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是不是森林之王: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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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马卡连柯《教育诗》

皮亚杰、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

桑代克《教育心理学概论》

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

孔丘《论语》

无名氏《大学》

无名氏《学记》

杨贤江《新教育大纲》

陈鹤琴《活教育的教学原则》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一、教育应承担的职能

1、要毫不例外地使所有人的创作才能或潜能都结出丰硕的果实,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使每个人都具有自我负责和实现个人计划的能力。

2、要重新强调教育的伦理和文化内涵。

3、教育不可回避自己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应完成的使命。

二、教育的使命

1、增进理解

2、促进民主

3、促进人的发展

三、当前世界面临着的三大挑战

1、环境的破坏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这对人类的持久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2、随着全球化的展开民族矛盾日益突出。

3、民主制度在某些地方有衰落的趋势。

四、教育的四大支柱

1、学会认知。学会认知更多是掌握认知的手段,它包括2个层次:(1)使每个人学会了解其周围的世界,这是作为人生手段的层次;(2)乐于理解、认识和发现,这是作为人生目的的层次。学会认知的过程使永无止境的,随着工作性质和内容的变化,学习过程与工作经历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2、学会做事。由于未来的工作难以预料,所以学会做事并不是学会某些固定不变的实践方法。学会做事再不仅仅是获得一种资格,而是发展起相应的能力。

3、学会共同生活。教育应该重新设计,使人们通过扩大对其他人及其文化和精神价值的认识来避免冲突,或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应留出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让学生们以合作的方式来完成一些共同目标。使学生在相互了解的态度及和平平等的价值观中,在共同学习中,增进对他人的了解和对相互依存问题的认识。

4、学会生存。学会生存作为前三个学会的总结,指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应该使每一个人借助于青年时代的教育,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思,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力,以便由他自觉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

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ius,1592—1670),捷克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生于新教派“捷克兄弟会”会员家庭。12岁失去双亲,中断了学习生活。16岁由兄弟会资助进入普雷洛夫(Prerau)市拉丁文法学校接受中等教育。1611年,又由兄弟会选送到德国的赫尔博恩(Herborn)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在大学期间,他系统学习了古代思想家的著作,研究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接触了新兴的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了宗教改革以来各国的教育发展动向,探讨了当时德国著名教育家的教育革新主张,为他后来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打下了良好的根基。1614年,他回到捷克,在母校普雷洛火拉丁文法学校任教,1618年调任富尔涅克城牧师兼兄弟会学校校长。同年,30年战争爆发,捷克完全丧失了独立,新教徒惨遭迫害,夸美纽斯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失去了全部家产、书稿和妻儿。1627年,随同30000户兄弟会员家庭迁往波兰的黎撒(Lissa)避难,先在该地兄弟会中学任教,后来担任了校长,又被推选为兄弟会长老。在这里,他完成了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拉丁文教科书《语言学入门》(1631年)、教育学巨著《大教学论》(1632年)、学前教育专著《母育学校》(1632年)、中学物理教材《物理学概论》(1633年)。其中《语言学入门》一书很快被译成了12种欧洲文字和四种亚洲文字,在各国广泛流行,使夸美纽斯获得了世界声誉。

1634年起,他开始探讨“泛智论”。1639年出版了《泛智论导言》。1641年,英国邀请他主持编纂“泛智论”工作。不久英国发生内战,1642年又应邀到瑞典协助解决拉丁文教学问题,用六年时间为瑞典编写了一套拉丁文教科书、教学法指导书和字典。1648年,30年战争结束,他再次回到黎撒主持宗教与教学事务。1650年,接受匈牙利德兰西瓦亚公国的邀请,担任长年教育顾问,创办了一所泛智学校并自任校长。在此期间,他主要撰写了《泛智学校》(1650年)、《论天赋才能的培养》(1650年)、《组织良好的学校的准则》(1652年)、《青年行为守则》等教育著作和论文。还编写了著名的儿童初级读物《世界图解》(1654年)。这是一本简化的语言入门,为年龄太小、不能学语言入门的孩子所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插图的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小百科全书,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流行了近200年。1654年,他再次回到黎撒,继续研究“泛智论”。1656年,黎撒城毁于波兰与瑞典的战争,夸美纽斯应邀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工作和定居。从1657年起,他将他的教育专著、论文和教科书汇编成《救育论著全集》(四卷)陆续出版,留给了人类一份珍贵的教育历史遗产。

  夸美纽斯吸收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教育成果,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要求,总结自己长期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教育问题,奠定了欧洲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基础。

  《大教学论》(MagnaDidactica,1632),1632年用捷克文写成。1635—1638年间,他听从友人的劝告,把它译成了拉丁文,同时作了修改和补充。1657年,他将该书列为《教育论著全集》的首卷首篇公开发表。此书很晚才传到中国,20世纪初,我国学者王国维对它的内容曾作过简要介绍。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任敢的中文译本《大教授学》,后又改译为《大教学论》。1957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了新l版,译者去世之前,又将译文作了较大修改,作为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的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4年出了新2版。全书共760页,20余万字。

  本书是夸美纽斯在批判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构思、几经修改而写成的重要教育论著。正如作者在本书开篇所写的,本书主要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其写作目的是: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并使基督教的社会因此可以减少黑暗、烦恼、倾轧,增加光明、整饬、和平与宁静。

  该书除前言《致意读者》等部分外,共计33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讨论了人生的目的。作者以《圣经》的《创世纪》为根据,加上传统的神学目的论,认为人不仅要认识自己,而且还要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永生、智慧和幸福的根源,人是上帝的造物、爱物和形象。人的终极目标是死后、来生,与上帝相结合。人的生活和住所都有三重,即母亲的子宫、世上和天堂,从第一重到第二重,人经历的是诞生;从第二重到第三重,人经历的是死亡与复活;到第三重就永不再动、歇在那里。

  他认为,现世的人生严格讲并不是人生,而是永生的序幕,世间的生活只是永生的一种预备,其目的是使灵魂利用身体作中介,去为未来的生活预备各种有用的事情。人的终极目标是与上帝共享永恒的幸福,为此,人在有形的造物之中要成为:理性的动物,一切造物的主宰和造物主的形象与爱物。人生成就要:熟悉万物,具有管束万物与自己的能力;使自己与万物均归于万有之源的上帝。人类的一切优点都完全表现在博学、德行和虔信这三种品质中,这是今生与来生的基础,是我们生活的要点。

  第六章至第九章讨论了教育的目的和教育、学校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作者认为,知识、德行与虔信的种子是天生在我们身上的,但应该从祈祷、教育、行动中去取得,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从知识、道德、虔信、艺术和身体等方面去发展人。凡是生而为人的人都有受教育的必要,一个人愈是多受教导,他便愈能按照准确的比例胜过别人。塑造人、教育人,应从少年儿童时期开始,因为这时候欲望正在沸腾,思想很迅捷,记忆很牢固。因此,在很小的时候,就要把人形成到合乎智慧的标准,养成良好的习惯。

  作者认为,学校的产生为少年儿童接受教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他建议,不仅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应该进学校,而且一切城镇乡村的男女儿童,不分富贵贫贱,都应该进学校。他坚信人受教育而能获得发展的可能性,驳斥“智力迟钝'儿童不宜学习的论调。指出,人的心性愈是迟钝孱弱,他便愈加需要帮助,使他能尽量摆脱粗犷和愚蠢。世上找不出一个人的智性孱弱到了不能用教化去改进的地步。

  第十章至第十四章论证了改革旧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设立新学校的基本原理。作者认为,人人应该受到一种周全的教育,应该借助学校做到:通过科学与艺术的研究来培植我们的才能;学会语文;形成诚笃的德行;虔诚地崇拜上帝。学校应成为造就人的工场,实现真正的人生目的。夸美纽斯指出,当时没有一所完善的学校,设立了学校的地方,学校不是为整个社会设立的,而只是为富人设立的;学校教导青年的方法是非常严酷的,学校变成了儿童恐怖的场所,变成了他们的才智的屠宰场,大部分学生对学习与书本都感到厌恶;继续学下去的人都没有获得一种认真的或广博的教育,获得的只是一种荒谬的和害人的教育;学校培养不出合乎德行的品性,培养出的只是一种虚伪的道德外表,一种令人生厌的、外来的文化皮毛和一些专务世俗虚荣的眼光与手脚。

  夸美纽斯特别强调要改革旧教育,创办新学校。新教育的体系主要有以下内容:(1)一切青年都能受到教育;(2)他们都能学到一切可以使人变成有智慧、有德行、能虔信的科目;(3)教育是生活的预备,能在成年以前完成;(4)实施教育不用严酷或强迫方法,而用温和轻快、自然的方法;(5)这种教育应是真实的、彻底的;(6)教育是轻松的,课堂教学每天只有4小时,一个先生可以同时教几百个学生,而所受的辛苦要比现在教一个学生少10倍。他根据日月运行、动物的活动、人体结构、国家组织以及马车、大炮、印刷机和时钟的机械原理,证明在宇宙万物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自然秩序,并把教育适应自然作为改革学校的主导原则。他要求教师像园丁、画家和建筑师那样步随自然的后尘,从自然中寻找教育工作的秩序。秩序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教学艺术的主导原则,这个原则彻底地被掌握以后,艺术的进行立刻便会同自然的运行一样容易。作者提出了教学的五项原则:(1)延长生命的原则;(2)精简科目,使知识能够更快地获得的原则;(3)抓住机会,使知识一定能被获得的原则;(4)开发心智,使知识容易获得的原则;(5)使判断力变锐利,使知识能够彻底地被获得的原则。

  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重点讨论了教学理论,详细论证了提出的教学原则。作者指出,良好的学校组织主要在于工作与休息分配得当,有赖于读书、松缓、紧张的间隙与娱乐的分配。教师要引导儿童遵守饮食有节制、身体有运动、注意休息这三个原则,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生命与健康。为了使儿童能茁壮成长,作者对教与学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建议,如人类的教育要从儿童时期开始;早晨最宜读书;一切学科都应加以排列,使其适合学生的年龄;书籍与教学所需的材料必须事先准备好;例证应比规则先出现;时间与学科的划分应该严格遵守等。在这部分作者列举了大量的自然现象,并结合教学案例进行了详细论证,最后归纳出规则。夸美纽斯着重对教学的便易性、彻底性和迅速性原则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如废除强制灌输的方法,多方激发儿童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教学应从观察开始,运用直观方法;教学内容的安排要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近及远,从一般到特殊,务使先学的为后学的扫清道路;依据学生的智力特点安排课程;加强练习、实践以巩固知识;实行班级授课制,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等等。

  第二十章至第二十四章主要讨论了各科具体教学法和道德、宗教教育方法。作者认为,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讲授科学必须遵守下列规则:(1)向学生讲授所有应该知道的事物;(2)所教的内容能在日常生活中应用;(3)要通过事物的原因去教;(4)先教事物的一般原则,后教事物的细节;(5)一切事物都必须按照适当的顺序去教授;(6)要强调事物之间的区别,使学生得到的知识更清晰和明白。艺术与实践息息相关,学生学会一种艺术,除了备好工具、材料和模型之外,还需要三件事:材料的正确利用、熟练的指导、经常实践。因此,艺术的教学必须强调模仿、练习和不断的实践。语文是一种手段,可使我们得到知识,并把知识传授给别人。语文教学要注意掌握语法规则、和事物的学习相联系、多实践运用这三个问题。

  夸美纽斯认为,学校是人类的锻炼所,一切德行都应当培植到青年身上。在道德教育方法上,他提出了以下建议:(1)主要的德行,如持重、节制、坚忍与正直应当首先培植;(2)持重应当从接受良好的教导,从学习事物间的真正区别和那些事物的相对价值去获得;(3)节制应当在儿童的饮食、睡眠与起床、工作与游戏等方面去培养;(4)坚忍应当从自我克制中学习;(5)德行应该在邪恶尚未占住心灵之前,早早就教;(6)德行是由经常作正当的事情学来的。

  第二十五章主要讨论了教材问题,他认为《圣经》是知识的唯一真实来源,学生应以全部时间去寻求它们的真实意义。

  第二十六章“论学校的纪律”。夸美纽斯认为,纪律是学校的发动力和推动力,但纪律教育不是强制和鞭挞,应该用良好的榜样、温和的言词,并且不断诚恳地、直率地关心学生,突发的愤怒只能用在例外的情境上面,应当存心使结果能恢复良好的感情。

  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一章讨论了统一的学校制度以及各级学校的基本方案。夸美纽斯认为,人从诞生到24岁是青春岁月,是培植才智的时期。学习应从婴儿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这24年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明显阶段: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每期六年,相应地建立符合其年龄特点的学校。在家庭设立母育学校,由母亲对1—6岁的幼儿进行学前教育,主要锻炼各种感觉器官,使之辨别周围的事物,为以后成长打下基础。在每个乡村和城镇设立国语学校,对所有6—12岁的儿童进行初等教育,主要利用阅读、书写、图画、唱歌、计数、量长、测重及记忆各种事物等方法去训练想象力、记忆力,并发展智力。在每个较大的城市设立拉丁学校,学生应当受到训练,利用辩证法、文法、修辞学以及其他根据因果法则的科学与艺术,去领悟感官收集来的知识并加以判断。在每个国家或省设立大学,对18—24岁青年中的“智者”进行高等教育,学习与意志紧密相关的四科,即神学教我们恢复灵魂的和谐;哲学教我们恢复心灵的和谐;医学教我们恢复身体上主要功能的和谐;法学教我们恢复外界事务的和谐。夸美纽斯认为,这四种学校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母育学校和国语学校收容一切男女青年;拉丁语学校对于志向超出工场以上的学生给予更彻底的教育;大学则训练未米的教师和学者,使教会、学校与国家永不缺乏适当的领袖。

  第三十六章是作者对改良旧学校、改革旧教法,设立新学校、采用新教法的总结。作者认为,新的教学方法有以下优点:(1)较之过去的方法,较少的教师可以教较多的学生;(2)这些学生可以得到比较彻底的教导;(3)教导可以进行得较细致、较愉快;(4)这种方法对于愚蠢、落后的孩子也有效;(5)即使没有教学天才的教师,也能用它,从中得到好处。

  第三十三章论述了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应具备的条件。他呼吁教师、学者、神学家和帝王、官吏全力支持和实现他的教育理想。

  本书是夸美纽斯的代表作。该书不限于教学问题的研讨,论述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各种问题,总结了历史和当时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教育措施。

  本书是西方近代最早的有系统的教育学著作,它标志着独立的教育学产生于世。本书创立的教育学体系,奠定了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始基。

