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豹第六小队迅雷下载:徐永昌、陈调元、商震、杨爱源、孙蔚如

徐永昌----陆军一级上将、抗战时期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

陈调元----国民政府陆军一级上将、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商震----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晋军主将、文武双全

杨爱源----晋绥军二级陆军上将、阎锡山军事上的副手

孙蔚如----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对日作战无败绩

徐永昌

徐永昌（1887.12.15－1959.7.12），字次宸，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身处乱世而具备中国军人的一切美德。国民军第三军第二位掌门人，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军令部长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病逝于台湾。

孤儿从军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生于山西省崞县沿沟村的贫寒农家。母亲赵氏，父亲徐庆四十四岁获此麟儿，心劲儿大增，决意携家带口出雁门关，到大同求生，到鼓楼西街粮店当了磨倌。此时永昌尚在襁褓中。全家三口的温馨日子不到一年，赵氏就病死了。朋友给徐庆介绍了寡妇张氏，还带来与前夫所生二女一子，大哥、二姐改姓徐，长女已嫁，曾乳哺永昌，有“姐姐妈妈”之称。大哥吉昌长永昌十岁，彼此十分亲热。依照崞县地方耕读传家的习俗，徐永昌五岁即在粗通文墨的父亲指导下读书认字，开始念《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及至七岁便入塾受业，先读《论语》，以次读了《孟子》、《大学》、《中庸》、《左传》、《书经》，并涉猎《诗经》等。有了良好的旧学基础。幼年的徐永昌天资聪颖，但缺乏恒心。其父曾正颜以教：“不诚无信、怕劳怕苦、没有恒心，就别想成材。最痛惜的是自毁前程！”一番教导令他铭刻在心且受用终身。清贫而快乐的童年一闪而过，深深地印在徐永昌记忆中。接踵而至的灾难更是挥之不去。贫穷疾病总与死亡相连，从徐永昌九岁开始，二姐病死，大哥在城上做工，坠城身亡，大姐病死，继母经不起打击，在光绪二十六年夏天去世。本来病弱的父亲不能正常出工，生活大成问题。秋天，父亲买回几袋山药蛋，命永昌往屋里搬，说：“这就是我们父子俩一冬的口粮啊！”不料到十月，父亲也撒手归天，他受刺激一度昏厥。邻居帮他掩埋了父亲，他拣了块赭色石头埋在父亲墓前，作为标记。

　　这年慈禧扶植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毅军总统（军长）兼武卫左军总统宋庆，率部护驾，十二月到大同。一个营底（营本部）驻曹叔店内。师爷（书记官）徐椿龄老先生是营口人，很爱喝茶。因士兵初到此地，贪着出玩，加之老先生年近五十，尚乏子嗣，呼茶唤水，往往无人应声。永昌不忍，常为老先生提水泡茶。老先生喜其诚实勤谨，又怜他身服重孝，向店东打听清他的身世后，就问永昌：“你愿意跟我走吗？”永昌回答：“愿意。”于是在营部给他补了个名字，幼不成兵，也无力作夫，只是在徐师爷身边执勤而已。永昌随营底移阳高，到崞县，过韩侯岭，渡黄河茅津渡，走怀庆，经彰德、赵州、保定，宋庆部于銮驾回京后，即驻通州。永昌一年多间，走三省数十州县数千里。到通州后，他补了一名夫，照顾马匹。常于夏天午休时到四野无人的溪边将衣裤解下洗净，在石板上晾干。官长常示范说：“徐永昌是发一套服装的夫，却比你们发两套服装的兵整洁得多！”年底补为兵。20岁时，文案何毓淮，为他买了匹私马，加入马卫队，到哈尔滨剿匪。他第一次参加作战，所在部队就将六七十人的一股土匪剿灭，擒获十余人。

　　军中求学

　　1904年，十七岁的徐永昌由军中苦力改做司书。在此期间，徐永昌凭借幼时入塾受业和勤勉，博得上司的好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加紧读书，充实自己。1908年，直隶提督马玉昆奏准，开办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录取的160人中，以倒数第二名入学，发愤苦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修完普通科，又修步科，最喜欢战术、代数、三角、历史四课，考试每名列第一。因他在讲堂上常向教习发问，有几位教员误以为有意为难，学校总办因此在宣统三年毕业考试时，罚扣他若干学分，将他拉到第二名毕业，授副军校（中尉），见习后正式派在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连）作副哨长。九月初八，阎锡山在太原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山西都督。清廷命武卫左军左路规复大同。永昌倾向革命，不愿回家乡打枪，请求上级当了新兵营哨长留在原驻地。

　　1912年（民国元年），永昌考入陆军部将校讲习所。将校所360人，从六七百人中甄选，分四队。师资甚强，中国籍教习均为陆军大学第一、二期出身；两位德国教习则讲得更好，有时带学员到德使馆，将火炮拆开逐一讲解。丁克迈尔少校有次讲“连战术图上作业”，讲后说：“部队此际只有这两个布置法。”永昌听后，起立，讲出一个第三种布置法。丁略加思索，宣布说：“部队此际，可采用徐永昌的布置法。”2年冬，永昌以第一名毕业，分发南京陆军预备军官学校连长，辞未赴任，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3年初入学，教官则比将校讲习所的差，日籍教官还有侦探的嫌疑。1916年底举行毕业式，总统黎元洪亲监观礼。漫漫求学路，把徐永昌造就成一个具有完备兵学基础知识的合格军人。至此，徐永昌完成了从孤儿到士兵，再到军事人材的三级跳。    国民三军

　　军旅生涯和不断求学，使徐永昌不仅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而且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称帝，春末，永昌与同学孙岳等，同谋倒袁，离京赴沪赴浙，袁死后，又返鲁，为吴大洲筹组参谋厅，7月返校。崞县续西峰辛亥革命中招募勇壮，直下大同，遭阎锡山疑忌，流亡京津，是北方始终不渝支持孙中山的志士。永昌本可应江西都督李纯之请，分发赴赣，因与西峰深相结纳，自愿任陆军训练总监部编辑官。6年7月张勋复辟，赴保定游说曹锟顾问孙岳；又约晋南李岐山赴天津与续西峰商对策。前陕西都督陆建章，让他带一万元，游说资助缺饷的通州张锡元旅进京讨张勋。张旅占领朝阳门，被王士珍劝出。后段祺瑞马厂誓师，曹锟响应，阎锡山派晋北镇守使由京绥路出兵讨张，张勋遁入荷兰使馆，闹剧收场。自倒袁相交以来，徐永昌与孙岳已成莫逆，一直以兄弟相称。6年12月，直督曹锟命孙岳在廊坊办军官教育团，孙任团长，孙又邀永昌任教育长，此后直军下级军官多由此征补，也成为后来国民三军干部的摇篮。孙中山见北方民党同志势孤，任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陕督陈树藩对抗。为经营西北革命根据地，7年5月续西峰约永昌等5人赴粤谒中山，中山已转日本。他们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贵州毕节、重庆，与唐继尧会议，又与熊克武会于成都，策划援助于右任。因滇黔川各系军均无远出心，与陕督军战斗不利，数万里远行无功而返。９年直皖战后，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１１年直奉战争中，永昌接替带病的孙岳负责西路指挥，战争酷烈，双方伤亡惨重，坚守住阵地。战后，孙岳兼冀南镇守使、右翼巡防统领，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团团长。

　　直奉战后，张作霖暗地与孙中山、段其瑞联络，组织三角联盟，谋倒占领北京的曹锟、吴佩孚。续西峰等凭三寸不烂之舌，作通了冯玉祥、孙岳等人的工作。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亲督东路往关外打，一直打山海关。可是负责西路热河的冯玉祥以修路名义行缓兵之计是修路。10月23拂晓，冯军入城。事前与守卫各城门的孙岳部第二团约好，互相以统一制作的内镶白月标帜的黑旗为信，迳围总统府，幽曹锟于延庆楼。冯自称此次行动为“首都革命”，史称此事为“北京政变”。永昌事前不赞成此举，（认为曹吴政治虽然不好，尚有国家人民，可以促其整顿改善。现在还有纵兵糟害百姓的人，我们却不问，反要先倒曹吴，这实在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仍与孙岳保持一致的行动。事后孙岳部编为国民第三军，拥有一个师、六个旅的兵力，徐永昌坚辞师长不就，出任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防保定，负责平津沿线北段治安。 1925年初，孙岳就任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入陕督陕，入甘治甘”，徐永昌兼任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由保定开拔，经河南西进。是年8月，孙岳奉命兼任陕西省督办，任徐永昌为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准备向甘肃进发。不料，段祺瑞又任命冯玉祥为甘肃督办，第三军在入甘不能，留陕不足自给的局面下，引兵东进，出河南，北上京津。1925年秋，国民第三军入甘不能，转而出潼关，到河南。这时，续西峰等正在策动河南人樊钟秀进攻山西。续鼓动樊说，山西军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又说，祁（县）、太（谷）、平（遥）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吗？樊钟秀深受鼓舞，积极准备攻晋。续西峰则试图拉拢甫至河南的孙岳部一起对付山西。

　　20世纪20年代，国中群雄争霸，战事纷起。国民第三军将去向何方？孙岳分析当时的局势，认为，天津既有港口，又有关税，得有天津，胜过几个山西。力主先打天津的奉系军阀李景林。徐永昌身为山西人，不愿桑梓涂炭，且对阎锡山的“模范省政”素有好感，又与晋军将领周玳、孙楚等有旧好，亦极力阻挠攻晋军事。在国民第二军胡景翼防区郑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徐永昌发言说，山西一贯奉行“保境安民”，攻打山西师出无名，动则必败。不如先打直隶，继取山东，赶走奉军后，再做计划。之后，徐永昌率部北上。在石家庄，他见到原定协同樊钟秀攻晋的弓富魁、胡德夫。徐永昌明确说，我前奉督办（孙岳）命与岳（维竣，国民第二军军长）会议，决定合力攻奉，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弓、胡皆系山西人，亦不想与晋军作战。听了徐永昌一席话，遂放弃攻晋计划北上。这样，续西峰精心策划的攻晋之战，最后只剩下樊钟秀一支孤军。徐永昌恐山西方面事先不知情，遭受突然袭击，又在率部北上之前，遣人通过周玳向阎锡山通报了信息。阎锡山闻讯，迅速调兵遣将，由于樊钟秀力量自先不足，山西方面又早有防备，攻到辽县即被晋军打败，仓促之下由竣极关退出。

　　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所部（第一师）及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其时孙岳因病休养，徐永昌受命代理第三军军长）。四五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徐永昌再一次明确表示“不愿与山西作战”的态度，声明，“我几十年未回山西，绝不愿打得回去。山西一向是保境安民的，他有理由断路，我们也有理由与绥远打成一气，症结所在是彼此不能相信，若努力疏解，或有商量余地。”不同意打山西。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军倾全力应战。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归来，召集旧部于五原，策划重振旗鼓。同时，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更加拉近了徐永昌与晋阎的距离，为扩大实力网罗人材计，阎锡山有意拉拢徐永昌。冯玉祥以取得苏俄支持相号召，徐永昌的认识则是：俄国扶植我们，尽管诚意，但他的存心并不善。我在民国十三年即觉得俄国与孙中山先生所订契约就未怀好意。他要对中国怀好意，为什幺不依照诺言将与曹政府所协议的中东铁路交还中国？我们内乱，犹如兄弟阋墙，第三人送一把刀，无论交与弟或兄，总是与我们不利的。而彼则强调扶助弱小民族，殊不知其扶助也者，乃先助某国一部分人民脱离本国而独立，再即将之并入俄国，美其曰联邦，实乃劫持之使为附庸耳。鉴于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徐永昌商之于孙岳，决定“以后的行动要与国民一军分开”。

　　分开之后怎幺办？国民三军何去何从？徐永昌举棋不定。正在这时，孙楚托人转来一信（孙楚与徐永昌系辛亥老友，私交不浅）。徐永昌遂回一信，提出：“拟在五原屯垦，未识阎先生能否相助。”徐永昌的试探很快得到回音，孙楚二次到绥传达了阎锡山的答复：“听说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荣誉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徐永昌深受感动，得到莫大的鼓舞。1926年冬，在与晋军在绥将领商震、杨爱源、朱绶光等进一步接触的基础上，徐永昌动身前往太原。在太原，徐永昌一住就是三个月，期间，多次与阎锡山晤谈，彼此投契，相处甚得。阎锡山对徐永昌早怀好感，表示“恨有相见太晚”。徐永昌则强调：“我是山西人，不愿对晋军作战，雁北战役我就未入晋地。张作霖贪得无厌，凶狠异常，祸国殃民，讨张愿为前驱。”1926年农历年底，徐永昌离并返部。其时，第三军因与第一军分道扬镳，已离开包头，到达陕西神（木）府（谷）地区。1927年初，正当徐永昌面对衣食不足鞋袜破烂的队伍，一筹莫展时，接到南桂馨急电：“东方恐怕有事，希望贵军能开到沿河一带，并请兄先来太原一商大事。”2月，徐永昌在按电报要求部署好一切之后，二次到太原。原来这时的阎锡山也走在了政治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广东国民政府于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派代表赴晋，联络山西参与北伐；另一方面张作霖于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正式把持了北京政府后，发表阎锡山为“安国军副总司令”，以兵临晋境相威胁，要阎锡山与他合作。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宣布北伐则可能等不到与南方呼应就先牺牲自己；而北洋势力明摆着没有前途。虚与委蛇是为上策。徐永昌到太原后，阎锡山将此和盘托出，请求配合，徐永昌对山西的处境表示同情。双方商定国民第三军渡河进驻山西，阎锡山“自然用客军入境推诿奉张”，并月助第三军军饷三万元。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分驻汾阳一带。后因张作霖压迫阎锡山就副总司令职越来越紧，徐部又进一步东移到榆次一带。于是，阎锡山更以客军深入作为延宕张作霖压迫的借口。尽管国民第三军只是以客军的身份入晋，起先并没有加入晋军序列，但是一经踏上山西的土地，接受了阎锡山的津贴，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晋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

晋绥主将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1927年6月6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与此同时，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奉系张学良部在河南将吴佩孚的势力击溃，冯玉祥部由西安向潼关以外活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由湖北向河南推进，张学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不得不对奉张虚与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成为必要的了。有鉴于此，徐永昌力主当机立断，向奉军出击。稳妥起见，他先请杨爱源切实与阎锡山说明出击奉军之利，见阎锡山犹豫不决，随即，又亲函劝之。岂料，阎锡山已经接受蒋介石的电令：待南京方面攻占徐州后，分兵陇海，形成侧击京汉线态势，再行出兵。不便单独倒奉。先发制人不能实行，退而求其次，徐永昌得到阎锡山的允许，出兵井陉，屏蔽山西东大门，预设前沿阵地。张学良退过滹沱河，布防于沙河之线。按照徐永昌的设想，倒奉的良机虽然失去，然而与奉张一战如箭在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八九月间，阎锡山为出击奉军之事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徐永昌应邀出席，与会的还有杨爱源、孙楚、周玳等。会上徐永昌与阎锡山意见分歧，他认为出击时机已过，必俟南军进至陇海线方可再出；阎锡山则迫于与奉军作战的态势已经形成，双方军队已呈箭拔驽张之势，不能再等，认为出击之机正至，决定即刻发动。9月29日，阎锡山发表讨奉通电，晋军（称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晋军杨爱源部三师出获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径出平山，合为一路，向北攻击。讨奉军事起初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占领宣化；右路的国民第三军与晋军联合部队在扫除滹沱河敌方前进阵地后，分别进至行唐和东长寿之线，再经过一次突破攻击，占领望都、定州。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津浦两线也发起进攻，奉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晋军深入敌后，腹背受敌，优势变为劣势，不得不全线后撤。这时阎锡山尚在东长寿前线指挥。

　　正当晋军开始全线后撤之际，徐永昌因见杨效欧师后部正向西行，说是向曲阳龙泉关去，又知杨爱源、周玳、杨效欧等其时业已西去，急令参谋追截。随即，亲自驰骑往邀之，说以：“除原由龙泉关出之丰（玉玺）傅（存怀）两部仍回龙泉外，其余应悉转行唐，向平山、获鹿撤退。否则阎先生轻车驻东长寿，正太路空虚，奉军数日可进太原，君等将安所归？且入龙泉则所有野炮皆须委敌，将来如何应敌？此固末节，但亦不可不虑。”杨爱源、周玳等恍然大悟，遂接受徐永昌之建议，命令所部各循旧路回师。前线晋军除傅作义部被困涿州外，悉数安全撤退。紧急关头，徐永昌不避嫌疑反客为主，处置得当，使晋军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危机。阎锡山感佩徐永昌的军事才能，特电约徐永昌到井陉晤，委之以东路指挥大权，第三军仍以客军待遇。徐永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正式接受三晋军符，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

　　在徐永昌接受指挥东路军事的任务时，阎锡山主张毅然决然放弃前方，保守井陉山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固部署阵地，保得东路无虞。徐永昌则觉得井陉山阵地，一点准备也没有，山虽险峻而寒冷异常，人稀地阔，少饮水、无燃料，不经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难，虽有险要，亦用不上。故主张“留少半兵力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后方布置妥当，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后方军队容易整顿。总而言之，井陉山地虽然险要，不经部署则绝不能守，一处有失，全盘坚守均失。”于是，在徐永昌的坚持下，杨效欧的一个师被留在了前方。阎锡山起初认为晋军不长于野战，离开井陉山地非常危险。这样做是冒险，其结果可能会白白送掉一个师。然而，后来的事实是，凭借上述防御体系一直维持了三四个月，奉军因天寒地冻及其它事故未能大举进攻，徐永昌则利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不仅将井陉山山地工事筑好，运煤、积雪水，一切都从容准备就绪。而且在井陉矿场积极炼了三四个月的焦炭运回太原，解了焦炭供应不足的燃眉之急。待到次年二三月间，奉军开始大举进攻时，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间，即退到井陉山，进入阵地。在撤离井陉时有一趣事不能不记：徐永昌在井陉屯兵三四个月，集存了一大批干草备用，临走时兵站主张放火烧掉，他说：“烧草无非怕敌人利用，实则敌人的牲畜宁将人民的饭吃了亦不会挨饿。”所以下令好好保护，并在各草堆前竖立木牌，写明留草不烧，以备奉军来用，三个月后假如你们用不完撤退时，亦请勿烧掉。同时派专人守草，防止老百姓放火。4月，徐永昌率部反攻到井陉时，真的尚有若干干草留下。一切如他所料。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于下野四个月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北伐军序列，准备继续北伐。晋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改称第三集团军右翼军，徐永昌续任该部指挥，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团军逐渐北上在形势下，三集团军发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军首先突破奉军防线（二三月间奉军发起的进攻持续了几个回合，不能动摇晋军阵地，双方便呈对峙状态），一击之下，敌即退过滹沱河，再次进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进入保定，兵逼京畿。正当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国民第三军的名义布告安民之际，突然接到孙岳在上海病逝的电报。同时接阎锡山命令，驻守保定。随即，阎锡山北上亦到达保定。

　　1927年底，孙岳从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脱离第三军（此前一直随军行动，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阳）。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线曾收到孙岳的亲笔信，说：“阎公亲自东出，弟将何以自处，似宜始终与之结合，否则孤立也。”对第三军的出路预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孙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后，决定正式加入晋系。在徐永昌的主动要求下，北伐胜利后，所部国民第三军正式加入晋军序列，编为第三军，徐永昌任军长。

　　1928年７月，蒋冯阎李同到北京告祭孙中山，北伐战争结束。当时南方领袖在北京演讲，指着皇宫黄琉璃瓦，说是满人压迫汉人的血迹。使满人甚至其他北方人产生意外感想。北方冯阎等握有兵权，如何妥善解决统一问题尚不好说。日本对华虎视眈眈。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约永昌到一个饭店，征求他对国家问题的意见：“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对整个国家问题，有何意见？”永昌说：“说起话来，总须关顾人心，江南常说的那套话，过河以后是应当加以纠正的，否则便会得到不良的影响。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为好。万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阎先生与冯先生这两大势力，不分即合。分是国家实力的对消，合则国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决这二势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万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应将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此有二点好处：其一，我们的外患在北方，训练军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为切实用：其二，蒋先生可藉此训练学生，常来与阎冯在一起，感情融洽，国家力量可以团结。这是我对国家问题的意见。”蒋首肯者再。

自解兵权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多少人奉行武力至上，拥兵自重。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独立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２８年１０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他以为主席是一文职，就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阎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他决定以后，邀集全军干部当面宣布，反应是全体反对。他让大家各抒所见尽情发言，很多人非常激动。副军长黄胪初痛哭流涕地指斥他：“出卖三军，换取主席！”等大家闹哄哄地说完，他也静静地听完了，就诚恳地为大家多方剖析：“北伐完成，国家统一，中原逐鹿，已成定局，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於各集团（指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之外，再成一个集团。我们不归于此，即归于彼。大家必须认清这一环境。再说，本军原是督办孙（岳）先生创立的，因他生病，责我代领。阎总司令要本军开进山西，而允许我们不改番号。北伐前夕督办赴沪，我们打到保定以后他病逝上海。我们为督办在保定开追悼会，天津迎灵，北京治丧。这是本军对督办的感念与责任。本军初到山西，如改番号，那就对不起督办；现在督办长逝，国家统一，我们两年来与山西合作得很好。如若仍不改番号，那就对不起阎总司令，并且对不起国家！我所以自行调整，自行调整人事，这样，队伍还是好好的，还是大家自己带着，归属第三集团军建制。大家跟着人家继续好好地干。我这样做，全是为国家，为弟兄，为朋友，而绝不是为我个人打算。如不明此义，仍要保持现状，这不等于要独立么？”

　　到绥后，每天策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讨民间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辽阔，民生慓悍，官民都无所凭依。比如东胜没有城墙，县长嫌不安全，住到离城数十里外的一家油坊内办公。他就向阎请到三十万元，修筑城堡，武川县城在他调任后告成。２９年９月调河北，首先遇到的是与各国公使接触，来访回拜，彼此宴请，忙碌了一个多月。当时日本公使佐分利宴请永昌时说：“我此次来华，很想将中日悬案清理清理，因为两国间的悬案大多了，这是我们双方关系陷于僵局的重要原因……”永昌答辞：“我对于中日两国悬案之多，认为是正常。我看见中国法庭上打官司的，是两造相识者多，不相识者少，甚至亲戚间的案子不比朋友间的案子少。中日两国悬案多，正表示两国是新近，是关系深……”彼此以诚相见，饭吃得很愉快。不久，日本上院议员来平，团长也谈起中日悬案多，佐分利也引用永昌的话剖析。可惜佐分利这位鸽派外交官，回国述职时被少壮军人除掉了。永昌慨叹地对身边人说：“悬案，不出十年将以战争来解决！”

　　屯垦戍边

　 早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徐永昌因事前往黑龙江，见所到之处野旷田肥，即想，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数十万，既固边防，亦省国帑。萌发了屯垦的想法。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绥远省主席之前，早年屯垦戍边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不厌其烦反复向阎锡山建议的同时，徐永昌责成专人拟定了西北屯垦计划。其屯垦计划将屯垦分为兵屯、民屯两种，以兵屯为主，辅之以民屯，以整理绥远腹地为主，兼及周围。建成一处，移民一处，实边一处。具体项目有：疏通旧渠、开发新渠、筑城堡、修汽车路、设轻便铁路、设立新村、设立农业技术传习所等。并在绥远试行以工代赈开筑河渠。实施屯垦，开发绥远，巩固边陲，在这个问题上徐永昌与阎锡山不谋而合。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使屯垦计划只能“容即图之”而不可能付之实行。北伐之后，先是编遣会议上的争斗，接着，反蒋战争纷起，进而演成中原大战。随即阎锡山战败下野，远走大连。屯垦之事被搁置了起来。

　　1932年阎锡山复出，就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同年2月，以“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相号召，由绥远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义继任绥远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傅作义、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和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三人倡议，由各该师各拨编一个屯垦队（相当于一个连）。各带原薪饷和应带之枪械服装，开赴后套屯垦。8 月，大规模屯垦开始，大约有两团另两营的建制部队，参加垦荒种地。“屯垦部队之垦地面积，约为1200余顷，均系能耕种之熟地，如连生荒地计算在内约有4000余顷。”绥远屯垦初见成效，无疑为解放后新疆、内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边疆屯垦建设和巩固边防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中原大战

