烈等人到机场送行。临上飞机时，张学良忽然问王家烈：“你坐过飞机没有？”王家烈笑着说：“不怕你见笑，我还没有坐过呢。”张学良说：“那你上我的飞机，在贵阳上空绕一个圈子如何？”于是，王家烈兴高采烈地上了张学良的飞机，由张学良自己驾驶在贵阳市上空飞行一周后，向东北飞去。王家烈看到飞机老不降落，正在着急和怀疑时，张学良从口袋里取出蒋介石的命令给王家烈看。这命令的大意是免去王家烈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即往武汉服务。王家烈看了命令以后，知道是上了当，但已无可奈何。
龙 云
爱国将领龙云
龙云（1884.11.19—1962.06.27），字志舟，原名登云，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炎山乡人，军事家，政治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
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1911年加入滇军，1914年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入云南都督唐继尧部，为唐所赏识，被唐继尧从下级军官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1922年升为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1926年改任昆明镇守使。1927年龙云与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投向广州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之后在与胡若愚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1933年出兵助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见“福建事变”）。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任国民政府“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在黔、滇、川边境阻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二十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后因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龙云逐渐支持抗日民主活动，反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同中国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结交，并秘密参加了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龙云遭蒋介石猜忌，1945年10月被调至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软禁三年。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帮助下，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注：（1）中国少数民族著名六大右派分子是：龙云（彝族，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现璠（壮族，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欧百川（苗族，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马松亭（回族，中国现代著名四大阿訇之一）、向达（土家族，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毅斋（回族，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1.2龙云将军年表
1888年父亲龙清泉病逝，家境沦落，母亲带他回娘家，由舅父龙德清抚养，喜爱武术。
1896年，龙云进昭通城，在一家私塾发蒙读书，无奈龙云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没有兴趣，于是流浪于云南昭通与四川凉山的金沙江两岸地区，拜江湖术士马得胜为师，学得一手好拳法，颇有狭义心肠，与卢汉、邹若衡并称为“昭通三剑客”。
1903年，龙云只身独闯进绿林头子“顺江王”余海山的老巢一举杀掉余贼，为民除害。
1911年春，卢汉、龙云、邹若衡出外收购木材，后因木筏被撞坏货物沉没，淹死二十余人，无颜回乡，只好去四川另谋出路。6月，龙云与卢汉、邹若衡在永善县城加入魏焕章的反清部队，开到四川宜川。12月中旬，滇军援川部队谢汝翼梯团开到宜宾，龙云等加入滇军徐采臣营，被委任为上尉候差官。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5月龙云等随滇军开回云南，被保送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
1914年秋，龙云击败一个到昆明摆擂台的法国拳师，轰动了昆明，引起云南都督唐继尧的注意。12月龙云从讲武堂毕业，被分配到昭通独立营任少尉排长。
1915年春升中尉排长，与李培莲成亲，李培莲出自宾川名医李灿亭家，端慧嗜学，工诗词，善书画，颇有名门才媛风范。
1916年6月龙云被提升为近卫军第二大队中队长、补充第一大队大队附、佽飞军副大队长，不久升任佽飞军大队长（“佽飞军”是唐继尧的禁卫军，此一特殊军号乃仿自汉代。）
1917年11月唐继尧去贵州毕节，龙云随行。
1920年10月滇军在川滇战争中失败，顾品珍率残部退出四川撤回云南，准备夺取云南统治权。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无暇顾及云南，唐继尧为防尾大不掉，撤消了各军番号，任龙云为昆明镇守使，引起龙云不满。年底，云南反唐斗争高涨，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顺势上书唐继尧，提出改组省政府、靠拢广州国民政府、还政于民的建议，唐拒绝，反而更加靠拢北洋政府。
1929年1月被派为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2月龙云派卢汉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一切服从。
1933年夫人李培莲在生龙绳德时因患产褥热而不幸去世。（后顾映秋成为龙云的贤内助。）
1933年9月，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与师长犹国才在铜仁附近相持，云南主席龙云调解不成，乃助犹国才，10月犹国才部自镇远反攻贵阳，与王家烈激战，王家烈战败下野。12月任云南省党部常务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2月红军突破湘江向贵州前进，蒋介石调包括滇军在内的军队到贵州围堵，龙云奉蒋介石命令，调部分滇军追剿红军，并在云南施行“清党”。
12月云南开始修筑滇缅公路，每天出勤不下数十万人，轮班昼夜赶修。
1938年3月龙云麾下第六十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英勇的滇军战士前仆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肉搏，没有一个人因胆小而退却，没有一个人因怕死而逃跑，取得大捷后滇军威震敌寇，享誉华夏，但四万余官兵仅剩两万。八年抗战，龙云共向抗日前线派出20多万大军，滇军经历各种大战役20余个，并动员和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共伤亡官兵10余万。这是龙云政治军事生涯中最为光彩和辉煌的一笔。
6月云南部队扩充为第三十军团，除六十军外增辖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和新三军（军长张冲），留守云南的部队为第九十三军。
1946年1月任“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监事长。
1947年3月，上海西藏路成立“上海允华企业公司”，作为“三民主义同志会”活动掩护，李济深为董事长，龙云、陈铭枢为副董事长。4月1日军事参议院改组为战略顾问委员会，
1949年1月李济深离香港北上，龙云代李济深主持香港民革工作，与共产党人时有联络，力促云南起义。3月李宗仁和何应钦邀他去南京“共商国是”，龙云欲重返云南任绥靖公署主任，未能如愿。
1954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2月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6年3月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7年春，龙云被错划为“右派”。
1959年12月复任人大主席团主席。
1962年4月任人民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1980年6月，中共中央为龙云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2005年龙云被列入中央电视台创办的“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2]
1.3龙云将军轶事
镇守云南
龙云和胡若愚发动“二·六政变”后，云南省务委员会成立，胡若愚被推省政府主席兼军政厅厅长，龙云为省政府委员兼云南讲武堂校长。省务委员会的成立，名义上是四镇守使联合统治云南，但实际大权操纵在实力较强的胡若愚、龙云手中。张汝骥拥兵3个团，倒向胡若愚一边，李选廷只有1个团的兵力，觉得力量太弱，不敢参与争夺。这样，龙云与胡、张两军对垒，矛盾日益尖锐。但是，龙云为人正直，胸怀坦荡，未有防胡图胡之心，致使胡张占了先机，险遭不测。[3]
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了龙云在昆明翠湖东路的住宅，龙云和卫士奋勇反击。一颗炮弹在住宅附近爆炸，击毁了门窗。龙云的左眼球被玻璃碎片炸伤，顿时鲜血淋漓，身体不支被俘。胡若愚俘虏龙云后，昆明城防司令王洁修把龙云关在大铁笼子里，囚禁在五华山上达一月有余，龙云的左眼得不到治疗，造成终身失明。
就在“六一四事变”当日，蒋介石正好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第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8师师长。只是一个多月后，龙云才得到这个消息。龙云虽然被囚，但龙云部的主要将领卢汉、朱旭、高荫槐等却趁混乱之机，逃到了滇西。龙云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龙部遂在滇西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38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全军将士同仇敌忾，与胡若愚、张汝骥部在祥云县清华洞、禄丰县城郊展开激战。在击溃胡、张部队之后，乘胜进入昆明。胡若愚挟持龙云撤走，在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恐38军跟踪追击，乃向龙云言和示好，双方达成了“板桥协议”。商定由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张即行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
龙云主政后，又与胡若愚、张汝骥和唐继虞部及支持他们的黔、川军，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政权保卫战，最终于1928年秋冬先后击退唐继虞、胡若愚、张汝骥等部进攻，1929年挺进贵州，击毙与胡、张勾结的贵州军阀周西成，大败黔军。是年夏末，胡若愚、张汝骥与脱离龙云的唐继尧近卫军旧将孟坤部联合，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向昆明反攻。龙云急调入黔滇军赶回昆明，分别击溃联军。胡、张、孟部退入川南一带。龙云通过关系，与川南的木里土司进行夹击，结果张汝骥被俘，押到云南下关枪毙；孟坤渡江，翻船淹死；胡若愚逃往上海，另谋出路。这年秋天，龙云基本肃清了云南境内反对势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经历了多年战乱的云南，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建设“新云南”
在统一云南后，龙云提出了建设“新云南”的目标。他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对东南亚各国亦采取开放政策。这些措施收到了相当好的成效，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和抗战时期的坚定的后方。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龙云始终以坚韧的毅力，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致使云南各方面的建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呈现出一派大好局面。龙云因而也被称为“云南王”。
政治上，云南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民主气氛浓厚。宽松的环境为抗战期间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提供了舞台。龙云主政云南后，起初在政治上追随蒋介石。1929年秋蒋桂战争中，他被蒋任命为讨逆军第10路总指挥，出兵伐桂。不久又奉蒋介石之命在云南进行过“清党”。1935年初和1936年3月，又被蒋介石分别任命为第2路军总司令和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对过境云南的、处于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和贺龙、萧克的红2、6军团进行防堵，以维护其利益。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龙云对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深表钦佩。在民族矛盾上升的关键时刻，龙云的政治态度有了积极的变化，“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更是全力支持全面抗战。
在整肃了各路军事武装后，又剿灭了各地土匪，使匪患渐平，民得安居。为云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保障，也为全国树立了样板。因此，抗战期间，大批进
在中共领导和民盟推动下，云南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省主席龙云，则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龙云对民主运动采取了保护和支持的态度，使云南昆明具有了“民主堡垒”之称。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即与龙云建立了秘密联系。1943年，中共又派华岗同志到龙云身边工作。华岗向龙云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方针，阐明坚持抗战、反对内战、支持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专政的重大意义，使龙云对中共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蒋介石铲除地方势力、排除异己的一贯手段，有了更深的认识。在龙云倡议下，中共在五华山龙云驻地设立电台，供双方及时联系。1945年7月，龙云又同意中共《新华日报》报社在昆明青云街31号设立营业分处，发售《新华日报》和《群众》半月刊，民盟机关报《民主周刊》，也在昆明发售。这年年初，昆明还成立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新民主主义同盟”，这些组织，都是在龙云的默许下进行的。战时只有昆明这个城市，才有这样的“民主”运动。