  本书对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书中所提的班级授课制是教育史上的进步之举。由个别教学变为集体教学,为学生创造一个相互学习和激励的环境,不同课程的变换有利于学习兴趣的提高。这对普及教育和大面积提高教学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夸美纽斯的提倡,它首先在欧洲广泛推广开来,之后又扩散到其它各洲。在以后的几百年教育发展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本书提出的直观教学等一系列教学原则,至今仍被教师用于教学实践之中。

  本书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启迪了近代世界各国的教育革新运动。以当时德国为例,30年战争后,哥达公国为恢复被30年战争所破坏的教育,根据本书的思想进行教育改革。1642年颁布“学校法”,这个法令是以夸美纽斯主张的“国语学校”为蓝本制订的,这对以后哥达成为欧洲教育最发达的地方起了重大作用。

  由于时代的限制,本书也有其局限性。一是过分强调“适应自然原则”,认为感觉是认识的起点和源泉。把教学方法、教学原则同自然现象机械地、简单地类比,把教学过程建立在了感觉论基础之上。二是坚持基督教的基本信条,把神学原则和《圣经》的一些思想贯穿在了本书中,使本书具有神秘的宗教神学色彩。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1776—1841),近代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在近代教育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教育家可与之比肩,他的教育思想对当时乃至之后百年来的学校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巨大、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在西方教育史上,他被誉为“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而反映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普通教育学》则被公认为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

1776年5月4日,赫尔巴特生于德国西北部普鲁士王国的奥尔登堡。童年曾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和哲学教育,并在这些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早熟才能。1788年,赫尔巴特进入奥尔登堡文科中学,接受古典式的学校教育,开始研究康德的哲学。在那里,赫尔巴特以其广博的学识引起了教师们的惊异。1789年,赫尔巴特写出了第一篇哲学论文《论人类道德的自由》。1793年,赫尔巴特中学毕业后进入当时德国哲学革命的中心耶拿大学学习法学。由于他对法学几无兴趣,因而常于课余之暇潜心于哲学、伦理学、数学和文学的学习。他深入研究了康德、费希特等人的哲学,这为他以后在教育实践中运用哲学创立教育科学,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1797年,赫尔巴特完成了耶拿大学的学业,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1797年到1800年,他在瑞士的一个贵族家庭中担任3个年龄分别为8岁、10岁和14岁的男孩的家庭教师。他每隔两个月就写一份教育报告,3年共写了24份报告。这些报告既是赫尔巴特对自己的教学经验的总结,又包含着他后来的学说体系结构的基本观念。在对他所教的3个儿童的个性和需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赫尔巴特体验并认识到了心理学对于教育学的价值,并开始研究教育学中的心理学问题。就在此间,他与裴斯泰洛齐结下忘年之交,并于1799年专程到布格多夫访问了这位充满爱心的伟大教育家。1802年,赫尔巴特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教育论文《裴斯泰洛齐关于直观的初步观念》。裴斯泰洛齐要使教育心理学化的思想给了赫尔巴特以极大的启迪,使之开辟教育科学之路的努力有了真正的起点。之后,赫尔巴特又撰写了《评裴斯泰洛齐教学方法》(1804年)、《世界审美表象》(1804年)等著作。

1802年,赫尔巴特获得哥丁根大学博士学位,随即在该校讲授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和哲学。1809年,他应哥尼斯堡大学的邀请,继续康德在哲学“讲座”讲授哲学和教育学。在这里,除了讲学之外,他还主持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实验学校,并在实验学校中教授数学课。他的教学和实验研究工作均获得了成功。1833年,赫尔巴特辞去哥尼斯堡大学教学职务,重返哥丁根大学教授哲学和教育学,并在此颐养天年。1841年病逝。

  赫尔巴特勤于笔耕,著述甚丰。主要教育著作有:《普通教育学》(1806年)、《公共协作下的教育》(1810年)、《音乐之心理研究》(1811年)、《关于教育的黑暗面》(1812年)、《教育与生活的关系》(1818年)、《关于心理学应用于教育学的几封信》(1831年)、《教育学讲授纲要》(1835年)等。其中,《普通教育学》一书是反映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经典和代表作,赫尔巴特也自称:“这本书的产生,是出自我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是根据我的哲学思想,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并整理了我精心安排的观察和实验的材料”。

  《普通教育学》(AllgemeinePadagogikausdemZwe—ckderErziehung,1806)。《普通教育学》一书的全称为《从教育目的引出的普通教育学》。全书共分三编,三编之前加有一个“绪论”。第一编的标题是“教育的一般目的”,共分两章,第一章为“儿童的管理”,第二章为“真正的教育”。本编主要论述了管理和教育的一般目的问题。第二编的标题是“兴趣的多方面性”,共分六章,各章依次为:“多方面性的概念”、“兴趣的概念”、“多方面兴趣的对象”、“教学”、“教学的过程”、“教学的效果”。本编主要论述了兴趣的多方面性问题,并以此为基本原理来解释学校的教学计划和学科设置,阐述了教学的过程,环节等一系列教学论问题。第三编的标题是“性格的道德力量”,共分六章,各章依次为;“究竟什么叫做性格”、“论道德的概念”、“道德性格的表现形式”、“性格形成的自然过程”、“训育”、“训育特殊性的考察”。本编主要论述了训育和道德性格的形成问题。

  《普通教育学》的最早中译本是由尚仲衣翻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尚本译文典雅洗练,不失为一较好的译本,惜因当时条件所限,译文亦有失当之处。解放后,陈书又据英文版并参考尚本对《普通教育学》一书的部分章节予以翻译,包含在《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一书中,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198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将《普通教育学》与《教育学讲授纲要》合为一书,作为“外国教育名著丛书”之一予以出版,译者为李其龙。新版《普通教育学》是直接据德文原版翻译的,纠正了过去旧版本中存在的一些失当之处,为现今易见的译本。

  下面拟就《普通教育学》中的教育思想作一简要述评。

(一)五道念与教育目的论

  五道念构成了赫尔巴特教育目的论的理论基础。五道念即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和公平等五种道德观念。

1.“自由”的观念。亦译作“内心自由”的观念。“自由”的观念要求个人的意志和行为能摆脱一切外在影响的束缚而只受制于人的内在判断,归之于人的内在自律,归之于人的理性自觉,从而使人的意志、理性与外在行为完全协调起来。意志、理性之外显即为人之行为,人之行为之内化即为人之意志、理性。赫尔巴特认为,如果道德实践只是借助于道德他律,借助于一味附和外来的主张来实施,那么,这种实施便是懦弱和苍白无力的。只有“自由”的观念才可使人的意志和行为之间避免产生任何矛盾和斗争。它使人具备明确的目标,不致产生动摇、犹豫、颓伤和彷徨。但是,“自由”的观念本身只解决了人的价值判断问题,因而只能使人决定行为的目标和方向,还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

2.“完善”的观念。赫尔巴特认识到,在实际的道德实践中,人的由意志、理性所作出的内心判断往往难于与外在行为完全协调起来,人之理性判断外发之为道德行为,往往受客观条件和人的其他心理品质的影响。当内外发生矛盾且这一矛盾不能调和之时,即需依靠“完善”的观念去加以解决,即用多方面的意志力和坚强而紧张的毅力加以“内部的协调”。“完善”的观念以认识的全面性为前提,以行为的完善性为目标。“完善”的观念可作为一个衡量人的意志所应达到的限度的正确尺度。

3.“仁慈”的观念。亦即“绝对的善”的观念。“完善”的观念得以发生作用的法宝是人的意志等理智能力。如果借助人的内部的理智能力还无法协调意志和行为之间的矛盾时,就要用“仁慈”的观念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使人不与任何人发生那种危险的恶意的冲动。“仁慈”的观念发生于两种意志的相互关系之间,通过这一观念使自己的意志处处与别的意志相协调,具有无私地为他人谋福利的强烈愿望,这样,社会冲突就不可能发生,社会秩序就会得以安定。

4.“正义”的观念。如果说“仁慈”的观念类似于“将心比心”由己推人的忠恕之道,那么,“正义”的观念则是“守法”的观念。如果“仁慈”的观念还不足以遏制人的与他人发生冲突的恶意冲动,就必须通过“正义”的观念,即根据人们志愿协调所制定的守法观念或法律条文予以解决。这样,“正义”的“守法观念”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就会牢固地建立起来。

5.“公平”的观念。亦即“报偿”的观念。如果通过“正义”的观念还不能够解决不同意志之间的矛盾,就必须通过“公平”的观念,对那些预先思量过的错误行为予以应受的惩罚使之不失为公道。“公平”的观念要求以等量的善与恶偿还于当事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它使人意识到不良的行为必将导致应有的法律制裁。“公平”的观念的本质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网恢恢,终当扬善惩恶,主持公平。

  在赫尔巴特看来,五道念为人人所共有。作为一套普遍的道德范畴,五道念是人类的永恒的美德,它将人类的一切美德都网罗入内。在五道念中,“自由”和“完善”的观念是面视个人的自我道德修养而言的,而“仁慈”、“正义”和“公平”的观念则是针对人际关系而言的。五道念是一个层层剥笋,步步递进的关系,愈到最后,其道德自律的成份愈少,而道律他律的色彩愈浓。赫尔巴特断言,五道念囊括了意志道德的一切类型,因而是巩固世界秩序亦即维护普鲁士君主政体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的“永恒真理”,如果人人都能牢固地将五道念建立起米,天下自无任何骚乱,社会自然安定太平,人民自然各司其职,安守本分。

  所以,教育的整个目标和全部工作就在于以五道念为基础,培养具有完美的道德品质的人,“使绝对明确、绝对纯洁的正义与善的观念成为意志的真正对象,以使性格内在的、真正的成分一个性的核心一按照这些观念来决定性格本身,放弃其他所有的意向”。这种以培养道德为旨归的教育目的,赫尔巴特称之为“道德目的”或“必要的目的”“道德的目的”或“必要的目的”是教育最终的最高的目的,是公民道德对教育目的和学生人格所提出的必然要求。道德目的强调要培养内外统一,道德认识、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相互协调的具有自律道德的人,很显然,“德育决不是要发展某种外表的行为模式,而是要在学生心灵中培养起明智及其适宜的意愿来”。道德目的即是要培养既不怀疑现存的社会制度,又能克服自己内心的任何冲动的“完人”。

  教育目的除了“道德目的”这一最终的或最高的目的之外,还应当包括“纯粹可能的目的”或“意向目的”。在赫尔巴特看来,人类的社会分工是必要的,“人类社会早就发现分工是必要的,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把他所做的事做好”。但是,分工过细也会造成弊端,所以,“在真正人类的较高级活动领域中,分工不应该分到使每个人相互不了解的程度”。社会要求每一个人都要热爱一切工作,同时又必须精通一种工作,“这种专一的精通是各人所意向的事情,而多方面的可接受性,只能产生于个人从一开始就作出的多方面的努力之中,这就是教育的任务”。作为教育者,应该针对儿童在未来的成人生涯中所可能遇到的种种职业选择问题,有意识地为他们的未来生活和就业工作做好必要的准备。因此,必须针对儿童兴趣的多方面性培养儿童“平衡和多方面兴趣”,以使儿童获得“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

(二)性恶论与管理论

  赫尔巴特禀承了历史上沿袭的,曾为中世纪神学所极力鼓吹的“性恶论”,认为在儿童天性中处处都会表现出不服从的烈性。“这种烈性就是不守秩序的根源,它扰乱成人的安排,并把儿童未来的人格本身也置于种种危险之中”。这种盲目的烈性情绪的种子,这种原始的欲望如果不加以遏制,它就会伴随着儿童的成长而一直存在于儿童身上,还甚至会逐年增长扩大。一任私欲恶性膨胀的人往往都会受到应得的报应,但是这种报应必然会付出代价,因而也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是应当避免的。理想的方略便是将儿童不服从的烈性消灭在萌芽之中,“所以为了要使那种在烈性与欲望中成长起来的意志不被他们(指儿童的烈性与欲望)造成具有反社会的倾向,就有必要经常不断地对它们保持明显的压制”,“而儿童管理就是许多必要的预防措施之一”。

  赫尔巴特将对儿童的管理作为实施教育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赫尔巴特看来,教育过程可分为三大部分:管理、教学、训育。没有教学就没有教育,不进行文化知识的教学,实施道德品格的教育就无从谈起。在进行教学之前,必须首先对儿童进行管理,如果不首先通过管理将儿童天生的粗野倔强的性格压下去,无论是教学还是教育都无法进行。但是,儿童管理既不是教学,也不属于教育,旨在为顺利进行教学和教育创造前提条件,除此之外别无目的,“这种管理并非要在儿童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而仅仅是要创造一种秩序”。

  但是,赫尔巴特同样坚决反对将儿童管理的思想推向极端,认为“只教不管”会劳而无功,同时,“只管不教”则是对儿童心灵的压迫。所以他说:“满足于管理本身而不顾及教育,这种管理乃是对心灵的压迫,而不注意儿童不守秩序行为的教育,连儿童也不认为它是教育。”

  主要的管理方法有:

  (1)威胁。这是一切管理首先采取的措施,是管理儿童的第一手段,也是特殊手段。威胁带有强制性。学校应规定许多切实而具体的命令和禁则,设置惩罚薄,专门记载儿童的过失。但是,由于那些本性倔强的儿童对威胁毫不在乎,什么都不怕,而那些本性脆弱的儿童也体会不到威胁的意义,还是继续照其愿望所指使的那样去做,所以,采用威胁的方法常常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它必须与其他方法结合进行。

  (2)监督。对孩子不加监督,不加教养,而放任儿童撒野是培养不出伟大的品格来的,因此,长期以来,监督就是儿童管理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滥用监督又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拘泥于细节的和经常的监督对于师生双方都是负担,因此双方都常常千方百计要回避它,并一有机会就会把它抛弃掉。滥用监督“还会妨碍儿童自己控制自己,考验自己,使他们不能认识永远不会被引入教育体系之中而只有通过自己探索才能发现的许许多多事物”。滥用监督只会扼杀人的创造能力、果敢精神和自信行为,只会产生这样的人;“他们始终只是单调刻板的,并习惯于墨守陈规俗套,不思改变,而对于高尚与奇特的事件则畏缩不前;他们把自身葬送于庸庸碌碌与安逸之中”。

  (3)权威与爱。权威能约束人使之不至产生超出常规的活动。权威非常有助于克服人的一种倾向于邪恶的、正在形成的意志。对于那些具有最活跃的天性的人来说,权威更应该是不可缺少的。权威必须将教育置之度外而单独发挥作用。虽然权威对于儿童的心智培养没有多少意义,但它“对于学生以后的思想范围的划定或者扩大来说是多么重要;他们今后将要在这种思想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活动,并独立地创造自我”。爱在管理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学生一旦获得了爱,这种爱便可大大地减轻管理的困难。爱所要求的师生之间的感情合谐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出来:一是教育者的感情投入,教育者将自己的感情十分巧妙地悄悄融合在学生的感情之中;二是教育者设法使学生的感情以某种方式接近他自己的感情。后者较为困难,它必须与前者结合起来采用,“因为只有当学生能够用某一种方式与教育者交往起来的时候,学生才能致力于他与教育者关系的发展”。

