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游乐场有哪些: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

11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精选)
作者：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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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乱世惊梦  1
　　五台山的神奇之旅  1
　　凄风苦雨别北平  11
　　李济的梁家缘  18
　　第二章  往事何堪哀  25
　　清华四大导师  25
　　开田野考古先河的李济  30
　　风声灯影里的梁家父子  33
　　八方风雨会羊城  40
　　梁思永踏上殷墟  48
　　第三章  流亡西南  65
　　长沙的救亡合唱  65
　　千里奔徙到昆明  76
　　跑警报的日子  82
　　死神过往中的短暂沉寂  85
　　第四章  雾中的印痕  95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  95
　　梅贻琦来到梁家  109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  122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  130
　　第五章  林徽因的情感世界  143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  143
　　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还是仇敌  150
　　徐志摩之死  158
　　第六章  往事俱没烟尘中  167
　　梁从诫：徐、林之间没有爱情  167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  171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  190
　　第七章  回首长安远  201
　　鸿雁在云  鱼在水  201
　　林徽因床头上的飞机残片  204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  212
　　遂把他乡当故乡  218
　　第八章  落花风雨更伤春  227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  227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  234
　　血性男儿柔情女  245
　　第九章  岁月如歌  253
　　川康古迹考察团  253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263
　　一代名媛沈性仁  269
　　梁家的烤鸭  275
　　傅斯年与陶孟和之争  280
　　第十章  胜利前后  287
　　京都、奈良的恩人  287
　　狂欢的节日  295
　　颁布还都令  303
　　血色黄昏  307
　　第十一章  离愁正引千丝乱  319
　　归骨于田横之岛  319
　　群星陨落  326
　　梁思永之死  332
　　飞去的蝴蝶  339
　　最后的大师  352
　　主要参考书目  363

追忆流逝的往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后,终于采取了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是日夜,日军突然向卢沟桥龙王庙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军民为期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拉开了序幕。
　　由著名作家岳南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近日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纪念“七七事变”七十周年的今天，此书的出版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众多关于梁思成、林徽因这对世纪佳偶的出版物中，更多的是关注美女加才女林徽因个人感情生活，以及梁思成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开山地位与传奇经历。此书描述的则是关于梁、林及他们身边一群文化名人，在抗战爆发后流亡西南后方，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实故事。在那段坎坷动荡的岁月里，一道道黄昏的灯影，摇曳出中国知识分子于艰难困苦中壮志满怀，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传播的群像。梁思成、林徽因这对佳偶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如梁思永、徐志摩、金岳霖、李济、傅斯年、胡适、梅贻琦、陶孟和、凌叔华、冰心、沈性仁……等等，构成了20世纪最壮观的文化风景，这个群体在苦难岁月里不屈不挠的奋斗抗争精神，令人敬佩、尊重和铭记！
　　1984年10月19日，著名哲学家、一代逻辑学大师金岳霖逝世，标志着梁思成、林徽因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密友，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奋争之后，全部凋零花落，随风而逝。留下的只是一段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可磨灭的宝贵记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流逝的岁月中那鲜为人知的往事。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1)


　　芮逸夫等人找到的李庄，是位于宜宾市下游19公里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一个不大的古镇。此处上扼金沙江、岷江、符江河口，下控溪（又名涪溪）与长江汇合点。镇区为一平坝，全坝东西长约五公里，南北宽一公里余。北临大江，隔江与雄奇壮美的桂轮山对峙，南倚天顶、铜钱诸山，自古为川南通往滇、黔两省的重要交通驿道。自西汉至南齐均属道县辖境。梁武帝大同六年（公元540年）在李庄置南广县，并置六同郡。从大同十一年起，南广县属戎州所辖之六同郡，郡之所在地一直在李庄延续到北周之末（公元580年）。隋统一中国后，于开皇初（约581—590年）废六同郡，南广县直属戎州。至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为避太子杨广讳，南广县改名，因当时县城主要在今李庄镇北岸溪（今黄沙河河口段）之南，故易名为南溪县。此地作为戎州治所和南溪县治所所在，经唐末和五代时前蜀、后蜀至宋末，一直未再变动，其间历四百余年。
　　北宋干德年间（公元963—968年），不知因何变故，南溪县治由此地迁奋戎城（今南溪县城）。此后李庄不再作为县治所在，但经济交往一直保持强劲势头，未曾衰落。从明代起，李庄成为川南第一大场镇。明末，造反起事的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率部入川，开始大规模杀戮，未出几年便把四川人屠了个干净，天府之国遂成为一片尸骨遍地的荒野。清王朝建立并控制四川后，为重振川省的繁盛景象，自康熙王朝起，就开始有计划地诏令天下向川省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在这股历康、雍、乾三世，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移民填川”大潮中，作为长江上游第一古镇、川南重要的“米仓”和交通驿站——李庄，自然成为各路流民瞩目的焦点和争相占领的要地。随着人口猛增和满清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来临，李庄出现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经济繁荣期，与之相配套的会馆、佛寺、道观开始复修兴建，仅乾隆年间就先后修建了文武宫、桓侯宫、南华宫、文昌宫四座宫殿，以及佛光寺、万寿寺、玄坛庙、永寿寺、关圣殿、伏虎寺、常君阁、天宫庙八座规模庞大的庙宇阁楼。后陆续修建禹王宫（初称湖广会馆）、东岳庙、观音堂等建筑群。至咸丰朝末年，李庄镇内外已形成了九座宫殿十八座庙宇——号称九宫十八庙、外加两座教堂的辉煌建筑格局，其势力之大、气派之兴，威震川南，远播巴蜀，为一时所重。
　　除散落镇内外的宫殿庙宇外，李庄镇上游约五公里的长江边上，有一座状如犀牛的小山，山上有一株数百年的板栗树，故名板栗坳。自乾隆年间始，从湖北孝感地区迁往李庄板栗坳的一支张姓家族，便在此处落地生根，打造宅院，历经数辈人的辛勤积累，前后耗白银两万多两，用工不计其数，最终形成了由七处院落组成又相互联系贯通的栗峰山庄。山庄有一宽敞威严的大门，大门内共计108道中门与小门，暗合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之数。整个山庄按照地势起伏建有内、外两道砖石结构的高大厚实的围墙，以防兵匪盗贼的骚扰与抢劫。墙上修有防兵匪盗贼入侵的垛口，四角修有望楼与炮台，几十门威力巨大的火炮分列其上，看上去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近百人的家兵卫队日夜守护山庄，庄内安置打造枪炮的红炉作坊，专门制造枪炮。所造兵器除山庄兵丁自用，兼顾对外出售，发往全国各地，俨然一兵器制造局。与此同时，山庄内还设有铸造铜钱的模范器具，公开制造货币发放于全国。板栗坳张氏家族其雄伟的建筑、宏大的气派、辉煌的基业，如同一个独立王国，傲然耸立在川南的栗峰山上，俯视大江南北。
　　正是由于镇区内外有了九宫十八庙和板栗坳这样庞大规模的山庄可以租用，才使同济大学和中研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共一万余人，全部迁入住居成为可能。在得到李庄乡绅与国民党李庄镇支部书记罗南陔等人的积极赞成支持下，一场对中国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行动悄然开始了。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2)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指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研院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筹）、社会科学研究所三个所，这也是中研院从事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力量，于1940年秋冬时节，分期分批迁往李庄。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开始做全校大迁徙的准备，西南联大亦在四川叙永找到了地点，准备将当年招收的新生迁往该地上课。
　　此时史语所的傅斯年已先行回到重庆，赵元任赴美讲学，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各有一摊子业务须亲自料理，史语所的搬迁事宜，由语言学组的研究员李方桂主持办理，石璋如作为总提调予以协助。在中研院十几个研究所中，史语所的物资之多是最著名的，甲骨、青铜器、陶器等出土器物，连同从各方陆续运来的共20多万册珍贵书籍，共有六百余箱之巨。面对这份国宝级的庞大物资，李方桂从利国公司雇用了20多辆汽车，每三辆为一组，分批行动。按照计划，第一批走的车队需与第二批车队在第一个关口会合，第二批人看第一批人要办哪些手续。当第一批走后，第二批再带第三批，依次类推，直到最后一批过关。
　　当一切安排妥当，由三辆车组成的第一批车队于10月2日开始出发。由于中国营造学社与史语所的依附关系，梁思成、林徽因及学社的其他同人，尽管对迁往偏僻的李庄很不情愿，但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就必须依靠史语所的图书，万般无奈中，只好随车前往。为此，梁思成在给好友费正清的信中表白道：“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因搬迁准备工作的混乱、焦急、疲劳，梁思成在行前突发高烧，只得暂时留下休养。林徽因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随史语所第一批车队专门为家眷空出的一辆有篷客车，于10月2日离开了昆明向四川李庄进发。据林徽因事后对费慰梅说，她们所乘的那辆特殊的客车里面装载了30多人，其年龄从70岁的老人一直到怀中的婴儿，各个年龄段的男女应有尽有。由于人多物杂，车厢拥挤不堪，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缩小占有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荡苦熬时日。
　　从昆明到李庄，需经滇黔公路入川，中途要翻越沟壑纵横、坡陡路险的乌蒙山脉，并需渡过著名的赤水等几十条水流湍急、险象环生的河流方能到达泸州。按照石璋如许多年后的回忆，从昆明到李庄，一路要过曲靖、宣威、黑石头、赫章、威宁、毕节、叙永、蓝田坝等地。除了其他几个地方的艰难险阻，在“黑石头、赫章、威宁一带的山区，其实都很危险，因为夜晚老虎会下山觅食，人都不敢出来。在黑石头、赫章，司机、副手会留在车内，锁上车门，不敢出来。到了威宁，地方稍微平坦一些，车子可以围在一块，司机还是留在车内，万一有老虎过来，司机可以打开车灯吓走老虎”。
　　当车队历尽艰险抵达泸州后，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由史语所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负责接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转送到大吨位轮船，再沿长江水道经南溪上行运往宜宾，最后从宜宾再返运到李庄码头上岸。根据傅斯年的指示，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等人与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联系，负责具体的转送航运事宜。
　　史语所由昆明派出的第一批车队行程并不顺利，一辆在易隆附近的山区翻车，一辆中途抛锚，只有趴在山野草莽中暂且与虎狼为伴，林徽因等人乘坐的眷属车也遇到了麻烦。据梁从诫回忆：“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3)


　　包括载家眷的有篷车等三辆汽车，经过了近两个星期的风霜露宿，“一路受了颠沛之苦”（董作宾语），总算安全到达了泸州南岸的蓝田坝。在潘悫、王文林等先行人员与当地转运站的交涉下，人与物资一起转入民生公司轮船，沿江西行至宜宾，再转乘小型木船到达李庄。身在重庆的傅斯年得到消息，于1940年10月15日致电王子杰转呈四川省政府报告说：“谢拨给南溪县李庄为迁徙所址，第一批人员物资已到达，余在途中。”
　　11月12日，由史语所王崇武押队的第三批共140箱物资抵达宜宾，稍事停留后，分装几艘民生公司的小型驳船运往李庄。意想不到的是，刚驶出宜宾不远，其中一艘驳船不幸失重倾覆，船上运载的货物全部滚落于江水。众人一看大事不好，急忙上岸找人打捞抢救，宜宾专员冷寅东闻知，深感事关重大，当即下令所属水运局火速派遣潜水员下水打捞。在上下左右一番紧急抢救后，总算把落江的箱子全部打捞上来。万分遗憾的是，落水的偏偏不是出土的青铜器、陶器或甲骨，而恰恰是分装于各箱中的拓本善本书籍，尽管装箱时外部包了一层函套，但仍全部被江水浸透。
　　此事迅速报知了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和在重庆的傅斯年，二人闻听大惊，董作宾向重庆的傅斯年发电商讨救治办法，傅斯年早已气急败坏，大骂王崇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竟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箱珍贵书箱翻落水中。骂过之后，一面派人和民生公司在重庆的总部联系索赔事宜，一面指示宜宾王崇武等人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地方开启验示并设法救治。
　　此后，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救治事宜，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进行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于是，在重庆与宜宾之间，傅斯年与董作宾的信函你来我往，频频交换救治情况和向民生公司通报，以便处理善后事宜。
　　在宜宾方面，除了王崇武的一队人马外，又加派了后到的一组同人共同晾晒救治。大约到了1941年1月11日或12日，晾晒的经卷才算告一段落，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正如石璋如所说，这一下“等于晒了三个多月的经”。
　　除了王崇武的一队中途发生意外，在昆明最后一批押车启程的石璋如，途中也遇到了较大的麻烦。一辆汽车翻入赤水河桥下，所幸没有摔入水流滚滚的河心，车上的箱子大都散落在桥头，只有几个滚落于河边的浅水里。石璋如与同行的王志维等人憋着闷气到当地去找吊车求百姓帮忙拖吊，寒风呼号中，经过三天三夜的折腾，车子才被拖上来重新上路。来到泸州装船时，已是1941年1月9日。又经过了四天的装船押运，全船物资才算安全运往李庄板栗坳。至此，史语所全部人员物资已抵达李庄，众人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并深深地嘘了一口长气。
　　1941年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匆匆赶往李庄，主办分房事宜。
　　当傅氏前往李庄之时，同济大学师生也陆续翻越乌蒙山脉，渡过赤水河，溯江而来。当时人口只有三千的李庄古镇，突然要安置上万之众的“下江人”，尽管当地士绅和民众早有心理准备，但当一队队人群扛着箱子、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潮水一样涌来时，还是感到震惊。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之际，李庄士绅和民众敞开了博大胸怀，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来者不拒，尽数接纳。
　　当初联系迁徙地点时，同济大学在先，且李庄乡绅发的电文也是“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中研院所属机构只是跟随而来，因而在李庄的院落房舍分配上，如同当地豪门大户分家，就形成了正房夫人与偏房二奶、三奶、四奶及小妾的主次关系。同济大学凭着所具有的开山鼻祖地位，自然拔得了头筹，凡李庄镇内最适合外来人员办公、学习场所，如“九宫十八庙”及“湖广填四川”的各种会馆、祠堂等，均被其所占。如南华宫成了同济理学院，紫云宫变成了同大图书馆，曾家祠堂成了体育组驻地。镇内位置最正、规模最大、厅堂最好、院内房舍最为宽敞明亮的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的校本部。在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东岳庙，当地士绅组织人力用滑轮和长杆起吊神像，让这些掌管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天神们暂时集中到一间黑屋子里“办学习班”，以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待抗战胜利后再出来工作。腾空的大殿、偏殿和各个大小不一的套院，支起了简易的课桌。同济大学规模最大的工学院在此敲响了上课的钟声。镇内原小学校址——祖师殿，腾出后移交同济大学医学院，除平时上课，还作为学院解剖、实验场所使用。当地驻军十八师的一个团部住在东岳庙的偏殿内，经学校委婉劝说，也移迁它处，调给同大使用。同济师生在这座千年古镇找到了一片绿荫与栖息之地。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4)


　　与同济大学相比，来李庄的中研院三个所和中国营造学社，则相对逊色了许多。史语所占据了离镇五公里张氏家族最庞大的住居地——伏牛山板栗坳（栗峰山庄）。半年之后，当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罗常培来李庄时，对这座山庄的位置和形势做过如下描述：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址在板栗坳，离李庄镇还有八里多……离开市镇，先穿行了一大段田埂，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到了半山的一个地方叫木鱼石，已经汗流浃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躲在一棵榕树阴下休息一会儿等汗干了，才能继续登山。又拐了三个弯，已经看不见长江了，汗也把衬衫湿透了，还看不见一所像样的大房子。再往前走到了一个众峦逃拱的山洼里，才算找到板栗坳的张家大院。（《蜀道难》）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且位居一座大山的山顶，要到那里需过田埂，穿树林，上山需爬五百多级台阶。但这个当年曾经暗藏刀兵的大本营，毕竟像当年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且自成一统，除有房舍存放大批物资外，还可安置研究人员和家眷住居，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
　　傅斯年到来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因板栗坳交通相对困难，特别是要爬五百多级台阶才能到达山峰顶部的山庄，来往异常辛苦，考古组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个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租房住居。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则不怕山高路艰，乐意上山与众人一起聚居。其余的人有的乐意上山，有些人不想顶风而上。但傅斯年有严格规定，凡是单身的研究人员与技工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共同搭火做饭，实实在在地过一段水泊梁山豪杰聚义的日子。板栗坳的住房按照等级制分配，职级较高的研究人员分配的房子相对明亮宽敞一些，职级低的自然要在小黑屋里蹲着。为便于管理，整个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所命名的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大院落为主。　　按照各机构的座次排列，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一家被政府“弃之不顾”的民间学术机构和史语所的附庸，此次是被迫来到李庄，因其本身与中央研究院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面对安家置业这类事宜，傅斯年也无法顾及，只能在工作、生活方面给予一点道义上的照顾与支持。作为主持学社工作的梁思成因在离开昆明时突发高烧，直到一个月后才随史语所最后一批车队赶到李庄。此时，营造学社的另一位重要支柱刘敦桢和林徽因等人，已在李庄郊外约三里的上坝月亮田找到了一处农舍安居下来。这所农舍属于普通的川南民宅，原有几个当地农民住居，林徽因来后他们搬到别处，把院房全部让给了营造学社。其布局为前后两个较大的院落，院中各有平房几间，梁家与刘敦桢一家各占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其余的房屋作为营造学社的办公室用房。梁思成到来后，在本地找了几个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与条凳，算是办公用具，以备同人看书、绘图、写作之用
p>　　中国营造学社总算安顿下来，条件虽苦，但毕竟有史语所的图书可参看，有过去野外考察的大批资料可供整理、编写，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学问可以慢慢做下去。相对这几家机构而言，陶孟和所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显得颇有些尴尬和狼狈了
p>　　陶孟和是中国较早留学英国的海归派，当他在北大做教务长时，傅斯年正在北大国学门读书，算是傅的师辈人物。后来陶孟和辞别北大主持创办北平社会科学调查所。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陶氏率部由北平迁南京，成为中研院下属的一个所。1937年抗战开始后，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由湘至桂、滇，直到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
p>　　此前，既然陶孟和没能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谈判，当陶孟和一行来到李庄这块陌生的地盘后，瞻前顾后，思考再三，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师辈的身份，向学生辈的一代霸主傅斯年乞求。1941年10月28日，陶孟和致电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也就是说，直到社会科学所的人拖家带口，乘车在坡陡路险的乌蒙山区颠簸的时候，陶孟和都不知道这些人该在李庄的哪个地方落脚御寒
p>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5)