龙云与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等关系密切，对民盟的组织和活动，不仅在政治上加以保护，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了不少的帮助。1944年底，龙云加入了民盟。民盟在云南工作比较活跃，在群众中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对于配合共产党、开展抗日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济上，唐继尧时代征战南北，军需费用浩大，使农村破产，城镇工商凋零，币值低落，财政拮据。龙云上台后，开始大力整顿财税，巩固金融，稳定货币，兴办实业。他重用陆崇仁等，改革财政税务，取消苛捐杂税，删繁就简，另立新税。将财政、企业、金融合而为一，以财政扶持金融，发展生产；以金融充裕财政，支持生产；以生产巩固财政，充实金融。他改组富滇银行，发行钞票，统治外汇，巩固云南金融。他大力扶植云南地方资本，支持兴办实业，扩大纺织出口，整顿发展个旧锡矿及其他钨、锑、铜、锡、盐、煤矿等，使云南省财政收入大增，经济发展呈现出比较繁荣的景象。
龙云还十分重视农业和交通设施建设。云南的交通设施落后，唐继尧时期，全省只有约40华里公路。龙云主政后，大力修建公路，使通往省外的公路多达6条，分别为：滇黔公路、滇康公路、川滇西路、滇川东路、滇桂公路、滇康公路。特别是后来修建的滇缅公路，更是龙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公路的修筑，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促进了云南的社会发展。
云南山地较多，长久以来粮食都不能实现自给，而主要依靠从越南进口。龙云扩大粮食耕地，减轻税收，存粮积谷，力争粮食自给。抗战期间，军队和人口大批涌入，而云南粮食无缺，端赖于此。
推广“新教育”
在文化教育方面，龙云在全省推广“新教育”运动，加大对教育经费，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当地的教育条件，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使云南这个边陲省份，在文化教育上显得十分发达。1932年，龙云为培养云南当地人才，特在昆明北门街创办私立南菁学校，设小学、初中、高中三部。抗战期间，进一步扩展教学设施，先后培养了数千学生。其中有数百人后来在国内外颇负盛名。而龙云对云南唯一的一所正规大学—东陆大学的建设，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1930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其经费由省府直接拨付。1934年，东陆大学改名为云南大学，同时进行院系调整，设立了文法、理工学院，并筹备组建医学、农学院系等。为了适应云大不断发展的需要，1937年，经
推进滇剧倡修通志
龙云对云南的文化建设还有两件事需要提及：一是扶持、推进滇剧的发展，二是倡修云南通志、云南省志和云南各县县志。
由于他的努力，1935年，《新纂云南通志》定稿；1941年80卷、21部类、计400余万字的《续云南通志长编》也基本完成，这为保存云南历史文献，研究云南近现代历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重塑滇军新形象
军人出身的龙云，深知军队对于政权的重要性，要想稳定统治，必须有军队作坚强的后盾。所以，他接掌滇政后，大力整顿滇军，努力树立滇军新形象，提高滇军的战斗力。滇军骁勇善战，但不乏亡命之徒，兵也很难“带”。当时的滇军，从士兵到长官，几乎都是职业军人，云南称之为“兵油子”。这些“兵油子”多半是游手好闲之人，到处受雇，到处“开小差”，不仅混吃混喝，而且三教九流，鱼目混珠，人员成分非常复杂。在削平滇中诸雄后，云南旧军人很多被淘汰。龙云便趁此机会，提出“重塑滇军新形象”的口号。
他采用了如下办法：整理编制。龙云将他的直属部队，取消师、军以上的番号，缩小编制为旅，旅下属2个团，分驻全省各地。规定军队仅维持治安，不再过问地方政治。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征来的壮丁称为“学兵”，服役期满，回乡为在乡军人。从前募来的兵士，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改征兵制后，所征多半是农家子弟，不但没有人抽吸鸦片，连一般社会恶习也没有。所以滇军有了“脱胎换骨”的新面貌。设立军官教导团。1930年开始创办，龙云自任团长，招募中学毕业生及遴选军中干部严训，以培养下级军官。每期受训时间多为三年，分步、骑、炮、工、交通、通讯各科。至抗战前，共训练下级军官达四千余人，成为滇军基层骨干。重新训练军队，配套新式武器。从前的步兵操典，多半模仿日军。征来的新兵则一律改用“德操”。新兵的装备，系经法国军火商采购而来，这些欧洲新式武器，加强了滇军的战斗力，为以后滇军参加抗日立下了功劳。
抗日爱国将军
“ 七七事变”后，龙云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副团长、陆军副总司令等职，在云南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全国抗战。将龙云称为抗日爱国将军毫不夸张。就凭两件事，他就足以担纲此誉，一是组织滇军二十多万奔赴抗日前线；二是开辟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援华通道。
民族大义使龙云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37年8月，龙云在西安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机飞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多次会晤。朱德和龙云是云南讲武堂同学，双方交换电台密码，开始建立联系渠道。在与中共领导人交谈中，龙云受到巨大鼓舞，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龙云慷慨陈词，表示要“尽地方所有之人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但龙云也逐渐看清了蒋介石并非真心抗日，于是决心以己之力，以全云南之力，做好抗日的准备。
1937年秋天，中国军队在华东重镇徐州与来势汹汹的日军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的决战，正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龙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多年精心培养出来的数万子弟兵送上了前线。
血战台儿庄
此时的台儿庄战事对中国极为不利，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被日军包围，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滇军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甚至还没来得及将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就投入战斗。英勇的战士前仆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肉搏，没有人因胆小而退却，没有人因怕死而逃跑。营长尹国华全营500人，最后仅一人生还。台儿庄战役胜利了，滇军坚持了二十多天，重创日军，威震敌胆，名扬天下。但龙云也付出了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接着，云南又新编成第58军和新3军，与60军合组第30军团，年底又扩编为第1集团军，由卢汉指挥，龙云自兼总司令，参加武汉保卫战等。八年抗战，在仅有900万人的云南，龙云共组建派出了22万人的大军开赴前线，经历各种重大战役20余个，伤亡官兵十余万。并动员和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使云南一直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成为中华民族背水一战时脚底下为数不多的一块土地。这是龙云政治军事生涯中最为光彩和辉煌的一笔。
修建滇缅公路
考虑到战时港口会被日军封锁，重庆又地处内地，交通上必须保证国际通道的顺畅，1937年，龙云主动向蒋介石请命修筑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交通线。此条公路地势险峻，须跨越澜沧江和怒江，施工实属不易。在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等等几乎都不具备的情况下，龙云坚决地下达了筑路饬令。在国难当头时刻，为了抗日救国，云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长途跋涉纷纷赶往筑路工地，平均每天出动数万人，用了不到9个月的时间修筑了
三年幽禁
龙云主政以来，虽然一直支持蒋介石，但蒋、龙之间业已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多年以来，龙云把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都抓在自己手里，不容中央政府染指，这在蒋介石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938年12月，汪精卫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在昆明得到了龙云的同情和帮助，使蒋介石对龙云从此耿耿于怀。尤其是龙云保护、支持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在云南开展活动，严禁国民党特务抓人，使昆明成为“民主堡垒”，更让蒋介石寝食难安。蒋介石认为龙云“阻挠政令，危害抗战，包庇左翼分子，使昆明成为共产党的温床”。而随着抗战的胜利，解除龙云在云南的统治，清除民主阵地，就成为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前后不得不面对而又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
1945年4月，蒋介石秘密召见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商谈解决龙云的问题，要杜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做好准备。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实施调虎离山之计，急忙调龙云的滇军主力———由卢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全部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使龙云成为无兵之帅。蒋还命令杜对昆明所有的通讯、交通设施都进行监视和切断部署，严防龙云乱中逃跑。一切布置完毕后，蒋又以日军有阴谋、国民党军接收兵力不足、恐出意外为借口，要龙云把他留在昆明护驾的家兵———龙云的大儿子龙绳武的19师、爱将潘朔端的23师都调防越南。至此，龙云多年来训练、装备起来的“看家宝”就只剩下二儿子龙绳祖率领的24师以及宪兵团和警卫大队了。
在对龙云发动突然袭击之前，杜聿明还多次举办舞会、宴会，并到龙公馆拜访，以示亲热，借以迷惑龙云。
龙云逃出公馆，登上五华山省政府驻地后，一面指挥警卫营奋死反抗，一面等待后援。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在宋子文等人的反复劝解下，龙云才放弃抵抗，留恋地离开了他经营十七年的云南，被迫飞往重庆接受院长任命。实际他已完全失去自由，等同于被软禁了。之前，在卢汉离开昆明时，龙云为了预防万一，曾对卢汉说，如果昆明有变，闻讯即率部队回昆。但蒋介石早有安排，在中越边境布置大军堵截，并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以分化龙、卢之间的关系。因此，“十三事件”发生后，卢汉犹豫不决，部分滇军想打回云南，但一分析军事态势，确也难以办到。卢汉完成受降任务回国后，于
处于软禁中的龙云，丝毫不惧蒋介石的淫威，经常与中共、民主人士和滇军老部下秘密联系策动反蒋，并在旧政协开会前，资助民盟经费2000万法币（当时值黄金200两）。后来，潘朔端、曾泽生起义和张冲投向共产党，都与他们的老长官龙云不无关系。
1946年3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龙云提出想先回昆明一趟，然后再去香港，希望脱离政治，遭到蒋的拒绝。龙云只好跟随大队人马回到南京。第二年，龙云所在的军事参议院被撤销，另立战略顾问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龙云任副主任。蒋介石几次要战略顾问委员会拟“剿共”计划，但均为龙云所拒绝，双方关系更为紧张。
在南京，龙云受到严密监视，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例如1946年秋他想到杭州参观，1947年夏想到上海送爱女国璧赴美留学，均被无情拒绝。1948年秋，龙云听到蒋介石要把自己挟持到台湾的消息后，决心逃出虎口，并立即着手自救行动。他先与上海中共地下负责人吴克坚取得联系，计划乘船北上解放区，但未能实现。接着又派人到上海找到抗战期间在云南结识的美国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将军求援。在老朋友陈纳德的帮助下，
走向新生
龙云脱险后，立即站到了反蒋反内战的行列。他到达香港不久，就发表长篇谈话，公开抨击蒋介石的阴谋，拒绝了代总统李宗仁要他去南京“共商国是”的要求，并力劝李宗仁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他时常关心云南的局势，多次派人去云南劝说卢汉早日起义。
二十多年来，龙云从拥蒋到反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他彻底与蒋介石反动集团决裂，走向光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经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原计划龙云早日北上，但他不愿意把吸食鸦片的恶习带到北京，决心戒了烟再走。1950年1月，已经成功戒烟的龙云离开香港，到达北平，沿途受到各地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龙云被安排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他又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等职。国家给了龙云副总理级的待遇，工资500元人民币，配有司机、警卫、秘书、服务员、勤杂工、厨师等。
到达北平后的龙云，生活舒适，心情欢畅。
夫人顾映秋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你爸爸来到北平以后，中共各级人员的态度非常好，对你爸爸优礼有加，过去在昆明的民主人士，也非常亲洽，所以心情特别愉悦，更显然精神好了。”
党和人民的委托与信任，使龙云深受感动。尽管他年事已高，仍然努力工作。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安定西南地方云南战争的社会秩序，维护民族团结，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经常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政治协商。他重视民革工作，大力加强民革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为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云南王龙云
从士兵到将军
