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量查询: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3.4-南北胶着，东西伸展—汉中---- 历史网

原文来自: 第四节 南北胶着，东西伸展——汉中
一 山川形势
　　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在西部地区，则是汉水上游。通常是，当汉中地区为南方所控制时，双方以秦岭为界；当汉中地区为北方所控制时，南方只能凭大巴山险要以作抵抗。 　　汉中作为南北双方的一个中间地带，它夹在关中与四川之间。关中为北方地区的上游，秦岭为关中的南面屏障；四川为南方地区的上游，大巴山脉为四川的北面屏障。汉中就夹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
这样，处在两个上游地区之间的汉中所体现着的南北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汉中地区则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淮河一线一时的得失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即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见图3—4—1)
　　形成汉中地位的地形主要是秦岭和大巴山脉。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横亘，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截断成差异明显的南北两部分。秦岭西抵陇山，东连熊耳山、伏牛山；大巴山延绵于川、陕、鄂边境，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一般称任河以西为米仓山，以东为大山。秦岭高峻险拔，足以为关中南面屏障；大巴山浑厚绵长，足以为四川北面屏障。几条谷道穿越山岭，成为南北通行的孔道。
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两关详细情况见关中部分)，另有三条谷道穿越秦岭中部，可为汉中与关中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褒斜道南口曰褒谷，在今陕西褒城北十里，北口曰斜谷，在今陕西郿县西南三十里，谷道全长四百七十里。战国时，司马错攻蜀，即由此道进兵。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夺占汉中，曹操统兵来争，即由斜谷进临汉中，与刘备相持数月，后以补给困难而退兵。蜀魏在关陇一带对峙，双方都曾由褒斜道进兵。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出兵陇西，而以赵云率偏师，扬言出斜谷取郿，牵制曹魏关中之军；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统大军出斜谷，屯兵渭南。曹魏太和四年(230年)，曹真攻蜀，也曾由斜谷进兵；景元四年(263年)，钟会统兵伐蜀，大军由褒斜、傥骆、子午诸道并进。后来，北魏攻南齐、唐平四川之叛、后梁攻前蜀，均曾由斜谷进兵。五代以后，斜谷作为一条军事通道渐被废弃，南北往来均以散关为要冲。 历史网#f褒斜道主要是沿褒水和斜水河谷而行。河谷深险，悬崖壁立，通行不易。故历代多治栈道于褒斜道。秦治栈道于褒斜，以通汉中、巴蜀。刘邦就封南郑时曾烧毁；后又予以修复。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退兵时，赵云又烧毁一段；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兵出斜谷，又曾修复；诸葛亮死后，又被魏延烧断。此后或修或毁，增损不定。 傥骆道南口曰傥谷，在今陕西洋县北三十里，北口曰骆谷，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谷道全长四百二十里。其中越秦岭主峰一段，盘山路曲折回旋八十余里，共八十四盘，行军不易，易受阻塞。三国后期，魏蜀双方都曾试图由骆谷道进兵，但均为对方守险所扼止。钟会伐蜀时，骆谷是其进兵路线之一。唐武德年间,复开傥骆道，以通汉中、巴蜀。唐后期，关中变故频仍，唐帝每幸汉中、巴蜀以避难，骆谷道是其往来通道之一。五代后，骆谷亦渐荒废。
子午道南口曰午谷，在今陕西洋县东一百六十里，北口曰子谷，在长安南百里处，谷道全长六百六十里。王莽时修通子午道，东汉时废子午道而通褒斜道。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延自请率奇兵五千出子午谷以袭长安，诸葛亮未准。后来钟会攻蜀，子午谷是其进兵路线之一。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入武关伐前秦，另遣司马勋出子午道袭长安。宋金对峙时，南宋除了在散关屯戍重兵外，还在子午谷口置立堡塞，以备金人进袭。 三条谷道连通关中与汉中。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曹操在争汉中而未得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利用这些谷道出奇兵还可以，大规模进兵则不利。南北交争之际，多以散关为要冲。 　　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南端咽喉。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尉迟迥取梁益州、郭崇韬攻前蜀、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 　　米仓道以越米仓山而得名。自南郑向南循山岭经喜神坝、渡巴峪关，越山岭之后沿南江河谷至巴中，是为米仓道。由汉中入三巴，此为捷径。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讨张鲁，张鲁即由米仓道南逃巴中。曹操击降张鲁后，留夏侯渊督张邰、徐晃等将屯汉中。夏侯渊曾遣张郃率军由米仓道入争巴中，进军至宕渠(今四川渠县)，被张飞击还。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亲自率军攻南宋四川上游，主力由金牛道趋剑阁，另遣宗王木哥率偏师由米仓道趋巴中。 　　就汉中与四川的关系而言，因四川的重心在成都，故自金牛道进军要比米仓道捷近；若是南北对峙之际，四川与东南相连，则由米仓道进军，入三巴，趋重庆，可威胁四川与东南的交通线。
