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便时感觉肛门被堵住:胡汉民、谭延闿、于右任、吴稚晖

胡汉民----孙中山秘书、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

谭延闿----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民国第一任行政院长、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

于右任----国民党元老、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

吴稚晖----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

胡汉民

　　（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原名衍鸿，字展堂，号不匮室主，汉族，广东番禺客家人。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1901年中举人。1902年、1904年两度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稍后又由孙中山指定任本部秘书，从此成为孙主要助手之一。主编《民报》第1~5期，根据孙口授写成《<民报>发刊词》，先后在《民报》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文，与康、梁保皇派展开论战，对孙中山思想多所阐发。1907年随孙到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组织同盟会于华南发动的历次起义中担任筹饷、运械等工作。

　　1908～1909年胡汉民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发表大批文章继续批驳保皇派。先后任同盟会南洋支部长、南方支部长。在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为统筹部负责人之一。1911年11月广东独立时被推为广东都督。12月随孙至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1912年4月在孙支持下再任广东都督。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任国民党广东支部长。1913年6月被袁世凯免去粤督职务。“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赴日本，继续进行反袁斗争。1914年5月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7年6月奉命联络西南实力派，为发动护法运动作准备。9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交通总长。1918年5月随孙离广州赴上海。1919年作为孙的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在和会上坚持孙恢复旧国会、取消卖国密约的主张。8月任《建设》杂志主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文，对唯物史观作些介绍。1921年任中华民国政府总参议兼文官长、政治部长。陈炯明叛变后，协助孙进行讨陈工作。1923年任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6月任陆军大元帅大本营总参议。赞成孙改组国民党的决策，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与审查。1924年1月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主席团主席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主持上海执行部。5月奉命回粤，代理大本营事务，兼任黄埔军校教官。9月代行大元帅职权，留守广州。10月兼任广东省长。对商团事变始主妥协，后执行孙的命令参与领导平定商团叛乱。

　　1924年以后，胡汉民日渐主张反共。1925年8月因廖仲恺被刺案嫌疑，一度被拘，旋赴苏联考察。1927年4月与蒋介石合作反共，主持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8年任立法院长。1931年2月遭蒋软禁，10月获释。后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反蒋精神领袖。晚年标榜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

　　1935年胡汉民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次年5月2日在广州病故。1930年主持编成《总理全集》。1933年创办《三民主义月刊》。所著《三民主义的连环性》等，为国民党理论家阐释三民主义的代表作。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患溢血于下午7时40分逝世。（刘秉荣《国民政府秘史》896页）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广州市的北京路被称作“汉民路”，以纪念胡汉民。台湾高雄市亦有汉民路。

生平

　　胡汉民二十一岁中举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民报》编辑。1907年至1910年间，多次参加武装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914年随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1917年至1921年随孙中山在广东活动，先后任交通部长，总参议等职。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胡被孙中山任命为五人大会主席团之一，并获选中央执行委员，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这次大会确定了孙中山联合苏俄和中共、依靠农工的政策。同年9月，孙中山离广州到韶关建立北伐大本营，任胡代行大元帅留守广州。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此后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是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同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在审理廖案过程中，作为国民党右派领袖的胡汉民被认为嫌疑最大，曾一度被拘留，后被派往苏联考察。

　　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召开，胡汉民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粤军总司令的身份在会上致贺辞。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正式接纳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会议前后，胡汉民还和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有过几次私下会见，讨论国民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对此表示赞同，仅因斯大林认为条件不成熟、容易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而未果。

　　1927年，宁汉分裂时，胡支持蒋介石，主持南京工作，参与反共清党，后任立法院院长等职。1931年，与蒋介石因约法之争，2月被蒋介石软禁。后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持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并将蒋介石称为“新军阀”。1935年6月，胡汉民赴欧考察，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抨击。1935年12月，尚在法国的胡汉民被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36年1月，自欧洲返国，留在广州。1936年5月12日，在广州因脑溢血病逝。

　　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广州市的北京路被称作“汉民路”，以纪念胡汉民。台湾高雄市亦有汉民路。

　　胡汉民墓

　　广州天河区龙眼洞，建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胡汉民（1879~1935年），字展堂，广东番禺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家。辛亥革命前，与黄兴领导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后，广东宣布独立，任都督。后追随孙中山从事主护法”、反袁运动。1933年在香港创办《三民主义半月刊》。孙出师北伐后，胡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务。1936年病逝广州。

　　墓原在斗文望，混凝土结构，后被毁，又在其上建了房子，把胡墓穴压着。1985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原墓东面300米处另建新墓，但其女不同意将其父棺木迁至新墓，故新墓实为空冢。新墓为外饰水洗石米的墓，坐东南向西北。当中高3米，一级护岭。墓碑镌刻“胡汉民先生之墓”7字。左前方建有“不匮亭”。右侧为胡汉民夫人墓，墓碑中刻“先妣，陈太夫人墓”，下款署“民国三十五年”。整个墓园占地约1800平方米。墓砌有拱手及祭台，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

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

　　民国四大书法家分别为谭延闿（楷书）、于右任（行书）、胡汉民（隶书）、吴稚晖（篆书）。

胡汉民之死

胡汉民，字展堂，汉民是他的笔名。

他在广州番禺出世，祖籍江西庐陵。1911年11月广东独立，胡是第一任广东都督，1924年当孙中山北上，胡在广州代任大元帅一职。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奠定他在国民党里的大哥的地位，从而埋藏着与蒋介石矛盾的伏线。

曾有机会掌握大权

孙中山病逝北京，时人都猜想：谁能登上国民党的“一哥”宝座？胡汉民仍在代理大元帅，但文质彬彬，充满书生气的人尽管是“元帅”，又怎能登上第一把交椅。结果，他在广州第三公园，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汪精卫为主席。自己也辞去代理大元帅和广东省省长职务，当上外交部长。

廖仲恺在广州遇刺，汪蒋乘机陷害，派士兵将他拘禁在黄埔，胡汉民被迫出走苏联。半年里，他思想发生转变，盛赞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决策。当然与蒋的矛盾再度升级。1931年2月，时任立法院长的他再次被抓，软禁汤山。此事犹如原子弹爆炸，国民党各派系明显分裂了。南京政府的文官长古应芬第一个提出辞职，并南下广州策动陈济棠一道反蒋。5月3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济深等数十人联名通电，要求释放胡汉民，限令蒋介石48小时内下野，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5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次日，另一个“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宁粤之争”开始。

同年10月，胡汉民获释，寓居香港，凭借粤、桂地方势力继续与南京分庭抗礼。不久，与邹鲁等人着手组建“新国民党”。按他的解释是，国民党在蒋介石把持下腐化败坏，完全丧失了早先的“革命精神”，堕落为军阀工具。为“拯救本党”，首先便是“重建新党，使党成为真的革命组织”。胡汉民指示，“新国民党”发展党员要“秘密推进”，只许“反蒋最坚决的人”参加。截至1934年10月，“新国民党”登记在册的党员超过2700人，以后又有逾千上万人“集体加入”。当时的广东省政府财政厅，每月提供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由于“新国民党”主张抗日，在北方发展颇有声势，冯玉祥等爱国将领也积极响应。至此，胡蒋对峙局面形成。

1935年秋，在邹鲁的撮合下，胡、蒋有“合作之意”。同年12月，借口在法国休养实际静观形势的胡汉民，被国民党“五全大会”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军委会委员长兼国府行政院长）。胡汉民答应从法国归来，国内引起一场欢迎热潮，广东各界专门组织了“欢迎胡先生回国主持救国大计大会”。南京有数十个民众团体成立了迎胡入京的组织，上海也准备开欢迎会，并由《新闻报》、《申报》等报纸登载欢迎特刊。

1936年1月25日，胡汉民经香港回到广州。5月，正当人们以为胡汉民有机会掌握大权的时候，突然变故发生了。

在矛盾和忧愤中离开人世

去南京，还是留在广州，胡汉民拿不定主意。到南京获得实权固然好，但据他对蒋的了解，此行多是劳而无功，凶多吉少。经过数十天的活动和思考，终于决定还是留在保险系数较高的广州。陈济棠自然千方百计挽留，为的是把他作为与南京抗争的政治筹码。陈表面上毕恭毕敬，暗地里却害怕胡改变主意，派卫兵形影不离地跟着“保护”。日本人也在打主意，要求胡与他们合作。

发动抗日运动的幻想成了泡影，北上的路又行不通。他恨陈济棠，又离不开陈济棠，胡汉民陷入深深的矛盾和忧愤之中。

1936年5月9日上午，胡汉民发表谈话，猛烈批评南京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说其内容有不少反三民主义的地方。

是日下午3点，胡汉民为义女钟慧题写了李泰伯的对联“与影有情唯日月，遇红无礼是泥尘”。接着，到妻兄陈融的别墅颙园(位于今东风路省政府大院内)。晚饭后，与陈家的教书先生潘景夷下象棋。这盘“最后的棋局”是应该载入史册的。第一局胡汉民取胜，次局先占优势。接着，胡跳出象角马跳槽过河，强卧敌槽，再开车渡河，起伏槽马逼出敌帅。再横河车压当道，想以卒吃敌马，一举击溃对方。不料，车临河头，对方象角伏了一炮，填入士角，胡汉民犯难了，虽可以吃马，但要丢车。

一着之失，优势转为劣势。他对着棋盘，苦思不已。胡汉民毕竟书生，一生爱棋，步步谨慎，想不到今天却翻身落马，越来越觉得头不舒服，终于喊出一句“头很痛”的话，从椅子上翻落在地。这时是晚上八时。

众人赶紧请来医生杨子骧、陈翼平，检查血压为135-110，左侧半身瘫痪，诊断为右侧脑溢血，即用冰囊敷头部及热敷下肢。

当晚10点，胡汉民从昏迷中醒来，神志略清。对死，他似乎并不畏惧，1920年当广东省长的第三天，广西军阀沈鸿英邀请他到广州江防司令部开会，突然沈的部下疯狂扫射会场，胡汉民的两个卫兵当场被打死，他逃到楼下，幸亏有人制止，才得以脱身。此时，他自知病情严重，传唤西南党政军要人萧佛成、陈济棠、邹鲁等及夫人陈淑子、女儿木兰、堂弟胡毅生来床前，口述遗嘱，由萧佛成记录，全文如下：“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维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情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5月11日下午，胡汉民发高烧至40.2℃，血压为230-150，脉搏每分钟135次，呼吸每分钟42次。其神志昏沉，病情日益加重。12日晚上7点40分，胡汉民在颙园停止呼吸，终年58岁。当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并通电全国，宣布了胡汉民的死讯，治丧委员会由邹鲁、陈融、林翼中等人组成。

祭祀葬礼隆重其事

尽管胡汉民从未亲到南京出任“主席”一职，但也可以享受最高的祭祀和葬礼。13日下午4点，大殓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全国政要名人纷纷前来致祭，南京政府派来了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等。25日是全国公祭胡汉民第一天，上午从7点45分开始，中央代表居正、孙科和许崇清等人最早进入会场。公祭仪式的次序是：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奏哀乐、行祭礼、鞠躬、献花、默哀、宣讲祭文、行三鞠躬礼、再奏哀乐。正午12点，广州的工厂鸣汽笛，车辆行人一律停止3分钟，飞机在天上散发宣传品数十万份。参加公祭者均送纪念专刊、三民主义月刊各一册，主办者还专门将《胡汉民遗教》印成英文小册送给外国人士。是日，各大报章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汪精卫和蒋介石的祭文。在中山纪念堂内正中，上悬“聪明正直”四字，左右对联为：“一代楷模当尊李杜，千秋功业人仰伊周。”灵前及礼堂各处均有童军守护。

今年78岁的胡汉民养女胡琦霞回忆说，得知父亲逝世的消息，她正在香港岭南小学读二年级，赶来广州参加祭礼。当时中山纪念堂里的地板上铺满了松柏，绿色一片，家属全部集中在左侧的布帐后，只要有人前来祭拜，他们便要出来陪同站立。她当时才7岁，在她的印象中，最难捱的是时间长和天气热，晚上也不能回家，只能在布帐里面席地而睡，那时并无风扇空调，佣人们买来大冬瓜，她抱着冬瓜睡觉，以此纳凉。据说，3天在广州参加公祭者有40多万人，其中最后一天，即27日超过20万人。

7月13日是奉移（送葬）大典。清晨6点，宣德路一带已是军警林立，夹道看守，并有各校童军分段服务，一时间战马嘶鸣，人影丛集。各路人马从原来集中的吉祥路、莲塘路、镇海路、宣德路、盘福路、长庚路、西门口等地点一齐行去中山纪念堂。在举行过一系列仪式后，10点10分，送葬队伍开始出发，一直走向黄花岗。是日天气炎热，队伍行到大东门一带，时值中午，参加者无不挥汗如雨，道旁有不少工作人员分发茶水。胡琦霞回忆说，她跟随母亲兄姐等，披麻带孝，在灵柩后的一个大白布做的帐篷里面向前行走，从纪念堂走到黄花岗，小小年纪的她，可以说是一次“长征”。在黄花岗设有一个休息亭，队伍在此解散。官员代表以及亲属则在此乘坐汽车前往龙眼洞斗文?———胡的墓地。

71年过去了，胡琦霞说，胡汉民当时被埋在一大土堆里面，大批用来兴建陵墓的石块放置一旁。后因日军侵占广州，胡汉民的墓未有完成，一直是个大土包而已。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她和亲属曾到龙眼洞拜祭父亲，那时土坟还在，旁边也还有不少遗留下来的石块。记忆中，当时的胡宅位于香港干德道33-35号（在半山区，今天该房屋已拆，改建成屋村了），小时候她的乳名叫“虾女”，父亲对她也十分宠爱，在花园里看她打秋千，跟她一起玩耍，在7岁的她的脑海里胡汉民是一个慈父印象。也是这个缘故，在上世纪80年代，当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拨款7万多元重建胡汉民墓时，胡女士积极为此事奔走，该墓园终于在1985年8月落成，是广州市保护文物单位。

余音

胡汉民病逝后，陈济棠势力仅几个月后便被蒋介石瓦解，“南天王”陈济棠下台。有人戏称：为胡送葬，也为以陈济棠为代表的西南反蒋势力送葬。关于胡汉民跟随孙中山，却一直未能正式坐上国民党政府的第一把交椅，李宗仁如是说：“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

“大佬”胡汉民怎被边缘化了

胡汉民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人物。这位国民党的理论家文采风流，曾是孙中山极为倚重的左膀右臂，在国民党内位高权重，其资格之老、声望之隆，远非后生辈蒋介石能比，蒋介石也正是在胡汉民的支持下，才得以在党内竞争中一骑绝尘。然而，胡汉民在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任上，因约法问题与蒋介石闹翻，被不按牌理出牌的对手软禁，后虽得释，却几乎失去影响力，竟以一个不得志的寓公郁郁而终。

　　从书生到“党国大佬”

　　在近代中国政坛上，因为独特的地域和文化，“广东帮”是一个非常活跃、地位举足轻重的群体。胡汉民就是这个群体中的出类拔萃者。

　　胡汉民，广东番禺人，字展堂，别号不匮室主人。“汉民”是清末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所用的笔名，因当时文名盛极一时，这个排满兴汉的笔名遂不胫而走，原名反为所掩。

　　1902年后，和当时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胡汉民两度赴日留学。特别是第二次东渡研习法学，结识了后来影响自己一生命运的几个人，如汪精卫、朱执信等，后来更有孙中山。胡汉民与孙中山第一次晤面时，同盟会已成立，孙中山以其特有的雄辩和激情以及为中国未来规划的一整套蓝图，深深折服了胡汉民。胡后来在《自传》中说：“余等未见先生时，几疑先生为汉高、明太一流；及亲闻先生之议论，与见其处事接物之态度，不涉矜持，而自然崇高博大乃叹其素养为不可及……余等真正认识革命之意义，实由先生之指导。”

　　胡汉民在孙中山身上，看到了迥异于昔日帝王的革命领袖的崭新风貌和气质，他完全拜倒在孙中山的超凡魅力之下。终孙中山一生，不论其事业遇到什么困难，陷入怎样的低谷，胡汉民都是他的坚决拥护者和坚定支持者。虽然在具体的事务上，胡汉民的书生气也会偶尔发作，如《胡汉民评传》一书所记，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任总参议，“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其实”。一天，孙中山忽然来到胡氏办公室，顺手打开一口公事箱，取出几件公事，都有他的手令，顿时大怒，严词责问胡汉民为何扣住他的手令不办？长达半小时，胡氏一声不吭，等孙中山说完后，即以最快的动作，将满箱手令公文全部倒在桌子上，略作整理，便开始口若悬河地答辩：不是某项手令处置不当，不应颁发，便是某一项调兵遣将不合时宜，势将贻误战机，或者是某项款项不宜立即支取。胡氏条分缕析，从容解释，无不合情合理，孙中山一时为之语塞。胡汉民更咄咄逼人：“即使是在专制时代，也有大臣封驳诏书，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这场风波最后以孙中山认错，请同事吃肥鸽结束。然而，这不过是具体事务上的纷争，而作为“符号”的孙中山，胡汉民却是要死力维护其绝对权威，不容任何人的任何挑衅。

　　胡汉民以其忠诚、才干和革命热情，赢得了孙中山的高度信任：“若论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求于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胡汉民也不负孙中山之所望，在文和武两个领域接连打了几次硬仗。文的，是在《民报》上和保皇派梁启超等恶战，奠定了其理论家的地位；武的，是参与策动同盟会一系列旨在推翻清政府的军事行动。武昌首义一声枪响，民国肇建，在波谲云诡的政坛上，胡汉民先后任广东都督、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广东省长，并一度代理大元帅。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实为国民党内资望最高的领袖之一，但他自认不擅长军事，最多只能在后方奔走策划，又为以后的失势埋下了伏笔。

　　“三驾马车”之一如何被边缘化

　　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权力分配格局中，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堪称三驾马车。与汪、胡比较，蒋介石不论资历还是声望都相差甚远，但权力斗争的最后胜利者却是有擅长军事之名的蒋介石。

　　在党内政争中，无论是“清共”还是与汪精卫周旋，胡汉民都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这显然对保证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有益，不过，也不排除他有借蒋之力让国民党走上正常发展道路的打算。1928年，胡氏从法国考察归来，有人劝他不要为反对汪精卫而进南京为蒋介石所用，他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上治天下，汉高祖还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制的力量来约束枪杆子，即使我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因为这种心理，胡汉民选择了与蒋介石合作，在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政府里，出任立法院院长。

　　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里，独掌立法大权，应该是权力制衡中重要的一环了，然而众所周知，观察近代中国的权力运作，是要穿过这套表面模式的。说句毫不夸张的话，胡汉民以立法机关首脑之尊，似乎风光极了，但所拥有的实际权力，未必大于蒋介石所信任的一个侍从室的主任。虽然在胡汉民领导下，国民政府在立法上颇有成效，但正如《胡汉民评论》著者王炯华先生所说“他所立的法大都很难、甚至不能实施”，胡所起的作用，只是给这个前现代政府披上了一层法理的面纱。胡汉民因约法问题与蒋介石死扛到底，企图以孙中山的“遗教”和“法理”作为武器，真是书生气十足。可以想象，如果他背后没有作为其大本营的广东实力派的拥护和广西方面的借题发挥，处于枪杆子软禁中的胡汉民，是很难全身而退的。　　

　　综上分析，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边缘化，绝不自他被软禁从而退出权力场始，在蒋介石攫夺大权后，胡汉民看似分得一杯羹，其实已不在权力核心之内。余英时先生著文讨论过国民党政权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认为孙中山已有重视会党人物的倾向，到了蒋介石时期则变本加厉，“它的中下层干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

　　党内民主派的悲剧

　　在国民党的“大佬”中，胡汉民的私德是不错的。就我所阅读的近代史资料，不论观者基于什么样的立场，对胡汉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持何种评价，但几乎都承认，这个幼年在学海堂接受儒家教育，一度居庙堂之高的政要，终究不失为一传统读书人。这样一个人物，因为反对蒋介石制定的约法而被软禁，难免被赋予反专制的悲壮色彩。但平心而论，胡汉民的抗争，对中国社会来说意义有限。胡汉民和蒋介石政治理念本质并无区别，在反共的同时，又坚持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尽管他也有一些强调民主、法治的说法，但究其实，他所追求的民主是一种“可控的民主”，他要的法治，是国民党一党之法君临一切的法治。

