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tv是什么:作为人类学的语言学

    学术报告与学坛讨论实录



2009年5月21日晚19：00，北京外国语大学陈章云教授莅临川外学坛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作为人学的语言学》。此次学坛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川外学坛的简要介绍；接着是陈章云教授的学术报告；最后是师生互动学术交流。参与此次学坛活动的还有华中师范大学的廖美珍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余东教授、四川外语学院王寅教授、赵彦春教授、廖巧云教授、姜孟博士、李龙泉博士等师生。（编者按）



陈述部分（陈章云教授讲座主要内容整录）：



作为人学的语言学

一

如果严格全面地说起来，这个题目应该是作为人的现象的语言和作为人学的语言学，这是两个相关的方面，其中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就是说如果我们断定了语言是人的现象并且是人的本质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顺理成章地以此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就是人学，是人学的一个部分。我们讲语言是人类现象，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这世界上只有人拥有成熟的语言。我们在提及语言学的时候也大致会将它归做人文学科。这似乎说明我们今天这个讨论是多余的，但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事实是由于我们如此沉迷拜倒在语言学的现代时尚里，以致我们不再有一种独立的态势对语言做本真的“看”和本真的“思”了。我们不再有一种批判的能力与语言学的现代时尚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以致我们对语言学的游离漂浮状态熟视无睹。今天我们的讨论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为语言寻根，为语言学奠基。



二

语言呈现于大地是存在论上的一项什么事件，它是因为何种原因，为着何种目的引进地何种本质性的结果？

1. 知与语言

大地世界曾经是一个朦胧的世界，俯仰进退于自然logos的必然进程，然而曾几何时，存在论上的一项决定性事情发生了。

大地存在者似乎厌倦于万古的囚禁和困顿，他要出行，他要感受周遭世界的缤纷万象，于是存在史上一种个体心灵对世界的实质事件发生了。精神开始作感。

这个体心灵于作感中收集一种新的精神情愫，他寻思世界万物固是如此这般，那么它们是什么为什么，这是什么为什么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问题范式，它是个体心灵深处相对的理性范式的呈现。当追寻是什么时，显示出来的是一种追究万物之由即世界本质的态势。当追寻为什么时，显示而出的是一种追寻世界本源和logos的态势。这是个体心灵的认识活动，是理性的集中体现。在这大地存在者的作感和认识中，语言相荡而生，作为知识储备体系的“名”诞生了，作为知识建构方式的语法诞生了。

2. 说和语言

一种追寻世界而去的心灵现在有了新的诉求，他要道说，他要对世界和自己有所表达。道说不是神的专利吗？《圣经》上说：“神说要有光，于是世界有了光；神说要有苍穹，于是世界有了苍穹”。然而这大地存在者真的要道说，他要道说自己，也要道说世界。这样的道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说，可以有感性的说，知性的说，有思的说也有诗的说，他甚至有一种神圣而伟大的说。正如柏拉图所说，诗人是“半神”，其实除了诗人，哲学家和圣徒也是“半神”，他们常常不是自己道说，而是替神道说，或者说是神借他们之口来道说。这一切道说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了语言，应用了语言。语言在这里成了一种精神实体和精神手段。它是世界借人的心灵转述而成。

3. 从“自在”到“自为”

一种新本质和存在新体类的诞生。“知”和“说”出现于大地引出了存在世界的什么结果呢？这个结果很重大而且影响深远。首先现在有了一种存在者，他成为知识拥有者，成为存在logos的集结地，他并且以这知识这logos为他生命的指导，为他生存意义的阐释。于是他从一种懵懂的自在存在成为一种清醒的自觉存在。其次现在有了一种存在者，他在道说中呈现自己展开世界，他甚至要在道说中评说、论断世界，他要对世界“说三道四”。一个存在者要对世界“说三道四”，那他莫非是一个非凡者？他莫非拥有一种凌越世界的威权？不错，这就是主体，这就是理性，这就是自为。现在这个存在者成为主体、理性、自为品性的拥有者。

他是神的预先设置还是深谋远虑，他要让存在对象达到一种自我反观，自我意识，自我道说和决定性地沿着精神路径的神圣规范，抑或是他是存在现实的一种积淀，是一个族类对存在的概念和自我沉湎的敢做敢为。不管怎样，一个新体类就此诞生了，他在知中在说中，在理性和语言的共处中诞生了，他以知、说、理性和语言作为自己的重要本质规律。他从自在走向自为，从存在之歌走向大地之主，这个新体类就是人。