(三)兴趣说与教学论

1.兴趣的多方面性。赫尔巴特将“兴趣的多方面性”作为其教学论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在《普通教育学》中,其第二编,作为论述教学理论的专编,即是以“兴趣的多方面性”作为卷名的。

  何谓兴趣?“兴趣是同欲望、意愿和审美有共同之处的,是同漠不关心相对立的。”“当我们发生兴趣时内心是积极的,但在兴趣未转化为欲望与意志之前,我们在外表上却一直是消极的。兴趣处于单纯的观望与着手之间”,同时.兴趣能激起人们的爱好而占有人的心灵,从而过渡到欲望和意愿。人对外界实在的注意,构成了兴趣的来源,这种实在一旦与人的一种新表象相互联系时即会产生兴趣这一心理活动。作为现象的外界实在具有多方面性,因而人的兴趣也具有多方面性,“心智中的多方面性只不过是现象的多方面性,就像心智中的统一性只不过是现象的相似性与综合一样”。

  兴趣的多方面性可分为两大类,即“认识”的兴趣和“同情”的兴趣。“认识”的兴趣是属于周围自然现实的认识,“是在观念中摹写在它面前的东两”,而“同情”的兴趣则属于认识社会生活的,“是把自身置于别人的情感之中”。以上这两大类兴趣又可具体分为六种兴趣。第一种是观察、认识自然界及周围环境个别现象的经验兴趣。第二种是探究自然知识规律,对事物进行思考的思辨兴趣。第三种是对现象的善恶美丑进行艺术评价的审美兴趣。第四种是与一定范围内的人接触的同情兴趣。第五种是与社会上较广泛的人进行接触以尽公民职责的社会兴趣。第六种是要对所信奉教派予以重视和亲近,虔信上帝,服从教会的宗教兴趣。

2.课程论。赫尔巴特认定,“只有教学才能满足平衡地培养广泛的多方面性的要求”,而作为教学。又“必须把认识与同情作为彼此不同、基本上独立的心理状态同时地加以发展”。反过来,兴趣又在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兴趣的多方面性”构成了儿童意识活动的内在动力。“兴趣的多方面性”为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和必要。由此,赫尔巴特提出了他的范围广泛的教学课程论。属于经验兴趣的学科是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地理;属于审美兴趣的学科是文学、唱歌、图画,属于同情兴趣的学科是外国语(古典语与现代语)和本国语,属于社会兴趣的是历史,政治、法律,属于宗教兴趣的学科则为宗教。

3.兴趣的四阶段与四段教学法。赫尔巴特还进一步对兴趣的心理特性和心理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人的兴趣是一个由“专心”和“审思”共同组成而又相互矛盾的心理活动。“专心”要求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一事物之中,排除其他事物的干扰,不以彼一害此一,“应当明晰地把握每一件事,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每一件事”。同时,“人格依赖于意识的统一,依赖于积聚,依赖于审思。各种专心是相互排斥的。正因为如此,它们也排斥那种必须借以使它们统一起来的审思”。因此,“专心”排斥“审思”,同时又需通过“审思”将种种“专心”统一起来。如何预先感觉到‘审思每一次是如何由这样那样的专心组成的”,“乃是教育技巧的核心”。“专心”与“审思”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兴趣的四个阶段,即注意、期望、要求、行动。赫尔巴特正是依据兴趣的四个阶段提出了其极为著名且又影响极为巨大而深远的“四段教学法”。

  (1)清楚。清楚指教师讲授新教材,将新观念分析出来深入研究,以便使学生清楚而又明确地感知新教材。事物能否被感知,首先取决于学生的过去经验,即旧观念或旧知识的性质及其与新观念或新知识的相关性。因此,要使学生清楚地感知新教材,教师就必须充分了解学生原有的观念,以便向学生提供恰当的新观念。新观念提供以后,教师还必须尽力引导学生寻找有关的旧观念去感知它。

  (2)联想。联想指通过师生谈话将新旧观念联系起来。这个阶段的教学,需要充分调动学生创造性的心灵活动,其中主要是记忆和想象两种活动。在正确组织教学的情况下,经过了清楚阶段之后,学生能够将以往的种种观念迅速地正确再现出来,并自然地引起某种联想。但是,也往往会碰到新观念与旧观念不相一致或与旧观念不相联系的情况,这时,教学便需要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通过其他有效方式,寻找某些较接近的新观念或旧观念,去代替或调和它们。在这一阶段,重视培养和利用良好的记忆力和想象力是十分重要的。

  (3)系统。系统指在教师指导下寻找结论和规则。这一阶段的教学主要是使初步联合起来的种种观念进一步与课程的整个内容和目的联合起来,使相关的新旧观念重新联合为集团,形成普遍性的概念。在这一阶段,想象和思维表现得特别活跃,并具有更严密的逻辑性。

  系统的联合不能只单独发生于某一个观念团、而要各个不同的观念团都要发生联合,某一观念团与其邻近的各观念团发生直接的联合。而与其它距离较远的观念团发生间接的联合,所以,在不同的观念团中,联合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

  (4)方法。方法指通过练习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新的场合。教学过程达到系统阶段,并不等于观念体系全部形成了,还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这便需要借助实际的练习,使已获得的系统知识付诸应用,使之变得更为牢固和熟练。

  所以,教学过程即是一个观念运动过程,通过清楚阶段使个别的观念明确清楚,通过联合阶段使许多个别的观念得以联合,通过系统阶段使已联合的许多观念得以系统化,通过方法阶段使巳系统化的观念进行某种运用,以便使之更为牢固和熟练。

(四)性格观与训言论

1.管理、教学和训育,构成了赫尔巴特教育体系的骨干。管理不是教育,但是,“紧紧而灵巧地抓住管理的缰绳”,则是教学和训育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保障。而训育即是道德教育,即是整个教育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教学和训育(教育)的关系上,“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正如反过来,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一样。”道德教育(训育)如果不通过教学,只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相反,如果教学不进行道德教育(训育),就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训育,是教育的最高或最终的目的。就其内容而言,训育即是培养学生形成道德性格的教育。

  (1)性格与意志、个性。什么是性格?“那种与众不同的特征通常称为个体的性格。”牲格与意志关系很大,“能用来刻划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主要表征,这就是意志,而且是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的意志”,意志是坚定的,而这种坚定性就是性格。观念(五道念)形成意志,意志陶冶性格。性格与个性具有一种既相依又斗争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应当尽可能避免侵犯个性”,另一方面,“性格几乎不可避免地通过对个性的斗争来表现自己。单纯而顽强的性格正是通过对来自个性深处的新的念头和欲望进行不断的斗争而形成的,不论是道德的性格还是罪恶的性格,概莫能外。所以,赫尔巴特提出:“使绝对明确、绝对纯洁的正义与善的观念成为意志的真正对象,以使性格内在的、真正的成分──个性的核心──按照这些观念来决定性格本身,放弃其他所有的意向,这就是德育的目标”。

  (2)性格之主观部分与客观部分。性格的客观部分即是指个人在自我观察时所发现的业已存在于自身的意志;而性格的主观部分则是自我观察吋所产生的新意志。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一致吋,加强性格;不一致时,损坏性格。不一致的情况必会导致二者的矛盾斗争,从而产生一强一弱的结局,并最终通过以强胜弱来将性格统一起来。赫尔巴特认定,对性格的客观部分的教育是困难的,因为当我们对儿童进行教诲时,其性格的客观部分往往会隐藏起来,而到时又会表现出来。教育的使命正是在于知难不避地对性格的客观部分进行教诲。只有在性格的客观部分得到了陶冶之后,才能为教育性格的主观部分打好基础。

2.道德性格

  (1)道德性格之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凡是有德行的人,其性格总是坚强的,而非懦弱的。但是,一方面,道德的性格表现为坚强的意志,另一方面,道德的性格又必须服从外来的要求,而这又有可能成为懦弱的表现。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即是道德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赫尔巴特认为,这一矛盾的解决过程,即是人的性格走向“内心自由”的过程。道德性格的形成必须借助于对外来要求的服从来实现,但是,这种服从决不能是消极的,决不能是迁就,坚强的性格必须对外来的要求进行审查,选择和评估,从而作出自我判断,将消极的外来的要求转化提升为积极的自我道德律令,“只要一个人决定服从判断,那么这种否定的判断就会转化为真正的性格升华和自我牺牲。于是,他把那本身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判断的东西作为一个绝对的命令予以接受”。所以,经过了内心的价值转换,消极的“服从”便转变为积极之物了。真正的道德性格正是通过克服性格中的主观部分和客观部分的不一致来求得道德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统一,从而达到“内心自由”的境界。

  (2)道德性格的影响因素。首先,“行动是性格的原则”,内部经验是道德性格的本原。意志决定性格,意志行动构成道德性格的基础。人的行动是外部活动,而人的意志是内部活动,内部活动总是先于外部活动,外部活动不过是内部活动的复本。因此,内部经验的性质和能力决定着道德性格的倾向。其次,思想范围影响人的性格。人有怎样的思想范围就有怎样的性格,“思想范围的限制虽然不是性格的限制,却是为性格造成了限制”,所以,只有使学生形成广阔的思想范围,方能运用教育的全部力量。再次,素质影响人的性格。人的心理素质是有所不同的,其根本的不同在于“各人的心灵状况是否较容易或较难改变方面。”有的人易受感动,其心理往往因境而迁,有的人则不易感动,其心理往往坚定执著,前者永远形成不了稳重的性格,而后者则具有极出色的素质,因而是最值得教育的人。最后,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动荡流离的生活方式会对道德性格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严格规律的生活才有益于孩子,“父母们通过其对家事的全部安排来建立日常生活的严格规律,可以给他们的孩子带来明显的好处。”但是,也应该注意不要将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安排得过于单调,过于严格,不然,“那些仅仅被动地作为驯服的儿童而成长起来的人,当脱离监督时,他们就没有性格了”。

3.训育——道德性格的培养途径。

  (1)训育的意义。训育对于性格的培养具有双重意义:间接的和直接的。其间接的意义在于“帮助教学,使教学成为可能并去一个业已独立的人今后性格的形成”,其直接的意义在于“通过行动或非行动直接就使学生产生或不产生初步的性格。”其中,间接的意义更为重要,它是“训育赖以为教学开辟道路的一步,教学将得以渗透到儿童的思想、兴趣与欲望中去”,这就是说,不仅教学要有教育性,而且训育也应有助于教学。

  (2)训育的措施。赫尔巴特认为,必须将训育的措施与管理的措施严格区分开来。管理旨在压制儿童劣性,维持教学和教育秩序,因而可以采取外在的强制性措施。而训育则是一种影响心灵的行为,因此,决不可以采取完全强制的方式。

  训育不是强制而是陶冶。训育“不是短促而尖锐的,而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的和渐渐停止的。因为训育要使人感觉到是一种陶冶”。训育的内容应像涓涓细流那样,浸润儿童的心田,在这里,来不得半点强制。但是,“儿童不听简单的训话时”,那么,即使那种给儿童的心灵造成一定创伤的“不愉快的艺术”也是不可忽视的。当然,“教育者必须自始至终用温和的感情来控制它,同时使人原谅它,使它得到宽容,而且只是为了克服学生的傲慢顽固时才应用它”。

(五)《普通教育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1.《普通教育学》的历史地位。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是教育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是近代教育理论走向科学的开山祖和奠基石。

  (1)赫尔巴特将五道念作为其教育论的理论基础。这种试图将教育目的论建立在伦理学基础之上的努力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贡献,从而使其教育目的论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的理性之物。五道念深刻反映了当时德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其内容是必须予以抛弃和批判的,但是赫尔巴特强调五道念中的自律特性,并将自律原则体现于其教育目的之中,这无疑又含有合理的内核。教育的“纯粹可能的目的”或“意向目的”的提出,反映了赫尔巴特从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黎明曙光中窥视到了未来的社会对人才规格的要求,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进步要求。赫尔巴特试图将人的个性与社会性统一起来,将现实社会的要求与未来社会的召唤统一起来,从而培养既能立足现实,又能面向未来的人才,赫尔巴特试图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尖锐对立中寻找平衡和支点,并将这一思想体现和贯彻于其教育目的论之中。显而易见,用心良苦的赫尔巴特最终只能是一位悲剧式的英雄。

  (2)赫尔巴特将其管理论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神学的幽灵还在赫尔巴特的身上游弋,其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即使在赫尔巴特的最专制的管理论之中,我们还是可以依稀看到一些民主的东西:“人们只能理智地把这种服从同儿童本人的意志结合起来,并只能把这种服从作为一种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真正的教育的结果来期待得到”,“一个外行的教育家如果擅自行使支配权,而这种权力既不是从父母那儿得来的,又不是被学生承认的,那么他将完全自毁于此。”赫尔巴特甚至大声疾呼:“不应长时间地与孩子过不去!不要故意摆威风!不要神秘的缄默!而尤其不要虚伪的友好!无论各种感情活动会发生多少变化,都必须保持坦率诚恳”。这就是矛盾的赫尔巴特。

  (3)《普通教育学》的不朽生命在于它的教学论。赫尔巴特从其观念、兴趣、统觉等心理学思想中寻找其教学论的理论依据,试图将其教学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这是赫尔巴特的一个极为重大的理论贡献。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夸美纽斯、卢梭、洛克,他们往往以苍白无力的自然类比法来推导和建立其各自的教学论,只有赫尔巴特才第一次使裴斯泰洛齐的“我要使教育心理学化”的伟大目标由空想走向科学。

  赫尔巴特第二个重大的理论贡献是,他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教育性教学”的概念,从而正确地阐明了教学的定义,论述了教学与教育的关系。虽然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中对这一概念的阐述语焉不详,但在其《教育学讲授纲要》等著作中作了较为细致的阐发。

  赫尔巴特的第三个重大的理论贡献是“四段教学法”的提出。“四段教学法”对于教学的四个阶段划分得很清楚,且比较细致地考虑到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注意到不同教学阶段学生的不同兴趣,特別考虑到不同的教学阶段所应采取的不同教学方法。这对于知识的系统授受和教学过程的规范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四段教学法”之所以会对后世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其理论根据也正在于此。当然,赫尔巴特将“四段教学法”形式化、机械化的思想也是不足取的,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4)在训育论中,赫尔巴特试图将道德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统一起来,从而使人归于“内心自由”。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赫尔巴特试图将人之个性与社会性协调统一起来的努力。赫尔巴特重视有规律的生活在儿童的道德性格养成中的作用,将道德性格的养成生活化,重视教育者在形成儿童道德性格中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主张陶冶,反对强制,所有这些,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但是,赫尔巴特将一切社会问题甚至包括一切尖锐的社会问题都归之于温和的道德观念的责任,从而陷入了“道德万能论”的泥潭。这充分反映了赫尔巴特的思想保守性。当然,在一个专制的国度里,那些敏感的精灵们所被赐予的权利,顶多只能是一种对思想自由的追求,甚至只能是一种对论证现实制度的合理性的思想自由的追求。对于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中所体现的保守乃至反动的思想,我们当然不能苛求!