　　胡汉民缺乏现代民主与法治理念，不妨举两个例子。其一发生在他和梁启超之间。梁氏是清末同盟会的最大论敌，民国后已渐从政治中脱身，潜心学术。1929年梁逝世时，蔡元培等人以梁的学术颇有贡献为由，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请国民政府下令褒奖并加抚恤”，时为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却认为这“与党的立场上冲突”，他说“梁启超不可不谓为反革命，生前不但反对本党，且反对国民革命”，坚持“吾人不能恕其反革命之行为，而褒奖其学术也”。在这里，胡汉民“批评本党”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即表示思想有问题，思想有问题即不能宽容的理路是一清二楚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他和胡适之间，事情的起因在于胡适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有所商榷，随后又在《新月》杂志上与罗隆基等人一起，批评国民党的训政，放言“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汉民对此极为不满，甚至严厉声称誓不与胡适“共中国”。1930年，胡适和国民党的紧张关系已趋缓和，胡汉民却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再度批评胡适，说胡适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写文章，宣扬“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而实际上胡适并未说这句话。这似乎是一场误解，但在误解的背后，是胡汉民对胡适深深的恶感。

　　无论如何，在蒋介石于党内独大的状况下，胡汉民究竟可算一个党内民主派。这个党内民主派终究敌不过军权，黯然退场。在香港作寓公的胡汉民后来发表了多篇激烈批评蒋介石独裁的文章，可他似乎并没有去思考，怎样确立保障民主和自由的制度。

　　若没有充分保障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哪怕一位党内“大佬”，即使他只想做党内民主派，也肯定做不成——这就是胡汉民悲剧命运的根源。胡汉民至死未悟出这一点，不可不谓之遗憾。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

（一）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秘书

    胡汉民，字展堂，原名衍鹤，后改名衍鸿，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主编《民报》时的笔名，因其影响大，以后就成为他的正式名字了。

    他于1879年12月9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一个书吏家庭。父亲胡文照在县里是主办刑事判牍的刑名师爷。儿童时代，胡汉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7岁住在高州府衙时，一次与老仆经过衙中审讯处，见审判官正给犯人上酷刑，犯人痛苦的呼号声与猪羊被杀时绝望哀鸣毫无二致，令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胡汉民8岁时随父至广州读私塾。13岁时父亲得病因庸医所误而死，胡汉民悲愤交加，到厨房拿了一把刀，想将庸医杀死为父报仇。虽被叔父劝止，但小小年纪便表现出勇敢的斗争精神。15岁时，母亲又去世。为维持生计，16岁的胡汉民便去教书，当了蒙童教师；而学生有十七八岁的，比他还大。小小年纪便能“为人师表”，虽为生活所迫，却也显出他得力于家教及自幼聪明、勤奋好学。他一边当先生，一边去广州的一些书院学习，除好古文之外，对诗词尤感兴趣，这为他成为一位诗人革命家打下了基础。

    胡汉民的少年时代正是“南革北拳”之时，“革”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以“排满革命”为口号；“拳”即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当时的胡汉民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凶残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滋生了他反帝反封、忧国忧民的思想。对戊戌变法，他也基本上予以肯定。

    在书院学习时，他与史坚如、左斗山等有革命意识的同学来往较多。对康有为、孙中山有自己正确的见解，留下“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的诗句。史坚如为策应广东惠州反清起义，谋炸两广总督，被捕后壮烈牺牲，也给胡汉民很大震动，他决心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知识是革命的本钱。当时日本流行新知识、新思想，吸引了不少中国有志青年前往学习，其中有很多成为革命者。受此影响胡汉民决心到日本去。

    1902年，胡汉民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一时名声远扬，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无意科举，奇怪他为何参加乡试。胡汉民答，为了解决贫穷问题。实际上他是为了展露才华，以后为别人代笔，挣钱赴日。第二年秋天，胡汉民为他人代考成功，得代考费凑够了留日学习费用。

    1903年夏，胡汉民如愿以偿地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后又转入同文学校。这期间，吴稚晖因保送私费陆军学生一事被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指使日本警察逮捕并押送出境。胡汉民当时是广东留学生的负责人，对此事不能坐视不管，但无论怎样抗争也不能改变结果，激愤之下，在日本只待了3个月的胡汉民回国以示抗议。

    胡汉民回国后到广西梧州中学任总教习兼师范讲习所所长，讲授国文与修身课。胡汉民在教学中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痛斥朝政腐败，指出只有革命才是国家唯一的出路。他将清政府比喻成一处外表富丽堂皇而内部已经栋柱窳败、墙垣动摇的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非拆掉重建不可。

    胡汉民在讲课中宣传革命，遭到地方政府与守旧士绅的反对。他愤而辞职来到广州，被聘为香山私立隆都中学校长。到任不久，发生学生废弃了校内的文昌帝君塑像事件，这又引起守旧士绅的责难，作为校长的胡汉民“难辞其咎”，于是只能又一次辞职。

    时两广总督岑春煊决定派学生去日本学习政法，胡汉民乘此机会于1904年冬第二次赴日，在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习，学制两年。同班同学有后来成为辛亥革命领导人物的汪精卫、朱执信。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筹建革命政党，当时日本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孙中山决定将它们联合起来，组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政党，便于更好地开展革命，这个政党便是著名的同盟会。胡汉民认识孙中山以前，孙领导的黄冈、惠州等反清起义对他极为教育与鼓舞。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信仰的，对其百折不挠、勇敢坚定的斗争精神是钦佩的。孙中山的影响是使胡汉民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和领导者的重要因素。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胡汉民、廖仲恺正返国度暑假未归。9月1日，胡汉民偕夫人陈淑子和妹妹宁媛，廖仲恺携女儿梦醒（其夫人何香凝已在日本）到达东京。当晚，胡汉民有机会与孙中山见面，他向孙请教了对孙中山学说中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中的一些疑问。长期的封建社会体制，使人们往往对这个口号不易接受。孙中山认为，这个平均地权是社会上最大的问题之一，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忧虑与痛苦，孙中山还向他讲述了一些其他革命道理。

  胡汉民接受了孙中山的理论，参加了同盟会，并庄严地宣誓：“当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从处罚。”胡汉民任同盟会评议部委员。评议部又称议事部，汪精卫为评议长，共由20人组成，按同盟会章程规定，评议部“有议本会规则之权”。这样，胡汉民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一批骨干之一。

    在讨论同盟会的会旗时，时任同盟会庶务的黄兴提出“井”字的建议，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二人各不相让，黄兴甚至要“怒而退会”，与孙中山“断绝关系”。胡汉民与黄兴几乎同时赴日留学，又同在弘文学院，二人关系极好。长沙岳麓山黄兴墓庐景烈亭上有副对联“同心齐为国，奋翮共摩天”，写的就是二人在辛亥革命时的战斗友谊。

    胡汉民利用与黄兴的友谊做他的工作，使黄兴从“党与大局”考虑同意了孙中山的意见。黄兴原来不同意孙中山的意见，表面理由是“青天白日旗设计不美，且与日本国旗相似”。实际是觉得孙中山借旗帜表现自己，此话黄兴当然不好对孙中山当面说，就通过胡汉民转达。黄兴在致胡汉民的信中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著第一次起义之旗？”孙中山在僵局的情况下又是通过胡汉民去疏通黄兴，使这一分歧了结。

    后来同盟会本部秘书马君武考入京都工科大学学习而辞职，经孙中山提议，胡汉民继任。其工作是掌管起草同盟会的机要文件，处理本部日常事务。因为孙中山是同盟会总理，胡汉民实际上也就是孙中山的秘书，两人关系因接触的机会增多而日益密切起来。

    由于中国传统的地域观念--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孙中山的基本干部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广东籍盟员来往较多，也成为支持孙中山这位广东人的中坚力量。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亦被尊称“革命策源地”。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开始了武装起义和革命宣传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黄兴曾与宋教仁创办了《二十世纪支那》，作为当初华兴会的机关刊物，此时便交给同盟会，胡汉民提议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于1905年11月正式创刊，汪精卫、胡汉民、章炳麟等先后担任主编。该报的发刊词是由孙中山口授，胡汉民执笔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这一同盟会的奋斗纲领。

 1906年，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共同编写了《同盟会革命方略》。该《方略》指明了同盟会的革命性质是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而实行的国民革命。在其四条著名的纲领中指明：“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由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平均地权：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共享??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实现纲领的步骤分为三期，即“军法之期，约法之期，宪法之期”。对外则要求世界各国赞同中国的革命事业，维持世界和平。同盟会的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力图用革命的手段去解决这些矛盾，因此它不但受到资产阶级拥护，也受到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在内的一切民主派的拥护，在批判保皇派改良主义谬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胡汉民在《民报》上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除宣传三民主义外，就是批判保皇派，比较重要的有《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排外与国际法》等。同盟会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斗争。当时在东京的保皇党人每年都要举行“追悼戊戌庚子烈士”大会，借此机会大肆宣传保皇党主张，以取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还当场吸收新会员。10月6日，保皇党召开纪念大会时，孙中山派胡汉民参加。胡登台演说，斥责保皇党谬论。他具体分析了康有为的思想为五级退化。由教主退为共和；再由共和退而为君主立宪；然后又退为变法维新；又退为勤王；最后退为保皇，可谓步步倒退，每况愈下。胡汉民还斥责保皇党召开的纪念大会是以死人欺骗活人，最后表明同盟会反对召开这类大会。

    胡汉民演说时“听众逾千人，拍掌狂呼者再，康、梁之徒，众皆瑟缩，不敢置辩，即席宣布此后不再会于东京，从此留学界渐以容保皇为耻辱矣”。

    在革命宣传方面当时颇有建树的还有汪精卫。吴稚晖曾说：“学生（指胡、汪）无先生不醒，先生无汪胡不盛。”这恰当地道出了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的关系。胡汉民在自传里写道：“余与精卫以职责所在，日与先生亲。余等真正认识革命之意义，实由先生指导，先生与同志方言一问题，必须就实际上求其原因结果关系，必言其所以然，而不仅言其言。”

    1907年2月，在清政府的怂恿下，日本政府向孙中山下了驱逐令。孙中山与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一同离开日本，赴南洋组织西南的武装起义。

此时的胡汉民已从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正转入该校专门部继续学习，妻子则刚刚分娩3天，但胡汉民在征得妻子同意后毅然随孙中山回国。他的妻子陈淑子与他一起加入同盟会，除了在机关帮助做些日常工作外，在国内搞武装起义时，也做些送弹药等危险工作。据他们的女儿胡木兰的乳母回忆，在一次有生命危险的起义中，夫妻二人考虑到万一牺牲，只有几岁的女儿长大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于是就写了份证明：父母姓名、孩子姓名、籍贯，缝在胡木兰的衣服上，表示了夫妇双双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

    孙中山一行离日后到达越南河内，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为掩人耳目，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他们为领导广东、广西、云南各省的起义筹集经费、军火。为实施孙中山的“经营南洋，边陲起事”战略，胡汉民顶风冒雨，披星戴月，十分辛苦。

    胡汉民先后参与和发动了镇南关、河口、广州、黄花岗起义。镇南关今名友谊关，是中越边境我国的关隘。当时广西有一些乡勇在此一带活动，其首领是黄明堂（壮族）。革命党人为发动这股力量，在乡勇中宣传革命思想，争取他们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时机成熟后，孙中山于1907年任命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决定起义。12月2日，黄明堂等率乡勇八十余人，以炮台守军为内应，潜袭镇南关炮台，守军溃逃，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为革命党人占领。第二天，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从越南入境，赴镇南关督战。因山路崎岖艰险，一路只能攀登而行，胡汉民体质弱，当天偏偏又闹肠胃病，从下午5时走到10时，他就累得昏倒了，但他没有中途退缩，稍事休息，在第二天清晨赶到山顶上的炮台。孙中山亲自开炮轰击敌军，为伤员包扎伤口，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因炮台此时已无药可用，孙、黄、胡又立即赶回河内筹款购买军火，进一步攻打龙州。孙中山等在4日晚下山，时雨后路滑，又不能举火照明，跌跌撞撞，孙中山摔倒3次，黄兴、胡汉民不下十几次，大家只好向山下滑溜，难免皮肉受苦。6日抵达河内，因此军事行动已引起法国殖民者的注意，加之清廷的活动，使孙中山等无法在军械上对黄明堂加以接济。

    这场起义持续了一周，打到9日，清兵被打死200多人，由于清廷派来四千多援军，黄明堂寡不敌众，只好退入越南。

    （二）从策动武装起义到成为广东省都督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前往新加坡，把继续在南方几省发动革命的任务交给了黄兴、胡汉民。

    1908年3月27日，黄兴组织旅越华侨同盟会员200多人，在广东钦州发动武装起义，在钦州、廉州、上思一带几十个村镇之间转战40多天，队伍发展到600多人，因缺少后援而失败。

    胡汉民按照孙中山的计划，让黄明堂、王和顺率从镇南关撤下来的义军进入云南，发动河口起义。胡汉民认为这二位义军头领难成大事，便电请孙中山：“速令克强（黄兴），出统其军，前往指挥，更使知军事之同志，助之指挥，庶可进战。”战斗中义军收编了清降卒，发展到3000多人，30日攻占河口，5月6日占领南溪、迫蛮耗、蒙自，黄兴以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身份前往督师。关仁甫部革命军因清云贵总督锡良派兵进攻西路而不得不自已攻占的蛮耗退却。黄兴与黄明堂商议后，在5月8日进军昆明，但军队以不堪再战为由要求息兵。黄兴不得不回到河口，约王和顺商议军情，但王提出兵少弹缺，难以进军。黄兴仍想亲率各部队攻打蒙自，但部队不服指挥。黄兴迫不得已在10日从河口来到河内，与胡汉民商议，打算征集原钦州义军再战。11日，黄兴抵老街时被法国警察押送回河内。胡汉民急忙请华侨领袖杨寿彭等与法国总督交涉，法国总督将黄兴递解出境。黄兴走后，黄明堂、王和顺等义军所占之地又被大批增援的清军收回，黄、王二人不得不再退回越南，余部退入广西。

    河口起义规模较大，清廷震动，通电全国悬赏缉拿“伪总司令官”黄兴5000元；“伪总参谋”胡汉民4000元；汪精卫等四人2000元。胡汉民为逃避法警搜捕，只得藏在挚友黄隆生洋服店的楼上约两个月，并设法帮助安排起义领导人员黎仲实、谭人凤、倪映典至安全处。7月末，胡汉民从河内潜至香港，与赵声商议今后军事方针。

    后来，胡汉民与黄兴均到新加坡与孙中山会晤。鉴于这次起义及镇南关等以往义举的教训，胡汉民认为会党缺少政治信仰、素质不高，不可依赖。胡汉民向孙建议要动员清军中的新军，他们大部分是汉人组成，与旗兵有民族矛盾，时起冲突。新军应作为以后争取的对象，除团长以上军官外，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都不同程度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愿为拯救国家效力。新军又接受过新式的军事教育，组织纪律性强，有战斗力。孙中山接受了胡汉民的建议，在新军中秘密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中武昌起义及各省的响应，主要依靠的就是新军，胡汉民的建议是很宝贵的。

    1908年，清政府为挽救危局被迫宣布预备立宪，保皇党人乘机四处活动，大讲宪政好处，蛊惑人心，影响华侨为革命捐款，而华侨捐款是当时革命经费的重要来源。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同盟会机关报）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争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胡汉民写了二十多篇文章斥责保皇党。著名的有《驳〈总汇报〉惧革命瓜分说》、《斥保皇党借外患防内变之毒计》、《呜呼！满洲所谓“宪法大纲”》等。由于这些文章澄清了是非，使筹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一般工人与小商人收入不多，却踊跃捐款；一些中产阶级的人也多数能够支持革命；有些大资本家就不同了。有一位侨商出售橡胶园得款三十多万，胡汉民、邓泽如与其谈了3个小时，他只捐20元。

     1909年1月14日，汪精卫离新加坡前往香港，准备北上谋杀清朝大臣。胡汉民得知后极力劝阻。胡比汪大4岁，他们不仅是留日时的同学，也是常年在《民报》工作的同事，在同盟会中二人关系最好，汪精卫将胡汉民当大哥对待。胡汉民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你在同盟会中举足轻重，你的文才与口才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的作用别人无法取代。如果你凭着一时的激情与敌酋拼命肯定会做出牺牲，革命将蒙受重大损失，而且这也不是解决革命的根本办法。但汪精卫认为必须以具体行动表明我们的革命决心，以唤醒民众。

    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在北京甘水桥下与黄复生、喻培伦埋炸弹企图炸死经过此桥的小皇帝宣统之父摄政王载沣，因炸弹无意中被一位车夫发现，报告警察，而未成功，汪精卫、黄复生被捕。按照清朝法律，汪、黄必死无疑，但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认为，现在正推行立宪，革命党何止汪、黄二人，杀了他们，还有后来人，于宪政不利。他们的行为属于为国家获罪，宜从宽处理，于是判了无期徒刑。

    胡汉民在汪精卫被捕后，以为必死无疑，于是作诗悼念：

    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

    问谁堪作斧，使子竟为薪。

    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

    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汪精卫被判刑之后，胡汉民即全力以赴投入营救。营救需要钱打点有关人员，为了筹款，他甚至让汪精卫女友陈璧君去澳门赌场，希望通过赢钱获得营救汪精卫的款项，结果却输得精光。1910年冬，陈璧君不顾严寒，决定冒死与黎仲实去北京营救汪精卫。胡汉民在送行时诵叶清臣《贺圣朝》两句词：“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因为陈璧君也是此次行刺的策划者与参与者，所以此去凶多吉少，几人自然不禁潸然泪下。当然，以陈璧君力量是救不出汪精卫的，但她自己也未遇险。后因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被迫释放了汪精卫。

    1909年5月，同盟会在香港设立南方支部，负责华南各省党务、军事起义等活动。南方是革命的中心，因此这一职务很重要，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担任支部长这一要职。胡与同盟会员将起义人员放到新军中去，而且以广州的新军为重点。1910年1月末，倪映典向胡汉民报告起义准备成熟，胡即请黄兴、赵声、谭人凤到香港，共商起义大事，胡汉民、黄兴等犹感力量不足；又派姚雨平等联络省城附近巡防营；朱执信等联络广州周围一些县的民军。胡汉民等定于旧历元宵节起义。

  孙中山先后从美国汇来8000元，李海云从商号提出2万元作为起义费用，因孙中山继续汇的钱还未到港，胡汉民便提出延期起义，等待汇款。但在此前后已发生军警冲突，且愈演愈烈，听到起义风声的反动军官又将一部分新军士兵的枪机或弹簧缴去。倪映典到港与胡汉民、黄兴等研究，决定提前于2月15日起义。胡汉民与倪映典连夜临时布置一切。此时已侦知清军水师提督李准调大军入粤，义军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便到各营争夺枪械，进攻广州，但久攻不下，只得退守。倪映典在2月12日抵广州，发动新军起义，与李准大部队作战，义军阵亡百余人，倪映典亦战死疆场，时年27岁。起义遂告失败。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南洋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广州起义，并在香港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胡汉民为秘书长。统筹制订了起义周密计划，决定分十路进攻广州，从香港派“先锋”800人至广州发难，于1911年4月13日正式起义，后因故推迟。孙中山在加拿大利用自己的声望积极进行宣传，为起义筹捐经费。黄兴夫人徐宗汉，胡汉民夫人陈淑子负责秘密配送军火。

    4月20日，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陆续潜入广州。黄兴在23日抵达广州，进一步进行军事部署。

    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清廷广州将军孚琦，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广州将有事变而调巡防营入城警戒，黄兴考虑到赵声所部多系外省人，易被发觉，便致电香港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但到26日，已有革命的秘密机关被破坏，一些革命党人被捕，林文、喻培伦认为应马上发动起义，陈炯明、姚雨平也认为调入的巡防营中有不少革命同志，可借机起义，并提出改原十路进兵为四路，于27日起事。26日，黄兴又致电胡汉民“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但胡汉民、谭人凤考虑到在港同志多无发辫，大批人到广州易被发觉，须陆续抵广州，决定派谭人凤、林直勉于27日到广州告知黄兴，延迟一天起义。黄兴根据情况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在27日举事。当天，日本运来的枪械抵达香港。

    27日上午，广州革命党人170余人齐集小东门机关部，由黄兴主持。赵声、胡汉民计划在晚上到广州。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革命军攻打两广总督府，与防守的清军展开激战。攻入总督府后方知张鸣岐已逃往水师行台李准处。黄兴火烧总督府后即兵分三路，奔向大南门。黄兴所率一路至东辕门时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的卫队接火，冲出大南门后，又与防营遭遇。战斗中，不少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亦伤二指，战至独自一人，不得不在一洋货店躲避。