　　２９年初国军编谴会议不够公平，不欢而散。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各方人士云集太原，永昌深虑阎陷于是非之场，进言：“今特为公进三言：第一，你不要有上台作领袖的心。”阎称：“我没有这个心。”“第二，你不要轻视蒋介石”。阎问：“怎么讲？”他说：“蒋介石在上海待得很久，直如上海人，你为要有看不起他的心。”“第三，你不要去郑州，郑州是一是非之场。”阎不听劝，在永昌回北平前一天去了郑州。腊月永昌回并，又劝阎：“现在我只说两句话了。第一，不要走打仗的路。第二，如一定要打仗，不要与我商作战的事，不要用我作指挥官。” 阎说：“要你回来就是要与你研究怎样打仗，就是要你指挥战事。你这说法，是否你看的是必败。”徐说：“张汉卿如来合作，胜败似未可知，否则必败。”阎锡山听了，在地上绕了好一会圈子，没有再说什么。谈话没有结果。

　　谈话虽然没有结果，仗却不能不打。徐永昌虽然声称不商作战事，不作指挥官，但却深谙“服从为军人之天职”。极不情愿地被阎锡山拉上了中原大战的战车。徐永昌感于三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对他的知遇之恩——当年所说“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荣的”的话，于是，在劝阻不能奏效之余，接受了指挥陇海线军事的任务（徐永昌任总指挥，杨爱源副之）。当时划归徐永昌指挥的部队计有：万选才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作战力量很靠不住），刘桂堂数千（作战力量尚不及万部），刘春荣近两万人（军队尚好，其本人不坚定），孙殿英近万人（在亳州被围，作战力尤差），石友三四万余人（军队很好），刘茂恩万余人（较万部为佳）；确实有把握、堪委重任的只有晋绥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杨耀芳、张会诏五个军，赵承绶骑兵军及几个炮兵团，共计十五万人。

　　在中原战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对形势作了一个总体分析，结论仍然是，如果张汉卿出兵相助则有可能胜，反之则必败。基于上述认识，徐永昌抱定“受命而来，全师而归”的主意。遂在阎锡山与冯玉祥会晤于新乡，最后决定反蒋军事部署之后，提请阎锡山预备向百条民船，分置于黄河桥附近两岸。阎锡山不解其意，表示诧异。徐永昌答曰：“我统率如此大军，在豫作战，不能无妥善后路。岂可仅恃一黄河铁桥？我在此地负责，何尝不能自己安置船只，所以请公安置者，要你心中知此万一之用也。”阎锡山释然称善，立命身边的周玳着人落实。在请阎锡山准备船只的同时，徐永昌又于指挥部队南下过河后，布置人在黄河桥上铁轨间铺一层木板，板上垫土，并每天有几次压水车将土洒湿。几个月不停，使路面保持畅通。果如徐永昌所料，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败退为最终结果。由于事先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做了必要准备，又在撤退时以友军为先，所以由开始撤退至到大桥头堡，各部都是各按次序行事，未尝稍有紊乱，顺利地撤回山西。徐永昌事后曾不无得意地总结说：我尝觉得此次撤兵，是生平一件不得已的快事，因想战而胜，轮不到我们在前，撤兵则无人争后，我可以从容指挥，如意而行。

折冲善后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蒋介石将黄河以北事交张学良料理。1930年9月27日，河北省主席易人，徐永昌径回太原，11月，阎锡山在蒋介石中央的逼迫下，准备出走暂避。阎锡山离晋前的两三天，特召集晋军所有军长以上的主官会议，宣布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责晋绥两省治安。

　　还在中原大战初败，徐永昌从前线撤回之时，汪精卫、陈公博、谢持等都在太原，冯玉祥亦到山西，住在汾阳之峪道河。不久中央军入陕，陕甘诸马全变，杨虎城进迫西安，宋哲元部由西安撤出，准备渡河来晋。山西方面有人以客军入境易生事端为由，主张阻其入境。徐永昌则说“绝不可；非但不可阻挠，并且要妥为接济。因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并力排众议，允宋部到山西，驻于和顺、昔阳、辽县、平定、沁县、武乡、襄垣一带。同时孙殿英部亦由焦作入境，驻于晋城、高平、阳城、沁水、长子、屯留一带。徐永昌以君子之风待人，不失厚道。然而，好的事情却引出了坏的结果。养虎遗患，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孙两部渐渐不能满足于客军的地位，催粮逼款蹂躏地方的事时有发生，甚而至于图谋夺取山西军政大权。以致在阎锡山复出后，徐永昌又不得不四处游说，协助运动客军出境。

　　阎锡山出走大连，受命主持晋绥两省的徐永昌面临着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是乘机延揽旧部另立门户的考验。如前所述，徐永昌早于孙岳病逝后，即将旧部散编于晋军各部之中。然而，原国民第三军的诸将领对此并不能心悦诚服。这时，其中的一些人纷纷找到徐永昌，有的要求他将国民第三军旧部重新集合起来，由他统率恢复成一个军；有的要他另成立总部，或调整阎锡山之总部，为自己所用。师长马延守，首先提出组军之事。徐永昌明确告知：“当我受命赴河南作战时，阎先生就说，你指挥这么大的军队，没有基本队伍，指挥上恐有困难，你可将你原来的三个师旅召集起来，编成一军，直接使用。我说已经交待出去，不愿再直接带兵。若无基本部队即指挥困难，那样即使有基本部队，亦恐指挥上有困难。阎先生当时正需要我有力量，那时我不直接组军，现在阎先生走了，我更不要组军。况且乘此间危难召集旧部组军，这事我绝不能做。你我均还年轻，各有前途，我觉得你们还是跟上人家好好的做事为是。”马延守无言以对。其他人如是说，徐永昌亦均以对马延守之语告之。而这些人总是说，“你要安置几个自己的人才能有为”。他又说：“我们需要做事，我只问人能做事不能，并非用几个自己人，组织新机关才能做事。”后来这些人变得很激烈，竟当面说他：“你这简直是‘天予不取’！”他亦很激动地对他们说：“太原所有战前新成军队及兵站部队等，归并的归并，遣散的遣散，文职机关也裁了不少，省钞一元跌到不值二角，而薪饷还是原来数字，故在太原虽现任的军官文职均如一种灾民，被裁之低级军职文职，更不必数其惨状，现在都是人人叫苦时代，而跟我左右的人，在别人如办丧事的时候，我亦万不可办喜事。”徐永昌的坚决态度终于使企图另立门户者打消了念头。阎锡山离晋时，将山西财政整理处三、四百万元留给徐永昌支配，同时留给徐永昌的还有军事和经济的处置权（省主席商震实际上已被驾空）。

　　阎锡山走后不几天，徐永昌即应张学良电邀，与商震赴天津，协商晋军整编事宜。在他的力争下，最后确定的晋军序列是：步兵四个军，即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任军长；基本部队由原来的军改为师而组成——商震第三十二军由冯鹏翥、杨效欧两军组成，徐永昌第三十三军由李服膺、杨澄源两军组成，杨爱源第三十四军由杨耀芳、王靖国两军组成，傅作义第三十四军由李生达军及傅自兼之军组成。另：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下辖三旅。骑兵四个旅，司令赵承绶。炮兵十团，司令周玳。其余原有番号的关福安、丰玉玺、张会诏、秦绍观等部均并入上述四军一独立师之内。如此一来，事实上，晋军原来的一军若干团变成了一师若干团，缩编仅是换换关防而已。

　　与军队的整编相比，经济问题更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后，约三、四个月期间，维持晋绥局面非常困难，尤其是经济。其先固然是兵多钱少，其后是队伍不整编好，张学良不发饷，而入晋的庞炳勋、宋哲元、孙殿英等部粮秣杂费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队伍、番号虽缩小，而饷额并未大减，该支付的除军粮外，尚需一些副食及杂费等等，粮是实发，饷则因晋钞跌价，无形中去了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财政整理处留存的三、四百万元，一直维持到队伍整编好，发饷为止，度过了最困苦的阶段。

　　徐永昌自幼从军，不甘人后，刻苦向上，积劳成疾，酿成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的肺结核，医生建议静养。然而政局动荡，人在“江湖”，难以置身事外。直到部队整编完毕，晋绥军政初步安定之后，才拨冗赴北平入协和医院治疗。这时，中原大战虽早已结束，但影响却并未根除，山西驻下了如许军队，华北人心不安，社会上遂流传两种谣言：其一，宋哲元联合中央，将不利于山西；其二，石友三联合华北将领要驱逐奉张出关。徐永昌身卧病榻，心中却日益不安。权倾一时的张学良亦颇感焦虑。于是，由李石曾出面联络，徐张在北平李石曾寓所晤，共同协商合作之计。张学良首先表示与山西合作之意，徐永昌也深感面对眼前复杂的局势，只有与张学良合作，才不至再生大乱。在与张学良就奉晋合作安定北方达成共识后，徐永昌差其秘书长王均一赴大连专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表示赞成，并说：“此时我们总要有一朋友，犹之古代所谓与国，在北方互为犄角，才可安定。”不料，时隔不久冯玉祥函告徐永昌，说他与阎锡山及两广均联络妥当，第一步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与此同时，阎锡山与陈济棠（时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也先后致信徐永昌，表达同样的意思。对于冯、陈他未予理会，阎锡山处则再派王均一转达前述之意见，并强调：“我们已与张汉卿说好，奉晋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时我们变卦，其结果必至难以自处。”

　　阎锡山倾向于与冯陈的约定，1931年春夏之间，一连几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徐永昌都坚持说，“不可这样反复。”最后，有张煦南衔阎锡山之命见到徐永昌后，千言万语，归为一言，仍然是要徐永昌支持石友三将奉张打出关去。徐永昌反驳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无前途，在乎时势与机会，亦在乎自己的作为，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强行乱做。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动，整个北方即将变成覆巢。第一张汉卿当然无能为力，马上退出关外，或仅退过滦河，但我们还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战时）之势力，少了孙仿鲁（连仲）、张维玺，加上韩复榘，即是说一旦张汉卿退走，我们的力量顶多追到滦河，此时晋军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轩、孙殿英、庞更陈、韩复榘这些力量，远不如我们十九年的力量。如谓尚有粤桂与孙仿鲁等，其实十九年原有张（发奎）、桂（李宗仁）军及孙仿鲁，今仅添一陈伯南（因为孙仿鲁与韩复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张学良。我敢断言，张退滦东后，我们这批无识见的野心家，一定分赃不均，互相埋怨，纵与时间，不但毫无作为，或且自起事端，而张则必与中央联合，一面分散我们的团结，一面向我们压迫，彼时我们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这是在利害上说不可如此作。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阎锡山此后打消了助石之念的缘故。

　　也在1931年春夏之间，山西省主席商震因裁撤村政处、撤换县长、并秘密与南京接洽，激起晋绥将领的一致反对。7月20日，石友三于河北顺德（邢台）起兵反奉，华北将领无人附和。随即，商震军队离晋助张（学良）8月11日，徐永昌受命代理山西省主席。10月3日，被正式任命为山西省主席。在此期间的8月5日，阎锡山以探父疾为名由大连飞回山西大同。次日，径返五台河边村。阎锡山归来事先并未通报，晋绥干部在感觉突然之余，自是兴奋不已，全国上下则反响强烈，疑惑之中又不免担忧，张学良尤为不安，力主阎锡山离晋，蒋介石政府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也明确表示，阎锡山非离开山西不可。徐永昌竭力为阎锡山担保，阎锡山回晋后不几日，张学良即电约徐永昌赴北平会议。8月24日，徐永昌抵平。韩复榘来见，说：“阎伯川为何不走？我看不要让你作难了，我已与张副司令（张学良时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说好，将我的部队开到石家庄，非要阎走不可。”徐永昌不便作答。只在其后，走访了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求得于“明天会上我什么话都不说”的承诺。8月25日，在协和医院（张学良在此养病）开会，征求徐永昌的意见，他表示说：“我以为今日国家要求北方安定而有把握，必国家对山西有办法，尤其要山西自己有办法，有力量。当前晋绥政治，明明建筑在军队基础上，如军队不能统一，必致演变到紊乱混战，此不但晋绥不了，且必至引起北方之大不了，盖山西能控制黄河流域各省，对外亦形成北方之核堡地位。又山西省昔在各省之商业，十之九已经破落，此项失业归来之人极多，失业者众，社会如何能安？再看绥远，全省号称二百八十万或三百万人而实不足。日货倾销，经济停滞，若提倡实业，连带经营绥远，运用大户游资，以山西失业商人移殖绥远，岂非大好机会，大好事业，而倡之者，又必有资格地位、有声望信誉、有能力有谋猷之人，乃能集事。我以为欲求晋绥不坏而统一，非阎先生出山不可；不但为国家保存一部分有用军队，且可使晋绥政治有办法，为国家在北方树一强大重镇，而为救济山西多数失业商人，移补绥远之人少与提倡西北实业，亦非阎先生莫属。所以在他人方惧阎先生归来为害国家，我则正庆阎先生归来而获致晋绥两省与北方之安定。”一席话说得与会者无言已对，会议不决而散。

　　徐永昌的多方设法折冲樽俎，虽然始终没有攻破张学良的堡垒，但是却使各方激烈的情绪得到了缓和，争取了时间。及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因丢失东北而成为众矢之的，自顾不暇，阎锡山的去留问题遂不了了之。九一八事变后，徐永昌即进一步为阎锡山之复出而努力。这回问题的症结在蒋介石中央，因此，徐永昌把着眼点放在了南京方面，仍然通过魏道明、郑毓秀的关系，打通关节。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大环境下，经过多方努力，1931年10月3日，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1932年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27日，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终于重掌晋绥军政。徐永昌的省政，于阎锡山复出后大多延续进行，其省政总体设计的构思，更进一步演变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并进行了确有成效的实施。

参赞中枢

　　1932年10月，徐永昌应约到武汉面见蒋介石。他即直截了当谈起不能回避的中原大战这个话题：“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不过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十九年之事（指中原大战），不但北方杂牌都拥戴他，即南方政府军队首脑中派代表到太原的亦不少，所以凡各方不满意编遣的人，都集合到太原，”接着，又进一步表明一再要阎锡山出山的本意：“战后的山西，晋钞五、六千万至不值二百万，尚发出有金融公债三千万，军政与人民均不堪其苦。所以收拾此局，在我办是事倍功不到半，阎先生办是事半功不止倍。以军队言，听他的比听我的多；以经济言，在他手中的钱，通可拿出来。况由阎先生出山，他的钱肯花于公家一点看，阎亦是比较的很廉，若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都是拿到他自己家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你的时代。”在与蒋介石的几次接触中，彼此谈得很投缘。事后，当有人向蒋介石谈起对徐永昌的观感时，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他很爱国。”

　　抗战8年中，徐永昌始终担任军委会军令部长，主管作战。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8年中他参与的全部重大活动，如娘子关的丢失责任，汪精卫投日对国家无损，对汪个人大损。22次会战的全过程（参见长衡会战词条的详细记述）皖南事变爆发时蒋的惊讶，对方先觉投敌的认知。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签字后,经过深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受降归来之后，徐永昌即因病引隐为陆军大学校长，战局不利时出山为何应钦内阁国防部长，后来又帮助阎锡山内阁协调战事，1949年他还参与了傅作义北平起义后的苦肉计潜伏计划。 1950年进而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他主张自固吾圉，改良政治。这真是找到问题的根子。 1959年病逝于台北官邸。

徐永昌与阎锡山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以国民党军令部部长的身份，代表中国政府在东京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并说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9月3日，盟国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徐毕业于陆军大学，却只读过半年私塾；官至陆军上将，却是由清军中的一个夫起家。民国将领有如此出身者，仅他一人。他同阎锡山打了半辈子交道，对山西政局有过重要的影响。

　　一、兄姐早逝，父母双亡，尚在少年之时的徐永昌，就得为糊口而在车马店打工

　　徐永昌的先祖原为山西代州振武卫人，明朝天启、崇祯年间迁居崞县东关，后定居于沿沟村，“服田力穑，守分不渝”，但家境贫寒。徐永昌之父名庆，母赵氏。1887年永昌出生时，其父年已44岁。为求生计，徐庆携妻及不满两岁的幼子迁居大同南关牛家大院，在一家磨坊为人佣工，艰苦度日。未及一年，赵氏即因病无钱医治而亡。徐庆继娶孀妇张氏。不久，张氏带来的女儿和儿子亦相继病逝。

　　父亲不忍让徐永昌目不识丁，每遇病休在家时，便教他认字写字。七八岁时又送他上了半年私塾，使他读过部分四书和诗经上的一些诗篇。那时蒙童习字，先从写“仿”开始。徐永昌因为在上学前写过字，所以字写得比较端正。他把在家里写好的“仿”交给先生，70多岁的厉老先生总以为不是他写的。父亲知道后，便让他带着笔墨，一大早到学校去写，厉老先生亲眼看后，很高兴，便在“仿”上批了一些夸奖的话。第二天，徐永昌去得稍晚，同学们来得多了，围观扰嚷，没有写好。先生看了，又在“仿”上批了许多字，都是批评他的话。父亲看了，大加训斥，要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不能一暴十寒。除此之外，父亲还经常以诚实、勤劳教育他。

　　1900年6月，永昌的继母张氏病故；10月，徐庆亦溘然长逝。孤苦伶仃的徐永昌当时只有14虚岁，家“无一垅之植，一椽之覆”，父亲留给他的只有半口袋土豆，尚不足吃到次年之春。徐永昌只好到附近的曹家车马店打工。

　　一点浅薄的文化，诚实、勤劳、有恒六个字，是父亲留给徐永昌的精神遗产。这点遗产，成为他后来的进身之阶和成功之道。

　　二、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出亡途经大同，手脚勤快的徐永昌被清军文书徐椿龄带入军中服役，从此走上了军旅之途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南逃，途经大同，各路清兵纷纷出动，勤王护驾。毅军总统宋庆兼领的武卫左军卢葵卿营驻于曹家车马店。营里的书记(文书)、安徽人徐椿龄，见永昌一身重孝，形容憔悴，但办事却老实勤快，遂问询其故。当得悉永昌为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孤儿时，顿生怜悯之心，又因同姓，乃令其入营为夫，服杂役。从此，徐永昌有了饱饭可吃。

　　次年春末，部队南开。经过韩侯岭时，正值阴雨。春寒料峭，道路泥泞。没有出过远门的徐永昌，一脚踩入泥坑，用力一拔，连鞋带袜均落泥中。他索性连另一只脚上的旧鞋袜一并抛弃，赤脚走路。在泥中行走，最初倒也轻松。不想一二十里以后，全成光石路面，路上还有粒粒粗砂刺足，十分痛楚。他第一次走这种路，一步一心酸，苦不堪言。

　　走到陕州，天气变暖。东行距观音堂十几里处，路半湿而光滑，赤足急走，非常轻快，正跑得起劲时，不防左脚突然踏上一荆棘，刺入足心有几分之深，疼得钻心。后来回忆此事，他竟不知是怎样走到观音堂的。到观音堂后，同伴们可怜他，才分给他一双鞋。

　　以后东行北上，经邯郸向保定行进。一天，同伴让他骑马。快到保定时，骤然前面一声尖叫，马即狂奔，将他摔下以至昏厥。原来是火车鸣笛，军马受惊。等他醒来，但见胸前满是血迹。同伴们扶他到保定南关，他又昏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才醒过来。

　　驻防琉璃河时，徐椿龄天天临九成宫帖练字。有次他外出，没有收拾文具，徐永昌就其笔墨，临写半张。徐先生看到后很高兴，遂教他写字。徐永昌从此一有时间，便临帖写字，日有长进。徐先生很得意，常以其字示人。

　　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底或二十九年(1903年)初，徐永昌才补为正式兵，随军驻防于当时热河省的平泉、朝阳一带。后经徐椿龄介绍，又转入驻防于南苑的毅军李营当兵。不料三个月后，即患伤寒。

　　当时，徐椿龄因卢营长被免职，随之赋闲。部队没有医疗机构与设备，怕被他传染，便把他送回通州徐椿龄的家中。徐氏夫妇延医诊治，亲为调理，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息，他才算恢复健康。在养病期间，徐永昌读了《左传》与《聊斋志异》等书。病愈后，徐永昌回营服役，每天夜晚打更，上午睡觉，下午扫院子。

　　一天，徐永昌听说南苑招学兵，培养军士与初级军官，便去同徐椿龄商量。不料徐椿龄却说已经考过了，急得徐永昌直哭。老先生安慰他说：你只会写字，要考学兵，识的字还不够，我介绍你到通州丁营当兵，同时帮司书贴写，借此多识几个字。徐永昌到丁营后，上午出操，下午不是帮文书抄录，便是到册报处缮写官兵花名册，干了二年多，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才告结束。

　　贴写工作使他在写字和文辞方面都有了新的长进，但他却不愿回营当兵，于是成为一名闲员。恰值武卫左军后方办文案的何某患病，需要找人看护，他以出名的老实勤快而被选中。

　　这时，武卫左军筹备成立马卫队。当时的骑兵都是自己买马。何某想介绍徐永昌去当骑兵，并准备借钱给他买马。不料永昌却说他有十八九两银子存在徐老先生处。原来永昌出身寒门，备尝艰辛，当夫当兵赚得的微薄薪饷，不敢乱花一文。此时取来买了一匹马，成了一名骑兵。

　　徐永昌就是这样走上军旅之途的。提携他的关键人物是徐椿龄。《徐永昌传》说：他对徐翁一直事之犹父。民国11年(1922年)他驻大名剿匪时，曾派人去蚌埠迎养徐翁。翁以腿脚尚健，不欲遽以累人而未来。民国17年北伐完成后，他驻保定，亲往天津迎之，相偕返保。后又偕往绥远，自是安居奉养，未尝违离，惟一使他念念者则为绥远居所之稍嫌简陋。来北平后，他以省府所在之中海旁逊清摄政王新府奉养徐翁。府中西院为一大花园，东院有一檀香木装修的房子，他请徐公住在此间，每星期天陪徐翁看看戏，吃吃小馆。他看到徐翁这样的起居生活，心中觉得十分快慰。民国19年8月，徐翁病逝于此，他适在豫东指挥作战，未能亲为治丧，仅为文在军次遥祭。民国20年春，他为徐翁在北平法源寺正式开吊，设奠尽礼，并亲撰碑文交翁子燕桂扶柩归葬营口。当徐翁病逝之初，平津各报刊载徐主席丧父之讯，左右请为更正，他未置问。这是后话，顺便提及。

　　三、奋发向上，刻苦学习，徐永昌由一名普通士兵成为陆军大学毕业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武卫左军总统马福祥奏准开设学制二年半的随营学堂，在自己部队招考学员，培养初级军官。曾经因为误掉报考学兵而痛哭的徐永昌又获得了一次上进的机会，他不顾自己的基础太差而大胆地报了名。因为没有学过算学，也没有学过作文，虽然在考试前突击学了几天算学，但整体说来水平很低，所以考试结果，他侥幸在160人中以倒数第2名被录取。

　　入学以后，先学习中学的普通课程。因为算术进度快，对他的压力最大。为了学好这门功课，他后来在《求己斋回忆录》中说：“我跟不上，故除出操外，所有时间我都在算学上努力，甄别以后更是足不出户，一直留在讲堂上钻研。如此者整整四五个月，将算学的原理与方法弄得很清楚，非但赶上课本，即同学中能跟上我的已不多见。可是这四五个月累得我右眼充血发炎，待了很长的日子才消下去。赓即因功课的劳累，在第二年我又犯了吐血的病，但亦未医治，只停自习几天即愈。”

　　就这样，徐永昌在第二次月考时，跃居第24名，第三个月甄别考试，又跃居第4名。学习普通课程一年期满，毕业考试，徐永昌获得120多人中的第一名。算学得全分者，只他一人。他入学时是算学成绩最差的一人，现在成为学习算学最成功的一人。

　　普通科毕业后，即分科进行教学。当时有步、骑、炮、工、辎五科，徐永昌选了步科。他对战术、代数、三角、历史等课特别重视。

　　宣统三年(1910年)夏，徐永昌在随营学堂毕业。从未考过前几名、后来成为东北军军长的于学忠名列第一，他屈居第二。他认为这是受了他支持闹学潮的影响。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吴凤岭任统制的第四镇，在第七协(旅)十四标(团)第二营见习。两个月之后，回到武卫左军(不久又改称毅军)左路前营左哨(连)任副哨长。