二 汉中在南北之间的地位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及其影响，可比较典型地看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刘备初定益州，曹操即率大军入汉中讨张鲁。刘备部属黄权恐曹操趁势侵蜀，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曹操击降张鲁，略定汉中。司马懿建议曹操乘势取蜀，曹操未从，留兵屯守汉中，自回北方。蜀汉法正建议刘备攻取汉中，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也；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按黄权、法正的看法，取汉中是一举数利的事。若能取得汉中，今后无论是进取天下，还是退保益州，都是一种有利的形势。刘备遂引军北争汉中。其间，刘备驰书留守成都的诸葛亮请兵增援。诸葛亮问从事杨洪，杨洪回答说：“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建议火速发兵增援。刘备击斩夏侯渊，夺占汉中；曹操引军来援，不利而退，刘备遂据有汉中。
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蜀汉重戍汉中，以保益州。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魏将曹真、曹爽等先后引兵来攻，均为蜀汉扼险所拒。诸葛亮矢志北伐，亲自坐镇汉中，把汉中建为北伐的前进基地。
　　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蒋琬屯汉中，一度设想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上庸(今湖北竹溪)，以规中原。蒋琬后来徙屯涪城。其间，曹爽、夏侯玄率军自骆谷入攻汉中。时蜀汉汉中守兵不足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城援兵，赖蜀将王平全力主张，据守兴势城，扼险以拒之。汉主也遣费祎率军驰救，魏军失利而退。是后，费祎复屯汉中。
姜维主持蜀汉军事时，对汉中的防务作了变动。此前，蜀汉对于汉中的防御方略主要是靠置立军事据点，扼守险要，控制秦岭诸谷道，拒其出口，使敌不得出险。姜维改变防御战略，撤去诸围守兵，聚屯汉、乐二城，坚壁清野，试图纵敌入平地，待敌兵疲粮乏之际，再击其惰归。这一变动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失策。若姜维专守汉中，那么，以姜维的战术才能，此策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案，它实际上是将蜀汉攻关中时“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的不利形势交给魏军来承受。但姜维对魏用兵的重点却远在陇西，这样，撤掉扼秦岭谷口的诸围守兵便实在是一种失策。后来，姜维避祸，屯田沓中(今甘肃临潭西南)，汉中方面的防御仍未调整过来，这便铸成了致命的错误。(见图3—4—2) 　　司马昭灭蜀的战略布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维的这些错误。司马昭的伐蜀方略是：“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闇，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魏纪十 ] 曹魏伐蜀之战基本上是按这一构想展开的。邓艾、诸葛绪等将在陇西牵制姜维，断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直趋汉中。钟会大军能够顺利穿越秦岭诸谷道，坦行至汉中，便得益于姜维自弃险要。钟会至汉中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钟会大军被拒剑阁险要之外，一时无计可施；邓艾却出其不意，偷渡阴平道，出姜维军后，直趋成都。姜维回救不及，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经营的得失可看出汉中地区对于南方的重要程度。汉中对于蜀汉来说可谓存亡攸关。蜀汉立国四川，军事重心却尽在汉中。以守而言，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以攻而言，汉中又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若汉中不守，则四川门户洞开，蜀汉几不可以立国。所以黄权把曹操取汉中比作“割蜀人股臂”、杨洪强调“若失汉中，则无蜀矣!”自姜维改变北伐的战略重点，又改变汉中的防御方略，蜀汉的国防遂出现严重缺陷；曹魏灭蜀则及时地利用了这种缺陷。 姜维在汉中防御的失策还影响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蜀失汉中开启蜀汉灭亡之机，而蜀的灭亡又开启了王濬在四川经营水师图孙吴上游机会。 南北朝对峙的结束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顺序。尽管北朝经历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的嬗代，但北方进取南方的战略是连贯的。西魏宇文泰乘梁之弊，遣达奚武入南郑，夺南朝汉中之地；后又趁萧纪内乱，遣尉迟迥入川，夺南朝益州之地。这样，在隋灭陈之战中，才有了杨素率益州水师东下图陈上游的局面。
