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马可·波罗游记》称：大约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其父亲、叔叔，由两河流域，经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东方。1275年5月，马可来到蒙古帝国的上都(内蒙古多伦县)，并获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在元朝当了十七年官，游历足迹几乎遍布中国。曾到过今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及北京等地，期间一度到达缅甸。1292年，因伊儿汗国可汗遣使向元室求婚，马可·波罗奉命护送公主出嫁，离开中国，从海上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并于1295年末回到祖国威尼斯。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确曾到过中国，游记记载的情况基本属实。不过，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七百多年以来，就一直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以及他的游记是否是伪作，并形成了“马可·波罗学”的两种观点：怀疑论和肯定论。

　　质疑和肯定

　　对马可·波罗这段经历，早在他在世时就有人表示怀疑。129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发生过一场战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可·波罗身陷囹圄。在狱中，由他口述，由狱友鲁斯蒂谦记录，写下了这本《马可·波罗游记》。1299年马可出狱，并从他的“老乡”那里获得一个新名字——百万马可，意思是说他善吹牛皮，这可能与那部游记有关，他们认为一个囚徒的话当不得真。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

　　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是有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一些可疑之点如襄阳献新炮、扬州做了三年官等等，这一切都使人对波罗一家曾长期住过中国发生怀疑。

　　19世纪初，德国学者海尔曼认为，《马可·波罗游记》是一部冒充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用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马可·波罗一家最远就到过中亚布哈里亚(Bucharia)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史学家福赫伯也在一篇报告中说，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没确切答案的问题。

　　随后，英国人克鲁纳斯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出了四个极具重量的疑问：

　　第一，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件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所言的事情属实。关于这点似乎有点武断，或许仅仅是没有发现。

　　第二，《马可·波罗游记》中很多统计资料充满疑点，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搞得灰蒙蒙的。

　　第三，中国两件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以及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在书中都没有提到。

　　第四，《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这可能是因为他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但是，有学者驳斥了这几点疑点。

　　第一，虽然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还没有发现直接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但有间接资料。有一个名叫杨志玖的中国人和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在中国的《永乐大典》和外国的《伊尔汗史》、《蒙古史》中，找到过一条反驳的“证据”。这几部史书中提到1290年阿鲁浑王的三位使者兀鲁斛、阿必失呵、火者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阿鲁浑王三位使臣的名字以及所处的年代完全吻合，这便是证据。第二，马可·波罗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著书环境又在监狱里，没什么图书资料可供参考，而且是同狱难友记录的，所以难免有错误疏漏之处。第三，他可能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所以没提到茶。同样，他不认识汉字，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不提汉字书法和印刷术实属正常。第四，书中地名多半用波斯语或蒙古、突厥语表达，说明他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而很少接触汉人，因而中国地名多用波斯拼法。

　　上面的反驳有些道理，但由于没有直接证据，不能成为铁证。第一条虽然有《永乐大典》等旁证，但由于仅是“孤证”，也很难成立。而且《永乐大典》与更早的《元史》有出入。《元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永乐大典》中记载的那三位使臣。《元史》成书早于《永乐大典》，我们自然更相信《元史》。

　　襄阳献炮的真伪

　　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大加渲染的“襄阳献炮”事件，是证明他本人确实来过中国的铁证。

　　关于蒙宋襄阳之战，在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力作《神雕侠侣》中有精彩的描写，其中除了郭靖、黄蓉、杨过等一班武林高手是虚构的外，所叙襄阳战守的情况基本符合史实。

　　《元史》中记载了襄阳献炮的经过。襄阳作为战略要地，是南宋王朝的“国之西门”，元宋在此地多次交战，互有胜负。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派阿术率军再次进攻襄阳，继而又进围樊城。1269年，宋将张世杰驰援樊城失败，夏贵、范文虎往援又败，襄樊军民奋勇坚守。次年，宋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1272年，李庭芝派张顺、张贵率水师突破封锁往援，张顺战死，张贵入城后又突围应接援军，被俘牺牲。1273年，元军切断襄樊通路，攻破樊城，守将牛富力战而死，襄阳城被元军用“回回巨炮”轰破，守将吕文焕出城投降。

　　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元军之所以能够攻下城池，“回回巨炮”功不可没。那么，“回回巨炮”是谁制造出来献给元军的？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是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叔制造巨炮并献出的，而《元史》等史料上却记载说，献炮者是一个叫“亦思马因”的回回人。