    第二路喻培伦部任务是攻击督练公所，与敌兵及警察交战，战至深夜，因寡不敌众，喻被捕牺牲，部分革命党人弹尽撤退。

第三路徐维扬部一队阻击观音山之敌，一队阻击水师行台之敌，与敌对抗一昼夜，人员伤亡较大，子弹亦耗尽，徐维扬等也被捕就义。

    胡汉民与赵声自港抵广州后分头上岸。胡汉民等在海珠酒店得知起义已失败，仍想进城，经陈璧君前往探视，见城门已闭，只得返回香港。

    此役牺牲100多人，其中的72名烈士被葬在广州黄花岗，是役亦称黄花岗起义。

    胡汉民评价黄花岗起义：“然为义所动，有进无退，诸烈士甘死如饴，不复有成败利钝之见，以表示革命党牺牲伟大精神于天下??由是满廷上下震恐失措，民众万万愈有‘曷丧偕亡’之志。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应，则正以4月27日之役为先声。故从革命整体为之衡量，此役虽失败，而其功乃较战胜得地者百倍过之，今日亦可定论矣！”

    多次起义失败，使一些革命党人如章炳麟、张继、刘师培一时怀疑起义能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散布一些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言论，部分同盟会员成立“共进会”，在他们的纲领中取消了民权和民生主义。胡汉民针锋相对地提出“凡革命必当贯彻目的而已”，反对妥协，坚持三民主义。

    虽然历次起义失败了，但革命者的奋斗震撼了封建朝廷，烈士们的鲜血唤醒了亿万人民群众，他们前赴后继，不推翻封建统治誓不罢休。

    1911年的武昌起义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孙中山此时正紧张地在英法等国进行外交活动，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得知武昌起义胜利喜讯的孙中山立即指示由胡汉民主持的同盟会南方支部担负起光复广东的重任，支部决定由胡汉民、朱执信、胡毅生、陈炯明、徐维相、苏慎初、姚雨平分头负责，在全省发动武装起义。广州附近的顺德、番禺、南海、新会、花县、香山、三水；惠州方面的东莞、新安、博罗、归善；潮海地区、北江流域和南路各县纷纷起义。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见大势已去，多次派人到香港见胡汉民，探求投降条件。两广总督张鸣岐的亲信龙济光也开始动摇，11月9日在民军逼近广州的形势下，张鸣岐只得交出大权，乘英舰“汉德”号逃往香港。

    广东就这样获得了解放，宣告独立，胡汉民被推举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当时局势下，胡汉民果断地决定组织军政府。政府要害部门的职务全由革命党人担任，不得不留用的技术人员等均归革命党人领导，这比武昌起义后的军政府几乎全为旧军官与立宪派掌握相比，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也是极为正确的、必要的。

军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财政。张鸣岐等清廷官员逃跑时将官库存银全都带走了，军政府一点钱也没有。胡汉民一方面向商人借款40万元应急；另一方面将广州清政府印好未来得及发行的纸币1200万，加盖军政府财政部长专章发行，解决了军队、政府的开支，稳定了市场、人心。

    其次要解决的是军队问题。受革命党影响较大的新军不足一个团，民军虽多，但成分复杂，除一些手工业者、农民、失业人员好一些以外，还有乡团油子甚至土匪掺杂其中。胡汉民派刘永福与黄世仲任民军督办处总长，对民军彻底整顿，将土匪及乡团油子清除掉。最难处理的是李准的巡防营和龙济光的12营“济军”。胡汉民在全省成立军务处，由胡毅生、李文范负责，由新军对巡防营与济军进行监视，通过民军对巡防营与济军加以控制，使他们服从军政府的调遣，最后采取将龙济光的济军调走剿匪，达到分化与削弱的目的。

    第三个重大的问题是组织省临时议会。胡汉民与陈炯明、朱执信共同拟订了临时议会的选举法，规定120名议员中，20人由同盟会选举，男女代表各10人，其余100人按各界比例选出，当选议员多为同盟会会员，巩固了政权，提高了女权。

    广东局势稳定后，11月初汉口革命军撤退，汉阳又接着失守；南京方面革命党人又久攻不下。为支援中部革命党人，胡汉民派姚雨平率军北伐。

    帝国主义列强对革命事业向来是仇视的，广东军政府成立，英国领事无端发出通牒干涉，接着又以保护商船为名派兵舰进入西江游弋。胡汉民一方面拒绝英领事的无理要求，一方面派军舰尾随英舰，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海关税未能收回，是胡汉民任都督一职的遗憾。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积极在西方各国间奔走，期望取得外交上的支持，因而没有急于回国。但因南北议和革命势力妥协，革命形势出现了危机，才“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于1911年12月25日回国抵达上海。孙中山在20日转道香港时，胡汉民、廖仲恺由广州至香港迎接。孙与胡、廖讨论了国内的局势及革命党的对策。胡汉民劝孙中山留在广东，不要赴上海。胡汉民认为：“今日推翻清朝，绝无问题。最大的障碍是袁世凯，袁世凯只有四镇之兵，纵然有战斗力，也不过动摇武汉，取湖南已不易，即使能够占领江浙，快也需要半年。在这半年中，我们精选各地民军进而训练之，得五六万精兵不难，与袁世凯战而胜之，乃可有革命之成功。你现在突然到上海，各省必先举你为总统，然而你无一兵一卒，怎能指挥得动？拥一虚名，于事何济？所以，我劝你还是留在广东为好。”

孙中山没有同意，孙认为：“从形势论，上海、南京在前线，不身当其冲，退守广东练兵，这是避难就易。”孙中山还认为，革命同志正寄希望在自己身上，是人心所归。我靠的是人心，敌人依靠的是兵力，不应弃长用短。现在湖北、南京都出现了问题，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如果前方失利，我再用兵恐怕就晚了。袁世凯当然不可信，但可以利用他推翻清朝；如果袁世凯作恶，他的基础也是不牢固的，可将其推翻。只有自己到中国的中心上海、南京主持大计，革命方望成功。孙中山还提出要胡汉民随他一起去。

    胡汉民主张武力推翻清朝，打倒袁世凯，孙中山则想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朝。胡汉民、廖仲恺均被孙中山说服，表示愿随同孙一同前往。

    （三）“宰相”秘书长

    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每省1票。孙中山得16票当选，黄兴得1票。孙中山组阁时，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胡汉民任秘书长，年仅33岁。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诞生。孙中山先生着呢质军服，戴军帽，由汤尔和、王宠惠、胡汉民等随行人员陪同在上午10时，由上海乘专车赴南京。沪军都督陈其美等上海各界欢送人员达万人之多。沿途苏州、无锡等主要车站均专有人员欢迎，或有代表登车致敬。车抵南京时，各国驻南京领事与迎接人员共同欢迎孙中山。军乐队奏起军乐，长江上的军舰鸣21响礼炮，向中山先生致敬。

    孙中山接着改乘蓝色绣花彩绸马车，由军乐队骑马奏凯旋曲前导，车后有卫队跟随，前往总统府（即清前两江总督府）。沿途锦旗飘动，市民夹道欢呼，各店铺悬挂灯烛、旗帜，满城欢乐。

    晚10时，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就位后，参加典礼人员排列两阶，先行三鞠躬礼，又鸣炮21响，奏军乐。

    然后由代议长景耀月报告选举经过。孙中山宣读誓词就职，后民国官吏亦宣誓就职。宣誓毕，由景耀月致颂词。颂词毕，即交付大总统印鉴。授印后，孙中山在宣言书上盖印，宣言书由秘书长胡汉民代读，其核心内容是：“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实行“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共五大统一。

    宣言书宣读毕，由海陆军代表致颂词，孙中山致答词。然后发布《告友邦书》等，典礼结束。

    在总统府里，胡汉民与孙中山同居一室，每天晚上都要研究需要处理的大量事务，有时是通宵达旦。在日常事务上，总统府的文书胡汉民都要亲自过目。每天都有不少人要见总统，胡汉民都要首先接见，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由孙中山决定是否见面。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胡汉民常常能提出一些正确的意见。如粤军姚雨平率部渡江北伐，孙中山颇不放心，想亲自参加，半夜时，孙对胡说：“子留守，余明日渡江击贼矣！”胡汉民极力劝阻：“雨平军精锐，必能破张勋，无须先生自捋，而他军则难以为继。先生以偏师进，不止乘危，且无异暴吾弱点以示敌。”孙中山接受了胡汉民的意见。

    政府初建，方方面面的人通过各种关系都想弄个一官半职。胡汉民坚持孙中山的“唯才能是称”的原则，尽量做到任人唯贤，杜绝私情。实业部部长张謇推举一些人任总统府秘书，被胡汉民拒绝，张謇大为不满，讽刺胡汉民为“第二总统”。对那些飞扬跋扈、贪赃枉法的官员，孙中山、胡汉民则严厉惩处，毫不留情。

    南京政府与以往的封建政府是根本性质不同的革命政府，它必然要在彻底否定封建规章制度、封建传统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革命。胡汉民协助孙中山与相关的总长做了大量的建章立制、颁布数十种法令的工作。如：

    宣布人民享有选择、参政等“公权”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私权”。

    国民政府下令限期在20天内将发辫“一律剪除净尽”，改变了男子汉不男不女的丑态，也为生活、工作带来许多方便。

    劝禁女子缠足。“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须再缠”。这不仅解除了女子的痛苦，也解放了她们的生产力。

    禁止刑讯体罚。“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嗣后不论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

    废除“贱民”。闽粤的户、浙江的惰民，河南的丐户等，“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

    严禁买卖人口。“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分”。

    禁止鸦片。“务使百年病根，一旦拔除，强国保种”。

    此外还有废止跪拜，行鞠躬礼，禁止赌博等等。

    1912年3月11日，胡汉民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17章56条，它根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和“三权分立”原则，规定了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阅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体制。它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成文法。它虽有不少缺点，但它却反映了革命党人反对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愿望，是辛亥革命的一项重大成就。

    发展民族工业方面，临时政府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废除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

    在文化教育方面，它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禁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

最头痛的还是军饷问题。黄兴作为陆军总长，要给部队发饷，但临时政府没钱。胡汉民与孙中山、黄兴商量，准备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这样便可以从日方手中取得一笔巨款，以解燃眉之急。这个办法被一些人视为出卖主权，实业总长张謇坚决不同意，并以辞职表示抗议。胡汉民给张謇写信，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总统与黄兴辩解：“自1月以来，见克强兄以空拳支撑多军之饷食??寝食俱废，至于吐血。度其急不择荫亦非不知。今日成事，惟祈先生曲谅??其事非常，其咎或可恕耳。”

    南京政府面临内外压力。外面帝国主义列强出于侵略、剥削中国的私心，决不希望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愿中国做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永远不要强盛，永远为它们鱼肉，因而不承认南京政府，南京政府自然得不到它们任何支持，譬如借款就不可能。

    而更大的主要的压力则来自国内。革命党人当时主要控制的是南方，孙中山就是由16省的代表选上临时大总统的，这16省有些军阀也不听孙中山的。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出狱后成为袁世凯的朋友，为拥护袁世凯当大总统而四处活动，因为善于看风向的汪精卫看到了袁世凯的军事实力。其他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陈其美甚至也认为袁世凯当大总统也可以，理由是清朝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革命的主要目的达到了，袁世凯只要赞成共和即可，否则会兴起南北之间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灾难。幻想走资产阶级议会道路的宋教仁则醉心于通过议会选举取得多数，实行内阁责任制。这样即可做到“总统政治上之权力甚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宋教仁甚至认为只要达到共和统一的目的，不仅可以牺牲同盟会的权利，还“总统可易，参议院可改选，国务院可解散，临时政府地点可迁移。”

    胡汉民对黄兴、宋教仁等人的观点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克强先生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以为宋先生（宋教仁）的主张很对，同志们不要再备尝艰苦，冒万险去革命了。他看到中国国民已很苦，如果再革命，怕要受不起，以后要天下太平，只要我们把国会拿到手，无论多少个袁世凯都是有办法的。”但他对黄兴这种观点决不赞成。胡汉民还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地方分权制，他坚决认为：“今革命势力在各省，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状。倘更自为削弱，噬脐之悔，终将无及。”

    还有一些同盟会员走得更远。章炳麟与一部分人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不遵守革命的理想，与旧制度妥协。他反对孙中山倡导的民生主义提出的土地国有观点，认为这种做法是“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则大悖乎理”。

    而反革命的、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大耍两面派手法，对革命党人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又打又拉，想将革命镇压下去，以实现他的专制与独裁。而部分革命党人有的认不清他的真面目，对其抱有幻想；有的经不住他的威胁或利诱而走上妥协的道路，使革命的进程大大受阻。

    立宪派此时打出拥戴袁世凯的旗号，任总统府枢密顾问的章炳麟亦与立宪派合流，他在由其主办的《大共和日报》上攻击临时政府、孙中山、胡汉民，说什么“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宪法未定，内阁不设总理，总统府秘书官长，乃真宰相矣”，“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

    孙中山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妥协风气，指出“元凶尚在，中夏未清”，“不去庆父，鲁难未已”。但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性与革命不彻底性，使多数同盟会主要领导在袁世凯的军事实力面前让步了。孙中山在“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悉倾于和议”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孙中山提出了南北议和的条件，即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定都革命力量较强的南京，希望以此约束袁世凯，然后辞去大总统职务。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的职务。

    胡汉民一开始是与孙中山一起与妥协派斗争的，终因妥协派力量大也不得不跟着妥协。他在事后曾对这段事评论说：“至举政权让之专制之余孽，军阀之首领袁世凯其人，则于革命主义为根本矛盾，真所谓‘铸九州之铁，成此大错矣’。”

    失望之余，胡汉民产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但被孙中山留住了。4月2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胡汉民的秘书长自然跟着结束。虽然胡任职时间不长，但是处在革命的紧要时期，其贡献还是较大的。

    革命暂时遇到的挫折，并没有动摇胡汉民的革命意志，这有1913年他到广州给汪精卫的诗为证：

    火尽薪仍在，行危道不移。

    心魂人留守，风雨恨相离。

    国土生还日，群黎望治时。

    当春繁万木，弥重岁寒枝。

    既定共和局，因之揖让闻。

    我怀良未已，此日且无纷。

    回雁知秋气，飞鸟有旧群。

    徘徊不能去，应为故山云。

    同盟会本部在南京召开大会，妥协意见占多数，同盟会成为公开的政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马君武、田桐为干事。

（四）为挽救共和而斗争

    孙中山辞职后偕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回到上海，此时的孙中山想从事一些实业的工作，他同胡汉民等到南京、上海、武汉、福州等地考察，同时一路上继续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受到各地的热烈欢迎。袁世凯曾电唐绍仪，让他拉拢胡汉民和汪精卫，请他们到北京政府去担任高等顾问，胡汉民坚决拒绝了，汪精卫要去法国留学，也不肯接受。

    孙中山回广东后，考虑这里为革命的主要根据地，对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便决定由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1912年4月27日，孙中山在省议会上提议此案时，握住胡汉民的手高高举起，说：“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求于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前革命军起时，兄弟约其同到江南，组织临时政府，彼力为多。嗣兄弟蒙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一切布施，深资臂助。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胡汉民到职后还兼任民政长和同盟会广东支部长。他遵照孙中山的主张，提出地方自治以与中央抗衡。胡指出，关于立法权，本省在不抵触中央所定的根据法范围内，可以自定各种单行法；在行政方面，除外交、币制、关税等归属中央外，可以自定税法及征收法；在军政、军权方面，除由中央决定各省军队数目，设中央兵工厂及军事教育机关外，对内用兵及换防计划，须得各省都督同意。各省有权征兵，调动省内军队，设置兵工厂。各省都督的任用由国务院保荐，最终由省议会选定。地方司法官由中央定资格，省都督任命。在袁世凯已窃取革命果实的大态势下，他只能这样抗争。

    为把广东建成模范省，胡汉民还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如在土地方面换地税、平均地权等等。这些措施在不同程度上伤害了一些士绅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同时，胡汉民执政期间与手握兵权的陈炯明关系不好。

    1912年8月，同盟会与一些小党派联合组成国民党。孙中山任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9人为理事；胡汉民、李烈钧、马君武、于右任、柏文蔚等29人为参议。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因忙于抓铁路实业建设，由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宋是一位议会迷。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期间选举第一届国会。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全力以赴参与竞选，结果在参政两院取得了压倒性多数的胜利。

    兴奋的宋教仁四处发表演说，力图组织以国民党领袖任总理的内阁责任制。然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岂容国民党掌权。他先对宋教仁采用收买的办法，派人送上一套价值3000元的高级西服和一张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被宋拒绝。软的不行，袁世凯决定下毒手了。3月20日晚10时45分，上海刚下过一阵毛毛雨，宋教仁在北火车站刚至检票口，被刺客枪击打中右腰，宋大呼：“有刺客！”即倒在地上。刺客又连放3枪后从人丛中逃走。送行的于右任等立即将宋教仁送到沪宁铁路医院抢救。半夜12时，动手术取出子弹。次日晨，病情恶化。下午2时，再动手术修补肠部，除去淤血，但已于事无补。22日晨，一代英豪宋教仁去世，年仅32岁。

  然而，极其令人悲伤无奈的是宋教仁临死之前还致电袁世凯：“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之言，尚祈鉴纳。”

    黄兴、陈其美全力以赴缉拿凶犯。查明杀人凶手为武士英（被捕后在狱中中毒死亡，袁世凯指使的可能性大），指使者为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被处绞刑）、流氓头子应桂馨（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策划者为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4月13日，国民党为宋教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黄兴的挽词特别令人注目：“前年杀吴禄贞（反袁的燕赵联军大都督），去年杀张振武（武昌起义首义者），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宋案”真相大白后，全国舆论哗然。宋的鲜血虽然唤醒了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人，但国民党内仍然意见分歧。孙中山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武力讨袁，胡汉民支持孙中山的主张，他与李烈钧、柏文蔚国民党员都督决定兴兵。但广东掌握兵权的陈炯明却主张以法律解决宋案，不肯出兵，绅商不肯出钱，使胡汉民这位都督也只能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但黄兴等人与孙中山意见不同，他认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有限，对武力讨袁信心不足，因而主张诉诸法律。持有这种观点的国民党人不在少数。

    国民党人尚在争议之际，袁世凯却已经决定武力解决国民党了，为筹集战争经费，他同英、法、德、日、俄等国银行团谈判，签订了借款2500万英镑的合同。有了钱后，袁世凯即大造战争的舆论，说什么“现在看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他又借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反对其善后大借款，不服从中央，将三人免职，并派兵进攻江西。南方数省因而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由于陈炯明掣肘，广东没有起兵。袁世凯利用胡、陈的矛盾，宣布任命胡汉民为所谓的“西藏宣抚使”，由陈炯明任广东都督，以进一步离间二人的关系。

    胡汉民决定离开广东，但不是去担任“西藏宣抚使”。临行前他从省财政拿出200多万元，100多万用来偿还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广东发动新军起义与黄花岗起义时向海外华侨筹借的经费；另100万，以留学的名义发给高级官员，如发给朱执信1万元，廖仲恺两千元。这些钱的问题后来被报纸捅出来，《申报》称：“胡汉民解任拨还革命费40万，幕僚学费10万，议员、商会、军人反对。”一些港商还通电全国：“粤省民穷财尽，忽闻胡都督离粤偿还革命费竟支出百余万元之多，未交省议会公决，实属私心违法，擅权已极，商民公愤，乞维持以救大局。”在这些舆论的影响下，有些不明真相的粤军将领也提出指责。

    孙中山对此事愤愤不平，他说，胡汉民给华侨的支出只是还本，华侨当初为革命借钱，偿还有什么不对。胡汉民也指出，自己离广东时曾提出过用公款还华侨借款之事，陈炯明也说过南洋与美洲的借款应偿还，港商的借款还加了5%的利息偿还的，为什么现在却提出指责，借款的事黄兴与陈炯明都知道，不是我个人的行为。

二次革命因国民党不能统一行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国民党所控制的地区很快陷落，战斗只打了两个月。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国民党领导人被扣上“乱党”头目的“罪”名，遭到袁世凯“通缉”，无奈亡命日本。

    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他在日本聚集了部分同志，解散国民党，放弃妥协的议会活动，并组建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党领导革命，孙中山认为这样才有胜利的希望。

    新组建的政党叫中华革命党。从以往一些人不服从孙中山的领导的教训出发，孙中山在誓词里加上了“愿牺牲一己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段话，并要求入党的人在誓词上印上指模，又规定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种。黄兴等人对这些要求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忠于个人，不够民主、平等。胡汉民既想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又想团结持不同意见的人，于是采取折中的办法，主张将誓词中的“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改为“服从中华革命党的总理”，由于陈其美反对胡的意见，就坚持了原誓词。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黄兴将反对的人组成“欧事研究会”，以到美游历结束了这场纷争。孙中山当选为总理，胡汉民任政治部长，并协助孙中山拟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作为党的纲领。