　　尽管陶氏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但由于两人的性格以及处事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目空天下士”的傲气和颇有几分绿林色彩的霸气与豪气，并不把这个原北大教务长的师辈长者放在眼里。史语所在昆明时，与社科所相距并不远，但两所人员极少打交道，陶、傅二人更是很少来往。现在，李庄板栗坳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式的庞大山庄是事实，但当地居民都在此住居，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专等着中研院的人来填补空白，一个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涌进，已显得相当拥挤，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长不是陶孟和，而是陶的朋友胡适之，傅斯年就算拼了命也要在板栗坳为其找到一个安息之所的。遗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适之，傅斯年也不会为其拼命效力，庞大的板栗坳栗峰山庄之门，轰然一声无情地向陶孟和关闭了。
　　可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大队人马全部抵达李庄后，李庄的士绅此前不知有个社会学所一同前来，故没有任何为其找院备房的准备，弄了个措手不及，陶孟和的大队人马竟一时不知自己将在何处栖身。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冷，但长江的水汽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照射，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森森的寒意。而这种气候对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员更是难以适应。为此，许多社科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后病倒，所属人员呈现出了一片穷困潦倒、无家可归的悲惨凄凉的景象。万般无奈中，陶孟和只得和李庄的罗南陔、张官周等士绅协商，把社科所的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后，一切待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直到1941年5月中旬，陶孟和等人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研究等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喊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亲自指挥下，社科所人员分批迁入住居地和办公处。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000人之众，这些“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随着他们就读和服务的学校与学术机构，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1)


　　梅贻琦一行刚刚离去，成百上千的土匪就开始从四面八方向李庄云集而来，并对史语所实施抢劫。此举令史语所、社会学所、同济大学，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大为惊慌，急电重庆详述经过。傅、朱闻讯，同样大为震惊，立即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报告，在俞大维、张群、陈布雷等高官的协助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令成都行营与宜宾行署联合派兵剿匪，以保证李庄科研机关人员与同济大学师生的安全。成都与宜宾方面立即行动起来，急派一个师的兵力，由宜宾行署专员、原川康边防军副司令、陆军中将冷寅东任总指挥，乘火轮赶赴李庄对散落于长江两岸与山林荒野中的众匪予以围剿打击。
　　就在宜宾至泸州长江一线枪炮声此起彼伏之时，有一个人自昆明悄然来到李庄探望梁思成夫妇。此人便是被学界朋友们亲切地称为老金的金岳霖。
　　老金的到来，与梅贻琦一行看望梁家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同韵味，他给予梁氏夫妇特别是病中林徽因的慰藉，是梅氏等任何其他人所无法达到的。
　　因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同为北洋军阀时代的高官，又是多年的挚友，梁思成与林徽因于1919年在北平相识。尽管梁、林两家的前辈很有结成儿女亲家之意，但梁启超并不想按传统婚俗行事——指腹为婚，或弄个娃娃亲之类的团圆媳妇（按：即童养媳）。他曾明确告诉年仅18岁的梁思成与年仅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决定。”令梁启超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便横生了一股狂涛巨澜。
　　1920年，当时在段祺瑞内阁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受到各方排挤被迫卸任后，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赴英国考察，他的女儿林徽因一同前往。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就在这年10月，徐志摩告别克拉克大学的同学好友李济，由美国渡海来到伦敦，入剑桥大学学习。两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林家父女。这个时候徐志摩在外留学已三年，在欧美国家的花花世界里，已蜕变为百炼成钢的情场老手。林徽因则是情窦初开、妙龄含春的美少女，徐志摩一见惊为天人，很快施出瞒天过海勾魂术向林徽因发起了爱情攻势，用情之烈完全可与水泊梁山孟州道上十字坡下孙二娘店中的蒙汗药或七步断魂散一比高下。在浪急风高的异国他乡凭空遭遇这样一个猛汉的情爱袭击，林徽因的惶恐失措就成为一种必然。好在林长民是个豁达大度之人，对有妇之夫的徐志摩夜里挑灯看剑式的豪放做派，不但不予横加指责，反而有些暧昧地为其开脱。从当年12月1日林长民给徐志摩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徐、林各自内心情感的波动：“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因问候。”
　　按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的说法：“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24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16岁的女中学生。据当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1922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不重合的圆》）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2)


　　事实上，林、徐之间的事情远没有梁从诫说的那样简单。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仍在英国读书的徐志摩于1922年3月赶到德国柏林，由中国留学生吴经雄、金岳霖作证，与从国内追随而来的结发之妻张幼仪正式离婚。在徐的表弟、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所编的《徐志摩年谱》1922年徐氏离婚条下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林长民）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
　　同年秋，徐志摩匆匆结束学业，由伦敦归国。在南方家乡和上海等地稍事停顿后，于12月来到北平。徐之所以匆忙离开欧洲回到国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听到了林徽因已许配给梁思成的消息。而回国的目的，除了弄清虚实，还想以自己的实力和手腕，赢得林氏的芳心，使其抛却旧情，与己共结百年之好。
　　然而，徐志摩一到北平，便发现事情已没有他想的那样简单了。当他尚未见到林徽因，更未能倾诉久积在心中的离别之苦、相思之情时，却意外收到了自己的导师梁启超一封言词颇为凌厉的长信。信曰：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荡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亦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生而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矣，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惧耶！无可惧耶！
　　梁启超其信，表面上看是站在徐志摩之妻张幼仪与张氏家族的角度，同时又出于呵护弟子的考虑所发出的慷慨激昂、饱蘸感情的训谕。此谕令徐志摩大为惊诧，犹如劈头挨了一记闷棍，被打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茫然不知所措。待慢慢苏醒过来，回味再三，蓦地意识到表面之下另有深意，这是自己的导师亲自动手所埋设的一道防线，意在阻挡自己威猛前行的脚步，以时间换空间，成就儿子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好事。一旦认清了导师的这一真正意图，徐志摩怒火攻心，决定不再顾及师生的名分，不畏“庸俗忌之嫉之”之痛责，誓与这位显然已站到情敌队伍中的恩师公开叫板儿，以彰显自身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徐在给梁启超的回信中，慨然答道：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情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梁启超见这位弟子不但不吃自己那一套，看样子还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并有揭竿造反，势要把自己的儿媳活生生地劫走之狂妄野心。面对如此严峻情势，梁启超加紧了与林家的攻守联盟，很快又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就在徐志摩声称要拉杆子造反，寻求“唯一灵魂之伴侣”的几天之后，梁启超于1923年1月7日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披露道：“思成和徽因已互订终身。”接着谈到了各方面的意见：“我告诉他们，订了婚就要赶快结婚。不过，我希望他们在订婚之前一定要先完成学业。可是林家主张他们马上订婚，他们的朋友也多半这么想。你认为呢？”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3)


　　随着这一消息在亲朋故旧中广为流传，梁思成与林徽因缔结百年之好的大局已定。仍蒙在鼓里并痴心不改的徐志摩，尽管热血满腔，激情荡漾，咬牙切齿地要“如此而已”，无奈前路已被斩断，回天乏术，眼看着梁家在这场爱情角逐中公然拔得头彩，自己只好强忍悲痛，暂时偃旗息鼓，蛰伏下来，暗中等待时机，准备做新一轮的绝地反攻。
　　梁思成乃清华出身，毕业于1923年，亦称癸亥级，这一级的清华学生曾产生了陈植、顾毓、梁实秋、施嘉炀、孙立人、王化成、吴文藻、吴景超等后来闻名于世的著名人物。梁思成本欲在这一年出国留学，但一次意外的车祸，不得不使他推迟一年。
　　关于这次事故，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当时在北平西山养病的林徽因，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的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苹果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自西山驶出”，于是在北平街头发生了车祸，梁氏被撞翻在地。这个版本的作者援引了一段当年的“本报讯”并附加了一个证据：“本文资料由陈从周先生书面提供。交代一句：陈从周先生为著名建筑学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同行，也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的表弟”云云。
　　另外一个版本是：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参加北平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按：1915年5月7日是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刚出南长街，就被北洋军阀交通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在地。梁思成当场血流满面昏迷不醒，尚清醒的梁思永飞跑回家说：“快去救二哥吧，二哥碰坏了。”等梁家的听差曹五将梁思成从出事地点背回家时，梁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经送协和医院紧急检查，梁思成左腿骨折加脊椎受伤。而梁思永只是嘴唇碰裂了一处，流血很多但无大碍。因是当世名人梁启超的两位公子被撞伤，北京各报都做了报道并借机大加渲染。梁启超夫人见肇事者金永炎不前来赔礼道歉，便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
　　有好事者考证，第二个版本当更可信一些。极其不幸的是，这次车祸导致梁思成骨折的左腿没能接好，后来发现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厘米，落下残疾，走起路来有些微跛。更为严重的是，梁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后来不得不穿上一件特制的厚重钢背心，以此来支撑上半身的体重。因这次意外事故，梁思成只好决定推迟一年出国。
　　1924年，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许多年后，当梁思成谈起自己为何进入建筑专业，并成为中国建筑史权威时，毫不讳言地说是得益于林徽因的提示。梁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爱屋及乌，梁思成先是被林徽因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尔后才走上建筑这门学术道路的。当然，这一抉择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支持，颇具学术眼光的梁启超也很想让自己的儿子到国外学习这些在俗世看来极其偏僻的专业，并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充满期待。这对年轻的情侣结伴抵达美国后，因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好入该校美术学院学习，但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梁、林赴美入学刚一个月，梁思成的母亲李夫人病逝，梁启超再三阻止梁思成回国奔丧。第二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参与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梁启超亲自写信给梁思成，通知这一不幸的消息，给予林徽因极大的精神安慰。1927年，林徽因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又进耶鲁大学戏剧专业学习了半年舞台美术设计，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舞台美术的第一位留学生。同年2月，梁思成获宾大建筑系学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学位。根据梁启超的安排，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梁思成的姐姐家中举行了婚礼。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1)


　　1928年8月，梁启超在国内为梁思成夫妇联系好了工作——去沈阳东北大学创办的建筑系任教。梁思成担任教授兼系主任，月薪八百元；林徽因担任教授，月薪四百元，这是中国大学最早设立的一个建筑系。此前，梁启超曾为梁、林夫妇联系了在清华的工作，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力主这对小夫妻去沈阳，理由是：“（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平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对梁启超的良苦用心，梁思成夫妇深以为然，表示完全听从父亲的指教。东北大学方面要求梁、林尽快到职，而这个时候梁启超的肾病日趋严重，梁、林这对周身散发着温热，正沉浸在甜蜜幸福中的重量级留学生，不得不中断了婚后欧洲的考察和旅行，于这年9月匆匆赶回国内赴东北大学就职。
　　此时梁启超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与前些年去世的李夫人合葬于北平西山脚下。梁、林夫妇专程从沈阳赶回北平奔丧，并设计了造型简洁古朴庄重的墓碑。梁思成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设计的第一件建筑作品，竟是父亲的墓碑。
　　四十年后，梁思成在生命的晚年，终于从协和医院得知梁启超冤死手术刀一事的真相。当年梁任公躺在手术台上，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氏的肚皮上标错了位置，执刀的院长刘瑞恒在动手术前，又没有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Ｘ光照片，结果割去的是一只好肾。此事当时即发现，但顾及梁氏的知名度与协和的名声，这一错误被当成“最高机密”保护起来，结果不少传媒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且成为一件秘闻流传于坊间。其实，梁启超出院不久协和医院就已默认了，梁启超也已确切地得知自己的好肾被割掉，但为何割掉仍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伍连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功能，才算复原。”又说：“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对梁启超而言，协和误割好肾是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实地按照伍连德医生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还是有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诱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的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哀哉！”（《梁启超年谱》）。
　　就在梁启超去世的这年8月，林徽因在沈阳生下了一个女儿。为纪念晚年自号“饮冰室主人”的父亲梁启超，为这个女孩取名“再冰”。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2)


　　梁、林夫妇在东北大学如鱼得水，工作极其顺利，遗憾的是东北地区严酷的气候损害了林徽因的健康。第二年，林徽因那原本有些孱弱的身体受到损伤，导致肺病复发，不得不返回北平去香山双清别墅长期疗养。自沈阳的回返，标志着林徽因肺病再度发作，自此之后，这个被时人视为像癌症一样不可治愈的肺病，一直与她形影相随、纠缠不休，直至把这位才华横溢的美丽女人拖向死亡的深渊。
　　由于林徽因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重返沈阳东北大学工作和生活，梁思成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后的生活方向。恰在这时，一个新的机会出现在面前，这便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聘请。
　　中国营造学社最早设在北平天安门里西庑旧朝房，属于民办学术团体的科研机构（按：后该地址成为中山公园的一部分），主要从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建筑学研究机构。学社的发起人是朱启钤，字桂莘，人称朱桂老。此大佬1872年生于贵州，民国三年（1914年）10月出任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后又出任国务总理，1915年奉袁世凯之命修缮皇宫时，对营造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部湮没日久、由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明仲）创作的《营造法式》抄本（按：此书编成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即1100年，镂版印刷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即1103年），惊为秘籍，遂将此书借出馆外两次出资刊行，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兴致所至，他自筹资金，索性发起成立了一所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工程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朱氏自任社长。最初学社设在朱启钤家中，初邀入社的成员大都是一些国学名家。
　　对于朱桂钤为何拿出钱来兴办一个学术团体的问题，按后来营造学社工作人员罗哲文的说法，自有一些因缘巧合的复杂成因：其一，朱氏早期就从事过工程的实践活动，对中国古代建筑和工程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二，他在军阀政治生涯中受挫之后，倦于从政，欲把心力贡献于自己爱好的事业。罗哲文在叙述这一历史渊源时，处于对自身利害相关联的考虑，只是半吞半吐地说了个大概轮廓，外人仍迷迷糊糊不知其所云。其实，对朱启钤的经历完全可说得再明白一点。那就是，朱在袁世凯政府任上，曾逆历史潮流而动，竭力攘助老袁重登皇帝大位，弄了一些“洪宪帝制”之类的东西，搞得乌烟瘴气、天怒人怨。袁世凯死后，喧腾一时的“洪宪”也随之烟消云散，朱启钤和赵秉钧、陈宦、梁士诒四大臣被新一轮当权者北洋政府同列“四凶”予以通缉。朱是个颇能搞钱之人，在台上台下结交了一大批巨贾名宦，事发后在徐世昌等当朝权贵的庇护下，朱氏隐匿于津门租界，家眷仍在北平，偶然轻装回平，也安然无恙。如此这般过了两年，奉令特赦，朱的罪状一扫而光，并很快当选为安福系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在此期间，朱启钤即全力经营中山公园的修建工程，如来今雨轩、水榭、唐花坞、长廊、假山等等，无一不是他亲手经营。在实际工程中，朱氏深入研究了中国古建筑、中国园林艺术，由票友而渐渐成了这方面有特殊贡献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
　　1930年春，朱启钤为筹措学社的经费，向支配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基金会申请补助。当时中基会的大权已从周诒春手中落入任鸿隽的掌心，朱启钤虑及学社没有专门人才，要钱的理由不充分，便让做过自己幕僚的周诒春（按：周于1913—1918年任清华学校校长、中基会原干事长，时为董事、营造学社名誉社员），专程到沈阳鼓动梁思成、林徽因加入学社。此时东大建筑系刚刚筹办，梁思成不便离开。另外，鉴于当年朱氏为老袁当皇帝吹喇叭抬轿子，吹吹打打，吆五喝六地出尽了风头，被国人所诟病，梁、林二人亦有所忌讳，不愿与其合作，此事便搁置下来。
　　1930年秋，林徽因回北平养病不久，梁思成的清华同学、留美归国并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的陈植离开东大，到上海开了一家建筑事务所谋生。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地区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演习为名进行挑衅，经常闯入校园横冲直撞。为了强行修建沈阳—铁岭的铁路，日本人竟把东北大学通往沈阳城里的一条大路截断，竖起路障，上书“随意通行者，格杀勿论”等恐吓之语。
　　政治形势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东大建筑系的“弦歌”正处在断亡绝继之秋。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钤探知此消息后，再次托人捎信，希望梁思成夫妇能加入该社工作。此时东北大学校园内已呈老鼠动刀——窝里反之势，几位院长之间的派系斗争到了剑拔弩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步。梁思成看不惯日本人的横行和校内诸类“老鼠”的刀枪相向，加上林徽因身体不适，已不能回东大工作，于是决定离开他亲手创建的建筑系，一切事务交给当地人童料理，放弃了刚刚在沈阳安下的家，毅然回到北平应聘到营造学社，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林徽因继之被聘为营造学社校理。
　　当年梁思成夫妇在美国留学时，梁启超就曾给他寄去过由朱启钤重印的《营造法式》，梁思成作为建筑系的学生却对书中的术语不知所云，视为“天书”。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是一块尚未开拓的荒原，这部《营造法式》更是一个未解之谜。而这个时候，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几乎每一处都做了精确的记录、测绘，并有深入而透彻的研究。这对于梁、林既是一种启发，又是一种鼓励，两位海外学子似乎突然看到了光辉前景，一下找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梁思成怀着激动之情专门写信给梁启超，谈了自己日后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这类书籍的志向。梁启超接信后大为惊喜，立即回信鼓励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正因为梁思成心目中始终怀揣着这样一件“大事”，忽明忽暗的希望之火跳跃不息，才使他最终决定离开东北大学，为这件“大事”而来，转入民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后来梁、林夫妇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梁从诫，有“跟从李诫”，并以此纪念《营造法式》的作者、宋代大建筑学家李诫之寓意。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一起到北平投奔老师梁思成夫妇，从而成为营造学社的骨干。不久，曾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的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转赴北平，参加营造学社的工作并出任文献部主任。自此，梁思成、刘敦桢这两位建筑学界的健将，构成了营造学社两根“宏大架构”的顶梁柱，并作为发起人朱启钤的左膀右臂，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标志着他们古建筑研究学术生涯的开始。而这个学社由于梁、林以及刘敦桢等精英的加入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逐渐成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声誉的学术组织。当然，营造学社本身也为梁、林等人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舞台。梁思成后来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史学的开拓者、文物建筑和历史名城保护的先驱，与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这段生活经历有极大关系。
　　梁、林从海外归国时，家中已为他们准备了新房，即梁启超在东四十四条北沟沿胡同的住宅（按：即今北沟沿胡同23号），但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此住了不长时间即赴东北大学任教，当他们从沈阳回来后，全家搬入东城区米粮胡同二号住居。当时米粮胡同一带住着大批清华、北大的名流，如陈垣、傅斯年住在米粮胡同一号，胡适住在四号。后来，梁、林认为米粮胡同住宅过于狭窄，又搬到北总布胡同三号住居。同米粮胡同相比，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是难得的住处。梁、林的挚友、美国学者费慰梅对这所院落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1930年秋天，梁思成把林徽因、他们的小女儿梁再冰和徽因的妈妈都搬到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这里将是梁家今后七年里的住房。在高墙里面是一座封闭但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梁氏夫妇把窗户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以使他们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但在每一块玻璃上面都有一卷纸，晚上可以放下来，使室内和外面隔绝。在前面入口处有一个小院子，周围的房子是仆人们的住房和工作区。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4)