龙云， １８８４年１１月１９日生于云南省昭通县炎山区松乐村下营盘，原名登云，字志丹，彝族。
龙云自幼习武，练得一身好拳脚。凭着一股正气，他靠一身精湛武功，只身闯进绿林头子“顺江王”余海山的老巢，一举杀掉余贼，为民除害，威振金沙江两岸。
１９１１年，龙云与好友邹若衡、卢汉在四川加入了魏焕章的反清部队。１９１１年底，魏焕章、龙云等率部百余人投奔滇军谢汝翼梯团（相当于旅）。从此，龙云正式加入了滇军，开始了他不同寻常的一生。
１９１２年５月，龙云、卢汉等被送进云南讲武堂第四期学习。龙云学骑兵科，卢汉学步兵科。
１９１４年，龙云讲武堂毕业后，分回昭通独立营任少尉排长。１９１５年，龙云被调回昆明到唐继尧身边，任中尉副官，并迅速得到唐继尧的喜欢和信任，当上了都督的警卫部队“亻次飞军”大队长。
护国战争后，唐继尧走上了拥兵自重的军阀道路，妄图占领贵州，控制四川，独霸西南。１９２０年底至１９２１年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联合叶荃的第八军，通电请唐继尧下野。１９２１年２月２８日，顾品珍率部进入昆明。唐继尧被迫辞职出走香港。
１９２１年夏，唐继尧策动广东广西的滇军返滇夺权。龙云被委为前敌司令并任第一军军长。１９２２年３月，唐继尧复辟成功。龙云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守昆明，成为滇军实际上的二号人物。
“云南王”
１９２４年初，唐继尧扩军成立“建国联军总司令部”，编制１４个军，龙云任第五军军长。同年底，唐继尧勾结陈炯明，合谋出兵两广，阴谋推翻广州政府，组织南方政府。１９２５年，唐继尧兵分两路入侵广西。１９２５年３月下旬，局势发生逆转，滇军败退云南。龙云的第五军保留较为完整。但唐继尧担心尾大不掉，撤消了包括龙云在内的各军番号，将兵权全部交给其三弟唐继虞。龙云等人只领了个镇守使空衔。
１９２６年底，云南人民反唐斗争高涨。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顺势上书唐继尧，提出改组省政府，靠拢广州国民政府，还政于民的建议。遭唐拒绝。１９２７年２月６日，史称“二·六政变”，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等调兵逼进省城，对唐继尧实行“兵谏”，唐继尧被迫交出政权。
“二·六”政变后，龙云、胡若愚之间为争夺云南的统治大权，矛盾日增。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３日深夜，胡若愚派兵突袭龙云住宅，擒获龙云，囚禁在五华山。
卢汉等人逃出昆明，在楚雄等地集结兵力，在滇军老将军胡瑛的指挥下反攻昆明，营救龙云。胡若愚指挥失误，判断出错，率部撤离昆明，龙云得救，于同年８月１３日出任代理省委员会主席，与胡若愚历经了三年的苦战混战，获得了最后胜利，统一了云南全省，１９２８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云南省政府组织令，委任龙云为主席。
从１９３１年起，龙云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利用云南相对安定稳定、远离中原战乱、自成一体的优势空间，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对东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均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龙云也被称为 “云南王”。
龙云向红军“献图”
1935年4月 红军大体分三路从贵州向云南挺进，部分原因是蒋介石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薛岳率领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部队在黔西摆下了阻截的阵势。
红军主力，即中央直属队，第一、三、五军团，穿过从南面的南盘江到北面的盘县附近共
进入云南后，毛运筹帷幄，巧妙地调动部队迷惑国民党，尤其是云南军阀龙云。龙云在昆明胆战心惊地注视着红军的行动。他已经把精锐部队派到贵州去了，无法迅速调回保卫昆明。他急不可待地召来了民团，尽管这些民团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红军的对手。
毛把第一、三军团调入云南．从东面直逼昆明，然后又让他们迅速向北穿插。当红军总部向昆明以东
毛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制订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正如他的同事所指出的那样，这与毛所爱读的《三国演义》一书的某些战争情节十分相似。英雄人物刘备就是在云南王张松献给他的地图的帮助下才征服云南的。
扼守乌江北岸的第九军团接到新的命令：开到云南的咽喉要道附近坚守阵地，不让国民党军队接近金沙江渡口。同进入云南的大多数红军部队一样，第九军团遇到的困难少得惊人，因为当地人民对他们很热情。九军团先后攻占了好几个县城，先是宣威，然后是昆明以北
把追击红军的滇军全部调回昆明
蒋介石利用红军长征乘机“吃掉”了贵州黔系的王家烈军，使得中央军入黔，这不能不引起滇系军阀的警惕。早在1934年底蒋电令龙云出兵防堵时，龙云为此召开了多次会议，商讨对策。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认为，“蒋介石这次追堵红军，实怀有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红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因此，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如果红军进入云南，则蒋介石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力量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若共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龙云对孙渡的意见极为满意，任命孙渡为第十路军指挥部行营主任，率滇军入黔追剿红军。
为了进一步利用龙云为蒋卖命，
龙云把追击红军的滇军全部调回昆明，一方面是防备红军进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龙云以昆明空虚为名，集中滇军，防止蒋介石解决贵州的故伎在云南重演。当薛岳部接近昆明时，龙云即派人向薛岳提出，不许中央军进入昆明，只准薛本人带少数随从入昆明，而且规定中央军行军必须走龙云指定的路线，否则发生误会概不负责。薛岳知道龙云不比王家烈，只能服从。
在龙云滇军追而不堵的情势下，中央红军三万余人于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从此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血战台儿庄
将龙云称为“抗日英雄”毫不夸张。就凭两件事，他就足以担纲此誉。一是组织滇军２０余万奔赴抗日前线；二是开辟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援华通道。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的相继暴发，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龙云在继续拥蒋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爱国主义思想日增。１９３７年８月，龙云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途中和会议中间会晤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双方开始建立联系渠道，并逐渐坚定了他抗日的决心。
１９３７年９月９日，龙云一身戎装，誓师巫家坝，滇军首批第６０军４万余官兵浩浩荡荡步行１０００多公里到达长沙集结，随即奔赴坑日前线台儿庄。此时的台儿庄战事对中国极为不利，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在节节败退的同时，位于台儿庄左翼的汤恩伯部听说滇军即将来到，立即撤出了阵地，于学忠部见状也连忙向南逃窜。日军乘机组织３万多兵力象潮水一样涌进缺口，孙连仲部面临全军覆没。滇军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甚至还没来得及将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就与日军遭遇。英勇的滇军战士前仆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肉搏，没有一个人因胆小而退却，没有一个人因怕死而逃跑。尹国华全营５００人，在战斗中仅一人生还。一八四师的一员虎将王秉障，用刺刀挑死十多个日军后，胸前中弹，他硬撑着走到师长张冲面前说：“请师长检验，子弹是不是从前面进去的。”原来张冲在抗日誓师大会上曾说过：“我们彝族老祖宗治军有个规矩，前面有刀剑伤者，奖；背后有刀剑伤者，刀砍其背；我们一八四师决不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谁给老祖宗丢脸，军法不饶！”
台儿庄战役胜利了，滇军威震敌寇，享誉华夏。但滇军的四万余官兵仅剩两万。８年抗战，龙云共向抗日前线派出２０多万大军，滇军经历各种大战役２０余个，并动员和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共伤亡官兵１０余万。这是龙云政治军事生涯中最为光彩和辉煌的一笔。
三根鸡毛，一副手铐，修筑滇缅路
１９３７年，龙云主动向蒋介石请命修筑滇缅路，打通抗日的国际通道。在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等等几乎都不具备的情况下，龙云用三根鸡毛，一副手铐下达筑路饬令。
在国难当头时刻，为了抗日救国，云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他们长途跋涉３天至５天，纷纷赶往筑路工地，平均每天出动１１．５万人，最多时达２０多万人，用了短短８个月的时间修筑了９２７公里的路面，滇缅公路全线通车。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７日至１９日，英国《泰晤士报》连续三天发表文章和照片，报道滇缅公路的修筑情况，赞美“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
当我们今天重新来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敢想象，如果龙云不下达筑路饬令、如果中国没有这条被誉为“抗日输血管”的滇缅路，中国的抗日还要继续多少年，中国还有多少人将遭受生灵涂炭，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还要经受多少波折……
龙云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
光荣的爱国者
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龙云逐渐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他对蒋介石心存的若干幻想逐渐破灭，蒋介石限制、排挤、削弱地方势力的行为，加剧了龙云的不满。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云南地下党审时度势，积极做争取龙云的工作。１９４４年底，龙云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成为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分子。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初，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杜聿明指挥中央军包围昆明城，解除龙云的警卫部队和滇军守城地方的武装，史称“一Ｏ·三事件”。大兵压境，龙云被迫离开云南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结束了统治云南长达十六年的历史，成为蒋介石笼中的一只老虎。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８日，在陈纳德等人的帮助下，龙云化装潜出南京来到香港。在被蒋介石软禁三年两个月后，龙云终于脱出囚笼。
来到香港后，龙云站到了反蒋反内战的行列。他竭力策动云南起义，支持云南各方的反蒋斗争。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３日，龙云、黄绍 等４４位上层民主人士，在香港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明确宣布脱离国民党，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坚决表示归向人民。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龙云被列入７５名特别邀请人士之一。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签名的公告中，龙云被安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０年１月３日，龙云离香港北上赴京。抵达北京那天，朱德同志前来看望他。
新中国成立后，龙云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１９５７年，龙云被划为“右派分子”。１９６２年６月２７日，龙云因急性心机梗塞逝世于北京，享年７８岁。６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宣布摘掉龙云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组成了以陈毅副总理为主任委员的龙云治丧委员会。周恩来、彭真前往吊唁。７月３日，陈毅主持公祭仪式，刘文辉致悼辞，悼词中说：“龙云的一生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作为前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实属罕见。公祭后，龙云的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１９８０年６月，中共中央对龙云被错误处理为“右派”的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名誉。龙云的一生，正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９日龙云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会上所说的“龙云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同中国共产党有多年合作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的朋友，他对人民的事业有过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
龙云一家
李培莲原宾川名医李灿亭之女，后为滇主席龙云之妻，端慧嗜学，毕业于云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各科成绩甚优，喜欢书画，工于诗词，可以说是名门才媛。
龙云与李培莲的结缘，说起来是一个典型的英雄美女终成眷属的故事，虽然在具体的细节上各有说法，但是故事本身是存在的。
龙云在讲武堂学习期间，云南举行全省运动会。运动会中列有国术表演项目，表演中，有一外国武士（有的书籍记为俄国拳师，有的书籍中记为法国大力士，因此我这里就只说外国武士）在领事的陪同下，在擂台上向中国人挑战，一连几天，都没有遇见对手，外国武士一时在台上耀武扬威，那种骄傲而且看不起中国人的神气，让在场的中国人感到难堪和耻辱，在一时无人应战的情况下。年轻气盛的龙云先在“打死勿论”的生死约上签了字划了押，然后跳上了垒台，当时来观看垒台赛的人万头攒动，龙云上了垒台和外国武士一比较，外国武士体格高大，肌肉饱满，看上去力量很大，而龙云则短小精干，龙云在开始时，与外国武士拳来拳往，技法都很不错，而龙云在力量上却显然赶不上外国武士，看上去只占下风，观众都为龙云捏了一把汗，都以为龙云必然败。可是，龙云经过观察思考，感觉到外国武士身体不够灵活，于是，胆量勇气上来，使用了家乡昭通民间武术师教授的扫堂腿，脚下连铲带钩，配合灵活多变的南宗拳步伐和拳法，外国武士身体笨重，只知道一味猛攻，逐渐应付不过来，在龙云一连串的披手式攻击下，失去重心而倒地，全场欢声雷动。李培莲的哥哥李培天也观看了这场比赛，回去向李培莲讲述后，李培莲对龙云的作为敬佩不已。