    中华革命党成立的主要任务是军事讨袁。孙中山在袁世凯称帝后组建中华革命军，胡汉民受命组织西南军总司令部，并曾两次去菲律宾筹措军费。胡汉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主编《民国》杂志，这是中华革命党的机关刊物。他在该刊物上不断载文揭露、抨击袁世凯专制独裁，媚外卖国，阴谋称帝的罪行，鼓吹进行三次革命，指出“袁氏多诈，更有人教猱升木，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这时期他发表的主要文章有《亡国之外债》、《强有力之政府辩》等。

    1916年4月，孙中山与胡汉民等革命党人秘密从日本潜回上海，胡汉民受命协助陈其美策划反袁的军事行动。这期间，杨度组织的筹安会正为袁世凯积极鼓吹帝制大造舆论，胡汉民针锋相对，发表《警告杨度书》，指斥他“躐等求荣”、“卖文求禄”。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与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发布讨袁檄文，组织护国军兴兵讨袁，护国战争开始，贵州、两广、福建等相继响应，宣布独立。袁世凯的北洋将领也有许多人不赞成他搞帝制，在内忧外困中，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但还占着总统的位置，直到1916年6月6日病死。

    非常遗憾的是值此革命关键时刻，黄兴因胃血管破裂，吐血不止，于10月10日溘然逝世，年仅43岁。被视为革命党军事领导人，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领袖就这样于最需要时英年而逝了。

无独有偶，不过一个月，11月8日，反袁英雄蔡锷因患喉癌，在日本福冈医院不幸病逝，年仅35岁，比黄兴还小很多。

    二人均被隆重地葬于长沙岳麓山之阳，他们的去世是民国的重大损失。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控制着北京政府，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认为“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孙不得不再次对段的毁法横行的专制进行斗争，这就是著名的护法运动。胡汉民有《记事》诗一首，表达了他对时政的忧虑：

    形胜居然占上游，将军跋扈死方休。

    中州多故谁为政，江右无人我始愁。

    孙中山一方面联合桂系、滇系军阀宣布两广自立；一方面派胡汉民、廖仲恺代表孙中山与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进行谈判，同时积极争取国会中原国民党议员的支持，与现在的政府进行斗争。胡汉民还到两广积极活动，会晤当地实力派，陈述西南联合护法的必要，利用军阀间的矛盾，以达到宣布两广暂时自立的目的。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因到广东的国会议员130人，不足国会开会的法定人数，故称非常国会），决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法大纲》，军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9月10日，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胡汉民被任命为交通部长，负责联系各方力量。南北对峙局面形成。

    与孙中山结盟参加护法运动的主要是西南军阀，他们搞护法的目的是为了抵制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他们不真正支持孙中山的主张，而是拉大旗，做虎皮，保存和扩大地方实力。由于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不但不听孙中山的号令，反而在1918年5月4日操纵国会非常会议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唐绍仪、孙中山、任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唐继尧等7人为总裁，以政学系头目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于次日辞职。

    正当孙中山因护法运动的挫折而处于苦闷之中时，北方吹来十月的风，苏联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了希望。1919年10月，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加“中国”二字，以示与前国民党之区别），以吸收社会更广泛的各阶层人士参加，壮大革命力量。

 孙中山指派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创办了《建设》月刊作为党的刊物。该杂志连载了孙中山的《发展与实业计划》，也发表了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胡汉民在他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这个学说中，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胡汉民还翻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卷的一些段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还用唯物史观研究道德学识与社会问题，为此写了《阶级与道德学说》、《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庭制度》等文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帝反封的思想比较兴盛。“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以社会主义思潮为主流的，因而《建设》杂志刊登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译著和文章，是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的。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以三民主义为出发点的，并且完全是从学术角度探讨的，没有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将理论付诸实践，因而他决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为便于在新形势下更有力地推动革命，孙中山决定建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广州非常会议开会，决定在广州另组中华民国政府，并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任总参议兼文官长。他协助孙中山建立一系列保障人民权利、改革吏治的法令和措施，主要的有颁布工会法，承认人民有集会结社权、游行罢工权，支持工人运动，推进民主政治等。

    胡汉民不是唯唯诺诺、阿谀奉迎之辈，他对孙中山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能提出来，避免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一天，孙中山来到胡汉民的办公室，顺手打开一个公事箱，发现里面有好几份自己签发的手令，没有发出，孙中山当即满面怒容，大声斥责：“你竟然敢擅自扣发我的手令！”胡汉民始终凝神倾听，待孙中山停下来后，他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孙中山答：“没有了！”胡汉民将公事箱倒扣桌子上，将扣下的孙中山手令逐一解释：这是人事不当的任命，那是时机不合的调遣。解释完后，胡汉民说：“即使在专制时代，也有大臣封驳诏书、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例如唐太宗将以给事中郭承嘏为华州防御使，给事中卢载因郭公正守道，屡次封驳，以为他不宜置之外郡，因而他封还这道诏书，太宗欣然接受，立即开复郭承嘏的原职。先生你还记得你在起草中华革命党的誓词时也有‘慎施命令’一条吗？”

    胡汉民把孙中山说服了，孙承认：“还是你对。”此时亦到了下班时间，李宗黄参议过来圆场说：“下班了，一起到太平馆吃肥鸽，由我请客。”孙中山说：“好哇，不过这次是我不对，还是我来请客。”胡汉民说：“太平馆人多杂乱，先生不适宜在那个地方吃饭。如果先生真想吃，我让太平馆送到司令部来吧。”

 孙中山曾对人说：“余与汉民论事，有许多时候出现争论。多数情况下都是汉民正确的。”由于胡汉民直言上谏，孙中山虚怀若谷，两人关系反倒愈争论愈加密切。

    （五）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在平定了广西后，在桂林设立北伐的大本营，准备借道湖南，直取武汉。胡汉民出任大本营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筹划北伐。

    然而，手握军权的身居粤军总司令、军政部长、广东省长要职的陈炯明反对北伐，以保住他的广东地盘。为此他与北洋军阀勾结，阴谋叛乱，策划了谋杀坚决支持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事件。邓铿，字钟元，广东惠阳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与难得的军事人才。曾任都督府陆军司长、中华革命军广东总司令。因其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为孙策划弹械饷糈的接济而被陈炯明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2年3月中旬，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与段祺瑞的密使周善培从北方到了香港，商谈联合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之事，邓铿和谢持由广州专程赴港迎接。邓铿起程时，陈炯明表现得异常热情，亲自送到楼梯。邓根本没有想到陈的微笑中隐含着杀机。3月21日，邓铿由港返粤，在广九铁路大沙头车站下车，在车站外遭凶手射杀，连中数弹，子弹穿透胃部，流血倒地，随行人员紧急将其送往粤军总司令部，由军医抢救。邓尚清醒，说：“我知道参谋长地位危险，可是我觉得自己人何必杀自己人？”有人便问邓凶手是谁，邓铿答：“我认得，可是真料不到他杀我。”大家追问凶手姓名，邓则摇头不答。因伤势重，邓铿转往韬美医院治疗。邓已感到自己可能不治，对家人说：“身为革命党人，为国家牺牲，是值得的。不过天下容不得好人，只能为此叹息而已。”3月23日，年仅38岁的邓铿去世。邓铿赴港时，除粤军总司令部重要人物知道外，别人都不知道，因此案件很快告破。是陈炯明派其族弟陈远生唆使黄某收买凶手谋杀。

    邓铿遇难的情况传到桂林，孙中山、胡汉民、许崇智、蒋介石都极为悲痛与愤慨。他们决定回师讨伐陈炯明。当讨伐军进逼广州时，陈炯明逃往惠州；从大局出发，讨伐军决定继续北伐。陈炯明却借机又率部开进广州，并提出“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其对象指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为制止陈炯明叛乱，孙中山冒生命危险回广州坐镇，试图说服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等人。行前胡汉民认为此行十分危险，极力劝阻孙中山，免受陈炯明的包围，但孙中山为了革命毅然前往，命令胡汉民留守韶关大本营，自己率卫士在6月1日回到广州。

    6月16日，陈炯明悍然发动叛乱，派兵4000人进攻总统府，孙中山在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等人护送下步行出总统府，因是在深夜中，孙中山夹杂在叛军中前行，叛军亦认不出。孙中山来到海珠的海军总司令部，在总司令温树德的陪同下先到楚豫舰，后登永丰舰，率海军舰队与叛军作战。总统府50余卫士顽强抗击叛军，歼敌300余人，自己也伤亡三分之一以上，在混乱中副官马湘、黄惠龙掩护宋庆龄脱险，亦来到孙中山座舰。

 胡汉民得知陈炯明叛变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率部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双方在韶关激战。由于返粤的第一师梁鸿楷部陈修爵团投降叛军，7月29日北伐军失利。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离开广东前往上海，他的革命事业又一次遭受巨大挫折。

    陈炯明叛变使胡汉民颇为感伤，1923年春，他在杭州拜秋瑾墓时写下一首七律，表达内心的困境：

    见说椎秦愿已酬，那知沧海尚横流。

    我来风雨亭边过，不是愁时也欲愁。

    陈炯明的叛变深刻地教育了孙中山，他决心加速国民党的改造。1922年8月，他会见了专程来上海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越飞，月底，又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多次跟着参加会见的胡汉民赞同孙中山的意见。

    11月中旬，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代表59人开会，审议国民党改进案。汪精卫被推为国民党改进宣言起草委员，这个宣言确立了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即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中心。

    广州叛变的陈炯明后来在许崇智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队的夹击下退回惠州，孙中山决定重新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1923年1月22日，他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不过，陈炯明走后的广州也未得安宁，桂系军阀沈鸿英与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勾结，在广州兴风作浪。1月26日，他借杨希闵、刘震寰名义，邀请胡汉民、邹鲁及粤军将领魏邦平、陈策等到江防司令部开会，讨论陈炯明撤出后的问题。在开会之前，他与杨希闵商定在会上抓捕魏邦平。杨希闵没参加会。开会时，沈鸿英与魏邦平发生争执，沈的部下开枪，不仅射击魏邦平，也向胡汉民、邹鲁、刘震寰射击，会场大乱。两名卫士保护胡汉民冲到楼下，卫士被流弹打死。杨希闵的部下杨如轩等不愿事态扩大，便令卫队护送胡汉民、邹鲁回省政府。沈鸿英派人在路上截击，却误伤了自己人。

    后来胡汉民帮助孙中山平定了沈鸿英与陈炯明的叛乱，使广州得以安定。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在联俄联共问题上，大会争执得很激烈，国民党元老中廖仲恺是坚定支持孙中山联共政策的。

邓洁如、林直勉、张继、冯自由基本上持反对态度。这些右派人物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要“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他们还认为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将会使国民党“蒙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援助”，在讨论党章时他们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要求“只能有一个党籍”，借以排斥共产党。

    孙中山断然驳斥了这些错误论调：“我国革命，向为多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他认为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才是中国真正可靠的朋友，并对这些右派人物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

    李大钊发言指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事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为个人私利与团体的取巧。

    胡汉民基本上持折中态度，缓和了双方的矛盾。胡汉民说：“至于兄弟的主张，却介于汪廖两先生之间，兄弟以为当时正值欧战以后，中国的社会问题骤然风起云涌。本党从来提倡民生主义，而以前许多同志都不注意。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诚心与我们合作，便容他们加入本党亦未尝不可。”“凡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后如果随时发现了他们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活动，足以危害本党的，我们应该随时加以淘汰。”

    胡汉民还提出：“现听大家的议论，实际上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的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上已订有专章，似乎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胡汉民把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用纪律的问题而不是党章的问题加以调和，从而否定了排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企图。

    由于孙中山的坚定态度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施。正是这一合作使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局面，并最终结束了清朝被推翻后，祸国殃民几近20年的北洋军阀对国家的罪恶统治。胡汉民为实现这一合作，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促成，自然功不可没。

    大会选举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党员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决定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设立执行部，由中央各执委分头负责。胡汉民任上海执行部常委兼组织部长，汪精卫与叶楚伧是另二位常委。毛泽东、恽代英分别任组织部、宣传部秘书。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中央派出的最重要的机关，主管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四省一市的党务。在胡汉民领导下发展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改组，筹建各省、市、县党部，党务工作较出色，革命形势也有了新局面，但胡汉民看到共产党员越来越得民心，渐渐开始担心共产党对国民党构成威胁；当然，尽管有这种认识，但他还是基本上执行了孙中山的政策。

    （六）从代理大元帅到失势

    长期的革命斗争所受到的挫折使孙中山认识到必须有自己的可靠的武装力量。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在广州黄埔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率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出席。已崭露头角的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胡汉民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

    7月，国民党设立政治委员会，孙中山为主席，委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鲍罗廷为高等顾问。这时孙中山正患肝病，命胡汉民代理大本营事务，即为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主政期间，国民党右派势力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中央监察委员邓译如等联名提出反共议案。根据国民党一大精神，胡汉民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否决了他们的提案，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9月11日，孙中山乘江浙战争爆发，去韶关督师再次北伐。广东商团军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购进枪支1万支，子弹300万发，乘主力部队在韶关之机阴谋发动叛乱。广州政府当即将这批军火扣留。商团便煽动全市罢市，并派2000商团军到大元帅府，要求发还军火。时任广东省长的廖仲恺因主张严办商团却不能实行，愤而辞去广东省长职务，由胡汉民接任。胡采取了妥协的策略，发还商团枪支4000支。这助长了商团的嚣张气焰，他们在双十节开枪打死游行群众20多人，打伤与抓捕数十人。10月9日，孙中山手令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应对商团叛乱这样突发的事件。委员会成立时，孙中山任会长，委员有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这个十分重要的组织包括国民党党政军的主要人物，却没有胡汉民。10月13日，在韶关督师的孙中山令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镇压商团叛乱时，胡汉民才于次日参加革命委员会，并任代理会长。因为人们很清楚，形势需要胡汉民来协调军政关系。

胡汉民当时没有进革命委员会是因为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反对，他亲见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胡汉民加入，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信认为应该让胡汉民加入，孙中山复信说胡汉民反对以俄为师的党的政策，加入反多妨碍。孙中山电告胡汉民，不让他参加是为了“留有余地”。胡汉民反对以俄为师的党的政策主要是指胡汉民认为鲍罗廷身为顾问操纵国民党事务是不对的，鲍罗廷因而不信任胡汉民，两人关系不好。孙中山当时希望学习苏联的经验，并获得苏联的军事物质援助，对鲍罗廷的意见不能不尊重，而胡汉民又是他的主要助手，孙中山只有在鲍罗廷和胡汉民的关系中起调和作用。鲍罗廷与胡汉民关系不好也成为后来胡汉民失势的一个因素。

    孙中山严令胡汉民收缴商团枪支，“万勿再事姑息”，商团叛乱在黄埔学生军的镇压下平息。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大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祺瑞联合控制北京政府，他们各怀不同的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身患肝病，毅然北上，由胡汉民留守广州。此时的胡汉民除代行大元帅之职外，还兼政治、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胡汉民一生事业与权力的顶峰。

    龟缩在惠州的陈炯明乘孙中山病重之机与江西军阀方本仁联合进攻广州。胡汉民发表东征宣言，组织蒋介石率领的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东征军，将陈炯明击溃。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因患肝癌不治，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而且，正当胡汉民和许多革命者处在巨大悲痛之际，广州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此时期阴谋叛乱。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实行军事统一、民政统一、财政统一，军需独立，各军接受党的政治训练。6月5日免去杨希闵、刘震寰的职务，随即开始讨伐杨、刘的军事行动，将他们击败，二人仓皇逃到香港。

    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在他逝世后，有三个人可能成为继承人。一个是胡汉民，他身居代理大元帅、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但他是反对联俄的。在联共上，孙中山在世时他持调和态度，但反俄必然反共。孙逝世后，胡汉民渐渐转为坚决反共。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谁要想成为最高领导人，必须得到苏俄与中共的支持，也要得到军队的支持。胡汉民与革命军的主要领导许崇智关系也不好。从为人来讲，胡善于调和，缺少果断与魄力，又加说话常常伤人，党内的支持率不高。他的长处是擅长理论。

    另一位廖仲恺，是国民党内的“左”派，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国民党内“左”派的力量并不是强大的，因而廖也不能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

第三人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而名扬天下，是总理遗嘱的起草人与亲承人，此时他在国民党内基本上持中间偏左态度。因为在国民党一大后伪装成三大政策的支持者，而获得苏俄与中共的好感，他又极力拉拢有军事实力的许崇智与蒋介石，使他们站在自己这边。汪精卫能说擅讲，处事圆滑，有纵横捭阖的权术智谋，这一切使他处于优势。

    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决议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发出11张选票，收回的选票也是11张，汪精卫以全票当选，这说明他投了自己一票。汪后来又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除主席外只设三个部，军事部长许崇智、财政部长廖仲恺、外交部长胡汉民。

    这一形势的出现使胡汉民及其追随者颇感意外，后来得知汪精卫的上台是廖仲恺与共产党大力支持的结果，因而对廖极为不满。

    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前，胡汉民同汪精卫、廖仲恺商定了国民政府委员人选名单，后来汪精卫与廖仲恺背着胡汉民改动了名单，并在报纸上发布，造成既成事实。当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名单时，胡汉民才知道有了变动，非常生气地对汪精卫、廖仲恺、鲍罗廷说：“已经研究定下的政府组织名单，没有经过与我研究就偷偷修改并擅自发布，这是搞的什么动作！先生去世了，我别的可以不问，但不能不问党。我们之间，仅就历史渊源而言，也决不能这样搞欺骗。”

    国民政府只定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胡生气地说：“我不懂英语，当什么外交部长？”盛怒之下想出国，经别人劝解方才留下。

    （七）在廖仲恺被刺前后

    由于廖仲恺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国共合作中起主要作用。他本人身兼国民党中常委、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国府委员、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并任命一些共产党员在政府中担任一些负责的职务，如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秘书彭湃、工人秘书冯菊坡。这些当然引起国民党右派人物的不满，再加上他在选举中支持汪精卫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更是旧恨添新仇，右派决定杀掉廖仲恺以打击左派势力。

    一些重要的右派人物胡汉民、邹鲁、吴铁城、孙科、林直勉、胡毅生在胡汉民家集会，密谋策划对付廖仲恺的问题。会上有的主张杀廖，有的主张打倒廖，因意见不统一，开了11次会亦无结果。后来胡汉民堂弟胡毅生及其密友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又在“文华堂”和魏邦平家多次密谋，策划了对廖仲恺的暗杀行动。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与妻子何香凝从家乘车去越秀南路89号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中执委第106次会议，路上遇到国民政府的监察委员陈秋霖，陈正要找廖仲恺商量事情，廖便让他一同上了汽车。至中央党部，廖、陈二人登上门前第三级石阶，从中央党部的骑楼下突然冲出二人，举枪便朝廖、陈二人猛射，大门铁栅内也同时有人开枪。廖仲恺身中4弹，有2弹击中头部，立即倒在血泊中！陈秋霖也中一弹，鲜血外流，他向前挣扎几步倒下。廖仲恺卫士立即开枪，与凶手对射，一凶手被打伤在地，卫士亦中弹受伤倒下。

    何香凝一面大喊：“有人行刺，快捉人呀！”一面弯腰去扶廖仲恺，随着几声枪响，几颗子弹从其头顶飞过。何若不弯腰，也会被击中。凶手们见目的达到便立即逃走了。

    平时中央党部门前都有警察站岗，唯独廖仲恺被刺这天却没人站岗，所以何香凝喊了一阵，并无警察出来抓人。何香凝与中央党部妇女部一女干部刘家桐两人将廖仲恺、陈秋霖扶上汽车紧急送往医院。路上廖仲恺即去世，年仅48岁！陈秋霖在两天后亦不治身死。

    廖仲恺被刺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即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缉捕凶犯。还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周恩来、杨匏安等在内的检查委员会。朱培德为检查委员会委员长。

    案件以被廖仲恺的卫士打倒的凶手陈顺（被捕后因伤势重，两天后即死）的手枪是粤军南路司令梅光培签发的为突破口，发现朱卓文、郭敏卿（被捕后伏法）为最大嫌疑人。此外林直勉、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亦参加了这次精心密谋的暗杀活动。汪精卫下令逮捕这些嫌疑犯。朱卓文、胡毅生等已逃走，只抓到了林直勉、梁鸿楷。