　　1911年武昌起义，徐永昌没有参加镇压起义的战斗，被派到北京保卫王府。在此之前，曾有革命党人、河津县的苏连三找他运动革命，他亦认为西太后阻挠新政，破坏立宪是很不好的。这事为管带(营长)所知，顿起疑心，曾对他进行盘诘。苏连三等人劝他回山西作事，他遂向部队辞职。

　　民国元年5月，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的北京政府陆军部，为了安置各类闲散军人，在北京开设将校讲习所。好学上进的徐永昌又获得一次就学的机会，报名应试被录取。将校讲习所设在原清河陆军小学堂旧址，虽系临时机构，但一般军校的课程应有尽有，而且教师知识渊博，教授有方。徐永昌如饥似渴地学习，曾因贫血两次在课堂上昏厥，一次吐血。他在学习中不但重视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而且善于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有次，德国教师丁克满尔讲“连战术图上作业”，根据图上地形，认为部队只有两种布置法，非此即彼。徐永昌经过思索，提出第三种布置法。丁师经过考虑，采用了他的布置法。类此事例，不一而足，但亦有认为是与他为难的教师。青天不负有心人，民国2年(1913年)11月，徐永昌终以第一名毕业。

　　在此之前，他已报考陆军大学。年底初审，在录取的17人中，他是第16名。民国3年(1914年)初举行再审试验。放榜之日，几个朋友委托将要出任陆大助教的杜经畬去看榜。由于徐非正规学校出身，初审仅为倒数第二名，此人便从红榜的后面往前看，看了几十名还不见徐的名字，以为没有录取，便不再往前看了。徐永昌听到此话，感到十分难堪，便不愿亲自去看。有位朋友不相信，又去查看，原来名列第十几名。就这样，一名普通士兵，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当时最高军事学府的一名学员。

　　在毕业的前一年，他开始关心政治问题。对于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他最初认为袁是被迫的。对袁阴谋称帝，他最初认为不会有如此糊涂的人作此等蠢事，后来看到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才打消怀疑，离校到上海、嘉兴等地参加反袁运动。在此基础上，他结识了许多同盟会员，参加国民军，走上反对军阀祸国的行列。

　　民国5年(1916年)，徐永昌在陆军大学毕业，取得民国时期出任高级军官的资格。

　　四、徐永昌拒绝镇压大同的辛亥起义军民，阎锡山闻之深表赞赏

　　1911年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武昌爆发了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

　　10月29日，继湖南和陕西之后，山西的同盟会员响应武昌起义，发动新军高举义旗，攻占巡抚衙门，打死巡抚陆钟琦和协统谭振德，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军政府决定以姚以价为东路军总司令，率新成立的张煌第一标前往娘子关，防堵清军进犯；第三标标统刘汉卿为南路军总司令，率部光复河东；第四标标统张瑜为北路军总司令，率部光复大同。

　　辛亥起义前，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北路的崞县(今原平市)、代州、五台、定襄、忻州等地，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其领导人为续桐溪、弓富魁、赵三成等人。辛亥太原起义后四五天，阎锡山邀请续桐溪到太原议事，决定成立革命武装忻代宁公团，由续桐溪任团长。11月上旬，续桐溪回到崞县，在弓富魁的协助下，很快召集起1000余人。11月23日，忻代宁公团在原平镇成立。军政府命令公团配合张瑜的北上民军袭取大同。张瑜与续桐溪等计议决定，兵分三路直趋大同。张瑜为中路攻取雁门关，忻代宁公团为东路出繁峙奇袭。

　　辛亥起义前，大同也是同盟会革命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武昌、太原相继起义后，大同的同盟会员即密谋响应。11月30日，李国华、宋世杰领导同盟会员，在清大同镇总兵衙门内的革命士兵的配合下，冲入总兵衙门。总兵王得胜越墙而逃，知府李德炳等躲入耶稣教堂。12月1日，成立了以李德懋(李国华代)和李国华为正副都督的军政府。清王朝在大同的统治亦告结束。

　　大同起义在后方燃起革命烈火，清政府在恐慌之余，只有派兵镇压之一途。奉命前往大同的是武卫左军左路统领陈希义部(后称毅军)和毅军，陈希义并被任命为新的大同镇总兵。

　　徐永昌在武卫左军随营学堂毕业后，即分配到左路前营左哨任副哨长。现在左路部队奉命到大同镇压起义，他当然要随军行动，但大同是养育他的第二故乡，他该如何办呢？思来想去，他觉得不应该拿着枪回乡作战。于是，他对前营管带(营长)李得功说：“我是山西人，在大同住过，出来多少年了，回去打枪，我心不忍。”由于在此之前，营里对内对外许多事，行伍出身的军官办不了，都由他来办，和管带处得好，所以才敢向他倾吐衷曲。李得功很同情他，便说：“你不去亦好，现在新成十营队伍，要各部举荐人，我正好荐你到新兵营当哨长。”就这样，他躲过了回大同镇压同乡的战斗。

　　12月5日，镇压大同起义的毅军郭殿邦部与支援大同起义的忻代宁公团，同时到达大同城外。郭殿邦不知虚实，不敢贸然向城内进攻，遂驻于东门之外；忻代宁公团却由南门进入城内，封门固守。从此开始了延续40多天的攻防战，后因南北议和已经开始，经调解，双方停战。

　　大同攻防战进行之时，阎锡山正在娘子关指挥抵御清军反扑的战斗，失败后转战于归绥、包头、萨拉齐等地，他当然不知道徐永昌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后来了解情况后，对徐的态度深表赞赏。这是他们后来能够合作共事的基础之一。

　　五、徐永昌反对打倒曹锟与吴佩孚，但服从命令参加了北京政变

　　徐永昌在陆军大学毕业后，自愿留京任陆军训练监编辑官。在此前后，他在代郡会馆结识了山西的续桐溪、李岐山、弓富魁、胡德夫等人。他们都是同盟会员，参加了辛亥起义；但他们又都是阎锡山的政敌。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而拥护袁世凯，他们则反对袁世凯。续桐溪一向鄙视商人出身的阎锡山，李岐山则因闹“河东独立”而被北京政府判刑。后来他们又策动景蔚文在晋南武装反阎，而阎则派人到北京代郡会馆搜捕续、李。武装反阎失败，续、李侥幸逃脱。此后，他们一直在密谋反阎。

　　徐永昌在代郡会馆还遇到了在上海策划反袁时结识的孙岳。孙字禹行，河北高阳人，保定军官学堂速成科二期毕业，曾任清陆军部二等参谋官，辛亥时南下参加革命，曾任苏松宁扬镇五路总司令及第十七师师长。孙与续桐溪亦相友善。徐永昌与孙岳纵论古今，非常投契，从此结下了生死之缘，孙岳在世之时，徐一直是他的部下和助手。

　　从1917年开始，徐永昌为反对张勋复辟，曾与冯玉祥有过交往。之后，应续桐溪之邀，曾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因孙赴日未能晤面。后来曾到川、黔、滇活动，援助陕西靖国军，并与靖国军首领于右任、胡景翼(字笠僧)等有所往还。胡后附直，靖国军瓦解。

　　1918年，孙岳为直系卫队旅旅长，徐永昌先任营长，后任参谋长。直皖战争结束后，卫队旅改称混成第十五旅。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任第十一师师长、河南督军兼省长，胡景翼为暂编第一师师长。徐永昌改任混成第十五旅团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为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当时，冯玉祥对军阀兴兵作乱、骄奢淫逸十分不满，孙岳、续桐溪等亦有同感，遂计议打倒直系首领曹锟与吴佩孚。孙岳在医院召见徐永昌，徐到时孙正与续桐溪、续范亭等计议倒曹、吴之事。徐问为什么，孙岳说：“奉张原无意进兵，今日之事，都是吴子玉(佩孚字)这个人骄横逞强搞出来的，冯焕章、胡笠僧都曾为我言之，以为非先倒吴不可，你对此事意见如何？”徐答：“我不赞成。”理由是：“奉张现为全国人民所弃恶，尤其是他的奉军，走到哪里骚扰到哪里，人民视如蛇蝎。而且北方之紊乱，皆由于奉张。吴今天是在讨奉，我们不帮吴打奉，反来倒吴，使奉张更嚣张，奉军更横行，实是违背人心。”孙说：“你只看见奉张不好，你不知曹之政治亦是率兽食人，比他好不了多少。”徐说：“曹之政治集团固然不佳，但总不比奉张之好乱成性，目无法纪，即使改革曹之政治，亦应先倒奉张，不然虽想求治亦无法求治，况且奉张有根据地，非若曹吴之易倒，所以应先助曹、吴倒张。”争执到后来，孙说：“前年直奉战时，吴子玉曾不明是非地骂你。明白人说你有容量，识大体。不明白者说你简直不识大体。”徐说：“我要做错了事，人不骂我，我亦内疚于心；我要未做错事，谁要无故骂我，那等于骂他自己。我对于一个妄人，或是其妄举，向不重视，亦不置念。”这时，续桐溪等人劝徐说：“倒曹吴之举，多数朋友以为事在必行，孙二哥早已决心，只是他不愿不征求你同意，亦因为他的力量都在你。”辩来辩去，徐永昌无奈，只得对孙说：“你要决意做，尽管做好了，不必征求我的同意。我们二人，论私是知己朋友，论公你是我的长官，无论公私你都可以指挥我。今日之事，问意见，我不同意；教我做，我照样与你做，即你不愿出面要我做，我都可以做。如失败了，你可走开，我自负责。”续范亭等人听了高兴地说：“这样子，二哥可以不必再问了。他这样说，比说赞成还要痛快。”就这样，混成第十五旅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同时参加的还有陕西暂编第一师胡景翼部。

　　10月23日，冯玉祥第十一师由古北口折回北京，拱卫京城的孙岳部将冯部迎入城内。冯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宫，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北京政变成功。之后，讨论政变部队如何称呼，孙岳说：“我们的军队是国民的军队，当然该称国民军。”随即决定冯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孙、胡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的失败告终。国民三军扩充为三万余人，徐永昌出任第一混成旅旅长。

　　北京政变时，阎锡山应冯玉祥之请，曾出兵石家庄，阻截驻河南的直系部队北上救曹，事后即撤回山西。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北京。徐永昌认为国民党形势中落，最好与国民军结合。冯玉祥却接受了段祺瑞执政府给的西北边防督办的名义，主张不再沿用国民军的名义，遂宣布取消国民军，而改称西北军。但是，国民三军没有改变名称。

　　六、徐永昌第二次反对打山西，致使樊钟秀孤军犯晋惨遭失败，阎锡山对徐肃然起敬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国民一军领有北京、热河、察哈尔以及绥远；国民三军先到河南，孙岳被任命为河南省长，领有河南北部和直隶保定、大名两道；国民二军领有豫、陕两省，胡景翼出任河南督办。后来国民三军又曾进驻陕西。

　　奉军渔人得利，轻取天津及热河与察哈尔部分城镇，北京政府任命李景林为直隶(河北省)督办兼省长；张宗昌部占据山东，被任为山东督办兼省长。

　　直系虽败，但未覆没。孙传芳部尚在浙江，在湖北和豫南亦有相当力量。西面的山西又是阎锡山的领地。可以说国民军处于三面包围之中，但在华北，与国民军对峙的主要力量是奉军。

　　为了生存和发展，国民军在寻求出路上发生了分歧。

　　冯玉祥认为，首先应该击败奉军李景林部，在京津和直隶省站稳脚跟，然后消灭吴佩孚，至于山西的阎锡山则不足为虑。孙岳亦认为，取得天津，既有海口，又有关税，胜过几个山西。徐永昌与他们的看法相同。

　　长期反阎而活动于陕西的续桐溪，这时在国民二军。他主张西进图晋，认为："奉固有罪，然事有缓急。今吴(佩孚)尚盘踞武汉，我稍失利，吴必乘之。即幸而胜，奉守榆关，以老我师，吴必蹈我之虚。不如先与张、李委蛇，而直趋太原。山西既得，根本已固，然后图奉，未为晚也。"他的意见得到胡景翼(1924年病逝)及其继任者岳维峻的支持。

　　续桐溪作出进军山西的部署是：建国豫军樊钟秀部由河南北上，国民二军旅长弓富魁部与国民三军旅长胡德夫部由正太路西进，高自清部由陕北发难，续范亭部向晋东北挺进。

　　徐永昌辛亥年即不愿持枪回家乡打人，这时又不愿山西人民遭受兵燹之害，遂亲赴郑州劝续不要对山西用兵。续桐溪不听忠言，徐乃派密使通过周玳将此计划通知阎锡山。

　　阎锡山立即采取对策。他知道胡德夫是他的五台同乡，且参加过辛亥太原起义，于是便对胡做工作。他派同盟会员、五台人徐一清和赵三成给胡在家乡的父母送去3万银元，请他们阻止其子对山西用兵，又亲赴胡的驻地，对胡进行游说。后来，徐永昌由陕西经河南北上进攻奉军李景林部时，在石家庄遇到胡德夫和弓富魁。胡问徐："续西峰要教大家先取山西，你意如何？"徐生气地说："我日前奉督办(孙岳)命与岳(维峻)会议，决定合力攻奉，山西我不能去，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胡、弓二人见徐态度坚决，胡又接到父母的劝阻，遂决定随徐北上，放弃西进山西的安排。

　　进犯山西的主力只有建国豫军樊钟秀(字醒民)部。樊是河南人，文盲，曾在陕西组织一支专打土匪的队伍，人称公道大王，后为靖国军第二路司令。1923年陈炯明叛变时，樊部保卫广州起了重要作用，孙中山委樊为建国豫军司令。1925年1月，樊率部返豫，受河南督办岳维峻节制。岳不敢收编樊的部队，又讨厌他独立存在。樊赞同打山西，是想借机取得立足之地；岳支持樊打山西，其想法是，胜则减轻河南负担，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败亦无损二军实力，且可消灭异己。

　　徐永昌北上路经郑州时，岳维峻对徐说，续西峰鼓动樊醒民进山西，一部已开到新乡以东。我求你一件事，你北上无论如何，要用你们的兵将他截住，反正不要让他进山西，分散自己的力量，再树一股敌人。这是想借徐除樊。徐永昌心想："你的兵你不能管，我如何能将他截住，岂非未与敌战，先自火并。"所以对岳的话，并未理会。

　　樊钟秀在无人劝阻的情况下，于1925年12月6日孤军深入，以奇袭攻占辽县(今左权县)峻极关，接着于14日占领辽县县城。阎锡山急派第一师师长商震率王嗣昌旅与杨爱源旅反击。樊部损兵折将，于17日退归河南。

　　国民二军第六旅旅长续范亭率部进入广灵、应县一带，闻樊军失败，石家庄方面亦无进军动向，乃自动撤离。

　　陕北的高自清没有采取行动。

　　一场关系山西人民利害和阎锡山个人前途的大战就此烟消云散。续桐溪因反阎失败，忧愤交加，于1926年3月29日病逝于天津寓所，时年47岁。续在病危之时，曾对续范亭说，悔不该不听徐永昌之言。阎锡山不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消灭了一个政敌。

　　阎锡山取胜的原因之一是，由石家庄西进的弓富魁旅和胡德夫旅没有采取行动，而这又是因为徐永昌事先向阎通风报信，对弓、胡劝阻的结果。因此，阎锡山对徐不仅感激而且肃然起敬。这是他们后来能够合作共事的基础之二。

七、徐永昌第三次不打山西，阎锡山击退国民军的进攻，对徐产生了罗致之意

　　军阀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由此引起无休止的战争。1925年末的形势是：奉系内部出现分裂，郭松龄倒戈，讨伐张作霖，兵败被杀；李景林和张宗昌则组织直鲁联军，脱离奉系而拥戴吴佩孚。奉军见势不妙，暂时撤出山海关。原在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北上讨奉，占领南京，自称五省联帅，拥戴段祺瑞和冯玉祥；而直系首领吴佩孚在湖北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所讨的贼却是段祺瑞和冯玉祥。国民一军在京津一带向奉军进攻，国民二三两军向山东的张宗昌进攻，一军未取得明显进展，二三两军却受重创，二军撤回河南则被吴佩孚击败。冯玉祥原拟联合吴佩孚以对付奉张；吴恨冯倒戈，不予答应，反和奉张联合起来对付冯玉祥。1926年1月20日，吴佩孚联合直鲁联军通电讨冯，冯系将领则通电讨吴，并请宣言下野并解散国民军的冯玉祥复职，主持讨吴军事。

　　阎锡山呢？他对国民二军支持樊钟秀进犯山西怀恨在心，因此在两军决战之前，出兵石家庄，击溃国民二军郑思成部，为吴佩孚北上扫清道路，并将石家庄交付吴军接防。

　　至此，处于劣势的国民一、三两军已处于奉直阎三面包围之中，只有经晋北向西寻求出路之一途。冯玉祥于辞职赴苏联访问之前的3月7日曾致电阎锡山，请接纳其部队。阎不敢与之联合以抗张、吴，又恐引虎入室，遂复电婉言谢绝。但他对国民军仍表示友好，允许其眷属由山西过境转移绥远；但同时又向大同增兵，破坏铁路，积极备战。

　　1926年5月初，冯玉祥赴苏访问。中旬，国民军拟分六路进攻山西。当时，国民三军军长孙岳已宣布下野，由徐永昌代理军长。三军共辖徐任师长的第一师一、二两旅，独立第三、四、五旅，近两万人。徐永昌仍然不愿与山西作战。

　　如何部署，国民一军的指挥官鹿钟麟在张家口征询徐的意见。鹿说：去山西的代表回来说，阎锡山口头说得好，但大同的路已被晋方炸断，使我们与绥远隔绝，那就是要与我们打仗了。听说你不愿与山西作战，是不是与东北军亦不愿作战呢？徐永昌答道："你们要怎么做都可以，你不要多顾虑。我仅仅是不愿对山西作战，因为山西一向是保境安民的，现断了我们的后路，他有他的理由。他有理由断路，我们亦有理由与绥远打成一气。他是为保境安民而断路，我们亦无意妨害他保境安民，只是要交通不断。症结所在，是彼此不能相信。若努力疏解，或有商量余地。我几十年未回家乡，绝不愿打的回去。这是我的苦衷，请勿多虑！"

　　鹿钟麟表示可以谅解。于是作出的作战部署便是韩复榘、石友三、宋哲元等部直趋大同，而将国民三军部署在山西广灵以东之察哈尔省蔚县至涿州之桃花堡以东地区。蔚县县长濮彦圭(字绍戡)退往西河营，县城由晋军王团据守。徐永昌不愿打山西，特别是大同，也不愿打晋军。他命令不要攻城，并写信给王团长说："晋军向来保境安民，此次开驻察哈尔蔚县，教察省当局如何保境呢？最好你请示你的长官，将队伍开回山西，我亦命我的队伍撤开，双方谁也不要占蔚县。"对方没有接受，但双方保持对峙状态。

　　后来，冯治安以18门野炮猛攻一昼夜，王团长即竖白旗率一个营投降。另一营拒不投降，其营长为张万顺。张为归绥道萨拉齐厅(县)一赌徒，绰号"破绕子"，膂力过人。辛亥年阎锡山转战绥包，攻克萨拉齐，从死囚牢中将张救出。此次为报阎之恩，拒不投降，直到国民军撤退，始终固守城池。

　　进攻大同的韩复榘、石友三、宋哲元等部猛攻雁北各城镇，一部曾进抵雁门关外。傅作义守天镇，李生达守大同，不为所动，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却投降晋军，被分别收编。国民军在各方压迫下绕道西撤。晋军总指挥商震转守为攻，一路追击，进入绥远首府归化城。阎任商为绥远都统。袁世凯从阎锡山手里叼走的归绥道，至此又复归山西。这是阎锡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硕果。

　　国民军残部退至绥西五原。1926年9月15日，冯玉祥由苏联回国，17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

　　数年前，孙岳患病，徐永昌代孙率国民三军进入西安之时，冯玉祥对徐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个大军团困顿之际，首长有病，而将领中能独支危局打一条出路以冲破难关者，试问西北军中谁能任之。"这时，徐永昌又如过去一样，按建制比较完整地把国民三军带到了绥西。

　　徐永昌第三次不打山西，又一次使阎锡山对他刮目相看。阎锡山在感叹之余，顿生罗致之意。

　　八、冯玉祥派徐永昌回晋拉阎，却不料为徐回归山西搭了梯子

　　阎锡山既有了罗致徐永昌到其麾下的念头，便安排其部下，从试探入手，因势利导，争取徐永昌自觉自愿地率国民三军回归山西。他的部下中，孙楚于辛亥年在北京代郡会馆与徐有一面之识，于是阎令其写信向徐致候。阎将此信交商震转达，商派与徐有旧的刘逸南等二人，到五原面见徐永昌，转达了商震想同他见面谈谈的意思。徐说："我想在五原屯垦，不知商都统能否相助。"同时，复孙楚一函，提出在五原屯垦，能否得到阎锡山帮助的问题。从此，徐永昌与阎锡山方面有了直接的联系。

　　冯玉祥呢，他也想把商震罗致到自己麾下，在绥西到处张贴欢迎国民革命军第几军军长商震的标语(冯任命商为国民革命军军长)，也想与阎锡山合作，遂找徐永昌说："你看我们的队伍遍驻绥西、宁夏、青海、甘肃，因为队伍这样，前途很成问题。我与商启予(商震字)有旧，正运用其与我们合作，商已活动。你以山西人的资格去一趟太原，教阎伯川明白，他要是不与我们合作，商启予即将与他脱离。不管阎怎样，你与靳荐青(名云鹏，直系大将)有旧，靳现在亦正彷徨歧途，你要能去太原一趟，并派人设法教靳荐青能与我们合作，间接必能影响阎的态度。请你看在整个局面，还是去一趟吧！"徐永昌接受任务两三天后即动身赴归绥转太原。冯玉祥没有想到，他派徐永昌争取阎锡山，却不料为徐回归山西搭了梯子。

　　阎锡山闻讯后，立即作了布置。徐到归绥，孙楚已在那里迎候，并且转达了阎锡山的话："听说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荣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徐永昌听了不但感激，而且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鼓励。之后，就是商震、李培基、杨爱源、傅存怀诸旅长，黄光华、杨效欧等团长的欢宴，杨效欧并且告他说：他的团正要改编为旅，守蔚县的张万顺将升为团长。他在太原曾看到徐给守蔚县的王团长的信，佩服徐所持的态度。临动身赴太原的前一天，徐又会见了山西省财政厅厅长李鸿文(字子范)及督署参谋长朱绶光。他们都是奉阎之命来迎接徐永昌的，不过托辞料理他事而已。

　　大约是1926年10月的一天，徐永昌由归绥乘车赴太原。车过丰镇站时，赵承绶团长来见，说是续桐溪的朋友。到大同下车入城，受到护理镇守使傅秉丞的欢迎和招待，原来此人曾是他的部下，当过营长。阎知道徐是孩提之年在大同长大的，特意让汽车迟去一天，以便让徐领略一下大同的风物，回忆回忆童年的情趣。第三天坐汽车南下，在阳明堡有人拦车求见，原来是驻军营长、同乡李服膺。他们于民国初年在北京代郡会馆早已相识，这次在酒饭桌上高谈阔论，格外亲热。阎锡山在沿路的布置，虽不是五里一迎，十里一接，却也极为热情周到。当晚10时，徐到太原，下榻于正大饭店。

　　第二天，徐要去会见阎锡山。上午8时，孙楚先来传达阎关于会见的意见。孙说："阎先生让我与你先交换一点意见，因为头一次见面，假如意见谈得不洽，很耽误以后交道的。"徐答："你可尽情地讲。"孙说："阎先生说，第一，不谈国民党。"徐答："此点我同意。"孙又说："第二，我们不谈革命。"徐答："此点我亦同意，我就不懂得革命。"孙又说："第三，阎先生自己好讲中的道理，凡事主张中道而行。"徐答："此种行径，我很有同感，如人尽顾沿革，是有些失之封建，若尽在横的方面比较，那就要流之于共产，故横竖之间折中才好。不要太讲竖，亦不要太讲横，所以说阎先生讲中，我很有同感。"双方意见一致，为会见创造了很好的气氛。

　　这天9时，徐永昌与阎锡山第一次会面。徐永昌后来回忆说：他与阎继续谈论同孙楚的话题。徐认为一人赤贫，劬劳半生，方足衣食，一人方将祖父遗产荡尽，在这时他们要看齐，要均富，那太不公道。就是耕者有其田也要顾到因果，斟酌是非，衡量世局，用政治方法，分10年、20年的购买配售，方无流弊。这一天，他们海阔天空，谈论很多。阎锡山的话使他最注意的是："今年由春及秋，奉晋与国民军作战，国民军是败了，但我认为旧势力与新势力作战，此为最后一次胜利。"

