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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颔：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 [图片]


韩石山按:今年春天,写了部<张颔传:一个睿智的学者>。不久前，《都市》杂志的副主编杨新雨兄说要组织一辑关于太原的稿件，问我可有相宜的文章，自退休后，新雨关照不少，这样的事自当效力。于是将《张颔传》中的一节改写为此文。
要多说两句的是，张颔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主要著作有《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是近年来，山西第一个走进中央台《大家》栏目的学者。1920年出生，今年已是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了。今天下午我还去过他家，老人家精神头儿还好。
桐叶封弟与晋阳古城
——访考古学家张颔先生
韩石山
今天下午一去，张先生就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让我看一篇学术文章，名叫《洽没运城大嵋镇水势研究》，还没看到就醒了。真是怪了，梦里都是看学术文章，自己写不成了，就给别人看。
我说：别人是钱迷心窍，你这是学问了心窍。说明你精神还好，还能看文章。
张先生说：可不是这样。这几天耳鸣，一鸣起来，就跟有个电钻在脑子上钻，轰隆隆响，什么事也不能做。今天稍微好些，心里麻烦得很。
我也看出来了，是有些委顿。得逗他高兴，谈起来才有精神。我说，昨天我特意看了《张颔学术文集》里的一篇，《“剪桐”字辨——析“桐叶封弟”之成因》。桐叶封弟的事，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上学的时候，一九六五年秋天，代我们“历史文选”的郝树侯先生，也跟我们讲过。
张先生说：树侯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在一起开会，常开玩笑的。他是老山西大学毕业的，四几年我们就认识，还是个书法家，右手残疾，用左手写字，写的很好。他有句名言，叫“司马迁不能迁，介子推不能推”，意思是说，咱们省的河津跟陕西那边的韩城，都在争司马迁的出生地，史学界倾向于韩城，因为人家那边有司马迁的祠堂，史书记载是龙门韩城人，明明确确，山西这边就不必争了。还有我们介休的介子推，史学界对是否有这个人，持怀疑态度，因为无论是时间，还是事件，都与晋国挂不上钩，权当是传说中人物算了。他力主司马迁是河津人，介子推于史有据，这就是“司马迁不能迁，介子推不能推”的来历。只能说忠勇可嘉，一次开会，说起这事，有人说树侯先生可封为“关内侯”，都笑了。关是指娘子关，意思不说你也明白。
我说：明明是周成王“桐叶封弟”，为什么封的国名为“唐”，郝先生解释说，唐和桐古代发音近似，课堂上他桐、桐、桐、桐的念下去，念到后来就变成了唐。也就是说，桐就是唐，唐就是桐。不像你这样，从古文字上着手解释。不过你俩的解释，正好颠倒了，他是承认桐叶封弟是史实，因发音近似，封地的名字就变成了唐，你是说，封的就是唐，只是唐字与桐字的篆书相似，后世之人，鱼鲁亥豕混淆，将唐字认作桐字，由“削唐”、“剪唐”一讹再讹，遂附会成了“削桐封弟”、“剪桐封弟”的故事。郝先生是地方史学者的解释，你这是古文字学者的解释，可以两说并存吧？
张先生笑了：你这是“吾爱真理，尤爱吾师”。树侯先生这样解释，下面还面临着一个唐如何变成晋的问题，就复杂化了。总不能说唐、唐、唐的下去，就成了晋吧。这个问题，我考虑多年了。各地学者，差不多都会遇到本地的学术难题。司马迁是不是河津人，就是这类问题。在太原，“桐叶封弟”也是这类问题。这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事儿，到时候就会有人问到门上。不想研究也得研究。
研究是个认真的事，不能想当然耳。桐叶封弟这个故事，秦汉以前不见经传。晋国封土建国的详细情况，到东周时连晋国的主君、卿大夫们都已经说不清了。这才是几百年的事情。《左传》昭元年（前五四一年）记载：晋平公病了，子产代表郑国到晋国来问疾，在对晋大夫叔向问时，对唐叔为什么名“虞”，为什么封于“唐”，讲了一段神话般的传说。大意是说，叔虞的母亲名叫邑姜，是周武王的后妃，怀孕时天帝对她说，我命你的儿子名“虞”，并给以唐地。后来儿子出生，果然手纹上有个“虞”字，所以便名为“虞”。周成王灭了唐国，就把唐地封给叔虞了。晋平公对子产的这段神话很是欣赏，称赞子产为“博物君子”。这段记载说明了两点，一是当时晋国的上层人物对其开国的故事茫然无知，二是叔虞未出生时已经由梦中的天神预定了其封地。当时并没有什么“剪桐”、“削桐”之说。再证之以晋国世掌史籍“司典之后”的籍谈，也不知叔虞封唐时的情况，所以在赴周天子穆后丧礼时闹出了笑话，为此而受到周景王“数典忘祖”的嘲笑，事见《左传·昭五年》。可见“剪桐”、“削桐”之说，当是后起的事。