2.《普通教育学》对后世的影响。赫尔巴特在世时,他的包括《普通教育学》在内的教育著作并未得以广泛传播,《普通教育学》作为一部划时代的教育巨著,也未获得它应有的声誉。在与其同时的费希特、黑格尔等人如日中天,倍受青睐的境遇下。赫尔巴特及其教育名著《普通教育学》的默默无闻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寂寞并没有持续多时。二十多年后,在其弟子齐勒尔和斯托伊等人的宣传和鼓吹下,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很快异军突起,闻名天下,其思想狂飙遍及整个德国大地。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巴特学派也开始形成,并出现了一个影响全国的赫尔巴特学派运动。与其相应地,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也得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发展,是齐勒尔将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法”发展为“五段教育法”。

  促使赫尔巴特超越德国走向世界的首功,当归齐勒尔的学生莱因。莱因通过在耶拿大学的教育学讲座主办的教育研究班和创办的许多宣传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书刊,很快使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风靡世界。莱因通过研究班培养的学生遍及了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南非、智利、墨西哥、希腊、俄罗斯、芬兰、瑞典、罗马尼亚以及奥匈等国。这些学员成了赫尔巴特学派的积极推广者和传播者。

  在之后的数十年里,赫尔巴特主义的教育思潮一直锐风不减,且逐渐浸入到各国的学校教育实践之中。在美国,直到本世纪20年代以后,赫尔巴特主义才逐渐被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所代替。但是此后的几十年,这两派的斗争一直彼此消长地存在着。30年代曾有过新赫尔巴特主义的兴起,到了50年代,伴随着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弊端百出,赫尔巴特主义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对其间的教科书和课堂计划产生了影响。

  在我国,赫尔巴特主义的传入可追溯到本世纪初。1901年创刊的《教育世界》使得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潮第一次由日本传入中国大地。在清末教育需要巨人、呼唤巨人而又缺乏巨人的情况下,赫尔巴特无疑成了巨人的第一人选。于是从清末开始,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对中国近代的学校教育实践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杜威(J·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和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实用主义哲学和进步主义教育哲学的最主要的创始人。生于佛蒙特州柏灵顿市附近农村零售商家庭里。幼年和少年时代,他是一个偏僻乡村里的平凡而羞怯的孩子。他两岁时爆发了南北战争,其父应征入伍,参加了林肯总统的志愿兵。因家庭没有定居一处,他快满8岁耐才上小学。他度过青年时代的新开发中部地区,自从南北战争结束后,开始修建铁路和工厂,建设城市。年青的杜威在那里目睹了开拓者的积极生活,这对他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1859年出版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进化论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1875年—1889年,就学于本州大学。1879—1881年,在南方石油城一所中学里当拉丁语、代数、自然科学教师。1881年—1882年,在本州一所乡村学校执教,这时期跟着佛蒙特大学教授托莱研究哲学史。1882年,在哈利斯主编的《思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假说》。1882年,入霍金斯大学攻读学位。1884年,以《康德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1884—1888年,任密执安大学哲学讲师和助理教授。1888—1889年,担任明尼苏达大学哲学教授。1889—1894年,被聘到密执安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研究新黑格尔主义和实验生活心理学。1894—1904年,到芝加哥大学任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这期间他抛弃了黑格尔主义,转而接受工具主义。1896年—1903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实验学校,起初办小学,后来一直办到大学预科,他的进步教育就在这里实地试验。1899—1900年,任美国心理学研究会会长。1904年,哥伦比亚大学聘他为哲学教授,直至1930年退休。1905—1906年,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1915年,任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名誉会长。1938年,被选为美国哲学协会终身名誉主席。杜威在一生中,曾到日本、苏联、中国、墨西哥、土耳其等很多国家进行讲学和访问,并留下很多著作。据统计,共有专著44种,论文815篇,传播于几十个国家。其中有关教育学的主要著作有:《我的教育信条》(1897年)、《学校与社会》(1899年)、《儿童与课程》(1902年)、《逻辑理论研究》(1903年)、《教育上的道德原理》(1909年)、《教育上的兴趣和努力》(1913年)、《明日之学校》(与他女儿合著)(1915年)、《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1928年)、《教育科学的资源》(1929年)、《我们怎样思维》(修订本,1933年)、《经验与教育》(1938年)、《人的问题》(1946年)。

杜威教育思想兼有儿童中心和社会改造思想,这与其经验主义、民主主义哲学思想是相适应的。杜威教育思想作为当时进步教育运动(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一产物和对传统教育思想的一种批判,对当时美国新教育体制的产生与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民主主义和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1916)副标题是《教育哲学概论》,门罗(P.Monroe)编教育学教科书系列书之一,麦克米兰社出版,后由FPPE出版,有20多种译文。中译本《民本主义与教育》,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邹恩润译述,陶行知校订,1947年和1949年再版,全书共424页。1990年10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纽约麦克米兰社1937年版翻译出版,译者王承绪,共399页,30余万字。杜威的代表著《民主主义和教育》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他在芝加哥实验学校实验以及当时教育改革理论研讨中基本形成的教育思想。该书被誉为教育的经典著作,进步教育理论的总纲。下边根据1990年中译本,全书的结构、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序。1915年,杜威写于哥伦比亚大学。简要地指出本书讨论所包括的范围:指出建设教育的目的与方法,探索和阐明民主主义社会所包括的思想和把这些思想应用于教育事业许多问题的努力。本书的指导思想是把民主主义与科学上的实验方法、生物学上的进化观念和工业的改造相互联系起来,并一一指出这些在教育中引起的变化。

除了序以外的26章的题目是:(1)“教育是生活的需要”;(2)“教育是社会的职能”;(3)“教育即指导”;(4)“教育即生长”;(5)“预备、展开和形式训练”;(6)“保守的教育和进步的教育”;(7)教育中的民主概念;(8)“教育的目的”;(9)“自然发展和社会效率作为教育目的”;(10)“兴趣和训练”;(11)“经验与思维”;(12)“教育中的思维”;(13)“方法的性质”;(14)“教材的性质”;(15)“课程中的游戏与工作”;(16)“地理和历史的重要性”;(17)“课程中的科学”;(18)“教育的价值”;(19)“劳动与闲暇”;(20)“知识科目和实用科目”;(21)“自然科目与社会科目: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22)“个人和世界”;(23)“教育与职业”;(24)“教育哲学”,(25)“认识论”;(26)“道德论”。

下面介绍本书所阐述的主要教育思想与观点。

1.教育是生活的需要:生活即教育。(1)生物与非生物不同,只有通过更新才能维持自己。社会生活也和生物一样,是个在适应与改造环境中更新的过程。自我更新而维持生命的原理,不仅可用于生理意义上,而且可用于经验上。这是说,社会生活是社会经验的更新过程。(2)所有人之间的沟通和不同世代之间的传递是经验更新的必要条件。(3)所以经验的传递与沟通是社会生活的必需。如果说“教育在广义上是沟通和传递过程。是社会生活之必需。”

“一切沟通都有教育性”,而且“社会的生活与沟通完全相同”,因此“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也都有教育性”(这是说,我们要避免偏重学校教育的观念,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教育,一种是与他人共同生活中获得的教育;一种是我们为青年准备的教育。从此得出的结论是:教会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教育。

2.教育是社会的职能,学校是特殊环境。教育本质上是社会的职能,并不是学校固有的职能,对此杜威做了如下几点说明。(1)一个人的活动与别人的活动有关系的时候,他就有了社会的环境,他们所做的事和能做的事,都要看别人的期望、要求与责备为转移。与别人有关系的人,若不顾别人的活动,就不能做他自己的活动,因为别人的活动是实现他的各种趋势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就因为如此,“社会的环境能通过个体的种种活动,塑造个人行为的智力的和感情的倾向”。(2)但社会的一切信仰、感情与知识能不能直接传给青年一代?教育离不开环境,只能利用环境的作用间接地进行教育,即第一步造成的一种特殊环境(特殊媒介),来引起某种反映,第二步使他们变成集体活动的参与者。所有意义、价值都不能不在共用的经验、共同参与的活动中形成。(3)“学校之特殊环境”。由于社会的发展与复杂性,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环境──学校。学校有三个格外重要的功能:第一,供给一种弄成“简易的基本的社会”的环境;第二,把社会环境加以理想化,排除掉无价值的因素,以使它成为“改良行为的媒介”;第三,创造一个更全面、更好、更平衡(人人都有机会)的环境,以便青年不受其狭隘环境的限制。现在教育上的许多失败根源在于忽视了视学校为社会生活一种形式的基本原则。

3.教育即生长(成长)。上面已讲到“教育是生活所必需”,“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即是生活”。那么从上述两个命题可推导出:“教育即生长”。这个意思用教育上的话来说,(1)“因为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教育即是不断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不能把生长看做是朝着一个固定目标进行的运动,而应把生长本身看作是目标。(2)“教育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改组、不断改造和不断转化的过程”。教育的价值在于它能否创造继续不断的生长欲望,能否供给方法。(3)生长的能力,一有赖于自己的可塑性,二依靠别人的帮助。

由此可知,教育的历程即是继续不断的生长的历程,在一个人一生的每个时代里面都是以增加生长能力为目标;教育的结果,就是使人获得更多的教育能力。这种观念与如下三种传统观念相反。(1)准备说:即把教育看作对某种将来责任或权力的准备。这种观念不能使师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利用当前的需要与可能的事情。由此发生四种恶果:使儿童丧失现有的动力;不能使环境发生教育效力;忽略学生个人的特别能力的标准;使人不得不依赖外铄的动机。准备观的错误不在于把将来的需要看得太重,而在于视准备为现在努力的总源泉。准备当然是极为重要的,所以要用全部精力尽力去丰富经验。(2)展开(开发)说,即把教育看作由内向外的开发。表面上看,这与生长观接近,但开发与准备一样,都使人忽略现在“有机体的趋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按福禄倍尔等人的观点看人有某种含蓄不宣的、潜在的“整体”、“绝对”,所谓生长只不过是渐渐地把它显露出来,生长不过是过渡阶段。(3)“官能的训练”(形式陶冶)说,即认为教育就是反复训练知觉、记忆、志愿、判断、概括、注意等能使人成功的能力。洛克等人的理论把教材视为表面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教材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训练普遍的能力罢了。其错误在于:第一,人没有有待开发的现成的能力;第二,人的活动不可用和操练肌肉一样的方法来训练;第三,每种训练的结果都有其特殊性,某种训练方法不能普遍利用;第四,人的活动能力与所用材料牵强划分开是属二元论;第五,观察、反思、判断、美感等都是有组织的,人之某种天赋倾向是运用某种材料所得的,能力随着所用材料而转移。这种理论使人们偏重于训练范围狭隘的特别技能,忽视青年的创造能力、发明能力、重新适应能力的培养。

4.教育即改造。教育是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组或改造,教育无时没有一种当前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直接改造经验的特性。这种观点与他的生命观(“更新”)和生长观(教育即生长)一脉相承。杜威对教育下了一个专门定义“教育即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教育,第一能够增加经验的意义,使受教育者认识他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能够提高指挥后来经验的能力,使学生能够预料将要发生的事,并能预先做准备,以便将来获得有益的结果和避免无益的结果。有教育功能的经验,不同于“呆板的活动”(不能自主的机械动作)和“无恒的活动”(毫无目的,不顾将来结果的活动),“教育即继续改造”的根本特点是:“把目的(即结果)与过程视为一件事”。这是说,活动的经验是占时间的,它的后一步就是完成它的前一步,后面的结果就表现出前面的目的,这种完整经验使人掌握良好的行动模式(“习惯”)。“一切教育存在于这种经验之中”。杜威还强调,经验的改造不但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教育不单能发展儿童与青年,并能发展将来的社会。

教育即改造的观念既不同于上述的把教育视为遥远将来的“准备说”和把教育视为有一个终极目标的“开发说”;也不同于把教育看作由外面提供材料并培养智能的要素主义教育观,以及把教育视为以往的重演的永恒主义教育观。只有“教育即改造”(或“社会改造”)之教育才是进步的,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教育是保守的。

5.民主主义是一种联合生活的形式。教育是“社会生活”、“社会的职能”,但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里,教育方法、内容、精神彼此不尽相同。但是可以提出两个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生活的价值:“一个团体的利益,使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到什么程度;这团体与其它各团体的相互影响,能否圆满,能否自由”。如照此两点进行衡量,专制国家是不好的团体,因为那里很少有公共利益,社会分子之间没有自由的相互影响,有一些人成为主人、特权阶级。其他一些人成为奴隶、“屈从于他人的阶级”。此外,有些党派、秘密机关以及团体,如只追求一群人的利益,把其它群体排外,就是反社会的。古代野蛮民族把外人视如仇敌。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与别人接触就使自己风俗解体。上面做为标准提出的两个价值充分地体现在民主社会。在民主社会,全体成员能以同等条件共享社会利益,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联络与相互影响,社会各种制度得到重新调整。“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民主主义是一种联合生活的形式,在这种生活里面,各人的经验互相传达,不是片面的。”总之,民主主义的特性在于使共同参与的事业面积增广,个人的种种能力更能得到自由发展。在这种社会里,一方面人人有相等的求得知识的机会,发展个人的创作能力与适应环境能力,另一方面使每个人都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裁发生兴趣,都能促进社会的变化。

6.教育本身没有目的。(1)在民主社会里,教育的目的即是使人能继续不断地生长,也是不断地改造社会的习惯与制度。杜威主张,不要到教育过程以外去寻找一个教育目的,使教育服从这个目的。由外强加的目的,是社会关系不平等所致。由外施加的目的是固定和呆板的,不能直接与现在活动发生联系,是遥远不切实际的,无助于选择某种手段。不但不能暗示更自由的、更协调的活动反而阻碍活动的开展。在教育方面,这种目的与教育即准备的观点有关,它使教师、学生工作性质变成机械的奴隶的性质。在活动里面产生的目的,作为一种指挥活动的计划,即是目的又是手段。如把目的视为活动以外的东西,把目的与手段牵强划分开,那么活动就失去意义,变成“苦工”。

