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游乐场得多钱:红歌的政治美学--

 一

中国对歌曲艺术的深入思考，起于春秋。后世音乐美学的见解，直至西学东来，都不脱于这一时期的源流。

春秋之际，是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百家纷起，百家争鸣，各个学派激烈争辩，你来我往，各持见解，各有所见。

在音乐学一面，焦点集中于音乐的本质、音乐与现实的关系、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后三个方面，是中国音乐美学特别的侧重所在。春秋诸子百家，堪称中国思想的源头，从这个源头看，中国人就是这么的入世、积极，哪怕对音乐这么一种感性的、灵性的、神秘的语言，也依然无碍地套入政治学的伦理之中。

在这场论争中，墨家最“左”。墨翟是木工，在手艺上甚至与木工的祖师爷鲁班齐名。墨翟坚决地反对音乐这玩意儿，其否定之决绝，没留一点余地，用两个字来表态，就是“非乐”。

墨翟认为，音乐，“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能引起人的美感，使人快乐。但它的存在，上有害于国家的治理，下不中万民之利。“农夫”、“妇人”听了，一定会妨碍农事和纺织；“士”听了，一定会影响精力和才智；“王公大人”听了，一定不能“蚤（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如此一来，音乐的结果，必然是“国家乱而社稷危”。

墨翟主张“圣王不为乐”。在他看来，音乐越发展，治国就越难，用原话说就是：“乐逾繁者，其治逾寡”；“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墨翟“非乐”，在我看来不失为一件异事，要否定像人要吃饭这么自然的一件事，非异能者不能为。如果这事能让正常智能者想通，那么不外乎有三个事实：

一、墨翟代表了劳动阶层，对“王公大人”的奢侈淫靡，极其地看不惯。出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否定，他也否定了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而音乐恰在其中，代表了享乐、豪奢、不务实。享乐、豪奢、不务实，在墨家一惯主张节简的思想体系中，这可是最不耻、最不能容忍的失德行为。

二、即使有这个事实，事情依然堪怪。按常人的经验，劳动阶层对音乐的需要，有时更在四体不勤者之上。音乐很可能起源于劳动，这个推断没有考古学依据，扯不清楚，不提也罢；但音乐对诸多农活、役事的辅助、助兴、提升之功，墨墨这个劳动者居然看不见、听不到。可能的解释是，此人是木匠，木匠虽是劳动者，但此劳动更强调手艺、精巧、个人性，这与力气活中发生的、往往属于集体事务的劳动歌，有点儿隔。

三、还可能有一个事实，最可能说通此咄咄怪事：墨翟是个乐盲。乐盲者，感知不到音乐何乐之有，自然对它也不会产生需要。

墨翟单纯强调政治和生产，把音乐与之完全剥离开，彻底否定音乐的社会功能，否定音乐。这极“左”思想可能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在秦统一六国后，它也差不多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但也没有完全消失，我疑心，后来中国一直盛行玩物丧志说，一直有倾向将歌、乐、戏、曲等与美近、与事功远的艺术归入“没出息”、不务正业之列，可能是墨翟的徒子徒孙，是“非乐”的变种。

道家和儒家是另两派。道家似有“非乐”的外貌，其实质却是极致地肯定音乐。它对墨家、儒家的音乐功利主义都没什么好感，针对墨家对事功的孜孜以求，庄周讥讽说：“毁古之礼乐”，“去王也远矣”。意思说，你不是要追求王道吗？你那个否定音乐的高论，一头钻进王道里，却离成王之道十万八千里。

老子喜欢把话说绝，听起来极端，细想一想，往往却是哲学的极致：“五音令人耳聋”，这是他的绝论。顺着他的主张，庄子发挥说，要“攘弃仁义”，“擢乱六律，铄绝竽瑟”。那么音乐在哪里呢？在无声，所谓“大音希声”，“至乐”。“至乐”虽然听不见，然“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既然“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就是“道”，那么音乐的大道，也便归于“无”；在那里“有无相生，……音声相和”，达到了音乐至高的“和”的境界。