　　据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回忆说，他与费慰梅（Wilma Fairbank）初识梁思成夫妇是在1932年，那时“我们刚刚来到北平要进行四年研究生的学习，而他们刚从沈阳迁回到这里，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费慰梅后来在她的传记《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我们都不曾想过这段友谊日后会持续那么多年，但一开始彼此就互相吸引住了。他们很年轻，彼此深爱对方，同时又很乐意我们常找他们作伴。……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谈话间，各自提到美国大学生活趣味之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读研究所时来到北平。”又说：“我们离去时，她向我们要了地址。这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两家的房子离得很近，他们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墙下。……从那时开始，两家的友谊与日俱增。”林徽因还专门为这对年轻的美国小夫妻起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这就是后来中国知识界多有所知的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费慰梅。
　　抗战爆发前，梁思成夫妇与费正清夫妇曾共同赴山西一带进行田野考察古建筑艺术的活动。战争期间及战后，费正清夫妇又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两次来华工作，费正清本人曾一度出任过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等职，历史的机遇与所处的政治地位，使费氏夫妇在中国有着广泛的交往。正如加拿大传记作家保罗·埃文斯在《费正清看中国》一书中所说：“费正清夫妇十分幸运地使他们的朋友圈超出了西方人团体的界限，他们与一些中国人建立了深厚、持久的联系，特别是与著名的政论作家和改革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及他的妻子菲利斯（按：林徽因）关系更为密切。……梁思成夫妇向他们的新朋友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者，其中有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还有章士钊、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他是从事原子能计划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在费正清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群体。费正清与他们所进行的无目的的非正式交谈，为他与中国的开明学术精英的长期联系打下了基础。费正清不只是把他们当作透镜，通过他们去观察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在他与他们的联系中还体现了他对充满生气的中国的深情依恋之情。”
　　费正清携妻返国后，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毕生研究中国及中国文化圈（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等问题。历任美国的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协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后来费慰梅还本着对梁家的了解，写出了传记文学《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并在美国出版。当然，在创作这部传记的时候，费慰梅已到了即将油干灯尽的生命晚年，可能是人老昏花、糊涂的缘故，在描写梁家院落的时候，时间上出现了一个误差。那就是梁、林夫妇是1931年4月才辞去东北大学教职，夏秋期间陆续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因而不太可能在此前一年便在北总布胡同租下这个美妙的院子并且住了进去。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1)


　　梁、林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据说每逢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具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文学青年萧乾，通过时任《大公报》文艺版编辑、青年作家沈从文，在该报发表了一篇叫做《蚕》的短篇处女作小说，萧见报后心中颇为高兴，“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而令这位文学青年更加高兴甚至感动的事接着出现了，对于当时的场景，多年后萧乾本人做过这样的描述：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1966年8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1935年7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支持者们的意见。（林徽因）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一代才女林徽因》载《读书》1984年第10期）
　　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的傻小子兼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便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予以嘲讽。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与萧乾不同，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李健吾与林徽因相识是在1934年年初，当时林读到《文学季刊》上李氏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后，极为赞赏，随即写信致李健吾，并约来“太太客厅”晤面。与文学青年不同的是，李在年龄上只比林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在文坛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因而双方见面后，李没有像萧乾那样一副诚惶诚恐的傻小子兼土老帽相，而是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把林引为知己的。这也是后来李对林的性格分析较之萧乾等文学青年更趋公正、切实、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她所著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荔明本人的母亲梁思庄（梁思成胞妹）没有芥蒂。至于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冰心写过讽刺文章倒是真的，确切的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而从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连载。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当不是虚妄，此举的确刺痛了冰心的自尊心。冰心的文章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地描述道：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2)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春天的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时聚会，从略。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需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的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自都能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世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地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只见：
　　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彩云……”我们的太太微微地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
　　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连连地说：“好久不见了，太太，你好！”
　　哲学家背着手，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抽出叔本华《妇女论》的译本来，正在翻着，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他才笑着合上卷，回过身来。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
　　……诗人笑了，走到太太椅旁坐下，抚着太太的肩，说：“美，让我今晚跟你听戏去！”我们的太太推着诗人的手，站了起来，说：“这可不能，那边还有人等我吃饭，而且……而且六国饭店也有人等你吃饭，还有西班牙跳舞，多么曼妙的西班牙跳舞！”诗人也站了起来，挨到太太跟前说：“美，你晓得，她是约着大家，我怎好说一个人不去，当时只是含糊答应而已，我不去他们也未必会想到我。还是你带我去听戏罢，你娘那边我又不是第一次去，那些等你的人，不过是你那班表姊妹们，我也不是第一次会见。美，你知道我只愿意永远在你的左右。”
　　我们的太太不言语，只用纤指托着桌上瓶中的黄寿丹，轻轻地举到脸上闻着，眉梢渐有笑意。
　　……
　　这帮名流鸿儒在“我们太太的客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情挥洒各自的情感之后星散而去。那位一直等到最后渴望与“我们的太太”携手并肩外出看戏的白脸薄唇高鼻子诗人，随着太太那个满身疲惫、神情萎靡并有些窝囊的先生的归来与太太临阵退缩，诗人只好无趣地告别“客厅”，悄然消失在门外逼人的夜色中。整个太太客厅的故事到此结束。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这“三虚”人物的出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3)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
　　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且二人在清华同一寝室，属于古义中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皆福建同乡，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至少在美国的绮色佳，也就是当年陈衡哲与任鸿隽谈情说爱的地方相识并愉快地交往过。只是时间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山西陈醋之后，二人便很难再作为“朋友”相处了。无独有偶的是，就在冰心发表《我们太太的客厅》的这一年，林徽因曾竭力提携过的文学青年、后任教于青岛大学的沈从文也发表了一篇叫做《八骏图》的讽刺小说，作品以青岛大学若干同事为生活原型，塑造了八位教授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圈内几位人士的不快，曾在青岛大学担任过文学院长的闻一多更是勃然大怒。因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教授甲把达士先生请到他房里去喝茶谈天，房中布置在达士先生脑中留下那么一些印象：房中小桌上放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六个胖孩子围绕了夫妇两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帐里有个白布枕头，上面绣着一点蓝花。枕旁放了一个旧式扣花抱兜。一部《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贴头痛膏。”
　　有好事者考证出沈从文“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妻子”云云。闻一多大怒之后与沈从文绝交，形同陌路。后来二人共同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尽管朝夕相处，但“关系仍不融洽”。此点得到了沈从文的证实，小说发表十年后，沈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说：“两年后，《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
　　抗战后期，早年曾“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之所以后来在思想言论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最初的反共急先锋转变为反对当朝政府。据罗家伦说，这是与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有很大的关系。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住居了近三年，且早期的住处相隔很近（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的经历。倒是围绕冰心的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且波及后辈，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

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还是仇敌(1)


　　冰心的这篇小说在知识阶层与坊间热闹了一阵子之后，随着1949年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加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林徽因、梁思成相继去世而被人们忘却。直到新千年的世纪之交，20世纪的知识分子又被重新定位和展开讨论，梁、林夫妇的名字也从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泥沙中再度浮出水面，并引起社会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他们对文化学术的贡献伴着当年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逸闻趣事也一并跃入大众的眼帘。2001年12月6日，南通地区有学者名陈学勇者，在《文汇报》发表了《林徽因与李健吾》一文，文中抄录了李健吾抗战胜利后写的《林徽因》一文，冰心写讽刺小说与林徽因送山西陈醋给冰心享用之事，皆来自于李健吾的这篇回忆文章。据抄录者陈学勇说，他是从“不为世人所知”的多人合集的《作家笔会》（沪上“春秋文库”）中查找到李健吾这篇已被世人遗忘了的文章的，陈转抄后属于第一次重新公开发表。看来这位转抄者陈学勇是比较佩服李健吾之才识的，他评价道：“这是一篇十分真实、传神的人物素描。近年来记述、描写林徽因的作品很多，但或浮光掠影、有形无神，泛泛的才和貌而已；或无中生有、面目全非，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徽因去历史人物之远尤给群众很大负面影响。唯林徽因生前挚友费慰梅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呈现了一个可信的历史人物。不过费慰梅花了十几万言的篇幅，而李健吾只用了千余字。赤热、口快、性直、好强，这一组词不足十个字，却简练、准确勾勒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往往被许多文章忽略。李健吾说热情是林徽因生活的支柱，实在属知己之言。”又说：“李健吾非常敬重女作家，然而他并不像一些文章那样，把林徽因说成人人怜爱的社会宠儿。如李健吾说，林徽因有她的孤独、寂寞、忧郁。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我听吴荔明女士说过，确实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女士母亲梁思庄没有芥蒂。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李健吾以林徽因‘高傲’解释个中原因，怕未必契中症结，我看更可能由林徽因的率真性情所致。林徽因绝顶聪明，过从皆知识界精英，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哲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无不是他们各自学术领域里的泰斗人物，就不必说胡适、沈从文、叶公超、朱光潜……毋庸讳言，女性鲜有此辈，才情多远远逊于林徽因。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在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和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们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怼，可想而知了。我们从这里窥见的，或许倒是林徽因脱俗的一面。脱俗在女性来说多么难得，可惜，连相知匪浅的李健吾都未能理解女作家这一点，无怪乎林徽因要感到孤独、寂寞、忧郁了。”（《文汇报》2001年12月6日）
　　李健吾的原文与陈学勇的借题发挥之作一经发表，立即在文化、学术界产生了反响，想不到此文惹恼了一个叫王炳根的人，王氏看罢感到“有些不舒服”。后来有山西作家韩石山者，在他的《梁实秋的私行》（《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一文中对上述文章做了引用，借此对冰心的品行给予了质疑。王炳根读毕，立刻感到从头脑到周身“不是不舒服的问题了，（还）有了不能不说的冲动”。在一股强大的激流冲击下，王氏泼墨挥毫，文如泉涌，一口气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一文，对李健吾与陈学勇辈之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驳。王氏认为冰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更不是仇敌，反而是要好的朋友，其立论点主要有下列几条：
　　一、林徽因才华过人确实不假，但也不至于连一个在同一层面上与其对话的人也没有，如袁昌英、陈衡哲（算是前辈）、黄庐隐、苏雪林、冯沅君、凌叔华、杨刚、韩素音、丁玲、萧红、张爱玲等都与林徽因一个时代，有的还与林有一定交往。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那就是冰心。

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还是仇敌(2)


　　二、冰心与林徽因的交往有三重背景：第一是林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便是林徽因的叔父（按：应为堂叔父）。林觉民在广州出事后，家里怕受株连，变卖了位于福州杨头口的住宅大院，而买房子的恰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1919年冰心随父从山东烟台返乡，住的就是林觉民住过的这座院子。第二是她们二位的丈夫是清华住一个宿舍的同学，由于梁思成遭遇车祸，比吴文藻晚了一年出国。1925年暑期，已是恋人关系的冰心与吴文藻（二人同一条轮船抵美留学）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于是两对恋人在绮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从照片上看，几个人正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围裙，手握切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按：照片可见《冰心全集》第二卷插页）。按照王炳根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她们作为友情的纪录”。第三是冰心对梁任公非常敬重，梁启超对冰心自然也呵护有加。冰心特别喜欢龚自珍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句诗，梁启超便锦上添花地手书此诗赠与冰心，冰心将其视为珍宝，60余年一直带在身边，每到一地便悬于案头，直至离世。王炳根说：“因了这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
　　三、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曾提到林徽因，并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王炳根认为，这段文字再度证明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关系”。
　　四、1992年6月18日，因为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的事，中国作协的张树英与舒乙曾拜访冰心，请她谈谈对此事的看法。冰心在谈了原告不应该对号入座后，便“不知道是她老人家因为激动，还是有意思留下一句话，忽然讲到《我们太太的客厅》，冰心说：‘《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根据冰心的这句话，王炳根认为：“《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写谁，虽然在60多年后说出，它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了。”（王炳根《她将她视作仇敌吗？》载《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3期）
　　王氏的批驳文章刊出后，本次“事件”的始作俑者陈学勇可能也感到“不舒服”，于是很快进行了回击。对于王炳根提出的第一条，陈学勇未能回应，应是当初所言确有些过分之故，让人抓住辫子竟有些鸭子吞筷子——无法回脖儿之势，只有装作没看见避而不答。
　　对于第二条，陈氏的回击是：王炳根只列了“背景”，并没有举出独立的直接证据，因而并不能服人。如同乡、同学以至对方与林徽因的友善，并不能说明冰心与林徽因二人之间就不能“结怨”，进一步的反目成仇也不是不可能。至于二人在美国绮色佳的留影，没有看出有多么亲密，只不过是一般青年的聚会场景而已。即使亲密，那也只能证明当时，不能代表以后的其他岁月仍是如此，鲁迅、周作人兄弟就是很好的例证。冰心与林徽因“结怨”的公开化，当是自美返国后的事情。
　　对于第三条，陈氏认为，所谓冰心赞美林徽因的文章仅限于林的美貌与文才，所涉人际关系，只是我的—男朋友的—好友的—未婚妻，如此而已。但在介绍其他女作家时，有的却溢满情感。冰心在文章中为什么干脆不提林徽因？不行，因为该文是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而写，面向包括美国读者在内的大批海外读者，冰心不能不顾及林徽因当年在文坛和海外的影响。何况文中列举女作家数十位（按：文中冰心列举了前辈的袁昌英、陈衡哲等，后辈说到了舒婷、王安忆、铁凝等女作家），岂能置林徽因而不顾，这是在哪方面都说不过去的。面上不得不如此，但私下里就不一定了。陈学勇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我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Diane Manwanring）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我满心希冀得悉珍贵史料，不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我立即想起访问冰心前萧乾说的，为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与冰心生了嫌隙，恍悟冰心此时不便也不愿说什么的。”

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还是仇敌(3)


　　对于第四条，陈学勇认为要研究一位作家，仅听信作家自白是不够的，必须经过分析并结合其他材料深入调查研究，并举例说，冰心本人曾写过一篇胡适百年诞辰的文章《回忆胡适先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文中说：“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但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就各载一封冰心致胡氏的书信，且从信的内容看出，不仅冰心本人与胡适有所接触，而且两家都有来往。可见仅凭记忆与当事人自白是靠不住的。至于冰心说“太太的客厅”是指陆小曼尤显荒唐。小说写作的背景是北平，而陆小曼当时远住上海，陆的客厅多是名媛戏迷，与小说描述的客厅人物互不搭界。只要看一下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就知道冰心笔下的太太影射的是谁，因为徐志摩在《偶然》一诗中关于云彩的意象是众所周知的。还有，陆小曼并无子女，倒是林徽因有一个学名叫再冰，小名叫冰冰的女儿，而小说中的女儿名曰“彬彬”，想来“彬”与“冰”的谐音安排不会是偶然的巧合。
　　由以上剖析，陈学勇认为冰心以小说公开讥讽“太太”，这令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容，“结怨”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后代。陈氏举例说：“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
　　最后，陈学勇得出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几乎是必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越是朋友、越是同乡，“结怨”的概率越高。她俩均为杰出女性，但属于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二人都看对方不顺眼且又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则是意料中的事。陈学勇还引用了梁实秋在《忆冰心》一文中，冰心对徐志摩罹难后与林徽因截然不同的态度以证明二人性格与处世哲学的不同，意思是林对徐敬重、爱护有加，而冰心“对浪漫诗人的微词是十分鲜明”的。（《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载《林徽因寻真》，陈学勇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
　　王、陈论战一时无果，而作为读者的大众自有不同于二人的看法。就陈学勇的最后一段话而言，怕是对冰心的“意指”没有琢磨透彻。徐志摩遇难后，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关于徐的部分是这样说的：“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时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心理的酝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与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忆冰心》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信中可以看出，冰心对徐志摩的“微词”是透着一种恨铁不成钢式的怜悯与冷颜之爱的，而这些“微词”只不过是一个表达她思想的铺垫，真正的爆发点则落在“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上面，这是一句颇有些意气用事且很重的话，冰心所暗示的“女人”是谁呢？从文字上看似泛指，实为特指，想来冰心与梁实秋心里都心照不宣，不过世人也不糊涂。在徐志摩“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鼎盛时期，与他走得最近的有三个女人，即陆小曼、林徽因、凌叔华。而最终的结局是，陆小曼嫁给了徐志摩，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凌叔华嫁给了北大教授陈西滢。

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还是仇敌(4)


　　关于徐志摩与凌叔华的关系，当年在圈内和坊间并未传出有与情爱相关的桃色新闻，直到许多年后的1982年，定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在给陈从周的信中再次做过如下说明：“至于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而我对文艺的心得，大半都是由他的培植。”（《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在次年给陈的信中，凌叔华再度表白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志摩等既已抬举我的文艺成就甚高，在此种种原因，我只知我既应允了志摩为他保守他的遗稿等物，只能交与他的家属小曼，别人是无权过问的。”（《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凌叔华的表白，除了向陈存周说明他与徐志摩没有情爱关系外，还透露了文学史与徐志摩研究者几十年来苦苦追寻和破而未解的一个悬案，即徐志摩遗稿和日记到底流落何处的问题，也就是圈内人士通常所说的“八宝箱之谜”。为了“八宝箱”中的遗物，凌叔华与林徽因、胡适等人之间曾发生过不愉快，但与已死去的徐志摩已经没有关系了。因凌叔华与徐志摩生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接触与友情，徐对凌有所帮助，凌尽管没有给徐多少“好处”，似乎也未从可考的资料中发现给徐多少“坏处”，因而凌叔华应排除在冰心所说的“女人”之外。那么冰心所指就只能是林徽因与陆小曼。
　　凌叔华说：“可惜小曼也被友人忽视了，她有的错处，是一般青年女人常犯的，但是大家对她，多不原谅。”（致陈从周信）而梁从诫则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空谷回音》载《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如果冰心不是专指林徽因，至少是把林与陆同等相视，而指林徽因的可能性当更大。联想梁从诫一提到冰心就“怨气溢于言表”，应该不仅仅是为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其间必另有痛苦而又难以言传的隐情。假如同王炳根所说的那样，冰心与林徽因之间不但没有结怨，反而是很要好的朋友，而朋友的后代却又以德报怨，对与自己母亲友好的这位阿姨心怀“怨气”，那么不是梁从诫脑子有毛病，就是这个世界出了毛病，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从诫还不至于如此糊涂吧。
　　冰心可谓人寿多福，一直活到1999年，以99岁中国文坛祖母的身份与声誉撒手人寰，差一点横跨三纪，益寿齐彭。林徽因比冰心小四岁，然而命运多舛，天不假年，却早早地于1955年51岁时乘鹤西去，徒给世间留下了一串悲叹。

徐志摩之死(1)