(2)“教育本身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有人,即家长和教师等才有目的”。一个目的所指的是任何自然过程所发生的结果,这个过程是被意识到的,并成为决定当前观察和选择行动方式的一个因素。即说,目的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先见之明”,“预见的结果”;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个性化的,即因儿童个性差异而异,因儿童的生长与教育经验发展而异。“先见之明”(目的)存在三个功能,能使我们寻找达到目的的方法,知道先后缓急的秩序,决定最适当的方针。良好的目的可用如下三个标准来衡量:第一,所定目的需由现有的情况里面蕴酿出来;第二,能够依照目的在实行以前规划出试行大纲;第三,目的必须使活动自由。进而又谈到,良好的教育目的应具有的几个特征:第一,教育目的必须根据于个人的固有活动与需要;第二,必须“翻译”成可实施的办法,有助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合作;第三,必须防备普遍的、终极的目的。

(3)普遍的目的,不过是展望的、观察个别问题的着眼点,是人们靠他观察现有的环境,度量将来可能的结果。我们可以有任何数目的目的,“这些目的都能彼此融洽不至互相冲突”。实际上这些目的都是在不同时期提出来的。在不同领域里都有不同价值,其中主要的有:自然发展、社会效率、文化修养。如以自然发展为目的,使人注重儿童身体器官与健康的需要,重视儿童身体的活动,重视儿童的个性。如以社会效率作为目的,使人注重人人都要有的相当的工业才能和良好的公民资格。

7.方法从来不是材料以外的东西。(1)杜威不赞成“教材与方法的二元论,“反对忽视经验的”具体情境。“教法与方法并无区别”。“方法从来不是材料以外的东西”。“方法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运用其材料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我们讲方法,是为了控制经验的向前发展,为了在思想上、方法上与材料划界线。(2)方法有两种:一是长期积累的、相当稳定的方法,并为过去经验和理智分析所认可的,这种方法对学习“提供启发而间接地发挥作用”;一是个人的方法,是发挥个人主动性、创造性的方法,是个人做事的方法,是“直接的指南”、“最有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不对立,一般方法可强化个人方法。(3)个人的方法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没有一个目录表可以把它们完全罗列出来。但可以推出几种良好的态度,这些是在有效地、理智地处理材料的各种方法中处于核心地位,那就是:“直接性”、“虚心”,“专心“和“责任心”(直接了当的态度,灵活的理智兴趣,目的的完整性,承担活动后果的责任)。

8.选择教材必须以改进我们共同生活为目的。(1)教材先由供给学生现代社会生活内容的种种价值所构成,它“把需要传递的当前社会生活的意义转化为具体的和详细的术语”。(2)一个课程计划必须考虑课程能否适应现在社会生活的需要,选材时必须以改进我们的共同生活为目的,保证将来比过去更美好。此外,还必须把社会最基本的事物放在第一位。(“教育首先必须是人类的,只是随后才是专业的”)民主社会尤其要依靠用广泛的人类的标准来编制学校课程,课程里所研究的是有关共同生活的问题,所观察和传授的都能发展学生的社会见识和社会兴趣。

9.兴趣是有目的行动的动力,兴趣和训练是相联系的。(1)兴趣(爱好、关心、动机等)表示个人的选择态度,个人对某对象所持的态度——对所遇见事物的态度。但个人的态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对某种情境里正在发生的某事的反映,而且是其情境中的一因素。有了兴趣就能专心致志、聚精会神、自忘其身于某种对象里面。兴趣是有目的行动的动力,看兴趣可以估量其推进某种工作的积极性。(2)兴趣在英文字里指“居间的事物”——即把两个有距离的东西联络起来的事物。兴趣与生长是一种过程,兴趣有开始的阶段和完成的阶段,中间阶段需要意志、努力。

(3)兴趣与训练是彼此相连的,不是彼此对立的。无论是理智方面的训练还是靠意志实行的训练都不能缺少兴趣,两者其实是一件事。儿童对功课的反映,既取决于材料所引起的兴趣,又取决于各人的天性及正确经验。所以对教育来说,两者都是重要的,要克服视兴趣为独立存在,视训练材料为自身完善的错误观点。

10.从经验中学习(“做中学”)。(1)“经验包含主动和被动两个要素”,即“尝试的行为”、试验、实验的要素和承受结果的要素。我们对于事物有所做为,事物回转来对于我们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单纯的行动或单纯承受结果都不是经验,对学习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从经验中学习”这句话是说:要把所做的事与所发生的影响(苦与乐)联系起来,那么就能发现事物的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教师应把学生的“身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结合起来,在功课上把用心和用感官,在知识学习上把“思维”和“直接用实物的作业”结合起来。

(2)所谓反思思维是指:辩别“所尝试的事”与“由此发生的结果”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不加以思考。就不可能获得有意义的经验。心理学家们提出的“尝试与错误学习法,没有详细反映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失掉了其中关键因素。杜威所讲的经验与“乱碰”的经验不同,因特称之为“反思的经验”。经验过程中包含思维过程,所谈思维过程就是有意努力去发现“我们做的事”与“由此所造成的结果”中间的特殊关系。思维使经验获得智慧的要素,兼有动作和目标。“反思的经验”有五个步骤,简单地表述为:疑难、问题、假说、推论、验证(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中指出的五个步骤)。可知,反思活动的全过程为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过程。杜威进而提出:“教学法的要素和反思的要素是相同的。”

11.打破两类科目的牵强划分。自然科目与人文科目牵强划分是二元论,目前教育仍把科学视为是讲物质的专门知识,把文学视为属于人本的性质,这是不对的。要认识到“自然科学的材料在人事方面也占有他的地位”,“利用自然科学可满足社会的需要,解决很多的社会科学的问题,教育应使两类科目互相增加彼此的效果。”他说,“如要社会要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我们必须克服教育上这两类科目分离现象”。

12.个人必须有他自己的目的和问题。教育所重视的个性有两个含义:第一,一个人必须有他的目的和问题,并能自行思考,“思维和事物的消化一样是一件个人的事情”。第二,个人的见解,个人所喜欢学习的对象,个人应付问题的方法等都不同。如学校用一个模式要求学生。那么其必然结果是:精神错乱,故意矫作,创造力渐渐丧失,信心消退,盲从习惯滋长。科学上的发现,乃始于容许和鼓励个人利用自己对付材料的特异方法,所谓有创造精神的态度,就是一个人不受外部强迫的反应。凡是一个进步社会都视个人的变异如珍宝,因为社会进步依靠个人的变异。所以杜威主张:民主社会如要与它的理想相符,必须在他的教育规划里容许个人的自由,使特异的天才与兴趣各得发展。

13.早期职业准备是间接的。(1)“一种职业只不过是人生活动所遵循的方向”,职业活动要使个人感到有意义,同时他的朋友感到有好处。职业就是指任何形式的继续不断的活动,职业是唯一能使个人特异才能与他的社会服务得到平衡的事情。职业不仅包括专业性和事物性,也包括一切艺术能力、科学能力、公民品德等。这是因为,首先任何人都必须有各种职务、角色,其次每个职业都不能脱离其它各种爱好和技能。(2)唯一适当的职业训练是“作业”。一切早期的职业准备应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这是说要通过学生根据目前需要和兴趣选择去主动作业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师和学生真正发现学生的个人能力倾向,避免做出过早的、武断的生活选择。所以要通过作业进行职业教育,是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人类优秀的职业就是生活——就是智力和道德的生长。(3)从前教育虽然名称上不叫职业教育,实际上具有职业的性质。目前,有意识地强调、审慎地实施职业教育是有其各方面的理由的(略)。目前教育的关键在于:“逐步改造学校和教材与方法,利用代表社会职业的各种形式的作业,并阐明其理智的和途径的内容。但教育不应成为永续现有工业秩序的工具,而要成为改革的手段”。

上述一系列教育观点,似乎有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杜威的哲学观、社会观、方法论。下边从几个方面,分析上述一系列教育观点的特点及优缺点。

(1)杜威根据自己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实验主义哲学观,在宗教与社会、教育与生长,教育与经验、教育与生活、经验与科学、思维与经验、目的与手段,教材与方法、文化教育与职业教育、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个人与世界、兴趣与训练等问题上,反对牵强划分,主张统一和结合。这对克服各种传统观的片面性,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地强调对事物之间的统一性和没有明确其区别性,在不同的问题上,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忽左忽右的倾向。

(2)杜威站在民主主义社会观上,极力推崇美国的民主传统和民主社会,并一贯主张用民主主义来改造教育。这在当时克服粗野的个人主义、极权主义方向,无疑是产生了进步作用,但同时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其表现在:他基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把美国民主社会加以理想化,否定阶级、阶级斗争以及暴力革命,否认美国社会存在的阶级、民族不平等,空喊共同利益、共同福利、机会平等、民主参与等。

(3)杜威根据美国工业革命以及科技、文化、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致力于改造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事业。杜威在克服自然主义、复古主义、教师中心,克服教育脱离儿童和社会的弊端等方面做的贡献是被公认的,但没能正确对待和继承传统教育当中的宝贵遗产——强调科学知识的传统(尤其是在高级阶层教育中)智力训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集体的重大教育作用等。

(4)本书是杜威20年来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验求证的产物,是广度与深度、抽象与具体、理论性与实用性较完满的结合。但仍多有不精确、可疑,有待研讨的观点。

20世纪前半叶进步教育运动的历史,大体上说明了杜威教育思想的进步性与消极性(以及反动性)。19世纪以来,美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但农村与城市、老居民与新移民,新教与天主教、无产者与资产者、帝国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立仍构成了社会危机。杜威设想通过宣扬美国传统观念民主主义以及改造教育(第一工具),来克服此危机,建立美国及国际社会的“新秩序”。杜威顺应当时新教育潮流,提倡以解放儿童和改造社会为总目标改造旧教育和建立新教育。19世纪以来兴起的轰轰烈烈的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以杜威教育理论为旗帜,这说明杜威教育思想切合时势之需。但进步教育运动自始至终遇到来自永恒主义和要素主义等学派的挑战,他们指责进步教育不重视基础学科与知识传授,忽视智力训练等。由于忽视制定教育目的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也受到进步主义运动内部的挑战,如布拉梅尔德认为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和文化努力的支配,因而要重新制定教育目的,后来布拉梅尔德打出了“改造主义”的旗帜。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地上天之后,进步主义遭到了更广泛更严厉的批判,甚至把美国科技、国防的落后归罪于进步教育运动,随之掀起了课程改革的高潮。到了60年代,在美国又出现重新评价杜威的势头,杜威又被重新肯定。长期以来。杜威教育理论不论在美国或在国际上都享有权威。至今,《民主主义与教育》和《理想国》、《爱弥尔》一起享有教育瑰宝之荣誉,誉为了解美国及国际新教育运动的实践及理论的一把钥匙。

1919年5月10日至1921年7月10日,杜威到中国进行了访问和讲学,曾在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北京、上海13个省市进行演讲,宣传自己实用主义哲学与教育思想。1919年出版了上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新学社编《杜威在华讲演集》,1920年出版了北京晨报社丛书第三种《杜威在华讲演》。1922年制订的“新学制”明令实施儿童中心教育。陶行知等不少我国教育家都受到杜威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解放前,杜威是外国人当中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最广、最深的人。解放后,他的教育思想和实用主义哲学一样,被当作帝国主义反动理论受到批判。自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后,国内有些人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批判。杜威主要把教育看作是改造社会、推进社会进步的“第一工具”,同时看作是儿童生长与发展的特殊环境,因此一方面强调了教育的社会性、社会职能(“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社会生活”等),另一方面强调了教育与经验的相结合(“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在经验中学”等)。除此之外,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胆识,理论求索和实验求征相结合的方法论,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等,也都是值得我们深刻理解和批判地学习的。

 

马卡连柯《教育诗》

 

马卡连柯(1888—1939),前苏联教育家。生于乌克兰的别洛波里城。1905年中学师资训练班毕业后开始从事教育活动。1917年以优质奖章获得者的资格毕业于波尔塔瓦师范专科学校。1920—1935年先后创办并领导了高尔基工学团、捷尔任斯基公社两个儿童教养院,创造了在集体中把教育同现代工业生产相结合的教育形式,挽救了3000多名误入歧途的青少年。1934年加入前苏联作家协会,1935年起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公社管理局副局长,之后,他主要从事教育的经验总结,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1939年以其在教育工作和文学活动方面的卓越成就被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劳动红旗勋章”。同年4月1日病故。其著述都收录于《马卡连柯全集》,共7卷,由1950年成立的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马卡连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1988年,前苏联又出版了8卷本《马卡连柯全集》。

  《教育诗》(1933—1935年)叙述了教养院的流浪儿童,从不遵守纪律的一群乌合之众,在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指导下,逐渐转变为团结战斗的集体,成为苏维埃新人的故事。此书1925年开始写作,1935年全部脱稿,全书共分三部61章。筇一部于1933年首次刊登在莫斯科《苏维埃文学》第3号上,1934年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第二部和第三部于1935年发表,而后又合订或单行再版多次。仅至1953年为止,已在前苏联印了41版,印数达1225000册,以后,又多次再版并被译成法、英、德、波兰、捷克、西班牙、中文等多种文字在众多国家和地区发行出版。1956年,前苏联基辅艺术电影制片厂把《教育诗》拍摄成同名彩色故事片搬上银幕。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于i957年译制在中国发行放映。可以说,《教育诗》是一部不朽的杰作,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最宝贵的教育学遗产,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卡连柯撰写《教育诗》之时,正值他担任高尔基儿童劳动教养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工作。他根据自己和流浪儿童实际接触的切身体会,分析研究了各类犯罪儿童不同的心理情绪和生命烙印,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和艰苦复杂的创作过程,以诗一般的激情创作而成,是一部优美而动人的教育工作记录。它由回忆录、随笔、特写、日记、政论、中篇小说等多种不同的文学体裁所组成。作者以明快幽默的语言,创造了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教育诗》生动地体现了马卡连柯的新型的教育观点,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创造性的教育工程。他突破了传统的教育理论的框架,给前苏联教育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高尔基对马卡连柯的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28年,高尔基访问了儿童教养院之后,在《苏联巡礼》一文中写道:“这几百个受了生活那样残酷的、侮辱性的蹂躏的孩子,是谁能这样改造他们,使他们变得不可认识了呢?教养院的组织者和院长安·谢·马卡连柯”。

(一)《教育诗》各部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描写的是教养院的初建过程。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也为了孩子们,决心把大批犯罪的流浪儿童收留下来,进行改造教育和培养。1920年9月,办起了“高尔基儿童劳动教养院”。学院的条件十分艰苦困难,没有人员,没有校舍,没有资金、没有设备,吃穿成了问题,学童们染上了盗窃、流氓、抢劫、赌博等恶习。到处是愚昧无知的人,周围又多土匪。但马卡连柯确信,孩子们是可以教养好的,尽管他手里并没有现成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他说“理论应该从我眼前发生的全部现实事件里去归纳出来”。