    8月25日晚上，由汪精卫、蒋介石派遣的50多个黄埔军校学生直扑胡汉民家，并指示若“逃捕”即可就地处决。时胡汉民住在大哥胡青瑞家中，他刚刚就寝，就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意识到是来抓捕，急忙穿上衣服从后门逃出。胡汉民推测此事与汪精卫有关，一时性起，就直奔西华二巷汪精卫的家，要说个明白。

    汪精卫不在家，他的妻子陈璧君听了胡汉民的陈述后，还记得胡当初救汪精卫的事，对汪的做法非常生气，立即给汪精卫打电话，问：“胡先生到底儿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去缉捕？”汪精卫此时正等待有关胡汉民的消息。在汪看来，过去的情谊早已荡然无存，现在正好是借机除去这个政敌，以便夺取大权的时候，便振振有词地说：“反动派就是要抓，抓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陈璧君说：“胡先生现在我们家里。”汪精卫一听，气得摔下话筒。陈璧君怕出意外，当夜便让胡汉民住在家中。

 抓捕胡汉民的信息传扬出去后，汪精卫、蒋介石顾虑到右派势力，暂时将胡汉民的事搁置起来。以后胡汉民在古应芬等人的保护下住到黄埔军校。不久，蒋介石告诉胡汉民，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希望他去俄国休息一个时期。胡汉民在黄埔实际上是处于软禁状态；胡觉得出去总比软禁好，就同意了这一要求。9月22日，胡汉民偕朱和中、李文范、杜松及女儿木兰等5人乘船赴苏。

    在胡走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了关于处置廖仲恺案的布告：

    自8月20日廖、陈两委员被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查悉主谋唆使嫌疑犯人，并同时发觉不萧军队阴谋勾结，危害政府一切情况，并于25日将嫌疑犯人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等通缉归案讯办，并将谋危政府叛迹已露之军官梁鸿楷等逮捕，及将所属部队分别解散，收编各在案。郑润琦等包藏祸心，与梁鸿楷等串通一致，政府令其驻屯东莞、增城、宝安等处，责任重大，乃甘为反革命之鹰犬，以谋危国民政府，实属军队之败类，民国之罪人，故于本月19日令广州卫戍司令部相机处置，以破凶谋，而息乱源。

    这个官方公告所说的嫌疑犯没有提到胡汉民，不久发表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第196号通告说：“胡汉民同志（因）乃弟毅生为廖案要犯，颇感不安，曾赴黄埔回避数日，政府以汉民同志毫无关系，仍根据7月初之决议派赴欧美。”

    胡汉民认为廖仲恺被刺原因一是军阀的作用，被打倒的军阀如滇桂军不平，未被打倒的不安，这种不平与不安使他们决定采取行动。二是廖仲恺亲共，孙中山一死，反共势力猖獗，控制了国民党，廖仲恺自然成为被清除的对象，对廖这种地位很高的党国元老，只有采取暗杀的办法除掉。

    在赴苏的船上，胡汉民写了一首七律：

    稚子牵衣上远航，送行无赖是秋光。

    有云遮处山仍好，待月来时夜渐凉。

    去国屈原未，人叔子太荒唐。

    浮屠三宿吾知戒，不爱他乡爱故乡。

    诗中以屈原、羊祜（晋初名臣，以正直、不搞阴谋而著名）自况，认为说自己害人是荒唐的，将来要东山再起。

    访苏期间，胡汉民向共产国际提出国民党加入问题，遭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婉拒，认为国民党的加入会使帝国主义势力将国民党看成是自己的敌人，这将对国民党不利。因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斯大林与胡进行了晤谈，斯大林强调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会弄巧成拙；胡汉民则对苏共、苏联进行了言不由衷的赞扬。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廖仲恺被刺案逐渐淡漠，更重要的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元老地位及其影响，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不在国内的胡汉民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

    在苏联访问了半年的胡汉民回国时却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右派邹鲁等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召开了反共反国民党“左”派的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反动决议。参加会议的史称“西山会议派”，还装成革命样子的蒋介石、汪精卫不希望被视为右派总头目的胡汉民回来增强右派的势力。胡则采取灵活策略，表示要同国民党中央保持一致，才将这个障碍扫除。

    第二个原因是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借口中山舰有“无故移动”的“不法行动”，“有变乱政局之举”，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扣押了黄埔军校与第一军中的多名共产党员。

    蒋介石的这些重大举动都未与汪精卫研究，事后以共产党要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为借口，给汪精卫送来一封信为自己辩护。汪气得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不与我商议，这不是造反吗？”但对握有军队的蒋介石他也无计可施。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将蒋介石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大权在握的蒋介石才假惺惺地发表声明，要汪精卫、胡汉民回来主持党政。

    （八）因幻想支持蒋介石

    胡汉民回国后在上海从事一段时间翻译工作，并密切关注局势，与西山会议派保持联系。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而此时汪精卫当时反共的面目没有暴露，作为国民党右派领导人物的胡汉民自然就站到了蒋介石一边，一心夺权的蒋介石也十分需要这位“党国元老”助自己一臂之力。

    胡汉民决定到南京助蒋时说：“我当时从苏俄回国，在上海从事著述。十六年（1927年）春，共产党在武汉益形猖獗，一批莫名其妙的同志，还曲解总理的所谓三大政策，高唱着联俄和容共，党亡国危，很多同志来找我商量大计。我在苏俄六月，深知苏俄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便坚决说，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反共清党不可，询谋佥同，我才入了南京，帮各同志的忙，彻底反共。”对自己的反苏反共言行，胡曾辩解说：“兄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许有几分赞成，但决不赞成苏联共产党。”

  蒋介石原打算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全会的名义建都南京，因全会不足法定人数作罢。胡汉民提议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开会定都南京，得到赞同。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任常委，胡汉民主持政府工作。他在发表演说时要大家：“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革命阵营。”他发出的第一号命令就是要蒋介石“通缉共产党首要鲍罗廷、陈独秀等197人”。胡汉民还为国民党制订了具有指导性的“清共原则”6条，攻击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甘为苏联工具”。

    胡汉民在《清党的意义》一文中甚至说：“我们过去的清党只是把不良分子清出党外就完了，我们这次的清党是要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它遗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公开反共后，汪精卫还以革命面目出现，在武汉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与蒋争权。但共同的反共反人民的利益驱使他们终于“宁汉合流”，南京、武汉的国民党政府开始走到一起。汪精卫表示愿意“和平统一”、“迁都南京”。南京的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通电表示欢迎。

    汪精卫虽然愿意到南京去，但坚持一个条件，那就是蒋介石下台。这对刚刚登上宝座的蒋介石真可谓“房漏偏逢连夜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本来与蒋就是貌合神离，此时也落井下石，开始倒蒋。又逢孙传芳的军队直逼长江，威胁南京，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战斗也在津浦路上失利。在上述种种不利因素的作用下，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胡汉民同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到沪挽留，此时蒋已回到奉化老家。胡汉民等在关键时刻，立即宣布与蒋介石同时引退，这使蒋介石十分感动。

    这时的南京政府由于蒋、胡的引退，一时出现权力真空，西山会议派与桂系实力派都想乘机掌权，也都想利用胡汉民这块有影响的党国元老牌子。汪精卫到南京后，试图组成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为壮大势力，也想请胡汉民协助。胡汉民一时成了各方争夺的香饽饽，但这些都遭到了胡汉民的拒绝。

    胡汉民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国民党各派势力的斗争形势还不明朗，或者是他不满意某个派别的人物或观点，或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汪精卫为了名正言顺地确立他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提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但遭到胡汉民的坚决抵制。当时胡汉民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因蒋介石的下野而离开南京，住在上海。汪精卫放下架子，偕谭延、孙科、宋子文亲赴上海请胡汉民等与会，结果是热脸贴上个冷屁股，胡汉民居然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汪精卫只好在9月10日邀请在沪的国民党要员召开非正式会议，交换全党团结的意见，20多名国民党名士与会，唯胡汉民、蒋介石这样权倾一方的大人物因与汪不和而未出席。

经过三天的争争吵吵，各方力量组成了32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其中包括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9月20日改组南京政府，组成政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谭延、蔡元培、李烈钧等人任常委；同时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14人组成。很显然，这种组织不过是各派暂时妥协的松散联盟，势不能长久，很快，汪精卫即在桂系军阀和西山会议派的攻击下到欧洲去了。胡汉民独木难支，也同孙科、伍朝枢到南洋、欧美各国考察去了。这一切为蒋介石东山再起提供了机会。

    1928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担任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建立起独裁专制的政权，成为无人再可与其平起平坐的“领袖”。

    胡汉民在赴欧美等国考察的7个多月时间里，按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协议负有宣传国策，敦睦邦交和致力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等使命，胡汉民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此期间，给蒋介石寄来了《训政大纲草案》，提出根据孙中山设想的中国民主政治三部曲，现在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开始训政时期，为将来进入宪政时期作准备。胡汉民还幻想通过“训政”可用“以党治国”来制衡蒋介石的“以军治国”，殊不知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国民党，利用他胡汉民来为自己的独裁服务。

    1928年8月末，胡汉民从欧洲回到香港。受到掌握西南的地方实力派陈济棠、陈铭枢的热情欢迎。他们希望胡汉民这位元老加入西南势力，可以大大增强与蒋介石抗衡的能力；如果胡汉民不肯加入，也希望胡成为反蒋派领导人；就是不希望胡去帮助蒋介石。

    胡汉民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政客认为，现在全国统一，大局方定，国民党内不应再闹不团结了，应集中力量搞革命，搞建设，国家与国民党才有希望。他只在香港待了三天，便到上海。蒋介石也正想用胡汉民这位党国元老为“统一”、“团结”装饰门面，便派张群等到上海迎接胡，向胡汉民表示合作的愿望。胡先后与吴稚晖、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举行了会谈，蒋介石也特意到上海与胡汉民长谈。

    胡汉民还认为：“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上治天下。汉高祖还有一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受他利用。”这个“人”指的是汪精卫，胡汉民当然不希望汪代替自己与蒋介石合作。“我到南京，不是帮助个人，而是想帮助中华民国，完成中国国民党的使命”。“应该把对人的观念改变为对事的观念”。

胡汉民幻想由蒋主军，他主政。胡汉民很赞赏土耳其总统基马尔的作风，基马尔在打败了希腊以后就功成身退，到处游山玩水，沉醉在美酒女色之中，把国家交给一只眼的内阁总理伊斯默去管。胡汉民也很希望蒋介石当基马尔，自己当伊斯默。这说明胡汉民这个学究式的政客根本没有看清蒋介石的野心。

    胡汉民的老朋友邓泽如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性，认为胡汉民加入南京政府必受蒋左右。有一次他在竹笼内装一只小黄雀赠给胡汉民，暗示胡就是那只小黄雀，日后果然应验。

    胡汉民到南京后，国民党中常会将其与孙科增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通过了胡汉民所提议的《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的组织法，以党治国的统治体制和中央政治会议的性质、权限等。有人评论说：“中央组织之初具规模，训政纲领之明确厘定，以及各种规章之树立，（胡）先生擘画之功亦甚显著。”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批准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这个职务对理论家胡汉民很适宜，从此开始蒋这个军阀与胡这个政客的合作。

    蒋介石虽然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他所控制的范围只是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占全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地区均为地方实力派控制。形成新的军阀割据局面。这些军阀都想增加军队，扩大势力。当时全国除东北、云南、四川外，共有军队220万人，每年需军费4亿多元，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5亿元。蒋介石以北伐成功为名与主要的军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开会，提出裁军，并建立编遣委员会。蒋介石想借机削减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自然引起这些实力派的不满。

    冯玉祥先发难：“总司令提出裁兵，无可非议，但是裁遣的对象，首先该是总司令收编的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20万部队，不应先裁北伐有功的部队。况且奉系还控制着东北，应将东北问题解决后再裁军。”

    阎锡山立即附和说：“焕章（冯玉祥字）说得对，东北问题未解决，还要打仗，怎能裁兵。”

    李宗仁也赶紧帮腔：“虽然裁军有利于民，势在必行，但焕章兄说得很有道理。”

    冯玉祥见有人支持，便嘲讽地说：“总司令老弟（冯与蒋是换帖兄弟），你的兵天天大鱼大肉大米饭吃着，身体有多棒，裁弱留强，当然得留你的兵了。希望也给我们留几个窝窝头，一块老咸菜啃啃，不然，就要把我们饿坏了。”

    蒋介石嘴上说：“焕章大哥真会说笑话。”内心里却气急败坏，恨不得一刀宰了几人。

    蒋介石只好请胡汉民、戴季陶、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党国元老参加编遣会为其助威。胡汉民给他的学生，控制广东的李济深写信，动员他出席编遣会，胡汉民还在中央无线电播音台向全国宣讲《整编军队的十大意义》。在政治上可以消除军阀，防止共产党，促成国家的统一；在军事上，可以使军队精干，增强战斗力；在经济上，大大减少军费开支，提高人民生活。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召开；胡汉民这位非军事人物以党国元老身份列席助蒋，由于各军阀的抵制，会议连编遣实施办法这个实质性的问题都未讨论，胡汉民大为不满，他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有针对性地发表《贯彻始终以求实现》的讲话，但也只是说说而已。

    桂系李宗仁非但不缩编，反而发展成为拥有十万余人的庞大军事集团，并占有两湖地区，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3月26日，蒋介石下令讨桂。新的军阀战争开始了，胡汉民立即摇唇鼓舌地配合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大上，胡汉民说讨伐桂系，就党的立场来说，是以革命的势力消灭反革命势力；就政府立场说，是以中央讨伐兴兵作乱的叛将。胡汉民还以大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开除桂系首领李宗仁、李济深的党籍。蒋介石在6月下旬将桂系打败。

    蒋介石对桂系作战时，已经把冯玉祥列为下一个讨伐对象。讨桂战事一结束，蒋便宣布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并用策动冯部下主要将领叛变等策略很快将冯玉祥打败。胡汉民对此又在中央党部、立法院纪念周发言，说冯玉祥“背叛中央，破坏统一，割据地盘，勾结异族”，强调“我们目前的重要革命工作，是迅速铲除军阀”。

    李宗仁、冯玉祥的失败使阎锡山坐不住了，他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下一个被打击的目标，于是他积极联系桂系、冯玉祥还有的力量以及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组成以他为中心的反蒋联盟，与蒋介石开战。胡汉民为配合蒋的军事行动，呼吁党内“赶快团结！集中！联合！统一！赶快打倒一切含有封建思想与分化作用的东西。”胡汉民还说，凡是国民党员，如果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了全民族，而是为了局部的狭小利益，那就是反革命。不服从编遣的，就是新军阀，也是反革命。并指出这些人只能走向坟墓。

    蒋、李、冯、阎进行的这场中原大战，由于张学良出兵助蒋，使蒋介石取得胜利。应该说，胡汉民帮了蒋介石不少忙。

    （九）国民政府立法的奠基人

    作为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认为：三民主义是要开创一个立法的新趋势，这个新趋势，将使今后中国的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与过去中西立法制度完全两样。

    胡汉民认为中国有史以来的封建立法是为家庭服务的，西方的立法是为个人的，苏俄的立法是阶级的，三民主义的立法是社会的，寻求的是“社会力量平衡”。胡汉民说孙中山把政治的自由与秩序比作力学中的离心力与向心力，只有两者平衡，社会才能稳定。胡汉民还认为“人在法律上有无人的资格和地位，完全以他是否有益于社会或有损于社会为判断，可见社会生活和社会生存是法律所产生的源泉”。这便是社会与人的关系。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原则：富者须因社会共同利益而利用其财产，社会始承认其权利之存在。恰如劳动者之不能懒惰，须为社会利用其劳动，社会始承认其权利之主张。这个观点是主张劳资调和，消除阶级矛盾。

    虽然胡汉民指出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立法原则，但事实上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言人的他又不能不主张在训政时期要“以党治国”，不是权能分开，人民无治权与政权。因此胡汉民告诫人民不可不真实守法，不可不诚心受训，不可任意捣乱现政府。

    胡汉民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抓紧时间，尽其所能，主持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从现实出发，他的立法方针第一是求社会安定，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各派军阀不断战争的；第二是保障经济发展，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第三是平衡各种现实利益。那时的社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他州”的贫富悬殊的时代。而这是他以及他制定的法律无法解决的。

    在他任院长的两年左右时间里，他先后主持制定了《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公司法》、《保险法》、《工商法》、《劳动法》、《地方自治法》、《海商法》等15种法律，基本上构建了国民党政权的法律体系。胡汉民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又是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的，他所制定的这些法律是深受资产阶级法律所影响的，有不少是照抄照搬西方法律，经胡汉民修改，是为国民党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其出发点不会是为了人民大众。虽然他是孙中山先生多年秘书与追随者，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但随着社会局势的发展变化，他也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孙中山学说，这也表现在他制定的法律上。

    如土地法。孙中山是提倡“平均地权”的，他在《民生主义》中说：“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产品，大半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孙中山对此提出的办法是：“一、私人所有土地，由政府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二、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力。”而胡汉民主持制定的土地法则没有触及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只是强调了“照地价收税，照地价收买和溢收归公”。

    当然，不应否认胡汉民所主持制定的法律中也有许多进步的内容。如在男女平等方面，离婚的规定不再是男宽女严，父母可以共同行使亲权；女子不论出嫁与否，对于父母遗产均有继承权。总的来看，在军阀混战年代，国家呈现出基本上没有法律，各自为政的割据状况，人民基本上处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状态下，胡汉民主持制定的各项法律基本上做到国家有法可依，使政府可以依法治国，这可以说是一个进步。但在专制独裁的时代，这些法律在执行时会遇到许多困难而行不通，胡汉民后来对其制定的多部刑法、民法自我嘲讽道：“我所立的法，能实行的是哪几种？我不能说，能稍稍压抑枪杆子的威权，使有枪者有所慑服的，可断言其绝无。”

胡汉民为制定这些法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两年内他主持院会121次，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可谓殚精竭虑。有一次他谈起主持立法工作的情况：“过去一星期中，兄弟除出席旁的会议外，自星期三起，连日下午主持本院民法债篇审查会议，平均自三时起至晚上十时止，足足有六小时以上的审查会议，搅到晚上睡觉，便夜夜做修正条文的梦。”自称为“开会机器”，只可惜--姑且不论正确与否--这个“机器”的产品大部分都付诸东流了。

    在外交方面胡汉民提出要废除各帝国主义国家历年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弱国无外交，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局势下，他的愿望也只能化作泡影。于是他又提出：用“提倡国货”的口号，以抵制洋货。但在经济落后、许多产品都必须依赖进口的旧中国，要做到这一点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1929年3月1日，张学良命令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向苏方提出收回中方在中东路应得权益的一系列要求，其主要部分被苏方拒绝。在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张学良决定采取强硬态度。

    1929年5月27日，中国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总领事以下人员39人。接着就是接收中东铁路，逮捕放逐苏方高级职员，这些成为7月份中苏发生边境军事冲突的导火线。12月，东北军战败，提出和谈。中国外交交涉员蔡运升就上述事件与苏方签订了《伯力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规定双方恢复冲突以前的状态。

    该《协定》承认中方不懂或不愿遵守国际公法惯例，才发生冲突。胡汉民认为这等于是我们自己承认了罪状，这份《协定》等于是苏方强加给我们的定罪书，是对我国尊严的侮辱。为挽回这件事造成的对我国的伤害，胡汉民提出该《协定》从法律上讲需经立法院批准后方能生效，于是他主持立法院会议否定了这个《协定》。

    胡汉民坚持中华民族应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不容忍外国欺辱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是应予肯定的，但他曾希望中东铁路事件能引起列强的干预，则是不现实的。这一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外交部在1930年2月发表声明，宣布《伯力协定》事先未经立法院批准，是越权行为，无效。同时，国民政府下令查办蔡运升等有关外交人员，总算是争回了一点面子。

    胡汉民不仅工作勤奋认真，且生活廉洁、俭朴，不像一些国民党高官大肆购置房地产，频频出入豪华娱乐场所，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不近女色，不讨小老婆，其洁身自好的精神在国民党高官中不多见。胡汉民的夫人陈淑子只生了一个女儿，这就断了胡家的“香火”。中国传统观念上有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陈淑子觉得对不起胡汉民，劝胡汉民纳妾，被其拒绝。他说：“如果我能对国家民族尽忠，就是没有儿子，国人也一样的尊敬我；如果我不能为国家民族尽忠，就算有了儿子又有什么用处呢？”

    立法院有一职员，娶一卖唱的女人为妾，胡汉民对此事很生气，派人调查属实后即将该职员撤职。胡汉民认为这类事政府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他却非禁止不可，绝不考虑什么个人感情关系。

