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图书馆 美国学界提供理论支持

　　华尔街上的罗尔斯

　　“占领华尔街”占领的其实不是华尔街，因为它太窄，很容易封锁，也不适合露宿。占领华尔街占领的是距华尔街两个街区的祖科蒂公园。乍一看祖科蒂公园像一个拥挤、混乱的无家可归者的露营地，其实很快就会发现它其实井然有序。广场被分成了野营、休息、医疗、图书馆、厨房、艺术设计、媒体等多个中心。《纽约客》说：“占领华尔街缺少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议事日程：一系列要求、立法建议。对很多参与者来说，缺少具体的要求正是它的吸引力之所在。他们是匆忙发起的。他们不知道事态将会如何发展，他们喜欢这种方式。占领华尔街是一个政治计划，但也是一场抗议活动，一次建设性群体活力的演练，其意义在于过程，而非政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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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美国巴德学院教授史蒂文·马齐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结局不管是在第一场降雪时解散，还是发展成对茶党的制衡力量，它都将作为近年来第一场凸显美国经济不平等程度的运动被载入史册。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并造成影响，占领华尔街运动需要由更加融贯、更激动人心的梦想所支持的具体目标。”抗议者近来已经开始争辩该运动应该提出哪些具体要求，但他们的谈话好像缺乏较为深刻的智慧的指导。美国政治哲学家、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平等理论家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是最合适的理论基础。罗尔斯把他的理论称为正义论，并在后期著作中强调其基础源自美国宪政主义的历史与愿望。它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理论。

　　罗尔斯会说，占领华尔街对造成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批评是完全正当的。但他会对99%的人错误地憎恨1%的人感到遗憾。他会让他们将敌意转向只允许最富有的人从过去20年间的经济增长中获利的政策和体制。罗尔斯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只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其最少受惠者会比在其他情况下获得更多利益。这一原则为抗议者提供了指引。罗尔斯的这个差异原则承认，一个有效率的、自由的社会将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他坚持认为，如果富人变得更富，而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工资和社会资本停滞或降低，那就出问题了。

　　这一思想的基础是，在一个公平的社会，公民们应该是社会合作体系中自由平等的参与者。有些人也许更积极、工作更努力，因此合理地期望得到更多回报。但人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人人都有权得到平等的机会，包括接受体面的教育、实现个人计划的真正的机会。

　　当社会合作的本质解体，相当一部分人发现他们怎样努力都无法致富，不平等就变得不公正了。罗尔斯没有为消除两极分化列出具体的政策，但无非是对金融、银行体系和税收制度做出结构性改革。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以运用罗尔斯差异原则包容性更强的一个形式：只有当有理由相信不平等的体制对跟它相关的每个人都有利时，才可以允许不平等的存在。这对大众化的抗议运动来说表述得太细致了，不适合做成手写的标语，有的抗议者打出的标语相当简洁有力：“吃掉有钱人！”

　　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厚达1100页，但没有妨碍它成为茶党喜爱的书，并对茶党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可以通过阅读《正义论》和罗尔斯的其他著作获得灵感。他们将会发现许多宝贵的思想用于丰富他们的运动，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在不偏不倚的背景下得出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到他的公共理性观（辩论有分歧的问题的模式），重叠共识（具有不相容的信念的群体解决基本的政治正义概念的方式），到他对“理性的”与“合理的”区分，后者指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而不只是维护自己的利益。

　　0.1%与99.99%的人的斗争

　　学者们成了祖科蒂公园的常客。科内尔·韦斯特、齐泽克和弗朗西斯·福克斯·派文对人群发表过演说。韦斯特说：“不可能把华尔街的贪婪问题转换成一个或两个要求。我们谈论的是民主觉醒。”杜克大学文学教授、批判理论家迈克尔·哈特预见到了抗议活动提出的问题。祖科蒂公园内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民图书馆”有近1200册装在纸箱子里的书，一位图书管理员说：“他们对文字的尊重令我感到惊异。他们真的很尊重已经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消化以前的所有思想。”

　　抗议者关心的主要是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发表了许多看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5月的《名利场》杂志上说，收入不平等是1%的富人与余下99%的人的斗争，占领华尔街运动拥护了这一说法。本月斯蒂格利茨探望了抗议者，他说金融市场本应该是配置资本和管理风险的，却错误地配置了资本并创造了风险。他对抗议者说：“我们在承受他们错误的行为的成本。在这个体系中，我们将损失社会化，将所得个人化。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利·法洛说，他给占领华尔街的“人民图书馆”快递了一本书，保罗·皮尔森和雅各·布哈克合著的《赢家通吃政治》。两位作者说，过去30年间，美国的有钱人变得更加有钱。他们说的有钱人不是一般的有钱人，而是特别有钱的人。1970年以来收入剧增的人不是占美国人口1%的人，而是占美国人口0.1%的人。自1974年以来，占美国人口0.1%的人的收入从总收入的2.7%增长至12.3%。这些人是谁？如作者所说，他们大部分不是艺术、娱乐和体育界的超级明星与名人，他们也不是食利者，大部分是公司经理，越来越多的是金融公司的经理和主管。他们认为，政治要对此负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立法者和官员们允许它这样发生，而不是因为国际市场、全球化或教育水平、机遇造成的。游说者和其他组织的压力创造了一个对非常有钱的人更友好的环境。它不是一场阴谋，因为它是公开发生的。它也不是不隐讳的以集会、演说和选举胜利为特征的政治运动。它主要依赖一个放任自流的过程：政府系统化地、持续时间很长地未能对经济变化做出反应。政治家们任由金钱流向金融链条最顶端。

　　《时代》周刊专栏作者乔·斯坦因写道：“有钱人势力很大，但现在他们不敢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达拉斯小牛队老板、连NBA裁判他都不怕的亿万富翁马克·库班说，占领华尔街抗议的是那些没有附加任何价值的金融工程师。他们是1%中的1%……我们不仅敬佩那1%的人，我们需要他们。那1%的人创办了时代公司，为我创造了工作。他们创办了斯坦福大学，我在那里读的大学。他们创办了Facebook和抵押。他们创建了比尔和米兰达·盖茨基金，投资了大部分伟大的艺术，资助医学研究……茶党和占领华尔街都是正确的。我认为要削减中产阶级的权利，但也要增加对向移民工人和新贫困人口提供的服务。”但当我们把意外之财交到有钱人手里时，他们并没有创造工作。当经济在增长，他们有顾客光顾他们的生意时，他们才能创造工作。

　　美国作家卡勒布·克莱恩向“人民图书馆”捐赠了理查德·庞弗雷特的新书《平等年代：经济学视角中的20世纪》。他说：“我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凯恩斯主义的直觉是，当财富过于集中在不需要花钱的人手里时，它就会停止流通……当我第一次前往占领华尔街的营地时，我想，太好了，这是认为自由市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人在表达民粹主义的愤怒。但接着作为职业作家和长期观察政治的人，我又想到，他们没有利用那些经济政策专家和活动组织专家。如果他们不提出政策议程，自由派如何决定是否支持他们？但后来我发现，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这群人选择了不接受专业的政治意见，敢于说出成熟的政治圈不敢说的话。占领华尔街会演变成茶党式的左派政治组织吗？我认为不会，因为其方法太无政府主义。它会迫使政府通过更严格的管制金融或约束公司的政治力量的法律吗？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时就不会。但是1932年在华盛顿扎营的"补偿金进军事件"的老兵，1936年为抗议失业和贫困从贾罗镇进军伦敦的英国工人也没有实现具体或长久的结果。这些早期抗议者努力为政治对话增添了新的声音，单单这一点就是不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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