　　过了一天，阎锡山正式设宴招待徐永昌。在座的除了山西的知名人士温寿泉等以外，有一位是刚从北京回来的田应璜(字子琮，浑源县人，清末举人，临时参议会议员)。他是奉张作霖之命，回晋游说阎锡山就任安国军副元帅的。他在言谈之中，夸耀奉军如何如何，徐永昌听了很不对味。宴会将近结束时，温寿泉请徐说几句话，徐遂就田所谈，讲述了自己对奉张的看法。他说：

　　"前天阎先生说，旧势力最后是抵抗不了新势力的，我现在补充一点感想，就是凡是儿子要出来当权的时候，其父亲必定是快完蛋的时候。儿子一旦出名，不久他的老先生，死的死，隐的隐，都要默默无闻了。我们老军队里，对一件事要坏的时候，即说出了蛾子，其意义就是说养蚕的一有了蛾子，蚕就完了。近几年张汉卿很出风头，故我断言张雨亭(张作霖字)亦是快要完了。这是从我的体验上说，张雨亭是不会久的。再就理论上拿一事来说，张效坤(宗昌)、孙馨远(传芳)这两个人，好像两匹野马，而今驾上张雨亭这辆将破的车，如此胡拉乱撞，没有个不把他拉碎的。我觉得阎先生对张雨亭敷衍，当然可以敷衍，但不必把他当一回事。他的崩溃即在眼前。所以我们今天要是求进步、救社会，是要反张的、反奉军的。我自民国初年奉军截械入关以来，亲眼所见的是：我们国家多少年以来很好的社会秩序都被他破坏了。人民受到骚扰折磨，亦是由于奉军引起的，整个社会人心的希望，亦将由他们断绝。谈革命我是不懂，驱逐恶势力我是知道的。凡是血气之伦，都应当向恶势力搏斗，所以不管是革命也好，驱逐恶势力也好，我们现在的对象，就是要先驱除了这一恶势力。目前冯(玉祥)先生在包头说，国民军虽然失败，广东国民革命军出来是胜利了，有如丢了个杏子，得了个西瓜。我觉得不是这样说法，我们认定的恶势力，要我们来驱除。奉军是我们当前的恶势力，我们离他近而有力。我们要先起来对他动手，不能尽靠他人。"

　　这一席颇有见地的议论，博得阎锡山会心的微笑。后来，阎锡山私下对他说："你说得对，的确如此。"对当前敌人取得共识，奠定了他们合作共事的基础。

　　冯玉祥派徐永昌到山西，原是要争取阎锡山与他合作，却不料反为徐永昌及国民三军回归山西搭了梯子。

　　九、徐永昌在太原受到热情款待，阎锡山婉转提出要徐回晋的要求

　　徐永昌在太原受到的礼遇，可以说超出他的想象之外。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太原住的头一个月，可说是天天在无限制地会客，顿顿在尽量地吃酒，皆为我生平所无之事。"山西的军政要人，几乎对他都曾设宴招待。值得记述的倒是赵戴文对他的宴请。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赵将他上下打量之后说："儒者气象，儒者气象！"使他深感受宠若惊，因为他并没有读过多少书。后来赵请他吃饭，作陪的是同盟会员、忻代宁公团副团长、五台人赵三成(字公庵)。饭很简单，只有四碟花生鸡蛋之类的小菜，一大壶潞安红酒，主食是饺子。赵说这是他作秀才时的待客饭菜。徐永昌回忆说，这顿饭吃得格外痛快，竟至酩酊大醉。其实这都是阎锡山的安排，他把徐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挽留，后来竟在五福庵(巷名)为他安排了一处住所，意在罗致，却不直说，只是当徐对某些事提出意见时，阎只含蓄地说，待你将来回来整顿吧！

　　对于徐永昌所请，阎则尽量满足要求。一天，在太原参加辛亥起义的张德枢(当时化名弓尚德)来见徐，说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被阎羁押，请求设法。原来国民二军在河南被吴佩孚击溃，退到陕州又遭刘镇华部和当地红枪会的袭击，以至完全瓦解。邓宝珊与岳维峻渡过黄河，邓北上榆林，岳扮作商人拟赴石家庄，结果在榆次被捕。阎恨其支持樊钟秀犯晋，将其扣捕乃是常情。徐永昌得悉后向孙楚说："阎先生能把他放出来就放出来，不能时我要去看看他。"阎锡山闻之，有些犹豫，下不了决心，但答应徐去看岳。二人见面，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岳维峻独住一室，颇受优待。他说："从前咱们带兵的时候，住处有卫兵，出门有扈从，如今这样被人看管，追怀已往，真是不胜感叹。"徐说："阎先生留我在此，几次的不让我走，由于他对时局的认识，及尽管地不让我走这一点看，他会恢复你的自由，让你走的。"果然过了没几天，岳维峻即被释放。张德枢为他在海子边找了一间房子住下。又过几天，岳要回陕西。徐永昌在五福庵寓所请阎与岳维峻吃了一顿饭。阎说15年来，他还没有在衙门外面吃过饭。由此亦可见阎对徐永昌之器重。

　　惟一使他感到凄凉的是，续桐溪的灵柩由天津运至太原，由于他反阎，又策划樊钟秀犯晋，所以无人敢去凭吊。老同盟会员李筱峰邀他往视，但见南关汽车站附近荒地上停一孤棺，寒风中纸幡飞舞，使他倍加悲痛，深感名利场上人情之易于冷暖。

　　徐永昌在阎的挽留下，一住竟是两个多月。这期间国民军的处境更加恶劣。原来，国民军退至绥西包头、五原一带，打算长期驻扎。这对绥远的晋军是个很大的威胁，阎锡山没有力量将国民军逐出境外，又不愿得罪冯玉祥，于是请奉军帮忙。奉军的万福麟部向包头压迫，这时已回到军中的孙岳，只得率部经达拉特王府及东胜，进驻陕北的府谷、神木一带。国民一军也从五原向西撤退。

　　国民军的窘境，阎锡山心里明白，徐永昌稍后亦接到军部电报。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知道这是请徐回晋的最好时机，但又不能言明道清直接提出，于是他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让孙楚绕弯子提出问题，进行试探。孙楚对徐说："你把陕北占据了好不好？"徐说："我与井崧生(名岳秀，陕西早期同盟会员井勿幕之兄)是朋友，而且名义上他还是国民第三军。他本人是怕第一军，而看不起第二军。故当国民军兴起时代，别人都加入一、二军，他则与杨虎城加入第三军。我与他既是朋友，又同为三军同事，我不能做此事。"过后不久，阎又让孙楚向徐转述他的话："现在刘雪亚(名镇华)正围攻西安，我与刘有联系，可以与他说，请他让开一条路，我再帮你点物资，你去把汉中攻占了好不好？"徐说："我与孙禹行(岳)检讨检讨再说。"

　　徐永昌在太原一住三个月，自觉与军政各界感情均极融洽，无论尊卑老幼对他都很好，他非常感激，但他不能不顾及部队，于是决定回陕。

　　1926年的腊月十九，也就是1927年的1月22日，徐永昌动身离并。孙楚为他准备了乘马。这天早晨，阎命山西警务处处长南桂馨(字佩兰)送行并向他说："东面情形不稳，恐将有事，假定有事，希望你把队伍带到山西来，你把此事要记到心头。"

　　至此，阎锡山算是婉转地向徐永昌提出要他回归山西的要求。

　　十、在阎锡山的邀请下，徐永昌率国民三军回归山西

　　四五天后，徐永昌回到驻于陕北神木县的国民三军中。部下纷纷来见，并向他叙述部队这几个月中的变化。

　　原来，国民三军和一军的韩复榘、石友三部都驻在包头。奉军袭来时，各军均未还一枪就往西撤退。但是孙岳不主张与一军一道往西走，将领们也都持此主张，所以走了不到半天，三军即向南走，经达拉特王府及东胜，最后驻于陕北的神木和府谷一带。

　　国民三军的续范亭旅原驻乌兰脑包和五原一带。范亭平素接近冯玉祥，不愿离开第一军，又因续桐溪(范亭为桐溪之侄)的关系，也不愿接近山西，所以他们一齐向宁夏撤退。走到绥宁交界的石咀山附近，冯表示好意，派石友三接应他们，结果石将国民三军中最整齐、最有纪律、作战有功的续范亭旅，以及属于国民二军弓富魁旅之一部，属于国民三军的胡德夫、武勉之两部，出其不意包围缴械。只有国民二军的王凤飞旅不到两千人，由于邢秉丞(同盟会员，崞县宏道镇人)的劝说，未敢深入，突围而出，归附国民三军。

　　神木原有驻军为陕军井崧生所辖高士秀(志清)旅，两军相处尚称融洽。但是神木、府谷是有名的贫瘠之地，三军一万余人驻于此地，衣食不足，鞋袜破烂，连烧饭用煤都得士兵下窑取炭。部队向地方要米要面，井崧生方面闲话很多，最害怕的是被三军驱逐。徐永昌与井崧生五六年前在保定等地曾多次会晤，这次见面把两军间的误会才完全消除。井答应五天内供应两万双鞋袜及若干粮秣，部队生活才有所改善。

　　孙岳这时虽在军中，但旧病咳嗽未好，又添新疾，且因吸食鸦片，身体羸弱，所以不大管事。部队在徐离开之时是由杨祥征负责的。

　　徐永昌回神木后的两三天，即接南桂馨急电："东方恐怕有事，希望贵军能开到沿河一带，并请兄先来太原，一商大局。"

　　所谓"东方恐怕有事"，是说恐怕要和奉军作战。原来，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进行北伐，主要的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其中以奉张的力量最强。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广东革命政府派胡宾到太原动员阎锡山响应北伐。而张作霖要阎就任他的安国军副司令(副元帅)，以壮大实力与北伐军抗衡，否则即以武力相威胁。

　　如前所述，阎锡山已经认识到张作霖是必然要失败的，但是处于张作霖、吴佩孚以及刚与他反目的冯玉祥的包围之中，阎认为响应北伐的时机尚未到来，必须与张作霖虚与委蛇。徐永昌后来回忆说："张雨亭(作霖)正迫阎先生就他的副元帅与他合作，否则即不放心，将要兵临晋境。阎先生表面上虚与委蛇，内心则不愿，所以要我来商量对策，自然以客军入境推诿奉张，同时以防万一。"另一方面，他就是要以此为借口，把国民三军罗致于自己的麾下。

　　国民三军的孙岳和徐永昌以及大部军官都不愿同冯玉祥合作，所以向陕甘发展之路不能走；而陕北神木、府谷一带贫瘠荒凉，供应当地部队已感困难，哪里还有余力再养活一万多人，所以国民三军在此实难长期立足。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东进山西。阎锡山既然提出邀请，那就乐得顺水推舟，慷慨应允。

　　1927年3月，国民三军第一旅、混成第十五旅、骑兵旅共约一万余人，在徐永昌的率领下，由陕北集中于黄河西岸的宋家川一带，然后渡河经碛口驻于汾阳。阎锡山每月助饷3万元，后增至6万元，不足之数可由地方上筹补米面。半月后，孙岳亦来，先住汾阳医院，后迁峪道河(村)养病。

　　国民三军到山西时的状况，徐永昌后来回忆说："我们的部队装备十分贫乏，除枪炮、通讯器材、炊具是简单整齐，官兵身体健壮，精神奋发外，在舍营中每人席上摆一件皮袄，席子下面放一块砖头作枕，真可以说身无长物，但在地方上纪律极好。"阎锡山为了解真相，派杨爱源前往察看。杨检阅之后，赞叹不已，认为是一支有战斗力、能帮助山西作战的部队。

　　国民三军虽然仍旧保持着自己的番号，但实际上已经归附了山西，归附了阎锡山。从此，商震和徐永昌就成为阎锡山手下两员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国民三军的将领除徐外，还有黄胪初、黄德馨(铭香)、吕汝骥三个旅长，后因战功由团长或营长升为将领的还有陈光斗、章拯宇、方克猷、颜天民、梁述哉、台耀西、白英杰、马延守、梁鉴堂、史泽波、杨文彩等，可见此举对山西及阎锡山是何等重要。

　　在参加北伐战争的前夕，徐永昌率国民三军回归山西，对阎锡山来说，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陈调元

国民政府陆军一级上将

　　陈调元（1886—1943）

　　陈调元，字雪暄。河北省安新县同口镇同口村人。1886年11月12日（清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七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其父去世，家道甚为贫寒，家离白洋淀不远，沼泽地里芦苇丛生，家中三口人的生活仅靠母亲杨氏和妹妹织苇席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把光大门庭的希望，寄托在陈调元身上，送他入私塾读书，发愤攻读，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光耀门楣，数年之间，对于文理已粗通门径。

　　1900年夏“庚子事变”时，陈调元目睹国是日非，乃萌弃文从武之心，另谋出路。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秋，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城里开办参谋学堂（段祺瑞任总办、靳云鹏任提调），次年陈调元前往报考，被录取。1904年陈调元期满毕业，被派在新军某镇任哨官。1906年5月被保送进入保定军官学堂深造科（后改陆军大学第一期）学习。1907年11月毕业，回原部队升充队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清政府陆军部在湖北南湖设立陆军第三中学堂，李钟岳为总办，范尚品为监督，陈调元任地理教官，唐生智、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早年均曾在湖北陆军中学学习，故后来都尊称陈调元为老师，关系密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时，陆军第三中学不少师生积极响应，陈调元则只身离开武昌回到北京观望，住在陆军学堂同学李炳之（时任陆军部军咨府科长）家中。11月北洋清军南下镇压起义，招揽参谋人才，陈调元自荐任北洋第二军（总统官冯国璋）参谋，南下与革命军作战。1912年1月陈调元随冯国璋北返，在清禁卫军（统领冯国璋）中任职，3月北洋政府成立后任陆军军事学堂的队长。1913年4月18日授为陆军步兵上校。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陈调元任北洋第二军（军长冯国璋）高级参谋，南下镇压“二次革命”。9月14日授陆军少将，任第二军宪兵营长，负责维持南京治安及军纪，却难以制止张勋部官兵肆意烧杀，建议冯国璋收编了张宗昌所部，陈、张结为金兰。12月改任江苏宪兵司令，江苏都督冯国璋颇喜陈调元才具，故常以他为代表赴南昌、武昌与李纯、王占元二督商洽公事，被称为军人政客，由于他面相憨厚，又有“陈傻子”之称。1916年11月14日加陆军中将衔。1917年12月27日，陈调元被江苏督军李纯任命为江苏第七十四混成旅（原江苏第三师改编）旅长。1918年4月，山东鲁南土匪流窜到江苏，李纯令陈调元负责清剿宿迁、邳县、雎宁三县土匪，8月淮、海、宿各区土匪次第肃清，陈调元改任江苏陆军第五旅旅长。1920年9月25日署徐海镇守使，驻扎徐州重地，由于他对长江各省的人事熟悉，仍有时充任江苏代表，往返于赣、鄂诸省间。10月12日江苏督军李纯自杀身亡，陈调元为维持江苏将领利益，与北京政府接洽，按李纯遗嘱推齐燮元继任督军，齐燮元对陈调元更为倚重。

　　1923年5月6日，以孙美瑶为首的鲁南匪众袭击了津浦路上的国际列车，将以克莱尔为首的包括英、美、法、德、意、西班牙、葡萄牙人及在内的西方军事顾问团劫为人质，扣押在抱犊崮山上，中外震惊，北京政府感到非常棘手。5月12日始，陈调元自告奋勇，数次与匪方谈判，参与解决“临城劫车案”，陈调元以其平素接近帮会的知识，使出浑身解数，极力游说。5月31日，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上海商会代表黄金荣（法租界巡捕房总探长）等与匪方代表郭其才、刘武刚会谈。6月1日陈调元亲入抱犊崮，与孙美瑶商谈，2日孙美瑶随陈调元下山接受招安改编，12日陈调元最后一次上山，13日所有人质被释放，事件解决，此案之解决使陈调元名声大振，一时中外闻名，被人称为“治匪能手”、“黄天霸式的英雄”。8月30日北京摄政内阁派陈调元为皖、苏、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成为江苏军队中的实力派。

　　1924年9月3日，江苏督军齐燮元发起江浙战争，陈调元任苏军第二路司令，下辖中央第二十四师、江苏第一师、江苏第二混成旅、江苏第五混成旅和河南第三混成旅，在宜兴一带与浙军作战，陈军在浙军的进攻下有不支之势，幸赖鲁豫鄂援苏军两万到来，归陈调元指挥，浙军遂败，卢永祥败逃。9月25日孙传芳军入杭州，即赴嘉兴，陈调元亦率师来会，进攻松江。10月23日北京发生“首都革命”，吴佩孚在直奉前线的军队大溃，11月7日陈调元升任江苏暂编第四师师长，奉齐燮元之命北上援助吴佩孚，因山东督军郑士琦宣布中立，不予假道而阻于半路。11月27日齐燮元因奉系压迫宣布下野，为反对奉军南下，令陈调元署理江苏督办，节制军队抵抗奉军，但齐燮元留恋权位，并不离开。12月18日，浙江督军卢永祥派代表到徐州于陈调元谈判，劝陈撤军。12月20日陈调元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提出放弃徐州退守长江，被齐燮元否决，但齐燮元仍对他宣慰备至，着其回徐州部署作战。12月23日，山东督军郑士琦以密商对付奉军为由设计诱骗，电邀陈调元到济南，被迫与张宗昌、吴光新合流倒戈反齐燮元，答应让开徐州，24日赴北京面见段祺瑞，被许以江苏军务帮办。12月26日陈调元回徐州，令部下让开徐州，齐燮元众叛亲离，只好宣布下野，陈调元未随去，反投奉军，任苏皖宣抚军第三路总指挥，率部至南京与齐燮元残部作战，江苏遂被奉军占领。

　　1925年1月13日，陈调元任江苏军务帮办兼第四师师长，14日任宣抚军第三军军长，此时驻江苏奉军有丁春喜、臧式毅、邢士廉等师，奉军将领对陈调元等降将极为鄙视，陈则对奉军曲意逢迎，隐忍不发，关系日渐“亲近”。8月29日段祺瑞以奉系杨宇霆督办江苏军务，杨宇霆赴任后对陈调元极为冷淡，二人之间矛盾日深，秘密与孙传芳联系准备反奉。10月15日孙传芳进攻上海，奉军大败，杨宇霆急忙下令撤军，是时陈调元的军队早在南京城内外及江北浦口、乌衣一带布置妥当，意欲活捉杨宇霆，17日陈调元设宴招待奉军将领，杨宇霆发觉不妙急速逃离南京，奉军其他将领则被陈调元拘捕，同时派人迅速占领电报局，宣布“响应浙军，会师宁镇，驱逐奉军”，奉军退至南京附近和江北之际，分别被陈调元军缴械。10月20日孙传芳进抵南京城，21日陈调元与苏军将领及孙传芳联名通电，拥吴佩孚讨奉，孙传芳即渡江沿津浦路北进，南京城内治安完全交由陈调元负责。10月23日孙传芳由蚌埠回到南京，27日奉孙传芳令代理江苏军总司令，兼讨贼联军第九军司令。10月28日，张宗昌东路军及奉军邢士廉占江苏海州，孙传芳调陈调元、郑俊彦等赴援。11月1日孙传芳和张宗昌大军开始激战，2日将施从滨杀害，6日孙传芳军东路白宝山、陈调元等占海州，8日占领徐州，张宗昌逃回济南。12月1日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安徽军总司令兼第六师师长，陈立即谢委，8日率部抵蚌埠就职，辖四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卫队营，观察政局的变化，与各方面实力派保持密切联络，与南方政府、奉军和西北军都建立了联系，并增编了机关枪团、炮兵团、警备团各一个。

　　1926年1月5日，陈调元派兵驱逐占据亳州之豫匪孙殿英，枪毙勾通孙匪的军官。1月8日，孙传芳和陈调元联名发电，责问执政府公布一年来一万三千余万收入账目，长江各省都随声附和，使段祺瑞非常难堪。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陈调元积极制定对北伐军的作战方略，但孙传芳并不支持，陈调元很不满。8月30日北伐军在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9月1日矛头指向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孙传芳急忙准备迎战，将十万人编为五个方面军。9月6日李宗仁的第七军自武昌调赴鄂东，迎击陈调元部。9月8日陈调元任第五方面军（皖军）总指挥，辖三个师三万四千人，进驻武穴，全力阻击北伐军，26日第五方面军陈调元、王普部由武穴向黄州前进，驻阳新之第七军李宗仁部不加抵抗，避开兵锋折往赣北。10月1日孙传芳调鄂东陈调元、王普、马登瀛部向赣北出动，拟截断革命军后路，5日派刘凤图、毕化东两旅在瑞昌迫李宗仁第七军，致使第七军退出，8日第七军再次进攻，在王家铺与陈调元部刘凤图、毕化东两旅激战。10月9日陈调元被北洋政府晋授陆军上将。10月9日，周荫人、卢香亭、陈调元、郑俊彦、陈仪、周凤岐复汪荣宝等十三公使电，赞成停止战争，召集国民会议。10月12日陈调元部刘凤图、毕化东两旅在王家铺被第七军歼灭。10月13日蒋介石攻南昌不克退走，时盛传蒋介石重伤毙命，孙传芳亦赴武穴查防，并促陈调元、王普向武汉进攻，陈调元在陆军学堂之旧相识唐生智已是北伐军军长，通过唐的撮合，陈调元已与蒋介石达成默契，陈调元乃旁视蒋军直攻南昌、修水一线，卢香亭、郑俊彦等部基本被全歼。11月2日北伐军向江西发动第三次进攻，五省联军呈崩溃之势，8日被法军攻占南昌，武穴一带之皖军因孙传芳战败，向安徽撤退，陈调元、王普均先后回安庆。11月15日孙传芳失守九江，奔回南京，陈调元仍以安然无事的态度回到南京，孙传芳对之慰勉，并给军费二十万元，使之安心整理部队，准备反攻。11月19日卢香亭、陈调元、陈仪、白宝山等在南京会议，不赞成直鲁军南下。11月30日列名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电文。12月21日孙传芳和张宗昌商定防务，决定陈调元和张宗昌共防安徽。

　　1927年1月3日，芜湖陈调元军大肆抢掠，人民死伤十余人，任孙传芳部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自皖西向江西出动，内部不断出现动乱。2月19日，安庆陈调元等密谋与革命军合作，暗中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的任命。3月1日，张宗昌、孙传芳因陈调元态度不明，将陈部在蚌埠、浦口部队缴械，陈部旅长孙东云逃往徐州。3月4日，陈调元自安庆到芜湖，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辖岳盛宣、丁瀚东、安树珊三个师，另一个教导旅）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致使孙传芳部队最后分崩离析，北伐军第七军等顺利占领安徽。3月11日被选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3月20日蒋介石自九江前往安庆，陈调元亲乘兵舰前往迎接，并赠送十二门野炮和十六门山炮，3月底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招降纳叛，继续为北伐军立功。

　　1927年5月1日，陈调元部归第二路军（代理总指挥白崇禧）指挥，并任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沿运河两岸继续北伐，12日陈调元部自东梁山渡江，攻占和县，败直鲁军第十军杜凤举部，13日克含山，17日攻占全椒。6月12日第二路（叶开鑫、陈调元军）连日攻山东郯城，为孙传芳、李宝璋所拒退；6月23日蒋介石下进攻鲁南作战令，命第二路军第一军之邓振铨、顾祝同师、第三十七军陈调元、第四十四军叶开鑫攻临沂，25日陈调元攻占费县。7月3日蒋介石因武汉军东迫而下令北伐军大部撤退，令第三十七军暂守郯城，5日陈调元攻占蒙阴，6日陈调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7月25日任安徽省政府委员。7月31日蒋介石指挥陈调元、王天培等军反攻徐州，8月3日反攻失败，各军撤退。8月5日武汉军事委员会加委陈调元为军长。8月上旬蒋介石因唐生智东征，抽调兵力回救南京，孙传芳张宗昌乘机夺取徐州，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遭到猛攻，损失惨重。8月13日蒋介石下野，陈调元断定蒋势必再起，写信向蒋表示“忠心”。8月24日，谭延闿、孙科等偕李宗仁自九江乘军舰到南京，过和县大胜关时，适孙传芳军郑俊彦部偷渡，李宗仁下令军舰开炮，陈调元正乘轮自南京回芜湖，即令船上军队参加作战，将郑俊彦军击退。9月6日武汉唐生智部江右军刘兴率第三十六军入芜湖，陈调元部第三十七军东退。9月17日再次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15日国民政府决定西征（讨唐生智）、北伐并进，由李宗仁统率第七军夏威、第十九军胡宗铎、第三十七军陈调元，出皖北，攻唐生智之江左军何键部，19日西征军第三十七军陈调元及海军占领芜湖，21日国民政府任命安徽省政府委员，以陈调元为主席。11月11日唐生智抵挡不住西征君下野逃走，15日第三十七军陈调元部回皖参加北伐。12月20日任第二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前敌总指挥。