三

以上我们看到了人与语言的紧密联系，人之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语言这种重要本质规定。人与语言是相互为因的。研究人离不开对语言的探索，研究语言又要以人为基点。语言是人的本质现象，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便是人学，是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我们从人学视野出发，对语言学的重要观念----时态和语法进行一个巡视，看看人的因素、人的主体和心灵是如何体现在语言的事实之上。

1.词汇体现了人类心灵的本质和范式

词语是对世界客体的表达，它表现了一种音义结合体。当文字出现后，它表现了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索绪尔割裂了词语与客体对象之间的关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词语的外部根基即世界根基失去了；他还将这统一体的两面即形义或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判定为是任意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词语主体方面的根基也失去了，只落下一个符号；当代认知语言学改变这一局面，认为词语是人类对世界概念化范畴化的结果。能指与所指，词语与对象之间存在一种象似和理据性的原理，这是一种向着正确道路的回归，是一种进步，但这还不够，还只是初步。其实如果我们从作为人学的语言学的角度、从一种更本真的视野来看，对人类语言中处理的形式、意义、本质等问题还可以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或者一系列更具深度更具价值的动向。

例如我们说词语是有意义的，那么意义的基础是什么？是概念吗？词语是概念的表达，概念又是对客体对象的反映，那么概念对对象的可及性如何？是及到了对象的表象还是及到了对象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它是可及的？是不是有某种限定？为什么柏拉图将存在者本质确定为理性，并认为概念所及就在于此？而康德却断言人类无法认识存在的自我？是康德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局限？那么人类的感性能力，理性能力和物质能力的局限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局限？是因为人类根本上说是有限的大地存在者吗？所有这些都需要从人学的角度予以思量。

2. 语法体现了人类心灵的本质和范式

语法是语言的构造和法则，是成词造句的手段。从华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来看，西方文化尤其是印欧系语言的古印度和欧洲文化中很早就有对语法的制约和成系统的语法学说、语法规范；华夏文化始终没有这样一种制约和意识，因而也始终没有产生一种成熟的语法观和语法学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汉语没有语法，事实上，汉语语法原本就是自在着的，只是运用它的人未曾产生一种自觉意识。

再将眼界放宽些看，近代以来，世界各后起民族对自身语言的认识大致都经历了与汉语类似的情形。当习学西方各民族语言时，人们发现其中有不和谐的地方，但大的方面根本上的东西各民族语言却惊人得一致。例如各民族语言不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的词类区分吗？各民族语言的句子不是一般而言都要由一个主语加一个谓语构成以此表达一个基本的思想单元吗？各民族语言复合句中各子句之间的关系不都表达着种种或因果或目的等等大致相同的意义范畴吗？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这一切至少说明这里面隐含着某种深刻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类感知世界的共同路径，人类认识的共同逻辑以及人类心灵的相对的理性范式，而这正是作为人学的语言学需要驻足巡视的地方。

回顾西方语言思想史和学术史可以发现，在它的开端处对语法问题的思考是紧紧联系着人类主体来进行的，紧紧联系着人类主体的认识，人类主体认识的逻辑以及人类主体对于存在的道说来进行的。赫拉克利特是这样，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和《解释篇》既是语言学论著也是逻辑学论著，还可以看作是本体论形而上学论著。后来进入中世纪，当语法成为学院规范，成为无理可究、无话可说的时候，上述思绪中断了，归入了沉寂。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到了近代，随着人类理性和主体意识的复蒙，这一思绪又被重新唤起。阿诺德和朗斯洛的《普遍唯理语法》是这方面的集中代表。

在20世纪的开端时，索绪尔出现了，他的出现意味着语言学上的什么事件？不错，意味着语言成为一个自足者了，意味着语言成为科学了，意味着语言学紧跟上了时代风尚，然而不幸的是语言学也就此失根了，语言学失去了源泉和给养。一种符号能说明什么呢？一种聚合和组合关系又能说明什么呢？布龙菲尔德紧追其后，提倡行为主义和层次划分。然而这第一层次、第二层次，这结构这层次似乎干枯了。乔姆斯基针对布龙菲尔德的行为主义提出了心智主义，他的形式主义主张实际上继承了索绪尔和布龙菲尔德的传统，但乔姆斯基的心智纯粹是数学心智，这有很大的局限，因为心智的内涵要比纯粹的数学和形式丰富得多。