　　也许有人会说，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这个提问很大胆，但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根据游记记载，马可·波罗卒于1324年。而《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早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1274年就因疾而死。可见二人无关。

　　亦思马因有个儿子叫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与“波罗”相似，他会不会是马可呢？也不可能。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即1330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襄阳献炮”事件还有另一个更大的疑点，时间对不上号。《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他一家来华的时间为1275年，而襄阳城早在1273年就已被元军攻下，何用他们再献炮攻打？

　　马可是否在扬州做过官？做过什么官？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扬州是中国十二行省之一，而马可·波罗曾受元朝皇帝委任，治理扬州达三年之久。但由于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他当过什么官，因此，马可·波罗是否在中国做过官？究竟做过什么官？就成为一个悬案。

　　为《马可·波罗游记》做序的法国学者颇节根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推测马可·波罗在1277至1289年间曾做过扬州及其附属的二十七个城池的长官，即行省长官。

　　另一位英国学者则认为马可·波罗到中国时才二十岁出头，不可能做到行省这样地方最高一级职位的长官，可能只是一个达鲁花赤或副达鲁花赤，即行省属下的一个行政区划的一个小官。

　　然而，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可·波罗在扬州什么官也没做过。因为，当时的扬州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是闻名中外的国际贸易港口。当时有许多来自东南亚、西亚各国的商人、传教士、僧侣到过扬州，其中有人在扬州定居、做官。这些资料在扬州的地方志中都有记载，但是，无论《元史》还是江苏、扬州等地的地方志，都没有记载马可·波罗在扬州为官的事。另外，假如马可·波罗在扬州一带长时间为官，扬州地区不可能没有留下他的遗迹和民间传说。因此，我们只能说：据马可·波罗本人讲，他曾在扬州做过官。至于他是否在扬州做过官，做过什么官，尚不得而知。

　　马可·波罗可能去过哪里？

　　《马可·波罗游记》中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的疑点，那么，马可·波罗本人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就是个十分值得怀疑的问题了。

　　或许真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马克·波罗到了中亚一些国家，却误以为是来到了中国——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我们都知道旅行家兼探险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他本人至死都认为自己发现的是印度，他坚持称他在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不是骗子，马可·波罗也可能不是有意撒谎，只是把所到的中亚的某些国家当作了中国。

　　马可把中亚国家当成中国，这可能吗？当然可能。

　　蒙古帝国的版图曾一度横跨欧亚大陆，面积达三千万平方公里，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在当时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大汗几乎无法作有效的统治。为了便于管理，蒙古人采取地方分权制度，把疆域划分为六个子国，平等地并列于最高元首——大汗之下。这六个子国是：元帝国（辖区中国大部）、吐蕃宗教国（辖区中国西藏、青海）、察合台汗国（辖区中亚细亚北部）、窝阔台汗国（辖区中亚细亚南部）、钦察汗国（辖区俄国、东欧洲）和伊儿汗国（辖区伊朗、伊拉克）。

　　六个汗国都是蒙古大汗的属地，其子民都可以自称为蒙古国人。因为元帝国皇帝之位由蒙古大汗忽必烈担任，六个汗国的子民也都可以自称为中国人。这些子民中有不少来自中亚细亚的波斯人（色目人），他们可能到过中国的中原，并且在中亚细亚的某个地方遇见马可·波罗，以“中国人”的身份向马可一家人讲述了在遥远的东方所发生的一切。这些色目人虽然在元帝国的政治地位很高，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至少汉文化水平相当低，所以，讲到许多中国的地名时用的大多是波斯叫法，而且往往把元帝国皇帝的家谱搞错。这一点可以理解，蒙古人建立的六个汗国的开国君王虽然都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裔，但其继任者们却往往乱了辈分，尤其是元帝国，其皇帝又兼任蒙古大汗，要搞清如此复杂的关系确实不容易。

　　色目人不熟悉汉文化，所以根本没把汉人使用的汉字、印刷术及茶当成一回事，自然也就不会向马可提起。同样，由于不熟悉汉文化，他们提供给马可一家人的中国资料是感性的、支离破碎的。

　　如果以上分析属实的话，最合理的说法是，马可·波罗并没有真正到过中国，至少，他没有到过中国本土，只是自认为他所到的中亚细亚国家就是中国。“襄阳献炮”则是他为了抬高身份而编造的故事，以便为元朝皇帝“接见”做铺垫。纯属虚荣心在作怪。