　　冰心与林徽因交恶并结怨，当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客厅》小说讥讽的那帮学界名流，并未因一个女人的“讥讽”或吃醋就成了缩头乌龟，或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而是义无反顾地仍在“太太客厅”高谈阔论，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与演技，并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共同的挚友和知音，于时间的长河中交往如故，绵延不绝。而“太太客厅”最忠实的参与者乃属当时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
　　老金在“太太客厅”中是一位特别显眼的人物，因研究逻辑学名声显赫，江湖上人送外号“金逻辑”。或许是满肚子哲学的缘故，老金的思维与行事方式也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就冰心的小说《客厅》而言，此前的李健吾、沈从文以及萧乾等辈与众多学界名流，皆认为是指梁家的客厅。而林徽因也认为小说中的“太太”影射的就是她本人，故有请人给冰心送山西陈醋品尝之说。但老金却不这样看，他晚年在《要说说“湖南饭店”，也就是我的客厅》一文中说：“这里要说说湖南饭店。所谓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也就是我的活动场所，写作除外。房子长方形，北边八架书架子。我那时是有书的人，书并且相当多，主要是英文的。院子很小，但是还是有养花的余地。七七事变时，我还有一棵姚黄，种在一个八人才抬得起的特制的木盆里。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在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30年代，我们一些朋友每到星期六有个聚会，称为‘星六聚会’。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少奶奶的客厅》。……少奶奶究竟是谁呢？我有客厅，并且每个星期六有集会。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我的活动场所。很明显批判的对象就是我。不过批判者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没有打听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以为星期六的社会活动一定像教会人士那样以女性为表面中心，因此我的客厅主人一定是少奶奶。哪里知道我这个客厅的主人是一个单身的男子汉呢？”（《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从金氏的叙述看，他的“湖南饭店”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批判者没有掌握他的具体情况”。恰恰相反，是他对批判者的具体情况不够了解，没有亲自读到这篇文章，甚至没有打听清楚冰心是什么样的人，或读到了文章也知道冰心其人，但只当作耳旁风倏忽而过，事后回忆，便把《我们太太的客厅》中的太太，硬给变成了一位“少奶奶”，并误认为别人说的这位“少奶奶”就是自己。就当时的冰心而言，纵是没有亲自到过北总布胡同三号，对梁家的客厅以及客厅的故事，通过学界朋友的口耳相传，想来是不陌生的。假如在这个客厅出尽风头的主人是老金所说的“男子汉”，想来冰心是不太会做这篇小说的，即使做出来，林徽因也不会派人送山西老陈醋给对方享用的。其实一坛子山西陈醋，是完全可以概括事情的备料、发酵、酝酿、成品等全套程序的，岂容老金横生枝节、自作多情乎？
　　为此，有人说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离不开梁思成，少不了徐志摩，更不能没有金岳霖，一语道出了这三位各具特色的男儿对林徽因一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人格塑造。但从排序上看，金岳霖介入林徽因的生活较晚，他是通过徐的介绍才认识林徽因的。
　　当林徽因从英国归来，再与梁思成赴美留学归国这段时间，徐志摩在国内完成了与发妻张幼仪离婚，再娶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军官王赓夫人、京城名媛——陆小曼为妻的感情历程。对这一曲折变故，梁从诫曾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多于欢乐。”不管痛苦还是欢乐，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看上去好像已没有情爱方面的关系了。不料“事情正在起变化”。

徐志摩之死(2)


　　1931年初，为了照顾新婚不久的陆小曼的生活并陪其开心取乐，徐志摩舍北平同事朋友而跑到上海光华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当他闻知正任教于东北大学的林徽因旧病复发后，心中陈封日久的感情像一个庞大的五味罐突然被捣毁了盖子，一股酸甜苦辣香的混合气体轰地喷射而出。在这股冲天之气的激荡中，徐志摩经不住诱惑，当即把陆小曼从怀中推开，翻身下床走出家门直奔沈阳而去。在寒风凛冽、雪花飘荡的北国，徐、林的两颗心渐渐消除了寒气，大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意。因有了这股暖意，徐志摩就无心在上海与南京教书而图谋北归了。
　　这年春季开学后，徐志摩受胡适聘请，到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授并兼北平女子大学教授，自此得以经常到沈阳与林徽因相会。当林徽因旧病复发时，“众人商议着，不知该怎么办，他（徐）主张她（林）搬到北平来，这儿的医疗条件较好，而气候也较温和”。（《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徐志摩的力主下，林徽因携女儿再冰回到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疗养。天助佳人才子，徐志摩借此机会不断地跑到香山探访林徽因，二人的接触更加频繁，感情再度升温，此时的徐志摩与新婚不久的妻子陆小曼之间已出现了裂痕，徐、林之间的感情大有春风化雨、旧树发新枝之势。有了这样一种不可遏止的情势，“（梁家）北总布胡同的房子（就）成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家”。除了平时吟诗作赋，大摆“龙门阵”，徐志摩还经常要在此留宿过夜。据林徽因的美国女友费慰梅说：“徽因和思成待他如上宾，一见了他们，志摩就迸发出机智和热情。他乐意把那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介绍给他们……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他最挚爱的友人之一、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
　　老金的加入使“太太客厅”更加热闹起来，但这种气氛未能持续多久，一个不祥的重大事件出现了。
　　1931年11月19日早八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白马山（又称开山），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在“济南号”起飞之前，徐志摩曾给梁思成、林徽因发电报，嘱下午三时到北平南苑机场接他。梁思成驱车在南苑机场直等到下午四点半仍无飞机的踪影，只好返回。林徽因预感事情不妙，立即打电话告知胡适，请胡设法打听飞机动向。第二天，当胡适看到《晨报》登载了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遇难的消息后，断定徐志摩可能已遇难身亡，遂立即借中基会任鸿隽的汽车至中国航空公司询问，没有得到死者的姓名。直到十二点多钟，打电报给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才得到了确切消息——徐志摩驾鹤西去。噩耗传来，林徽因当场昏倒在地。下午，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陈雪屏、钱端升、张慰慈、陶孟和、傅斯年等相聚胡适家中，众人相对凄婉，张奚若恸哭失声，林徽因潸然泪下。22日下午，受北平学界同人委派的梁思成、张奚若、沈从文等人于不同地点赶到济南白马山，收殓徐志摩的遗骸。梁思成带去了他与林徽因专门赶制的小花圈以示哀悼。
　　按照沈从文后来的说法，徐志摩是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导引者兼“恩人”，徐遇难时，沈正在青岛大学任教，他是从青岛直接赶赴济南与梁思成等人汇合料理善后的。对徐之死因，沈在给好友赵家璧的信中说道：“徐南去，主要因小曼不乐意去北平，在上海开支大，即或徐先生把南京中央大学和北大教书所得薪金全寄上海，自己只留下30元花销，上海还不够用，因乘蒋百里先生卖上海遇园路房子时，搞个中介名义，签了点字，得一笔款给小曼，来申多留了几天，急于搭邮件运输机返北平，则因为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急于参加这次讲演，才忙匆匆地搭这次邮件运输机回北平。到山东时（白马山只隔济南25里）因大雾，飞机下降触及山腰，失事致祸，一切都这样凑巧，而成此悲剧。”（陈从周《记徐志摩》载《陈从周散文》，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徐志摩之死(3)


　　沈的说法大致不差，更具体的细节他可能不太明了，据山西作家韩石山对这段历史事实研究后说：徐离北平是搭乘张学良专机飞南京的，当时张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北平，顾维钧帮张学良办外交，常乘坐张的专机在南京与北平之间飞行。此次是南京政府要顾维钧代理外交部长，顾仍乘张学良专机赴宁，徐志摩与顾友善，借机一道前行。而“从南京返回北平，徐志摩原打算仍乘坐张学良的专机，但顾维钧一时还不能回去，他便决定不搭乘了。正好离开上海时，他顺便将去年保君健（航空公司财务科长）赠给他的免费机票带在了身上，经联系后获准第二天一早可搭乘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徐志摩之所以要匆匆赶回北平，前面说了，是因为北大的教员有活动，要一起表示抗日的精神，但也不能说，与林徽因当天下午要在协和小礼堂作报告，给外国人讲中国的建筑艺术无关。11月19日早八时，徐志摩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十时十分，飞机抵达徐州，徐志摩在机场发信给陆小曼，说头痛不欲再行，但最终还是又走了。十时二十分，飞机继续北上，及飞抵济南附近党家庄时遇大雾，触开山山头，机身着火坠毁，徐志摩遇难身亡，终年三十五岁”。（《悲情徐志摩》韩石山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
　　关于徐志摩坠机事件，11月20日的《晨报》以《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天雨雾大误触开山》为题，做了如下报道：
　　［济南十九日专电］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政被焚后，钞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徐志摩遇难后，社会议论峰起，哀悼者有之，慨叹者有之，作为各种佐料添油加醋以供饭后谈资者有之。学人雅士有兴文追祭者，丝竹之辈有为之作诗吟赋缅怀者，有谓“徐先生之死，等于除东三省以外，我们又失去了一省”者，（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版）有大谈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三角关系”者。如此这般吵吵嚷嚷，谈来说去，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随着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知识分子被关进了牛棚，万千劳苦大众卷入政治漩涡不能自拔，这个老幼皆宜的消遣话题才算偃旗息鼓，暂时沉寂。想不到几十年之后，随着政治解冻，思想开禁，文化复昌，徐志摩又死而复活，重新成为大众明星和巷里坊间的热门话题，尤其与此相关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出笼与热播，如同火上浇油，吊起了亿万观众的胃口，从而引起了一场围绕主人公是是非非的论争。媒体与网友的评论自不待言，围绕着主人公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等人的故事，徐家和梁家后人都卷了进来，并给予激烈抨击。各色人等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奋力角逐，从而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的纷争诉讼大战。

梁从诫：徐、林之间没有爱情(1)


　　由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合资拍摄的电视剧于2000年首先在大陆播出后，徐志摩的堂侄徐炎从上海回到老家做客时，在徐志摩故居对陪同参观的乡亲说：“《人间四月天》违背历史事实，歪曲了徐志摩的形象，他在上海的亲属看了都感到很失望。”报载，徐炎是徐志摩伯父徐蓉初的孙子，当时72岁，退休前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据说他小时候就生活在海宁硖石镇徐府的大家庭中，熟知诗人和家庭中的许多事情。他说，徐志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那时候，他办刊物，创“新月”，倡导新格律诗，对文学很热情、很努力，在短短十年中，写下了几百首新诗和上百万字的散文，他是一个有很大抱负的人。然而，在电视剧中，这些都被淡化了，抽掉了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他的文学活动，剧中的徐志摩不像一个诗人，而成了一个只会成天追逐女孩的“花花公子”。最后，徐炎对《人间四月天》的评价是“不真实”，“诗人怎么成了泡妞郎”？又说：“对陆小曼也不公平，她的才情到哪儿去了？在戏里她只是一个交际花，这样的人徐志摩怎么会爱上她？”20世纪60年代陆小曼在上海去世时，徐炎曾前去凭吊，至今还珍藏着她的一副遗照，并为她保存了《志摩全集》的纸版等等。（《羊城晚报》2000年5月4日）
　　就在徐炎发表评论第三天的5月7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长女梁再冰向媒体发表声明，与徐炎南北呼应，明确表示林与徐中间只有友谊没有恋情。梁再冰说：“徐志摩去世时我年纪还小，但作为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女儿，我很了解徐志摩同我父母之间关系的性质。徐志摩是我家两代人的朋友。他曾经追求过年轻时的母亲，但她对他的追求没有做出回应。他们之间只有友谊，没有爱情。徐志摩是在母亲随外祖父旅居伦敦时认识她的，那时她只有16岁，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对她来说，已结婚成家的徐志摩只是一个兄长式的朋友，不是婚恋对象。破坏另外一个家庭而建立的婚姻是她感情上和心理上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她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受到伤害的妇女。”又说：“母亲在世时从不避讳徐志摩曾追求过她，但她也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她无法接受这种追求，因为她当时并没有对徐志摩产生爱情。她曾在一篇散文中披露过16岁时的心情：不是初恋，是未恋。当时她同徐志摩之间的接触也很有限，她只是在父亲的客厅中听过徐志摩谈论英国文学作品等，因而敬重他的学识，但这并不是爱情。她曾说过，徐志摩当时并不了解她，他所追求的与其说是真实的她，不如说是他自己心目中一个理想化和诗化了的人物。”
　　再冰对该电视剧的看法是：“为了渲染林、徐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还对我父母的关系进行了歪曲描写，暗示他们的结合是家庭操纵的，林徽因是迫于家庭压力才选择了梁思成。但我父母之间真实的爱情故事并非如此。……该剧还把我的祖父梁启超、外祖父林长民以及我的祖母和外祖母等也都扯进了故事，这种做法实在是太恶劣，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后代的强烈反感。在此，我必须指出，梁启超、林长民、梁思成、林徽因等不仅是我的父母和长辈，他们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和知识界有影响的人物，在涉及他们的电视片中，应当根据事实，采取对历史和观众负责的态度，反映他们之间关系的真实性质，而不应利用名人效应，虚构故事，进行商业炒作，误导观众。”
　　最后，梁再冰态度强硬地表示：“该剧播放后，已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在此对该剧的编导和摄制方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必须向受到严重伤害的家属公开道歉。”（见当日新浪网《梁再冰：徐志摩与其母“爱情故事”纯属虚构》）
　　梁再冰的“声明”最终没能让该剧编创人员为之道歉，反而提升了收视率与传播面。随着媒体的热炒与电视剧在社会广泛的传播，徐、林相爱一时成了坊间最热门的话题与谈资。林徽因和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在沉默了一阵后，终于坐不住了，他在媒体上多次指出《人间四月天》多处失实，并称该电视剧是对“历史事实和文化精神的双重歪曲”。梁从诫认为林徽因对徐志摩是亲密的友谊，但不是爱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梁从诫说：“林徽因很坦然承认她与徐志摩之间的友谊与感情，但不是那种爱，不是谈婚论嫁的那种爱。可是那个编剧就是不承认这一点。他们都非常懂得，爱一个人，首先是尊重一个人，宽容一个人，给对方留有余地，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我们才说它崇高。可在电视剧中，徐志摩恰恰是不尊重林徽因的，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我徐志摩难道还不够可爱吗？你不爱我徐志摩还想爱谁？徐志摩是这样的人吗？电视剧里甚至还有这样的台词：‘梁思成可不是我的对手。’怎么会浅薄到如此地步呢？当然林徽因也知道徐志摩爱她，她虽然没有接受徐的感情，但是也没有说：‘我不爱你，你给我滚开。’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的时候说，林徽因在谈到徐志摩的时候，总是把他和英国的诗人、大文豪联系在一起。可见林徽因对徐志摩更多的是待之以文学上的师友，其实这才是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梁从诫：徐、林之间没有爱情(2)


　　梁从诫举例说当年父亲梁思成亲口对他讲，林徽因《人间四月天》这首诗是写给自己的，“但他们还是非要说这是写给徐志摩的。看来林徽因刚生的儿子确实不如徐志摩更有戏剧性，更有卖点。编剧如此霸道、如此不顾事实，真是岂有此理。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你要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特别是表现文化人之间的感情，就要体现出时代背景，体现出这些人物自身的文化内涵，否则把不同时代、不同的性格的人的关系都弄成那种很浅俗的男女关系，那不是什么意思都没有吗？可以说，电视剧不仅把林徽因歪曲了，也把徐志摩歪曲了。徐志摩并不是一个成天哭哭啼啼、只知道追女孩子的人，如果是那样的话，泰戈尔访问中国，他的邀请者梁启超和林长民也不会选徐志摩去陪同。徐志摩其实是个很有抱负的人。1924年，他曾在给金岳霖的信中表示要办一个英文杂志，邀金回来一同做事。他要办这个杂志，是为了让世界了解当时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像电视剧里这样只知道追女人的‘徐志摩’，哪里都可以找得到，不过那也就不是徐志摩了。”
　　梁从诫还特别提到：“电视剧里还把徐志摩和梁思成描写成情敌，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徐志摩对林徽因说：‘我回去告诉梁思成，让他好好待你，因为我还没有放弃。’（大意如此）意思是说，你梁思成要小心，你要一松劲，我徐志摩就要抢过来了。可实际情况如何呢？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徐志摩三个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徐志摩遇空难，也是梁思成和沈从文赶到济南去收的尸。他们之间的友谊的确不寻常，怎么会是那种低俗的‘三角恋爱’中‘情敌’的关系呢？其实问题远不止于此。剧中我所了解的几个重要人物，除林、徐外，梁启超、林长民、梁思成等都被庸俗化、丑化了。可见编导从未认真读过那一段历史，没有读过与主题相关的原始作品和文献，只能凭那种低俗、市侩心理编出这么一部廉价产品来。”（《林徽因〈人间四月天〉是写给徐志摩的吗？》祝晓风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7日）
　　梁从诫在答《文艺报》记者问时，同样提及了上述观点，并反问道：“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
　　此话一出，引出了不少事非，一个叫陈子善的人对此著文反唇相讥道：“梁先生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却疑窦顿生。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按陈子善的观点，林与徐发生过爱情故事是正常的，否则便是不可思议的。陈说：“尽管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尽管徐、林之间的通信仅有两封幸存于世，但根据现存史料，还是不难梳理两人之间的情感历程。徐志摩在剑桥留学时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决心‘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而林徽因虽然与徐志摩相差七岁，同样也爱上了徐志摩。”（《文艺报》2004年6月1日）
　　陈子善之说的基础和理由，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陈从周撰写的《徐志摩年谱》与凌叔华给陈的信上。陈从周与徐志摩两家自他们的祖父辈就相识并友善，陈的二嫂是徐志摩的堂妹，徐的表妹蒋定是陈从周的夫人，故有“三代相交，双重姻亲”之称。不过徐志摩去世那年陈只有十四岁，因感念诗人的才华和命运，立志为徐志摩撰写一部年谱，使诗人史料不致湮没于世，后终于撰成《徐志摩年谱》一书。这部书自1949年出版后，几乎成为所有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目。陈在《徐志摩年谱》1922年志摩离婚条下特加按语说：“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这是徐、林恋情关系的最早记载。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1)


　　与梁思成结婚后，林徽因仍与徐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徐志摩活着时，林徽因即便知道徐的日记中记载有彼此恋情，也不会或者无法刻意提防，她相信徐不会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来。但随着徐志摩突然罹难，事情就变得复杂而诡谲起来了。令林徽因感到最紧迫、最不放心的就是徐志摩生前在号称“八宝箱”中存放的日记。因而围绕这个神秘的箱子，各色人物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的激烈角逐。
　　据梁从诫说：“1931年11月，徐志摩突遇空难。生前，他曾将一箱日记及书信存放在朋友（一位女士）处，其中包括他初识林徽因时的康桥日记。徐遇难后不几天，叶公超（按：清华外文系教授）告诉林徽因，他刚（梁自注：准确地说，是1931年1月26日晚）在这位女士处看过这份日记。于是林去向保存者要求借来一看，这位女士先是几次声称：‘遍找不得’，后来，在她手里保存的这份日记中，与林有关的一部分又神秘地被裁去，以致林徽因本人始终未能看到这件与她的生活有过密切关系的材料。”又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更有原来被她视为朋友的人，显然是出于嫉妒，对她施以欺骗和侮弄。虽然她在私事上从不轻易与人计较，这次却被这事‘气糊涂了’，于是写下了平时难得吐露的心声。”
　　梁从诫所说的这位收藏“八宝箱”的“女士”，就是北大外文系教授、文学理论家陈西滢的夫人、时与林徽因处于同一个层面上的小说家凌叔华。所谓林徽因遭到了朋友的嫉妒与侮弄，这个“朋友”不能全指凌叔华，但指凌的成分极大。“难得吐露的心声”，是指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所说的言辞激烈的话。当时林徽因除了向胡适诉苦，还立主胡应在这一事件中挺身而出，拿凌叔华试问，并让对方无条件地一件都不能少地交出“八宝箱”中的所有资料。后来胡适果然按林徽因的旨意办了，开始招集学术界的名将大腕一齐向凌叔华夹击。凌在四面挤压中，其瘦小的身体不能承受之重，终于被降服，无条件地把神秘的“八宝箱”拱手让给了胡适。本来事情就此解决，双方鸣锣收兵，各不相干。但事情又突起波澜，据胡适与林徽因对外声称，“八宝箱”中最为重要的《康桥日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却不翼而飞，因而外界有了被凌叔华裁掉或中途截留的说法——梁从诫此说即指其人其事。
　　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林徽因曾在1932年1月1日下午与晚上，于匆忙中连致胡适两封信，报告《康桥日记》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徐志摩与林徽因从相识到离开那一时期的记载，神秘失踪，去向不明，剑锋直指凌叔华。信曰：
　　胡适先生：
　　志摩刚刚离开我们，遗集事尚觉毫无头绪，为他的文件就有了些纠纷，真是不幸到万分，令人想着难过之极。
　　我觉得甚对不起您为我受了许多麻烦，又累了许多朋友也受了些许牵扰，更是不应该。
　　事情已经如此，现在只得听之，不过我求您相信我不是个多疑的人，这一桩事的蹊跷曲折，全在叔华一开头便不痛快——便说瞎话——所致。
　　我这方面的事情很简单：
　　（一）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
　　注：整三年前，他北来时，他向我诉说他订婚结婚经过，讲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时代日记”不高兴极了，把它烧了的话，当时也说过：不过我尚存下我的《康桥日记》。
　　（二）志摩死后，我对您说了这段话——还当着好几个人说的——在欧美同学会，奚若、思成从渭南回来那天。
　　（三）十一月廿八日星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按：康桥）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按：七月）31，1921起。次本从Dec.2nd（按：十二月二日）（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一九二五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按：晨报副刊）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2)