到了最近，当乔姆斯基把心智只是当作一种生物性的时候，他的心智主义的价值远远降低了。当代认知语言学针对乔姆斯基的形式主义返回到人的本质中来，当然它也有它的局限，认知语言学是基于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是和唯理主义是相对的，唯理主义承认人类主体中存在天赋的范式，而经验主义不承认这一点。基于此的认知语言学也不承认这一点，它是人类从感知到理知到物知这一精神序列中的感知部分。其实形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不是相互对抗而是相互补充的，它们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都可以纳入一个更宏大的范式中去，那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人学范式。



讨论部分



陈章云教授做完讲座后，出席学坛的师生就《作为人学的语言学》这一话题展开了精彩而又热情洋溢的讨论，其主要内容如下：

赵彦春教授：陈教授的讲座把我给感动了，这是一个宏大的构思，他的主题也代表了时代的心声。在当今的语言学领域，原本是一体两面的理论什么会出现对立呢？乔姆斯基的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看似不能兼容，它们是一体的啊！我们应将它们放在语言与人同构、语言与宇宙同构的角度来做一个宏观的定位，然后再精确“打击”，这就涉及到语言的五论和三性的问题。

第一是本体论，即语言是什么，又回到古希腊Ti esti公式 (T指的是what, esti相当于英语中的is，表示“是”)，这是对语言本体的叩问。第二是认识论，我们面对的对象我们能认识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识它？我们的自身认识的局限在哪里？这些又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即方法论问题。我们在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是一个理想化的方法呢？还是多纬度、多视角的方法呢？我们是搞局域理论呢还是在搞全域理论呢？或者是先局域再全域呢？是从下自上呢还是从上自下呢？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方法论的思考。第四是价值论，语言是做什么用的？它的价值在哪里？有没有好？有没有坏？今天廖教授讲的隐喻给我们揭示了语言的另一个问题，它就涉及到语言的功能和价值。语言的目的论是关于语言是干什么的，人就一定需要语言吗？横贯语言的还有语言的三性，第一，人一定是有感性的，但是只讲感性人和动物就无法区分，人的感性是“万物本源”的表现；其次，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是有知性的，它是本质论层面的、是一个逻辑体系，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最后是理性，它使人类通达宇宙之奥秘。“因果妙理，究畅五乘”讲的就是理性的体现。

语言学没有象似吗？它在什么时候是语言的原则呢？象似性在人类语言中一定是有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应同情地看待索绪尔、乔姆斯基。我们今天如何给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定位？难道索绪尔的任意性真的一钱不值吗？乔姆斯基的探索难道真的没有价值吗？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人之为人在于人的知性，在逻辑层面，它已不依靠我们的感观了，就是一个逻辑结构式，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人的认识是内在结构和外在感知的结合，这个内在结构具有一下几个特征：层级性、递归性和离散性；逻辑的递归结构使得人能够用有限的手段把握无限的世界。同时，我们的外在感知具有丰富性、辐射性、模糊性等。人之所以精彩就在于人的认识具有内在逻辑和外在感知之间的张力。

廖美珍教授：陈教授讲的内容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他和我在北京对此探讨过多次。他对语言的本源、人的本源是什么等问题的探讨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并开始研究这些问题。我曾建议和陈章云教授合写一篇《语言非工具论》的文章，这与陈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我和陈教授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就是方法论上的。今天陈教授更多的是从哲学、理性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陈教授的观点。研究语言就是研究人，研究人就是研究语言，因此，人就是语言、语言就是人学。

王寅教授：我先问一个问题：What is metaphysics? 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我被其误导了大半辈子。从中学起教材、老师就教我们‘形而上学’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方法去看问题，你们也这样被教出来的，甚至下一代的教材还会这么写的。这些都是在黑格尔、马克思体系内的“形而上学”，根本不是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亚力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含义，用一句话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它就是那个本体、本源、逻各斯、理性，是那个“撬起地球杠杆的支点”。在找本体、本源、罗格斯、理性的过程中，其出路只有一条：人的因素被剔除出去，不考虑人的因素。因为人是主观的，人认识自己的看法，价值必然要进来，而其偏偏将人踢出去了。这就形成了古希腊2000多年前至今西方哲学研究的两大范式：by Perceptualism 和 by Rationalism，一种通过感性的方式找客观真理，一种通过理性找客观真理，找到最后一片糊涂、一片空白。