龙云这次比武，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给当时唐继尧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为以后唐继尧重用龙云打下了基础，同时，他的名字也就在此新闻中传遍了云南，有了一层英雄人物的光环效应，云南的知识女性特别倾倒崇拜龙云，后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女生们主动推选代表去拜见问候龙云，才貌出众的大家闺秀李培莲也在其中，二人一见如故，常来常往，几年后冲破阻力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培莲和龙云结为连理后，常为龙云整理文卷，处理信件，提出改革币制方案，运用下来收到较好的效果。李培莲思想较解放，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很深，生活方式西化，还以云南各方面的民主人士都有较密切的联络，甚至和云南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人员也有接触，她的民主思想对龙云有着一定的影响，龙云对民主人士始终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为抗战时期云南在龙云的统治下，成为中国民主堡垒奠定了基础。
李培莲胆识过人，处理事务很有大家风范，在龙云的政治生活中也起着重要的内助作用。六一四政变，龙云被胡若愚囚禁时，李培莲一方面日日探视龙云，口干舌焦地说服龙云不要和胡若愚硬斗，要龙云答应胡若愚离滇。一方面不惜倾家倾产，倾其全家财力联络龙云旧部，传递消息，奔走策划，协调调集卢汉等人的部队，为救龙云脱离险境而努力。结果龙云在离滇途中跑脱，组织反击成功，因祸得福，后持续主持云南政务达十六年。
李培莲擅长书画，书法作品清丽中有刚劲风骨，画作工笔仔细，用色典雅。还特别善于诗词写作，有《红藕轩》诗词稿成书，和当时云南文化界知名人士多有交往唱和之作，遗憾的是我至今也还没有能够收集到该诗词的全稿，要不然还可以和大家一道来赏析一番李培莲的诗词。
李培莲为龙云生有四子一女，后来都成为海外有成就的知名华人，李培莲的才华、魄力和机智都是一般妇女难以企及的，由于生育频繁，身体较差，加上随龙云军中颠簸辗转，过度的劳累，分担龙云宦海沉浮的波折险危，难免多受惊吓之苦，１９３３年李培莲不幸染疾，病逝时，年仅三十三岁。
“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枪”
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枪并非在国共之间打响，而是蒋介石在云南发动的“驱龙事件”。当时，美国的一家报纸称之为：“小偷式的袭击”。
针对“云南王”龙云的西昌秘密会议
在祖国的西南，位于成都、昆明、重庆三大城市之间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山城西昌。它虽然地域偏僻，默默无闻，但当年蒋介石专门设有“委员长西昌行辕”，仅此足以可见西昌其时的特殊地位。
不一会，两架专机降落在小庙机场。机舱门打开，蒋介
也许因为西昌可以避开重庆的喧嚣和燥热，蒋介石选择了西昌这个幽静的地方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解决云南问题，以消除蒋多年的心患。也就是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作出了对当时西南来说不啻是晴空惊雷的决定：
1、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撤销。
2、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3、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不难看出，这次秘密会议的决定完全是针对龙云的，是通过明升暗降的惯技给这个“云南王”一个突然袭击。
而这时的龙云，尚未意识到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已经形成。他仍象往常一样，在昆明威远街的公馆里处理公务。
抗战胜利后，人们还处在一种欢庆的兴奋中。龙云也因此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和平的气氛掩盖了霍霍的磨刀声。这天午夜，他已入睡，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把他吵醒。龙云拿起电话，只听到一阵急促的声音：
“龙主席，事情不对，好象有意外，市区已戒严……”
还未说完，电话即中断了。
龙云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副官匆匆忙忙推门而入。
“报告主席，公馆被包围，交通已断绝。有一伙军人和便衣要闯进来……”
“他们是什么人？”
“象是杜聿明的部队，全是美式装备。”
正说着，外面又送来一封信。龙云急忙拆开，是杜聿明、李宗黄两人写来的，说明他们正奉命改组云南省政府。
龙云情知不妙，须急谋脱身。他对夫人顾映秋说了句“出事了，我得上山去”。转身欲带卫士往外冲。顾映秋一把拉住他说：
“不行，穿便衣，从财神巷出去。”
这时，龙公馆的前门堆有杜聿明部队的机枪掩体，附近的护国路和威远街口都被封锁了。但龙公馆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后门，通财神巷，以后再绕两个巷子即可直上玉华山省政府所在地。正是这一后门，帮了龙云的大忙。
龙云刚出巷口即遇见杜聿明第5军巡逻队的车子，龙云赶紧把呢帽压得很低。
“老倌，清早出来干啥子，现在戒严了，快回去。”
龙云点头称是，行不多远，即与玉华山警卫营派出接应的队伍相遇，得以安全上山。
不久，龙云的二儿子、暂编第24师师长龙绳祖也脱险到了玉华山。
杜聿明的失误导致龙云在眼皮底下逃脱。无奈，他只好踏碎黎明，进攻玉华山了。他不能违背蒋介石的意旨，即武装解决龙云，逼龙云下台。
《小偷式的袭击》与“驱龙事件”
枪声在玉华上响起，显得特别的刺耳和令人震惊。毕竟这是抗战胜利后打响的第一枪。然而，杜聿明忽略了龙云的卫士大多是从纳西、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选拔出来，忠诚而勇猛。他们的奋力抵抗，使得第5军连玉华山的瓦片都踩不到一块。杜聿明恼羞成怒，扬言要炮轰玉华山。
龙云的幕僚都被隔阻在山下，他不免感到孤独。危急之时，他的彝族部属、第2路军指挥官张冲只身一人从黄河巷一家老百姓的屋顶上爬越过去，冲破封锁，神话般地来到他身旁。
龙云喜出望外。两个合谋，立即给在越南河内对日受降的卢汉发电，要他急速领兵回昆明解围。
他哪里知道，此刻蒋介石已派何应钦到越南“镇”住了卢汉，并且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两天后，卢汉才派机要室主任杨茂实随同何应钦飞昆明，并让杨带一信给龙云，称“抵抗无益，徒遭无谓牺牲，不如接受调令赴重庆就新职……”。
“好个卢汉，竟然忘恩负义”。龙云气得大骂，并拒见何应钦。
这时杜聿明部队在山下与山上龙云形成对峙状态。为了打破僵局，行政院长宋子文亲自出马。他与龙在玉华山面晤，劝龙从“大局”着想。并说：“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比省主席高，也说明中央对你的重视。其他一切困难，包括生命安全在内，我负责。”龙云见眼前形势他明显不占上风，遂被迫应允与宋一道飞重庆。
这天，对龙云来说是没齿难忘的。主滇18年的“云南王”被迫卸下了“王冠”。以后他曾多次说过：
“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大不了只是政治主张的不同。蒋介石搞中央集权，我主张地方均权；蒋介石要独裁，我主张民主。抗战期间，昆明就号称民主堡垒。哪里料到抗战一胜利，这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和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古今中外哪有用军事突袭的方式改组一个地方政府的，真正是贻笑外人”。
以后美国一家报纸曾以《小偷式的袭击》为题，报道这一驱龙事件，并称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枪”。
“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龙云抵达重庆，陈诚、蒋经国前往迎接。蒋经国转达蒋介石的邀请，请龙云吃饭。龙云怒气未消说：“我过于疲劳，需要休息，明天再说吧”。
龙云随即被安排下榻于蒋介石称之为“宽敞幽静，颇有园林之胜”的李子坝66号翰苑。
第二天，宋子文陪同龙云前往谒蒋。龙云见到蒋即发牢骚说：
“我一生只有两个长官，第一个是唐继尧，第二个就是你。我在你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采用非常手段未免过份，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
蒋一面安慰龙云，一面装模作样地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
这次面蒋，龙云坚辞军参院院长职，并称身体不好，愿在重庆长期休养。但蒋介石不同意。见话不投机，龙云很快即告辞。
接着，说客盈门。宋子文、陈诚都力劝龙云就职，并说如时间拖久，外界恐生误会。龙云再之推脱，仍不允许，最后只好勉强答应。
一连数天，龙云闭门谢客，更不到军参院视事。蒋介石只得亲临看他。蒋介石到达门口，龙云未外出相迎。直到蒋进入客厅，龙始从楼上缓步下来。
双方略事寒暄，即无话可谈。蒋默坐片刻后说：“看你精神不大好，要注意休息。如嫌这里不清静，可另找一处独家小院”，说完蒋便辞去。龙云在客厅门口微微一躬身便径自上楼了。愤懑之情，仍未消失。
这次，蒋介石没有失言。他在化龙桥为龙云找了一幢别墅，它坐落在嘉陵江畔。时值深秋，江上碧波荡漾，园内花木繁茂，整个别墅幽静安适。龙云随后即移居于此。
这时的重庆，由于中共毛泽东主席的亲临谈判，备受中外注目。然而“身在此山中”的龙云，却只能凭借报纸而了解国共谈判的进展。他很喜欢看《新华日报》，并多次对熟人讲：“你们必须多看新华社的消息，它报道正确、可信。不象中央社是个造谣社。”每谈到时局问题，龙云经常有一句脱口而出的口头禅：“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为此，蒋对龙云很不放心，表面上优礼有加，暗地里却派人监视。龙云实际上已被软禁。
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龙云拟不去南京而返昆明转香港。蒋坚决不允许，但又表现出对龙云的特别关怀，要龙云乘他的专机一起抵宁。龙坚辞不愿同机，表示愿坐船沿江而下，顺便观赏三峡风景。
虽然环境不错，但龙云精神上却极为痛苦。在龙云左邻张继家住有一个特务组监视龙云，龙宅门外亦时常有以卖冷饮作掩护的特务哨。更有军统特务裴存藩出任军参院总务厅长，带一帮小特务，在龙云左右，寸步不离。
一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拜会龙云。周恩来很体谅龙云的苦闷心境，除表示安慰外，特别对他说：
“人身是可以失去自由的，但是人心都是关不住的。只要有了一颗长了翅膀的心，这不自由的人生迟早有一天会冲出樊笼的”。
周恩来的话仿佛是一种暗示，同时也表达了中共对他的态度。龙云心领神会，开始积极寻找脱身的机会。
1946年夏，龙云要去杭州游览，并去钱塘江观潮。他的妻子顾映秋特地赶到上海等待龙云。然而启程之前，国防部长白崇禧劝阻说：“委员长在牯岭，要去杭州必须打电话请示，最好等委员长回京后一同去”。龙云无奈只好退掉了机票。
1947年夏，龙云的女儿龙国璧要去美国留学，龙云打算陪她到上海，然后送她上船。他托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报告蒋介石。
蒋对吴说：“龙云有亲共倾向，不宜到上海”。当龙国璧离开南京时，龙云到下关火车站送行。他和家人一到火车站，宪兵即如临大敌般地警戒起来。一个宪兵队长到龙云面前敬个礼后说：“请龙院长马上回公馆，委员长有手谕，龙院长不能离开南京。”龙云强压满腔怒火，只好在火车开车前回家。
1947年底，致力于民主运动的李济深离开上海前，上海民主人士联名登报，举行盛大宴会告别。在此之前，李济深曾约龙云共同集资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掩护民主人士活动的“允华企业公司”，李济深出任董事长，龙云、陈铭枢出任副董事长。因此，龙云特地委派前英文秘书兼公司副总经理的刘宗岳代表他前去送李济深。
刘送李上船后，李济深瞧四下无人，便悄悄地对刘说：“我这次借扫墓之名，实际上是去香港，不再回来了。请转告
刘宗岳回来后把这一信息告诉龙云，龙云听后惆怅不已，恨不得也学李济深即刻摆脱这身不由己的生活。
“赶快设法离开南京”，李济深临行前专门捎来的这句话，对龙云震动很大。他下决心要付诸行动。1948年，在美国飞虎队将军陈纳德的帮助下，龙云终于逃离南京飞往香港。1950年又前往北京，开始了崭新的人生。
“云南王”龙云出逃香港
龙云与蒋介石
龙云（左）与毛泽东 龙云与朱德
危急之时，陈纳德伸出了援助之手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枪”打响不久，龙云即被软禁南京。
而逃离南京也一直是龙云耿耿于怀与绞尽脑汁的。
龙云开始寻找中共地下组织，寄希望于中共帮助他达到目的。
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得知这一情况，即派沈德鉴大夫到南京与龙云密商。龙云表示，希望中共能帮助他找船，最好由南京下关秘密上船，然后离开南京到解放区。沈大夫回上海后与吴克坚商议，认为在南京上船有困难，在上海上船则好办些。于是沈第二次赴宁将此意见告诉龙云。龙云正在考虑怎样赴沪，不料山东境内军事日渐紧张，吴克坚连夜派人到南京通知龙云说：蒋介石为了运输军队，已将淞沪一带的船只完全封锁，原定计划无法实施。这样，龙云不得不放弃坐船到解放区的计划。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集团军政要员纷纷飞往台湾，布置后路。
困居金陵的龙云一筹莫展。正心烦意乱时，从监视他的特务裴存藩那里又传出了蒋介石要携他去台湾的消息，更令龙云焦急万分。他忧愁地对其亲信说：“我同中共的交情已有10多年了，中共对我的关心我内心很感激，我必须迅速离开南京，先到香港，然后再找中共联系，决不能去台湾”。
一天，龙云的老部下、时任云南人企公司总经理的缪云台公开来南京，特地前来看望龙云。龙对缪说：“喜铭，我是非走不可了，你要帮我想想办法。”缪云台提出可找陈纳德帮忙。这位原美国14航空队的司令，现正经营他自任总经理的民航公司。龙云认为也只有这条路了，于是便请缪出面与陈纳德联系。龙认为抗战时期陈纳德在昆明与他私交甚厚，加之缪是留美学生与陈纳德亦有交往，因此此举还是有希望的。再说陈纳德民航公司现为商业性质，只要出巨款包租，料想不至于有什么障碍。
缪云台受龙云嘱托以后，到上海约了刘宗岳和龙的亲信朱志高，告诉他们：“老主席要找陈纳德帮忙设法离开南京，但陈纳德到广州去了。等他回来，你们去找他商量。陈纳德对老主席很好，彼此有交情，一定会帮忙的”。
过几天，陈纳德由广州返沪。刘宗岳立刻在九江路民航公司董事会的办公室找到了陈纳德。面对久违的刘崇岳上校的突然降临，陈纳德颇感意外。
“有件要紧事，想同将军单独谈谈”，刘崇岳开门见山。
“好吧”，陈纳德于是请在办
望着办公室重新关上的门，刘宗岳神色严峻地对陈纳德说：“有一桩机密的事，想请将军帮忙，无论办得到办不到，务心都请保密。将军答应我，才能说。”
“好吧，我一定保密，请讲吧”。
“我受龙云主席之托，特地前来向将军求援，希望将军能帮忙弄一架飞机，让龙主席离开南京前往广州”。
陈纳德闻之“哦”了一声。对龙云的事他略有所闻，不知其详，更不知他现在的处境。
“蒋委员长有没有法律或命令不许龙将军离开南京？”陈纳德沉思一会后突然问。
刘答：“没有成文法，也没有公开的命令限制龙将军的自由，但坦白地说，龙将军是随时被监视的，因此才要请你保密”。
陈纳德说：“这就好办一些了，以后即使蒋怪罪，我亦有托辞。这样吧，南京到上海，你们想办法。龙将军到上海后，就住在沪西虹桥我的新居，那里很僻静，安全我亦可负责。从上海到广州，我公司有定期班机，可送他，但人越少越好。”
与陈纳德初步定下后，刘、朱二人乘特别快车抵南京，向迫不急待等候他们消息的龙云汇报了情况。