道家看起来是在否定“声”、否定“乐”，其实却是在否定以“声”、以“乐”、以法度为代表的“礼乐”、“仁义”。它鼓吹的至乐，恰恰是超脱的，出离政治，只跟美、跟宇宙大道相和，一种高于音乐功能主义的纯粹精神性的审美。

儒家对音乐的思考最深入绵密，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乐记》把它保留下来。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儒家这一段论述极为雄辩，代表了当时音乐唯物论的至高水准，即使放之于全球，也属相当高明。

紧接着，这《乐记》论述了音乐和生活、政治的关系：“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乐记》强调音乐的政治、道德标准，所谓“德成而上”，有了合乎“礼”的思想感情，才是一流作品；而“艺成而下”，艺术性这玩意儿，不值得单独称道。“德音”、“和乐”应该提倡；“溺音”、“淫乐”必须反对。

“淫乐”之“淫”，并非指“色情”，而是过分。比如在孔子那个时代，儒家有一个美学判断——“郑声淫”，即是说郑这个地方的民间音乐，乱了法度，过了，必须抑止。

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教化，最后将音乐的法度直接与国家的法度，与“礼”，对应起来。对儒家来说，“礼、乐、刑、政”都是统治工具，这样就把一个音乐反映论（音乐是现实的反映）的认识，最终倒置过来，变成了音乐统治论（音乐是国家体统的一部分）。在儒家思想的波及影响之下，中国形成了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音乐的政治美学、治国之论。

道统思想，是中国非常强大也非常独特的思想，并成为各种思想中的核心思想。在此思想下，美没有独立的价值，而是一切价值都建构在国家、社会之上，服从于国家、社会的目的；各种艺术，都被收拾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利体系之中。关于诗，“诗言志”；关于文，“文以载道”；关于乐，乐音乃国音：音乐直接联系着国家的兴衰，乐可以亡国也可以兴国。

所以一个国家的不治，称之为“纲常失纪”，更称之为“礼崩乐坏”。

“礼乐”思想的创始者是孔子。孔子生于乱世，生于忧患，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恢复天下秩序，恢复盛世周王之礼。但此时的春秋世界，实在已经乱得不成样了。

据《乐记》记载，西周有一台大型乐舞叫作《大武》，描写了武王伐纣之功，是周朝开国第一大乐。其曲式结构完整，以宫、角、徵、羽四个正声为骨干，不用商音。孔子看了《大武》，《大武》已非当年的《大武》。

孔子问侍坐在帝的宾牟贾：“声淫及商，何也？”（声音不合法度出现了商音，这是为什么呀？）

宾答：“非武也。”（这不是《武》的声音。）

孔子又问：“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假如不是《武》的声音，又是什么声音呢？）

宾答：“有司失其传也。”（这是乐官在传承中造成的谬误。）

可叹孔子，生在一个已经“礼崩乐坏”的时代。

二

红歌，现在叫这名称，以前的叫法——革命歌曲，无产阶级大众歌曲，健康文艺歌曲——一般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迄今，具有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歌曲。

红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阶级性、政治性，正是红歌之红，是红歌的灵魂所在。在它产生的年代，这政治性表达出来就是，立场正确，态度鲜明，服务于人民大众，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红歌服务于政治目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份关于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件，提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成为文艺界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在这篇重要文论里，毛泽东明确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

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经历了漫长的民族解放的斗争，经历了漫长的争取民族自立、民族崛起的斗争，红歌就产生在这些历程之中。以历史的真实背景观之，虽然它有明确的功利性，却也是比较自然地产生的。在集体主义、团结统一的年代，为了民族共同的追求，为了人类共同的事业，当歌声响起，万众一心，激情满怀，斗志昂扬，曾经是多么普遍的场景。

三

红歌是一种集体意志的表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以达成某种集体的事业，是它独特的政治美学。说它独特，却也并不孤僻：在组织行为学中，举凡组织之中、需众人协力以达致某种集体目的的领域，都用得着它；歌曲的政治美学，在这些领域可说是具有一般规律性的认识，现在的应用也非常普遍。