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拉拢冯玉祥反对桂系，给了冯的部下几个委员、部长当当；冯玉祥反蒋后，蒋介石又用同样的手法拉拢阎锡山反冯。阎反蒋后，为拉拢张学良支持自己，蒋介石又给张学良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官衔（蒋为总司令）。上述政治手段是一些政治家惯用的，不必看得太认真。胡汉民则过于书生气，不是那么善变的，他对蒋的这些做法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之于阎、冯，我已经反对；现在施之于汉卿（张学良字），我也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名义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

    蒋介石当然不会把胡汉民的观点当成一回事，胡也因此对蒋不满，二人的矛盾形成了。过去两人闹矛盾时，常由行政院长谭延进行调解，谭延处世圆滑，八面见光，被称为“水晶球”，他与蒋、胡的关系都不错。在蒋、胡矛盾尖锐的关键时刻，谭延在1930年9月21日检阅军队时突患中风去世。死后民间有副对联对其作了恰当的评价：

    混之为用大矣哉，大摇大摆，大吃大喝，命大福大，大到院长；

    球之本领滚而已，滚来滚去，滚进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

    谭延死后，其行政院长由蒋介石兼任，加大了蒋的分量，蒋、胡之间又少了调和剂，蒋、胡矛盾愈演愈烈。胡汉民曾不无遗憾地写诗道：

    风景不殊公逝后，江山无恙我忧时；

    去年今日经风雨，正是回章索和期。

    谭延死后，胡汉民曾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但蒋未同意。因为胡汉民辞职，将要影响一批人。

    （十）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

    中原大战蒋介石取得胜利后，便想建立他个人的独裁专制统治，其途径便是通过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以合法手续当选总统，他授意亲信吴稚晖、李石曾等提出《请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案》。胡汉民当然看出了蒋介石的意图，胡认为，蒋介石的愿望如果实现，自己掌握的党务、立法机构的权力，将会被蒋介石的独裁所取代，且选举总统是宪政时期的事，不是训政时期应办的。胡汉民除了身为元老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还有元老派、广东实力派、孙科太子派、西山会议派的支持，所以有分割一部分权力，限制蒋介石的愿望。胡汉民试图用孙中山的遗嘱压蒋：“‘务须依照予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如果于此之外再要有所谓约法，那岂不是把总理的遗教一齐搁开另寻一个约法出来吗？”胡汉民经常利用立法院质询、审计大政方针的机会，阻止蒋介石一些计划的实施。

蒋介石指责胡汉民说：“召集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是中华民国能否确保和平统一，永免战祸之唯一关键，胡身负党国重任，对制定约法独持异议。”随着国民会议日期迫近，蒋介石让心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的中央组织部派遣20多人到各省去，名为视察党务，实则摸情况为蒋介石拉选票。这些人回来后一汇报，结果令蒋介石大吃一惊。将来国民会议选举总统，蒋介石只能获得选票的32%，剩下的则倾向于胡汉民。蒋是凭枪杆子起家的，加上比较专横跋扈，善用权术，许多人吃过他的亏，对他心存戒惧；胡汉民则是文人出身，一向主张法治，易于被人们接受。

    蒋介石当然不会容许选举时出现上述情况，因为那将造成事实很难收拾，他召集亲信们研究来研究去，决定由吴稚晖出面劝胡汉民辞职休养，这遭到了胡的拒绝。戴季陶提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胡汉民抓起来软禁，逼其辞职。蒋虽然意识到这是一步险棋，然而也只有这样做了。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给胡汉民送去一张请柬，约胡到总司令部晚餐，胡汉民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然而到司令部，宴席并未摆出，而是让胡进入一个里间，由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递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信，信中列举了胡汉民的5条罪状：1.勾结汝为（许崇智）；2.运动军队；3.包庇陈（陈群）、温（温建刚）；4.反对约法；5.破坏行政。信的结尾署的是蒋介石的名字。胡汉民看了后十分气愤，连声说：“找介石来，找介石来，我有话说。”蒋介石一开始避而不见，经胡汉民强烈要求，蒋只好见面。胡汉民一边替自己辩解，一边严厉斥责蒋介石：“你不对，只有我教训你，除我之外，怕没人再能教训你了。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教训你。”蒋介石理亏，也只好强辩。胡汉民后被送往汤山总司令部俱乐部软禁，因身体情况较差，于3月8日回到南京双龙巷住宅监视居住。首都警察厅派20个人持枪看守，不许外人接近。

    胡汉民被软禁的当天夜里，即以身体衰弱为名辞去党部与政府职务。另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平生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你自有明白的时候??”第二天，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提案，同意胡汉民辞去各项职务，立法院院长由林森取代。

    蒋介石胆大包天，竟敢软禁胡汉民这样的党国要员，立即引起公愤，胡汉民的亲信及反蒋势力立即以广州为基地反蒋。4月30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古应芬等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司法院院长王宠惠探望胡汉民时，卫兵阻拦，气得王抡起拐杖就打，事后提出辞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称病，都撂挑子不干了，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胡汉民因高血压，要孙科的亲信，与自己亦有深交的医官邓真德给自己看病，并借机会传话给孙科，要以两广为后盾，联系汪精卫，形成反蒋的势力，这样自己才可获救。

孙科此时是国民党中常委、铁道部长兼考试院副院长，自有一帮党羽，被称为太子派，也是国民党内不可小看的一股势力。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蒋介石亲戚，多次身居国民党要职。但蒋介石对他不像对自己儿子蒋经国那样着力培养与重用，没有进入国民党决策的核心圈子。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硕士，才高气盛，对蒋不满。此次也起而反蒋。蒋介石利用亲戚关系请孙科吃饭。席间，宋美龄不断给孙科夹菜，十分亲热地说：“哲生（孙科），我们可是自己人，他（蒋介石）老了，以后的事哲生要多帮忙。”

    汪精卫得知胡汉民被扣一事即兴奋起来，他立即发表了一篇《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指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干出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表示与胡汉民尽弃前嫌，合作反蒋。桂系的李宗仁、西山会议派等也加入反蒋的联合阵营中，至此两广反蒋局面形成。

    在上述各方势力压迫下，蒋介石采用软招子，请胡汉民出席5月5日的国民会议，但遭胡拒绝：“我身体不太好，不能出门；况且有卫兵监视，也无法出门。即使出席，怕也不好看吧！”蒋介石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召开了国民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但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没敢当总统，而只能继续当国民政府的主席。

    5月28日，按照胡汉民的意见，广州的反蒋势力宣布成立与南京对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蒋介石没有采取以往以武力讨伐异己的做法，主要是来自党内的压力。他曾说过：“切勿为无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也。”这话恰好从反面说明了汪精卫、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势力。

    林焕庭是胡汉民的亲家，他听到传闻蒋介石此时要杀胡汉民以示报复广州政府。林获此凶信异常焦虑，他昼思夜想挽救亲家性命的办法。林焕庭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先下手杀掉蒋介石。但是想杀蒋谈何容易，林焕庭思来想去只有号称中国暗杀大王“斧头党”的头目王亚樵才有这个胆量与本领，于是便密邀王亚樵的密友李少川商量此事，并将情况汇报给了孙科。孙科当然赞同，这样南京政府没了领袖，便“断梁”了，广州政府便可乘机取而代之，那他孙科就起码可以当上“副总统”。

广东的反蒋派兴奋而焦急地等着蒋介石被刺的好消息，以便到南京执掌大权，但过了许久也未见有什么动静，他们认为是不是没有将钱花到？自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像王亚樵这样专干此事的“江淮大侠”，于是便派与王亚樵关系密切的国民党粤系监察委员肖佛成和马俊超携巨款4万元找到王亚樵。王表示，不是因为钱的缘故，而是蒋介石一向戒备森严，刺杀他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恐怕辜负众位的期望。马俊超即提出刺蒋不成可刺财政部长宋子文。宋是蒋的军费来源，杀宋可以断绝蒋的财政顶梁柱，逼蒋下野，另外宋子文若被杀也可起到震慑蒋的作用。宋子文经常在南京、上海之间来往，且保卫亦不是那样严密，容易下手。王亚樵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便答应下来。他在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研究布置，决定由郑炮真去南京摸宋子文的行动规律，再定行动方案。结果后来在上海火车站刺宋子文未成，只是将宋的秘书唐腴胪击毙。

    广州政府是反蒋的大杂烩。掌握兵权的陈济棠是实力派，但他毕竟是军人。策应谋划的是胡汉民，但胡对汪精卫的联合采取了“去皮存骨”的办法，只许汪精卫加入政府，汪派骨干陈公博，顾孟余则排除在外，气得汪精卫几次想走。桂系的实力不在陈济棠之下，控制着广西。而孙科又自成势力。各派争权夺势，绝无一致对蒋可能。

    蒋介石对广州政府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闹得宁粤兵戎相见。正当双方不可开交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得不释放了囚禁近8个月的胡汉民，以求和解。胡于10月31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此时的胡汉民对国事甚为忧虑，这可以从他的《和大厂中秋感赋十用侧韵》中看出：

    新朔虽已更，旧节能勿忆？

    一日有圆蚀，万人共兴息。

    吾道岂其南，大患真在北。

    蛟龙失常驭，蛇豕食上国。

    沈茭糜有功，煎豆日惟迫。

    我亡唇及齿，天破日可塞。

    当时养兔蟾，荆文太仁恻。

    胡汉民致电广州汪精卫、孙科、唐绍仪，请他们来沪参加和平会议，他在电文中说：“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检，担负以往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之心最切。”

    10月18日，汪精卫首先率百人代表团到沪与胡汉民会晤。22日，蒋介石亦乘机抵沪，在孙科宅与汪精卫、胡汉民会见，三巨头虽各怀心腹事，此事却也只能握手言欢，以示团结御敌的局面。

10月27日，宁、粤双方代表正式会谈，根据会谈协议，蒋介石在南京、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分别主持国民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分别选出各自的中央执、监委，然后到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

    在会谈时，胡汉民反对对日妥协的态度，反对他们要求国际联盟解决日本侵略问题。胡认为，“国联只是一些帝国主义者的剧院，只是世界一些弱小民族的屠场，国联不会有正义，不会有公道，本身更不会有能力。”这个见解还是很深刻的，国联派了所谓调查团到东北走了一番不是于日本帝国主义丝毫无损吗？胡还尖锐地批评政府：“继续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唯一方针，则必国亡种灭而后已。”

    对于国民党，胡汉民也提出严厉的批评：“吾国民党执政四年，毫无建设，平日钩心斗角于对人问题，以至弄到如此，太对不起国民。若是这种甲起乙仆，对人不对事的观念不矫正，就是做到和平统一，依然不能免于亡国。”

    胡汉民、汪精卫都意识到，蒋介石必须下野，国民党内才可以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否则，目前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蒋介石也认识到，党内反蒋势力的大联合，不是枪杆子可以解决的，这是政治倒蒋，而不是军事倒蒋；蒋介石在前者处于弱势，蒋不得不决定辞职。辞职前，蒋介石对财政、人事都作了安排，为东山再起打下基础。通过这次斗争，蒋介石决定成立复兴社这一特务组织，用以对付党内外的挑战。对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这样的党内有地位、有实力的大人物蒋只能施以权术，分化瓦解，但对其他反对者，蒋介石决定用杀鸡吓猴的方法予以震慑。

    邓演达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该组织的斗争矛头是指向蒋介石政权的。邓演达先后在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内任职，利用这些关系他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并联络地方实力派，策动武装反蒋，这对蒋介石是个极大的威胁，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命根子。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因叛徒出卖被捕，黄埔革命同学会的成员想依靠军队中的关系对邓进行营救，邓演达还以为蒋介石不会对他下毒手拒绝了。当蒋介石以中央党部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位诱降邓演达不成后，立即恼羞成怒，动了杀机。他让吴稚晖与戴季陶组成秘密军事法庭，未经审判，就宣布邓演达死刑。11月29日，就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召开党代会之时，由蒋介石的卫队长王世和亲自动手，将邓演达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蒋介石如此匆忙地杀害邓演达，是顾虑到宋庆龄的营救。宋庆龄也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她得知邓演达被捕后就去找蒋介石要人，蒋介石厚着脸皮说：“二姐，这个人你是看不到了。”盛怒之下的宋庆龄将蒋介石怒斥一顿。

    一切安排妥当，蒋介石在12月15日辞去“本兼各职”。

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孙科任行政院院长，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按照会议通过的《中央政制改革案》，行政院长相当于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9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胡、汪、蒋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

    胡汉民虽然取消了广州的中央党部与政府，但另设了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保留地方实权。

    孙科任职时间不长，因财政危机改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紧接着淞沪战事爆发，蒋介石得以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胡汉民虽是中执委常委、中政会常委，但寓居香港，不到南京就职。由此形成了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的局面。

    蒋介石在日记里曾骂胡汉民是：“无人心至此”及“小人难养”，“与鸟兽不可同群”，据说这是蒋介石骂最痛恨的人才使用的语言。而胡汉民也公开说，蒋介石祸国殃民，应“自杀以谢天下”。

    因胡汉民未参加南京政府，日本企图利用他的声望拉拢他建立伪政府，以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侵华特务大头目土肥原贤二亲自到香港造访胡汉民，表示胡汉民肯出来做事，替日本效劳，日本将给予实际的援助，遭胡汉民断然拒绝：“本人与蒋先生之意见不同，实系本国之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如谓本人欲组织政府，尤无此意。”日本不死心，又派侵略军大将松井石根去见胡汉民，再次诱使胡汉民组织伪政府，结果是又碰了钉子。

    国民党的四届五中全会针对胡汉民及其影响下的西南势力提出：“中央与地方彻底树立互信之基础，推诚互掖，同循政治正规，实为达到和平统一之唯一途径。”此时的孙科已经站在蒋介石方面，他与王宠惠带了蒋、汪等国民党中常委致胡汉民的信到香港，转达南京方面的盛情，希望胡汉民去南京帮忙，但胡认为，双方的争论涉及国家与民族的存亡与三民主义政策的实行，这些是原则问题，而非个人之间的情感问题，因而拒绝到南京去。

    胡汉民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安稳，在经济上他受陈济棠的接济，但陈只是利用胡汉民这块牌子，更好地保住自己在广东的统治和“南天王”的地位，对胡汉民的各项政治主张并不感兴趣，有时还设障碍。1935年，他们之间的矛盾加深，蒋介石乘机向胡汉民表示友好，再次希望胡到南京参加政府。蒋介石之所以一再有此表示，因为蒋、汪、胡是国民政府的三驾马车，少了一驾终究少一份力量，在舆论上也讲不过去。在此情况下，胡汉民的好友邹鲁认为，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与蒋介石合作也有可能，建议胡汉民以养病为由暂时出国，以观形势发展，胡同意了。7月份，他离开香港到欧洲去。

1935年12月，胡汉民回国时，正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大唱“团结统一”的调子之时，这句话就包含胡汉民影响下的两广，为此在这次大会上还增设了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主席，由胡汉民担任，蒋介石为副，蒋还以他个人名义写了封亲笔信派魏道明到新加坡迎接时交给胡汉民，接着又派叶楚伧去香港迎接。胡汉民在香港的欢迎会上讲话时说：“政府应改造为有能力的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以负荷解国难建设国家之重任。”接着，他又去了广州。

    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半年后，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在广州病逝，临终遗嘱如下：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去世后，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将胡汉民安葬于广州市郊龙眼洞师山山腰。198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曾拨款73000元修葺。

    胡汉民去世，为蒋介石解决两广半独立状态提供了契机，蒋借胡去世要挟两广服从中央。陈济棠不服，起兵反蒋。蒋收买了陈的主力，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并使广东空军40架飞机投奔南京，将两广事变平息，解除了其多年的心腹之患。

    作为孙中山的长期追随者与秘书，胡汉民从1927年起着手搜集资料，编纂了《总理全集》，1930年完成后由民智书局出版。

    胡汉民除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之外，还著有《不匮室诗抄》八卷，《游欧诗草》一卷，被誉为诗人革命家。

    戴季陶在胡汉民去世时写的一副挽联或许可作为对其一生的总结：

    立大节而不可摇，定群疑而不可惑，操危虑深，共仰良工心独苦；

    尊德性则为明师，道向学则为益友，生离死别，怆怀今我泪偏多。

    胡汉民、张静江、戴季陶、居正四人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他们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在国民党内资深望重。张静江，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戴季陶，四川广汉人，曾任孙中山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考试院院长。居正，湖北广济人，曾任孙中山大总统办公室咨询，为“西山会议派”领袖之一，后任立法院副院长、院长。对这四位元老，有人评论说，胡汉民是“追随总理最久，辅助总理最力，而为总理所最信任、最倚重的革命先进。自同盟会以来，历次革命运动，无论军事、政治、党务都助总理运筹策划，或指挥进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汉民堪称国民党四大元老之首。

谭延闿

谭延闿（1880-1930），(注：常被误写为谭延恺)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为进士，曾任陕西巡抚和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他聪颖好学，5岁入私塾。其父规定三天要写一篇文章，五天要写一首诗，还要练写几页大、小楷毛笔字。11岁学制义文学，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之为“奇才”。1893年，谭延闿到长沙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谭父当时年事已高，谭延闿在陪同家父安渡晚年的同时，继续跟从各地名师学习时文等。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4月参加殿试，列为二等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从此具备迈入政坛的资本。同时，这也填补了湖南在清代200余年无会元的空白，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

　　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行立宪，成为立宪派首领。1909年10月任湖南咨议局议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10月底立宪派杀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后，被咨议局推举为湖南省都督。1912年7月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9月兼湖南省民政长，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支部长。1916年8月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二次革命中保持中立，被袁世凯免职。在护国战争中，为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他提出了“湘事还之湘人”口号。袁死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省长，1920年11月被赵恒惕驱逐而赴上海。1922年投奔孙中山，再次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任全湘讨贼军总司令。1923年后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兼军委会委员、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9月署理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4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1927年3月后任国民党中常委、中政会主席团成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常委、武汉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9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大会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至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兼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谭延闿的女儿谭祥，嫁给了国民党人陈诚 。

书法家

　　 谭延闿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南宫批判之后，一直不很被重视，宋、元、明三代不出一个善写颜体的大家。清初基本上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刘石庵以及后来钱沣、何绍基、翁同龢等出，颜书才始得到复兴。但清代书家多数还是写行草书，篆隶也颇有好手，只是规规矩矩的楷书尚不多见。钱沣是一时名家了，学颜字得其神趣，气象浑穆。但横平竖直处时显板硬，不若鲁公之灵妙。即使如此，同时代及后世，楷书领域内，钱沣也是罕有其匹的。楷书是能显示真功夫的，一点一画，稍有偏差，一望便知。

　　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谭延闿善诗联，擘窠榜书、蝇头小楷均极精妙。书法作品兼有艺术和文物双重价值，国内民间所藏多集中于湖南。

　　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即为谭氏手书。

　　谭延闿精工颜体，被誉“民国至今，学颜者无出其右”。

　　谭延闿虽是词林出身，位居“宰相”，而所书绝无馆阁体柔媚的气息。年少时，即受翁同龢的赏识，翁在给谭的父亲的信中道：“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其书法几经变化，弱冠时学赵松雪、刘石庵，继而师法鲁公行楷尺牍，兼学东武(杨肇)，松禅(翁同龢)，30岁专习颜书，参以钱南园笔法，以《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平生得220通。1929年4月，谭在上海养病，其间就临了203通。书法益臻朴茂，可见谭延闿于颜书之勤。谭氏所临《麻姑仙坛记》锋藏力透，气格雄健，酷似钱南园，而笔画更为厚重，其雄浑较钱氏更甚，挺拔之气跃然于纸。其结构严正精卓，如贤者正襟端拱于庙堂，深得其神髓，令人钦佩。他写颜字主张“上不让下”， “左不让右”。有论者云：“先生临池，大笔高悬，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末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而又挺拔。”谭氏学鲁公书之外，则泛滥百家，兼涉篆隶，40岁后居广州，于古法帖无所不临。极纵肆之奇，生平书学至此乃大变。谭延闿曾在1926年以行楷背临古帖诸如黄山谷、苏东坡、米襄阳、赵松雪、文衡山、祝枝山、董其昌诸家，可见他学书之用心。谭延闿临帖神速，笔画之工，人勿如也。