　　注：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聚成这一箱的。
　　（四）由您处取出日记箱后约三四日或四五日听到奚若说：公超（按：叶公超）在叔华处看到志摩的《康桥日记》，叔华预备约公超共同为志摩作传的。
　　注：据公超后来告我，叔华是在十一月廿六日开会（讨论，悼志摩）的那一晚上约他去看日记的。
　　（五）追悼志摩的第二天（十二月七号）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些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按：孙大雨）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按：不好意思）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按：信任）——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非个人化的）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只有兴趣于）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最后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
　　我问她：“你处有几本？两本么？”
　　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
　　我问：“两本是一对么？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
　　（六）我说要去她家取，她说她下午不在，我想同她回去，却未敢开口。
　　后约定星三（十二月九号）遣人到她处去取。
　　（七）星三九号晨十一时半，我自己去取，叔华不在家，留一信备给我的，信差带复我的。
　　此函您已看过，她说（原文）：“昨归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捡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注：这一篇信内有几处瞎说不必再论，即是“阅完放入”、“未阅完全”两句亦有语病，既说志摩交她三本日记，何来“阅完放入”君处箱内。可见非志摩交出，乃从箱内取出阅，而“阅完放入”，而有一本未阅完而未放入。
　　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开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按：不见了）”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 及我三人。）
　　（八）我留字，请她务必找出借我一读。说那是个不幸事的留痕，我欲一读，想她可以原谅我。
　　（九）我觉得事情有些周折，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可是，我猜她推到“星期底”，必是要抄留一份底子，故或需要时间（她许怕我以后不还她那日记）。我未想到她不给我。更想不到以后收到半册，而这半册日记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
　　（十）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
　　half a book with 128 pages received （dated from Nov.17，1920 ended with sentence“it was badly planned”.）（按：收到半本共128页，始自1920年11月17日，以“计划得很糟”一句告终。）叔华送到我家来，我不在家，她留了个note（按：便条）说“怕我急，赶早送来”的话。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3)


　　（十一）事后知道里边有古（故）事，却也未胡猜，后奚若来说叔华跑到性仁（按：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家说她处有志摩日记（未说清几本）徽音要，她不想给（不愿意给）的话，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大家都替我生气，觉得叔华这样，实在有些古怪。
　　（十二）我到底全盘说给公超听了（也说给您听了）。公超看了日记说，这本正是他那天（离十一月廿八日最近的那星期）看到了的，不过当时未注意底下是如何，是否只是半册未注意到，她告诉他是两本，而他看到的只是一本，但他告诉您（适之）“refuse to be quoted”（按：我拒绝被引用），底下事不必再讲了。
　　二十一年元旦
　　此信发出后，林徽因觉得气愤难平、意犹未尽，于当天晚上再次修书向胡适倾诉哀怨。特别强调性地表白“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信中说：
　　适之先生：
　　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
　　我要不是因为知道公超看到志摩日记，就不知道叔华处会有的。谁料过了多日，向她要借看时，她倒说“遍找不得”、“在书画箱内多年未检”的话。真叫人不寒而栗！我从前不认得她，对她无感情，无理由的，没有看得起她过。后来因她嫁通伯（按：陈西滢），又有《送车》等作品，觉得也许我狗眼看低了人，始大大谦让真诚的招呼她，万料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
　　志摩常说：“叔华这人小气极了。”我总说：“是么？小心点吧，别得罪了她。”
　　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
　　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
　　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按：人情）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按：意为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按：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按：或幸运或遗憾）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按：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按：兴奋型，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按：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4)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徽音二十年正月一日
　　（按：应为二十一年，此系作者笔误）
　　从林徽因的信中可以看出，“八宝箱”中的《康桥日记》之下落不明，就是凌叔华的阴谋与捣蛋的结果，凌叔华可谓是真小人。凌叔华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982年与1983年，在海外的凌叔华分别由伦敦寄给陈从周两封信，就当年纷纷扬扬的“八宝箱之谜”作过解释，此说与胡说、林说，甚至梁说大不相同。按凌叔华的辩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在徐志摩遇难的前两年，也就是“他去欧找泰戈尔那年，他诚恳的把一支（只）小提箱提来交我保管，他半开玩笑的说：你得给我写一传，若是不能回来的话（他说是意外），这箱里到有你所需的证件（日记文稿等）。他的生活与恋史一切早已不厌其烦的讲与不少朋友知道了，他和林徽音、陆小曼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的坦白的告诉我多次了（按：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与一位男作家同名，后改为林徽因，但凌叔华等人仍以徽音相称），本来在他的噩信传来，我还想到如何找一二个值得为他写传的朋友，把这个担子托付了，也算掉了我对志摩的心思。（那时他虽与小曼结婚，住到上海去，但他从不来取箱子！）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音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他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新文学史料》1983年1期）又说：“我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二本）也常记一些事事非非，且对人名一点不包含，想到这一点（彼时小曼对我十分亲热，她常说人家叔华就不那样想，里面当然也褒贬徽音的日记）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他的（胡的）日记在梁实秋编的徐志摩传上也提到。赵家璧也看到胡的日记上如此写。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新文学史料》1985年3期）
　　据精明的凌叔华推断，胡适派人取走八宝箱后，没有把全部日记交出，“小曼只收回她的二部日记（她未同志摩结婚前的日记，已印出来了！但许多人还以为另有日记）。那时林徽音大约是最着急的一个，她也来同我谈过，我说已交胡适了”。1947年2月，为纪念徐志摩五十周岁生日，陆小曼搜罗家中的旧日记，勉强编起了一本薄薄的《志摩日记》，显得很是孤单凋零。对此，陆小曼在序中无奈地说：“其它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陆小曼已经探知胡适已把徐的二三本英文日记全部交于林徽因，而林是不可能让这一涉及自己隐私的日记面世了。
　　对于凌叔华在信中的说法，陈从周并不怀疑，当年他在编写《徐志摩年谱》中，通过各种信息透出的蛛丝马迹，就曾怀疑胡适把徐的日记没有交给陆小曼，而是交给了林徽因，而林把徐在英国剑桥向其求爱时的二三本日记藏而不露，才有了后来徐子善等人力主徐、林相爱者所说的“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之事。陈从周读了凌叔华给他的信后如释重负地说道：“这个疑案，总算可以澄清了。另一方面证实了当年林徽音和我所说的她藏有二本志摩英文日记的来源了。胡适日记所写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之事非真实也。”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5)


　　胡适深信他的日记最终是要出版的，因而在他把徐志摩英文日记悄悄交于林徽因处理的同时，又放了一颗烟幕弹，于自己的日记中故意写下“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的文字，以达到掩护林徽因的目的。至于凌叔华这边在得知后是否会喊冤叫屈，在一时无法两全的情形下，胡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八宝箱”中的日记最终结果如何，大多研究者认为胡适送给林徽因之后，林在晚年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一把火烧掉了。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此事不那么简单，最大的可能是，向来对资料颇为重视的胡适，当年将有关林的部分给了林，与林无关的自己偷偷收藏了起来，如果销毁，也只销毁了于自己不利的那一部分，而不会是全部。据说胡适还有一部分文献由于涉及面太广，仍封存于一个保险箱中未能开启。或许这部分文献中就有“八宝箱”中的日记，究竟结果如何，也只有等胡适的保险箱起封之日，再听下回分解了。
　　正如陈子善所云，“尽管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但仍有一大批研究者相信徐、林之间确实有过爱情。韩石山以陈从周《年谱》和著名的“八宝箱”为线索，结合徐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等人的传纪、书信、日记和口述实录等，进行研究、考证之后，对于相互之间的感情纠葛，曾肯定地说：“（张）幼仪不记恨陆小曼，她记恨的是林徽因。她的记恨并非是为自己，倒有一半是为了志摩。她恨林答应了他，却没有嫁给他。……两人的恋情，肯定是有的。徐志摩是为了赶听林在协和小礼堂的报告，才匆匆坐飞机殒命的。”（《徐志摩和他爱过的女人》载《南方周末》2000年5月12日）
　　对“坐实了这段爱情”之说，梁从诫不予承认，并对徐志摩的人格进行了鞭伐。1993年4月，梁从诫在为某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林徽因诗集》而写的序文《空谷回音：关于这本诗集的作者——林徽音》中说道：“关于林、徐之间的感情关系，几十年来都是社会上一些人喜欢议论的话题。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其悲剧性就在于：作为诗人，他们在志趣上是那样投合，徐对林又是那样地一往情深，但两人却不仅始终无缘，而且事实表明，他们本来就不可能走上同一条生活道路。可以说，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后来是完全理解的，而反过来，林徽因所追求的，却未必都能得到徐的理解，更谈不到专业性的支持。从古建筑研究和美术创作的角度看，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天生的搭档。虽然梁思成不搞文学，但抗战前那几年，林徽因在古建研究方面的成就不仅没有妨碍她的文学活动，而且实际上两者相得益彰，使她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但如果真是徐志摩和林徽因生活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有——如最后她的墓碑所铭刻的——‘建筑师林徽因’了；而生活里没有了建筑和美术活动，又会有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诗人林徽因”吗？回顾徐志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易受情绪支配，充满幻想，有时甚至放荡形骸之外的浪漫主义者；而林徽因在精神上却比他保守，比他更重务实。她在少年时代就一心要以‘把美术创作与日常生活需要结合起来’的‘建筑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说明了她气质上和徐诗人之不同。”又说：“徐志摩的诗人生涯，可以说是伦敦邂逅林徽因之后开始的，在随之经历了巨大的感情波澜和生活挫折之后，他生命之路的终结，竟又是为了赶去听林徽因关于古建筑的一场学术报告。这是不幸的巧合呢还是天意？”（此文后来收入梁从诫所著《不重合的圆》一书）
　　文中的语气透出，梁从诫相信徐志摩被烧死是冥冥之中有一只上帝之手在操纵的，徐之死就是上苍的旨意。这股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情绪到了十年之后，随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播出，异常激烈地喷射而出，一时引得众人侧目，纷纷驻足观望。梁从诫在答媒体记者提问时愤然说道：“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文艺报》2000年5月6日）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6)


　　梁从诫的愤慨之言，立即招来了徐志摩粉丝们的反“愤慨”，并很快做出了回击，韩石山在《梁从诫不该这样说》一文中，对梁指责道：“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不看这些话，人们还不知道1931年在北平，徐、林之间的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林情徐爱有多深》韩石山载《寻访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在旁观者的眼里，梁从诫与韩石山的话看起来各有道理，但似乎又缺失了点什么。当年海涅在他的名作《两个波兰人》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为祖国牺牲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或许处于各种考虑，或许一时情绪失控，梁从诫的言论显然有些过激了。而韩石山辈这些徐志摩的超级粉丝们，在梁从诫一再否定徐、林之爱的情况下，非要把“徐林爱情”进行到底。再加上电视剧的火上浇油，整个社会舆论就变得硝烟弥漫、烽火连天了。假如不存偏见，对这段历史和历史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待，不管徐与林之间是有爱还是无爱，如套用海涅的诗句，不妨理解成“为了避免双方日后更大的苦痛，徐志摩适时被烧死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
　　除了围绕徐志摩该不该被烧死，是烧死好，还是活着更好的论争外，梁从诫对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公开批评中，还说把梁思成演得窝囊了一些。韩石山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这是做儿子的还没完全了解父亲。正因为梁思成深爱着林徽因，也正因梁思成是当时新旧交替之际接受西方文明的君子代表式人物，所以他对徐志摩表现得特别宽厚仁慈，包括后来同样地对待金岳霖先生，他的得体的言行绝非窝囊，而是知识文明在身上的崇高体现，是海阔胸怀”。梁从诫则坚持认为，若是林当年真的从了徐，那么林徽因只是一个诗人的林徽因。而从了梁思成，结果是林徽因既是诗人的林徽因，又是建筑学家的林徽因，可谓一举两得矣！对这一说法，社会舆论各有不同的看法，赞成与否定各有各的理由。否定者说，若按以成什么名与什么家为坐标的逻辑去推理，似乎离“爱”与“爱情”偏远了一些。有赞成者说当年的逻辑大师金岳霖曾公开表达过此意，认为梁思成是林氏最佳的人选，徐志摩只是个不自量力的丑八怪而已。
　　金岳霖是说过林与梁结合比林与徐结合好的话，但要说把徐描绘成一个丑八怪，似乎是后人添油加醋的结果。
　　许多年后，有研究者陈宇与陈钟英二人，曾于1983年对金岳霖进行过一次有针对性的访问，从当时的谈话记录可知，金氏晚年对徐志摩的人格学问的评价：我们（按：指采访者陈宇与陈钟英等人）取出另一张林徽因相片问他。他（按：金岳霖）看了一会儿回忆道：“那是在伦敦照的，那时徐志摩也在伦敦。——哦，忘了告诉你们，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于是，话题转到了徐志摩。金岳霖所说的大意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不禁为之倾倒，竟然下决心跟发妻离婚，后来追林徽因不成，失意之下又掉头追求陆小曼。为此，金岳霖谈了自己的感触：“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又说：“当然不是说他滑头。”经老金解释，采访者才领会，金岳霖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老金接着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平。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按：是一个政治派别，非某学院某系。）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金岳霖忆林徽因》陈宇文载《传记文学》1999第4期）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7)


　　说这话时，金岳霖已88岁高龄（翌年去世），和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呼曰“金爸”。为此，金岳霖颇感欣慰。关于金晚年对徐的这段评价，若记录无误，显然带有抑徐扬梁的感情色彩。
　　却说当年林徽因、凌叔华、胡适等名流仕女，经过一阵拉锯式的“八宝箱”的争夺战，各方均感精疲力竭，无力再叫劲对垒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停下来，大家又各自朝着自己的目标奋进，只有给徐志摩生前带来爱情与烦恼的陆小曼，一改过去吸食大烟的颓废习气，立志为徐志摩的著述进行编辑出版。在陆与众多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徐志摩去世后的1931年11月27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徐志摩遗作《秋》（第四部散文集）。翌年7月，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遗作《云游》（第四部诗集）。徐志摩、陆小曼合著的《爱眉小札》（收有信札、日记等），于1936年3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为悼念“一手奠定中国诗坛的诗人”，《新月》月刊第4卷第1期、第5期和《诗刊》第4卷出特大号定名为《志摩纪念号》专刊。计有陆小曼、胡适、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杨振声、韩湘君、方令孺、储安平、何家槐、赵景深、张若谷、陈梦家、方玮德、梁镇、朱湘、程鼎鑫、虞岫云、陆费逵、舒新城等发表悼念文章、哀辞挽联，继后还出版了徐志摩文选、评传以及专著等，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位“新月派”开山人物徐志摩。
　　1932年春，徐志摩的灵柩被迎回家乡硖石安葬，当时与徐志摩同乡，只有十几岁的查良镛（金庸）曾随母前往吊唁这位诗人表兄，后来查氏曾有纪念文字表达了对这位才子加情爱大师的感怀之情。
　　徐志摩罹难之时，徐的另一位姻亲表弟陈从周为感念诗人的才华和命运，立志为徐修一年谱，使诗人史料不致湮没于世，经过数年努力，《徐志摩年谱》终于修成并出版问世。也正因为这部《年谱》，陈从周后被诬“为反动文人树碑宣传”而横遭批斗。未久，相濡以沫40年的妻子（徐志摩表妹）撒手人寰。继而，远在美国读书的独子死于非命……天耶，命耶，对陈从周而言，只有仰天一声叹了。
　　徐志摩原被葬在其家乡海宁硖石乡东山，墓是徐志摩父亲徐申如请当地工匠制作。该墓在1966年秋被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砸毁。墓碑折断，石墩砸毁，诗人的骸骨和衣服扬撒了一地。幸有徐的同乡、东山中学的教师许逸云，出于对诗人的敬重，在“文革”风潮退却之后，利用课余时间走村串户，辗转打听，终于在硖石镇东南三里多一个僻静处发现了墓碑。当时“残碑已埋入土中，碑面扑地，浑身泥泞，几乎不能辨认。经当地群众协助挖出，一经翻身，几个大字赫然入目。‘张宗祥题’一行小字也清晰可见。同时发现的还有后土碑及祭石台。自此墓碑得过且过以保存”。（《年谱》）
　　“文革”结束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向当地政府反映要重新筑徐志摩坟茔，许逸云更是积极上下奔波，终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并邀请已成为著名建筑学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到硖石入主其事，徐志摩墓乃得以重建。重建后的徐墓为陈从周设计，改建在西山。形制、规模与原墓稍有出入，只是徐的尸骸早已荡然无存，仅埋有一书一石：书是《徐志摩年谱》；石为陈从周参加庐山风景区规划时所得金星之石，上有刻文，载墓葬由东山迁西山事。此墓1983年清明节正式开放。徐志摩与张幼仪之子徐积锴曾于1985年、1990年及1997年，三次回海宁祭扫父亲坟墓，其情其景令人唏嘘感叹。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1)