陈纳德肯帮忙，龙云十分高兴。但他认为，从南京到上海仍要陈纳德帮忙，否则无论是火车还是轮船都不安全。
于是，刘宗岳、朱志高又抵上海找到陈纳德，转达了龙云向陈将军的致意及感激之情。最后提出由南京到上海仍需将军帮忙，否则很难成行。刘宗岳随后介绍了龙云送女儿出国在南京站的遭遇。
陈纳德听了颇感意外，他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
“这不很清楚，蒋、龙的政见不一，已是公开的秘密。”
陈纳德若有所悟，他想想说；“我公司有定期兰州到上海的班机，途径南京加油，龙将军可秘密从南京搭乘，到时我亲去南京接他。你们去南京和龙将军定时间然后通知我。”
刘、朱皆认为此法可行。谁知在南京向龙云汇报后，他连连摇手：“要不得，要不得，从兰州来的飞机上多数是张文伯（张治中）西北长官公署的人，熟识的不少，一上飞机就要被识破”。
第二个方案就这样又被龙云否决了。
刘、朱只好“三顾茅庐”，再访陈纳德，并告知龙云不能搭成兰州班机的原因。
陈纳德略显为难地说：“让我再考虑一下，以后通知你们。”
一个星期后，刘、朱得到通知再次来到陈纳德那间宽敞、华丽的办公室。
陈纳德说：“我刚从广州回来，已布置了一套完整的计划。我以公司的名义派机要秘书
听着陈纳德一口气说出的计划，刘宗岳兴奋地说：“太好了，谢谢将军这样细致的安排”。
一个帮助龙云出逃的计划，经过“三易其稿”，最后就这样敲定了。这其中，伸出援助之手的陈纳德将军功不可没。
广州机场突然警笛长鸣，荷枪实弹的宪兵如临大敌
为了万无一失，在龙云出逃计划的若干细节上刘宗岳与陈纳德又进行了推敲。最后将时间定在一个星期后的
陈纳德随后又将魏罗伯找来与他们见面，彼此握手致意。
最后，刘宗岳问：“手续上还有什么要办的吗？”
陈纳德说：“还得由你签个合同，以你个人的名义。这样万一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也可以推说不知道龙将军搭乘这架飞机。”
“这好办，我现在就可以签。不知道价格方面怎样？”刘宗岳又问。
“龙将军和我是好朋友，这也不是做生意，单收点汽油费就行了。” 陈纳德随即请魏罗伯叫机务部门计算一下。一会儿魏罗伯回来交给陈纳德一张纸条，上面写有6430美元。陈纳德随手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支红铅笔，把尾数430划掉，然后回来身来把纸条递给刘宗岳说：
“驾驶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薪金、飞机的磨损折旧一概不算，单是燃料成本6430美元，收个整数6000美元，其余作为奉送。请转告龙将军，祝他成功。”
当时，这个价格比包单程飞机价格还要便宜得多。刘宗岳与朱志高再次表示感谢陈将军的慷慨相助。
告别陈纳德后，刘、朱又布置人前往广州，提前买好由广州往香港的火车、轮船、飞机票各5张，以确保万无一失。一切布置妥当，两人回南京复命。
10几天来，龙云在南京望眼欲穿。待听完刘、朱已把一切安排妥当的汇报后，大禁大喜过望，连续数天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来。他随即给蒋介石写了封信，交给龙绳祖，并嘱要等接到他安全抵港的电报后方可交蒋。
龙云这次出走计划是绝对保密的，就连家人也仅有龙绳祖一人知道。这时，龙绳祖对刘、朱二人说：“主席就托给你们了，你们的努力我们全家感激。一会儿我搬来公馆住，准备等你们走后去坐班房”。
按计划，刘宗岳于
一切都在计划内井然有序地进行。
8日晨，刘宗岳、魏罗伯在虹桥机场上了一架C47型运榆机，整个机舱就他们两人。8时正，随着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飞机准时起飞。9点15分降落在南京空军机场。
刘宗岳、魏罗伯各穿了一件民航队职员穿的皮大衣，又各自披了一件大衣，走到早已停好的备有特别牌照的一辆灰色汽车旁。魏罗伯熟练地打开车门，驾驶汽车朝着石钟路刘宗岳租的住宅疾驶。
到了目的地，刘宗岳拨通电话，对一直守候在龙公馆电话机旁的朱志高只说了句：“我回来了”，即挂了电话。
那边随即忙碌起来。10分钟后，一辆吉普车准时到达，只见龙云穿一套藏青条西装，外罩大衣，一只眼睛包一条绷带，呢帽戴得很低，几乎遮去半个脸。朱志高全身军装，佩上校军衔。
刘宗岳和魏罗伯把大衣递给他们两人，龙云立刻换掉了身上的大衣。随即坐上民航队的汽车，直驶机场。守卫机场的宪兵每进一道门都要挥旗停车盘问，因见是民航队的，所以畅通无阻。他们上了飞机后，飞机立刻发动引擎，顺着跑道缓缓前行，突然形成加速度，猛然向前冲去。随着操纵杆的拉起，飞机开始腾空，直剌蓝天。
这时，龙云看了看表：10点50分。
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平稳地降临在上海虹桥机场。刚一着落，陈纳德便带着许多水果和一大盒雪茄烟上飞机送给龙云。他们亲切交谈，一直等到飞机加好油，陈纳德握住龙云说：“祝你一路平安，我不久也要到广州，到那里再见。”
飞机重新起飞，经过3个半小时到达广州市上空。这时，刘宗岳把3件大衣还给了魏罗伯，并支付了6000美元现金。龙云又另外送了魏罗伯1000美金，驾驶员500美金。
飞机渐渐下降，对准跑道缓缓滑翔。没有想到，刚一停稳，忽然间警笛长鸣，一队荷枪实弹的宪兵和警察如临大敌般地包围了机场和飞机。一下子，气氛颇为紧张。龙云的眼睛不太好，在机舱的小窗口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由连声问：“这是干什么？”
魏罗伯、刘宗岳也被这意外的情况搞得不知所措，他们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驾驶员走下飞机与迎上前来的宪兵说了几句话，宪兵随即查看了龙云的“身份证”，上面写着：理查德.宋，传教士兼医生。然后他们又看了看飞机机舱，最后撤销了对飞机的包围。
据事后了解，原来有一架飞机从昆明飞广州，在昆明起飞时撞死了两个海关人员。他俩都是广东人，因此要将尸体运回广州，而昆明的鸦片烟商得知这一情况后，想利用这两口棺材装鸦片，因为死尸是不检查的。他们在昆明已买通死者家属，同意将尸体陆运而空运鸦片。这一情报被截获后，广州机场立刻处于戒备状态。当龙云所乘的飞机一到，被误认为是昆明来的飞机，致龙云虚惊一场。
龙云出机场后，一个美国小伙子迎了上来将他们带上汽车，并开车将他们送到新华饭店早已开好的房间。
打前站的人已在此恭候，见到龙云后立刻汇报说：“3种票子都买好了，火车是上午11点开，飞机是下午两点半，因为已过时，现都作废了。唯有轮船是晚8点正开，距现在还有1个多小时。”刘宗岳接过船票，然后大家一起在旅馆餐厅吃了便饭。因为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便雇了辆出租汽车在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的风，然后直驱码头。眼着还乘10几分钟，他们才随着人群挤上船。
“呜—”随着一阵闷长的汽笛声，轮船起锚了。
龙云站在早板上，看着黑黝的大陆渐渐远去的影子，不由长长地舒了口气。
蒋介石闻龙云出走后说：“这不可能，除非他真的变成一条龙”
龙云终于结束了被软禁达3年零两个月的生活，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回想最近连续为之的奔波，虽谈不上惊心动魄，却也是有惊有险。好在一切还算顺利，如今来到香港，他的心情轻松多了。
香港浅水湾，依山面海，风景秀丽，听不见交叉马路上的喧嚣，也没有挤在摩天大楼中的窒息感。在绿树繁花之中，掩映着一幢幢优雅的别墅。
居住在177号的龙云此刻正在楼台上远眺大海。正午太阳，一动不动地挂在海面上，一望无边的深蓝色海水反射出耀目的金波银光。淡而远的山峦静静地屹立在阳光下，三两只海鸥向远山飞去。清凉的略带腥味的海风徐徐吹来，龙云感到有一种久违了的惬意和兴奋。
龙云抵香港几天以后，蒋介石才得到龙云出逃的消息。他感到不可思议，而且将信将疑，连声说：“这不可能，除非他真的变成一条龙。”
龙云虽未真的变成一条龙，但的确逃离了南京。当这一点被证实后，蒋介石大为震怒，把宪兵司令张镇找来连声大骂：“娘希匹，眼皮底下让人给跑了，真是饭桶，饭桶。”蒋介石气得连声拍桌。张镇耷拉着脑袋，听训而不敢言。直到从总统办公室退出后，他才将怒气转嫁到几个专门监视龙云的“饭桶”身上，把他们拉出去枪毙了。几个“饭桶”临死前大喊冤枉，说龙云还在卧室，并未逃走。原来龙云临走前布置看房的佣人，天天上楼按时开灯关灯，造成一种假象，由此蒙骗了特务。看着每日从龙云卧室中透露出的灯光，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幢时刻在他们视野内的洋房，早已人去楼空了。
面对龙云的出走，蒋介石怒归怒，却无可奈何。他思忖再三后令中央社发布了一条自欺欺人的消息：
“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龙云，因健康关系，须易地疗养，已奉准病假两月，于本月8日由京飞广州转香港就医”。
蒋介石注定是不会放过龙云的，在明的批准病假后，暗的却是悬赏30万港币令军统特务在香港暗杀龙云。
蒋介石的流氓手腕龙云早已领教。为防不测，他一到香港就向港英当局声称自己是来“政治避难”的，请求特殊保护。港英当局随即派出警卫人员到浅水湾龙宅，负责龙云的人身安全。
初到香港的龙云虽然深居简出，很少露面，却没忘记与老朋友的联系。他专门给时在广东的宋子文通了话，宋子文此时尚不知龙云出走之事，闻龙云在香港打的电话，吃惊不小。但碍于老朋友的面子，宋子文还是从广州专程抵香港看望龙云。
龙云向宋子文倾诉了积压多年的愤懑，并解释出走香港是不得已而为。宋子文表示理解，但仍劝龙云以“大局”为重，并代表蒋介石游说龙云出面组织“华南反共联盟”，这当然遭到龙云的拒绝。这次，他们话不投机，宋子文很快便返回广东。以后宋子文被逼辞去行政院长，亦曾搬到香港浅水湾179号，与龙云相邻。当时，在对蒋不满上他们终于找到了共鸣。
龙云必竟是龙云，他不愿过当寓公的日子。他反蒋决心已下，此刻觉得还有余力也还有希望做的一件事，就是策动卢汉在云南起义反蒋。
为此，他不失时机，积极活动。他曾对绕道香港看望他的旧部、时为立法委员的安恩溥说：“蒋介石节节败退，云南将成为最后战场，唯一的办法只有起义才能自救。你回去告诉卢汉应积极准备起义，在外面找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和各党派联系，我负完全责任。”龙云还说：“起义时间愈早愈好，以解放军渡江之前为最佳，太迟了搞成马后炮，政治意义就谈不上了。起义时组织一个军政统一机构，我负领导名义，全省的实权仍由永衡（卢汉）负责”。
龙云对卢汉是有信心的，这不仅是因为卢汉的母亲是龙云的姑母，龙云的父亲是卢汉的大舅父，龙云的表妹龙泽清是
然而，事实上卢汉不免让龙云失望了。起初，卢汉沉默不语，后由于龙云接二连三的催促，他干脆提出了3条办法：其一，卢汉称病辞职，保安恩溥代理云南省政府主席，然后由龙云指挥，安恩溥发动起义；其二，龙云回滇，卢汉到香港，走马换将，由龙云自己发动起义；其三，如果仍要卢汉干，请龙云命令龙绳曾、万保邦、龙奎垣等都要听卢汉话，否则事情搞烂了，卢汉不负责。这3点意见是通过龙云派到云南做卢汉工作的刘宗岳带到香港的。
龙云虽然对卢汉溢于言表的怒气甚为不满，但为大局计，仍选择了第3种并在给卢汉的复信中称：“滇事由弟主持，外面接头由兄负责。”
对驾驭卢汉，龙云已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卢汉已不是当年被龙云硬性“抓”回部队的逃兵了，而是主政一方的省主席。
于是龙云自己干了，他派三儿子龙绳曾回云南找到原滇军60军军长万保邦并集合一些龙云旧部，打出了“共革盟”的旗号，以龙绳曾为总司令。这个“共革盟”系在共产党、民革、民盟3个政治团体中各抽出一个字组合而成。另外，还有“西南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自己军”，他们都拥有龙绳曾从香港带回的盖有龙云大印的委任状。
然而，事与愿违。这些武装不断与中央领导的边纵以及卢汉的地方武装发生冲突，卢汉虽知龙云是幕后操纵人，但实在不能容忍老主席与新主席的这种倒置。于是下令解决了这些武装。
千里之外的龙云，隔着大海，怎么也看不清卢汉的真实面目。他气愤之极，却又无可奈何。也许是欲速则不达。
李宗仁代总统后，专门托人向龙云转达致意，并希望龙回南京“共商国事和云南的一些问题”，不久又派夫人郭德洁飞港劝说。与此同时，何应钦也发电请他“共商国事”。
龙云有点跃跃欲试了。他派次子龙绳祖到广州找广东省主席薛岳，托他转告李代总统和行政院何院长，表达自己重返云南的意愿。之后，他又派长子龙绳武到南京作进一步活动。龙云的举动开始为人关注，香港《华商报》专门刊载文章，说龙云试图“粉墨登场”。
为正视听，澄清迷雾。龙云在寓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他给李宗仁、何应钦的一封信。这封信可称之为是龙云的“杰作”：
“目前奉敬之兄电邀入京，共商国事，盛意殷勤。当嘱小儿绳武进京候教，并略抒鄙怀，归述厚情高见，并关垂滇局，感纫无既。但以国事一日不定，滇局决无安定之可能，非个人出处所能为力。而今日之所谓国事，一言可决，即须兄等毅然决然，勇敢接受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原则，由嘱北上代表，依照原则，作出具体决定，付之实施。将为吾民族开万世永久和平，岂独吾滇一省一时受赐。
今日之事，幕后操纵，怙恶不悛者已大有人者，指示作因兽之斗，荼毒人民。吾兄必须洞烛阴谋，作刚毅之决断，始能免除战祸，实现和平。如稍犹豫，必中操纵者鬼蜮之伎，江南浩劫，必不能免，而兄等亦必同归于尽……自去岁脱险南下，海隅养疗，滇中每有人来，因询及家乡民变四起，大部含有政治意义，反抗压迫，要求解放，断非所谓绥靖力剿所能平息。如能因兄等果断，全国真正和平迅速实现，则滇省一隅动乱，自必不复存在。近闻反动者正阴谋布置，欲于和平破裂之后，即以其残余军力，窜入滇省，不惜以吾滇昔年民主之堡垒，为将来最后反动之根据，以图死灰复燃，亦民族解放大业垂成之际之隐忧，则弟虽疲惫，亦或将有以从吾父老昆季之后矣”。
龙云对国事的态度通过此信表达得淋漓尽致。此信在香港各报显著位置刊登，引起强烈反响。
为此，蒋介石大为不安和震怒，他视龙云这是公开的“叛逆”和“通共”，遂秘密指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布置暗杀龙云。
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与6名特务受命前往香港。他们在龙云的住宅附近租了一所房屋，监视龙云行动，伺机暗杀。
与此同时，毛人凤又通过军统云南站昆明组组长季瑞峰收买了前龙云的机要秘书蒋唯生，并要蒋设法重回龙云身边，以作内应。
蒋唯生到香港后与叶翔之联系上，最后商定用毒药毒死龙云，由蒋执行。
龙云见蒋唯生从昆明来港，很是高兴，未能识破他的伪装。而此时军统特务正在广州搜购一种毒药，这种毒药吃下，几小时后发作，绝对无法医治。他们用兔子反复进行了试验。遂将毒药送往香港，准备使用。
当时，龙云的儿媳发现蒋唯生行动诡秘可疑，常在台湾派往香港的特务住所附近与人联系。她便对龙云谈及此人不可信，要提高警惕。龙云也觉得非常时期，不得不防，便干脆让蒋唯生离港回滇。这样军统特务精心设计暗杀龙云的计划夭折了。
叶翔之随后又开始拟订新的计划，即直接闯入龙云寓所刺杀。就在布置计划期间，著名反蒋人士、民革负责人杨杰由昆明逃往香港。这时，蒋介石急令毛人凤暂缓暗杀龙云，而改为先行暗杀杨杰。
杨杰是著名军事家，做过陆军大学校长、驻苏大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不少中下级军官是杨杰的学生，杨杰在军界威望很高，为此遭到蒋介石的嫉妒。另外龙云曾派人联络他以师生关系，暗中策反26军军长余程万。然而事尚未成，便被军统列入黑名单。杨杰为逃避国民党在昆明的肃整行动而抵香港。但香港并未成为他的安全岛，
杨杰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惊动了香港当局。港府警署遂对港岛进行了严密的搜查。见香港难以藏身，叶翔之和他的特务小组便匆匆撤离香港，经广州转赴台湾。这样，暗杀龙云的计划自然流产。
为了北上，他戒掉了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烟瘾
杨杰被暗杀也震惊了龙云，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与杨杰在特务暗杀名单上的易位而与死神擦肩而过。杨杰之死，令龙云更加看清了蒋介石的残忍和卑鄙，也更坚定了他的反蒋决心。
此时龙云唯有的一张牌就是云南，这也是龙云的全部希望所在。他毫不气馁地策动云南起议，希望以此能够给蒋介石重重地一击，粉碎国民党政权企图依托大西南作垂死挣扎的计划。
在此之前，为争取卢汉在云南起义，龙云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将夫人顾映秋派回昆明，联络各方人士，并做卢汉的工作。
在此过程中形势发展很快。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解放。与全国飞速发展的形势形成反差的是云南的纹丝不动。