  马卡连柯根据自己在十月革命前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分析研究了流浪儿童堕落的根源,确认少年儿童犯罪是由于沙皇俄国的社会条件造成的。另外,他摒弃了旧的儿童学者以惩罚为主的教育理论,采取循循善诱的办法教育儿童。工作中马卡连柯虽然也有过走投无路的时刻和绝望的念头,但他没有放弃事业,始终不渝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正如他写的“无以复加的穷苦、虱子、冻伤了的脚,都不能妨碍我们幻想美好的未来”。书中也描写了马卡连柯摸索着建立并锻炼学生集体的经过,注意在集体中培养民主的风气,以及为教养院争得了建立共青团的权利。

  第二部写的是高尔基儿童劳动教养院健康成长的过程。到教养院建立的后期,教养院扩大到特烈普凯田庄,开垦了60多亩土地,种上了冬小麦、春小麦、马铃薯、甜菜……摆脱了饥饿处境。而且,租到磨坊、买到马匹、建立养猪场,出乎意料地使人感到教养院竟一天天显著地富有起来,具有殷实的,有条不紊的先进企业的气派。“教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变得有文化……没有一个学童再会怀疑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教养院从初期的简单上课,讲故事,进而成立剧团,建立剧院,提高了孩子们使用语言和表演的能力,也提高了其文化素质。同时,教养院里萌发了文明建设的幼芽:修整院落,购买新家具,建立花园,学童们自觉地纠正起村民们的秽言秽语来。当然,这一切的变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凝聚着马卡连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第三部写的是教养院迁往库里亚日及其改造的过程。搬到库里亚日不久,教养院很快征服了它,建立起了更庞大、更坚强的集体,在新学校建立了马房、猪圈、金属加工坊……孩子们成长很快。这些都与教养院有个好的集体息息相关,正如马卡连柯所指出的“风格和格调永远遭到‘理论'的白眼,然而这都是集体教育中一个最主要的部分”,“许多儿童机关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形成一种风格、没有形成习惯和传统”。教养院的成功,引起大学生、工人、新闻界和国外的注意,高尔基也曾亲自到教养院来参观。

  马卡连柯认为“教师沉默寡言算不上什么缺点。实事求是”不辞劳苦,有真才实学,有工作能力,孩子们就会对他表现出最大的敬意和爱戴;相反,不管你多么亲切,说话多么动听,态度多么和蔼,工作却一事无成,处处表现出不通业务,那么除了蔑视之外,你永远不配得到什么。这种蔑视有时是宽大的,含着讽刺,有时是暴怒的,含着无比的憎恨,有时是执拗的,含着侮辱。”

(二)《教育诗》阐明的教育方法

  《教育诗》作为一部教育著作,阐述了新教育法:

1.流浪儿是可教育的。前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旧俄国,就有200万以上的流浪儿童,革命后经历了战乱和饥饿,人数又大大增加了,也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苏联政府决心拯救和教育流浪儿童。马卡连柯成功地执行了这一任务,并且创造了教育上的奇迹。可是对于这样一个任务,人们的看法大不一样,教育家也是各说不一。至今人们也有只怀鄙视,认为不可教也的。其实,儿童生来是一样的,不能把失足儿童看成不可救药,有些儿童染上了坏毛病,总有其根源,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从恶源里把儿童争取过来。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就“人是教育的对象”写过专著。从这一点出发,流浪儿童是可以教育的,不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只是这一工作加倍的辛苦、闲难而已。

2.建设学生集体,让学生在集体中自我教育。书中叙述了马卡连柯建立和锻炼学生集体的经过。他对学生的性格、脾气、优缺点看得细致、准确。把学生分成几个连队,指派队长,有意识地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每个人也逐渐养成热爱集体生活的习惯。马卡连柯认为,学生的成长必须有良好的集体。使学生有归属性和纪律性,这是教育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在学校教育中,教师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教师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建立学生集体,通过集体的规章制度和大家的互相影响,它有教师不可取代的作用。学生有集体组织,他们就会在集体活动中得到自我教育,这叫做“平行影响”。

3.前景教育方法。马卡连柯不迷信各种各样的犯罪记录和大包小包的档案,而是依靠对儿童的实际表现作出判断来进行工作。他认为:在改造过程中,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错误上,而应引导他们看到美好的未来。他强调说:“一个人向前瞻望的时候,如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景,他在世界上就活不下去,人类生活中真正的刺激是未来的快乐”。

4.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工学团的教师用肝胆照人的模范行动完成了对学员的道德影响。所以,他在总结组织教师集体的经验时说,“主要完全是因为我们教师的工作是那样充满自我牺牲的精神和那样地艰苦,因此,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大家的尊敬。所以除了极少的例外,学员们跟我们的关系是很好的”。

5.惩罚的方法是必要的,而且要对每个少年犯罪者作具体分析,对症下药。马卡连柯认为“在集体和集体机构没有成立之前,在传统没有形成,最起码的劳动习惯和生活习惯没有养成之前,教师可以有权采用强迫的方法”。如对懒惰者的善意惩罚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马卡连柯故意让一个有些懒惰的孩子去领导一个特别懒惰的人进行劳动,结果是使他们双方都看到了这种惰性的不可容忍,从而促使双方痛改前非,树立起劳动观念和习惯。

(三)《教育诗》的主要教育思想

  在《教育诗》里,马卡连柯的主要教育思想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尊重、信任儿童,以正面教育的方法情真意切地去感染儿童。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要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建立,处在百废待兴的局面。流浪儿童和青少年罪犯成群,教育和改造他们成了新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把他们培养成有政治觉悟,有高度责任感和荣誉感,遵守纪律,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社会成员?马卡连柯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热爱、尊重和信任他们。因为在马卡连柯看来,学员本来都是好的,是“普通的孩子”、“没有违法的儿童,而有的只是那些和我一样充分享有幸福生活权利的人”。在改造这些青少年犯罪者的过程中,他对工学团的学员不但不厌恶,而是欢迎他们,一开始就和他们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彼此信赖的友谊。同时,马卡连柯极力不让犯罪的青少年回忆痛苦的过去,鼓励他们“应该忘记过去,应该不断地前进”。当他发现学员稍有一点进步时,就积极地加以表扬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热爱、尊敬学员,还要善于从他们身上发掘积极的因素,引导他们前进。他觉得“每个跳蚤都有它的用处”,何况是一个人,是一个能够合理生活的人。

  总之,马卡连柯相信:“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对人应该采取既严格要求,又充满乐观的态度,要发掘人身上的力量和美,使他认清前途和远景。”

2.教师要以身作则并倾注自己的心血去塑造儿童的灵魂。马卡连柯在《教育诗》第一部第27章“攻取共青团”中写道:“我们认为单单‘改造'一个人还不够,我们应该用新的方法教育他,就是说,应该把他教育成不仅是社会上没有危险的或是无害的一员,而且应该把他教育成新时代的积极分子。”以此为目的,马卡连柯欢迎来到工学团的犯有抢劫、偷盗罪的学员。有的学员来到工学团时,身一上脏得要命,骨瘦如柴,生着疥癣。可是,助理医生兼护士葛利高里叶芙娜总是从生活上关怀他们,不辞劳苦地替他们收拾,像“亲娘”一样对待他们,表现了工学团的教师对学员的爱。特别是高尔基对学员的热爱和关怀,对学员的“思想的转变”有重大影响。

  为了教育好学员,工学团的教师针对学生的各个特点,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为了把学员培养成苏维埃新人,教师在劳动中总是以身作则,在农田和工场里与学员们一起干活。教师们的以身作则是工学团改造与培养流浪儿童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3.对学员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和劳动教育。马卡连柯通过让学员参加农业生产,修房子等工作逐渐地组织了儿童集体。他认为:每一个学员都是人,要唤起他们的人格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学员的集体组织起来。他指出,组织儿童集体的第一个步骤是要引导学员了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并且通过说理教育而逐步形成集体的舆论。

  马卡连柯说明,为了组织儿童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一批积极分子,特别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对于工学团顺利建立与巩固儿童集体是十分重要的。他经受千辛万苦,为教养院争得了建立共青团的权利。在马卡连柯看来,共青团组织是儿童集体的核心,在工学团里开展各项工作,都要注意发挥共青团员的作用。他指出“在我们的艰苦的事业里,这个领导核心显示出他们好像一架非常准确精密的机器”。这架机器的运转,就带动集体前进。与此同时,在集体核心的周围,还要有一批接近核心的积极分子。

  马卡连柯指出必须注意集体的传统及其继承性问题。他认为,在一个儿童集体中,可以采用老学员带新学员的方法。把集体的优良传统保持下来。

  此外,马卡连柯在高尔基工学团是把培养儿童集体同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劳动教育与劳动锻炼是改造流浪儿童最有效的手段,因为“正确的苏维埃教育,不可能是不劳动的教育,集体必须要和生产劳动连在一起”。

4.注重提高学员的科学文化水平。马卡连柯说“我非常重视自己的教学事业”。工学团的学员们都是半天做工,半天上课,他要求学员“无论如何首先要把功课学好”。尽管当时进入工学团的孩子的“文化程度实在太低”,但马卡连柯和教师们还是以极大的耐心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后来,学员们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之后,马卡连柯向学员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美好的目标”,这个在文化上的具体目标就是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念书。所以,学员们都怀着进入“工农速成中学”的憧憬,勤奋地学习。工学团里建立了图书室,为学员们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马卡连柯说,“我们的课程给了学员们许多丰富的知识”。经过工学团教师们八年辛苦的工作,可以说,工学团里的文化工作的基础更扎实了。正因为如此,工学团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为苏维埃培养出了一批新人。

  总之,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充满着他的无穷智慧和他作为灵魂工程师的匠心。此书和马卡连柯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教育理论及其成就,在前苏联和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部很有教益的好作品,达到了崇高理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皮亚杰、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

 

皮亚杰(J·piaget,1896—1980),是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生于瑞士纳沙特尔(Neuchatel)。1915年和1918年相继获纳沙特尔大学学士学位和科学博士学位,1921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早年对哲学、生物学、心理学和逻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以后长期从事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曾在苏黎世和巴黎从事过精神病诊治和儿童测验工作。1921年任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研究主任”。1929年任日内瓦大学科学思想史教授,对儿童的动作和思维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1940年起任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院长兼心理实验室主任,后任瑞士心理学会主席。1954年任国际心理学会主席。1955年起,任日内瓦“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直至去世。他还是瑞士《心理学杂志》主编及日内瓦《心理学文库》、巴黎《儿童》和《辩证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探究》等刊物的编委。他曾被哈佛、巴黎、布鲁塞尔、剑桥、耶鲁、坦普尔等20多所著名大学授予名誉学位,并获得埃拉斯穆斯·巴尔赞、桑代克等多种科学奖。

  皮亚杰和同事英海尔德(B·Inhelder)、辛克莱、伦堡希等人组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该学派的研究方法为临床法,即从整体出发,研究儿童。强调研究的自然性质。在观察中,让儿童自由谈话,叙述活动过程,间或配以儿童的动手操作,从儿童的错误中研究儿童思维发展的过程。为了避免儿童谈话偏离主题,主试可以作必要的提问,并详细记录,以便分析和判断。皮亚杰早年的研究主要以自己的三个孩子为被试,后扩大实验取样范围,采用数理逻辑概念,着重对儿童认识发展做质的分析。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发生认识论的理论体系,通过儿童心理学,将生物学与认识论和逻辑学相融合,揭示认识增长的机制,使传统认识论成为一门实证的经验科学,提出了认知结构的构造理论,强调主体认知结构在认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皮亚杰先后出版专著百余卷,发表论文500多篇。其中堪称发生认识论经典之作的有:30年代前出版的5本儿童心理学著作,即《儿童的语言和思维》、《儿童的判断和推理》、《儿童的世界概念》、《儿童的物理因果概念》、《儿童的道德判断》;1936—1945年出版的《儿童智慧的起源》、《儿童对现实的构造》、《儿童符号的形成》等;40年代反映时空、运动、速度、类、序列、概率、数等概念个体发生实验研究成果的3卷本《发生认识论导论》,标志发生认识体系的完整形成。40、50年代,出版了一些心理逻辑学的基础论著;60年代,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出版哲学著作:《结构主义》、《生物学与知识》、《哲学的洞察与错觉》、《辩证法的基本形式》等。他及他的基本理论和实验研究对教育和临床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广泛的影响,受到西方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他的同事英海尔德在日内瓦建立了“皮亚杰著作档案馆”,搜集皮亚杰从1917年开始的专著、论文、报告和其他实验研究文献,以崇扬他对儿童心理学和发生认识论等方面的贡献。

  《儿童心理学》(ThePsychologyoftheChiJd),1966年用法文出版,1969年由海伦·韦耶译为英文,纽约基础书屋出版。在英文版中,著者这样说道:“在本书里,我们力图为我们已写的儿童心理学著作提供一种尽可能简要而明确的总结。”它是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总结,是他已出版的有关儿童心理学著作的概括。1980年由吴福元译为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共124页。

  《儿童心理学》一书全为六章。第一、二章论述了感知运动阶段儿童心理发展的水平;第三章论述了前运算阶段儿童心理发展的水平;第四章论述了具体运算阶段儿童心理发展的水平;第五章论述了形式运算阶段儿童心理发展的水平;第六章是本书的结论,阐述心理的发展阶段理论和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虽然,皮亚杰在第六章中说:“从根本上讲,儿童心理发展显现为三大连续阶段。”但是,在前面各章的论述中,他实际上是将儿童心理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来加以比较论述的。

  在《儿童心理学》中,体现了皮亚杰的下列思想、观点和理论:

(一)智慧的本质是适应,认识以动作为基础

  皮亚杰认为,智慧的本质是适应,适应依赖于一定的认识结构,认识结构是以图式为基础,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达到机体与环境的平衡来形成和发展的。图式是指动作结构(在达到较高水平时,指思维的运算结构),是个体认识事物的基础。图式最初来自于先天遗传,如吮乳动作图式以及抓握动作图式等。同化是个体将客体纳入主体已有的图式之中的机能,顺应是个体改变主体已有的图式以适应客体的机能。个体在认识过程中,总是先以已有图式去同化客体,如果获得成功,就得到认识结构的暂时平衡;如果不成功,便做出顺应,改变已有的图式,然后再去同化客休,直至达到认识结构的平衡。智慧行为就是基于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的作用,从最初的不稳定的平衡过渡到逐渐稳定的平衡。认识结构就是在这种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

(二)刺激与反应的关系是一种双向活动的关系

  皮亚杰认为刺激与反应的关系是一种双向活动的关系。个体将刺激(S)同化到已有的认识结构之中,才对刺激(S)做出反应(R),即二者之间的关系为SR。智慧的增长是在这种双向活动中得以完成的。