　　谭延闿的书法师鲁公，其楷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竖画多用悬针法，起笔沉着稳重，顿挫有力，使人感到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一洗清初书坛姿媚之态，所不足者，少自家面目。其行书功深厚，变化灵巧，笔笔中锋，笔锋于纸能藏锋力透，有大气磅礴之势。于右任先生每论时人书法时必曰：“谭祖安是有真本领的。”马宗霍评其书云：“祖安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宫，骨力雄厚，可谓健笔。”他的行书是将刘石庵与钱南园相互熔于一炉。其点画之丰满圆润、挥洒从容乃似石庵，而浑健苍劲，体势阔疏朗，气势夺人处又似南园。谭延闿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有很高的学养。能巧妙地从前人书中吸收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宽博温厚、含蕴性灵、雄健开阔的韵致。此谓百学不能至也。

　　谭延闿在末岁致力章草，访求石刻旧拓，想丰富书法的变化，力求寻找自己书法的表现语言，可惜皇天无眼，天不假年，先生以51岁而遂终。谭延闿虽然未到人书俱老之境，然其法度俱存，为后世学书者所步趋。先生曾有《讱庵诗稿》、《组庵诗集》、《非翁诗稿》、《慈卫室诗草》，皆手稿影印。得者，读其诗亦可赏其书。有《中国历代书风系列·谭延闿书风》印行，堪称大家。

美食家

　　谭延闿因其颇“好吃”，亦精擅食法，其享有盛名的“谭家菜”为湘菜和官府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好美食，一生颇多佚闻。

　　其中一则轶闻：民国政府前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氏好食鱼翅，每餐必进，非鱼翅不饱，几至成癖。有一次赴某君招宴，席间主人大谈鱼翅之不足食，喻为味同嚼蜡，谭氏唯唯。酒至半酣，鱼翅未见上席，而主人遍请宾客随意点菜，询及谭氏时，谭莞尔以答曰：“如蒙不弃，请赐嚼蜡如何？”

与蒋介石

　　蒋介石和宋美龄能够结婚，谭延闿是主要功臣。谭延闿的母亲是丫环纳妾，每当吃饭时都是侍立桌旁，为全家人添菜添饭，而不能同桌。谭母死时，谭延闿已有功名，又是长子，但灵柩仍不能出正门，只能从旁门抬出，谭延闿以长子身份，伏在灵柩上，才从正门出葬。由于母亲的遭遇，谭对封建习俗颇不满，誓不纳妾。谭妻生了一子三女，很早便去世了，临终前嘱咐谭延闿，望他不再婚娶，将几个子女带好，谭对夫人的遗嘱颇能信守。

　　谭延闿在孙中山落难之际全力扶救，使孙大为感激，孙谭关系，也更加密切。此时宋美龄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并让谭延闿认宋的母亲为干妈。谭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了。

　　孙中山去世后，谭延闿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渐密切，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重新上台后，蒋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任行政院长，两人在工作上和私下里经常有交往，他的小女儿谭祥有时便随谭延闿会蒋家。谭祥字曼怡，上海女子学校毕业，是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当过南京陆军子弟学校教员。谭品貌端庄、聪颖出众，又辈份小嘴甜，所以甚得蒋介石夫妇喜爱，谭延闿“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须携曼怡同行”。

　　1930年9月，谭延闿患脑溢血，病中嘱托蒋氏夫妇在青年军官中为谭祥择夫，并嘱蒋在他死后替他照看第二军将士。同年去世，国民政府下令国葬，其墓就建在孙中山先生陵墓的东面数公里处。

人物评价

　　谭延闿通权达变，善测政治风向，从三次任湖南总督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到最后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院长，构成了他整个民国时期名位鼎隆的煊赫篇章，从而成为群雄纷起的动荡时局中为数稀少的“政坛不倒翁”。不仅如此，他的书法名满天下，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不爱美人，却对美食情有独钟；虽为文人，却精通骑射。

　　世人对他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完一人”，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为“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

人物小传

　　谭延闿（1880年-1930年），字组庵，号畏三。清末长沙府茶陵人。华兴会成员之一。1904年与龙绂瑞等倡建湖南图书馆。一贯重视文化教育工作。1911年任湖南都督时，委任仇道南为改名后的省立湖南图书馆馆长。

　　清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宣统元年（1909）被推为湖南咨议局议长。1912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等职。1927年后，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工书，擘窠榜书、蝇关小楷艾极精妙。从钱沣、何绍基、翁同龢上溯，颜真卿《麻姑仙坛记》。行书兼采米芾法。

谭延闿是近代君主立宪派领导人。清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行立宪。1909年举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首脑人物。辛亥革命时附和革命，长沙光复后，被举为湖南军政长和参议院议长。后三任湖南都督。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后历任湖南省长兼督军、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谭延闿轶闻趣事：为生母卧棺出殡

谭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纵横清末民初政坛达20多年之久。他当过清末湖南咨议局议长，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入民国后，他曾经三次督湘，当过国民政府的代理主席、主席、第一任行政院院长等要职，是民初政坛为数稀少的几个“不倒翁”之一。他一生的事迹很多，这里仅录其中的二三事，以飨读者。

“卧棺出殡”，孝满天下

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是晚清的显贵，做过巡抚、总督等封疆大吏，妻妾多人，除元配陈夫人外，还有颜夫人、李夫人等4位侧室。谭延闿是谭钟麟的李夫人所生，谭延闿很小的时候，就常听人喊他“小老三”，他有些迷惑不解，等到后来他考上了举人，有人又喊他为“三大人”，他也觉有些惶惑之感。他带着这个问题去问自己的母亲：“人们为什么喊我为‘小老三’呢？”李夫人不禁噙着泪花教训他说：“我是你父亲的小老婆，有些人把你们兄弟称作‘小老三’、‘小老五’，除了年小的缘故外，还带有‘庶出’的意思。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做番大事业，做个大人物，才算是争光争气，那我在谭家虽然吃苦也感到安慰了。”

在封建礼俗的桎梏中，不但作为家庭成员的女人地位有别，连所生子女，亦有嫡庶之分。比如：平日用膳，妻可入座，妾则只能立着而食，如果没有生育的妾媵，则只能另在杂厅用餐。谭延闿的母亲虽育有3子，但因是谭钟麟的小老婆，因而长期未能取得与其父同桌而食的权利，直到谭延闿高中会元以后，谭钟麟才向全家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显然，这是“母以子贵”，谭钟麟才放宽了宗法仪范的尺度。谭延闿当时受了很大的震动，吃饭时往往伴母而食，他对母亲李夫人晨昏定省，十分孝敬。后来，在他的诗集中，有一卷《慈卫室诗草》，就是纪念母亲之作。入民国后，他嘱咐胞弟泽闿，侍奉母亲李夫人，颐养沪滨。他得以锐意进取而扬名中外，虽政事繁累，亦必不日通信叩安。1916年，谭延闿的生母李太夫人在上海病故。此时，他第二次督湘，政局动荡。此时离湘，湘督“宝座”有得而复失的可能，但他闻讯后，当即赶往上海寓所奔丧。

第二年，谭延闿扶灵迎葬长沙，暂停柩荷花池。谭宅位于谭姓族祠的后进，灵柩出殡必须经过族祠出门。按照族规，妾死后不能从族祠大门出殡。因此，族人力劝谭延闿不要坏了族规，从族祠侧门抬出，有的还挡在大门口，谭延闿目见此状，怒不可遏，一气之下仰卧棺盖上，命扛夫起灵。灵柩抬到族祠大门口时，他大喝：“我谭延闿已死，抬我出殡！”族人见状，顿时面面相觑，鸦雀无声，只好让路，让扛夫抬棺从族祠大门出殡。

谭延闿的结发妻子方夫人在世时，谭延闿不随俗流纳妾，更不寻花问柳。当方夫人38岁去世后，谭延闿仅40岁，正逢中年，但他一直未续娶继室。据说，谭延闿在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担任要职期间，孙中山曾亲自作媒，想把宋美龄续配于他，宋家也很满意，谭延闿却托以母亲李夫人嫁到其家后，受过许多难言之苦，况且他对其已故的方夫人感情专一，不再有续弦的打算为由，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好意。后来，谭延闿拜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与宋美龄兄妹相称。蒋介石欲娶宋美龄为妻，遭到宋家诸人的反对，宋美龄曾求助于谭延闿这位“畏三哥”做过她家里人的说服工作。谭延闿不仅笃于夫妻之情而坚贞不二，更是遵从母教，从“庶出”的隐痛中，作出对母亲的最高崇念。   

军令如山，不搞特权

1911年10月31日，立宪派杀害焦达峰、陈作新。谭延闿第一次就任湖南都督时，湖南时局动荡，而湖南新军则以拥立谭延闿之功，要钱要官，稍不满意，就动手动枪，社会秩序很不安宁。为了保卫都督的安全，湖南军政府专门派了一个营的兵力来警卫都督府，并采取了严格盘查进出都督府人员的措施。由于卫兵实行轮流值班制度，很多人还不认识刚刚坐上都督宝座的谭延闿。有一天，天下着大雨，谭延闿坐着八抬大轿从荷花池的私宅到都督府去上班，当轿子到达都督府门口时，被卫兵堵在了门外，卫兵要求轿夫停轿检查。轿夫没好气地掀开轿帘，指指坐在轿内的谭延闿说：“你睁开眼睛看看，轿子里面到底坐的是什么人？”

卫兵也不示弱，带着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说道：“不管是什么人，进都督府都要停轿检查！上峰是这样规定的，谁也不能坏了规矩。”    谭延闿示意轿夫住口，笑容满面地递出证件，让守门的士兵检查。卫兵仔细看了看谭延闿的证件，知道他就是湖南的都督，就恭敬地向他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放他进入了都督府。

事后，卫兵营长鲁涤平得知了这一事件后，惶恐不安，急忙跑到谭延闿那里向他赔礼道歉，说自己的属下对谭都督如此无礼，自己作为营长，教导无方，管束不严，请都督责罚，声称对冒犯都督的卫兵要严肃处理。

谭延闿从办公桌上站了起来，拍了拍鲁涤平的肩膀，笑着对他说：“卫兵并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检查是他的责任，赔礼从何说起？你并没有什么失职之过，道歉从何而来呢！”

鲁涤平一向听说谭延闿城府很深，凡事都不露声色，因此以为谭延闿讲的并不是真心话，于是马上接话说：“谭都督，卫兵让你在大雨中下轿检查，实属无礼。卑职管束不严，请都督发落，卑职情愿受罚！”

谭延闿一听，哈哈大笑：“为我一人淋了点雨，竟要责罚忠于职守的卫兵，未免小题大做了吧？我看，不仅不能责罚，还应重重奖赏！”   鲁涤平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谭延闿的用意何在。

谭延闿严肃地对鲁涤平说道：“服从乃军人的天职。出入都督府必须检查，这是军政府的指令，卫兵当然应该服从。无论是骑马的人或是坐轿的人，无论他的职位高低，都应该一视同仁，毫不例外，这就是恪尽职守。这个卫兵并不因为我是都督，就放任不管，而是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检查，这是堪称忠于职守的典范，尤其应该嘉勉！”

那个卫兵后来果然得到谭延闿的丰厚奖赏，此事在新军将士中一时传为美谈。谭延闿也成了率先垂范、不搞特权的道德化身。

以德报怨，化敌为友

在谭延闿50岁生日时，湖南的张冥飞曾写了一封祝寿戏文，内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用人惟其才，老五之妻舅吕（注：指吕苾筹）；内举不避亲，夫人之女婿袁（注：指袁思彦，谭延闿长女谭淑的丈夫）。”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当时这封祝寿戏文曾被当地的报刊刊登，迅速在京城传播开来。照常理推断，堂堂的行政院长，受此羞辱，一定会火冒三丈，会动用国家权力打击报复。但是，谭延闿读到这份报纸以后，不仅没有大发脾气，反而特意写了请柬约请张冥飞前往赴他的晚宴，并请湖南同乡鲁荡平、吕苾筹、李安甫等人作陪。张冥飞接到请柬后，知道是由于文字闯出了大祸，但又不敢不赴约。到会时，谭延闿竟然以上宾之礼相待，说：“足下，你是我的好朋友，当今没有人不恭维我，足下独敢骂我，实在难得……湖南有足下这样的文才，延闿不知，深为抱歉！行政院已无适当职务位置足下，只有四百月俸的参议，暂时望屈就。”张冥飞听了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第二天，行政院给张冥飞送来“参议”聘书，张更感到惭愧，立即写了一封信回复谭延闿，道歉申谢，并将聘书退还。信中说：“士献箴，古有之；公大度，今所无。唯冥飞笔耕足以自活，聘书优俸，万不敢当，庶免涉文人无行，迹行敲索之嫌。大君子爱人以德，必能谅之。”事后，张冥飞逢人便说：“谭公真是宰相肚里好撑船。”第二年，谭延闿在南京病逝，张冥飞听到这一噩耗后亲往吊唁，抚摸着谭延闿的棺材痛苦不已，了解这一内情的人，没有不深为感动的。谭延闿就是这样与人为善，因而，能在官场上获得众人的支持，而长期屹立不倒。

谭延闿把宋美龄让给蒋介石

“民国第一奇人”谭延闿轶事
　　民国湖南元老谭延闿极是个有趣的人，不但是中华民国的元首之一，而且文武全才，身怀绝技，专擅异能。世人对他亦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第一完人”、“党国柱石”，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把他吹到了天上，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的“水晶球”、“谭玻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把他骂得狗屎不如。
　　“完人”也好，狗屎也罢，我倒以为，称谭延闿为“民国第一奇人”，大概总不会错的。
　　不信，不妨看看我总结的一些谭氏轶闻－－
　　一，谭延闿让妻
　　老谭早年丧偶，孙中山先生曾想当热心人，为小姨子宋美龄当红娘，向老谭提亲。因为孙自己与庆龄的婚事未得宋家许可，曾闹得很不愉快，而老谭不光年纪大出美龄一大截，又是个二婚，所以孙这回不敢造次，事先正式征求了岳母娘的意见。宋太夫人听说介绍的是谭延闿，很是高兴，一口就答应了，问过美龄自己，也同意这桩婚事，孙才向老谭开了口。
　　却不料这么一桩美事，竟然被老谭谢绝，原因则是他与亡妻感情极深，因此立誓不愿再娶。
　　强扭的瓜不甜,这婚事自然也就泡了汤。据说宋家主动向人提亲，这是唯一的一次。而经过此事，美龄与老谭不打不识相，反而成了至交，认成了干兄妹。
　　后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还是老谭从中介绍的呢，此事遭宋太夫人坚决反对后，也是老谭登门为小蒋说情，宋太夫人才点头。所以没有老谭。小蒋还当不了宋家的女婿。
　　时人提及此事，遂称之为“谭延闿让妻”。
　　二，新式书法
　　老谭世家子弟，是个极会享受的人，尤以好吃闻名。因为太过食不厌精，家里虽然请了许多名厨，却仍有满足不了他的时候，后来就只好隔三差五，自己亲自下厨房，与厨师一道钻研菜品，以饱口福。
　　有一次，老谭嫌厨师菜切得不对，反复解说仍不如愿，遂自行操刀示范。但他于美食之道虽天分很高，毕竟自己不曾动过手，基本功不扎实，一刀下去，切伤了左手手指，他又不肯服气，忍痛换左手执刀再来，结果可想而知――又切伤了右手指头。
　　次日有一公函需发给胡汉民，老谭的习惯，一应书札概由亲笔，这一次虽伤了手，也不肯例外，勉强捉笔为之。胡汉民也是书法大家，与老谭同列“民国四大书法家”的人物，接函后顿为之色变，闭门不出达数日。老谭等回函等得焦急，只好差秘书去问，原来胡汉民一直关在家里揣摩那函上老谭的字，揣摩来揣摩去也不得要领，见老谭秘书来了，胡先偷偷地问老谭近日在研习哪位古之大家的帖，是苏还是王，如何那凝重之中，突生出一股轻飘飞扬来了。待秘书告知实情，胡气得把那公函往地上一扔：“我还当他练了什么新本事，向我示威来了，原来只是切伤了手！”
　　三，谭家菜与“湘菜鼻祖”
　　说起“谭家菜”，则晚清、民国的官府菜中，确以南北两大“谭家菜”为翘楚。“北谭”指谭宗浚家的私家菜，“南谭”就是谭延闿的私家菜，那是富贵菜，跟今天流行的下里巴人的湘菜，不可同日而语。
　　北谭后来家道败落，后人靠开饭馆维生，名气虽因为食客增多而更大，菜品却不免总会走向一点流俗。南谭则一直是私家菜，品味没有受影响，当然一般人也吃不到。
　　南派“谭家菜”里头，又以“组庵鱼翅”、“畏公豆腐”等最负盛名，菜因老谭字组庵，号畏三而来。当时谭家聘有广东名厨曹四，最擅鱼翅，组庵鱼翅即老谭与曹四切磋研发的得意之作。
　　因为老谭于美食上本事实在太大，当时谭家每聘厨师，各地名厨总是争相应聘，谭家虽给厨师开有优厚工钱，但厨师其实常常拿不到手，因为都被管厨房的管事克扣了，厨师白做工不说，还要私下孝敬管事。受这些委屈还要争着来，不为别的，只为能呆在谭家厨房，有机会听到谭延闿对自己厨艺的评价，如火候到否、刀功如何、调料使用有何微小差错等等，只要听上一年半载，厨艺必有大进步，以后便一辈子受用不尽了。
　　今天我们说湘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其实在谭延闿之前，湘菜还根本上不得台面，更算不上一大菜系。正是老谭的好吃，才使湘菜脱胎换骨，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占了一席之地。所以老谭也是公认的“湘菜鼻祖”，算是一位对中国美食文化有突出贡献的人士。
　　不过要做这份突出贡献，代价可不小――老谭身居高位，薪俸虽然不菲，但他并不贪污，也不像今天吃的都是公款，光靠自己的工资，这样天天山珍海味，大吃大喝，再高的工资也承受不起。结果吃来吃去，家里被他吃得室无余财，成了一个“月光族”。
　　老谭死掉以后，他家里第一件事是就赶紧解聘厨师，不然就要破产了。曹四被解聘后，回到长沙开设了“键乐园”菜馆，正式推出“组庵大菜”，这是南派谭家菜走向市场的开始，湘菜也因此声名大噪。
　　今天大陆所称的谭家菜，基本是指北谭的传承，南谭传人大都去了台湾，所以台湾现在还有许多打着“谭府私厨”牌子，以组庵鱼翅之类为招牌菜的湘菜馆，都是指的谭延闿这一系。只不过，所谓的“谭府私厨”后人，里头大都是假冒的。

“政坛不倒翁”谭延闿在1920年

1920年，夹在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1919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之间，似乎很少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其实，在这个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年份中，也爆发过一场在中国现代史上很有影响的运动——“联省自治”运动。而这一运动的始作俑者就是被称为民国“政坛不倒翁”的谭延闿。

　　在民国时期，谭延闿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尽管现在人们一提起谭延闿，首先想到的是“军阀”二字。

不错，谭延闿的确是湘系军阀的头领，但他可不是一般的军阀。他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会元（即会试第一名），由于在他之前湖南已260年没出过会元，其声名和影响力甚至盖过了那一科的状元刘春霖；随后，他积极推动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俨然又成为清廷的对立面；辛亥革命在湖南取得胜利后，他被人抬上“湘督”宝座，1916年和1920年又连续两次出任这一职位。谭延闿一生最英明的一步棋就是在陈炯明叛变时，他坚决支持孙中山，这让他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得以在宁汉合流后一路扶摇直上，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并在死后也备极哀荣，以国葬之仪长眠于中山陵侧的灵谷寺，蒋介石亲往送葬。

　　这里要讲的故事发生在谭延闿第三次任湘督之时。

　　三任湘督

　　谭延闿是在1920年6月重新杀回湖南，再掌湘政的。三年前，国务总理段祺瑞为了实现其武力统一全国的美梦，免除了谭延闿湖南督军的职务，让其内弟傅良佐取而代之。谭延闿微服前往上海，等待时机。

　　次年春，皖系军阀张敬尧攻入湖南，并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新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湖南期间可以说是坏事干尽，据当时的《民国日报》记载，大兵过处“大半烧残，十室九空，不忍目睹”。他的部队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披着军衣的活强盗”。当上湘督以后，他又大肆搜刮民财。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激起湖南各界的强烈愤慨。1919年冬，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湖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活动。

　　此时的谭延闿已经在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支持下回到湖南一年多了，只是湘军旧部并不是很买他的账，特别是程潜（湘军中派系林立，谭、赵、程三派力量最大），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1919年6月，谭延闿设计赶走了程潜，总算重新成为湘军的总司令，并挂起了督军兼省长的招牌。但他的这些头衔尚无法坐实，因为北京政府认的还是张敬尧，而不是谭延闿；而且，他当时的势力仅限于湘南，顶多还包括一部分湘西。因此，当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以后，谭延闿是喜上眉梢。他马上和当时尚盘踞于湖南的吴佩孚联系，找陆荣廷借了60万元的撤军费给吴佩孚，先送走了这位尊神。接着，步步为营，收复失地。吴佩孚撤了，但张敬尧还想赖着不走。只可惜，皖系的战斗力实在太差，几仗打下来，节节败退。1920年6月11日晚，张敬尧一把火烧了军火库，仓皇逃出长沙城。