龙云在香港焦急万分。他认为云南如再不起义，政治意义就不大了。然而鞭长莫及，他只恨不能亲赴云南组织起义。为了震醒卢汉，推促卢汉，龙云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他在香港寓所接见了新闻记者，再次阐述自己的反蒋政治态度。继之出乎预料地突然宣布：“云南已经起义”。
尤如一股巨大的冲击波，香港各报立即以醒目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这条消息冲击了卢汉，震动了蒋介石，也使代总统李宗仁措手不及。
其实，此时的卢汉确已在酝酿起义。但因云南已处于国民党中央军和蒋介石特务的包围中，他不得不十分谨慎。卢汉不仅在稳步地扩大地方保安部队的实力，同时还派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以及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为使云南起义万无一失，卢汉专门派人从香港找来抗战时期曾见过周恩来的原部属宋一痕，并命他秘密取道北上谒见周恩来，请示起义事宜。以后宋一痕返滇复命，并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宋说，周公高度评价云南起义的准备工作，但告诫我们在解放军尚不能直接支援时最好别轻举妄动，以免造成损失。所以此时的卢汉只能静候时局发展，以抓住最有利的时机起义。
然而这一切，远在香港的龙云全然不知。他原指望通过宣布云南起义而逼卢汉背水一战，却不料这一举动严重打乱卢汉的计划，致卢汉举步更加艰难，起义亦因此增加了变数。为此，卢汉忧心忡忡地说：“老主席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穿夹脚鞋了。”
对局势仍抱有幻想的李宗仁闻云南可能有变，遂与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提出要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李宗仁同时下令桂系部队入滇震慑。
面对突发事变，卢汉忧心如焚。他多方设法请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疑心桂系要借机占领云南，遂接受张群建议，不同意改组云南省政府，并特派国民党陆军副总参谋肖毅肃到昆明督察。
此后，蒋介石又专门从台湾到重庆，并电召卢汉赴重庆面晤。卢汉虽知此行凶险莫测，但为了起义计划，他表示“舍身救乡，为了三迤父老兄弟，虽粉身碎骨，万死不辞。”行前，他从最坏处着想，让龙泽江负责军事，安恩溥负责政务。卢汉对他们说：“我这次去重庆万一被扣，你们就发电要求释放我。如要求不准，就插起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
蒋介石为了稳住卢汉，不仅没有为难他，且赋予他指挥在云南的国民党军队和警察的全权，并给予经济支助。卢汉为了等待时机，不得以与蒋介石周旋。
此时，龙云在香港迫不及待地等候着卢汉的反映。他认为，已断了卢汉的后路，非逼得卢汉起义不可。却不料云南传来的消息把龙云惊懵了。
云南各大报纸刊登了《卢主任为政府通缉龙云事，书告云南省官绅》的文告，同时大街小巷亦到处张贴。这无疑在云南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不少人目瞪口呆。《文告》云：
“奉总统
《文告》传到香港，不待看完，龙云花白胡子已震怒得瑟瑟发抖，他拍案痛骂卢汉。
龙云余怒未消，云南“九九整肃”的情况又传到香港。原来，卢汉由重庆返昆明后，一大批国民党特务接踵而至。
“九九整肃”，其实是卢汉在当时情况下敷衍蒋介石、应付时局而不得不为的手法。然而对不知情的龙云来说，尤如雪上加霜。他对卢汉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但随着
虽然龙云未能直接参与云南起义，而且为防泄露，起义的最后决策以及有关起义的通电文稿等也不可能与龙云协商。但是应当承认，在云南起义的整个过程中，龙云是起了支持和促进作用的，其功不可没。后来龙云对卢汉起义有过批评，主要是认为卢汉起义时间“太迟”，以及埋怨卢汉起义通电事前未让他知道。就这两点，龙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却很难责怪卢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龙云的热情可嘉，而卢汉的稳重可贵。
由于龙云与蒋介石的彻底决裂，因而当9月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之时，龙云即被列为75名特邀代表之一。特邀代表中包括宋庆龄、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程潜、赛福鼎等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反蒋爱国人士。这些代表均已赴会。而龙云因在香港，加上云南当时尚未起义，有很多不便，故未能前往赴会。但龙云的心却早已飞往了北京。新中国诞生后，在毛泽东主席签名的公告中，龙云被安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龙云得知后，激动异常。他为中共的宽容、豁达而敬佩不已，也为自己成为新政权的一个成员而兴奋，同时亦为自己不能到任而感到深深地遗憾。
云南起义后，龙云如释重负。他抵港后一直为之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虽然它姗姗来迟。
龙云开始考虑北上，这是他迫不及待的愿望。为了迎接未来，为了走向新生活，龙云开始向自己挑战，他要以最大的决心戒掉吸食了数十年的大烟。这是极端痛苦的，又是很不容易的。30年之久的鸦片烟瘾，一朝根除，谈何容易。然而既然下了决心与旧社会决裂，又有什么旧的恶习不可以摈弃呢？龙云以极大的毅力，咬紧牙关，终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与鸦片彻底告别，为他走向新生活迈出了第一步。
龙云北上决心公开后，也有一些人鼓动如簧之舌，向他苦苦进言，抛出上、中、下3策。所谓“上策”乃远渡重洋，寄居美国；所谓“中策”，乃取庸之道，留居香港；所谓“下策”才是北上回到祖国的怀抱。龙云反其道而行之，视“下策”为“上策”，并重申此意坚不可摧。
18日，龙云抵达北京。由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已去苏联访问，因此朱德总司令代表他们热情地欢迎龙云回到祖国的怀抱。
龙云搬进了北京东单北总布胡同14号。从这个胡同口走出，眼前豁然开朗，北京欣欣向荣的景象尽收眼底。置身新中国，融汇新中国，龙云第一次感觉到生活如此的充实，如此的有意义，而且如此的充满魅力……。
龙云 此路行不通，去找毛泽东
龙云有句名言：“此路行不通，去找毛泽东！”这真实地反映了他戎马一生的总结。
龙云，国民党二级上将，滇军主要将领，曾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曾把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龙云介绍给他，并在一起亲切交谈。国防委员会是全国武装力量重要的咨询机构，当时毛泽东任主席，副主席 15人，其中国民党起义的将领有 4人，其中之一就有龙云。
龙云是 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也是伟大的一生。他的一生主要做了以下三件大事。一是统一云南，稳定局面。1911年武昌起义后，时任云南三十七协协统的蔡锷，在云南举兵起义，建立军政府，任云南总督。蔡锷手下有个得力听话的新军管带叫唐继尧，能征会讨屡建战功，颇得蔡锷的喜爱。蔡锷入川后，唐继尧任云南都督。
1928年起，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1944年，龙云（前骑马者）和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左一）检阅远征军。
生活贫困到处流浪的龙云，思维敏捷，武功高超。入伍后作战勇敢，被保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经人推荐，出任唐继尧的中尉侍从副官。龙云对唐忠心耿耿、并善于观察，聪明伶俐，办事有方深得唐继尧信任，被委以团长职。
1917年唐继尧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但又排挤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妥协，企图独霸西南，自任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总司令。1921年唐继尧兵败被迫下台，出走香港。龙云亲率百余人前往护送。唐继尧不甘失败，在香港积极筹划，随时准备返回云南夺权。时任柳州警备司令的龙云，积极响应。1922年唐继尧招兵买马，重夺云南大权。龙云被委为第五军军长，驻守昆明。他不仅升了官，还掌握了滇军的实权，成为滇军与云南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其实，唐继尧是一个玩弄权术、野心勃勃的人。他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随心所欲地东拉西打，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地盘。他的所作所为和专横独裁让龙云很失望。
蒋介石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第一次在云南见面
“二六”政变后，龙云与时任第三十九军军长的胡若愚之间为争夺云南的统治大权，矛盾逐步加剧。
龙云得势后，对内在云南排除异己建立自己的滇军体系，使云南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努力建设新云南；对外追随蒋介石，服从蒋介石的调遣，并派遣军队出省配合蒋介石作战，因此也深得蒋介石的重用，委以云南省主席、昆明行营主任、陆军总司令等要职。
二是积极抗日，抗击侵略。龙云是国民党中著名的抗战英雄。在抗日战争中，他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 20多万滇军奔赴抗日前线；一是开辟滇缅公路，打通了抗日的国际援华通道。
1937年 8月，龙云在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为了抵抗日军的侵略，会上决定：
云南出兵 20万奔赴抗日前线。9月，他编成 4万多人的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第182、183、184师，开赴抗日前线。在台儿庄战役中，英勇的滇军战士前赴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的肉搏战，坚持了 20多天的阵地战，粉碎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滇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4万多官兵仅剩两万。滇军威震敌胆，享誉中华。10月在云南又新编成第五十八军和新三军，与第六十军合组为第三十军团，以卢汉为军团长，再赴前线，参加武汉保卫战等。
1937年，龙云主动向蒋介石请命修筑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通道。在国难当头时刻，组织云南人民，长途跋涉赶往筑路工地。平均每天出动的人数达 11.5万，最多时达 20多万。他们克服了许多的困难，用八个月的时间修筑了 927公里的路面。滇缅公路的全线通车，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八年，龙云共向抗日前线派出了 20多万大军，经历各种大战役 20多个，并动员和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共伤亡官兵 10多万人。这也是龙云政治军事生涯中最为光荣和辉煌的一页。三是与蒋有距，与共亲密。蒋介石想统一中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企图削除地方势力。蒋介石于是对龙云采取了调虎离山，将滇军第六十军、九十三军组成第一方面军，调到内地打内战。并命令杜聿明率第五军以武力进驻昆明，迫使龙云下台，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从而结束了他统治云南长达 16年的历史。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龙云逐渐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介石的限制、排挤、削弱地方势力，加剧了龙云对蒋的不满。因此，龙云与中共建立了直接的电台联系，并秘密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48年 12月，在陈纳德等人的帮助下，化装潜出南京到香港，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站到了反蒋反内战的立场，并竭力策动云南起义，为解放云南做出了贡献。
1937年，龙云主动请命修筑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通道。图为竣工后的滇缅公路鸟瞰。
1949年，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合影（左起：刘文辉、龙云、熊克武、刘伯承、贺龙、王维舟、邓小平）。
1956年，朱德同龙云在一起。
卢 汉
卢汉(1895—1974.05.13)，原名邦汉，字永衡。云南昭通人。彝族。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4期步兵科。是龙云的表弟，为龙云手下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后随龙云加入滇军，二人受到唐继尧的重用。历任滇军排、营、团、旅、师、军长、云南省政府主席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任第60军军长，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1945年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卢汉将军年表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卢汉出生于昭通市炎山乡中寨的一个彝族奴隶主等级的吉迪家族。其父卢元达（1874—1926）曾捐过一个游击的官衔。其母刘氏（1874—1946）是家庭妇女。根据墓志铭记载，卢元达共有6个儿子，即永恒（永衡、邦汉），邦彦，邦佐，邦治，邦基，邦定。据墓志铭可见，卢汉在6兄弟中，排行居长。
卢汉虽然出生于奴隶主家族，但幼年时期也参加过田间劳动。后来又与龙云一道，被送进昭通城内读书。但二人对“三、百、千”不敢兴趣，于是流浪于云南昭通与四川凉山的金沙江两岸地区，拜江湖术士马得胜为师，学得一手好拳法，颇有狭义心肠，与龙云、邹若衡并称为“昭通三剑客”。
1911年春，卢汉、龙云、邹若衡出外收购木材，后因木筏被撞坏货物沉没，淹死二十余人，无颜回乡，只好去四川另谋出路。6月，四川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反抗清廷出卖筑路主权，史称“保路运动”。云南永善人魏焕章也在川南组织了一支队伍，自任统领，参与了保路运动，要攻打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卢汉遂跟随龙云、邹若衡投入魏焕章部。同年冬，辛亥起义后，云南都督蔡锷决定派兵支援尚未起义的四川，滇军援川军第一梯团长（相当于旅长）谢汝翼，奉命率部经昭通入川至叙府（今宜宾市）。龙云、卢汉得知滇军来到，遂一同投奔谢汝翼梯团。谢汝翼得知他们是云南人，也欢迎他们参加滇军，暂时给予“候善员”名义，等待安排。龙云、卢汉就在辛亥时期正式投入了滇军，并从此与滇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5月卢汉和龙云随滇军开回云南，以准尉级军衔被保送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学习，龙云去了骑兵科。
1914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毕业后，回家探亲，与龙泽清结婚。（卢汉夫人龙泽清，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企业家。）