　　1928年1月15日，白沙圩农民准备武装暴动，芜湖、南陵两县政府联合电告陈调元，电文夸大其词：“共匪猖獗，一片焦土，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陈调元接此电文后，即令驻扎在芜湖的王普军，派一个营前来清剿，致使暴动夭折。2月7日被指定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3日任第一集团军第二纵队总指挥兼第三十七军军长，15日就第二纵队总指挥，辖辖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第二十六军（军长陈卓）、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兼）。3月2日国民政府重行任命安徽省政府委员，仍以陈调元为主席。4月6日改为第二军团总指挥，仍第十七军、二十六军、三十七军，挥军北进继续参加北伐，沿津浦路以东向北作战，9日第二十六军陈焯占郯城，败直鲁军张宗辅部，28日陈调元截断明水镇胶济铁路，29日第二十六军陈焯攻占胶济线龙山镇，击毙敌旅长任德福，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狼狈渡过黄河北逃。4月30日夜陈调元部第三十七军进入济南地区，5月3日欲通过胶济路时与日军发生冲突，日本驻军司令福田坚持将陈调元、方振武、王均部缴械，陈调元奉令率部退出济南市，移驻济南东郊之大辛庄，5月8日奉令渡河，经泺口黄河铁桥北进，三十七军军部行近铁路线时，铁甲车上的日军即向陈部开火，陈部死伤30余人，陈调元不得已西行，改经齐河渡河北伐。6月初克沧州、天津，25日兼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李煜瀛）委员，陈调元即派参谋多人分赴孙传芳、张宗昌各垮散队伍所在地，大部分孙传芳部队被陈调元收编，张宗昌的部队也有一些散兵被陈调元收编，陈调元声威大振。7月6日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8月白崇禧在冀东清扫关内的残余北洋军，陈调元任白崇禧的总预备军总指挥，策应左右两路军。10月兼任陆军第四十六师师长，辖第一三九旅（旅长李宝章）、第—四○旅（旅长马宝珩）、第一四一旅（旅长上官云相）。11月6日，全国禁烟会议请中央查办陈调元运土。

　　1929年1月23日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3月22日任津浦路警备司令，蒋桂战争期间任讨逆军总预备队总指挥。5月3日任接收青济特派员兼代理山东省主席，7日到济南，负责与日本人办理接收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10日济南商埠完全接收，13日济南日军完全撤退，向青岛集中，胶济路已由范熙绩师接防。5月15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陈调元等为山东省政府委员，陈为主席，意在使他居间联系北方冯、阎各军，以谋缓冲。5月17日山东省政府自泰安移济南，25日陈调元就山东省政府主席，辞第四十六师长兼职，政令所及只在山东的中部以西。8月1日出席编遣实施会议。9月第六路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约陈调元参与反蒋，陈调元密告于蒋，19日方振武在南京被监视，几乎被杀害，23日陈调元宣称拥护中央，否认辞职。10月10日西北军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通电反蒋，13日陈调元、石友三等电讨宋哲元等，同时尖锐地提出，在内外交煎时，国民政府应如何于“攘外”、“安内”间作出抉择。12月5日唐生智在河南起兵反蒋，9日陈调元表示服从中央，任总预备队总指挥，蒋介石任陈部阮肇昌为第五十五师师长，防守鲁南，16日陈调元通电讨唐，20日阎锡山、张学良、刘镇华、陈调元等十人通电，拥护中央，消灭改组派。

　　1930年1月20日陈调元部自山东南下，迫反蒋的石友三军就范。2月15日，驻山东沂州之新编第十九师高桂滋部向津浦线出动，并通电反对蒋介石、陈调元，17日陈调元声称服从中央，20日陈调元部第五十五师阮肇昌、第四十六师范熙绩会合新编第二十六师陈耀汉围攻枣庄、临、诸城等处，高桂滋新编第十九师被缴械。2月21日蒋介石、阎锡山矛盾公开化，陈调元表示拥蒋，并派所部阮肇昌师南下，与驻徐州刘峙部联络解决拥阎的高桂滋、任应岐所部。3月4日晋军傅作义师占德州，鲁军退平原、禹城，6日蒋介石任命陈调元为第一预备队总指挥，12日在济南就任。3月21日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一路军总指挥，辖第二十六师、山东警备第一、第二旅和临时改编的各师，31日晋军李生达军入山东平原，鲁军退禹城。4月1日，陈调元、韩复榘、顾祝同、马鸿逵会于兖州，商山东防务，3日陈调元下令将济南黄河铁桥拆毁，准备必要时将省府迁兖州，9日蒋介石到徐州，陈调元、韩复榘、马鸿逵、顾祝同、刘峙等均到徐州参加军事会议，10日徐州军事会议毕，陈调元等均回防，11日陈调元改任蒋军预备军团总指挥，与马鸿逵部防守济宁、曹州地区。4月12日驻鲁西之韩复榘部与鲁北陈调元部换防，参加中原大战，16日陈调元、韩复榘抵郓城视察防务，18日陈调元、韩复榘及马鸿逵将进攻鲁西菏泽的石友三军击退。5月上旬率部往鲁西济宁、曹县一带布防拒石友三。6月27日，石友三部自考城侧击归德，陈调元部失利。7月5日反蒋第四方面军石友三逼近柳河，为顾祝同、陈调元部所败。7月中旬在油菜坊抵抗冯玉祥军队猛烈进攻，30日蒋介石令陇海线战事由陈调元、顾祝同、朱绍良分别指挥，此时陇海线中央军采守势，津浦线取攻势。8月冯玉祥发动攻势，蒋军不利，欲缩短战线，陈调元自告奋勇，从右翼对冯军反攻，为蒋军稳住了阵角，从而转危为安。8月31日任陇海路预备军团总指挥，约共七个师，从左翼反攻西北军，陈调元奉蒋命携款100万元给上官云相军，督促该部向冯、阎军猛攻，阎、冯终于失败。9月5日国务会议决定改组安徽省政府，陈调元为主席，并兼安徽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12月18日，陈调元部第四十六师范熙绩在皖西六安苏家埠为红军第一军许继慎所败，损失二千余人，红军进围六安，21日退走，30日陈调元部第四十六师一团在皖西六安附近为红军第一军许继慎所败，伤亡殆尽。

　　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授陈调元宝鼎勋章。3月2日，怀远码头被米捐局扣留的船只达一千多艘，武装稽查将请愿船民团团包围，开枪平射，打死打伤船民多人，制造了震惊江淮的米船惨案，3日蚌埠工商各界和船民千余人上街游行，4日愤怒的民众手执彩旗标语，高呼“打倒陈调元”。3月7日，安徽省公民救省请愿团赴南党中央监察院，3月22日，皖旅沪同乡团在沪召开联合大会，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要求撤惩纵兵抢劫及惨杀怀远船民的陈调元，并明令皖省政府从速取消盐米附捐，退还非法征收的盐米捐款，3月27日陈调元召开安徽省政务委员会议，决议撤销轮船、帆船米照稽查总、分各处。4月25日中央监察院监委根据陈调元擅用兵力、无视国法、强行勒征米照捐、打死船民、公开贩卖鸦片等事实，决定弹劾陈调元，陈调元亲赴南京向蒋介石申辩其被弹劾各节并非事实，27日中央国民政府监察院正式公布弹劾陈调元案公文，指责他“苛征捐税、枪杀人命、擅开烟禁、勒索自肥、纵兵祸皖”等。5月上旬陈调元作为军队特别党部代表赴南京出席国民会议时提出辞职，被蒋介石慰留，13日陈调元及所属军师长范熙绩、岳盛宣等通电拥护和平统一。6月15日被国民党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1932年5月，陈调元所部第一路军第四十六师和第五十五师在苏家埠被红四方面军击溃，7月3日陈调元部移江北，提出辞职被批准，仅保留“国民政府委员”空衔，从此失去军权。1933年1月，由陈调元联络，蒋介石迎接段琪瑞到上海居住，一直到段祺瑞逝世，其用费全由皖系旧部供给，陈调元也每月供两千元。

　　1934年1月28日蒋介石任陈调元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预备军”总司令，3月23日国府特派陈调元为“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预备军总司令”，4月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率部堵截红军入皖。11月15日（农历十月初九日）是陈调元的老太太八旬晋五的寿辰，蒋介石亲临寿堂拜寿，连段祺瑞也亲来拜见陈调元之母，真可谓盛极一时。12月5日，中央政治会议特任陈调元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为军事委员会当然委员。1935年春任华北宣抚使，在表面上是代表蒋介石授予国民军各团团旗，实际上是向宋哲元传达蒋对日本应付的策略。4月3日，国民政府令陈调元任为陆军上将，叙第二级。11月22日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6月6日，军事参议院长陈调元到北平，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各军授旗，26日陈调元电劝发动“两广事变”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退兵。7月13日任国防会议委员。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西“剿共”，10日陈调元也到西安，12日“西安事变”爆发，陈调元被张学良、杨虎城扣于西安，被扣押期间，他居然还意图调戏第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的姨娘，张学良曾在被审判时斥责他“老而好淫”。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调元一直担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负责伤员归队工作。1938年1月17日，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军事参议院由直隶于国民政府改为隶于军事委员会，为军事研究及建议机关，院长陈调元为军事委员会当然委员。8月在军事委员会下设抚恤委员会，陈调元任主任委员。9月点验委员会成立，隶属军事委员会，掌理各部队点验事宜，陈调元兼任主任委员，负责各战区点验兵员。11月26日，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在军事会议上发言，指责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

　　1943年夏，陈调元赴西北巡视，在兰州突患喉癌，回重庆医治。12月18日，陈调元因喉癌医治无效，在重庆病逝，终年五十八岁。1944年2月2日，国民政府追晋陈调元为陆军一级上将。

　　陈调元给人以忠厚热情的表象，其实颇善营谋，为人慷慨，好应酬，尤善联络，足智多谋，工于趋附，笼络各派系军阀，且能见风使舵，善于估计政局的变化，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军人政客，故为蒋介石所器重，而其为人低下，以处事圆滑著称，军事才略平平。

商震

商震(1891~1978)，字启予，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文武双全，历任河北省主席、山西省主席，河南省主席。抗战时期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战后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

革命少年

　　商震，字启予（亦作起予），河北保定人，生于1888年。商震出身寒微，自幼失怙，秉赋聪明，学习勤奋。少年时得其舅父所助就读学塾。1905年，17岁的商震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先在普通科补习英文及文、理课程，后分发到步科学习。在陆军速成学堂，商震加入同盟会，结识了一些邀进的民主主义者。一年以后，因被校方以“煽动革命”罪开除学籍。1906年夏，商震辗转到沈阳，先协助同志蒋慕谭创办商业专门学校，后到辽阳与陈干办起了八旗小学堂。期间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鼓吹革命。不幸又被扣上“诋斥官府”的罪名逮捕。获救后，东渡日本留学，时已是1908年，商震整整20岁。在日本只待了一年，即奉同盟会的指示回到长春，继续以教职为掩护，从事革命的发动（主要是争取绿林“马贼”革命）。身份暴露后，逃至辽宁锦州。1911年初，商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驻锦州之新军某部随营学堂。随即，被保送进沈阳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编入彭家珍（革命党人）任队官的学兵营前队。通过彭家珍，商震认识了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东北同盟会领袖之一的张绍曾，参加了冯玉祥、施从云等创办的“武学研究会”。武昌起义后，商震回到旧游之地辽阳发动起义，因事不机密，走露风声，无功而返。1912年初，商震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率领民军300余人，在烟台登陆。不久，南北议和达成协议，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24岁的商震被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的虚职，“赋闲”北京。“二次革命”失败，商震因参与而获罪，被“京畿军政执法处”扣押，成了陆建章的阶下囚。这时的商震虽年仅25岁，却已经历过八个年头的风风雨雨，成熟干练，有勇有谋。并因此而引起执法官陆建章的注意。经冯玉祥等力保获得自由后，急于寻求出路的商震改投于陆建章麾下。1915年商震任营长，随陆部赴陕西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后升任团长。陆部入陕，白朗被逐，陆建章取陕督自代。年末，国内纷纷举兵讨袁，胡景翼等酝酿起义。1916年初举事成功，拥陈树藩为陕督，驱逐陆建章。商震时驻与山西一河之隔的绥德，因在陕难以立足，无奈之下，乃率本团大部人马，东渡黄河，投靠山西。

晋军主将

　　商震到山西时，正值袁世凯帝制自为引起全国性的反袁风暴，阎锡山有望摆脱羁绊，重振旗鼓之际。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欢迎和礼遇。原有一个团的建制原封未动，仍由商震任团长，另将杨爱源营补充了进去，以为充实，当然也有监视的成分。商震亦不负阎锡山之厚望，出手不凡。事有凑巧，1917年的7月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勋复辟事件。6月，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权衡利弊选择了拥护段祺瑞的立场。7月1日，复辟丑剧登台。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7月5日，阎锡山即派商震率领所部由石家庄北上，参与“讨逆”军事。“讨逆”事关重大，商震部甫入晋军，就奉派出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阎锡山意在考验，“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商震无疑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不敢有丝毫的含糊，接到命令便整装出发，一路北上。在各路大军的同力征讨下，张勋节节败退。7月8日，张勋所部大败于京城外围，张勋坚部城门不出。7月12日，讨逆军下令总攻。商震被委为讨逆军西路第五纵队司令，奉命协作攻城。总攻发起后，各路军次第攻入城内，并乘胜肃清各据点。惟天安门等处尚有复辟军顽固抵抗，炮火甚烈。商震赶到后，急调山炮实施攻击。在炽盛的炮火下，张勋残部渐渐不支，不得不缴械投降，讨逆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商震也因此给阎锡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完成讨逆任务后，商震率部返省。8 月，阎锡山于收回旁落的军权之后，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和由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每旅辖步兵两团，炮兵一营。商震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阎锡山的赏识，升任第一混成旅旅长。

　　就在阎锡山着手扩编军队的同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动“护法战争”，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抗击北洋军阀。9月间，湖南发生了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布独立，联合桂军，倒傅良佐（湘督）。段祺瑞电报阎锡山，命其出兵湖南，援傅作战。阎锡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当话题转到“派哪一旅去最合适”的问题上时，阎锡山单刀直入，再一次点了商震的“将”：“依我看，启予在外边跑的地方很多，经验丰富，声气也比较灵通，最好是启予去。大家以为怎么样？”大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于是就这样决定了。商震奉命率第一混成旅两个团，外加周玳一个炮兵营，随即开拔，兵发湖南。山西的军队远征到千里以外的湖南，是破天荒的大事。商震以下，所有军官都是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太原出发。坐正太火车到石家庄，换京汉车，一直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商震率部入湘后，接受傅良佐的指挥，在永丰前线与广西军马济、韦永昌部交火。商震晓谕全体官兵：“本旅奉命死守永丰阵地，有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军令如山倒，将士全力抗击，坚守阵地十几天不动摇。正当商震激战前线坚守待援的时候，王汝贤、范国璋在长沙发表通电，主张停战撤兵，傅良佐逃走。商震部孤悬永丰，形势危急。在全局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商震率部撤出战斗，经湘乡，退入湘潭县城后，被湘军包围缴械。

　　商震所部第一混成旅，是阎锡山四分之一的家当，远赴湖南后，阎锡山无日不在关注。听到北洋军失利的消息，阎锡山再也坐不住了，速派副官荣鸿胪、张汝苹先后赴汉口、岳阳一带打探究竟。不日，即有商部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回。阎锡山得信，立即电商返并。商震出发时曾向阎保证得胜回营，不料竟落了个“大将南征胆气豪，缴枪没有打收条”的下场，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加上湖北督军王占元有意延揽（在湘潭缴械后，商震以下各级军官被解武冈，羁押于基督教青年会中。所幸商震谙熟英语，求得一西方牧师相助，逃至汉口，着手收容旧部），举棋不定。荣鸿胪、张汝苹探知这一切后，紧急电告山西。阎锡山再派副官长李德懋昼夜兼程，赶赴汉口，面见商震，婉言相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受阎锡山一片诚意的感召，商震毅然排除杂念，返回太原。见到阎锡山，商震面带愧色，主动请罪。阎锡山则不迭声地说：“胜败乃兵家之常”，极力抚慰。并设专宴，接风洗尘。商震有感于阎锡山的知遇之恩，决心死心踏地地在晋军中效力；阎锡山以一个混成旅的代价，换回了一员得力战将。

　　征湘归来，第一混成旅的番号保留，商震遵阎锡山所嘱继续收容旧部，建制渐次恢复。1920年3月，出于扩大军工生产的需要，阎锡山将原来的“山西陆军修械所”（建于1914年，以修理枪支炮械为主）与“铜元局”（1917年前后设立，以含铜量99.9％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范围内流通）合并，组成“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就学识和见识而言，商震在当时的晋军将领中称得上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阎锡山推举商震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总办。阎锡山的进一步重用，使商震如鱼得水，拳脚大展。实习厂在他的主持下，“改革制度，变更组织，增添设备，新建工厂，”军事工业的规模一步步形成。实习厂成立之初，其16个分厂，职工500余人，机器63部，已能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7月，职工增至900余人，机器增至183部。1923年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同年9月相继投产。这年7月，阎锡山再次改组军人工艺实习厂，取消总办制，商震虽然没有了明确的职务，但是仍然过问军工事务，直到1927年。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1924年冬，阎锡山为要出兵石家庄阻击吴佩孚北上，故意虚张声势，将原有的十个团改编为十个旅，搭成一个空架子。军队返回太原后，又进一步充实扩编，增加了一个旅，总兵力达到十一个旅；并成立第一、第二两师，分辖第一至四旅。商震升任第一师师长。扩编完毕，樊钟秀来攻，大败晋军蔡荣寿部，经峻极岭进入山西辽县（今左权）。危急之中，阎锡山派商震率第二旅第三团全部、第四团两个营，以及第三旅第五团、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驰援。商震从一位美国牧师处借来一部汽车，率先到达前线。鉴于形势危急，他果断地处决了十七名临阵败逃的官兵，使军纪为之一振。然后挥师猛攻寒王镇樊军总部，樊军全线溃败，撤回河南。与樊钟秀之役，一扫征湘失败带来的阴影，商震作为一员战将，擅打硬仗的形象重新树立了起来。

绥远都统

　　1925年夏，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民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地盘，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阎锡山开始采取联直吴、奉张，反冯的立场，战事连续发生，商震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26年春，阎锡山答应吴佩孚配合扫除北上障碍。他交待商震：“山西究竟是和张吴合作倒冯，还是和冯合作，现在还不能决定。可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不如趁这当子，先把顺德拿下。千万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获解回省来。”奉阎锡山之命，商震率其第一师出兵，以抓孔庚为借口，攻占顺德。接着，又北上保定，收编了国民第四军魏益三部（不久前刚被冯玉祥收编，列入国民军序列），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兵分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驻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指挥作战。5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这时，张作霖急电阎锡山：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是否可将你的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鄙处骑兵打到察北，占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阎锡山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8月上旬，奉军攻占多伦；中旬，在奉直联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商震乘势指挥所部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一直打到归绥，从而把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地区。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9月3日，阎锡山电报商震以前敌总指挥代理绥远都统。

　　与商震率部打到归绥几乎同时，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后，国民军旧部纷纷重归于冯玉祥大旗之下，绥远形势变得严竣起来。为了不与国民军再起冲突，商震向阎锡山转达冯玉祥“望合作救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愿望，并提议“避让弃绥”。阎锡山权衡再三，听取了商震的建议：“我方观测大局，权衡利害，当让奉方单独解决。执事主张避让弃绥，尤为明切。然奉方作法及大局变化颇有观察之余地。我方似不应取决绝主张，致失机宜。须本昨电意旨，先将第一期应撤之队伍，速令开回；俟布置妥当后，该都统候令将军民两政，交属僚代拆代行，回晋一次，以便面商一切可也。”于是，除留一师两旅驻绥外，其余在绥部队陆续撤回山西。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阎锡山易帜，商震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随即，奉命沿京绥路向奉军发动进攻。在遭到截击后，毅然舍弃大同、天镇等地，全军撤守雁门关，凭长城固守，奉军屡攻不克，双方长期对峙。1928年2月20日，商震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第一军团长，辖第一、四、五、六、七、十五各军。战事发动，他以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左、中两路作战主力，完成从侧背进奉军的任务，在配合右翼部队正面进攻的同时，一举攻占察绥。北伐成功后，商震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由统兵将领变成了方面政务大员。

自主奋斗

　　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早在代理绥远都统之时，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于短期内在归绥创建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首期招生200余名。北伐完成后，他以为各派势力均已统一于蒋介石的大旗之下，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先是把原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平黄寺，易名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高薪聘请学有专长者任教，扩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个教导师，培训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还开办了党务训练所和训政学院，进行干部准备。同时，他还通过张学良秘密购买了一批枪械，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成立一个师。然而，商震的做法相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显得有些幼稚。他没有看到蒋介石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互相妥协的结果，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各势力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局面下，他的河北省主席实质上阎锡山在各集团的政治争斗中分得的一杯羹，也就是说仍然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对于他的独立企图阎锡山是不会视而不见的。就在商震陶醉于摆脱阎锡山羁绊的美好前景之中的时候，1929年8月10日，一纸“调令”把他由河北省主席变成了山西省主席。

　　调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是阎锡山使出的一个撒手锏，不动声色地把商震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过去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化为泡影。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阎商关系的转折点，最终导致了商震的离山西而去。在河北苦心经营一年有余，政治、军事、经济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突如其来的调动，商震却只有俯首就范的份，阎锡山的能量与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回到山西后的商震虽然仍为省主席，但一开始就陷入有职无权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之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商震被晾在了一边。山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第三十二军冯鹏翥师之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军队整编未竣张学良未予发饷前，各部队均以贬值晋钞维持。商震则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及于对立。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这样一来，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商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歪打正着，早有独立之意的商震就势借口奉蒋介石中央之命，出兵拦截举兵进攻奉张的石友三部，率旧部高、黄两旅及军校学员共9000余人，出娘子关，东开河北，脱离了他赖以发迹的山西。蒋介石赏识商震的才干，早有延揽之意。商震脱离晋系后，在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下，仍领有第三十二军军长一职，并迅速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师，两万余人。

抗战军兴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第三十二军被编入第二军团，商兼军团总指挥。3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第二十八联队一部窜入冷口，到达姚家庄附近，并占建昌营。商即令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附骑兵一部由滦河西岸经松树营、爪村兼程前进，驱逐建昌营及冷口之敌，同时令第五十七军派骑兵一部于抚宁、卢龙、台头营等处遥为呼应。3月21日，敌机10余架猛轰建昌营及冷口各阵地，继之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至23日夜，守军伤亡颇重。24日，商鉴于情势紧迫，于午后率第一四一、第一四二两师长及炮兵指挥官亲赴第一线，激励前线士兵。爱国官兵士气大振，与敌展开血战，终迫敌退据肖家营子及以北地区。4月3日，敌机大肆轰炸冷口后方迁安县城一带，并连续派小股部队侦察白羊峪、擦岩子口附近地形。商震判断，敌有进扰左翼阵地企图，乃急令第一四一师派有力部队扼守此地，以防不测。4月9日晨，敌分兵三路，发起全面进攻。10日，敌突破樱桃园、白梨山鞍部阵地，界岭口方面亦请求增援。商震一面电请北平军分会调丰润之第四十军向太平寨方面急进，一面令第八十四师率部增援冷口，并令驻古冶之第一四三师之1团向建昌营推进。至入暮时分，马道沟、燕窝口等地相继失守。商震以燕窝日关系全线安危，乃急令第一三九师于10日晚分兵三路向敌反攻。各部均受敌火力所阻，伤亡奇重，未能奏效。11日，敌沿长城向东席卷而来，而我增援部队远未到达，商震遂命守军撤至冷口以南预备阵地。撤退中，遭日军飞机轰炸，遂成溃军。商震只好改令部队撤至滦河右岸既设阵地。5月底，商震部调回北平。1935年4月3日，商震被授予二级上将。1935年6月商回任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备司令。同年12月，出任河南省主席。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从陕北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发表了《东征宣言》。蒋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震对南京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满，不愿将实力消耗在对红军作战上。他连夜乘车到南京，面向蒋介石申述自己当年脱离阎锡山之羁绊，并借口与阎不睦，无法合作，拒绝从命。