《左传·定四年》有一段“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的记叙文字，其中涉及周王朝建立时对各诸侯国授土、授民、分器的情况，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索戎。”其中有难解者，看看《左传·昭十五年》所述，可得以补弃与阐明。关于晋国始封较为可靠的史料，就是这么一点少得可怜的记载。一般讲，无论在《春秋》诸传、《国语》、《竹书》、《史记》中关于晋国史事，只有“靖侯以来”才有“年记可推”，这是《史记》晋世家里的说法。而从曲沃武公以旁支夺宗之后，才有了较为翔实的记载。
《史记·晋世家》里关于“削桐封叔虞”的说法，像一个断线的风筝，没有根源和线索可寻。直到战国时期，这个故事才有流传，所见最早的是《吕氏春秋》。此书不是史籍，其中多有杂记。“桐叶封弟”便是其《重言》篇借用的一个传说故事。这个故事写得源源本本有声有色，是这样说的：“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桐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细看这个故事，就会发现，真是矛盾百出，如故事云，与唐叔虞燕居，然在叔虞尚未封唐时，史笔是不能称之为“唐叔”的，又谓“遂封唐叔于晋”，而在叔虞封唐时并没有晋国这个名称。还有“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周公当面对成王的这种称谓，也是谬于载笔的。《书·洛诰》中可以看到周公与成王对话的一段记载。成王对周公称“公”，周公对成王称“王”，不称天子。这些完全可以说明，《史记》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是后人的拼凑之作，只能当神话与传说看待。
说这些，只能揭露“桐叶封弟”故事的虚假，对故事的成因尚缺乏考察。我认为这种传说一定有其来龙去脉，不会无缘无故的凭空想象。以我的看法，这传说的形成，是由于对个别文字的错识而造成的。
古代文书都书于简牍，而简牍经常卷舒，文字易于磨损，字迹往往漶漫不清，于是常发生鱼燕、马为相混淆的误读误识，人们常说，“书经三写便鲁成鱼、帝成虎”，就是指这种情况。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所谓“削桐”、“剪桐”当为“削唐”、“剪唐”之误。
先要知道，削、剪（古书作翦）二字都有灭和分割的意思。《尔雅·释言》说：翦，削也。《战国策·齐策》说：夫削地而封田婴。高诱注：削，分也。这样说来，晋国始封当以成王灭唐、剪唐、削唐而封叔虞的辞义为正。
接下来就是唐字为什么能讹为桐字呢？这完全是唐、桐二字，在古文字中字形相似的缘故。唐字不用说了，是这样的（写了甲骨文中的唐字，且三种）。而桐字，《汗简》把从木的偏旁移到同字的下面，成了这样（写出来）。古文字中，从木偏旁之字，木字不但可以下移，也可以上移的。《金文编》著录的桐字有四个，木字偏旁均在同字上部，成了这样（写出来）。把古文字中的唐、桐二字作一比较，其鲁鱼亥豕相混之迹，便一目了然。
因简牍文字“削唐”、“剪唐”有所漶漫，唐、桐二字混淆，所以便有人将“唐”误为“桐”，错释成梧桐叶子，从而敷衍出“桐叶封弟”的故事，煞有介事地传播开来。这个故事的编造与传播，时间大致是在战国时期并盛传于秦汉之际。
我说：你老人家是高兴了，解决了山西历史上一个大疑难，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么一个有人情味的故事，也就永远破灭了。
张先生说：这就是历史学家的罪过嘛。噫，今天咱们谈什么，扯起这个就没完了。
我说：今天我想听听你当年考察晋阳古城遗址的事儿。
张先生说：你这是欲摛故纵，让我跑得欢欢的，猛一勒马嚼子，把我带住，就乖乖地回到正轨上来了。也好，说完晋国始建，再来说晋阳古城遗址，就顺理成章了。