1831年黑格尔的逝世，标志着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1844年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的一句话很关键：人化的自然（Humanized nature）。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看出来的自然；而那些割断了时间、割断了空间、割断了人的因素去寻找本质，这个本质永远都找不到，这就是不可知论。但是，当人在看外界事物的时候，必定会将时间、空间、人的因素加上去，正如康德的一句名言所说“We see things not as they are, but as we are.” 世界、语言等都是人看出来的，那么我再说一句话：What is language? Language is of course humanized language. 这也正是今天章云教授发言的主题。作为人学的语言学，是我们人在利用语言认识世界、真理，真理都是人的认识。有句话说得好“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这恰好说明人在利用语言认识世界。今天我们应该对古代的形而上学进行反思：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到底有没有本质、即便有人类能不能认识它？我个人认为世界没有本质。

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哲学思潮都认为没有真理，没有本质。后现代的表现就是反真理、反本质、反逻各斯、反传统。从这个角度来讲，认知语言学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把语言研究带入人化语言的领域、带入到后现代，这就是认知语言学的功劳。因此，我建议给章云教授的题目加个副标题，即 “从后现代哲学看语言观”。这就让语言学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经过了古典进入后现代。现在文学和翻译都已进入了后现代，这在现在的文学作品和翻译理论中都具体的体现；唯独语言没有进入后现代，是因为根深蒂固地受到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影响。遗憾的是，国内研究索绪尔的学者，并没有把索绪尔的观点说到位。索绪尔是‘关起门来打语言’，他把人和社会的因素排除在外，语言是一个自体，能指所指在语言内部，上义词、下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等都在语言内部，这才是索绪尔“哥白尼革命”的意义。索绪尔所处的年代正好是分析哲学的年代，其思想和分析哲学的思潮基本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索绪尔和分析哲学，他们是相互补衬、帮衬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自体，语言自治，语言是一个本体，语言不是工具，语言是一个主体。这是他革命意义之所在，他也谈到社会和其他，但都是他的minor contributions,他反对他的老师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所以，索绪尔革命的语言学意义就在于实现了内指论的转向。这才是我们理解索绪尔的关键之处。

索绪尔在内指论的框架下认为能指和所指是任意的，这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作为语言的第一原则看，作为人的语言学来看，这个观点可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反对索绪尔把任意性作为语言的第一原则，而不是反对语言就没有任意性。认知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为什么非这样讲而不是那样讲（语言现象）背后的原理和方法，也就是像似性的问题。像似性是认知语言学必须探讨的一个问题，有些学者不谈像似性，只谈任意性，这还是研究认知语言学吗？Lakoff, （1980：126）说道language is anything but arbitrariness ,这才是他这本书中最关键的地方，而这恰恰这被若干人在研究“Metaphors We Live By”时忽视。国内研究隐喻的很多人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是像似性，是人看的，所以我同意赵彦春教授的观点“象似性”应该翻译为“像似性”加上一个“人”旁，这才体现象似性是人看出来的。

“Application to Linguistics”这本书现在已经出到第七卷了，像似性可大量的应用于语言教学中，所以应用语言学研究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不谈象似性怎么能谈语言教学？任意性只是给教师给了借口“同学们，语言就是任意的，背吧”，认知语言学是语言教学的新招，应用到语言教学中必然给语言教学带来新的局面。所以，任意性只能是理论上的假设和运作，是“关起门来打语言”的结果，是不考虑人的结果，而像似性正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

最近，我在写语言的体验性，已经到了十六卷，我要继续写下去。我准备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体认性，即‘体认性＝体验＋认知’，体验稍稍客观一些，而认知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我从人的角度谈论语言，才能把我们认的视野拓宽、才能把我们认的思路拓宽，我想大家在今后会做出更精彩的文章。