　　全面抗战爆发后，商震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在冀南豫北阻击日军。1940年，商震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宫，长官部人员均系蒋介石摘系。不久，跟随商震多年的中将周思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毅然奔赴延安。商震听说后说:“人各有志，走就走吧。”

　　周恩来在重庆，通过王兴纲向商震要求代为寻觅革命先烈共产党员孙炳文与老革命家任锐所生的儿子任名世的下落。商震明知特务监视，但他得知是周恩来委托之事时，仍然冒着危险转托宋肯堂，辗转找到了任名世，并使之安抵延安。王兴纲到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仍以商震为依托。后又为了王兴纲的安全，派人护送他离开重庆。

外交长才

　　1940年6月，商震调任重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从此也就结束了30余年的戎马生涯。1941年以后，商震主要从事外交活动。他如鱼得水，尽展生平所志，成为那个时代盟军中的外交干才，蒋介石对他极为器重，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1941年商奉派为赴缅、印、马军事代表团团长，作军事考察，1943年11月，随蒋介石赴埃及参加由中美英三国首脑(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召开的开罗会议，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

　　翌年3月，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总统府参军长，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中国驻联合国参谋团首任团长，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等职。1949年3月被免职，自此定居日本。1974、1975年国庆期间，商震两度回国参观，受到党和人民的极高礼遇。1978年5月15日病逝于东京。终年87岁。商震一生不断追求进步，晚年虽定居日本，身在异国他乡却念念不忘祖国。逝世后，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商震将军

辛亥时期的革命活动 　　

　　商震，字启予，祖籍浙江绍兴。其祖父为绍兴师爷．作幕保定，遂落籍保定。商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幼年曾就读于浙江同乡私塾，后入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并在军校中加入同盟会。后来赴东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曾在陆军二十镇七十八标充掌旗官、哨官、管带及二十镇参谋等职。商此时与冯玉祥相识，并结为盟兄弟。其时冯任二十镇八十标管带(营长)。 　　

　　1910年，商与熊成基在东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期，商在关外组织民军，公推商为民军总司令(一说是孙中山先生委派)。北洋政府成立后，商率军至烟台，袁世凯将其所率民军编为第一混成旅，任商为旅长。袁怀疑他与南方革命党有联系，不久将其部队解散，调商为陆军部顾问。后发觉商在北京仍有革命活动，被军政执法处逮捕，几乎被处死。一说是经众议院议员刘冠三等力保获释；一说是经冯玉祥向陆建章暗中疏通说情而幸免(冯五祥与陆建章有亲戚关系，当时军政执法处处长即为陆建章)。 　　

　　我记得1935年商任河北省主席时，曾有一日本人宫崎来中国找商，我曾亲自接待他，他说他本人是裁缝，大清国时，商在日本，曾在他家住过。我把他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东方饭店楼上(即今新华书店旧楼)，临行商送他川资500元。据此，商在辛亥革命前曾流亡日本，则无疑也。

追随阎锡山十余年 　　

　　1914年商随陆建章入陕，曾任陕北镇守使署参谋长(据说亦系冯玉祥推荐)，后任团长驻陕北绥德。商在陕时，曾与安徽来安孙氏结婚。孙父系淮军系统之旧军官，亦在陆建章部下任职，携眷在陕。商有一妻弟孙象震，字仲尧，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在商所办河北军事政治学校任中将办公厅主任代行校长职务，抗战期间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工作。商两个儿子商鼎新、商鼎霖即孙夫人所生。孙氏后在山西病故。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毙命，陕西讨袁军驱逐陆建章，商在陕不能立足，乃率残部东渡黄河而投阎锡山。阎仍任其为团长，以后逐步升任旅长、师长、绥远都统等职。商很有才干，又无旧军人之恶习嗜好，兢兢业业，自强不息，故屡著战功。他自己常说：“我在山西有四大功：打郭坚，打樊钟秀，打奉军，打国民军。” (均系外省军队进入山西，而被他率部击退)。商在阎部10余年，所以青云直上，亦非偶然。 　　

　　1926年，商在绥远省任都统。国民军南口败退后，内部分裂溃散。商在绥远曾收编韩复榘、石友三两个师。是年9月间，冯玉祥由苏联归来。在五原组织国民军联军，冯自任联军总司令。冯与商向有旧谊，极力拉拢商震参加国民军联军，并任商为国民军联军副司令。商压跃欲试，因阎锡山态度不明，故未敢轻举妄动。后经阎锡山同意，将收编的韩、石两个师放还冯玉祥，并赠开拔费50万元。据冯玉祥日记几则说：“(一)9月29日下午六点徐永昌来，述李忻所谈商启予合作事。(二)10月12日晚十一点薛笃弼来淡。商启予因环境关系，尚未便表示也。(三)10月13日，连日与商启予接洽，困难之点极多，故早起后，即与石敬亭、李忻谈启予事。” 　　

　　1928年夏，北伐军打到北平，因商震首先率队攻占平、津、保等地，故得首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原名直隶省，后改名为河北省)，并兼河北“剿匪”司令，指挥驻河北境内的山西军队。此时他很想脱离阎之羁绊，独树一帜，自成系统。同时有新中学会一部分知识分子 -童冠贤、马洗繁(任省府秘书长)等，在其左右怂恿策划，积极扩充各方面势力，在北平右安门大街设立训政学院，分县长班、佐治人员班(秘书、科长)，训练行政人员：又在外交部街设党务训练所，训练党务人员；又在安定门外黄寺设立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造就军事干部；又在南苑成立教导师，扩充部队。凡此种种，颇招阎锡山之妒嫉。尤其使阎不能容忍者，蒋介石对商颇施分化收买手段，商亦乐于攀附，信使往还，难免有所勾结。又有一事更使阎锡山恼怒，不知是张学良赠送商震的，还是商震由沈刚兵工厂购买的一批军械．据说有步枪一万支，由海路运至天津，为阎锡山所悉，命令傅作义在津扣留(傅当时任天津警备司令)。于是阎锡山调商震为山西省政府主席，调徐永昌为河北省政府主席。表面上是两省主席对调，实际意在处分商震，并将商所办之训政学院、党务训练昕解散停办；将商所办之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归并于太原军官教育团；将商所成立的教导师一连一营地分拨编入山西各部队。这都是 1928年下半年和1929年的事。 　　

　　商调山西后，有职无权，等于软禁，终日惴惴不安。他曾由太原军官团借凋前河北军事学校学生40人，在他住宅担任守卫，以防暗算。1930年蒋、冯、阎大战，商未被启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16辑周玳写文说，大战期间，商经常给蒋送情报，是阎失败的原因；《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唐永良写文说，商一度派其心腹饶松寿往陇海路民权县见蒋，暗通消息。试想商当时在阎掌握之中，监视之下，处境危险，岂敢做此冒险之事，况当时他也不知什么机密消息。至于饶松寿者，我深悉其人。饶字祝三，保定人，是商之亲信；但饶患口吃，知识能力水平很低，当时不过是一校级官佐，后来始任三—卜二军修械所所长。商绝不会派此等人去见蒋，以他的身份地位，亦难于与蒋会面。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阎、冯虽失败下野，他们还有残余部队二三十万人，蒋介石交张学良负责改编。山西军队改编为四个军，计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三十三军军长徐永昌，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商震仍兼山西省政府主席。蒋、张本属意商收拾山西局面，但山西军人不愿受商节制，阎锡L¨更不愿将军权交商。当时为商担任守卫的我们几个同学和商的随从人员常讲一个故事：一天阎锡山乘汽车亲来商震寓所，进门后携商手径上汽车出太原北门而去。大家都非常惊愕，不知所措，勇悍者竟欲拦阻动武，以为商此去必遭杀害。不多时，商震回来，大家群拥在他面前，问商是怎么一回事。商说，阎把我拉到一个坟头上，四面无人，对我说了两句话：“我给你人就不给你；我不给你人就给你。”阎本来已将山西局面交徐永昌负责，又恐蒋、张不同意而交商，故弄此权术，以讨好商震。人言阎锡山一生诡诈，诚非虚言。此后阎即偕赵戴文化装经大同、天津而去大连，在日本人庇护下避难，以待时机。阎离太原后，商稍能行使省主席职权，如阎锡山不回来，商还能扩大他的势力。

脱离阎锡山，驻防华北 　　

　　1931年夏，石友三突然反对张学良，率队向平津进攻。据说石友三和广东反蒋政府陈济棠、李宗仁等已有勾结，陈、李并资助他大量军费。其时张学良正卧病在北于协和医院，由于学忠率队抵抗，形势危急。蒋介石电令商震出兵石家庄，侧击石友三。商趁此机会。乃出娘子关，带出高鸿文、黄光华两个旅军队。另有周元建一旅在大同，周思诚一旅在长治，因阎锡山由大连飞回，经他阻止，均未能开拔(何以石友三一发动进攻，日本即用飞机把阎送回，可见中国历次军阀混战，莫不有日本插手)。张学良为酬劳他的功劳，又念他失去两个旅，已不能成军，故给他增编五个团兵力，将三十二军编为三个师，即一三九、一四一、一四二师。石友三失败后，商即接管了冀南、豫北一带防地，以后又将八十四师高桂滋部(驻邯郸)、骑兵第四师郭希鹏部(驻大名)拨归三十二军建制，由商指挥，军部驻在河北邢台。此时他在河北邢台整军练武；训练部队，无其他兼职。 　　

　　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进攻长城。蒋政府调兵遣将，不过是敷衍舆论，欺骗群众而已。此时商被任为华北第二军团总指挥，除指挥他的墓本部队三十二军外(高桂滋、郭希鹏两师未动)，并指挥东北军何柱国、杨正治两个军，担任长城冷口至山海关一段防务，总指挥部驻北宁路开平镇。商震领会到蒋介石仍持不抵抗政策(我记得邵元冲曾来过开平一次。不知传达什么旨意)，又因他为了保存实力，所以抗战并不积极卖力，故冷口首先失守，山海关以西各口相继撤退。而上级毫无责罚之意，足见商是忠实执行了蒋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塘沽协定》签订后，商率部退驻北平南苑，军部驻城内帅府园。是时全国抗战情绪高涨，而商住在北平，却很悠闲，多所交际，并与外国人经常来往，聘有一美国使馆人员在家教授英文。商与德商礼和洋行经理某人来往密切，暗中购买武器，并雇用一白俄名聂保行，在三十二军骑兵团组织一马球队，在平津上海等地与外国人比赛。商与教育界亦有接触，聘体育家董守义为体育顾问，在军部设体育部，各师团均设体育干事，开展体育活动，并派运动员参加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又提倡部下学英文，他对左右青年军官说：“我39岁开始学英文，现在能说能写，你们20多岁，难道就不能学习了吗?”他喜欢任用知识分子，军官多数都是各军校出身者，行伍出身者很少。他乎日好穿西服，讲究整洁礼貌。总之，无论是练兵治事，还是生活习惯，完全效法欧美资产阶级一套作风。

　　1933年秋有一事值得称道者，即收编抗日伺盟军余部及秘密释放方振武、吉鸿昌一事。无论他的动机如何，客观上对抗日是起了有利作用。　　

　　1934年春，蒋介石调商震率部队开赴甘肃，许以甘肃省主席兼兰州“绥靖”主任。其目的意在使商牵制杨虎城。当时杨虎城控制陕西，并割据陇东。甘肃又有回族部队，陕北红军正是燎原之势。商当然不愿到这地瘠民贫、矛盾重重、情况复杂之地，但又不敢公开反抗，乃采用拖延观望之计。先派人赴兰州了解沿途情况，曾派其总参议方贤、一三九师参谋长石彦懋和我3人前往。临行他示意多报告困难，以便据此向蒋提出要求，拖延时间，同时托人疏通，更兼华北情况日急，故得以幸免西调。我们到西安时见到杨虎城，杨很客气，到平凉见到杨渠统(当时为陇东绥靖司令，杨虎城的部下)，招待也很热情。但他说杨主任军队很多，饷项很少，就靠陇东一带种植鸦片补助军饷，意在不欢迎商来。其实杨虎城也有戒心，恐商夺他的地盘。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态度不同，我记得邵给商震回信有这么两句：“吾兄西来，中央倚若长城。”因商在杂牌中比较接近蒋，故邵希望商来，对他或有所支持。是年夏，蒋介石在庐山举办中央训练团，轮训全国中、高级军官，蒋自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商震任团附。他回来说：“我每天替蒋介石接待避暑来访的外国人，无事可干。蒋、陈大讲‘攘外必先安内’的大道理，我讲了几次戚继光治兵语录。”轮训每月一期，商当了两期团附。

风雨飘摇中的河北省主席 　　

　　1935年5月，《何梅协定》签定后，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被赶走，河北省政府亦被迫由天津迁至保定。这时天津社会秩序陷于混乱，人心惶惶不安。南京政府任命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兼天津市长。记得6月5日我随商震到天津，首先在金钢桥北河北省政府旧址设立警备司令部，关防印信亦已领到，东辕门也挂出牌匾，各报纸均已宣布。突然，日本提出抗议说：“警备是警备谁?这是对日本不友好的态度，不能成之警备司令部!”顿时给商震当头一棒。商震即向南京请示，回电改为津沽保安司令部，说“保安是对内不对外”，这样日本人才勉强同意了。商震既兼任天津市长，就要行使市长之权力。当时天津公安局长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刘玉书(四川人，日本士官毕业)。商想换一自己可靠的人，稍有动议，日本人就知道了，提出异议，商即无形作罢。不久商又受命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组织河北省政府，任命梁子青 (又名绳筠，河北行唐人)为教育厅长，但日本人说他是蓝衣社分子，不同意梁任教育厅长。商又请示，结果只当了个空头省府委员，不再任教育厅长。似此种种，日本人不仅是干涉中国内政，实际成了太上皇，蒋政府丧权辱国，已达极点。有一天，商震对左右说：“早年李鸿章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办洋务很棘手，人骂他汉奸卖国。今天的情况比那时候更难办，于孝侯(于学忠)干不了，我也干不了。” 　　

　　此时，天津市面混乱，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日本人勾结天津地痞流氓游行示威，高喊“华北五省自治”。又有一部分失意军阀、官僚、政客，从旁煽动。南京政府每月给商所谓密费5万元，藉以收买笼络这批汉奸，如曹汝霖、齐燮元、王揖唐、张璧等，均聘为高等顾问。这些人穷极无聊，亟欲上台，每月虽赠与数百元至千元不等，仍难满足他们的欲望。南京政府还委有一批参议秘书等，大都是懂日文与日本有瓜葛的人。其中有个郑文轩 (福建人，日本帝大毕业)，是有名的汉奸，日常对日交涉事件，商对他无不百依百顺。有一天黎明破晓的时候，大约有数百地痞流氓，其中夹杂不少日本人、朝鲜人，手持小旗，口喊拥护“华北五省自治”，闯入东西辕门口内，涌向正门，卫兵拦阻不听。当时正值拂晓，高级干部均回家住宿未归，在部内住宿级别较高者，只我和特务营长2人。我当即以电话向商请示，商指示竭力拦阻，绝对不能开枪。后经特务营长派徒手士兵一连，横队站在正门口，相持一个小时。我叫他们派代表入内谈话，进来6个人。他们只是乱嚷乱叫，一句话都不说，我气极了，叫人把他们押入后花园。一会商震又来电活说，你不要管了，我已派郑参议(即郑文轩)去办理。同时日本开来两卡车士兵，全副武装开进司令部院内，声称抓了他们日本人要求立即释放。　　

　　这时，郑文轩亦来到，叫我立即放人。我说都是中国老百姓，怎么会有日本人?郑说：“这是主席的命令，叫你放你就放，出了事我不负责。”我不得已。就把那6个人放了。事后，我问看守他们的排长，排长说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可能是日本人、朝鲜人。这一次大风波，就此了结。还有一次，一个日本驻中军的大尉参谋名大木的径来司令部要见商震，商未接见，他大不满意，自己一人在会客厅坐等两小时不走。又一次，来了日本一个宪兵军官带宪兵数人，我出去接见．他们说日中友好，联络联络，过几天请我吃饭．在司令部各处照相而去。如此无理挑衅行动，不胜枚举。同时，几个大汉奸日夜包围商震．向商游说，劝他搞“华北五省自治”，拥他为领袖。大概是10月下旬一天傍晚，齐燮元等请商在日租界某宅吃饭，有日本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少将参加，席间劝商搞“华北五省自治”，遭商拒绝。商不会饮酒，多田骏等强迫他饮酒，他佯醉而归。商回来说：“我决：不当汉奸!”这时已是晚9、10点钟，商命令准备火车，立刻回北平(他原有专车一列，停在天津车站)。我说要当心皇姑屯事件重演，不能坐火车。于是他立刻上汽车，沿平津公路回北平，由特务营派了一个连乘卡车护送他过了通县而返。商次日即赴保定，称病住了保定思罗医院。此时平津形势愈益紧张，大有朝不保夕之势。不久。何应钦来到保定，日本代表也到了保定(日本代表记不清名字，似名樱井，当时平津报纸均有记载)，宋哲元等也到了保定。于是组成半独立性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辖河北、察哈尔及平津两市，“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遂告一段落。但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尤其青年知识分子旁国情绪激昂，于是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蒋介石为了安抚商震，把商调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商所部三十二军仍驻冀南、豫北一带。商震从此离开华北，于1936年元旦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1936年2月红军东征抗日，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蒋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借口与阎锡山不睦，不能合作。蒋乃改派陈诚为总指挥，并调三十二军两个师(一四一、一四二师)入晋“剿共”，归陈诚指挥，商难以拒绝。但在两师出发前．商在石家庄召集团以上军官讲话，大意说，军队就是咱们的饭碗，暗示要保存实力。同时，该军有中共地下组织，有不少党员，正可利用他的讲话，避免与红军作战。故入晋后，并未与红军有大的接触。虽避免作战，但竟有二三百人携械投入红军、据一个当时充任营长的党员和我谈，他这一营驻在韩侯岭，有一次，红军夜间西撤，有部队从山下通过，有人主张拦截阻击，但他没有理会，一枪未发，任其安全通过。所以后来陈诚攻击商震，说他的部队不打仗；甚至有人说他通共。红军西撤后，他的部队又撤回冀南、豫北一带。

抗战期间的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被迫勉强抗战，在乎汉线作战的指挥官刘峙，在保定一战而溃，只身逃过黄河。商震遂被任命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接替刘峙担任平汉线作战，指挥他的基本部队三十二军及万福麟的五十三军，还有少数其他部队，沿平汉线以东布防。总部开始驻辛集镇(即今辛集市)，后移驻石家庄。商以一个师固守正定城，一二日即被日军攻破，伤亡团、营长数人，损失惨重。日军为控制交通要道，非占领石家庄不可。以后三十二军又经元氏战役、彰德战役，节节败退，至1938年初退过黄河，沿河布防，总部驻河南考城之何庄。不久西路日军渡过黄河占领三义寨，东路日军窜至豫东，截断陇海路。此时黄河防线全面崩溃，随后开封失守。商震奉命率三十二军凋湖南长沙，河南省政府主席亦由程潜接任。不久商又调南昌，担任南浔线防务，并升任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为陈诚，由薛岳代理)，仍兼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及三十二军军长。在下达命令的公文上，竟出现“商震令商震”的字样，其目的是迫使他自动请辞，交出三十二军兵权，而商震竟执意不交。三十二军是他经营多年的政治资本，在北方时尚有举足轻重之势，既调南方，等于入了蒋介石的牢笼，徒叹奈何。适时有一事，使他大发牢骚。其事是王仲廉、王敬玖两个军长(均黄埔一期，蒋嫡系)，向蒋介石控告薛岳，说薛分配防线不公(两王说他们担任的战线过长，薛说他们的武器装备好)。蒋来电叫商查复报告，寓有使他凋停之意。商借此在办公桌上大发牢骚说：“咱们在北方吃干饭，到了湖南就吃稀饭，现在是喝米汤了。我看这事也是大不公对小不公，究竟谁不公，我管不了。”原来商部在北方时枪械充足，在河南鲁山后方，还有库存步枪数千支，轻机枪数百挺，新购德造自来得手枪500支，战前均未动用。

　　抗战后三十二军陆续损失、消耗的枪弹，都由自己补充，部队也被蒋陆续缩编减少，国民党中央从未给商部补充一枪一弹，这也是蒋介石消灭杂牌部队的一贯手法。商震发牢骚说吃干粮喝米汤，其含意便是如此。他这些不满情绪，当然会有人报告，因此更惹起蒋介石、陈诚对商的不满(陈诚自1936年入晋“剿共”之事，即与商有隙，早想吞并他的部队)，故径下命令免去商震三十二军军长兼职，而以副军长宋肯堂升任(宋系保定军校八期炮科，与陈同期同队，向有私交)，就这样夺占了商多年惨淡经营的三十二军。　　

　　商本人心中的怨气，自不待言。而跟随他多年的部下，都是他一手培养的干部，团、营、连长绝大多数是他所办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他们更为不满。群情激昂，议论纷纷，颇有酿成事变之势。其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失掉了商震这个保护伞，更加感到前景危险，因此通过南昌办事处黄道向上级请示，提出三点意见：（一）拖走几个团，东进敌后与新四军联合抗日；（二）全部党员撤出去延安；(三)XX同志一人离开去重庆。上级回电指示：第一点万不可取，因尚在抗日初期，恐破坏统一战线；第二点也不妥当，最好潜伏待时，继续工作；第三点不得已时XX同志可以离开。当军心混乱惶惶刁；安之际，我们曾几次面见商震，要求拒绝宋任军长，另选他人。我们提了几个人，商都不同意。最后商怒气冲冲地说：“你们现在说已经晚了，我已经50多岁了，你们想造反，我不跟你们造反。”这一场斗争，由于上级党的指示和商震的态度，就此结束了。蒋、陈为使三十二军脱离商震，把二十集团军总部由南昌调至湖南桃源。临行前我曾向商辞职他去，商在一天夜间单独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把军队交出就算完了，比如一棵柳树，砍掉了头，以后发出枝梢更加茂盛，你还跟我到湖南去吧。”这也许是他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也许他还另有想法吧。 　　

　　商震到湖南后，设总司令部于桃源青山湾，因该地原有军政部一部分旧营房可资利用。名义上二十集团军指挥十八、五十四、八十七三个军，担任湘江以西至湖北公安沿洞庭湖一线防务，实际霍揆彰(黄埔一‘期，蒋嫡系)任副总司令，在常德胜山设副总部，一切指挥权均操之于霍。幸1939年一年中，沿湖平静无战事。这一时期，亦正是蒋、日谈判时期。商、霍及其僚属，亦乐得在此山青水秀的古桃花源胜地逍遥避难。　　

　　1940年春，蒋政府调商震为六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驻衡阳，不到半年又调商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不久又兼外事局长。因商擅长交际应酬，又会说英语。当时蒋介石事事仰仗美国，故利用他做工具，为自己跑龙套。商亦深知兵权已交出，大势已去，乐得混个官衔，出出风头。1941年初，商震奉派为赴缅、印、马军事代表团团长，作军事考察，为以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张本。1943年又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1944年，商震被任为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因蒋介石与美国史迪威发生矛盾，史迪威被迫去职，因而美援发生问题，故派商去美，乞讨美援。1945年9月，蒋介石任商震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长，其职位犹如北洋政府之侍从武官长，日本的宫廷内大臣。1947年又任其为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1949年3月，辞去驻日代表团团长职，留居日本，未去台湾。

与共产党的关系及最后归宿 　　

　　商震部队，远在1928年前，即有中共组织(由北方局军委领导)。溯本求源，实渊源于他所办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中有不少党员，后来多数在他部队充任中下级军官。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也是党在该校的负责人。我在商震军部总部历任少校、中校副官及人事科长等职，颇见信任。他的私人函电，亦常交我撰拟答复，实亦兼任秘书职务．外人视为亲信。我因从事党的活动，曾几次发生问题，均因商营救庇护得免。因商对我爱护情深，客观上对党亦起了有利作用。