企业有企业文化，厂有厂歌，社有社歌。在日益高级化的管理学理论中，关于员工对企业目标、自身岗位的认定，有“项目——任务——责任——使命”等程度不断提高、使命感不断上升的一个序列。员工接受指令、领取任务，认同“项目”是初级；需不断提高认识程度；到认同“使命”这一层次，已经有了宗教组织般的、神圣事业的味道。

红歌曾经达到的程度，即是“使命”，是政党、文艺工作者及工农大众对使命的共认。在集体的事业中，只有融入集体，成为集体的一员，成为共同事业的一分子，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个人才是有意义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取决于集体的价值。这种政治美学，演绎到极致，就是纯而又纯的革命成了唯一目的，集体的事业成了人的唯一属性，集体的价值成了人的唯一价值。虽然这可能最终导致了荒谬，却是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内中并无任何逻辑矛盾和价值冲突。“文革”十年，它就发展到了这样的极“左”、极“纯”的程度：有涉个人情感的歌曲都成了毒草，包括爱情、友情、个人悲欢都不能唱，所有的红歌，都是关于事业的歌唱，只有这是唯一正当、唯一正确的。

四

建国60周年之际，中宣部等十部委曾推荐“爱国歌曲大家唱100首”，现被通称为“红歌100首”。我粗粗统计了一下，这些歌曲的创作和流行年代，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到2009年建国60周年庆典之际结束，涵盖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个世纪。其中，1949年以前的歌曲，约占十分之一；1949-1976年的歌曲，约占十分之四；1977-1999年的歌曲，约占十分之四；2000年代的歌曲，约占十分之一。

1999年之前的歌曲，大都有比较强的政治背景，一些歌曲甚至直接是因事而生，因某种形势需要而生。如《保卫黄河》、《游击队歌》是抗战歌曲，《南泥湾》是歌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是1961年北京举办第二十六届世乒赛的迎宾歌，《翻身农奴把歌唱》是反映西藏和平解放、农奴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在希望的田野上》是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赞歌，《春天的故事》描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故事……这里面比较容易被误认的是关于红军的歌曲，它们并不产生于红军时期，而诞生于1949年建国后。

2000年代的歌曲，甚至也包括一些80、90年代的歌曲，虽然也多有特殊的创作事由、政治背景，但其政治意义比较含糊，有时是概念宽泛的拥军、爱党、爱国歌曲，有时甚至背景语义复杂，与红歌指向的红色语义并不一致（关于此，下文将进一步述及）。

这样粗粗扫过，我们已经能很清晰地看出，红歌与普通流行歌相区别的最根本特色，乃在于它是一种服务政治的歌曲；服务政治，是其旗帜、歌魂、时代性、歌曲的意义所在。在红歌的政治美学里，毛泽东曾论述得旗帜鲜明：“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红歌的创作者，大多即秉承了这种革命的信仰、革命文艺的理念。比如李劫夫，那个年代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有人统计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的作品，发现八年间发生的重要事情，出现的重要人物，无一不在他的歌曲中。解放后，这个没上过一天音乐学院的人，当上了沈阳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的创作习惯依然——哪里发生了大事，他就奔向哪里。“鞍钢”，“大庆”，农村、机关、部队、学校，处处是他的身影。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地震，余震还没解除，震区已经传出劫夫为抗震斗争写出的歌曲。

五

政治统帅，政治是灵魂。

集体的事业，共同的目标，统一的价值观，对责任与使命的共同认同，是红歌之所以能感召人心的根本力量所在。

100首红歌，按内容划分，可粗略分为以下七类（名单附后）。揣摩其内容指向上的特点，更容易把握红歌政治美学的根本。

军歌类：军队最大的特点是服从命令，在各种组织中，军队是政令贯彻最为严格的组织。服从党的领导，党指挥枪，军队忠于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外御敌辱，保家卫国，是其最核心的政治使命。