毕业后卢汉分配到滇军任少尉见习排长。从这时起，卢汉开始了自己一生正规的军事生涯。
1915年底，从云南开始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爆发，卢汉随护国军进入四川战斗。护国战争结束后，卢汉在驻川滇军成都兵工厂保厂营任排长，后升任连长、副营长等职。
1920年，四川军人掀起“川人治川”运动，驱逐驻川滇军，滇军战败退回云南。卢汉回到昆明后，在唐继尧督军公署当少校副官。
1921年初，驻川滇军第1军军长顾品珍，不满唐继尧强驱滇军入川内战，率部回昆明驱逐唐继尧。唐继尧在内部分裂，军心动摇，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不得已通电辞职，
1922年春，唐继尧侥幸地实现了“二次回滇”，重新统治了云南，论功行赏，龙云出任军长，卢汉被任命为近卫第3团团长。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继续完成北伐事业，民主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唐继尧对这个形势看不惯，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粤系陈炯明，桂系刘震寰相勾结，试图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组织以唐继尧为首的南方政府。1925年春，唐继尧派出号称十万大军的部队，分两路入侵广西。北路以唐继虞为总指挥，率领号称5万人（实则仅为2.5万人），从此路进攻；南路以龙云为总指挥，率领号称5万人（实则仅有3万人），从南路进攻。卢汉被唐继尧任命为第7旅旅长，归龙云指挥，进入广西。由于滇军指挥混乱，士气低落，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遭到大败，于同年8月退回云南。不过在这次战争中，龙云及其卢汉所部，损失不大，保留比较完整，这就使龙云、卢汉在后来滇军内部角逐中，处于优势地位。
事件发生时，卢汉在家里听到枪声，才发现自己住宅已被包围，乃从石墙爬出，藏在朋友家中。两天后化装潜往滇西禄丰，找到突围而出的自己的部队。恰巧也在
卢汉遂与高荫槐、孟坤、朱旭等人，把部队集中到滇西凤仪、下关一带，并请滇军元老、宪兵司令胡瑛到滇西统一指挥部队，代理第38军军长，下编为3个师，以卢汉为前敌总指挥兼第2师师长。
部队重组后，卢汉率第2师东下，与胡若愚部的欧阳永昌所率5个团相遇于祥云县清华洞附近，孟坤、朱旭两师随后赶到，双方从上午8时到下午3时，连续激战7小时之久，胡部溃至棣丰县城困守。张汝骥率李和生旅赶到棣丰增援，双方即在禄丰城郊高地激战，李和生被俘，残部退入禄丰县城。卢汉深知围城不是迅速解决战斗的好办法，便挥军直捣昆明，迫使胡若愚退出昆明，释放了龙云。
1928年龙云主滇后，任省政府财政厅长，这时，云南财政极端拮据，滇币币值低落，税收征不上来，军费没有着落，直接威胁着龙云的统治。卢汉就任后，坚持革新，凭借军威，整理财政，为龙云统治云南解决了财政危机。
卢汉首先从革新财政厅内部机构入手，把财政厅原有的秘书、科长、主任大部分更换，成立“设计委员会”以供咨询决策，并调整内部机构，将收（收入）、支（支出）、存（库藏）、稽（稽核）截然划分权责，标榜为四权分立。然后，他针对云南征收权为军人把持的状况，决定收回征收权，把烟、酒、厘金等税一律招商投标承办，即所谓“财政商业化”。
1930年初，他任命其副师长袁昌荣兼任烟酒事务局长，并随即通电全省征收机关，烟、酒、厘金等税收改为招商投标包办，应一律交给中标人承办，如敢故违，即以军法从事!命令一出，许多军人慑于卢汉的威势，敢怒而不敢言，没有人敢于公开违抗。
所谓招商投标，即把全省征收机关，委给商人办理，由商人投标，标额最高的即为中标。卢汉执行这一办法比较严厉，他的妻弟龙天如中了一个标，迟迟不缴款，卢汉亲笔下了条子，立即取消其承办资格，其他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数月之内税款大增，不独清发积欠，收入还有剩余，财政渐趋稳定，为龙云的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此，卢汉提出为公务员加薪一倍半的提案，实行“高薪养廉”，省务会议很快正式通过，并从1930年7月起正式实行。各级公务人员皆大欢喜，卢汉的期望也提高了。同年四五月间，卢汉因带兵进入广西作战，才辞去财政厅长的兼职，但由于以枪杆子为后盾整理了财政，也为后任的财政厅长打好了工作基础。
1931年2月龙云提出“废师改旅”的整顿军队办法，对编余军官不做安置，在用人上不尊重各师长意见，受到属下师长卢汉、朱旭、张冲、张凤春的反对。3月，四师长在宜良开会，决定发动“倒龙”政变。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闻名于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的两大主力———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先后两次路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追剿”红军。然而，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龙云听而不闻，要求滇军对红军尽可能多追少堵，尽可能让红军走出云南，这就在事实上帮了北上红军的忙。卢汉亦曾率兵“追击”红军，然而在龙云的影响下，也只是演戏而已。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贺龙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卢汉为副主任，两人见面时，曾有以下一段回忆和对话。当年红二、六军团路过云南时，卢汉率部在贺龙部队的后面，表面上是“追击”、“截堵”，实际是“送行”、“殿后”的一场把戏。卢汉对贺龙说：“我还在当年追击过你呢。”贺龙笑答道：“我知道，我晓得，你追也追不上，击也击不倒嘛!”卢汉说：“这不过是‘送你一程’的意思。”大家都默契而笑。
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六十军军长，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见徐州会战），颇著战功。所部扩编为第三十军团，任军团长。后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等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奉命率部去越南受降。蒋介石乘卢汉不在，昆明兵力空虚之际，部署第五军邱清泉发动兵变，
历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卢汉将军轶事
血战台儿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卢汉指挥滇军，投入战斗第一线，和其他部队一起，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中华民族而英勇战斗，在台儿庄等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成为抗日名将。
1937年8月，滇军主力被编为第60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3个师（182、183、184师），分别以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约4万人。10月初，60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誓师大会，各族各界人民献旗欢送，异常热烈。在大会上，群众高呼“卢军长，打!三师长，杀、杀、杀!誓灭倭寇，保卫祖国”等口号。部队随即出发，经曲靖、平彝、盘县、安顺、贵阳、镇远、玉屏、晃县、沅陵、常德，官兵们长途跋涉4000余里，步行40余日，到达湖南长沙，然后奉命开往前线，保卫南京。
不料，部队尚在途中，南京即告沦陷，乃返回武汉待命。云南部队武器精良，军容整齐，军纪也较好，在当时国民党部队中是比较突出的。杜聿明曾说：“抗日战争时我曾遇到云南部队，觉得‘中央军’同这支‘云南军’比较起来，军容上似有逊色。”
60军到武汉时，蒋介石又命这支军容整齐、士气旺盛的军队，绕闹市一周，以示尚有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可投入战斗，以安定民心。此时，“滇军素质已成全国之冠”。滇军在武汉游行时，德国顾问观看后，曾惊奇地对蒋介石说：“卢汉率领的滇军是你们中国的骄傲，最有力的部队。”
日本侵略军坂垣第5师团和矶谷第10师团，于1938年4月初向鲁南发动进攻，直接威胁徐州后方，形势危急。这是徐州（台儿庄）战役的第二阶段。60军奉命的鲁南集中，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准备投入战斗。李宗仁又命60军归第26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其时，李宗仁、孙连仲各部都已疲惫不堪，纷纷后撤，仅有汤恩伯一部留在邵县附近。当60军先头部队到达归德车站时，李宗仁即命60军接守台儿庄。
在台儿庄会战中，著名作曲家冼星海、任光及女诗人安娥等人，教滇军官兵唱革命歌曲，并为60军谱写了一首军歌《六十军军歌》，歌词是：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了崇山峻岭，
开到了抗敌的战场。
兄弟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任敌机在我们的领空翱翔。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由于60军阵地大部分被敌炮及坦克摧毁，官兵伤亡很大。卢汉为了确保台儿庄，重新调整部署，将主力移往禹王山地域。禹王山是台儿庄地区的制高点，是座肘形的山头，是这一地区唯一可以凭据固守的战略要地，大运河距禹王山只有
60军为了继续作战，乃将3个师缩编为5个团，编余军官合并为1个军官队，由军部直接指挥。全军分为1个纵队进入徐州，掩护友军撤退。任务完成后，遂向武汉方向转移。卢汉到武昌向蒋介石复命，受到称赞。蒋还对卢汉说：“你们已尽到应尽责任，伤亡越大，越显战斗力。军队番号不变，部队不缩编，速向本省请求补充兵员，武器不足由中央酌予补助，并可以加派其他部队归你指挥。”
8月，云南新编成第58军和新3军，连同已经补充兵员的第60军，合组为第30军团，卢汉任军团长。接着，他率部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这样，抗战开始一年后，滇军即有3个军，活跃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滇军出师3个军，兵员人数先后有22万。加上后来各部的征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先后派出兵员约40万人，伤亡人数则在10万以上。所以，
武汉失守后，卢汉因盲肠病发，请假就医，初住长沙湘雅医院，后因长沙大火，转送贵阳。卢汉临行时，电告蒋介石，以高荫槐代军团长。后高因病，部队由张冲指挥，军部由参谋长赵锦雯照料。12月，第30军团扩编为第1集团军，仍辖3个军，初由龙云兼总司令，卢汉为副总司令并代总司令，高荫槐为副总司令。不久，由卢汉为总司令，卢汉因病留贵阳，以高荫槐代总司令。
1939年间，蒋介石拟任命卢汉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卢汉去重庆商谈就职事时，蒋只允许他带一个秘书长赴任，不许带军队去。卢汉不愿当光杆儿主席，又因病复发，便回昆明治疗，未能到任。
1940年9月以后，日军占领河内，危及滇西、滇南。蒋介石同意将第60军调回云南的要求，成立滇南作战军，以卢汉为总司令，驻昆明。同时，蒋介石借机派遣自己的嫡系部队进入云南。年底，滇南作战军总部改为第1集团军总部，移驻蒙自；而留在湖南的第1集团军总部则改称第1集团军副总部。
1945年初，滇越边区总司令部改编为第一方面军，卢汉为总司令。第一方面军名义上辖第1、第9两个集团军，但卢汉只能控制第1集团军。第九集团军是蒋嫡系关麟征部，起着监视滇军的作用。
从1940年到1945年的几年间，卢汉直接指挥的部队，并无重要战事，实力也没有更大的增强，而编制却一再扩充，卢汉的职务也一再升迁，军衔升至中将加上将衔。原因很多，既与卢汉抗战之初战功有关，也与云南地位重要，以及蒋介石企图分离龙云、卢汉的阴谋有关。
卢汉对中共地下组织在滇军中的活动，心知肚明，却没有执行蒋介石“坚决清共”的方针。1941年初，中共南方局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朱家璧回云南，开展统战工作。朱家璧的族叔朱旭，曾在龙云手下任师长，与龙云、卢汉关系较好。朱家璧回到云南后，被任命为滇军所部的营长，后升为副团长、军官队队长、军事大队大队长及卢汉的特务团团长等职。后来，朱家璧的活动为蒋介石侦知，蒋电卢汉查办，卢做做样子后即让其“保外就医”，后又任命为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处的科长，实际上保护了朱。朱家璧等中共党员，在滇军中做了许多工作。不少人都知道朱是共产党员，但通过龙云、卢汉、龙泽汇等的掩护，抗战时期在云南，国民党特务对他（朱家璧）长期不敢动。
入越受降
抗日末期，日军在越南仍不断骚扰，卢汉奉命反击，并率部进入越南境内。仅在
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根据盟军统帅部的决定，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所有日军，向中国投降。据此，卢汉奉蒋介石之命，率第一方面军全部开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从
卢汉于
然而，当卢汉率领几乎全部滇军入越后，蒋介石即坐镇西昌，策划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事件。
主政云南
卢汉率部入越受降后，第一方面军所属各部被命令立即从不同地区，开赴东北内战前线。滇军走了，卢汉却留了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儿司令。
1945年11月，卢汉奉命参加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复员整军会议”。蒋要卢参加会议，意图是要把滇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卢汉到重庆后，为了争取主动，先向蒋介石请求“辞去本兼各职”，以试探蒋的态度。蒋原有意要免去卢汉的省主席职务，但看到李宗黄和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镇压昆明民主运动，已引起云南人民的强烈不满，只好挽留卢汉。蒋说：“我不是找你来辞职，现在还不是退休的时候，李宗黄在云南搞得不如人意，需要你回去就任主席职，安定地方。”卢汉无可奈何，又受到了控制，只得同意滇军调往东北，本人回到云南。
卢汉接任省政，却是个光杆司令，为此他刻苦经营，尽力恢复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实力。他首先争取对60军、93军（决定调东北）的指挥权和人事权，迫使蒋介石同意孙渡代替他指挥滇军，和由他提名调整滇军的人事安排。他还要求蒋介石撤销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指挥设在昆明的“警备司令部”，虽未取得蒋的同意，但却被允许成立云南保安司令部，卢汉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卢汉即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充，建立了新型的以保安团队为牌号的滇军。最初保安团共有4个总队（团）、1个独立大队。到1949年起义前夕，已扩编至17个保安团，组成74、93两个军，共5万余人，成为卢汉在起义中的基本武装力量。1949年6月，蒋介石被迫同意撤销云南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卢汉以绥靖公署主任兼云南省政府主席，正式合法地总揽了全省军政大权，重新控制了新型滇军。
早在1946年春，入越滇军即分两路先后开赴东北参加内战。
领导云南起义