赵彦春教授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学术态度：有辩弗派。他以宋朝的朱熹、陆九渊之间的辩论为例来说明学术精神之伟大，也强调了论辩必须具有宽广的胸怀。同时，他也以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为反例，指出了西方学界对论辩不端正的态度和狭窄的胸怀带来的弊端和坏处。对学术的宽广胸怀源自对真理的追求。

然后他指出：实际上，没有了真理也就没有了学术。没有了真理，学术必然趋于“死寂”，当然，结论是一个慢慢探讨的过程。川外学坛的两大工程《当文化派遭遇归结派》、《当内在论遭遇外在论——语言学范式的对峙与争锋》，其结论也不是当下就能得出的，需要大家的思考和讨论，做出理论定位。

我的学术观点与王老师的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人和语言是可以统摄的，这个世界是语言符号的世界，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分为符号的组合和对世界表征以及符号的自我表征。既然人是符号的动物，语言是符号的，那么一切必然染上人类的色彩。但是世界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我认为在我们看到的世界背后一定是有本质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如何定义是另外一回事。大体来说，如果不认为有本质往往就会陷入一种悖论，如Lakoff和Johnson等人的理论。在西方对本质的反动源于认识论转向，那是为了反对‘君权神授’，迎合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洛克是经验论的鼻祖，他提出了“白板说”，认为人的大脑是一块白板，观念来自经验，他也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运动服务的，但洛克并不反对本质.而今学界的反本质大多染上了政治的色彩。本质到底是什么、存不存在，我认为是一定存在，是颠覆不破的。刚才王老师说‘本质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若本质不存在，有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呢？这就体现了后现代学术的悖论性，弥散性，世界最后就成了模糊的、流变的、无限延宕的，也就是说我永远无法认识德里达，因为他是流变的，延宕的，这样，我们就无法把握世界了。万物皆流、无物常驻，那么，我们人该怎么办才能认识世界呢？

人类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本体论阶段可以标记为word,这就是“道”，西方的“道”、中国的“道”、《圣经》上的“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里就预设了道的存在。道就是逻各斯，就是真理，老子的话说明我们对真理的把握是对真理的逼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真理的存在。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解构的本质、真理、层级体系。唯实论者托马斯阿奎那为了维护神权，认为本质是一个实体，上帝不是一个实体，但是教皇就是一个实体，这样他就混淆了概念，这对今天人们对本质的认识造成了误解。第二，认识论阶段可以标记为abuse of word,也就是词的滥用。西方认识论转向后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词的清理，由此而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康德的“敢于智慧”（Sapere aude）。第三，语言转向可以标记为use of word, 即词的使用，罗素等人以词的使用来考察词的意义具备不具备真值，维特根斯坦的家族像似性旨在以词的使用来说明本质的虚无。卡耐普则认为本质不存在，本质是一个伪概念。今天我们已从后现代走到了后后现代的边缘，按廖教授的话说，一只脚跨进了后后现代。

后现代是反本质的，后现代认为这个世界是弥散的、模糊的、流变的，那么我们的学术该如何定位？关于象似性，我认为它一定是存在，但不能构成对任意性的任何挑战。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历史地同情索绪尔，也要理性地认识索绪尔。也许索绪尔还有我们尚未企及的超拔。索绪尔有局限，他不应该把像似性排除在语言之外，这也是Jacobson 1965《对语言本质的追求》借用了像似性来论证说索绪尔过时了，索绪尔不对，但是我仔细阅读了他的文章后，发现可惜的是他偷换了概念。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理解像似性的时候，仍然沿用了Jacobson的观点，包括距离像似性等的原理都源自于他的文章。索绪尔指的是“能指” 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而Jacobson指的是名实关系，二者不在一个层面。这就是说，中西学界没有弄清楚学术的前提，而在做无谓的争论，所以我们今天强调学术要多想，多求证。

王寅教授：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是用来解释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定义，而并不代表我的观点。我近期写了一篇对比张继《枫桥夜泊》的42篇不同的翻译的文章，其实这片文章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人本性问题。人本性从何而来？它是有历史溯源的，西方哲学有两大重要派别，一个是感性派，一个是理性派，他们辩论了2500多年，他们要么通过感性认识真理，要么通过理性认识真理，都是单向认识。到了1970年，皮亚杰写了一本《发生认识论原理》，其中第一次提出互动论，他的interaction 就是主客互动，即主体与客体的结合，将人的因素纳入其中，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到了后现代的学者仍不甘心，认为人的因素没有得到充分彰显，而至于如德里达等人则认为是人给符号赋予意义，因此有了这句名言“one hundred readers will produce one hundred Hamlets ”。到了哈贝马斯这一代，提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即真理不是主客互动（subjective―objective/SO），而是主主（subjective―subjective/SS）互动，就把客观推一边了。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主主互动的事例比比皆是。