　　1940年，商在湖南就任六战区司令长官时，长官部人员均系蒋之嫡系，因我的政治面貌已暴露，实难再跟他去，我即写了一个签呈请求辞职。商知环境已非昔比，只好批准我辞职。他在签呈上拟了个比拳头还大的“准”字，使我意会到，他是有无限感慨的，于是我也就悄悄离开湖南和他分别了。　　

　　抗战后，商的部队中有不少青年军官奔赴延安，参加我党我军工作。甚至年逾六旬与商有总角之交、曾在商部任参谋长军职的周思诚(字敬孚)，经我介绍亦于1940年赴延安参加革命行列，并于1943年经叶剑英、边章五介绍，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亦属难能可贵之事。商的部队后来有两次起义：一是陈锐霆任团长时，于皖南事变后(1941年春)，率一四二师四二五团在皖北起义，参加新四军；一是王启明任整编三十二师参谋长时，于1947年春在河南卫辉起义，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任陈赓纵队参谋长。后来三十二师余部．在山东被我军全部歼灭，盖因该军脱离子商的领导，军心涣散，又因受党的影响较深，故毫无斗志，稍一接触，即缴械投降。这也是蒋介石分化吞并杂牌部队应有的结果。商震在30年代和40年代当权时期，直接间接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政治上也起过一些微妙的作用。他旅居日本时，与党也有联系。中央负责同志对他亦有所了解。故他于1974、1975年两次回国参观访问，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几次接见并宴请，国庆宴会上商被列入贵宾席，国家给予他很高待遇。

　　1978年商在日本病逝，骨灰送回祖国，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生前殁后，均有荣焉。我党对商震优礼有加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党的统战政策。

开国少将王兴纲与商震的不了缘

在河北省保定市第二师范学校，有两位青年学生：一位是河北省安国县的谷雄一，另一位是河北省乐亭县的王兴纲。他们两人都是1905年4月出生，同庚加乡谊，使他们在学校里互相帮助，亲如兄弟。1923年，在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他们广泛地团结同学、老师，带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割据混战的革命活动。

一

国民党高级将领商震于1928年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他在北平德胜门外的黄寺大院创办河北省军事政治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王兴纲在23岁时报考进入了该学校。

中共北方局军委张兆丰和范一波两位领导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遣中共党员谷雄一进入河北省军事政治学校，开展地下党的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抓军队工作。

谷雄一在河北省军事政治学校担任区队长，他与张兆丰首先介绍王兴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谷雄一和王兴纲紧密配合，在学生中秘密发展党员，很有成效。经过几年的努力，在第一、二期约1000名学生中发展了近百名地下党员，学生毕业后，全部被分配到了商震的部队中任职。

后来谷雄一壮烈牺牲，第三十二军地下党的工作即由王兴纲领导。他的公开身份是第三十二军军部副官处中尉副官，主管人事。王兴纲办事认真负责，足智多谋，胆大心细而又沉着冷静，任劳任怨而又谦虚谨慎，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都搞得很好，深得商震的赏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王兴纲积极联系同学董哲、贾耀庭，以及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第二期同学陈锐霆、王启明等，以同学会的名义，从事地下活动。

王兴纲从1931年起在三十二军中从事地下党工作达10年之久。10年中，王兴纲审时度势，坚定、冷静而巧妙地团结商震及其所辖部队，使之将主要力量投入抗日战场，并为发展壮大我党地下组织，为我党积蓄力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兴纲根据上级党交给的任务和要求，在通信训练班秘密发展了许多新党员，经过一年的学习，结业后都被分配到三十二军军部及各师、团担任无线电通信技术员，因而许多地下新党员都居于三十二军的重要岗位。

商震对于王兴纲的所作所为时有所闻，但他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感佩，以至对王兴纲的一些传闻总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有时甚至暗中加以保护。

二

1939年1月，商震被任命为国民党洞庭湖区警备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前此，商震已经辞去了第三十二军军长的兼职，于1939年2月由驻地南昌前往湘西桃源上任。

在商震赴任之前，王兴纲欲向商震辞职。商震诚恳地挽留说：“王副官！你不要看咱们把军队交出去就算完了，比如一棵柳树，砍掉了树冠，以后发出的枝条会更加茂盛，你还是随我一起去湖南吧！”商震的一席话把王兴纲说服了。王兴纲打消了辞职的念头，跟随商震一同到了湘西桃源驻地。

商震对第二十集团军总部及其所属部队中以王兴纲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总是不加干预。他对共产党员普遍具有的优良品质一向佩服，对话剧团和由地下党员领导的妇女宣传队的工作和活动，始终表示支持和爱护。有人对商震说：“王兴纲是共产党员”。商震斥责说：“他是共产党也不会坑我啊！”此后也就没有人再提及此事。

三

1940年初，商震赴衡阳接替陈诚出任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校副官王兴纲因中共党员的身份暴露，不能随之前往，商震不得不准其辞职。

不到半年，第六战区撤销，商震奉调重庆，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二级上将，并兼任外事局长。此时，王兴纲已不在商震身边任职，但由党组织派遣，也到了重庆，仍以商震的老关系为依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王兴纲在重庆小龙坎开了一家名为振英的小茶馆作为秘密联络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商震尽管王兴纲辞去了商震身边的工作，但他在重庆仍同商震本人及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常有往来。王兴纲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情报。

四

王兴纲在三十二军担任副官时，商震表面上视王兴纲为学生、幕僚，实际上是把他当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看待的，这次王兴纲奉派到重庆，商震对他一如既往优礼有加。然而，王兴纲在重庆的举止言行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密切注意。为了王兴纲的安全，商震劝王兴纲：“你还是赶快离开重庆吧！否则，捅出娄子来，事情就麻烦了。”根据这个情况，周恩来、叶剑英决定：王兴纲返回延安，于是，商震赠予旅费，并派人护送王兴纲离开了重庆。

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王兴纲未能直接回延安，而是辗转同国民党第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团长、地下党陈锐霆取得了联系。此后，按照党的指示，王兴纲分别与陈锐霆、王启明两次组织和领导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

五

从1941年4月起，王兴纲结束了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战线的工作，回到了解放区，他先后担任皖北新四军独立旅参谋长、苏北新四军军部高级参谋等职，1943年，转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后，王兴纲先后担任福建省交通厅厅长、交通部公路总局副总局长、交通部党组成员、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和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等重要职务。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王兴纲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47年5月，商震被派往日本担任“同盟国对日本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商震不再对蒋介石集团抱持幻想，于1949年3月毅然辞去了职务，在日本留居下来。商震身在日本，心系祖国。1974年9月和1975年9月，商震应邀偕夫人两次从日本回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和宴请。商震在全国各地会见了许多亲朋故旧，并且单独会晤了王兴纲。当商震了解到，有三位曾在三十二军中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授予少将军衔时，极为兴奋地说：“亲眼看到我当年的学生在新社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建功立业，感到由衷地高兴。”

杨爱源

杨爱源(1886—1959)，字星如，号革非，山西 五台上门县石村人。民国晋绥军二级陆军上将。察哈尔省主席，阎锡山军事上的副手。

商震副手

　　山西省五台县人。生于1886年，排行第一，幼读私塾，祖上务农。1907年，21岁的杨爱源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二期，弃耕习武。1912年转入培养初级军官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杨爱源完成陆军学校的学业，暂入北洋系段祺瑞部见习。见习期满后，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回山西督军公署服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比较正规完善的军事学府。出于尽快充实晋军的考虑，阎锡山对军校毕业生倍加珍视。因此，杨爱源一入晋军，即被委为连长。旋即又升任营长。1916年初，阎锡山将投晋的商震所部编为一个团，杨爱源营编入商团，借充实之名，行牵制之实。这样，杨爱源一度成为商震的部属。杨爱源在晋军中以为人忠厚，谨慎职守著称，因此在得到阎锡山信任和重用的同时，亦颇有人缘。曾为商震部属的杨爱源，后来一直与商震同步升迁，商震非但不忌，还引为知已，以至于在离晋之后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仍感慨良多地说：“星如对震，情谊深厚，始终如一。”

　　1917年秋，杨爱源率所部第一团第三营随旅长商震赴湘作战，遭遇伏击，大部分官兵被俘缴械。当时晋军满打满算只有两个整旅，一个旅血本无归，损失可谓惨重。消息传回山西，深感折翼之痛的阎锡山焦急之余，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却是：“打听杨爱源的下落。”对杨爱源的关爱不言而喻。也正是因为有阎锡山的关爱，湖南败绩，损兵折将丢盔卸甲以后，杨爱源不仅没有蒙受处分，而且官升一级，由第三营营长递补第一团团长（团长蔡荣寿调任新成立的第十团团长），跨入晋军高级将领之列。此后，随着晋军的一次次扩充，杨爱源步步升迁：1924年冬，阎锡山实施第二次扩军，杨爱源由团长升任六旅少将旅长，并独立于商震第一师（晋军统编为两师十一旅，第一、二两师分别辖第一、二和三、四旅，其余各旅直辖）之外。1926年的“讨冯”之役结束后，杨爱源因率所部参加商震指挥的中路军作战，一直把国民军逼退至西北地区，论功行赏，升任第六师中将师长。易帜北伐前，晋军第三次扩军，原有之师的番号一律改称为军，杨爱源再升一级，成了第二军军长，与商震、徐永昌齐名。

　　还在1926年冬，鉴于晋军在不断扩充和连续作战（先是出兵石家庄堵截直军，又是反击攻入辽县的樊钟秀部，再就是讨伐冯玉祥国民军）以后，亟需整顿的现实需要，阎锡山组建晋绥军训练总监部，委杨爱源兼任训练总监，负责全军的整训。在训练总监任内，杨爱源从晋军的实际出发，结合孙子兵法的战术原则，总结出“节短势险”的作战方略，并在对各部队的督导中强调“二百米以外不得放枪”的战术要求，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北伐讨奉时，傅作义率部守涿州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战例。

徐永昌副手

　　1927年、1928年的两次北伐，杨爱源先后在第二军军长、第三军团军团长任上率部参加。北伐胜利后的1928年11月，杨爱源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从此直到1931年1月因中原大战被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杨爱源以方面大员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政治经济政策，主导察省省政。

　　反蒋军事酝酿之际，杨爱源尚在察哈尔任上。1930年1月，阎锡山秘密召集晋军主要将领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杨爱源接到电报后，星夜从张家口（当时的察省首府）赶赴太原。会上，在多数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杨爱源采取了支持阎锡山的立场。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并不以为然。就在参加完太原的秘密会议回到张家口后，杨爱源与其秘书长分析局势，认为就是非而论该反蒋，就利害而论却反不得。无奈：“太原（指阎锡山）完全主战，我们如说打不得，他们要骂我们是汉奸，只好跟着走，前途希望当然是很小的。”

　　尽管杨爱源对发动反蒋战争有着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却不会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原大战打响，杨爱源担任陇海线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徐永昌指挥孙楚、杨效欧、杨耀芳、关福安四个军，彭毓斌的两个骑兵师，以及配置在这一线的友军刘茂恩、刘春荣、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等部。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副总司令与徐永昌再度携手为阎锡山善后。行前，阎锡山给杨爱源亲笔留言：“我决计下野，希望诸弟精诚团结，善为应付，共度难关。”杨爱源没有辜负阎锡山的托付，在阎锡山远离山西、省主席商震遭到晋军将领的普遍反对，徐永昌又没有实力的情况下，秉承阎锡山的旨意，同徐永昌相互配合，在力争尽可能多的保留晋军编制的同时，加强控制各军、师长的思想情况，从而使大战之后的山西局势一步步趋于稳定。

　　鉴于杨爱源在山西的影响力，蒋介石有意网罗，并不惜以利相诱。中原大战带给山西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阎锡山苦心经营十余年而初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地方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晋钞贬值——其与银元的比值由1∶1降为30∶1；典当业纷纷倒闭——1927年有660家，1933年仅剩306家。政府财政极度困难，连部队的薪饷都难以按时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忽然有一天太原祥记公司秘密转给杨爱源50万元汇票，声言是由南京电拨过来的。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有一笔40万元的巨款转到了杨爱源的名下。这从天而降的90万元巨款就像一颗烫手的山芋，收又不便收，退亦不好退。在两难选择之中，杨爱源踌躇再三，心生一计。一日，他邀集各将领公开宣布有南京拨款90万元，要大家商定一个分配数额。随即，由各部造具正式领据请领，一文不留分了下去。再着人将领据汇总寄给蒋介石，连一个“谢”字都不提，完全一付公事公办的架势。蒋介石接到杨爱源寄来的领据之后，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触景生情，老搭档徐永昌由衷地说：“星如够个忠厚人！”

　　1931年夏，石友三策动反张（学良），阎锡山起先答应配合行动。正当杨爱源等根据阎锡山的秘密指示进行出兵准备之时，截获了萧振瀛给宋哲元的一封电报。电报说，蒋允每月给宋哲元军饷230万元；晋军出动后，宋可就近夺取山西地盘，军政全归宋掌握。问题再清楚不过了，从确保山西考虑，杨爱源与徐永昌商量改变计划，按兵不动。这时，石友三的前锋已过石家庄，向保定进攻。张学良一面拉拢宋哲元部威胁太原，一面致电杨爱源和各军师长，敦促通电讨石。杨爱源召集各军师长会议，商议对策。众人皆以张学良逼人太甚，不同意通电。杨爱源的说法则是：“我们要学总司令过去应付省外事变抓火候的精神，现在不到反张的火候，而且面临宋哲元反窝的危险。还是要忍耐，把电报发出去。”结果依杨爱源的意思，“讨石”通电经过反复修改之后，发了出去。见山西方面如此，反张的其他各部也都观望不前，石友三孤立无援，腹背受敌，很快就败下阵来。山西方面却因为谨慎从事而安然无恙。

民军总指挥

　　阎锡山从大连秘密回到五台河边之后，立召杨爱源面授机宜，布置一切。在见过阎锡山后，杨爱源在太原迅速组织起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以孙楚出任副主任委员，各军、师长为委员。委员会有正式的机构设置，下设总务、考核、教育和补充四处，编制名额上百人。委员会聘请军、师、旅长20余人分别为中将、少将督练员，派在各处服务，主要负责点发各部队的饷项。这些督练员每月定期到各部队去进行考察、点验或校阅，各部的动态尽在掌握之中。这样，通过杨爱源主持的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阎锡山以在野之身重又把晋绥军牢牢控制在手中。与此同时，顺应“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民众抗日救亡的要求，杨爱源自兼所长的 “抗日义勇军训练所” 于1931年11月在太原市上马街农业专门学校成立，召集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集训三个月。参加训练的男生600余人，女生30余人，由陆军军官教导团教官樊北辰、邓世通、韩浚等讲授各种典范令和组织操练与野外练习。是为山西抗战之前民众军事训练之始。

　　1932年2月，阎锡山复出。同年6月，杨爱源担任了第三十四军军长。1935年12月10日，杨爱源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在此之前，他以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贯彻阎锡山的“民众防共”计划。在充分领会阎锡山意图的基础上，杨爱源把山西全省分为12个“防共保卫区”，每区委派总教练一人，负责区内壮丁的训练，要求人人学会投手榴弹和打枪，平时维护地方治安，必要时顶上去与红军作战。同时，正式设立了带有军事性质的基层防共组织——“山西防共保卫团”。防共保卫团隶属于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由杨爱源兼任总指挥。接着，依12个防共保卫区先后成立12个团，团辖大队（营），大队辖区队（连），区队辖分队（排），分队辖小队（班），完全按照正规军编制。防共保卫团成员称团丁，团丁由沿河21县中18岁至25岁之青年充任，通过轮流训练，接受3个月的军事训练。以期成为阎锡山所要求的“全面之民众防共自卫武装组织”，“平时好像宪兵警察，维持地方治安，红军来时，用他们前去抵御。”

　　红军东渡进入山西后，杨爱源被阎锡山任命为“剿匪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负责指挥晋绥军的七个师实施抵御。为了充分发挥“民众防共”的作用，杨爱源将原有的12个防共保卫团迅速扩充成20多个。红军回师后，又将其散编于各正规部队。1936年7月，杨爱源卸第三十四军军长任，遗缺由杨效欧接替。从此，不再直接领兵，只做阎锡山的方面军事统帅。

首席高干

　　抗战军兴，杨爱源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统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以及新编第二师、炮兵第二团等部，先后参与指挥平型关、忻口两大会战。忻口战役后，奉阎锡山之命驻节临汾，指挥晋南部队并兼理辖区各县行政。

　　1938年2月，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集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检讨抗战工作，并宣布成立新的组织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杨爱源被指定为十三高干之一。此后，杨爱源所有的职务除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之外，一律以阎锡山副职的面貌出现——1939年3月，第二战区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成立，阎锡山兼委员长，杨爱源任副委员长；同年3月13日，杨爱源升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冬，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山西省政府联合成立主持会议，杨爱源任主持委员，协助司令长官阎锡山处理长官部及省政府的日常事务。

　　杨爱源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引起了同为嫡系将领、又因铁军组织的关系如日中天的王靖国的不满和忌妒。为了取杨爱源而代之，王靖国不惜寻衅滋事，常常在一些公开场合制造事端使杨难堪。甚至匿名呈报阎锡山，攻击“副长官”受秘书长包围，排挤打击忠实干部。面对政敌的一次次挑衅，杨爱源明知是“治安取瑟而歌，迫我走路”，却仍然一本凡事忍让为先的姿态，要其秘书长“再忍耐一两个月，一同赴成都休息。”惯于在部下的派别之争中实施控制的阎锡山，对于王杨之争洞若观火，但起初并不动声色。待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出面替杨爱源打抱不平了。赵承绶找到阎锡山，说：“司令如不信任副长官，可叫他到后方休息，否则应该维护他的威信，免得有人倾轧他。”阎锡山听后，极力否认不信任的说法。随即当众宣布，今后无论什么公事，须送副长官核办，不得越级呈报。既然阎锡山公开确认了杨爱源的权力，别人就不好再说什么，王靖国的小动作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经过这次内部倾轧，杨爱源因祸得福，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有人说杨爱源是福将，此为一例。

　　1945年2月16日，同志会在吉县召开“基干同志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从强化同志会组织的目的出发，实行高干责任制，十三高干进行了职责分工。在这次会议上，杨爱源被推为“首席高干”，位居十三高干之首。

　　从民国初年军校毕业投入晋军开始，杨爱源在阎锡山幕府之中前后效力三十余年。集三十余年追随阎锡山鞍前马后不遗余力之经验，杨爱源深有感触地说：“跟会长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他让你干甚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正因为杨爱源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身体力行，所以三十年如一日，阎锡山对他信任有加，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在此期间，环顾阎锡山左右不断有人离去，或任职中枢（如贾景德、徐永昌等）、或另立门户（如傅作义等）、或引退闲居（如南桂馨、赵丕廉等），杨爱源却是始终如一地服务于山西，服务于阎锡山，直到最后。

　　抗战胜利后，杨爱源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此后的一个时期之中，他以同志会首席高干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双重身份主持山西省军政联席会议集体办公，在风雨飘摇之中勉力为阎锡山维持一切。在此期间，他工作上谨慎从事，本职之外不问其他，每天黎明即起，会客、传见、批阅文电，忙个不停。政治上不偏不倚，每天的朝会讲话，只按阎锡山的讲话精神复述，很少发挥。

　　杨爱源的外甥张隽轩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年参加牺盟会的领导工作。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后的第三天，军调部派出调处小组到太原。张隽轩托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带给杨爱源一封信亲笔信，作为舅舅的杨爱源对外甥的情况十分了解，敏感地认识到张隽轩有意做他的策反工作，而这是犯忌的事情。于是，他连封也没拆即把信原封不动地呈给阎锡山。阎锡山理解杨爱源的用意，亦不再提起此事。杨爱源的谨慎从事，由此可见一斑。

守护后路

　　1948年冬，太原被困，阎锡山开始做退出山西的打算。于是，杨爱源被免去本兼各职，以“交涉补给事宜”的名义，派驻南京。此后，杨爱源主要从两个方面着力：其一，在南京与代总统李宗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及飞虎队陈纳德等周旋，为阎锡山预作政治上的安排，争取行政院长的席位。其二，集中各地资金，从经济上设法。当时，山西官办企业，包括“中记董事会”、“民营事业董事会”、“省营业公社”、“绥署会计处”等名义下的银号、公司、路局、矿局、供销社等，大约有四十多个实体，均有相当可观的资金和营业范围。这年底，阎锡山命令这些企业，除西北实业公司以外，一律结束，货物变价款尽快运送上海，集中于杨爱源之手。几个月中，共约集中起了四万五千两黄金。在家国危难之际，阎锡山毫不犹豫地把山西的经济命脉全部托付于杨爱源一身，信赖之情莫过于此。

　　1949年4月间，杨爱源奉阎锡山之命，负责将集中在上海的山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一起设法用飞机送往台湾。离开大陆，对于杨爱源来说实际上也就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台湾，杨爱源开始主要负责管理日本赔偿西北实业公司机械事宜，后来就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的虚衔，过起隐居生活。1959年1月2日，杨爱源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六天以后，杨爱源出殡，阎锡山赴台北致祭，所撰祭文言：“兄自隶军籍，为国宣劳，垂四十年，其劳其功，岂能尽言，今竟赍志长逝，使我痛彻心弦。”并挽以：“报国誓同心，与我驰驱成永念，望公常拭目，怜君忧患到弥留”。

杨爱源

杨爱源(1886—1959)，字星如，号革非，山西五台上门限石村人。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杨爱源 - 个人简介

    杨爱源，山西五台县门限石村人，保定军校第一期步科毕业，历任晋绥军第六师师长，晋绥陆军训练总监。北伐时，任山西陆军第二军军长，北方国民革命军右路军副总指挥(负实际责任，总指挥徐永昌仅挂名)。1928年，任第三军团军团长，第三集团军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务(委员长阎锡山兼)。1928年冬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30年阎、冯反蒋时，任第三方面军前敌副总司令(负实际责任，总司令徐永昌仅挂名)，在陇海路指挥作战。战事失败，阎锡山下野赴大连，杨爱源任晋绥警备副总司令(徐永昌任总司令)，负临时维持山西军事的责任。是年冬月山西军队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改编，杨爱源被编为陆军第三十四军军长；旋兼任山西“清乡”督办，实授二级陆军上将。陕北红军东渡抗日时，杨曾任晋绥军“剿匪”总指挥，阻击红军。接着任山西新编陆军总指挥。1937年抗战军兴，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三十四军军长。1939年任教导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阎锡山兼)，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各级干部训练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委员长阎锡山兼)。抗战胜利后，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为阎锡山)，直到太原临解放时逃往南京，转逃台湾。杨爱源系阎锡山手下最忠实的坐头一把交椅的人。 

杨爱源 - 人生经历

    杨爱源从小入私塾读书，因成绩优秀，颇受塾师喜爱。十六岁，父令其务农，经塾师力劝，才准考入太原山西陆军小学堂，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二期学习，后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回山西后，历任晋军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等职。阎锡山视为股肱，委以第六师师长、新编陆军总指挥、第二军军长等职。1927年北伐期间，杨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右路副总指挥，出兵石家庄与奉军鏖战于定县、望都一带，后因援兵不继，撤回山西。
　   1928年升任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兼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军退至关外，杨爱源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0年蒋冯阎大战失败后，阎逃往大连，杨爱源任山西清乡督办，与徐汞昌、孙楚等共揽山西大权。1931年9月，阎由大连返晋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成立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委杨爱源为主任委员。
    1935年4月3日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山西清乡督办、第三十四军军长等职，1935年12月10日授予一级陆军上将军衔，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四军军长、山西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任第六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兼新军总指挥，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部队转移至临汾后，杨负责指挥晋南部队，蓝兼管各县行政事宜。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在襄陵县温泉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杨爱源被选为第一届高级干部委员。1939车任第二战区二级上将副司令长官。杨曾任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扰行委员和第六次全会执行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爱源改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积极追随阎锡山，反共、反人民。
　　1948年，杨受阎锡山指派，到北平、上海、南京，以交涉给养为名，结束和收集阎锡山在各地的官僚企业资金。随后逃往台湾，任蒋介石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1959年死于台北市郊。杨爱源一生对阎锡山俯首贴耳，以一不动阎的权为戒，因此，深得阎锡山信任。杨爱源的夫人徐筱如六十年代初随子女旅居美国土。于1983年1O月由美国回太原定居，安度晚年。 