　　蒙古蒙哥汗时期，蒙古攻宋，亦将用兵重点放在上游，试图由汉中入蜀，然后出三峡顺江而下。只是此战略因蒙哥之死中断。
汉中的得失对南北分合的影响之所以这么深远，主要还是在于它在南北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南方真正的上游当在汉中地区。
南北对峙之时，南方政治重心常在东南。四川地区据长江上游，荆襄地区据其次。东南政权常藉四川以屏护上游，但由于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加上三峡地区地形之险，四川地区常脱离东南，这时荆襄地区的上游之势便显得格外重要。东南无四川犹可立国，无荆襄则断不可立国。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居上游之势，而汉中则对四川和荆襄同时拥有上游之势。汉中对四川的上游之势缘于地势，汉中对荆襄的上游之势则缘于汉水。汉水连贯汉中与湖北，汉中居其上游。苏代在策划合纵时，曾谈到秦自汉中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便利：“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东南政权无论是恃四川还是恃荆襄作为上游屏障，都须藉汉中以作进一步的巩固。所以说南方真正的上游是在汉中地区。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从全局的角度认识到汉中的地位并加以经营的，当数南宋张浚。南宋初，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宋高宗赵构“巡幸”之所的选择。当时，金兵攻势正盛。金兵南下，常起三路：东越山东而趋江淮，西越山西而攻关中，中路越中原而趋荆襄。汉中、陇西尚处二线，四川则是大后方。南宋君臣们所要做的是既能暂避金兵之锋锐，又能保持一种不失时机地进行反攻的态势。大臣们建议巡幸建康、武昌、四川、关中的都有。张浚建议巡幸汉中。他上疏宋高宗说：“汉中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南宋在关中之军)，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积粟理财，以待巡幸。”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 陕西四 ]张浚对汉中的经营规划充分利用了汉中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汉中的地理位置，既背靠四川大后方，又能左右伸缩，联络陇西、荆襄，流通战争资源，呼应关中、中原等前线地区的战事。这样，汉中在南方的上游地区实居枢纽性的地位。张浚之议虽未被采纳，不过，由于张浚对汉中的经营，南宋以川陕、荆襄、江淮呼应作战的一字长蛇之势却得以形成。
三 汉中地区东西伸展的特点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汉水与长江连通，使得汉中与整个长江流域都联系起来了。立都建康的刘宋能与北魏远争陇西，靠的便是汉水的这种连通作用。西汉水河谷低地则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这样，汉中地区东四伸展的限度是东起吴越，西达陇西。 　　陇西地势较高，渭水、西汉水和白龙江等河流发源于这里。渭水东流，经关中注入黄河；白龙江南流入川，注入长江；西汉水东下经汉中，汇入嘉陵江。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陇西通向关中、四川和汉中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二地。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自汉中穿越秦岭谷道较艰险，而自汉中溯西汉水河谷低地以趋陇西却相对较为平易。这就给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提供了一个布势上的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
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魏纪三 ] 诸葛亮北伐多出陇西实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战略。诸葛亮出陇西，从策略上讲，是避难就易，越秦岭谷道较难而趋陇上却较易。出兵攻陇西，顺利的话，可占据陇西，取得陇西的地理优势。陇西对关中的地理优势，可用以进取，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有利条件；陇西对四川的地理优势，则可用于防守，翼蔽自陇入蜀之道，确保蜀汉国防上的完整稳固。这是诸葛亮北伐多出兵陇西的现实目的，也是自汉中向陇西伸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利用汉中与陇西的这种伸展关系以期在川、陕之间取得一种有利的态势，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宋和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有时甚至是争夺)。 　　