(三)儿童心理的发展存在四个大阶段,每一阶段有其自己的整体结构

  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存在四个大阶段即感知运动阶段,0—1.5或2岁,相当于婴儿期;前运算阶段,2—6或7岁,相当于学前期;具体运算阶段,6或7岁—11或12岁,相当于学龄初期,即小学阶段;形式运算阶段,11或12岁—14或15岁,相当于学龄中期,即初中阶段。每一阶段有其自己的整体结构和行为模式,构成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展特征。

1.在感知运动阶段,儿童依赖感知与动作的协调来区分主客体,建构客观现实,处于智慧萌芽期。

  在感知运动阶段,儿童没有语言和表象,只有感知和动作。依赖着感知和动作的协调,儿童建构起复杂的动作图式,脱离了以其身体和动作为中心的“自我中心主义”,形成了客体永久性。虽然,这一时期,儿童的心理缺乏象征性功能,即,当某人某物不在跟前时,儿童不能在头脑中形成对该人该物的表象,但是,这一时期的心理发展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这一期间他建成了所有的认识基础,作为他日后知觉发展和智慧的起点,同时,还建成了一定数量的基本的情绪反应,这些将部分地决定着他日后的情感。”这一阶段,儿童智慧的发展经历着六个小阶段:(1)反射练习阶段(0—1个月)。儿童最初的图式是一些本能的遗传反射。这些本能的反射如吮乳反射和手掌反射经过机能的反复练习得以巩固并出现机能的同化泛化(由吮乳而泛化为吮其他物体)和认识上的同化(能分辨奶头和其他物体),扩展了最初的图式。(2)动作习惯和知觉形成阶段(1—4个月)。这一时期儿童出现了一些习得行为并成为自动化的动作,方法和目的之间还没有分化。(3)有目的的动作形成时期(4或5个月—9个月)。这一时期,儿童能重复刚才偶尔做出的动作,并开始有目的地寻找主体活动和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4)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协调时期(9—11个月)。儿童从图式中选取已知的方法用于新的情景,动作首次带有智慧的性质。如婴儿抓住成人的手。向自己想取又取不到的物体方向拉动。(5)感知运动智慧时期(11或12个月—18个月)。儿童调节已有图式创造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出现了使用工具的行为模式。如把物体放在毯子上,这是婴儿拿不到的。婴儿试图直接拿取物体失败后,偶尔会尝试拖动毯子以获取物体。(6)感知运动智慧的综合时期(18—24个月)。儿童不用通过尝试,而通过突然的理解或顿悟,寻找到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随着感知运动智慧的发展,儿童也在建构现实的图式。儿童最初的世界是自我中心的世界,即完全以他自己的身体和动作为中心,不分主体和客体,将二者溶在一起,这完全是无意识的。他对现实世界的因果观念是“魔术性的现象主义者”,就是以主体的动作为中心,不考虑因果之间的空间联系或凭借事物之间现象上的接近,说明其因果关系。在手的动作中,在眼手协调的发展中,儿童开始区分自己和物体,把自己看作是由许多永久客体组成的世界中的一个客体,出现了客体的永久性,即认为世界上的客体是不会完全消失的,是永久存在的。在动作的发展中,儿童也发现了动作与效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因果性的萌芽。这些是一种普遍的“脱离自我中心”的过程。皮亚杰把儿童的这一变化称为“发生了一种好比‘哥白尼式'的革命”。伴随着儿童现实图式的形成过程,儿童的情感发展也经历了:最初的非二元论阶段,即自己和他人尚未分化,一切情感以儿童自己的身体和行动为中心;中间状态的反应阶段,即外界事物开始引起儿童的情绪;主客体间建立关系的阶段,即自我与别人开始分化,别人成为情感的对象三个阶段。

  感知运动阶段的“感知运动智慧”是智慧的萌芽,儿童的动作尚未内化,没有表象,不具有“运算”的性质。

2.在前运算阶段,儿童依靠表象和语言来认识世界,为运算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出现了信号性功能,即能对当前并未知觉到的事物唤起表象,外在的感知运动模式内化成为表象或表象模式。这时,儿童出现了语言和表象性思维,即依赖表象进行思维。还没有守恒概念,不能进行可逆性运算,思维仍然以自我为中心,道德判断具有他律性。

  信号性功能包括两类工具。第一类工具是“象征”,如角色游戏中的替代物,它是由一定目的引起的,同被信号化事物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能由个体自己创造。第二类工具是“信号”,如语言,它们是任意的,或依从传统形成的,是集体性的。儿童是通过模仿的媒介来接受信号的。

  在前运算阶段,儿童的行为模式至少有五种:(1)延迟模仿,原型消失以后,模仿才开始。它标志着表象的开端和信号物的开端。信号物在此是指用以代表某种事物的语言、心理表象和象征性的姿态等。(2)象征性游戏,也称伪装的游戏,儿童佯作一定的动作来游戏。在这种“佯作”中有鲜明的表象作支持。(3)初期的绘画或描绘式的表象。(4)心理表象。在这阶段,儿童的心理表象具有静态性质,是复写表象,即原型没有运动和变形。(5)初期的语言。能用语言“称呼”那些不在眼前的事物。这时语言不仅有模仿,还有言语的表象。

  这一时期,儿童没有守恒概念,不能进行可逆性运算,如认为同样多的液体换了不同形状的杯子,其液体量发生了变化。说明表象本身并不能产生儿童的运算结构,同时也说明,儿童这时的表象性智慧带有刻板性,注意到事物的一个方面时,却不能同时注意事物的另一方面。

  儿童这一阶段对宇宙的认识带有前因果性,常常追究偶然现象的因果关系。具有实在论和泛灵论的特点,不能区分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认为凡是运动中的物体都是有生命有意识的。这时儿童思维仍以自我为中心,其语言很多是自言自语式的自我中心语言。他的道德判断具有他律性,即受他自身以外的价值标准所支配,还没有自律性,即还不能依据自己的主观价值标准来作道德判断。

  表象虽然还不能给儿童带来运算,但是,表象所具有的信号性功能比起感知运动阶段的动作和知觉却大大前进了一步,扩大了儿童思维的时间和空间,使思维成为可能。

3.在具体运算阶段,儿童能对具体事物进行逻辑分类并认识其逻辑关系,建立了互助协作的人际关系。

  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出现了“具体的运算”,思维开始具有较大的易变性,能解决守恒问题,出现了可逆性,能凭借具体事物或形象进行逻辑分类和认识逻辑关系,并能对具体事物进行群集运算。建立了具有互助协作性质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道德的自律性。

  运算是内化了的动作,即在头脑中思维,它具有可逆性,能在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可逆性分为两大类:(1)逆向,如+A就是—A的逆向;(2)互反,如A

  随着认知的发展,儿童的社会化也在进一步发展。自我中心语言逐渐消失,与同伴形成了互助协作的关系,基本克服了对成人既爱又怕的“单方尊敬”。出现了与成人之间的相互尊敬。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自律和公正感。前运算阶段的道德实在论即责任和价值完全由法律或命令决定,与儿童的人际关系无关的这种认识在逐渐消失。

  具体运算能在动作之间建立联系无疑使儿童在认知和社会化方面都有一个飞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事物和形象的支持,运算是比较孤立零散,缺乏综合性,不能组成完整的体系的。

4.在形式运算阶段,儿童可以运用符号去把握抽象的理论,预见未来,达到超越个人的新境界。

  形式运算阶段(也称命题运算阶段)的儿童能在头脑中将内容和形式做出区分,思维可以不依赖具体事物和形象去把握抽象概念,可以根据假设进行演绎推理,也可以通过分析综合归纳出规律和原则,出现了组合系统和可逆性运算的整合系统,如出现了新的运算系统——四变换群,即正、反、相互、相关四者的相互组合运算。这一时期,儿童彻底摆脱了自我中心,不仅能适应现实,而且能依据已获得的演绎推理能力去预见未来,具有远大的理想,开始掌握理论,出现了道德上的自律和超越个人的新境界。这一阶段儿童考虑到了职业的选择,以满足自己改造社会和实现新理想的需要。

(四)儿童心理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

  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具有几个连续的阶段,这些阶段具有如下特点:

1.各阶段出现的年龄可能因人而异,但各阶段出现的次序是不变的。

2.每一阶段有一个整体结构,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其自己的行为模式作为主要特征。

3.两个相邻阶段间具有一定重叠。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发展。

(五)成熟、练习和习得经验、社会经验、平衡过程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因素

  皮亚杰认为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四个基本因素是:

1.成熟,指机体的成长,特别是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成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必要条件。它为儿童心理发展提供可能,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快慢。成熟作用的发挥依赖于机能的练习和经验的获得。

2.练习和习得经验,指个体作用于物体的动作练习和获得的经验,是一个主要而必需的因素。包括物理经验和逻辑数理的经验。物理经验是指个体作用于物体,抽象出物体的特性。逻辑数理经验指个体作用于物体,以理解动作间相互协调的结果。物理经验来源于物体特性,逻辑数理经验来源于主体动作间的协调,而不是来源于物体本身。

3.社会经验,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文化的传递。这是必需而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它需要儿童主动地发挥同化作用,否则社会传递的作用无效。

4.平衡过程,是具有自我调节意义的平衡过程。它调节成熟、个体对物体产生的经验和社会经验三者的作用。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各个结构都是在自我调节的平衡作用下得以形成的。

  皮亚杰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对于当前教育改革具有指导意义,符合时代要求。这主要表现在:

1.强调活动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知识来源于动作,而不是来源于物体,智力的发展是动作的内化和动作之间的协调。只有参与活动,儿童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基于这一点,教育中应该重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培养,给儿童充分的实验和活动的机会。

2.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儿童是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作用达到机体与环境的平衡。同化和顺应二者都是个体积极地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形式,儿童就是在积极地接纳客体和改造已有认识结构以便更好地接纳客体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因此,教育教学必须充分调动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强调儿童心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重要作用。认为儿童心理发展分为四个连续阶段,每一阶段有其整体特征。这是组织教育教学的心理学依据。他又认为每一阶段出现的年龄会因环境、教育和成熟的不同而不同,承认个体差异的存在,这就要求教育教学必须因人施教、因材施教。

4.强调儿童思维是由具体形象性向抽象逻辑性发展的。因此,教育教学应以直观形象性为基础,逐步向抽象逻辑性发展,使学生的知识能从感性逐步上升到理性。

5.强调儿童认识的发展和道德情感的发展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认为行为是一个整体,认识活动属于行为的结构方面,而情感活动属于行为的动力状态。这为儿童全面发展的要求提供了心理学依据。

6.临床法的创造和应用,是教育学、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一大突破,也为教师研究学生提供了新的方法。临床法采用丰富多彩的小实验、合理灵活的谈话、自然性质的观察和新颖严密的分析工具,有利于获得客观的信息去探索儿童思维的本质,引进数理逻辑理论,使研究更加严密。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教育理论的研究,而且适合于教师对学生个体的研究,使教师能在教学岗位上深入了解学生思维发展水平,为因材施教提供心理学基础。

同时,皮亚杰关于儿童心理的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1.忽视了社会生活,特别是文化教育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只强调个人在认识中的主体作用,把社会环境当作儿童心理发展的被动因素,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不起决定作用,只是促进和延缓儿童心理的发展。这是偏面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2.修订前的临床法主观性太强,使人难以进行重复研究,被试太少,缺乏统计处理,临床交谈不标准化。

3.提出的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比较保守。由于修订前临床法存在的弊病,使皮亚杰提出的儿童心理年龄特征有保守之嫌,这曾受到后来一些研究的攻击。

  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研究仍然为世界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我国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为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桑代克《教育心理学概论》

 

桑代克(EdwardL.Thorndike,1874—1949),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1874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堡。1891年进威斯莱大学学习,临毕业前一年开始学习心理学。1895年获文学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跟着著名心理学家詹姆士做研究。1896年在哈佛大学开始了关于动物学习的研究。以后得到卡特尔的帮助,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898年在卡特尔的指导下,获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动物的智慧:动物联想过程的实验研究》。1899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心理学讲师。1903年升为该院心理学教授。在任教期间,根据卡特尔的建议,把对动物研究的技术应用于儿童及年轻人,以后越来越多地用人做被试者,用大部分时间研究人类学习、教育及心理测验,成为心理测验运动的领导人物。此外,还创建并主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培养了大批教师、教育行政领导人员和教育心理学研究人员。桑代克在学院任教40年之久,于1940年退休。1942年返回哈佛大学任詹姆士讲座教授,以此纪念40年前支持他进行小鸡实验的大师——詹姆士。1949年逝世。

  桑代克的著作很多。他发表了507篇论著,其中有许多是巨著和专著,比较著名的有:《动物的智慧:动物联想过程的实验研究》(1898年)、《智力测验法》(1904年)、《教育心理学》(三卷本,1913年)、《教育心理学概论》(1914年)、《课程研究》(1928年)、《成人学习》(1928年)、《教育之基本原理》(1929年)、《人类的学习》(1931年)和《人性与社会秩序》(1939年)等等。

  桑代克通过多年的实验,研究动物与人类的学习心理。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教育来改变人性,并且发表了许多专门的著作,被誉为美国动物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他在动物学习、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心理测验等方面的独特研究,曾在西方心理学界和教育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被译成中文,对中国心理学界和教育界也有很深的影响。

  《教育心理学概论》(EducationalPsychologyBrieferCourse,1914年)桑代克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中译本《教育心理学概论》,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陆志韦译,曾列为现代教育名著和大学用书,共494页,21.2万字。

  《教育心理学概论》是桑代克三卷本《教育心理学》的缩写本,主要是作为大学与师范学校的教科书。全书三卷(27章)。第一卷:人类的本性(1—9章),阐述了人类天赋的本能,认为人的天赋本能乃是一切教育的起点。第二卷:学习心理学(10一20章),论述了动物与人类的学习规律,并且指出尽管人类的学习远较动物的学习复杂,但从动物的实验研究所揭示的种种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的学习。第三卷:个性的分别以及其原因(21—27章),对个性的差异及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本书主要围绕着学习理论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遗传、环境和教育的关系

1.动物和人类具有某些先天的或遗传的本性,即所谓不学而会的本能,如好斗、乌合、残忍、好奇、建设和游戏等。桑代克特别强调动物和人类的先天本性,认为这些遗传的本性决定了人的发展倾向。他在第一卷中写道:任何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发轫之初一也就是产生他的那一卵子和精子相互结合的瞬间一就具有无数关于未来行为的确定倾向,在他将要遇到的情境和他将要发生的反应之间存在着预已形成的绾结。这两个生殖细胞的结构早巳确定他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将要按一定的方式来看、来听、来感受和来动作。他的理智和道德也正和他的身体器官和运动一样,一部分乃是胚胎在它的生命发轫之初所具有的性质的后果。