英雄类：在民族危亡面前，英雄的感召力，“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的事迹，可歌可泣。20世纪，中华民族曾面临两次外敌入侵的危机，为民族的利益而牺牲，这是生命所能够作出的最英勇的决定。

领袖类：领袖是组织的领袖，是集体意志的象征，代表着路线、方针、政策的英明，是一面旗。对领袖的赞美，实际上是对集体事业的赞美，对组织领导核心、现行政治正确的肯定。领袖颂歌，是统一思想、团结一心、共创现在和未来的有效形式。

爱党爱国类：党，是集体事业的领导组织。国，是民族凝聚的共同体形式。爱党爱国，是集体对自身的赞扬，表达伟大、光荣、正确，感恩、归属、拥抱之情。此类歌曲，是对集体事业、个人归属于集体事业的骄傲的认同。

岗位类：这是在集体中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对集体的奉献是其主要内容，自豪感是其主要特征。

故乡山川类：是对集体事业的另一种肯定形式。往往以故乡山川的新颜新貌，抒发对形势一新、山乡巨变的喜悦，由此对某项政策的正确表示拥护；或以物咏怀，表达集体事业所需要的民族精神、集体品格。

幸福生活类：歌颂幸福生活，随着近60年历史阶段的演进，依次等同于歌颂新社会，歌颂新时期，歌颂新时代……

六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在1980年以前，是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绵延达半个世纪。

与其盛期对应，那也是思想一统的时代。在上世纪70年代，歌曲的政治伦理到达了这样的极致：通过对毒草的清理刈除，红色歌曲变得无比“纯粹”，凡政治过关的歌曲，无不表达着政治正确；歌曲的内容，无不表达着集体的事业、领袖的意志；各阶层角色分明，无不是集体事业的某分子：工人、战士、社员，共产党、共青团、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整个社会成为一部革命机器，所有人成为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改革开放之后，一统化的思想格局渐渐成为过去，以集体事业建构起的价值体系，容纳进异质，出现另外的眼光。

首先是“幸福生活类”歌曲的出现，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潮流，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就是潮流中的一朵浪花：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比翼的鸟儿展翅飞翔/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

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有什么不同吗？好像没什么不同。以现在的眼光看，这首歌甚至与历史上最红的红色歌曲一样，非常革命，充满了政治色彩。但是，“爱情”、“花儿”、“亲爱的人啊”，这是些在60、70年代的歌曲里被净化掉的词汇，它的美学指向，它所指向的幸福，简直无处隐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虽然继续在抒发长征路上战斗、为祖国贡献力量的豪情，但歌唱的却并不全然是集体的事业，而将憧憬挥洒于生活，将愿景设定为“生活充满阳光”。仍然以我们为主语，仍然是集体事业的赞歌，但与集体事业的纯净的价值体系已有所不同。虽然一时充满争议，不乏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声声批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15首歌曲，却成为全国票选的首届“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

七

中国音乐政治学的鼻祖，将制乐与治国合一的儒家，其唯物论的音乐美学思想中还有一条名言：“乐者，像成者也。”意思是，音乐，是反映已经完成的事物的。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在悄无声息地演化。表面看起来，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一类歌曲中，被一波一波不断演进的歌曲潮流改变了颜色，不断被更改；实际上，“像成者也”，歌曲只是事物的表象，真正变化的是人心，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式微，发生在早已发生的人心的变化上。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退潮的速度非常之快。仅仅五年之短，它原有的内核已经完全涣散。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巨变之大、巨变之快、巨变之多，使人们很少反省追问：曾经的时代主流，那个庞然大物，那个将亿万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时代精神，何以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我推想，有这样的几个关键：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之上，确实是一个统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万众一心，极其广泛；大公无私，极其彻底。它有人所共认的集体的事业，人所共认的集体事业的目标，神圣的未来理想社会，神圣的人类伟业；所有人等，均匍匐在这个基本认同之下。个人的人生，在这个宏伟的目标、神圣的事业中，被赋予了神圣性，获得了毫无疑义的生命价值，由此产生光荣、自豪、骄傲，产生人生前途的无限光明感觉。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其实是在这个宏大建构中矗立起来的音乐丰碑。