赵彦春教授：我是本质论者，王先生是非本质论者，我们的学术观点相左，这恰好带来了学术上争论的空间。维特根斯坦的‘家族像似性’认为没有本质，而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范畴理论的认为有本质。我是追求本质的，我们研究是要做什么吗，是规律？规律在世界上存在吗？“美之为美，斯恶矣。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可以看出善恶是一对互相对立的概念，如果没有本质的话，可能男女不分了。先不说有没有本质，在有了一对对立的概念“有本质”与“没有本质”之后，我们再来看本质的定义，看看本质到底是什么，关于本质有没有这不是我们马上就能解决的问题。推荐大家读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读洛克《人类的理解》，读德里达、Lakoff等, 对比一下，寻找我们探讨的基础，然后来论述有没有本质。

王寅教授：我把刚才提到的人本观称之为‘激进人本观’，这就可能会导致刚在赵彦春教授提到的“我就找不到我了”，就会出现这种悖论，我对《枫桥夜泊》的翻译批评了激进人本观。在我的《枫桥夜泊》的40多个不同的译本的研究中，我发现40多位不同的译者，都把题目译成：枫桥夜泊，没有人将其译为蓝桥遗梦、蓝桥魂断或康桥别了等。他们都是在讲同一个命题，也就是说后现代所讲的人本观是在划定的范围内做适当的调整，也不可以跳的太远。因此我认为翻译应该在原本原文划定的范围内，做有限的解构，然后我考察了译文同在哪里，异在哪里，翻译界一直没有提出一个理论框架，我尝试用Langacker的construe 理论来给于解释，给多个版本都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同时，我对我所讲的人本观起名为：体验性人本观，这里有人的作用，但人和人之间共识是由体验性达成的共识，并把前面赛宾马斯提出的SS模式修改为SOS（subjective＋objective＋subjective）模型，即‘主客主’的模式,两个主体之间面对一个相同的客体，这样就可以弥补后现代‘激进人本观’重蹈巴别塔的重演。理解是人的生存方式。尽管SOS模型是从翻译角度得出的构思，但它同样也使用于哲学领域，是对后现代激进人本观的反思，暂时我把它定义为“体验性人本观”，这或许就能弥补主体间性过分张扬而导致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理解的尴尬局面。

赵彦春教授：我是客观主义者，本质论者，我的认识是基于一种理性和道。 王教授是非客观主义者，但是他的 “主客主”中包含着客观，是主客互动，其中包含着客体，又包含着客观主义。回到古希腊，看看构词，ob-是对面，-ject 是throw,是被客体化。主观的东西也可以客体化，人可以自己照镜子，把自己客体化，成为对象。Sub-是below, subject – throw to me， “用我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这样理解，主观客观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相信理性主义，我相信本质的存在，我相信规律的存在，否则，我们的研究就没有意义了。

王仁强教授：真理是有限度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两种范式：科学哲学和价值哲学，前者探讨的是真理和本质问题，后者探讨的是好与不好、真理的价值等问题。这是对世界认识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单独从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所看到的真理或真值都是相对的，若不存在本质的东西，那像我所研究的词典学，词的意义不确定的话，词典学的研究都没法做研究了，人与人之间又如何达成交际？我的理解是本质、真值是有限度地存在着的、是合乎目的性的。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识本质。同时，任意性和象似性的问题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

姜孟博士：我对本质和非本质的问题，只能做个调和者，我认为本质是存在的，例如，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是客观的，没有人会把男人解读成女人，也不会把女人解读成男人。本质可能是一虚拟的、心理的实体。本质是客观存在的，人对本本的认识是不可企及的，但是我们可以逐步逼近的。所以，对于客观世界与人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本质可及不可及的问题。科学家证实人对世界的认识永远不可企及，科学范式的变更也是断裂的，是毫不相干的取代，属于不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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