2.遗传和环境共同影响人的发展。桑代克在第一卷中写道:一个人终身的情况和作为乃是他在起初所具有的结构和在生前生后感受的一切影响的共同效果。前者称为“本性”,后者则称为环境。他又在第二卷中写道:一个人的所有智慧、品格、才能都是先天本性及所受训练的产物。他批评遗传决定论者,因强调先天本性具有决定的作用,却忽视了环境和教育的作用;而环境决定论者,因偏重环境的影响,却忘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根据人的先天本性的不同而变化的。他主张:人是境遇所造化,但其最后的模型一半为本性、种族、血统以及受生时的情景所规定。境遇改变人性,只是受改变的本性有所不同,改变就不能一致。由此可推出两条原则:

  (1)同样的环境刺激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法拉弟(Faraday)在药店当学徒的经历为其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使他成为英国著名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达尔文在海上考察一星期,使他成为发明进化论的科学家。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果把所有的青年人都送到药店做学徒,然后都派遣到海上去作科学考察,其结果不会把他们都培养成法拉弟和达尔文;也不会使他们都成为普通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2)个体对环境具有选择性。例如,拥有书籍,但不去阅读,或读了书也可以视而不见,心不在焉。又如,某种环境可以使某一个人感到满意,如鱼得水,而却使另一个人感到厌恶,竭力拒绝。就像自然界的动物适者生存,人也是根据自己的感觉从环境中选择某种状态,从而规定了自身的智慧与品格。

3.教育的作用就是改变人性,造福人类。桑代克强调人的天赋本性是教育的出发点。他反对性善说和性恶说,认为这是两种极端的意见,前者以为本性都是对的,而后者则以为本性全是错的、不可靠的。而事实上,本性中有好的趋向,也有不好的趋向。如母性的慈爱、好奇心和残忍性等。教育的作用就是对本性中好的趋向加以利导,而对那些不好的趋向加以消除。从联想主义心理学的概念出发来解释,人的本性也就是先天所形成的情境与反应之间的联结或绾结。这些先天的联结或绾结,乃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和起点。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把其中的某些联结加以永久保持,把某些联结加以消除,并且把另一些联结加以改变或利导。

  与此同时,桑代克还强调环境对人发展的影响。因此他指出,有组织的教育事业要特别重视以下3点:

  (1)在人性中,那些较为原始和基本的特性,如精力、能力、耐力、领导才能、同情心和崇高的情操等,无不受到大干世界的刺激。如果人的本性不反映这些特性的需要,并随时准备对其所获得的刺激作出反应,仅仅依靠课堂里获得的练习是远远不够的。

  (2)如何释放能量,如何利用各种能力去从事专门的智力和道德活动,都不是由先天的特性所决定的。自然提供了资本,学校应从事这项有益的事业。我们虽不能创造智力,但我们可以防止由于经院制度所造成的对智力的可悲的浪费。我们虽不能使人类的同情心加倍,但我们可以保持人类的同情心,杜绝那种感情用事的施舍行为。

  (3)道德比智力更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因此教育应在传授道德知识和培养道德习惯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在桑代克看来,人性由天赋本性和环境所造就,有善有恶,教育的真正任务就是以天赋本能为出发点,控制环境,扬善除恶,从而改变人性,因此教育可以对人类的幸福作出巨大的贡献。

(二)学习理论

1.试误说。桑代克首先用实验法来研究动物的学习心理。他创造了迷路圈、迷箱和迷笼等实验工具,试验鱼、鸡、猫、狗等动物的学习。根据这些实验,桑代克认为,动物的学习并不具有推理演绎的思维,并不具有任何观念的作用。动物的学习方式是试误式的,即动物是通过反复尝试错误而获得经验的。这种学习的实质就是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形成联结,即“感应结”。因此学习即联结的形成与巩固。

  桑代克把从动物的实验研究中所揭示的种种规律应用于人类的学习,认为人的学习可塑性要比动物大得多,行为也更复杂,但也是基于本能,以刺激反应的联结为准则的。因此,桑代克把人类的学习方式分为四类:(1)普通动物式的形成联结,例如10个月的婴儿学习打鼓;(2)形成含有观念的联结,例如2岁儿童学习听到母亲一词就想到母亲,或者想到糖时就说出糖这个词;(3)分析或抽象,例如一个学音乐的人学习对一个声音的倍音发生反应;(4)选择性的思维或推理,例如儿童应用有关造句法的各种规律和词根的意义来学习一句拉丁文的含义。

2.学习律。在实验的基础上,桑代克提出了三条学习定律:

  (1)准备律(LawofReadiness)。这个定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①当一个传导单位准备好传导时,传导而不受任何千扰,就会引起满意之感;②当一个传导单位准备好传导时,不得传导就会引起烦恼之感;③当一个传导单位未准备传导时,强行传导就会引起烦恼之感。

  准备律是反应者的一种内部心理状态。一切反应是由个人的内部状况和外部情境所共同决定的。因此学习不是消极地接受知识,而是一种活动。学习者必须要有某种需要,体现为兴趣和欲望。此外良好的心理准备还应包括对该情境起反应所必不可少的素养和能力准备。

  (2)练习律(LawofExercise)。这个定律分为两个次律:①应用律——一个已形成的可变联结,若加以应用,就会变强;②失用律——一个已形成的可变联结,若久不应用,就会变弱。

  练习律的实质就是强化刺激与反应的感应结。反应在情境中用得越多,它与这个情境发生的联结越牢固。反之,长期不用这个反应,这种联结就趋于减弱。后来,桑代克修改了这条定律,指出单纯的重复练习,不如对这个反应的结果给以奖赏取得的效果更大些。

  (3)效果律(LawofEffect)。这个定律强调个体对反应结果的感受将决定个体学习的效果。即如果个体对某种情境所起的反应形成可变联结之后伴随着一种满足的状况,这种联结就会增强;反之,如果伴随的是一种使人感到厌烦的状况,这种联结就会减弱。桑代克在20世纪30年代进一步考察了这条定律,发现,感到满足比感到厌烦能产生更强的学习动机,因此他修正了效果律,更强调奖赏,而不大强调惩罚。

  总之,桑代克强调刺激与反应形成的一切联结都以应用和满足而增强,以失用和烦恼而减弱。因此教育必须遵循这两条主要的学习定律。教师应当了解有效的学习必须建立在儿童对学习有强烈的兴趣和喜悦上。有鉴于此,教师应当先将作业中的乐趣讲给学生听,或以自己的热情激起儿童的准备;要仔细地规定和严格地控制反应的顺序,通过不断的练习,最终形成所需的习惯;要注意学生在练习过程中是否疲劳和厌倦;要注意学习内容的难易程度,不可使学生感到十分困难,因而导致气馁。

3.学习迁移的“共同要素说”。传统教育中的形式训练或“心智训练”说认为,注意力、记忆力、推理力是每个人最基本的心智官能,具有较好的某种官能在所有的情境中都能表现良好的功能。因此强调用严密组织、艰深难懂的古典学科训练学生的心智官能,以促进学生心智能力的整体发展,却忽视了实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训练。桑代克反对这种普遍的形式迁移,主张共同的要素迁移。他指出,学习迁移的发生决不是因为任何古典学科训练的结果,因为在一种情境中所成立的反应不能迁移到其他一切的情境中去。只有当两种机能有了相同的因素时,这一机能的变化才使另一机能也有变化。第二机能的变化在分量上等于与它的第一种机能所共有的元素的变化。比如掌握了加法可以增进乘法的演算,因为加法和乘法的部分元素是相同的。从学习迁移的“共同要素说”出发,桑代克反对形式学科,主张接近生活实际的实用学科。

  本书的主要特点和贡献就在于:(1)创立了教育心理学这门学科,使教育心理学从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桑代克被称为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2)借用大量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概念来建立他的联想主义心理学说。其结论大多是建立在心理实验的基础上的,这使他的理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为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3)发展了古典联想主义心理学。他的学习心理学是以“联结”一词贯穿始终的,所以他自称为“联结主义者”。其联结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情境与反应之间的联结,而不讲观念之间的联想或联结。因此将完全客观的参照系与他的心理学理论结合起来。他所提出的学习规律在提法上也与早期联想主义心理学者有所不同。

  主要缺点表现在:桑代克的学习理论具有机械性。他只注意人的外部行为,为了研究这种行为把它分解成最简单的要素,即刺激—反应单元。但是他忽视了对心理元素和意识的研究。

  毫无疑问,桑代克是心理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尽管他的很多见解引起人们的争论和反驳,但是他的学习理论在心理学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他的效果律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一个主题,至今仍有人为验证效果律和强化的作用,而埋头进行细致的实验研究工作。虽然在桑代克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学习理论和模式,但他对动物和人类学习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在心理学史上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

 

舒尔茨(T·w·Sohultz,190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公认的西方教育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

  舒尔茨为农民之子,生于南达科他州。早年以撰写有关农业经济方面的论著而闻名,对农业经济深有研究。舒尔茨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等高等学校任教多年,是经济学教授,担任过依阿华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主任。还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美国国际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理事,多次担任过美国政府的经济顾问,在联合国一些机构里也担任过职务。他以农业经济学家立足,对人力资本、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开发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自本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舒尔茨主要致力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和著述。1959年,发表了他人力资本理论的第十篇论文,题为《人力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登在美国《社会服务评论》杂志上,这篇论文成为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1960年舒尔茨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作了一次以人力投资为核心内容的演讲,颇有影响,致使不少学者把这篇演说词作为人力资本理论体系奠定基础的重要标志。实际上,它与上述1959年的那篇论文的内容是一致的。这篇论文,以《人力资本的投资》为题,于1961年刊登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他在该论文中分析了传统的经济理论不能满意地解释许多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他指出人力投资是这种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的素质的改善(经由正规教育、成人教育、在职训练、健康及营养的增进)是促进这一国际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1960年,舒尔茨写了一篇《用教育来形成资本》,登在政治学杂志第68卷上。1961年,他应美国全国教育研究协会之约写了《教育和经济增长》,登在美国全国教育研究协会的年鉴里。1962年,他又写了一篇《回顾人力投资的概念》。1964年,他写成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上述这些著述构成了人力资本理论体系。

  《教育的经济价值》(TheEconomicValueofEducation,1964年),全书译成中文约6万字,124页。

  本书的论点是:人们自我投资以增加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而学校教育乃是这种人力资本的最大投资。本书的结构是:作者序;第一章“教育的经济成分”;第二章“教育费用”;第三章“教育的经济价值”;第四章“有待商榷的问题”。

  作者在序中指出,教育经济学乃是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作者在1956—1957年,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当时使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用以测量资本和劳动的各种概念,对于解释历来生产的增长问题并不适用,通过研究,使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好多美国人把大量资本用于人力投资。舒尔茨认为,这种人力投资对经济增长正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

  舒尔茨认为,人们的大部分能力并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儿童初入学校就能获得的。这些后天获得的能力,大得足以彻底改变通常用来衡量储蓄的标准和当前资本形成的过程,它还足以改变工资和薪金的结构以及劳动收入和财产收益的比率。在经济发展方面,在工资和薪金结构方面,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一些疑难问题,如能认真考虑人力资本投资,那么上述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第一章教育的经济成份”中,作者认为教育的某些属性可以用经济的观点来加以说明,教育的经济知识在制定国家和私人的教育决策中确实起了应有的作用。其中对于资源的分配问题,作者认为,就国家整体而言,这个问题本身要求我们从全局高度来看待教育,从经济效率角度来检查上述决策是否有效,要看用于教育事业的资源,分配得是否合适,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应以保持教育事业质量达到最佳程度为宜。

  舒尔茨认为,教育是具有特定目的一个集合活动。尽管教育机构不具有传统工业的某些经济性质,但从学校教育能增加学生将来收入这一点来看,它具有投资性质。他认为,教育机构和传统工业部门的区别,并不排除把经济分析用于教育。

  舒尔茨在分析学校教育的“文化”性质和“经济”性质时认为,人们的谋生方式以及为之服务的经济,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和大学教育中,科学技术同样如此重要。并认为,无论为了道德陶冶或为了情趣培养所付出的代价,都在经济分析范畴之内。他认为,学校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它能造福于人,由于学生的利益在将来才能获得,从而学校教育就具有投资性质,作为一种投资,它不是影响将来的消费,就是影响将来的收入。学校教育的消费成分,其耐久程度甚至比耐用的消费品还耐久,成为将来满足的源泉,学校教育的生产成份是一种知识技能的投资,它增加将来的收入,因而也与其它物质生产的投资具有同样的性质。学校中以获得能力的形式出现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人力投资种类繁多,数量越来越大。舒尔茨认为,劳动生产能力首先是已经具备的生产手段,我们就这样“塑造”我们自身使之形成“人力资源”,这就是投资的结果,而学校教育投资是其中最重要的投资。他认为,把学校教育视为一种投资进行研究,这便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知识的重要来源。

  在第二章“教育费用”中,舒尔茨认为,拿教育费用的全面概念来研究学校教育费用,好处甚多,研究人员长期感到困惑不解的一系列教育问题会迎刃而解。舒尔茨认为,用以往的“学校经费”这个概念来确定教育的全部费用是不够妥当的。他主张拿教育费用的全面概念来进行研究,这个概念即指学校教育的“全部要素费用”。这种费用,除包括学费和其他明显的支出外,还包括由就学儿童家长缴纳的地方学校税,包括由家长对儿童就学的社区学校的馈赠和偶而有家长把加入公司股份的“放弃利润”拨给儿童所在学校的捐款;大多数中等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他们完成初等教育以前已经能够谋生或谋得职业,这样,学生求学时期就存在一个机会成本,其数额等于学生放弃的收入。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教育方面有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而放弃的收入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坚实而合理的解释。

  在第三章“教育的经济价值”中,作者首先从教育机构的职能阐述了教育的经济价值:(1)科学研究的职能,带来知识进步和经济增长;(2)发现并培养有才能的人,这种投资与为勘探地下宝藏必须付出费用颇相类似。(3)学校教育增进人们的能力以适应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就业机会的变化,成为促成各种职业适应和空间适应的机动性的源泉。(4)即便是所有学校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消费,教师也还是必需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也应进行人力资源投资。(5)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职能之一应该满足在未来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具有高等知识技能人才的需要。

  舒尔茨还引用了丹尼森(E.Denison)、贝克尔(G.Becker)、明瑟(L.Minser)等人的实证研究成果,阐述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教育的费用与收益、教育的收益率等,认为与那种以建筑物、设备、财产等为代表的物力资本相比,近30年来学校教育已经变成更大的的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提出了14个有待商榷的问题,这是当时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并不影响舒尔茨阐述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贡献,并且对人们用经济学观点去进一步研究教育问题更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