　　尽管《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这本书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太平天国灭亡的真相

　　太平天国官员的腐败是前所未有的。

　　大兴土木，穷奢极欲

　　太平军进入天京（今南京）后，就广为宣扬两句话：“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其实当时根本没有一国来朝，而大兴土木却是从大军进城第二个月就开始了。自洪秀全以下，各个封王纷纷大造宫殿，一个赛一个奢侈。

　　以洪秀全的天王府为例。整个宫殿群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拆毁万余间民宅，向外扩展十里。每天参与工作的建筑工人达万余，主要是征用没有随军的妇女、老人，工匠则是专门从安徽、湖北招募来的且都是无偿劳动。天王府一共修建了两次。第一期工程半年即建成，可惜被突起的大火烧毁了一部分。于是，次年正月又开始了第二期工程。两期工程所用的砖石木料都是从明故宫、庙宇、民房拆取搬来的，可谓劳民伤财。本来还有第三期的天王府工程，计划扩建到周围的二十里，但因局势动荡未能实施。

　　天王府的防卫甚是严格，四周有三丈高的黄墙环绕的宫殿群，宫墙外面是一道深宽各二丈的御沟，沟上有三孔石桥称五龙桥供行人进出往来。过桥迎面第一道大门为天朝门，门外悬挂着十余丈的黄绸，上有天王洪秀全御笔手书五尺大的朱字诏令：“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中雪。”意思是说，大臣等闲杂人等，到了天朝门时就别往前走了，有天王的诏书才可以进去，否则就别怪我杀人了。云中雪是太平军形容“杀头”的隐语。

　　天王宫的装修极为华丽。据史料记载，这座宫殿内雕梁画栋，用黄金作装饰，绘以五彩，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宫中奇珍异宝无数。

　　不独天王，诸王与各级官员的腐败也不逊色。各王都纷纷修造自己的王府，驻外的也不例外。东王杨秀清的府第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甚至超过了天王府。即使到了王朝的后期，讲求排场的恶习依然没改。如忠王李秀成驻扎在苏州，一直与敌人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一直没有停止装修，直到苏州城陷落前夕仍在动工。其豪华程度令人惊叹，据说仅次于天王府，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看到后都叹为观止。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天京诸王豪贵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争奢赛富，大讲排场。如舆马定制，最底层的管辖二十五人的“两司马”就可以乘四人抬的黑轿，以上官员的规格层层加大，到东王杨秀清时，每次出行要乘四十八人抬的大黄轿，夏日乘轿下设玻璃器皿注水养金鱼的水轿，每次出行时前后仪仗长达数里。而天王洪秀全自从进京后再不踏出宫门，但宫内有美女牵的金车，宫外常备六十四人抬龙凤黄舆。为了配合豪华的排场，宫内专设典天舆一千人、典天马一百人，还有典天锣、典天乐……等等，奢侈至极。

　　天朝各官员的奢侈腐败还表现在穿戴装饰上，普通官员的一顶王冠，一件衣袍就可抵一个中产之家的全部财产。而天王洪秀全的金纽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无价之宝。

　　争吃争穿争排场的现象是全国范围内的，除了诸王，参与者还包括朝里朝外文武各级官员三十一万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王亲国戚和洪秀全起事时的功勋兄弟。如此庞大的蛀虫队伍，很快就把掠夺来的金山银海挖空吸干了。

　　当时在天京北王府典舆衙内潜伏着一个清廷间谍，他是当书手的张继庚。张继庚在1853年9月向清军统帅向荣投送的第一封情报中讲到太平天国的库存金银情况，他写道：“伪圣库初破城时运存一千八百余万两，此时只有八百余万两。”两个月后投送的第六封情报又说：“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八百余万两，现只存百余万两不足，不知其用何以如是浪费？”

　　被如此空前的奢靡风气所笼罩，太平天国想不亡都难。

　　妇女的牢笼，百姓的恶魇

　　太平天国的前身是1843年创立的“拜上帝会”，倡导“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然而，太平天国对妇女的压迫却是前所未有的。