　　徐志摩乘风西去，世间与林徽因最为相知相爱的男儿，只有梁思成和老金了。
　　生长于三湘大地的老金，比梁思成大六岁，比林徽因大九岁，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近十年，所学专业由经济转为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哲学。他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洋—清华的人生模式，于欧洲归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此点非彼“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已经受欧美文化的熏陶，生活已相当西化的金岳霖，重返清华后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加上一米八几的高个头，可谓仪表堂堂，极富绅士风度。自满清同治年间老金的家乡出了一个曾文正公之后，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地膨胀起来。据老金说，他少年读书时，就跟着学长们齐声高唱：“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等。这种“舍我其谁”的豪气、霸气和“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斗争哲学”，似乎没有引起金岳霖的兴趣，他的血脉中流淌的是浪漫、天真、风流、率性、淳朴的因子，他作为三湘大地的一个异数，抛弃了湖南人叫得最起劲的“斗争哲学”，而渐渐转向“形式逻辑”的研究。超然物外，视名利金钱如粪土，则是金岳霖的典型特性，他的身上没有像多数知识分子那样有不可摆脱的杂质。老金曾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对金岳霖这位多年的同事和旧友，曾做过如此的评价：“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冯氏的比喻未见得完全妥帖，但在老金身上看到人们想象中嵇康的影子当是不差的。
　　在所有关于金岳霖的轶闻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终生未娶。好事者们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他一直恋着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据说，老金在英国读书时，曾得到很多妙龄少女的青睐，其中有一风流俊美的整天高喊着“哈喽、OK”的金发女子，还神神道道地追随老金来到北平，并同居了一段时期。自与林徽因相识后，这位风流美女便被老金打发到美国娘家去了，再也没有回来。
　　据好事者研究考证，跟金岳霖同来中国的是中文名字叫丽琳的美国女人。此女与老金何时相识相恋记载不详，外界所知的是，该女子与老金同于1924年赴法国游历，后又去意大利转了一圈，于1925年11月来中国同居。在当时看来，丽琳属于妇女界的另类，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又极感兴趣，表示以同居的方式体验中国家庭内部的生活与爱情真谛，于是便和老金在北平悄然蛰住下来。对于这段生活，当时北平学界许多人都知此事并识其人。徐志摩与丽琳同样相识，他在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平后，给陆小曼写的信中对此事有所披露：“老金他们已迁入（凌）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房，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至于这位来自美国的丽琳，因何事、何时离开了老金回归家乡，并黄鹤一去不复返，在已发现的文字中少有记载，而当时的学界中人又为爱护老金的面子计，对此事大多讳莫如深，后人也就无从知晓了。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老金与梁、林夫妇相识并成为朋友，思维与处事方式颇为另类的他一高兴，干脆卷起床上那张狗皮褥子，提了锅碗瓢盆，搬到北总布胡同三号“择林而居”了。（金岳霖语）
　　据可考的资料显示，老金是1932年搬到北总布胡同与梁家同住在一处的，只是按老金的说法：“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的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他们家。”这段话是老金晚年的回忆，并自称“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2)


　　金岳霖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始终是梁家沙龙中的座上常客。梁家与老金之间，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就自然地非寻常人可比。金岳霖对林徽因的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而林对老金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徐志摩死后，金与林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到了心心相印，难舍难离，甚至干柴烈火加草木灰搅在一起不可收拾的程度。
　　关于金与林之间的这段情缘，许多年后梁思成曾有所披露。据梁的后续夫人林洙说：“我曾经问起过梁公关于金岳霖为林徽因而终身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梁思成进一步解释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从口传与残存的文字看，这三人间的关系颇有点像西洋小说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金和林一直相爱、相依、相存，但又不能结成夫妻，金终生未娶，以待徽因，只是命运多舛，徽因英年早逝，只留得老金成为孤独的爱情行旅了。
　　当欲望之火熄灭，只存温热的灰烬之后，金岳霖理智地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理性地掌控着他的处世哲学，许多时候用“打发日子”来形容自己长期不成家的寂寞。他在后来著述的文章中，把自己与梁、林三人间的亲密关系做了简单的、纯粹外表上的描述，并发挥了对“爱”和“喜欢”这种感情与感觉的分析。按老金的逻辑推理：“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就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而“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看得出，此时的老金已真的把爱藏在心底，与梁、林夫妇以纯粹的朋友相互“喜欢”了。
　　由于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气或曰书呆子气太重，在当时的北平学术界流传着许多令人为之捧腹的故事。老金闲来无事，平时迷恋养鸡、养蛐蛐等小动物，想不到这养鸡斗蛐蛐竟闹出了奇事。据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晚年在回忆录《赵家杂忆》中说：赵家在北平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太太赶快过来帮帮忙（按：杨原在日本学医，专业是妇产科）。杨步伟认为大概老金那时正跟一位莉莲·泰勒（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可能出了什么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老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后窗的半当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请杨医生前来帮忙助产。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3)


　　就在杨步伟“助产”不久，又发生了这样一件奇事。据当代作家黄集伟说：“某日，伏天，数位友人同往金先生舍下闲坐。一进门，便见金先生愁容满面，拱手称难：‘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啦！’友人既不知何事，又不便细问，但念及‘金老头儿’独身一人，不便诸多，便做英雄状慷慨允诺。俄顷，厨师为来宾每人盛上一碗滚沸的牛奶……英雄言辞尚余音缭绕，无奈，只得冒溽暑之苦，置大汗淋漓于不顾将碗碗热奶一饮而尽。谁知几位不几日再次光顾，重又承蒙此等礼遇，且金先生口气坚定，有如军令。事隔旬日，好事者向金先生问及此事，方知原来金先生冬日喜饮奶，故订奶较多；时至盛夏，饮量大减，却又弃之可惜，故有‘暑日令友人饮奶’一举。也许金先生以为订奶有如‘订亲’，要‘从一而终’，不得变故。殊不知奶之定量增减尽由主人之便的通例。当友人指点迷津甫毕，金先生照例回赠四个字的赞许：‘你真聪明！’”
　　除上述所列，还有更令人拍案叫绝者。据金岳霖自己回忆：陶孟和在北平时与老金是好朋友，陶也是介绍金在北平较早吃西餐的引路人。当时陶住在北平的北新桥，电话是东局五十六号，金岳霖平时记得很牢，可有一天给陶孟和打电话，突然发生了意外。老金拨通后，电话那头的小保姆问：“您哪儿？”意思是你是谁。老金一听，竟一时忘了自己是谁，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忘了，即使说，对方也不会相信，一定认为是搞恶作剧，但是老金真的是忘了。憋了半天，急中生智，说：“你甭管我，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那位小保姆仍不依不饶地说：“不行。”老金好言相劝了半天，对方还是说不行。万般无奈中，老金只好求教于自己顾来的洋车夫王喜，说：“王喜呵，你说我是谁？”王喜听罢，将头一摇，有些不耐烦地答道：“你是谁我哪里知道。”老金着急地说：“你就没听见别人说过我是谁？”王喜头一扭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使老金从迷糊中回过神来，急忙答道：“呵，我老金呵！”电话那头早已挂断了。
　　以上故事是说老金的“痴”与“愚”，下面两例则是老金的“直”与“憨”。
　　留美才子、当年清华研究院的实际负责人吴宓是老金的好友。一次，吴按捺不住爱情对他的折磨，公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之句（吴回国不久与自己的发妻离婚，转追才女毛彦文，但终生未果）。众人闻见，大哗，认为吴有失师道尊严，不成体统，便推举老金去劝劝吴，希望对方以后多加收敛，不要锋芒毕露，刺痛了别人，也伤及自身。于是，老金便稀里糊涂地找到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话音刚落，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高声呵斥道：“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厕所更不是毛彦文！”老金听罢，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木头一样呆呆地站着听吴骂了半天。后来老金曾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儿，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七七事变后，金岳霖与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林夫妇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老金则任教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但多数时间仍与梁家住在一起。据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受业于金岳霖，后成为知名作家的汪曾祺说：“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的一只镜片是白的，另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使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老金这一颇具特色的鲜明形象，给整个西南联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国文系出身的汪曾祺还回忆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的同学住在金鸡巷，沈先生（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大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4)


　　汪曾祺讲的只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断，就金岳霖而言，当然还有他生活严谨和忧国忧民的一面，否则金岳霖将不再是金岳霖，而成为王岳霖或张岳霖，甚或张学良乃父、胡子出身的张作霖了。
　　金岳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学者一样，基本上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属于名重一时的欧美“海归”派。虽然各自的专业不同，但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即“参政意识”。老金的专业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老金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1922年28岁的时候，曾经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工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他不止一次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又不知不觉地对政治投入了热情，与当时许多清华、北大“海归”派一样，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也和其他教授一样，有自己的一贯看法和一套为人处世的道德哲学。
　　为此，金氏的学生殷福生（后改名海光，1949年赴台湾在台大任教多年）曾这样描述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正是得益于金岳霖的言传身教，殷海光才有了后来在思想与学术上的发扬光大。尤其到台湾之后，殷氏成为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并成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殷海光去世后，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记录殷氏临终前话语的《春蚕吐丝》（陈鼓应编）一书，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与金的交往及其对金的评价。其中有一段讲到抗战前北平的逻辑研究会。在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果德尔工作的重要，老金说“要买一本看看”，他的一个叫沈有鼎的学生当场对金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老金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当时殷海光在一边看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认为“学生不客气地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后来，老金在西南联大的一位叫王浩的高徒，在美国读到这个故事后，认为此事“大致不假”，而且觉得“大家都该有金先生这种‘雅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这样合理的反应被认为是奇迹，才真是可悲的”。所言是也。
　　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学生，金岳霖精神的血脉得以延续，薪火代代相传。而他来李庄的故事，因其作为一代哲学大师的地位，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坐标，成为整个中国抗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长期存活、绵延于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记忆里，成为一道亮丽、永恒的风景，镌刻在滚滚东逝的扬子江头。

鸿雁在云 鱼在水(1)


　　老金来到李庄，无论是林徽因的病情还是梁家的生活环境，都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林徽因旧病复发他早已从通信中得知，只是想不到病得如此厉害。林旧病复发的原因，老金来到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与当地气候、环境有极大关系。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工作、生活的德国人王安娜博士在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曾描述过重庆一带的环境：“从飞机上俯瞰重庆，但见迷茫一片。每年10月至第二年4月末，全市都覆罩着浓雾。风平浪静时，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这两条大川的水蒸气，与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便成了烟雾。无数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使得重庆到处都弥漫着硫黄的气味。因此，重庆自不待说，河岸的各个村庄的空气对健康都很有损害，肺结核病蔓延得很广。”尽管李庄离重庆几百公里，但上游的泸州、宜宾等中等城市的情形与重庆极为相近，硫黄的气味并未消减，林徽因与后来梁思永，还有陶孟和的夫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相继发病，且皆是肺病，与气候和环境污染有着极大的关联。
　　老金看到，梁家唯一能给林徽因养病用的“软床”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自晚清至抗战前的几十年，川南军阀混战不断，战祸连绵，李庄已衰落凋零，整个镇子没有一所医院，也没有一位正式医生，更没有任何药品。林徽因告诉老金，家中唯一的一支体温计已被儿子从诫失手摔碎，搞得她大半年竟无法测量体温，只有靠自己的感觉来估计发烧的度数。在这种条件下，林的病情日渐加重，眼窝深陷，面色苍白，晶莹的双眸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咳喘的衰弱病人。此前林徽因在写给西南联大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表露过自己痛苦、无奈的心情：“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每当看到爱妻躺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时，束手无策的梁思成便在心底呼喊着：“神啊！假使你真的存在，请把我的生命给她吧！”
　　好在随着天气转暖，林徽因发了几个月的烧有点消退，只是时退时烧，无法稳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大多数时间都躺在行军床上，不能随意行动。这对好动惯了的林徽因而言，无疑是一件莫大的痛苦。自林徽因病倒后，梁思成毫无怨言地承担起所有家务，并尽心竭力地照顾病妻的一切。由于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梁思成只好自己学会给林徽因打针，并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经过大半年的治疗和静养，人总算挣扎着活过来了，梁思成对妻子的坚强和上帝的惠顾心怀感激。
　　林徽因的病情，对本来生活就极其困难的梁家，可谓雪上加霜。在李庄镇读小学的梁再冰与梁从诫，也开始同父母一道经历生活的艰辛痛苦，此时的梁家穷得连一双普通的鞋子都买不起了。据梁从诫回忆，他几乎长年穿着草鞋或赤脚，只有到了最冷的冬天，才穿上外婆给他亲自缝制的布鞋。偶尔有朋友从重庆或昆明带来一小罐奶粉，就算是林徽因难得的高级营养品。有时梁从诫经不住这高级营养品的诱惑，偷偷吃一点，被父亲发现后，往往要挨一顿揍。梁思成有爱吃甜食的习惯，但李庄除了土制红糖之外没有别的甜食可吃。梁氏只好开动脑筋，把土糖蒸熟消毒，当成果酱抹在馒头上食用，戏称之为“甘蔗酱”。为了保证不间断林徽因用药，梁思成经常把家中的衣物拿到宜宾城中变卖，以购买药物和必需的生活用品。关于这段生活，梁再冰在许多年后曾有一段令人心酸的回忆：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鸿雁在云 鱼在水(2)


　　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了。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父亲的生活担子因而加重。
　　更使父亲伤脑筋的是，此时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他无奈只得年年到重庆向教育部请求资助，但“乞讨”所得无几，很快地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抗战后期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父亲每月薪金到手后如不立即去买油买米，则会迅速化为废纸一堆。食品愈来愈贵，我们的饭食也就愈来愈差，母亲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为了略微变换伙食花样，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帕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转引《困惑的大匠》林洙著）
　　梁思成在给费慰梅的信中，也毫不掩饰地提到了李庄的生活。费慰梅说：“从来信中看，那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泛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蓝色信纸。但共同的特征是，每一小块空间都填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途。那用过了的信封，上面贴的邮票一望即知，当时即使是国内邮件，邮资也令人咋舌。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个信封里装了好几封信，这样一次寄出去，可以在邮资上避免一次挥霍。

林徽因床头上的飞机残片(1)


　　除疾病的折磨和生活的艰难，对林徽因的另一个重大打击就是她弟弟林恒与其他飞行员朋友们的不断罹难。
　　自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因父亲林长民已去世，林徽因的母亲与三弟林恒便跟梁家一起生活。七七事变时，已考取了清华的林恒受抗日爱国风潮影响，毅然决定退学，转而报考了空军军官学校，成为中国空军航空学校第十期学员。
　　1937年11月，梁家在雨雪交加中由长沙赶往昆明，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林徽因突患肺炎病倒。梁思成携妻抱子，在那只有一条泥泞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投宿的客栈。几次联系未果，于走投无路之际，幸亏偶然遇上了一批同样往昆明撤退，暂时在此地住宿的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的第七期学员。看到林徽因的病情，年轻的学员们腾出一个房间让发烧已40度的林徽因和孩子、老母躺下。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林徽因的身体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于李庄肺病复发的祸根。也正是这次重病，使梁家与这批飞行员相识相知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事后得知，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来自沿海大城市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后来大多数家乡沦陷。当他们在昆明集训时，每当休息日，总是三五成群结伴来到梁家，并把梁、林当作长兄长姐看待，对他们诉说自己的乡愁和种种苦闷。有些巧合的是，作为空军航校第十期学员的林恒，不久也奉命撤往昆明。因这层关系，梁家与这批航校学员的友谊更加密切。又因为梁、林的关系，航校的学员们和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如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等也有了交往，一身戎装的青年军人与长衫布褂的知识分子，在昆明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
　　大约一年之后，这批学员从航校毕业，并作为驱逐驾驶员编入对日作战部队。由于学员们没有任何一位有亲属在昆明，当这批学员毕业时，梁、林夫妇被邀请做他们全期（第七期）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并致词。
　　据梁从诫回忆，当时国民政府只用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式飞机来装备自己的空军，结果是抗战没有结束，这批学员便全都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因为多数学员家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部队便把一封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一般是一份阵亡通知书，几个日记本、一些信件和照片等私人遗物寄到梁家。每一次接到遗物，作为“名誉家长”的林徽因睹物思人，都要哭上一场。当时梁、林没有想到，此种做法后来竟成为这支部队的惯例。当梁家迁往四川李庄后，双方只靠通信联系，但部队仍按原有的惯例向梁家不断寄阵亡飞行员的遗物。此时林徽因已重病在身，难以承受一次次感情上的打击。梁思成为了保护妻子，每有阵亡飞行员的遗物寄来，便默默藏起来，不再声张。未过多久，刚刚从航校毕业的第十期学员林恒，也在成都上空阵亡了。
　　梁思成得知噩耗，没敢立刻告诉爱妻，自己借到重庆出差的机会，匆匆赶往成都（林恒的训练基地此时已由昆明迁往成都）收殓了林恒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墓地里。为了向林徽因的母亲（与梁家同居李庄）隐瞒这一不幸的消息，梁思成归来后，把林恒的遗物——一套军礼服和一把毕业时由部队配发的“中正剑”，小心翼翼地包在一个黑色包袱里，悄悄藏到衣箱最底层。后来老人还是从邻居口中得知了真情，悲痛欲绝，当场晕厥。与自己的母亲相比，林徽因得此消息，尚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承受住了感情打击。据说，梁思成还专门在林恒的遇难地找到了一块飞机残骸，带回了李庄。后来，林徽因把这一块残骸挂在自己的床头，以示永久纪念。梁思成在给他的好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信中写道：“刚到李庄不久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而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病不起，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她的小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成仁。我只好到成都去帮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返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严重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林徽因床头上的飞机残片(2)