南北朝初期，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氐人成为陇西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北双方都试图争取这支势力。当时，北魏已灭赫连夏，势力深入关中；刘宋则恃梁(今汉中地区)、益二州为上游屏障。仇池就这样夹在南北双方之间。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鼓励氐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以期打开南北双方在秦岭—带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刘宋时，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持；攻北魏时，往往得到刘宋的支持。仇池攻刘宋，或自阴平袭扰益州，或下汉中以扰梁州；攻北魏则袭上邽(今甘肃大水)。这都涉及到了南北双方利害攸关的地区。刘宋失益州，则失上游之势；北魏失上邽，则关中形势将趋不利。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终于将刘宋和北魏卷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2年)，刘宋发荆、雍(侨立于襄阳)二州之兵，会合梁、秦二州之军，山汉中进攻仇池。氐王杨难当不敌，逃奔上邽，宋军占领仇池。
北魏迎杨难当至平城。同年七月，北魏宣称为杨难当报仇，发军会攻仇池。次年二月，宋军被魏军击败，余众退还汉中。北魏占领仇池。此后数年间，刘宋还试图夺回仇池，但都未能成功。北魏据仇池，完整控制陇西，南朝西部形势渐趋不利。 　　若由汉中地区向东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及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成为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换句话说，东部势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险要阻击川、陕势力的东出。战国初，魏立都安邑，控崤函之险，秦即被遏关中，不得东出。金迁汴京后，扼潼关、守黄河，蒙古亦不得规中原。三峡方面，孙吴和陈都曾扼西陵峡险要以阻击益州之师的东出。
大巴山脉和秦岭分别向南、北包转，形成三峡和崤函险要，而在大巴山和秦岭巴之间，汉水东流，出秦、巴山地之后，到达南阳盆地。这里却是一片可以纵横四出的开阔地：可以北上三川河谷，可以东出中原，可以南下两湖。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潼关或三峡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 　　自汉中东出、从侧翼打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灭金之战。
金迁都汴梁后，遣重兵扼潼关，守黄河，企图作最后的顽抗。金人恃险筑边堡城池以御蒙古；蒙古军的优势在其骑兵野战，而视攻城为畏途。成吉思汗此前曾指示伐金方略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 注：《元史》卷一 太祖本纪 ]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灭掉西夏，兵锋直指金国。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蒙古开始筹划灭金。拖雷献计，述成吉思汗遗意：“金主迁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宝鸡，道汉中，不一月，可抵唐、邓。余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 [ 注：《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三 拖雷传 ] 窝阔台大喜，遂定下假道于宋以袭金侧背之策。(见图3—4—3)
这年六月，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连破凤州(今陕西凤县)、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汉中市)，然后，浮汉水而下，取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将出南阳。果如成吉思汗所料，金主闻蒙古兵自汉中东出，急调潼关守兵步骑十五万南下，屯唐、邓之间。这年十二月底，蒙古军在邓州附近的禹山击败金军。拖雷留军一部牵制退守邓州的金军，自率主力北进，直趋汴京。金军闻拖雷军主力北上，亦悉数往汴京靠拢。潼关一带的金兵南调，蒙古军主力趁机自河中渡过黄河，与拖雷军会合，在禹州西南之三峰山围歼这支金军。次年三月，蒙古军围攻汴京。金被迫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亡。 　　南方三峡方面的形势也是一样。自汉中下汉水可以配合自四川东出，打开三峡正面僵局。战国时秦胁楚、攻楚便利用了这一态势。楚立都于郢，西守江关以扼秦军自三峡东出之路。秦已先击灭蜀国，占有四川，又攻取楚汉中六百里地，置为汉中郡。这两个地区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代策划合纵时，曾向楚王指出过秦由此二地击楚郢鄢重心的便利：“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这是自汉中下汉水与自四川出长江配合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种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