　　太平天国实行一夫多妻制，至于有多少，则没有限制。东王杨秀清在答复美国人的一份外事文书中就公开承认：“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妻妾。天王洪秀全拥有的妻妾倒是有准确的数字：金田起义后不久十五人，一年后占领小小的永安后就增加到三十六人。进天京后，甚至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1864年太平军败亡时，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有八十八（也有说法是一百零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这里，就算天王只有八十八个后妃，也已远远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

　　洪秀全因为妻妾太多，记不清名字，干脆给她们编号，还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王诗》，其中规定了许多奇怪的清规戒律，如禁止女子抬头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均引自《天父诗》）

　　洪秀全可以说是将皇帝和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了极致。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在其所著的《天京游记》中提到，有一次他在王宫前调查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原来是天王进膳的时间，直至膳毕，这些声音才停止。此时：“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

　　上行下效，一国之主的天王尚且如此，下面的官员也好不到哪里。这个时候，我们丝毫看不到太平天国教条中所倡导的“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只有对妇女的绝对权威和压制。

　　太平军的杀戮也过于严重。洪秀全本人为人暴虐，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得半死。在天王的带领下，太平军杀人如割草，只看太平军如何除“妖人”的就可见一斑。

　　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都被太平军视为妖人。太平军辨别妖人的方法极是荒谬：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都被指作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有些人不堪刑讯自认是妖被杀，还有一些人干脆自杀。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

　　在太平军内部，大家互相残杀起来也绝不心慈手软。对于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斩首。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搞得广大太平军成为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三无”工具。诸王之间更是全然不讲情谊。如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不但杀了杨全家，还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的全部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的威信又杀了韦昌辉。整个内部毫无仁爱信义可言。

　　领袖无能，等级森严

　　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袖层就集体丧失了进取心，实行无为而治。作为第一领袖的洪秀全，其腐败不但表现在生活的糜烂上，在政治上也是一塌糊涂。在起义后的十几年里，洪秀全多数时间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他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五十二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十一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只有一次坐六十四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望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天王府里，享受着极具威仪和奢华的帝王生活。

　　1864年，当淮军和湘军包围了天京以后，李秀成等一些较为清醒的将领劝说洪秀全突围再求发展时，他不但拒绝突围，还幻想天兵天将来帮助他。直到天京即将告破前，他还说自己的江山是“铁桶江山”，幻想着“朕之天兵过于水，何惧曾妖乎”（曾妖指曾国藩）。试想，这样一个整天生活在虚幻生活中，腐败透顶的领袖，怎么可能领导太平天国走向最后的胜利。

　　太平天国的封建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的。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等个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都要受到惩罚。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中充满“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洪秀全本人以“朕”自称，自比“太阳”、“日头”。太平天国还给诸位王排定座次，依次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王长兄洪仁发，巨王洪和元，长王洪瑞元，王次兄洪仁达，次王洪锦元，天四驸马黄栋梁，天西驸马黄文胜，西王父蒋万兴，南王冯云山，等等，说明太平天国十分讲究上下尊卑。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当诸王外出时，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在道路两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若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惩罚。

　　当一个政权中所有的人都把精力放在严苛的排座次、讲规矩上时，这样的政权显然不可能长久。

　　王爷遍地走，争权夺利葬送江山

　　太平天国的王爷数量之巨也是空前绝后的。太平天国前期共封了五个对起义和建朝有过贡献的外姓王。这五王是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以及翼王石达开。这其中除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战死之外，其他人则死于内讧。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所杀，随后天王洪秀全又捕杀了北王韦昌辉。

　　天京事变后五个外姓王就只剩下翼王石达开一个人了。事变后，石达开回朝辅政，受到满朝文武臣民的拥护。此时洪家兄弟不是忙着安定政局，而是急于封王。洪秀全先是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出狱不久的次兄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忿然领兵出走，发誓不再回来。此举引起满朝文武臣民的抗议，洪秀全不得不把两个王兄的爵位革掉以谢天下，但还是未能把石达开及其率领的几十万精兵召回天京，从而丧失了一次振兴天国的机会。

　　天京事变让太平军损失了几万名精华骨干，加上翼王石达开分裂出走带走了几十万精兵，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形势岌岌可危。此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四路围攻安庆，扬言年内攻破天京活捉洪秀全。幸而有新起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在安徽重振军威，与李秀成及捻军合力向敌人反攻，解了安庆之围，保卫了天京上游的门户。陈玉成又回师皖北，大破清军于庐州，活捉了清朝安徽巡抚李孟群，这才把天京事变后两年来十分危急的局势扭转并稳定下来。