　　在寄费正清夫妇的同一个信封里，林徽因加补了一张字条：“我的小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击落一架日寇飞机，可怜的孩子，他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机牺牲了。”这句话后来被费慰梅记录于她所著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
　　与费的记录不同的是，梁从诫在谈到林恒阵亡情形时说：“那一次，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无能，大批日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仓促起飞迎战，却已经迟了。三舅（林恒）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长空祭》梁从诫载《中华英烈》1986年第3期）
　　尽管林徽因与梁从诫母子说法不同，但林恒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当是铁的事实，后世有好事者也没有就林恒是否打下敌机与在什么状态下牺牲一事进行争论，倒是围绕梁思成捡回的一块飞机残骸，旧事重提，开始了喋喋不休的唇枪舌战。
　　当年徐志摩在济南白马山坠机身亡时，按照林徽因的叮嘱，前去收尸的梁思成专门带回一小块失事的飞机残骸。此后的岁月，这块飞机残骸一直挂在林徽因卧室的墙壁上，以表达对徐志摩的永久怀念。就是这块飞机残骸，令好事者视为林爱徐的“铁证”。有一名叫苗雪原者，在《书屋》2001年第11期上，发表了《伤感的旅途——徐志摩情爱剖析》一文，内中着重提出梁思成是否真正爱着自己的妻子林徽因的问题。经过苗氏的一番论证，认为：“日后成为中国第一流建筑大师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看起来郎才女貌十分般配，实际上梁与林的婚姻本质上极为不幸。梁在徐生前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徐飞机失事后，亲赴出事地点参与料理善后事宜，并给林带回失事飞机残骸上烧焦木片一块。但林徽因的反应一定令梁始料不及，林竟将此木片悬挂于卧室正中央，并一直挂了24年，直至辞别人世。梁深知徐、林过去的交往，对其也并非没有一点本能的戒心，但既然能够主动带回存留着诗人印迹的遗物，说明梁此举是在信任徐、林朋友关系的基础上，出于尊重和理解妻子的感情而为之的。但梁在徐死后才惊觉林与徐之间的关系绝非友谊所能包容——诗人是林心中永远的痛，占据着任何人都无法占据的位置——而这在徐死前，一直超出梁的理解力。至于梁是否真正爱着自己的妻子林徽因呢？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难以下断语。也许在徐死前是爱的，由于父荫而得到林的梁或许出于对林所承受的痛苦而心怀内疚，对林的举动加以迁就包容，但这并不成为永恒的爱的充分证明。几十年如一日悬挂于卧室墙壁中央的焦木片所包蕴的含义远远超出梁最初的定义——它以迟到的勇气寄托了始而柔弱终而刚强的女诗人对不幸婚姻的无言控诉和对意中人无限的深情。在它面前，梁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尊严，及其对妻子的感情直至整个婚姻，在每一天每一晚都将受到挑战、考验和折磨。”
　　为了证明梁、林之间没有爱情，苗氏举例加以说明：“林徽因于1955年辞世后仅一年梁就有了新夫人林洙的事实或许能够说明一切。就人之常情而言，即便是缘分平常的夫妻，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也会产生相濡以沫的感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追思亡灵之痛尚未平复，遑论再议迎娶新妇？二人貌合神离的婚姻其裂痕以至于此！”
　　苗氏此说一出，在坊间与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的关系一时甚嚣尘上，又成为新一轮饭后谈资。苗氏之说，看似独辟蹊径，另立门户，成一家之言，但细一考察又不尽然。第一，梁娶新夫人林洙与林病逝“仅一年”，此说明确有误。从当事人留下的材料看，梁与林洙相爱是在1959年之后，结婚是1962年，此时离林徽因去世已七年矣。（见林洙《困惑的大匠》）如此时间间隔，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可以说得过去的。第二，如果说林在卧室悬挂徐志摩遇难飞机残骸是林爱徐的“铁证”，那么林在李庄悬挂弟弟林恒罹难飞机残骸之举就不好解释了。对于林收集飞机残骸的真伪，有一位名叫陈宇的徐志摩研究者曾专门到古城西安采访过林徽因的堂弟、已由大学讲堂退休在家的教授林宣。据说，林徽因跟他情同手足，几乎无所不谈。林宣与徐志摩也很熟，当年林徽因在香山养病，就是林宣陪徐志摩不断看望、照顾林徽因的。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林宣对陈宇回忆说：“我陪徐志摩下了香山后不久，就听到徐志摩再次北上飞机失事。关于林徽因保存飞机残片，确有其事。但不是一块，而是两架飞机的两块残片，并且都是由梁思成去取回的。一次是抗战期间，林徽因当飞行员的胞弟林恒在对日空战中阵亡，梁思成参与后事处理带回的。另一次即徐志摩出事时，林徽因叫梁思成马上赶去济南取回的。”

林徽因床头上的飞机残片(3)


　　两块残片他都见过，有烧焦的痕迹，都用黄绫扎着，放置地方并无定所。（陈宇《一路解读徐志摩》载《传记文学》1999年第12期）
　　如果林宣的回忆无误，这两块“铁证”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林只把此物视作一种亲情、友情的纪念性标志，并不专含男欢女爱的爱情之“爱”。这一标志尽管不尽如梁从诫所说徐、林二人一生都没有男女之爱的“爱”，但至少可说明所谓的“铁证”并不太“铁”。至于梁思成到底爱不爱林徽因，就如同鞋子穿在脚上，只有自己知道合不合适一样，也只有梁思成自己心里明白，外人看到的都是表象，不足为凭。据梁的后续夫人林洙在《困惑的大匠》中记载，梁思成生前针对社会上流传的“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一语，曾对人说过“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此语是否可代表梁氏的心境，只有待识者明察了。
　　林恒不幸牺牲，尽管林徽因以惊人的毅力强抑住内心的悲恸，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梁家仍没有完全从林恒阵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老金的到来，使林徽因又想起了年轻漂亮、腼腆得像个女孩一样时刻微笑着的林恒，想起了与老金交情极好的这位年轻的弟弟。遥想当年北总布胡同时代，林恒还是个蹦来跳去的顽皮孩子，经常与老金开一些颇为幽默的玩笑，其志向与才识深得老金的赞赏。而在昆明的时候，老金仍时常挂念着这位年轻的朋友，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这位飞行学员的命运。想不到昆明一别，竟成永诀，再也无缘相见了。林徽因目睹老金如睹自家的亲人，不觉悲从中来，当她躺在病床上叙述弟弟的往事与阵亡的经过时，几度泣不成声。坐在一旁静心聆听、极富理性的老金，禁不住为失去这位年轻的朋友而痛心疾首，潸然泪下。
　　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的装备一直处于极端的劣势，根本无法与日本空军的先进装备抗衡。直到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参战，才开始向中国提供新型飞机，同时在印度支那等地为中国培养新一代飞行员，中国空军在装备上的劣势有了较大改观。而这个时候，梁家在昆明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外，已全部壮烈殉国。这些烈士没有一人死在陆地，全部牺牲在惨烈的对日空战中。他们的遗体被埋藏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地方，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梁氏一家。据梁从诫回忆说：“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对于我来说，那三分钟是全年最严肃庄重的一刻。”
　　1944年秋，衡阳大战爆发，梁家认识的老飞行员中，最后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强行驾机参战，不幸被敌击中后失踪。由于中国军队的溃败，林耀的战机残骸和本人一直未能找到。林耀的罹难，对梁家特别是林徽因在感情上再度造成了重大创伤。于深深的哀痛中，林徽因提笔在病床上写下了酝酿已久的诗行《哭三弟恒》。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诗成时，离林恒殉难已三年。林徽因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自己弟弟一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们。诗人对这批朋友们寄予了无限深情，正如梁从诫所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许多年后，梁从诫在《长空祭》一文中再次回忆道：“我的母亲早在1955年便去世了。十年浩劫开始时，只有父亲、外婆和我的继母生活在一起。清华园中那些‘造反派’把父亲打成‘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父亲的住房几次遭到他们的‘抄家’。从我家几乎从不打开的箱底，他们翻出了那个久已被遗忘了的黑色包袱，发现了三舅（林恒）那把镌有‘名誉校长’蒋介石名字的佩剑。‘梁思成还藏着蒋介石赠的短剑’一时成了清华园中耸人的头号新闻。年老多病的父亲为此受到更残酷的批斗折磨，直到他1972年含恨去世。母亲当年悲愤的诗句‘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竟在这批人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这历史的回声该有多么刺耳！”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1)


　　无论是对当局的责难，还是刺耳的回声，对于身处李庄偏僻一隅的林徽因与同人来说，生活还要继续，并在连绵不绝的苦难中拼上性命，继续坚持着他们的学术事业。自离开北平南下后，辗转近万里的逃难，梁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人们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等，却被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他们生命中被视为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文献，在离开北平前，经老社长朱启钤同意，梁思成经手存进了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地下保险库，就当时的情形论，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法。意想不到的是，1939年夏季，天津暴雨成灾，整个市区呈水漫金山之势，那家银行的地下室顷刻间变成了一座水库，营造学社所存资料几乎全部被毁。消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此时，老金正在梁家，当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林徽因伤心欲绝，梁思成与老金也流下了悲痛的热泪。
　　失去的永不再来，劫后余存的资料使营造学社同人倍加珍惜。在李庄上坝月亮田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刘致平、陈明达等几位共患难的同事，请来当地木匠，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头绘画桌，摊开他们随身携带的资料，着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营造学社战前的调查成果，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与此同时，梁、林为了实现多年的夙愿，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凄风苦雨中，夫妇二人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们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处心积虑地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此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再度发作，常常被折磨得抬不起头来，他只好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林徽因只要身体稍感舒适，就半躺半坐地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工作。床边那一张又一张粗糙发黄的土纸上，留下了病中林徽因用心血凝成的斑斑字迹。
　　这段时期，林徽因给在重庆工作的美国好友费慰梅的信中，较为详细地谈到了李庄的生活：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恐惧。它们飞向上游去炸什么地方，可能是宜宾，现在又回来，仍然那么狂妄地、带着可怕的轰鸣和险恶的意图飞过我们的头顶。我刚要说这使我难受极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经病得够难受了，这只是一时让我更加难受，温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
　　老金来到李庄梁家之后，为了滋补林徽因的身体，他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到集镇上买来十几只鸡饲养，盼望着早日生蛋。老金是圈内知名的养鸡能手，早在北总布胡同时代，就养着几只大斗鸡，并有同桌就餐的经历。当然也有请杨医生“助产”的笑话。据梁从诫说，在昆明的时候“金爸在的时候老是坐在屋里写呀写的。不写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用玉米喂他养的一大群鸡。有一次说是鸡闹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进鸡口里，它们吞的时候总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觉得很可怜”。正是由于老金具有丰富的养鸡和取蛋经验，在李庄集镇上买来的十几只鸡长势很快，不但没生病，后来还开始下蛋了，这让所有的人都为之开心。
　　至于老金自己，他对生活的艰难与当时的通货膨胀总是用哲学家的观点对待，他对梁、林夫妇说：“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是多么有价值，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时，人最好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非买不可的东西。”老金的“金口玉言”，使正处在艰难困苦中的梁思成夫妇在精神上获得到了一丝慰藉。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2)


　　就在梁思成紧锣密鼓地准备他期待已久的《中国建筑史》写作之时，老金也借营造学社的一张白木桌子，开始了他那部煌煌巨著《知识论》的写作。按老金晚年的说法，他一生中共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此书之所以有此不幸的遭际，其中有一段颇为离奇的插曲。1939年，老金刚到昆明不久，洋洋六七十万言的《知识论》就已基本杀青。有一天，敌机忽来轰炸，整个昆明警报大作，而老金正伏案赶写他那视若生命的《知识论》，且灵感大发，沉醉其中，欲罢不能。迟疑间，突然几声巨响，房屋晃动，桌椅跳腾，碎片纷飞，尘土飞扬。痴迷的老金晃晃脑袋，抖抖手稿继续沉浸在忘我的写作中。待警报解除，师生归来把他叫出，才看到前房后屋皆被炸弹击毁，老金于惊恐中喊了声“幸哉”，自此再也不敢只管书本不管炸弹了。每逢日机轰炸昆明，他便携带书稿跑到郊外，一边躲避，一边埋头修改。
　　当然，除视若生命的《知识论》之外，老金箱子里还装着视为自己灵魂的林徽因写给他的信函。时在西南联大文学院就读的学生汪曾祺后来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说：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汪后来曾对人明确表示，文中所说的金先生即金岳霖，那位“女朋友”就是林徽因，他对金、林的爱情和爱恋方式是十分尊崇和敬仰的。
　　汪还说：当时昆明人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按金岳霖教授的逻辑学说做了这样活学活用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所谓有福必有祸，即福兮祸所倚也。金岳霖不但没有料到他的学生会捡到金子小发一笔，同样没有料到自己那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手稿会黄鹤一去不复返。
　　却说有一次敌机突至，警报响起，老金同往常一样挟起书稿向郊外逃奔。当赶到城北蛇山安全地带后，日机在城内轰炸，他却坐下来埋头继续修改书稿。想不到这次日机轰炸的时间比往日长了许多，老金又饥又困，疲惫至极，以书稿当枕头躺着休息。当敌机撤离昆明上空时，天已黑了下来。老金见警报解除，爬起身就走，恍惚中书稿被遗忘在山上。等回到宿舍记起时，急忙赶回去寻找，等待他的只有几块石头和飘荡的野草。书稿到底是被风卷走，还是被人捡去保存，或当作垃圾随手扔掉？一切都不得而知，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在一阵捶胸顿足之后，老金从巨大的懊丧与悲苦中逐渐恢复平静，痛下决心来个“重开窑子另烧砖”，一切从头再来。于是，这部后来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哲学巨著于昆明创作了一部分，便借休假的空隙，老金又携来李庄继续写作。不过此稿最终完成时，已是七年之后的1948年年底了。老金之“痴”与“倔”再次彰显于世。
　　处于战争岁月的知识分子，除了一连串的苦难，也有片刻的欢乐时光。每到下午四点钟，梁思成与助手们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弄一个大茶壶，与老金等人喝起下午茶来，以消解苦难与身心的疲倦。此时严酷的暑热已经退去，病中的林徽因也请人把行军床搬到院内，与大家一道喝茶聊天，寻回一点生活的温馨。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3)


　　据梁思成后来对林洙说，有天下午，在惯例的“茶话会”上，梁、林等营造学社的同人和老金谈起了天府之国的文化。在昆明的时候，营造学社曾组织了一次川康调查，梁思成与学社同人在调查古建筑的旅途中，曾沿途收集四川的民间谚语，梁氏还专门记录了厚厚的一本。当林徽因旧事重提时，梁思成兴致大增，学着四川人摆龙门阵的架势，向老金讲起在旅途中听抬滑竿的轿夫们独特风趣的对话。梁思成发现，四川的轿夫们都是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来讲面前的事物，而且极具演讲天赋，几乎都是出口成章。如两人抬滑竿时，因后面的人看不见前方的道路，前后两人就要很好地配合。如果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前面的人就会说“天上莺子飞”，后面的那个就立即回答“地上牛屎堆”，于是二人都小心地避开牛粪。西南山区的道路多用石板铺筑而成，时间久了，石板开始活动，一不小心就会踩滑摔跤，或被石缝中的泥浆溅个满身。每遇此种境况，前面的人就会高唱“活摇活甩”，表示石板路不稳当，要多加小心。后面的人则应声答道“踩中莫踩角”。（据梁思成解释，“角”，当地土语读“国”，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倘要过一个很窄的小桥，前面的就喊“单桥一根线”，后者脱口而出“好马射得箭”。讲到此处，梁思成快活地摇摇头道：“到现在我还弄不明白，这过桥和射箭有什么关系？”静心听讲的老金说道：“是不是好比一匹马在箭杆上跑啊？”身旁的林徽因略加思索，说：“有这么一点意思，但总觉得还不够准确，这句话的神妙之处还是没抓住。”梁思成说：“这话可能还得请史语所的李方桂才能搞得清楚，我们不是语言学家，只能靠瞎猜。不过你别看轿夫们生活贫苦，但的确是不乏幽默，他们决不放过任何开心的机会。要是遇上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有一次我们坐滑竿上山，中途遇到了一个姑娘，前面的那个就说‘左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还巴家’。当时我不懂，就问轿夫刚才说的是啥意思。后面的那个就小声对我说：‘没看见女人是个麻脸吗？’我回头一看，那个姑娘脸上的确有些麻子，心想这帮抬滑竿的也真会糟践人。”林徽因接着说：“要是碰上个厉害姑娘，前面的刚说‘左边有枝花’，姑娘马上就会回嘴说‘就是你的妈’！”一句话惹得众人喷水大笑。
　　李庄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度过了。当老金休假期满，准备离川回昆明时，傅斯年携妻带子又悄然来到了李庄，这对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梁家与史语所同人无疑是一个重大喜讯。

遂把他乡当故乡(1)


　　1941年12月7日，傅斯年携妻俞大彩与儿子傅仁轨抵达李庄。
　　在如此严寒的冬季急着赶往李庄，除史语所的人员与一堆杂七杂八的事务放心不下，主要原因是傅的身体状况已糟糕得不容许他再行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了。他必须离开重庆那乌烟瘴气的官场，到这个偏僻的古镇静下心来，于日常工作中好好休养一下即将垮掉的大块头身子。
　　因冬季上水行船，行驶缓慢，连续五天的颠簸动荡，到达李庄板栗坳之后的傅斯年头晕目眩，全身无力，几不能行步。一量血压，水银柱猛地上窜，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记录，高血压症再度爆发，只得大把吃药，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一个多星期才稍有好转。当他从床上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出房间，站在板栗坳的山顶上，眺望东流不息的长江时，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此时，日本舰队已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随着恼怒的美国对日宣战，英国等国家也相继对日宣战，一个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形成了。
　　这年的12月2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六十六军编组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
　　1942年1月3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全权负责中国、泰国及越南地区联军部队对日作战的总指挥。
　　国际战争局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作为偏隅一地的小小李庄，却一如既往，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所有的当地人和“下江人”仍在战争的威胁与物资极端匮乏的阴影中艰难度日。在此之前，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已被诸种繁杂的事务搞得疲惫不堪，祈盼傅斯年早日回到李庄主政。从他此前给傅氏的信中不难看出心情之迫切。1941年5月21日，董作宾致电傅斯年，询问“是否提前来李，当代筹备”；8月9日再发一电：“兄寓修成，弟当迁入，为兄守门户，静候返所”；8月27日，傅斯年从重庆致信董作宾，表示不日将回归李庄。9月22日，董作宾再度致函傅斯年，告之曰：“兄之房子装修后大致可用，弟偶工作于此，以示其屋有用……”
　　董作宾所说的房子，是专门为傅斯年预留的一个叫桂花坳的小地方。此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离板栗坳张家大院隔着几块水田，石头垒起基脚，高出水田许多，视野比较开阔。在这个看上去既独立又和张家大院整体上联在一起的地方，几栋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房前屋后茂林修竹，风景倒也典雅别致。傅斯年全家入住后，甚感满意，傅斯年夫人俞大彩曾回忆说：“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这段记述，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梁再冰、梁从诫等记述有很大不同。在梁家人眼里，这里是个偏僻荒凉、寂寞的“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可谓“简直不是人住居的地方”（林徽因语）。而在傅斯年夫妻眼里，这里的环境除了如“世外桃源”外，仅住居条件而言，正如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所说：“两处皆是一片大好房子。”从大的角度看，梁家与傅家的住房条件在各方面都基本相当，之所以产生天壤之别的分歧，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心境与在此地住居时间的长短，或许由于傅斯年一家住厌了达官贵人们整日吵闹不止，令人心烦意乱的陪都重庆，来到李庄这块僻静之地短期住居，才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新鲜之感吧。但在国难当头，就傅斯年的身体与生活条件而言，在来李庄之前和之后并不比梁家更好，这一点从俞大彩的回忆中可辨得分明：
　　孟真屡年来，因为公务奔波劳碌，感时忧国，多年的血压高症爆发，头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严重。不得已，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藉以养病。那时，他奄奄在床，濒临危境，悲身忧世，心境极坏，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