——打开国门之后，“我们的幸福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现了形，政治宣传失去了诚信。

——“文革”结束后，领袖的政治错误被披露，上层人物的私人生活被曝光，“神圣”露出了它不神圣的背面。

——经济搞活、发展、先富起来……在政治目的、社会目标全面转向经济的方向之时，价值体系也在位移，物质生活的意义和私利，登上了台面。

——共认的集体的事业，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逐渐变得模糊；统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体系，便在这个过程中离散、淡出。

歌曲风尚的变化，只是以上这个无比广泛、无比深刻的社会大变局的反映：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邓丽君歌曲中，个人情感被肯定；

80、90年代，眼花缭乱的流行音乐，将个人世界的意义不断地表达；

1986年，崔健唱出了《一无所有》。在国人的广泛回响和普遍认同中，这首歌呈示了这样的现实处境：物质赤贫，精神失落，一无所有。2009年，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一系列歌曲回顾中，这首歌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标志性作品。

八

2010年代，个人思想纷杂，价值极为多元。在歌曲的世界里，港台歌曲、流行音乐轮番登台，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主流。

“100首红歌”，对这部分作品也有留意，虽然比例不大，港台歌曲、大陆流行歌曲却都有入选，一共8首。

个人主义、价值多元的世界，与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表面看都是爱国歌曲、民族颂歌，内里的复杂、矛盾，一言难尽。

貌虽合，神相离。举两首歌曲为例：《东方之珠》表达的，不单纯是对黄色脸孔、中华民族的归依之情，其更大的主题，是对香港未来的忧虑、对“九七之变”的担心；《龙的传人》诞生在1978年的台湾，其时台美断交、中美建交的消息传来，在官民两界引起“政治地震”，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一时高涨。它们与大陆的主流政治并非一路，论及红歌政治美学的核心——集体的事业、共同的目的、服务于政治的要求，流行音乐就是流行音乐，意义纷杂，立场和态度完全不同。

眼前这个个人主义、价值多元的世界，给人们带来的并不全然是欢乐、自由、活跃、丰富，它也同时在展露令人忧心的面相。人心的离散，道德的失范，精神的寡薄，拜金的疯狂，使社会肌体不断遭到侵蚀、毁坏，社会整体不断遭到分崩、离析。

往牛奶里掺杂三聚氰胺的“三鹿”倒下了，“皮革奶”、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苏丹红被揭露了，瘦肉精又开始扬名立万；河南的“健美猪”被曝光了，“化妆猪”又在重庆登场；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安徽、新疆又出现了“奴工”。

当前的中国，特别需要两个东西：需要凝聚人心，需要道德立范。

人心的离散，音乐是最明显的反映。带着强烈的精神诉求，在时代变局之初一度有轰动效应的中国摇滚乐，现在已完全退出公众视野，即使是崔健出了新专辑，也不过是几天的热度，闻听者的比例，在人群中千分之一都不到。流行音乐也早已失去主流，没有真正的大众歌手，所有歌手都很小众，2000年造成了最大的流行现象的周杰伦，其歌迷也只是人群中的一个微小局部，其一张专辑的销售量，卖到最好，不过一两百万。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提起、关注、讨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民族的事业来说，凝聚人心，实在是最基本的事。

凝聚人心，道德立范，面对的却是最深层的问题。歌曲能够凝聚人心，但能够凝聚人心的歌曲，从来有一些基本条件，那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精神。今天，在凝聚人心的道路上，这样的问题会被时时追问：我们共同的目标有吗，是什么？准备要追求的、人所共认的价值观是什么？集体的事业何在、使命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注：关于春秋时代中国音乐美学的相关论述，均来自《中国音乐史略》，吴钊、刘东升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12月北京第2版。

2011年4月27日星期三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昨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