　　洪秀全鉴于封王兄引起的风波，宣布天朝永远不再封王，在原来的侯之前，增设义、安、福、燕、豫，共六等爵位。天京之围解除后，陈玉成因功被封为成天豫，李秀成被封为合天侯。同时恢复前期的五军主将制，以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其他各个人等也有不同的封赏。不久，陈玉成再次破格被封为成天义，再封为英王。

　　这新的爵位的制订及封号，大体上反映了天京事变后，各路太平军的隶属关系，以及按照军事才能而形成的指挥系统，上下悦服，太平天国又一次出现了乱后重建的中兴景象。可是陈玉成被封王却又引起其他有功的战将攀比。首先是驻在浦口防守天京北大门的后军主将李秀成，与他原来的部将、而后叛变投敌的李昭寿秘密通信，被人发现后报到天朝。天王洪秀全骇得不知所措，一面下令封江防变，一面亲书“万古忠义”的手诏把李秀成封为忠王。接着封中军主将杨辅清为辅王、左军主将李世贤为侍王。然而，封王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剩下的右军主将韦俊因是韦昌辉之弟受封较晚，一怒之下，率部数万人叛变投敌。

　　到了后期，洪秀全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的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几个王兄更是仗势卖官鬻爵，随便滥封。结果，总共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这些被封的大大小小洪家王爷成为京城一霸。尤其是当了“京内又正总鉴”的信王洪仁发、“御林兵马哥”勇王洪仁达为首的洪氏家族王党，总揽朝政，横行天京。如他们规定进出城门的人须持“洪氏票”进出，结果，有一次忠王李秀成出城调兵也得拿出十万两银子的买路钱才得出城。又如在天京陷入最后一次重围前，朝中有人建议提前购运粮食回京储备，以备战时之需。但由于进出城门的“洪氏票”价格昂贵，运粮回来后须交纳重税，运粮无利可图，贩运粮食的人不肯去购粮，以致后来天京被围后出现粮荒。此时，洪秀全号召军民吃草，美其名曰“甜露”。他本人就是因吃草生病，无药医治而死（有的记载是服毒自尽）。

　　不但滥封王，太平天国的各王、从高官到基层官员如两司马都世袭，打破了封建统治者只袭爵位不袭职位的惯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受封为王的人得到封号后，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至今浙江还流传说，侍王李世贤出门坐五十四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仪仗，轻则杖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遂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人不够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设置各种苛捐杂税，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不下二三十种。

　　为了敛财致富，新封诸王一个个拥兵自重。当陈玉成为保卫天京上游门户安庆而浴血奋战的危急关头，拥有百万大军的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一心经营其苏浙领地，始终未发一兵一卒前往皖北助战，坐视安庆和庐州相继失守、陈玉成牺牲而不顾。直到庐州失守后十七天，天京再一次陷入湘军重围的时候，李秀成才看到大局动摇的危险性，组织起十三王、六十万大军，救援天京。但因诸王各怀私念而消极畏战，对阵四十六天，竟未把饥病交加的二万湘军打退，借口缺寒衣而各自散去，直到天京沦陷为止，再也没有哪个王来解围了。

　　这些王爷们各回到自己的安乐窝，享受荣华富贵，小王不听中王，中王不听大王，最后纷纷叛变。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州，也被其叛变投敌的心腹部属四王完整地奉送给李鸿章了。算起来，李秀成也是一个卓越的将领，可是他从占领苏州到苏州失守，仅隔三年半时间。并非他能力不足，是腐败吞噬了他的百万大军。

　　李秀成最终还是栽在钱财上。

　　在苏州失守后只率数百亲随狼狈逃回天京，但天京也在半年后失守。他在天京的两座新旧王府被抢后也被大火夷为平地，与天王府一样只落得一片废墟。天京失守时，李秀成保护幼天王突围出城后，与大队离散，孤身逃到方山。当他解下缠在腰上的百宝囊休息时被人发现，宝囊被人哄抢，他也被捉住送到清营成了阶下囚。想来，这个时候，他会为自己当年的贪婪、愚蠢而悔恨吧。

　　《红楼梦》中，探春说过一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唯有从其内部杀死，才是死透了。太平天国就是如此，它不是被清军所灭，而是自己从内部烂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