遂把他乡当故乡(2)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尔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拚（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忆孟真》）
　　由此可见处在战火硝烟中的傅家生活与梁家同样艰难困苦。所不同的是，到达李庄的傅斯年，因远离官场与政治中心，心情逐渐平静，狂涨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只是长久住在此地的林徽因，病情依然没有恢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重疾，性命堪忧了。
　　当傅斯年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住地，见到梁、林夫妇时，对于林徽因的病情没有感到吃惊，当闻知梁思永的病况如此之重，大出意料，为之惊悚不安。
　　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史语所迁往李庄，梁思永没有随大多数人进驻郊外山上的板栗坳，而是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的罗南陔家中。
　　此时的罗家，自乾隆年间由湖北麻城迁到四川南溪地界已历九代，罗南陔自幼丧父，靠母亲含辛茹苦哺育成长，幼年即跟随乡村秀才的舅舅读书习文。及长，一边读书，一边跟舅舅出席当地士绅的社交场合。民国初期，受当地乡绅官僚推荐，赴南溪县政府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集训。因此次机会，罗南陔结识了不少同僚和有识之士。从南溪至叙府（宜宾），经长江水路乘船必须路过李庄，往来的社会贤达、名流及各色官员，经常在李庄码头上岸拜会罗南陔。罗氏的处事方法是来者不拒，热情招待。如此一来二往，结识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遂有了川南“小孟尝君”之誉。
　　由于罗南陔的良好声誉，被当时驻在重庆的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湘得知，遂有聘罗为秘书之意。但经派人洽谈后，罗南陔自小处在一个孤儿寡母的生活环境中，受母亲思想的影响极深，不愿与武人一起共事，遂辞却了刘湘之聘，在李庄照顾庞大的家业，并兼任一个国民政府李庄党部调解主任的差事，以此作为与当地士绅与官僚勾通的桥梁。到了20年代，由于李庄张氏家族的张铭传（后去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人要在南溪竞选“国大”代表，主动找到罗南陔，示意其不要与张氏家族竞争，交换的条件是张家联合当地士绅官僚，让罗南陔坐上李庄党部书记的椅子。罗氏本无当官参政之意，很痛快答应了张氏家族的要求，其结果是双方都如愿以偿。
　　罗南陔之所以在当地有如此名声和地位，除了自身的条件，自然与他庞大的资财和家业支撑有关。据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说，当时在罗南陔名下的上等良田就有千余亩，每年仅收粮租一项就达七八百担，每担约相当于现在的三百斤左右，整体算来约为24万斤，其家业之殷实可想而知。除了粮租，罗南陔还以“农业救国”的理想，创办了川南轰动一时的“期来农场”，内含期望未来、走向未来、开创未来之意。按罗萼芬所述：“罗家的期来农场从外地引进了良种鸡、北京鸭、桑蚕和意大利蜂等物种加以培育，效果非常好。当时法国在川南的一个传教士参观了期来农场，非常赞赏。后来传教士从法国携带良好的种蛋过来，鸡蛋与鸭蛋各20个，由于鸡蛋皮薄，在路途上压破了19个，只有一个送到农场，后来孵化出了一只小鸡。可惜这只鸡长到半斤大的时候，不幸被一只猫吃掉了，这法国的洋蛋也就算全部完了蛋。而鸭蛋皮厚，在船上一个也没压破，送来农场不长时间就繁殖开了。长大的鸭子全身雪白，毛发光亮，很讨人喜欢，据说跟北京吃的烤鸭是一个品种，很受当地人欢迎。”又说：“为了办好农场，我父亲罗南陔专门送我的一个哥哥到成都大学堂学农科，回来后主持农场的科学培育工作，还专门从外地大城市订购了先进的机械设备，在各个方面应用。这些措施，使农场渐渐红火起来，家中的财力、物力与势力，在当地也就更加显赫了。就在这个时候，中研院的芮逸夫随同济大学的王葆仁等来到李庄找房子搬家，我父亲和当地士绅相商后表示欢迎他们搬来。当史语所一批人来的时候，李济、梁思永等人觉得板栗坳有些偏僻，生活等各方面不太方便，想在李庄镇内找地方，但住在何处一直没定。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读过梁启超的不少著作，对作者的思想和文才非常佩服。当从别人口里知道梁思永是梁启超的儿子后，出于对梁启超的崇拜和尊敬，就主动邀请梁思永到自己家中住居了。”

遂把他乡当故乡(3)


　　当时年纪尚幼的罗萼芬清楚地记得自己跟父亲前去邀请梁思永的情景。二人见面后，罗南陔诚恳地说：“愚下已经叫儿子儿媳迁到乡间石板田住下了，现将自家住房腾出一半，打扫就绪，特请先生与夫人前去察看，可否满意？”
　　对方听罢，大为感动，当场表达了一番谢意。靠了因缘际会，梁思永一家几口算是在李庄镇羊街八号院内落下脚来。如罗萼芬所说：“我家与梁家结缘，除了父亲对梁启超的崇敬，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下江人’在川南一带名声不好，甚至被妖魔化，李庄镇不少有房子的住户因为不了解真相，不太乐意让给他们居住。加之一下涌来了一万多人，镇内的房子突然紧张起来，陶孟和率领他的那股人马在李庄转了半年都没得找到一个踏实的地方，手下人员和家眷被冻了个半死，有的因此身染重病，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房子紧张的关系。面对这种情况，我父亲等当地士绅就动员大家，如果在乡下有房子的户主，要主动搬到乡下一部分，腾出院子让‘下江人’住。当时我家老老少少的几十口人，都搬到隔镇十华里的石板田（现名双溪村）乡下居住，那里有我家的几处老房子。梁思永来我家后，在本地主事的父亲对镇内其他房主就有话好说了。很显然，我的家人都搬到乡下去了，空出的房子已住进了‘下江人’，看你们得不得干。其他的房主一看，不好说了，就陆续腾房让同济大学和中研院的人居住了。这才有了陶孟和率领的那支队伍没被冻死在街头的幸事。陶老本人也在镇子内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处住所，与陶师母沈性仁共同住在那里。”
　　梁思永一家住进罗家院子后，因罗南陔属于读书人出身，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人为高，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当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当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八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每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在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由于在李庄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八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的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来时，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一家，以接济他们艰难的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这种亲情一直保持下来。
　　据石璋如回忆，梁思永刚来李庄的时候，精神还不错，每天都要从李庄镇内罗家院子步行几里地，再爬五百多级台阶到板栗坳上班办公，吃完午饭之后还会跟同人打几轮乒乓球。谁知当地的天气对有肺病的人是极不利的，不久之后梁思永就犯了病，从此卧床不起，差点丢了性命。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1)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梁思永的病症肇始于1932年的那个早春。
　　自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梁思永于1931年与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是梁思永母亲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氏三岁，属于姑表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按当时的社会风俗，梁、李这对表兄妹的结合，是属于“亲上加亲”的婚姻典范，因而梁、李的结合被家人和社会视为天生的一对鸳鸯。事实上，在梁、李共同生活的十几年短暂又漫长的岁月里，二人的确是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欢乐而又苦难的时光。
　　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告别新婚三个月的妻子李福曼，随史语所组织的殷墟发掘团来到安阳殷墟，在一个叫后冈的地方，以“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的身份和名誉参加发掘。也就在这一年秋季，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揭开了中国考古史光辉的一页。正当梁思永满怀信心欲向新的高度跃进时，不幸于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病倒。此次患病开始时只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能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了病情。当时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已怀有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操劳照顾。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这一病症为年轻的梁思永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和同乐寨的田野发掘。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事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虽是20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30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像是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抗战后，当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与李济等组织全所同人携带物资由长沙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时，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一同随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妻子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两边摆地摊变卖家中稀有的一点衣物艰难度日，其悲苦之状令人唏嘘。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五岁的女儿梁伯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外形设计的洋娃娃，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走，磨着妈妈李福曼要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幼小的梁伯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于战时的西南之地给予了她幼小心灵莫大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妻李福曼和女儿梁伯有，随史语所同人即将迁往四川李庄时，由于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蔓忍痛把女儿那个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年仅七岁的梁伯有大哭不止，并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无尽的伤痛。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2)


　　来到李庄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据石璋如追述，此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出示标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时已将西北冈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了大致的轮廓，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之事。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过几个月，梁思永便一病不起。关于此次病情经过，梁思成在给他的妹妹梁思庄的信中有所披露：
　　三哥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 my happen any 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的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He was benifited by二嫂誷 experience。幸喜天不绝人，竟渡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此信说的是1941年夏天之前的事。想不到秋后，梁思永的病情又开始反复，有时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躺在病床上孤独地忍受病痛的煎熬。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了三组的工作情况，并言及了自己的病况，信中说：
　　一、技术员张曼西君试用期满，成绩不佳，已于上月底辞去。三组绘图员一席又虚悬。请兄就便在重庆招考。关于资格，弟意：学历不必限制；年岁在廿五岁左右或以下，年轻一些好；能绘图兼摄影为上选；绘图以钢笔黑墨画为主（尤着重线条）；须能写生兼机械画。三组各报告大致都进行到绘制图版之阶段，此项技术人员之需要甚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应，工作只好让实君（按：指绘图员潘悫）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无法估计了。三组现积之绘图工作，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个须能兼摄影。
　　二、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油印本·非卖品〉李光谟辑1997年5月）
　　信中可看出，此时的梁思永尚能带病坚持工作，并为撰写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之事操劳。但随着冬季的来临，梁思永再度肺病复发，且来势汹汹，发展迅速，梁氏自称是“闪击战”，极大地威胁到生命存亡。来到李庄的傅斯年见状，认为李庄镇内羊街八号的房子虽好，但少阳光，且有些阴冷，这对肺病病人极其不利。经过反复权衡商讨，令人在板栗坳史语所租住的一个院内，专门腾出了三间上好的房子，请来当地木工安上地板、钉上顶棚、在窗上装上玻璃、打造凉台等等，让梁思永搬来居住，以便能每日晒到太阳，并可在凉台上做简单的室内活动。此时的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动，只得请人用担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五百多级台阶，为求万无一失，傅斯年与梁思成亲自组织担架队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担架上请人抬着在上山的台阶上反复试验，出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感到切实可行后，方请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被称作“新房子”的居所休养治疗。
　　鉴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的生活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救治梁思永和林徽因之病症，于是1942年春天，贸然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其文曰：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3)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敬颂
　　道安
　　弟  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注：此信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档案》，由史语所副所长王赠予赴台访问的梁思成胞妹梁思庄外孙杨念群，后在梁思庄之女吴荔明所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首次披露，以下书信均转载吴著。）
　　信中看出，傅斯年对梁氏兄弟大为赞颂，这除了梁家兄弟的人品学问皆出类拔萃之外，当然还有促使大权在握的朱家骅为之心动并竭力襄助之意，此种处心积虑的安排，是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令后人感到有些突兀的是，为何傅在颂扬林徽因的同时，突然从半道扯出一个冰心来为其垫背？且明确表示林的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此种语气显然含有对冰心轻视的意味。当时写此信的傅斯年何以要弄出一个不相干的冰心，难道傅与冰心之间还有“客厅”的纠葛与过结吗？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1)


　　从傅斯年、冰心的人生历程看，二人没有特别的交往，也没有明显的矛盾。据梁实秋与费孝通等人说，当年冰心留美时已是国内知名的女作家和诗人，加上外表文静高雅，得到了许多热血正盛的男生青睐，一时间求爱者云集，在美利坚合众国那块充满野性与朝气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好莱坞式的爱情追逐大战。但在五彩缤纷又夹杂着刀光剑影的情场上，多路来攻的英雄豪杰只能在围城之外来回兜圈徘徊，无法破门而入，来一个生擒活拿。纵然有强悍之将如顾毓者，用尽全身气力，一次又一次发起强攻，其结果仍无法突破冰心那冰冷如铁、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大败而归。在各路攻取的人马中，平时不声不响的吴文藻坚信世间无不破之城与不盗之墓，乃抖起精神，以孙子兵法所倡导的巧取制胜之道，利用独特的火攻战术，几个回合下来，冰心防线产生雪崩，从而一举拿下，吴文藻取得了令人喝彩又心怀嫉妒的辉煌战绩……而这部大片中上演的一切姻缘际会、爱恨情仇，与傅斯年皆毫无干系，可见傅对冰心的轻视，与世俗的爱情观或弗洛伊德的情爱欲望理论都没有直接关联。
　　有人谓冰心当年写《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讽刺林徽因与“客厅”里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负面影响，引得与“客厅”有联系的傅斯年大为不快，并对冰心如此轻率加轻狂的做法，产生了厌恶与轻视之感，从此怀恨在心。此次借向朱家骅进言的机会，正好把林徽因与冰心放在一起做一对比，以扬林抑冰的方式，达到出一口恶气的目的云云。
　　以上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从已披露的材料看，傅斯年对冰心的轻视，与她的丈夫吴文藻有极大关系。这一说法的证据是，晚年曾做过高官，且一直坚持认为建国后知识分子非来一场“改造”不可的费孝通，在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勒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说过这样的话：“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费孝通先生访谈录》朱学勒等载《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在60年代，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氏“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被活活整死。最后他自己也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当然，在费氏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御用文人“梁效”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折腾了好一阵子，在得以保全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标本。
　　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合，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合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一个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傅斯年档案馆保存的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侧面。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2)


　　1938年10月，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任职，主要讲授“经学史”与“中国上古史”两门课程。并在距城二十里的北郊浪口村安居。据顾的女儿顾潮说：“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父亲到昆明不久，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此前，曾被鲁迅呼曰李“天才”的李长之，因写文章讽刺、批评云南方面的人事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这场风波，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浦薛凤晚年在回忆录中曾有提及，他说道：“因校役之懒惰，想起李长之事。李清华毕业，在校主持周刊，而有色彩，专作攻击学校、诽谤教师的文字。芝生荐于迪生为云大国文系教员。近在《宇宙风》发表一篇小品文字，闻有云南人不如牛之句（予未见原文），惹起本地人士反对，且事为龙主席所闻。据云绥靖公署欲请去谈话，李乃大恐，或云坐飞机离滇，或云坐长途汽车他往。听说迪之亦且为此称病若干时日。在滇人对此事固器量狭小，但李初出茅庐，学得士林恶习，得此教训亦好。然本地人中殊有些偷懒习惯。”（《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浦薛凤所说的芝生与迪之，乃冯友兰与云大校长熊庆来二人的字。言及的李长之（1910—1978），乃山东利津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校期间发表散文作品《我所认识的孙中山》等等。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哲学系，参加了《文学季刊》编委会。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和《益世报》副刊等。24岁出版第一本诗集《夜宴》，1936年26岁出版《鲁迅批判》——这是唯一一本经过鲁迅看过的批评鲁迅的书，因而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该年自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以后又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等教职。1946年10月赴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参与《时报》、《世界日报》的编务。期间文学研究著作颇丰，号称一天能写一万八千到二万字的长文外加两篇随感。重要的著作有《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等，均获学界极高赞誉。
　　因李长之早年在一篇文章中鼓吹“天才”理论，说自己是天才式人物，并谓“大自然是爱护天才的”云云，因而被鲁迅讥讽为李“天才”。1935年9月12日，鲁迅在写给胡风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李“天才”正在和我通信，说他并非“那一伙”（指第三种人），投稿是被拉，我也回答过他几句，但归根结底，我们恐怕总是弄不好的，目前也不过“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李长之到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的时间是1937年秋，比联大师生来昆明早四五个月。初来乍到，对昆明印象不佳，激愤之下，于1938年3月写了一篇《昆明杂忆》，发表于由上海迁往广州的《宇宙风》杂志。文中对昆明的地理环境、人的懒散、缺乏效率等进行了嘲讽与批判。特别独出心裁地把牛与人放在一个时空里对比，最后得出了一个“人不如牛”的结论。
　　正是李长之没有注意这些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专门在生活细节上做一些挑刺文章，并自以为是地嘲笑抨击昆明人，就自然地引起了当地土著的众怒，整个云南舆论界对此反应强烈，社会各界人士群起而攻之，据说连省主席龙云也表示了“震怒”。在群声喊打的情形中，李“天才”长之先生只好溜之乎也，或谓“被云南人驱逐出境”。（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而邀请他来昆明的云大校长熊庆来也为此大受连累，弄得苦不堪言。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暗中叫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曾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云云。（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3)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弄出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傅斯年通过对李长之事件和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又说：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傅斯年文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当此之时，顾、傅二人已由北大同窗好友而演化成割袍断义、互不来往，但为民族大义计，顾接信后，听从了傅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刊于周刊。顾在文中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云云。
　　顾氏如此说，当然不是屈服于傅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当时中国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中央’与龙云的‘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楚图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正是鉴于这一错综复杂的情况，顾颉刚在《自传》中说道：“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觉’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
　　顾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又在《自传》中回忆说：文章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再也不会像对待李长之那样“群声喊打”或“驱逐出境”了。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云云加以赞扬，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群声叫好声中，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学生费孝通。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4)


　　吴与费当时同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费做吴的助手，师徒几人在昆明搞了一个民族学会的山头，并扯出大旗，占山为王，有声有色地闹将起来。众所周知的是，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声望颇大的民族人类学组，其人员由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凌纯声以及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人构成，这个组至抗战爆发时，已遍走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对东北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动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机进行实际考察拍摄。这就是说，此组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是全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同类团体和个人可以匹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文藻、费孝通辈，借战乱之机欲在云南边陲拉杆子、立山头、竖大旗，占山称王，这自然就被傅斯年与学术界同人看作是对史语所甚至整个中央研究院的挑战。
　　傅斯年本来就对由美帝国主义捐款支撑和供养的燕京大学及其师生颇为鄙视，当年在广东中山大学时，顾颉刚因受不了傅斯年的火爆脾气与压迫，索性弃却与傅共同筹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赴北平燕大任教。傅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再度暴跳起来，并找别人捎话转告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听后则反唇相讥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初冬，也就是傅斯年欲离重庆回李庄长期住居的前夜，燕大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徙，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自己哥哥在清华时候的同班同学梁思成（梁为筹款到重庆化缘）。在梁的陪同引荐下，慕名投奔傅斯年，欲在其治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意想不到的是，见面后，傅斯年问清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一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将对方轰了出来。灰头土脸的王世襄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好跟随梁思成乘江轮溯江西行，去南溪县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暂住。而此时的梁思成在经济上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穷得连儿子一双鞋子都买不起的地步，他和他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依靠李济主持的中国博物院拨给的几个在编名额，勉强领一份薪水，再加上变卖自己的衣物艰难度日。但梁思成感念清华同学之谊，决定把王世襄留下，走投无路的王氏才算是在中国营造学社落下脚来，有了一个时刻都要摔碎、打掉的泥盆饭碗。许多年后，这位“麒麟送给世界的最后一个儿子”（车前子语）、“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王世襄，谈起当年这段学界恩怨时，仍充满了无尽的感慨与悲凉。当然，这是后话。
　　且说傅斯年眼看吴、费之辈高举的大旗在云南的高山峡谷中飘扬开来，自是怒火攻心，根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兵家战略，立即决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吴、费联盟扼杀在摇篮里。于是有了顾颉刚与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论文发表，兵锋所指，一目了然。已经占山称王的吴文藻见傅、顾集团舞刀弄枪地向自己砍来，颇不服气，认为顾、傅联盟构筑的理论堡垒乃牧竖之妄语，必须以“替天行道”的豪气与正气，坚决、彻底、干净地给予毁灭性打击。于是，吴文藻亲自秉烛焚香，筹划密谋，坐镇指挥，遣费孝通为大将，高擎“民族学会”的大旗，率领部分精兵强将一路喊声震天地杀出山门，欲扫荡顾、傅联盟堡垒。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对势力，傅斯年挥舞令旗，一面急速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阵营调兵遣将予以迎战，一面致函朱家骅、杭立武二位大权在握的学界统帅，“拉兄弟一把”，并给予自己道义与火力上的配合与支持，将来犯之敌一举击溃。
　　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颉刚在此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边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其一，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其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吴使弟子费孝通驳之，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