古晋阳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它的遗址在现在太原市西南原晋阳县（现为晋源区）。历代有许多英雄人物在这里活动过，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过。《史记·赵世家》记载，春秋时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最早在这里筑城，后来知、韩、魏三家联军围攻赵襄子时，曾引水灌过晋阳。在这次战役中，知伯死，于是奠定了韩、赵、魏瓜分晋国的基础。西晋末年刘琨也曾在这里筑过并州城，并据以抗拒匈奴，进行过激烈的战争。《读史方域纪要·都邑记》称：“太原旧城，晋并州刺史刘琨筑，高四丈，周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一曰大明城，古晋阳城也，左氏谓董安于所筑……高齐于此置大明宫，因名大明城。”《唐会要》称：“旧太原都城左汾右晋，潜邱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二千一百二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宫城在都城西北即晋阳宫也。隋大业三年……诏营晋阳宫，高祖起晋阳故宫，仍隋不废其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汾东曰东城，贞观十三年长史李勣所筑，两城间曰中城，武后筑以合东城。”现在的晋祠，在唐代正是太原城的西郊，李白诗“闲来走马城西曲，晋祠流水碧如玉”即是证明。直到北宋初，太宗平北汉时，才将整个晋阳城毁掉。
从这些史料看，晋阳古城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使用时间长，从春秋时的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0年），到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太宗平北汉止，其间一千四百七十余年中未曾间断。历代均为繁华城市。第二是情况复杂，历代都有修建、新建、扩建的措施，大大小小就有七个城廓，虽然晋阳城的位置变动不大，但某一些城址不一定历代都全部使用过，有兴有废，情况不一。第三，晋阳城不是逐渐荒废而是遭到战争水火突然毁灭的，因此地下保存的文物资料可能很丰富。
过去对晋阳古城只有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没有做过正式勘察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实初，我们考古所的这次勘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这次正式勘察，与侯马新田晋国古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有关。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对侯马古城遗址的勘察全面启动，且取得丰硕的成果，就想到应当对山西省范围里，有关东周的时期的古城遗址作一个较为系统的勘察。于是从一九六○开始，先后对襄汾赵康古晋城、芮城古魏城（即毕方城）、夏县古魏都安邑城（俗名禹王城）、万荣古汾阴城、洪洞古羊舌城、闻喜古青原城、太原古晋阳城等十二处古城遗作了全面的勘察。或许是身在太原，或许是多一分关心，晋阳古城的勘察，我全程参与了，后来还亲自写了考察报告。
当时山西的勘察力量不足，晋阳古城的勘探，我们请河北文物工作队的马尚柱同志担任钻探工作。时间在一九六一年六月间。这次勘探，时间不长，收获不小，不只找到了东周时期的古城址，还较为准确地勘定了这个古城的范围。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一开始，先了解有历史意义的村庄，访问当地的群众，然后从当时晋源县（现在叫晋源区）西南一公里的“南城角”村开始。在这个村子的二郎庙的下面，发现了一段古城遗址。通过钻探，证明南城角村的整个村址，大都坐落在古城墙上面。村址为“L”形，实际是依古城西南城角的走势建成的。古城偏东十八度，由于夯土坚硬干燥，地势较高，适宜居住，所以这个村子便建筑在古城墙的地基上。二郎庙下面的一段城墙，正是古城墙的南墙，南墙西段从西南城角开始向东延伸，到600多米处，由于某种原因地势逐渐低洼，多年来即为稻田与汾河水所浸，故地下再找不到夯土痕迹。古城南墙，东西残长626.4米，宽30米，夯土坚硬，土质细，呈紫红色，厚17厘米，夯窝直径为4—5厘米。