卢汉顾虑重重，怕被扣留，称病不去，一拖再拖。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飞昆明，坐催卢汉赴渝，面商“国家安危”；再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给卢汉打电话，扬言“中央”将派两个军、60架飞机解决云南问题。如果卢汉不到，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卢汉到重庆，将由张群保证其安全。
卢汉无奈，派民政厅长杨文清、省府秘书长朱景暄代表他前去，向蒋介石陈述云南的实际情况以及卢汉不能分身的理由。蒋要卢汉抱病前来面商，并说了些对卢汉如何器重的话。卢汉仍犹豫不决，其时国民党余程万第26军已由开远向昆明移动；李弥第8军已由四川泸州向云南前进，先头部队已到达宣威；刘伯龙第89军由贵阳向云南前进，先头部队已到达盘县，形成了对昆明包围之势。张群又多次来电催促，表示将担保安全。迫于形势，卢汉于
卢汉一到重庆，即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却说：“有什么困难，我都支持你。”卢受到蒋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待，表示云南问题交给卢汉全权处理，准许他把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军费拨发现银100万元，武器、弹药装备陆续补充。然而作为条件，蒋向卢提出三条：一是取消云南省参议会，二是逮捕100多人(附有名单)，三是要封几个报馆和学校。卢汉考虑起义条件尚不成熟，因而答应了。
11月初，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到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与此同时，边纵在云南相当活跃，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农村，云南各地要求起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卢汉一面停止征兵征粮，制止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等单位移驻昆明，并与边纵加强了联系；另一面又派人到香港、广州与叶剑英联系，请示起义方略。
卢汉利用解放军已迫近云南的形势，将余建勋的74军和龙泽汇的93军(云南保安团队扩编的两个军)调来昆明及其附近地区，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卢汉的新生活
云南起义，蒋介石并不甘心，指挥其残部，妄图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之前，将卢汉起义镇压下去。蒋介石命令嫡系部队反攻昆明，从
3月，云南省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卢汉为主任。其后卢汉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台湾和平解放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卢汉曾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访问。
卢汉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信心，他勤勤恳恳地工作，作风正派，心胸豁达，平易近人，深受同事、朋友及下级的拥护和爱戴。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云南能有今天，太不容易了。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若是无所用心，平平庸庸，何颜以对云南的父老乡亲，何颜以对在云南起义中牺牲的同志啊！”在平时的工作中，卢汉严于律己，不辞辛劳，善于团结同志，在他分管的部门和单位，许多都被评为先进集体和红旗单位。
卢汉的两大历史功绩
卢汉的一生主要有两大功绩：抗日、起义。
正如毛泽东慰勉他的话说：“你在云南起义，为人民立了大功。你抗了日，又起了义，你就是黄花晚节香。”[5]
卢汉通电起义的缘起：解放军东北故意不打滇军
1．从血战台儿庄到固守滇南
卢汉（1895年～
以龙云、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当局在军阀混战中，一直注意保存实力，对于拦击长征中的红军也不积极，但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派出全省最精锐的部队，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奔赴抗日前线。滇军的所有军饷和装备，从不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供给，而是完全来源于当时云南的1300万各族人民。当时滇军武器比较精良，士气高昂，"军容之盛，中央军为之逊色"。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和任光创作了60军军歌，其中就唱到"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1938年4月，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日寇急欲报复，再次调集重兵进攻台儿庄。六十军奉命向鲁南集中，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度，于
- 滇军与有坦克掩护的三万日军反复冲杀，苦战27天，卢汉作为主帅表现得有勇有谋。卢汉
此后，卢汉指挥的六十军来到武汉，随即扩编为第三十军团，卢汉任军团长，投入武汉会战。在卢汉回昆明养病期间，滇军在江西抗敌。笔者外公的弟弟，当时是滇军军官，就在那里为国捐躯。1940年，日本占领越南北部，危及云南大后方，蒋介石委派卢汉为滇南作战军司令，调回一部分滇军防守中越边境，卢汉圆满完成任务，在5年中没有让日寇越雷池一步，军衔升为上将。
2．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击退法军挑衅
殖民列强果然欺软怕硬。当天下午1点，法国代表华吕少将等到130师向王师长道歉；4点，法国远东海军总司令阿巴努上将亲自来到师部谈判，表示愿赔偿损失，保证"法国舰队不再向中国军队及中国仓库攻击"。法方还称赞中国军队射击准确，中方则称"八年抗战中国军队向来如此射击"，奚落被希特勒打了一个多月就投降的法军。但是法国大使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诬蔑我海防守军先开炮，要求追查责任，卢汉发电给蒋介石，澄清事实，保护部下，也表达了对撤军的不满。
3．卢汉心路：从保存实力到倾向起义
蒋介石调出滇军赴越受降，也是为了吞并云南龙云势力的一着棋，龙云不仅对蒋介石闹独立性，而且秘密加入了民盟和民革，又交好共产党，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
1946年初，在越南的滇军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到达东北，当时国共两党正处于"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状态，滇军被交给杜聿明指挥，充当内战的炮灰。蒋介石两次派卢汉到东北滇军驻地"慰问"，卢汉明处照本宣科地激励士气，私下里则要求部下保存实力。共产党方面，则一直重视对滇军的策反工作。曾被解放军俘虏的滇军军官回忆道："当时，尤其是滇军，共军是不和我们打的，我们攻哪村，他们就退出哪村，我们攻哪城，他们就让出哪城......共军的军事工作且不讲，最老火（云南方言，即厉害）还有政治工作。......我们一被俘，马上有云南老乡们来，体贴入微地招待......被俘的士兵们开一个诉苦大会，说说过去......长官们，留下的都'觉今是而昨非'，在忏悔、学习与赎罪"。
到了1947年5月，卢汉的心情开始矛盾起来，他对部下说："现在跟着共产党去干，是半路出家，没有什么好处。国民党对我们也不是诚心的，他利用我们。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只好暂时如此。"
到了1948年底，卢汉对他的秘书这样说："我们都坐在国民党这只船上，由于这只船的管理人员太不行、太坏，使这只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眼看就要沉没了。不过，它既是一只大船，不是一下子就沉下水去，还得慢慢地沉。沉是注定的了。问题是坐在船上的人各自怎么办。"这时，卢汉已经在重新考虑"怎么办"了。
1949年4月，卢汉多次通过中共秘密派出的联络人员询问中共方面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卢汉说："我和部下们都悔恨是国民党的将领，以前做过一些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的事，起义后能否得到中共方面的谅解？"尽管仍有顾虑，卢汉面交了一份表示起义决心的信件，托人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1949年6月，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官的周体仁受到周恩来、朱德委托，辗转回到昆明，与卢汉长谈。卢汉感叹："傅作义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咋个还为老蒋卖命。"同年7月底，中共滇黔桂边委与卢汉方面商定"卢汉起义应在我解放大军接近云南之际"举行，卢汉作了准备起义的各方面部署，开始把武器弹药交给中共领导的游击队"边纵"。
卢汉的转变，是很多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逐渐倾向于起义，倒向人民这边的典型例子。
4．宣布云南起义击退蒋军反扑
1949年11月，南下的解放军已攻入广西和贵州，云南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卢汉还致电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为蒋截获，蒋在
昆明卢主席勋鉴：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一体遵行下列各项：
1937年 7月，抗日战争爆发，卢汉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毅然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1938年，卢汉率领六十军奉命赴徐州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滇军伤亡过半。滇军还参加了武汉会战。1940年，日军侵占越南，云南边防吃紧。龙云成立滇军作战，卢汉任总司令。1945年，卢汉回昆明后，
被任命为云南省主席、省保安司令兼军事倡议院上将院长。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之后，乘胜渡过长江，解放了宁、沪、苏、杭等大中城市。
蒋介石则妄图割据西南，建都重庆，在云南方面，又调进 6万余人，特务头子、保密局长毛人凤也飞抵昆明指挥，大肆搜捕共产党及进步人士，企图把云南作为他们在大陆的最后反共基地。当时，潜居香港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想在政治上靠拢中共，于是派代表李一平前往北平与我方洽谈云南起义问题，卢汉此时亦派龙泽汇将军与我方朱家璧联系，暗中送给游击队枪支弹药。
1945年9月，奉命到越南河内受降的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抗战期间，卢汉率滇军对日作战。图为1945年8月卢汉与滇南美军总司令加里格将军在河内日军签字投降后合影。
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形势，继续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原则，于 7月 21日就争取卢汉起义问题，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
周：据张表方本日称：龙云代表李一平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我意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
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如何，请酌办。
1949年 9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经过研究，派原北平警备司令周体仁来到昆明直接同卢汉见面，传达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对云南的关怀，对卢汉起义表示诚心的欢迎，介绍了北平起义的经过，与卢汉多次商谈起义事宜。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1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了中南各省后乘胜向西南进军。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卢汉将军于 1949年 12月 9日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服从中央人民政府，起义获得成功。同时，扣留了国民党张群等一批军政要员，逮捕了特务头子徐远举等多人，接管了国民党驻滇各种机构。12月 11日，毛泽东又与朱德联名，致电卢汉。
（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 4月 21日布告与今年 11月 21日刘邓两将军的四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拟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专此，并希裁复。
毛泽东
朱德
十二月十一日
毛泽东、朱德的电文，对卢汉起义的重大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并明确提出各项具体要求。为此，卢汉备受鼓舞，表示衷心拥护共产党。
蒋介石对卢汉的义举自然非常恼火，立即下令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指挥二十六军、第八军进攻昆明。卢汉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电文的鼓舞下，决心誓死保卫昆明。经过卢汉的多方努力，昆明围城不久解除。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卢汉的帮助下，解放了云南，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旗插在了中国西南边陲。
因为卢汉的主动起义，我军以极少的伤亡代价，解放了云南各族人民，开创了边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起义。图为1950年2月22日卢汉在云南各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莅昆大会上致欢迎词。
卢汉（右一）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指挥员宋任穷（左一）、陈赓（左二）握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汉历任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二、三届常委、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常委。
1955年 9月因卢汉已不在人民解放军中任职，未被授予军衔，但考虑他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功绩，被毛泽东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 5月 13日，因病在北京病逝，终年 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