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抑郁量表适应症:“顺应民意”未必是件好事

“顺应民意”未必是件好事
作者：陈季冰
从2005年春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央和地方的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了不计其数的政策，下发了不计其数的文件。这些政令中的绝大多数是限制性，而非服务性的。遗憾的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房价非但并没有如老百姓所愿的那样降下来，反而不断攀升，甚至连加速上涨的势头在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得到有效抑制。
进入新世纪以后，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对于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这所谓“新三座大山”的不满和怨言日益高涨。媒体对此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诸如“医改失败”、“教改失败”等讨论一时被放大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老百姓对“新三座大山”的直观是学费贵、看病难，买不起房……这时候，不少人会重新留恋起计划经济时代的义务教育、大劳保和单位无偿分房。于是，大多数的民意认为：是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了医院、学校和房产开放商“一切向钱看”。加上一批老左新左们的不断鼓噪，一时间要求政府强力干预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少数极端的观点甚至呼吁停止改革，恢复过去的那种体制。
其实，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未必不欢迎这样的请愿，它们自己的愿望很可能与上述民意是高度一致的。自然，它们的表现也极其顺应民意。我们频繁地看到和听到教育、卫生和建设主管部门的高官挺身而出，向底层民意表达来自官方的高调同情，并强烈谴责学校、医院和开发商（主要是民营学校、民营医院和私营开发商）惟利是图、利欲熏心；之后便是行业主管部门加强管理（通常还伴有严厉打击）的强烈意愿；最后便是一连串苦衷和无奈，集中表现为：本部门的权力有限，人力财力严重匮乏，难以完成上述为民做主的高尚目标。言下之意自然是：国务院应当（必须）给他们更多的行政权限，财政应当再多拨几笔专门预算，当然，最好再增设几个局级以上的办事机构……一句话：添官加钱造橡皮图章。
有一个事实，他们没有以同样慷慨激昂的语调告诉老百姓，其实绝大多数受到他们批判的惟利是图、利欲熏心的学校、医院和开放商正是直接受他们管辖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另一个事实也需要顺便提一下，最近几年，在教育、卫生直至能源、基础建设等领域，正在上演的“改革”是一场持续的“民退国进”，民营医院和民营学校的生存空间日渐逼仄，而不是像那些“医改教改失败”论者所描述的那种可怕的大规模私有化。
改革开放快30年了，国人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民众中有一种思维定势却丝毫没有任何改变，顽固地占据着社会舆论的制高点。这种思维定势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某一事务事关大多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政府就应当格外加强管理，出台专门的法律、规章、制度、文件，最好干脆政府自己直接去从事。
依我看，上述话语背后隐含了三个前提：第一，政府是绝对公正无私的；第二，政府是全知全能的；第三，政府的作为是不会产生任何代价和成本的。
可惜的是，审慎推敲之下，这三个前提一个都站不住脚。政府的绝对公正无私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政府作为一种理念也许是公正无私的，但它也是由你我一样的活生生的人组成的，难道构成政府的公务员就没有自己的七情六欲？难道他们的七情六欲就完全不可能影响他们在为政府打工时的思维和行为？况且，作为一个总体的政府，是由许许多多部门组成的，部门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形成自身的小目标，绝大多数时候这种部门利益诉求和小目标与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全局利益诉求和大目标并不是完全吻合的。正因为这样，同一个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经常会发生尖锐的矛盾。至于政府全知全能的假设，则早就被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所证明是谬误之极的。而政府行为高效和无成本的想法也显而易见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政府不是如此地昂贵，我们纳税人的负担原本可以减轻许多。更重要的还不是政府行为的成本问题，而是它的代价。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孤立的，你做了一件有利于A的事情，则很有可能在客观上对B造成不利。政府行事也摆脱不了这个因果循环，所以好的政策往往是利益各方激烈角逐后达成的折中与妥协。
对事关重大国计民生的事务，政府应加强监管，这点我丝毫不反对。不过，作为现代民主政府，这种监管应当是提供公共产品、监督市场主体行为的“服务式”的监管，而不是以行政权力干预、甚至直接介入市场的“命令式”的监管。就拿房地产来说，我认为，政府眼下最迫切应该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加强对土地批租和房地产商品销售过程中的透明化制度建设和监督；二是加快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例如，尽快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和大廉租房。当然，对主管部门来说，上述这两件事情都属于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更让他们失望的是，这么做不仅不能扩张本部门权力，反而很有可能使本来沉甸甸的橡皮图章逐渐失去含金量。
于是，我们忧心忡忡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政府主管部门巧借民意力量，试图实现自身行政权力的扩张。而舆论对此非但没有给予充分的警觉，反而有进一步推波助澜的趋势。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只是最典型、最集中的反映，最近几年里，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呼吁，纪检、公检法、审计、统计、环保等监督型的政府部门应当实行垂直管理。这同样也形成了一种有利于行政权力扩张的意见氛围，我的一位同事将这种“民意”十分贴切地称为民间的“钦差情结”。
从技术层面来看，30年的改革历史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阶梯式放权的过程。放权的结果是各种限制的放松乃至取消，从而解放了全社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期间也有多次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向上收权、乃至扩权的反复过程。在我看来，本次新一轮的行政扩权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打着顺应“民意”（特别是最底层民意）的旗号而来的，因而很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获取民意的支持和舆论的同情。这恰恰是最值得关注和警惕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子女上不起学，我们的父母看不上病，但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失去监督的行政权力打着改革的旗号对社会进行肆意攫取的结果。要搬掉这些“大山”，不能寄希望于强化政府权力，惟有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
我不是一个“市场万能论”者，我更坚决反对“私有化万能论”，然而，面对当下这一波来势凶猛的行政扩权的浪潮，我们必须首先反对的是“政府万能论”。
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我们经历过多少次短缺的遭遇——我们曾为“菜篮子”发愁，也曾为“公交难”上火，还曾为一张张彩电冰箱票烦心……甚至直到90年代中期，我们还不得不为安装一部住宅电话而心甘情愿地支付上千元的初装费，再排队等号。这些“难”丝毫都不比今天的“新三座大山”让人省心，不过它们后来一一都得到了解决，到如今，绝大多数昔日的紧俏商品已经过剩滞销。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究竟是政府加强了行政介入力度，才使得走后门跑断腿都弄不到的彩电冰箱“沦落”到现在要靠价格战才勉强卖得出去？还是恰恰相反，因为政府行政权力逐渐撤离市场，才使得电信公司从坐在办公室里等用户上门交初装费变成了不断推出优惠返利来吸引电话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