古城的西墙，地上已所存不多。用探铲由西向北，追踪探寻，发现地下城基夯土绵延，与地上的残城相衔接，至古城营村的西面1300米的地方，有一段西城墙高出地表约7米，残长约900米。它的北端，就是城的西北角，至西南城角约2700米，就是西城的全部长度。城西北角今为一南北水渠所穿毁，在断面上有许多穿杆孔的痕迹。同时夯土中发现木柱灰和木柱下面的础石，础石方约40厘米。夯土质地、颜色和夯法，与古城南墙相同。在城墙拐角地方的夯土中，发现穿杆孔的方向，渐由东西折转为南北的现象，这在城墙的建筑上，也说明古城已折转向东去了。这里正是古城的西北角，向东折转的城墙，即为古城的北墙。
但在段北墙，在地面上保存的已经不多了。经钻探发现有夯土痕迹，续向东行。当时由于稻田泥泞未能再向东探察。从以上钻探所得资料，和“东城角”村（实际上是东北城角）的方位来看，这座古城南北长约4500米。这样就把现在的晋源区、晋阳堡、古城营的一半和古城营附近古城遗址，完全包括进去。
根据夯土的质地、色泽和夯法，我认为这座古城，是东周时期的遗址，和侯马牛村古城的情况有些相似，和邯郸、临淄、燕下的古城情况亦有共同之处，因此有理由设想这座古城正是东周时期的晋阳古城。
顺便，我们还勘察了跟这个古城遗址有关的三个古城遗址，一个是罗城古城遗址，就在现在的罗城村的东南方向，群众称为“罗城”，传说是北汉刘致远所建。第二个城址是在晋阳古城西墙内，晋源县西北，在距西南城角1500米处，发现了一段东西残长约220米的古城墙遗址。在这段古城墙和附近，采集到唐代的莲花纹瓦当和破碎的绳纹砖块。第三个古城遗址，是古晋阳城内“古城营村”西面的古城，传说这个城叫大明城，是由于北齐的大明殿而得名，亦即春秋时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所建的古晋阳城。古城的西墙和南墙的一段在地面上很清楚。群众把这个城叫内城，而把古晋阳城的一段西墙叫作外城。经过勘察，它的北墙东西长约300米，宽1.8米，偏东6度，夯土厚20厘米，为平夯法，西墙南北长400米，从夯土情况判断，它的建筑时间比“晋阳古城”、“罗城”都晚，比晋源县西北的一段古城残墙要早。
在遗址的断代上，我们认为古晋阳城是东周时代的，很可能就是智伯瑶决水灌的晋阳城。从遗址与遗物分析，这块地方，至少是北齐、隋、唐一直到宋的城址。这个城址各代都有变动，所以地上遗物的紊乱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一时所能搞清楚的。罗城似乎比较简单些，它的南城墙是借用古晋阳城的此城墙，当时古城营一带地方，也许有原来“古晋阳城”的一部分宫院、城阙还被使用着。由城墙的含物等推测，此城的使用年代是由东汉到魏晋，传说它是刘琨的并州城，从时代上看是很能的。另外整个古城东部位于汾河河滩上，由于历年河水冲涮淤积，可能已破坏湮没不易寻找了。
通过这次调查，再一次使我们了解到一个古城遗址是很复杂的，仅就城墙而论，虽然它是联结的，但时代或许很不一致，因为后代常常借用前代的城墙，加以裁截和修补，有的则只利用前代的城墙基础，另起新墙。
那次对古晋阳城遗址的勘察，大致说来，就这个样子。当时我还还挺自豪的，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设备太落后了，要不还可以做的更好。
我说：你知道我对你们这次考察最佩服的是什么？
张先生说：艰苦？
我说：不是，艰苦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我最佩服的是，你们没有简单化处理，而是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了，只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就是这个遗址，绝不像过去人们认为的那么小，就那么一片儿；不光给出了一个大的范围，而且说明，这个遗址从东周到宋代，许多城址是重叠的。这就是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自己。要是过分自信，以为自己勘察过了，一定要给个准确的结论，那就不是科学的考察了。
临走前,我从包里取出两轴字画，一轴是郑孝胥的中堂，写的是一首七律，一轴是傅增湘的一副对联，联语“到门不敢题凡鸟，看菊何须问主人”，上款“哈同先生”。这两轴字画，是我从一位开字画店的朋友那儿拿来的，此公专门代销上海博古斋的字画。我想买，又怕走了眼，拿来让张先生品鉴一下，看值不值得买，价格不菲呢。
张先生当下就要说什么，我说，不必，你细细看了再说，过几天我再来。
谢过张先生，出得门来，天色还早。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潺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