    杨爱源 - 人物轶事

   “打听杨爱源下落”

    1917年阎锡山应段祺瑞的要求，派陆军第一旅旅长商震率部援湘，杨爱源任该旅第一团营长，军队开抵湖南湘潭地区，全旅被围缴械。当时阎得讯之余，绕室彷徨，莫知所措，最后除唉声叹气外，只说了句“打听杨爱源下落”，别的一概没问。识者从这一点早知阎对杨的私人关切之至。不久，杨由俘虏营逃回，即升任团长，以后更一直飞黄腾达了。

随同商震卖车皮

1926年阎锡山联合奉、直军打败冯玉祥后，夺得绥远地盘，商震为绥远都统，杨爱源率第六师驻扎丰镇。平绥路由于战争关系很长时间不通，平津方面商品不能运到绥远，绥远方面土产不能运销平津。迨战事一停，商人亟欲运货，而铁路车皮多控制在军队手中，乃想方设法向军队购买车皮；为了避免沿途税关措索，并贿通驻军派官兵押运。计由包头到天津一往返的车皮费、押运费，不下数万元。商震在绥远都统任内头半年，出卖车皮所得闻达400余万。杨爱源驻丰镇也扣有少数车皮，曾同商震一样搞了好几次，师部人员有的分了些余沥。后来绥远卖车皮的风声被阎锡山知道，要严厉查办，商震得悉，先将替他专办该项勾当的亲信中校副官郝某枪毙，以郝私擅盗卖搪塞了事。当郝某被扣时，我记得杨曾密电商震为郝缓颊，复电说接讯较迟，已经执行。其实去电到时郝尚羁押。

训练总监

1926年杨爱源充任晋绥陆军训练总监，特别强调孙子“节短势险”的战斗训练，所作的讲话和对各部的视察指示，都严格要求在200米以外不得放枪。山西队伍在北伐等战役比较以守著名，不无他的影响。

定县瞎突围

1927年山西出兵北伐，分左右两路，左路出京绥路，右路出京汉路。杨爱源率第二军的3个师(第二、第六、第十二师)，和炮兵3个团，机关枪半个团(那时山西只有机关枪一个团)出正太路，截击京汉路奉军。初攻很顺利，第二师、第六师连占正定、新乐、定县等县，前线进至清风店一带，才被敌人顶住。军部和总预备队第十二师到达定县县城后，被奉军戢翼翘军3个师迂回包围。第十二师师长杨效欧以定县城大、兵力不敷分配，坚主撤守西关。激战5昼夜，阎锡山派第十旅卢丰年旅1个营增援无效，到第6天的拂晓，决计突围撤退。守西关的全部官兵，由西门突围向曲阳转进，经行唐、灵寿、获鹿等县退回娘子关，清风店方面的两个师同时撤守井陉一带。从定县西关突围之前，原认为一出关门必有重大阻击，伤亡不少；可是出关没碰着敌人一枪一弹，很觉诧异！事后侦知，戢翼翘因为得悉后方涿州被晋军袭击占领，已经解围而去。杨爱源这一突围，真是瞎突了。

众矢之的

由于山西北伐兵力以杨爱源第二军为最雄厚，一般人对右路军期望很大。迨定县撤退，全局改取守势，各方责言都丛集于杨的一身。杨认为原定北伐整个出兵计划，规定了各军作战进度，某军某日应达到某处，第二军完全按规定的进度进展，其他各部多未依限达成任务(袭击涿州部队也迟到五六天)，以致奉军能够齐集兵力反击第二军，第二军奉令撤退，根本没有错，今竟成了众矢之的，实在冤枉，因而要拟辞职电稿。胜败兵家常事，打了败仗，众人责难，打了胜仗，众人要转而恭维，北伐战争一定胜利，莫说奉军把我们赶回山西本境，就是赶到黄河，最后他们还是失败的，何必愤懑这一时。他固执要把辞职电发出。次日阎锡山复电慰勉，并通电各部，把失败之咎归到他自己身上，以杜众口，杨始释然。

    察哈尔省主席

    1928年11月阎锡山由北平给杨爱源一封密电，促他赴平。我同杨前往，得知阎请准南京发表杨为察哈尔省主席，当即转车到张家口就职。省府秘书长和各厅处长都系阎直接遴用之人，杨以军人初任政务，看到他们不大买帐，内心颇感不快。有次因为交给秘书处办理的一件公事，秘书长栗迺敬延搁未办，杨大发脾气，亲写一手令将栗撤职，要即刻发表。说明机关办事手续与军队不同情形，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同时保证告诉栗以后多加注意，免有积压，杨才渐渐气平，把该撤职令收回，未引起人事纠纷。

对反蒋战争无信心

1930年2、3月间，反蒋各方代表齐集太原，怂恿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空气日浓一日。杨爱源曾由张家口回太原摸情况，其返回察省后驰往面询。杨问外间对时局的看法，说就是非论该反蒋，就利害论反不得。他问为什么?“北伐之役，奉军被驱逐出关，张作霖挨了皇姑屯一炸弹，张学良‘岂尝须臾忘我哉’。但以他反蒋没有好处，因为平、津不能让给他；如他帮蒋打，平、津他唾手可得，张学良又怎能放过这个机会?所以战事打起来，奉军定坐收渔人之利。”杨听完，围着桌子转了好几圈，叹息地说，“太原完全主战，如说打不得，要骂叛徒，只好跟着走，前途希望当然是很少的。”

阎锡山下台后的过渡替身

阎、冯反蒋战争失败后，阎锡山为了缓和蒋(介石)张(学良)对他的攻击，避免山西老巢的覆灭，决定下野赴大连。

行前给杨爱源一封亲笔信，上写着：星如(杨的别号)转启予(商震)、次辰(徐永昌)、萃崖(孙楚)、宜生(傅作义)、印甫(赵承绶)、子梁(周玳)、毅如(杨效欧)、舒民(李生达)、治安(王靖国)、光甫(杨耀芳)诸弟：我决计下野，今后政治由启予负责，军事由次辰、星如负责，次辰、星如担任晋绥警备正副总司令，希望诸弟精诚团结，善为应付，共渡难关等语(原函大意如此)。当时山西将领反对商震很甚，徐永昌没有什么实力，军政的烂摊子实际落在杨爱源肩上，原来阎锡山总司令部的公事，逐日送杨宅处理，杨成了这一过渡时期阎的替身。

蒋介石对杨爱源的收买

阎锡山下野以后，蒋介石看到杨爱源在山西的实力地位，特别使了一收买花招。那时山西金融很紧，忽一天由太原祥记公司(孔祥熙的股本)秘密送给杨爱源50万元，说是南京电拨的；不到一月，又密送40万元。杨收到该款初很踌躇，认为这事应付不好，必致引起山西内讧。于是邀集各将领把款公开，大家商定各部分配数，由各部造具正式领据请领，杨将各部领据汇总寄蒋，连一“谢”字都未写。蒋见抓鸡不着，白蚀两把米，不但没有挖掉阎的墙脚，并且没捣乱他的窝子，甚为丧气，后来才转而设法笼络徐永昌那些人了。

接受张学良改编

1930年冬天，华北杂牌军队都由张学良(驻天津)负责改编。改编方案，山西只留四个军；番号为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徐永昌的第三十三军，杨爱源的第三十四军，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但山西将领内部争执甚烈，有的要商震专任山西省主席，让出三十二军军长，有的要傅作义专任绥远省主席，让出三十五军军长，争得一塌糊涂，尤以孙楚活动最力。杨爱源为了维系山西内部不破裂，多方疏通，结果增编了一个护路军，以孙楚为军长，一场纠纷才告消弭。

讨伐石友三

1931年夏，石友三部由彰德进攻河北的东北军，前锋已过石家庄。这时，山西军队除商震第三十二军能够带动两旅出击石军外，其余多主张接受石友三代表的请求，援石反奉。张学良洞悉个中情况，一面拉拢驻正太路阳泉一带的宋哲元军(约3万人)威胁太原，一面致电杨爱源和山西各军师长，促其通电表明讨石态度。我记得原电大意为：顷为诸兄拟一电稿，文曰：声讨石友三罪状，希于明早6时前拍出。完全是哀的美敦书式的通牒。杨爱源当晚集齐各军师长商议，孙楚、杨效欧等人仰在沙发椅上，气鼓鼓地一说三摇头，坚执不发这个电报。杨爱源反复解释，要学总司令(指阎锡山)过去应付省外事变抓火候的精神，现在不到反张(学良)的火候，而且面临宋哲元反窝的危险，苦劝大家忍耐，把电报发出。各将领以张学良代拟电稿作法过于迫人，仍不肯发。这时天快拂晓，我建议只要发电赞成讨石，电文词句尽可修改，不成问题，大家这才同意将电文删改拍发，平安过了一关。

    山西军阀的“省庆”

    张学良打垮石友三后，鉴于山西局势的不可靠，除在改组山西省府时安置了奉系几个委员和厅长外，暗中布置夺取山西地盘。适值阎锡山潜从大连返回五台，虽然以省亲为名，实际图谋东山再起。于是张的进攻山西更振振有词。一面利用反蒋战争失败后进驻山西的一些杂牌队伍，如孙殿英、鲍刚、张人杰等从中掣肘，一面调遣他的直属部队准备从平绥、平汉两路入晋，先头的白凤翔骑兵师已经开抵寿阳，距太原只有60公里。太原情况岌岌可危，内部意见又极不一致。张学良为了不战而胜，在弯弓待发之时，电召杨爱源等到北平相商。杨临行前密嘱准备第34军的交代(杨为该军军长)，到平后来电告诉已住德国医院治病，情节紧迫可想。不料仅隔几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奔走呼号，共赴国难。张学良不能不取消进攻山西的打算，把开到晋境东北军撤走，转而优待和安慰山西将领。除原编的山西各军师长仍旧供职外，任命杨爱源为山西清乡督办，孙楚为会办。接到杨任清乡督办的电令，转电北平德国医院告知，杨复电在太原为他发出就职通电。不久，杨由平返晋，据告，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五六天后找他谈话，说现在国难当头，国内应团结一致，不应发生别的问题，入晋东北军已经调出，你们迅速回去等语。这是个意外的转变。同时，原来要驱逐阎锡山离晋之事也搁置不提，旋竟任命为太原“绥靖”主任，使他重行登上土皇帝的宝座，山西局面仍然照旧。因此有些人说，九·一八国难，倒成了山西军阀的“省庆”。

新编陆军

自陕北红军东渡抗日那时起，阎锡山为了大量扩充军队，陆续成立“防共保卫团”20多个，后改编为山西新编陆军，由杨爱源任总指挥，直辖24个团，没有中间组织。这样编制，不仅不利作战，而且不利训练；特别是将来对外抗战，这些散团，实有拨归别的部队的顾虑。杨同意，但是不敢向阎申请。果然七七事变爆发后，新编陆军的24个团完全分割拨属其他部队，杨所担任的第六集团军，很少自己基本队伍，因而在指挥作战上每有呼应不灵之苦。结果第六集团军的抗战只是避战，日本人来了就走避。杨常请求把各团编师致被分割为失计。

迁就孙楚

杨爱源练兵有他一套，作战却很不行。由于孙楚一向是他直系部属(杨任团长，孙任营长；杨任军师旅长，孙任师旅团长)，而且有点小聪明，一个作战计划，能同时提出三几个方案任凭选择，所以杨在各个战役中的指挥，常常依靠孙楚，孙说攻就攻，说守就守，说退就退，他本人很少主张。孙在杨面前渐渐表现骄横无状，特别是当一些将领的集会上，对杨的傲慢态度，使旁人处之，必觉万分难堪，而杨常是若无其事。1938年，第六集团军总部驻山西临县时，孙楚任副总司令，同杨闹意见，几个月不见杨的面，参谋处送阅的稿件，孙每画个大圈圈摊回。我得悉此情，劝杨设法消弭，杨当遄赴孙处探视，并邀孙聚餐，欢若平生，芥蒂尽释。太原军人每谓孙楚不易指挥，只有杨爱源能迁就他，才能得到他一些协力，情形确是如此。

教导军代总司令

教导军总部直辖13个旅，共39个团。内有7个旅、21个团，系原来抗日决死队等改编的新军，政治工作人员受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因而这7个旅后来成了革命抗日的军队。可是阎锡山任用的许多落后军官，一直同政治人员闹摩擦，控告旅团营政治领导同志的文件日必数至。杨爱源摸透阎锡山的心计：重视新的政治人员，企图改变队伍的暮气，加强其统治力量。于是在上项摩擦的初期，总是说我们那些旧军官怎能合得拢朝气勃勃的新人物?常采搁置不理的态度。后来看到愈争愈烈，向阎请示解决办法。阎为此事专下了一个手谕说，新军军政人员纠纷，概由他亲自处理，任何人不得过问。用意在使新的政治人员安心，旧的军官不再闹意气。教导总部接到这个手谕以后，凡属新军军政人员互控文电，统检齐摘由封送阎锡山核办。实际阎所谓由他亲自处理，因为无法解决，也只是搁置不理而已。及至1939年12月新军7个旅全部起义，脱离阎锡山，加入八路军并肩抗战后，阎在某次干部大会上宣布这回失败咎由他负，但他与杨爱源仍有时骂他们用的军官都是些死人。

乘机而逃

1949年4月，阎锡山看到太原快解放，杨爱源有被活捉之虞。特在南京(阎已先逃南京)用重金雇专机飞太原把杨救出。阎的最亲昵的妹妹－－五姑娘和他的外甥梁化之都扔在太原(后来再派飞机接他妹妹，因解放军炮火过猛，飞机无法降落，他妹妹见逃出无望自杀。梁化之系在太原解放时自杀)。独汲汲于救杨，说明杨同他的关系之深。 

孙蔚如

孙蔚如：（1894--1979）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生于陕西省咸宁（民国时并入长安）县灞桥豁口村。1915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6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反袁。1918年参加靖国军反段，靖国军失败后追随杨虎城，1922年任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步兵团（杨虎城部队）团附。1924年出任杨虎城的第一个军校--安边军事教导队队长，后来在西北红军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共产党人吴岱峰当时就是军事教导队的第一期学员。后任国民三军三师游击二支队司令。1927年后任第二集团军10军参谋长，暂21师参谋长。杨投蒋后，部队扩编，孙升任7军17师长。曾主持17路军与红四方面军的秘密联络。“雷马事件”爆发，杨虎城派孙蔚如进甘救援，赶走了吴佩孚、雷中田。杨向蒋保举孙任甘肃省主席，想趁机囊括陕甘两省，蒋不同意，只任孙为甘肃宣慰使，孙甚不满。西安事变时，孙蔚如任戒严司令。事变后，杨虎城出洋，西安绥署及17路军被撤消，改编为38军，孙任陕西省主席兼38军长。辖17师（赵寿山）和177师（李兴中）。抗战期间，38军升格为31军团和第四集团军，孙任军团长和总司令，兼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中条山西段战斗。1945年任六战区司令长官（但战区实权掌握在陈诚嫡系郭仟手里）。

１９４５年７月，孙蔚如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授上将衔。日寇投降时，他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在武汉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投降并全权处理六战区受降事宜。武汉中山公园内至今还有一座受降碑，碑上镌刻的草书铭文是孙蔚如将军亲自撰写的：“民国三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二十一万人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 抗战胜利后，任武汉行辕副主任，拒绝去台湾，并授意部下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副省长，

　　民革中央常委兼陕西省主委，全国政协委员等。

          对日作战中无败绩的中国将军

孙蔚如将军是西安市霸桥镇豁口村人，自学生时代起就博览新书，投身民主革命，曾追随杨虎城将军多年。西安事变后，他出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陕西省政府主席，接替杨虎城将军执掌陕西军政大权。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孙蔚如将军率杨虎城部请缨抗战，遂派赵寿山率17师、许权中率529旅、李振西率军教导团赴河北、山西等地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保定、忻口、旧关等战役，战功卓著、英勇顽强。这几支参战部队是陕军的精华，被蒋介石在战场上分割使用，置于其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的最前端，伤亡十分惨重，又不予补充供给，一时部队中悲观情绪严重。孙蔚如将军深知这是蒋介石为报西安事变之仇，借机消灭杨虎城部队。但是，为了民族抗战的大局，他率领陕西广大军民积极配合前线，掀起抗日支前的热潮。孙蔚如将军四处讲话，约谈记者，悼慰死伤官兵，鼓动抗日，勉励前方将士同仇敌恺，为民族尊严而战；其夫人会同杨虎城夫人带头捐款献物，慰劳前方将士；陕西各地纷纷响应，支前劳军活动此起彼应，陕军士气为之一振，空前高涨。

    但是，蒋介石所统率的国民党军队，大部纪律松弛，一盘散沙，短短几个月里，几十万大军屡屡被日军挫败，一退再退。不久，太原沦陷，日军进逼黄河。当时，统管西北5省军政要务的蒋介石嫡系西安行营一片惊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等人沮丧悲观，仓皇失措。他们声称日军武器精良，不可战胜，关中无法守卫，应当放弃。行营各文武高级官员携家带口分乘火车飞机，纷纷逃往宝鸡、成都等地。一时间，西北抗战局势悲观，人心惶惑，不可终日。在此危难之际，孙蔚如将军拍案而起。他一方面数电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军政当局，历述黄河可守、关中可保、日军定被遏止的理由，一方面利用报纸、电台和各种集会宣传鼓动坚决抗日、抗日必胜的信心。特别是孙蔚如将军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借西安行营总理纪念大会之机，面对西北各界人士，公开与西安行营的悲观论调唱对台戏，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愤然演说，力主坚守黄河河防，阻敌西犯。他在演说中引用南宋刘锜守顺昌的史实为例，表示既为本省主席，绝不生离西安，誓与故土人民共存亡。他说到做到，将38军留陕各部全部调入陕东河防一线，组织群众，武装地方抗日力量，修固工事，要与日军决一死战。西北各界为之一振，蒋鼎文一伙被弄得羞愧难当，但也只好怀恨在心、缄默不语，不敢再大事张扬后撤，西北抗日活动又日盛一日。不久，国民党中央调来援军，西北局势得以安定。

1938年7月，蒋介石命令十七路军改编为31军团，任孙蔚如为军团长，所属部队除被蒋鼎文扣下、以后再未归还的一个旅外，全部离陕东渡，开赴晋西南抗日第一线，以坚守中条山，保卫黄河安全为任务。蒋介石严令孙蔚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退过黄河，拼命死守。不久，又将31军团改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

蒋介石之所以将第四集团军全部调入中条山，除了借此免去孙蔚如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把原十七路军挤出故土之外，还另有一番用心。当时，一本日本出的画报上有一幅漫画，对蒋介石的阴谋刻画的淋漓尽致。这幅漫画画的是：坚守中条山的部队穿着破旧衣服，肩扛破枪，身上标有“杂牌”字样。在他们的前面是日本军队，后面是服装齐整、装备齐全的蒋氏嫡系军队，端着刺刀戳向“杂牌”的脊背。这幅漫画虽然是日军的宣传画，但却把蒋介石如此布置，妄图消灭十七路军的险恶用心刻画地惟妙惟肖。对这一点。孙蔚如将军十分清楚，但他又不能公开与蒋介石对抗。一方面，他始终担心在押的杨虎城将军的性命，他怕让蒋介石找到借口加害杨将军；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清楚坚守中条山对保卫三秦大地不受日本军队践踏的重要意义。他鼓励部队，要以民族大义为重，英勇杀敌，誓死保卫家乡不受侵略。十七路军一些老部下、老将领也曾当面责怪他，认为不能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把杨虎城将军缔造的这支部队拿去与日本人拼光，替几十万在他们身后养尊处优、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充当炮灰。孙蔚如将军缄默不语，他苦心孤旨，唯有下定以死抗战的决心。

日军集中几个师团数万兵力在空军、炮兵的配合下，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对中条山防地进行了十一次猖狂的进攻，大小战役数百次，战况空前激烈，有时为一座山头、一个村镇反复争夺、几经易手。日军攻势强大，人多势重，常使坚守阵地的第四集团军整营整连的伤亡。面对如此艰苦局面，孙蔚如将军下令收缩防线，集中部队，灵活出击，并派出疑兵穿插敌后打运动战、突袭战，搞得日军首尾不得相顾，整体无法推进。两年时间里，日军频繁改变作战方案、撤换指挥官，越是急于跨过中条山越是不得前行，其上报日本军部的作战报告也不得不声称“守备中条山之支那部队虽属杂牌，但其战斗力颇强，不可轻敌”。孙蔚如率领第四集团军全体将士在没有友军支援的配合、军需物资极端缺乏的艰难情势下拼力死战，以近2／3人员伤亡的惨重代价始终巍然屹立于中条山上，有力遏止了日军打通中亚与德军会合的整体作战企图，用血肉保卫了关中故地，表达了三秦子弟兵的赤胆忠心。

当时的陕西报纸所称“西北整个得以安定，皆赖我英勇将士在北岸艰苦支撑所赐”并非虚言。日军视中条山为华北战场之“盲肠”，全国人民则把第四集团军称为“中条铁柱”。各地进步记者、各界代表团纷纷来到中条山。他们满含热泪，慰劳官兵；四处称颂，盛况空前。形势所迫，蒋介石也不得不对其抗战业绩表示赞扬。孙蔚如将军笑了，他挥笔作下了《满江红.中条山抗日》词一首。词中慷慨吟道：“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代鼓”，“新旧恨，从头数，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复杂的心绪，悲壮的情怀流溢于字里行间。这不仅刻画了他本人当时的精神面貌，而且也表达了全军将士决心在中条山抗战到底、消灭日寇的豪情壮志。

中条山的两年战事中，第四集团军由于一方面有杨虎城缔造该部以来长期与中共合作的传统；另一方面，在抗战中无论人员物资都得不到国民党方面的支持，相反却得到中共党政军各方面的全力以赴的真诚帮助，此间与中共来往甚密。这自然引起蒋介石的忌恨。蒋介石即将第四集团军调离中条山，名为调防河南守备黄河南岸百余里防线，实际目的在于使第四集团军远离中共八路军。孙蔚如将军深知蒋介石用意，他一方面巧妙应付蒋介石借清查部队中“共党分子”从而对部队施加迫害的种种阴谋行为，一方面精心指挥第四集团军进行了荥（阳）广（武）战役，登（封）汜（水）战役，迫使日军退出郑州，困守邙山桥头堡。从中条山战役到河南战役，孙蔚如将军指挥第四集团军依靠中共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帮助，在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与日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溃不成军的混乱战局中，一帜独树，打了许多硬仗，有利遏止了日本军队猖狂的攻势。

    1945年6月，蒋介石见借日本人之手无法消灭杨虎城将军缔造的这只顽强的部队，便采取抽梁换拄的手法，掉离了第四集团军的各主要将领，派其嫡系将领接掌部队。孙蔚如将军被调去湖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法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置于自己势力的监视包围之下。日本投降时，孙蔚如出任武汉区受降司令，积极负责，解除日军武装20余万人，接收工厂、仓库等300余所，编遣伪军9万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蔚如将军眼见蒋介石极力准备内战，营私独裁，祸国殃民，多年来他屡谏蒋介石释放杨虎城将军又连遭训斥；积愤已久，不愿再事敷衍，便连电辞职，但均未获准。于是他不理事务，消极度日。1946年春，孙蔚如将军任武汉行辕副主任，后调任战略顾问委员。1948年秋，蒋介石威逼他去台湾，他决心脱离蒋氏，于是举家避居杭州。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蒋介石安排好飞机逼令孙蔚如迁居台湾，孙蔚如将军一面派人大肆张扬去台湾购买了住所，一面潜居上海，暗中指示他带往南方的以原第四集团军的一个加强团为底子组建的国民党232师起义。另外，他本人又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终于在中共组织的掩护下，安全到达北京，投入了人民共和国的怀抱。建国后孙蔚如将军长期担任陕西省副省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贡献，光明磊落、刚正耿直。1979年，孙蔚如将军病逝前致书中共中央，客观综述自己的一生，衷心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信服，以及祝愿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的心愿。其情感真挚，言辞恳切，感人至深。

孙蔚如将军是三秦英才，他爱国报国之情直至临终仍拳拳于心；孙蔚如将军是陕军抗日主帅，他的抗日业绩将永存三秦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