　　谭延闿是6月17日进的长沙，但第三次坐上“湘督”宝座的谭延闿日子并不好过，在任湘督的半年里，不说是如坐针毡，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所谓“内忧”，说的是由于分赃不均而引发的他和赵恒惕之间的矛盾。赵恒惕原是谭延闿第一次湘督时截调回湘的，湖南反袁独立失败后，赵恒惕被汤芗铭五花大绑押送到北京治罪，经过谭延闿托黎元洪、熊希龄向袁世凯说情，免于处死，改判三等有期徒刑。这期间，谭延闿对赵恒惕在湖南的家属常常给予物质上的接济，谭对赵家犹如再生父母，赵恒惕的父亲临终时，曾拉着赵恒惕的手，对他说：“谭都督的恩德千万不可忘记。”因此赵恒惕对谭延闿特别恭顺。此次回任湘督，赵恒惕更是功不可没。因为谭延闿毕竟是一个书生，对军事并不在行，打仗他主要依赖赵恒惕。因此，在蜗居湘南之时，谭延闿曾承诺：“将来打完仗，军事交赵（恒惕）负责，民事交林（支宇）负责，本人决不贪图权位”。在进入长沙城的庆功宴上，他还信誓旦旦：“那是赵总指挥躬冒矢石之功，是诸将士奋勇杀敌之功。”那些在湘南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将领被他雄辩而富有感情的演说感动得痛哭流涕。

　　但是，谭延闿回到长沙后却大权独揽，身兼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三职。身处于军阀混战漩涡之中的谭延闿深知军权的重要，不论是被逐外乡，改换门庭，或是高居政坛，都没有忘记控制军队，即使后来离开军职而从政，仍没有放松对军队的影响，他时常笼络军界要人，为己所用。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的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

　　不仅自己一身三职，而且谭延闿“马嘶团”的那群幕僚，也以护驾有功，得到了肥缺美差。所谓的“马嘶团”是因衡阳的马嘶巷而得名，当年蜗居湘南时，吴佩孚招待湖南代表住在这个巷子里，而充当代表的都是谭的一些心腹。“马嘶团”又有“马头”、“马身”、“马肾”、“马尾”、“马蹄”等称号，包括有督军署秘书长吕苾筹、政务厅厅长刘岳峙、矿务局局长萧仲祁、榷运局局长唐支厦等，被称为“马头”的就是谭的幕僚长吕苾筹。

　　而跟随赵恒惕出生入死的军人，自恃在湘南饱尝过枪林弹雨的洗礼，忍受过失败的屈辱，一朝获得抬头的机会，自然也想身居高位，享受美差。但是，这些美差肥缺都被谭派文人占据，他们因此深感怨愤。况且，谭延闿有言在先，他们希望谭延闿实践诺言，让赵恒惕上升一级，大家也可以“水涨船高”。赵恒惕对此更是甚为不快，多次请求谭延闿解除其有名无实的湘军总指挥兼职，谭、赵矛盾已露端倪。

　　所谓“外患”，说得是南北政府，均对湖南虎视眈眈。湘军驱张之后，虽然一时拥有全湘，却并无足够力量保全湘境，假如北军卷土重来，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一次张敬尧败走后，北京政府徐世昌一派虽然乐意将湖南问题解释为仅仅针对张敬尧个人的问题，皖系则将其看作又一次南北战争，一定要下令讨伐湘军，将湖南的“失地”夺回来。更令人不安的是，皖系与南方国民党已有合作的迹象，张敬尧上年已加入国民党，且曾有与程潜联合倒谭的意图，而湘军素来倚重的桂系已自身难保。因此，谭延闿此时既不愿回到日益解体的南方阵营；也不便改变方向投奔北方宿敌；更何况无论附南附北，湘军都将为人驱使，要么成为南方北伐之先锋，要么成为北方南侵之堡垒。

　　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中，谭延闿想起了“联省自治”这招险棋。

　　联省自治的始作俑者

　　联省自治的想法并非始于谭延闿，但联省自治的实践确实是在他的推动下展开的。

　　李剑农先生是当年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在1941年出版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就指出，联省自治运动源于联邦制的构想。当年“袁世凯大权独揽，各省大概皆为北洋系的将军、巡按所宰制，国民党被摧毁，进步党也失去了活动的机会”，于是进步党人“主张扩大各省的自治权”，“想假联邦自治之说，一方面挑动各省反袁的情威，一方面为新派人士谋活动的机会”。袁死后，南北混战，而南北两方又都没有一种可以统一全国的力量，因此，一般士人寄希望于联省自治，以期“脱去军阀割据的混沌状态”，实现统一。

　　所谓的联省自治运动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一种省宪（或名省自治根本法），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在省宪范围以内，非但可以免去中央的干涉，便是省与省之间，也可免去互并的纠纷；甚么大云南主义、大广西主义，都应该收拾起来。第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种联省宪法，以完成国家的统一——就是确定中国全部的组织为联邦制的组织；如此既可以解决南北护法的争议，又可以将国家事权划清界限，借此把军事权收归中央，免去军阀割据之弊”。

　　就谭延闿自己而言，“湘人治湘”这一口号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17年护法运动发端时。其时，谭延闿赶走汤芗铭，重新回到自己在辛亥光复时获得的湘督位置上，他深恐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使北洋势力再度侵入湖南，乃与北京的湘籍要人熊希龄、范源濂等共唱“湘人治湘”的论调。结果被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任命湘人傅良佐为湖南都督，引发了南北战争，谭延闿也被迫去位，但这种以本省人治本省的论调却没有沉寂下去，它深合当时各省弱小军阀的心意，也得到地方议会及社会团体的极力推崇。

　　直皖战争爆发、南方军政府瓦解后，一些名流学者（如熊希龄、蔡元培）看到继护法运动而起的纷乱以及全国政治、军事更加四分五裂的局面，对武力中心主义和中央集权制失去信心，纷纷主张起联邦制来。当时各省团体力争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充满了报纸篇幅。各省自治团体还在北京、上海、天津成立了“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自治运动同志会”、“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等机构。至于湖南省内，各种各样的自治团体更是层出不穷。在此形势下，谭延闿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他很清楚地看到南北两个政府都是徒拥虚名，于是作出了一个大胆举动——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实行自治。

　　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名义发表了关于湘省自治的“祃电”，称：“民国之实际，纯在民治之实行，民治之实际，尤在各省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自治，而后权分事举，和平进步，治安乃有可期。……闿及全体人民，久罹锋镝，难困备尝，欲为桑梓久安之谋，须有根本建设之计”，这个“根本建设之计”就是“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具体办法就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最后，他还呼吁“望我护法各省，一致争先，实行此举，则一切纠纷可息，永久和平可期”。这个祃电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的嚆矢，也就是后来湖南制定省宪法的“经典文件”。

　　此电一发，西南各省军阀为之喝彩，投机政客更把它作为时髦的政治口号。在京的研究系政客熊希龄、范源濂等人，于8月下旬以旅京湘绅的名义致电谭延闿，谓“祃电为根本之言，洞中肯要，非此不足以救湘救国救各省”。他们还请研究系理论家梁启超起草《湖南省自治大纲》和《湖南自治根本法》，于8月28日邮寄到湘，“以备采择”。并建议湘省秉“湘人自决”精神，在南北未统一之前办成自治。具体做法上可由省教育会、商会等动议，举出代表，起草宪法，再照欧美各国先例，交由全国各省人民总投票表决。据熊希龄估计，“湖南提倡自治于前，各省必将热烈响应于后，由此不难达成联治立国”。

　　旅沪湘人也组成了“湖南改造促进会”，此时亦号召湘民“奋起自主”，提出“以湖南地域之文明，湖南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的自治宣言，并要求谭延闿和赵恒惕等诸湘军领袖做到：“第一，能遵守自治主义，不引狼入室；第二，能遵守民治，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此国人之所最希望也。”主张“湘事湘人自决”，宣称“以后南北武人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毋再入湖南境地与湖南人为敌”云。一时间，热闹非凡，这当然是谭延闿所愿意看到的局面。

　　但是，事情并不总是能按照人的主观意图发展，当谭延闿的“祃电”引来一帮湘籍社会名流的喝彩之时，它也引发了普通知识青年广泛的参与热情。一群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借自治的名目，要求实行民主，主张人民自治。他们还借着自治的东风，又是大游行，又是办报纸，又是办学会，又是办书社，把湖南弄得天翻地覆。

　　可以说，刚刚经过了“驱张运动”洗礼的湖南知识界觉悟了，他们并未将希望寄托于这批新来的武人，而是寄望于民众的力量和社会的自救。《大公报》还开设了“湖南建设问题”专栏，让各种意见和主张的人士畅所欲言。这些讨论和建言的重点是：第一，“湘人治湘”的正确解释是“湘人自治”，是要打破军阀专制，建设民治政府。第二，为了实现湘人自治，首先要尽早制定独立的适应湖南环境的省宪法，然后依据省宪民选省长，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民选县长，民选乡长；与此同时，要建立各类自治团体并组织各界联合会，在省宪完成前致力于推进制宪运动，省宪完成后负责监督政府；另外，要大力发展平民教育，建设民治基础，等等。人们相信，只要根据这些步骤进行省自治和城乡地方自治，那么军阀的乱政、官僚的横行，便失去了基础，一切政治的、社会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这年9月，谭延闿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会控制不住局势，决定召集官绅会议来主导湖南的自治运动。13日，他邀集在省官绅30多人，召开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委派委员10人，省议会派议员11人组成“湖南省制起草委员会”或“湖南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共同起草《湖南自治法》。谭延闿本想借湘人自治旗帜，拒南抗北，使自己由被动变主动，超脱南北战争之外，好使自己集中精力，稳固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他何曾想到“联省自治”的逻辑会进一步向下延伸出“人民自治”的主张来，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谭延闿这种通过官绅包办湖南自治的做法，引起了湖南广大群众的不满，10月10日，长沙万余市民举行国庆纪念，并冒雨游行示威，要求谭延闿迅速召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反对省议会和少数人包办制宪。12日，谭延闿邀集长沙各校校长、各报馆经理、各界人士及请愿代表在省府开会，表示愿由各公团推举代表，共同起草宪法会议组织法。自是，湖南社会由上而下充满了自治的空气；而民治主义的声浪，也由知识阶层开始，很快播散到广阔的市民阶层，成为一股强大而不可逆转的民意。

　　这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时毛泽东要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找谭延闿来为书社题写招牌。论官职，谭延闿是湖南督军，一省之长，湘军总司令；论功名，是前清的进士、翰林；论书法，被公认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但打心里讲，谭延闿不想给这个不沾亲不带故，甚至都不认识的年轻人题字。且不说他谭延闿的字有多值钱，单就是前一阵这个年轻人在《大公报》上写文章把他的“湖南自治”骂了一通，就够让他生气的。但“谭婆婆”毕竟是“谭婆婆”，他不仅把字题了，而且，9月9日文化书社开张时，谭延闿还大驾光临，亲自为书社开业剪彩贺喜。

　　令谭延闿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文化书社后来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走上了谭延闿所期望的反面。难怪10年以后，谭延闿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从报纸上看到报道江西的“朱毛共匪”大举进攻长沙城的消息时，不禁向身边的孙科等人一声长叹：“唉，早晓得会这样，当初我去剪什么鬼彩哟?派两个兵去把毛泽东一抓，何至于今日劳师动众?”

　　洒泪离湘

　　人民自发起来的自治是谭延闿所不愿意看到的，但还他有更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他的拒南抗北变成了为南北所拒。

　　谭延闿的“祃电”得到西南各省军阀的附和，四川、贵州等省军阀纷纷采取一致行动——一致不服从北方，也一致不服从广东军政府。这不仅使孙中山团结西南重振军政府的计划严重受挫，也让北京政府颇为不安。因此，南北政府都曾一度试图争取谭延闿。

　　1920年9月1日，徐世昌授意范源濂，劝告谭延闿赞助和平统一，谭以“反对局部谋和、赞成公开议和”作为应付北方的手段。9月，孙中山在上海两次致信谭延闿，“嘱出兵广西，平桂乱以纾两广之患”，并先后派国民党的湘籍旧国会议员李执中、周震麟、李汉承、陈嘉会等回湘活动，争取谭延闿出兵夹击陆荣廷，赞成北伐，但是，谭延闿对他们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让孙中山对谭延闿大失所望。10月，孙中山又派黄一欧协助周震麟等人做争取湖南参加北伐的工作。

　　周震麟、黄一欧回到湖南以后，就召集各军的军官和士兵开会，“宣布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当时驻守省城的军官鲁涤平、陈嘉祐，驻醴陵第6区司令李仲麟，都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伐，各自调遣所属的部队，集结在省城等待命令。但是，谭延闿却沉醉于“湘省自治”的美梦中，对孙中山的北伐态度冷淡，不但不肯出兵，还发出通电，提出“以武力勘祸乱，不如以民治固国基”，反对孙中山的武力北伐。在这种情况下，周震麟、黄一欧等人决定策动湘军将领联合倒谭。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周震麟等人首先想到的是被谭延闿排挤走的湘军将领程潜。程潜虽然离开了湖南，但湖南仍留有他的派系势力，湘军中的李仲麟、廖家栋和林修梅都拥程反谭。

　　10月上旬，曾被谭延闿骗往广东的湖南起义将领林修梅，突然出现于湘西，自称湘西靖国军总司令，要求假道“援粤”。林修梅是1917年9月在湘南首先“起义”的人物，由于受到谭延闿的排斥，离开军队到广东，对谭怀恨很深。正如老报人陶菊隐所分析的，这一军事行动足以破坏湘军对粤桂战争的中立地位，而且有可能掀起湖南内部的政潮。谭延闿不敢怠慢，急忙电请孙中山召回林修梅，孙中山则劝谭与林采取一致行动，共同讨伐“桂贼”。15日，林军进攻常澧。常德守军刘叙彝和澧县守军李韫珩迎战失利，谭十分惊恐，急调心腹第1师第1旅旅长宋鹤庚带兵“讨伐”。尽管讨伐是成功了，但却中了国民党的调虎离山之计。

　　11月13日，程派军人第6区守备司令李仲麟等又在平江策动兵变，军官于应祥等以兵士闹饷为名，枪杀谭延闿的另一名心腹第12区司令萧昌炽。谭延闿派鲁涤平、李仲麟带兵前去讨伐变兵。鲁涤平却按兵不动，李仲麟则联合于应祥和鲁部团长郭步高、张振武，以“除宵小，清君侧”为借口进兵长沙，与程潜旧部第二旅旅长廖家栋里应外合，迫谭下台。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谭延闿只得用缓兵之计，他授意省议会于18日议决废除督军一职，自任省长，推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实行军民分治，“俾得一心民政，促成自治”。与此同时，谭延闿密电第一旅由湘西兼程回省，并电召驻衡阳的谢国光带兵到长沙，以解除危机。

　　在同一天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谭延闿请赵恒惕担任湘军总司令，廖家栋兼任戒严总司令，企图借此来缓和湘军内部的矛盾，取得赵恒惕等高级将领的同情，使他们能自告奋勇地帮其出兵平乱。但是，事与愿违，赵恒惕对于总司令一职不肯接受。更要命的是，对手并不给谭延闿缓冲的时间，11月22日，李仲麟、第3旅第5团团长张振武、第7团团长郭步高、代理第12区司令于应祥发出“兵谏”通电，迫谭下野；原驻平江的游击司令张伟民部，也移驻到长沙东乡大桥，离省城仅30里。而身为第1师师长的赵恒惕对湘军各部的行动始终“不声不响”，作壁上观，但暗地里他派亲信要张、郭两团再进一步，开到小吴门外。

　　至此，谭延闿只得于23日召集军政各界和各团体代表在湘军总部举行联席会议，宣布“本人即日离职，去沪养病，湖南事另举贤能继任；省城秩序重要，请赵师长维持”，并声言“还政于民”。他本来希望赵恒惕或鲁涤平能挽留他一下，但众人默然。谭延闿看到形势对他不利，表示请赵继任湘军总司令，但赵恒惕坚辞不受，他说：“现在在省军官，尚属少数，在外者尚多，复电未到，不识意见若何，倘私相授受，将来何以对各军官？……至于省城秩序，我愿极力担负，如有叛兵来省，我必痛击。”

　　联席会议后，谭延闿向省议会提交正式辞职咨文，并由总司令部搬回私宅。省议会则称省长并非由该会选举而产生，此时也不应由该会批准辞职，因此拒不接受。接下来，几乎所有湘军将领都发出拥戴赵恒惕任总司令的通电，其中只有蔡钜猷、宋鹤庚的联名通电在表示拥赵以外，建议在省宪尚未制定以前，仍请谭留任省长。谭延闿本人亦不愿离省，但程系军人恐中他缓兵之计，扬言要将军队开到省城为畏公（即谭延闿）送行。

　　谭延闿借口料理夫人丧事，请求赵恒惕允许他稍缓几天动身，因为谭延闿的夫人因难产死于上海，谭派人迎柩回湘安葬，此时正在途中。但他最后的这个请求没有得到允许。不得已，谭延闿只得于11月27日登轮离开长沙赴上海。28日，谭所乘轮船在城陵矶附近与运送其夫人灵柩的轮船相遇，无法相靠。后来，谭延闿每次想到此事，都会悲从中来，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自叹“相逢不相见，存殁两难安”，言下不胜凄然。

　　11月25日，赵恒惕在“三推三让”之后接受湘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一轮派系之争以谭延闿出局而落幕。

　　谭延闿走了，但联省自治运动并未结束。在其后的5年里，赵恒惕采取了十分强硬果断的措施，来推进湖南立宪自治的步伐，在裁减军队、整顿吏治、统一收支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民国旧事：湘人治湘

（一）  "混之用大矣哉"的谭延闿

话说辛亥年武昌首义，新军造反，为首的是孙武、蒋翊武二位，可他们为了能够牢固控制新军，硬拉出一个黎元洪当了首领。那黎元洪可是被枪顶着脑门，硬架到革命领袖位子上的。在这之后，袁世凯的军队南下镇压，跟革命军打了个平手，隔着长江对峙的时候，接着出了什么事？接着就是长沙二义啊！不要笑，史书上真是这么叫的，有首义就该有二义嘛。说的就是湖南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也造起反来了！其实当时湖北和湖南是同时发动的，约好了哪边条件先成熟，哪边就先干起来，而且第二家必须十天内响应。结果武昌先动手，于是辛亥革命就此算在湖北账上了。湖南这边的革命首领也是两个人，一个叫焦达峰，一个叫陈作新，也是在新军里头发动，率领新军第49协，登高一呼就把巡抚衙门给占了，把当官的杀的杀掉，撵的撵走，自己宣布就任湖南正副军都督，就算成了事。

可湖南还有一股很强的势力，就是所谓立宪派，头头的名字叫谭延闿，这人可不是等闲之辈！谭延闿，字祖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氏（茶陵在湘东井冈山区）。他的爸爸叫谭钟麟，以翰林出身，当过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谭延闿在光绪30年（1904）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本来是要点状元的，因为他不但文章好，而且一笔颜体字也写得极漂亮。可就在慈溪老佛爷要下笔圈点他的名字时，看到谭延闿是湖南人又姓谭，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叫她不高兴的谭嗣同（浏阳人），就改点了另外一位字写得也好的刘春霖。刘先生的字似乎还不怎么能和谭比，这也许是后来谭官当大了，到处题字的机会更多，影响评价公正性的原因吧。谭延闿就这样被降级点了"会元"，那年他24岁，就进士及第，像他爸爸一样，也授翰林院编修。他在慈禧亲自主持的丁未新政中，是积极的立宪派，当上了湖南的"谘议局"议长。在辛亥革命暴发之前，他在湖南投入了"保路"运动，与四川遥相呼应。在保路失败后，谭对清廷十分失望，才有了革命的想法。但当时各省的立宪派都是与革命党政治主张明显不同的，他们主张"文明革命"，"换旗换印"而已，说白了不想让泥腿子主事，要革命也该是世家大族做主，换主子不坏尊卑秩序。可无奈焦达峰、陈作新掌握了新军的武力，谭延闿只有一帮穿长袍的跟着他起哄，所以一革命，都督先让焦达峰给当了，谭延闿心里当然很别扭。

焦达峰却根本没顾得上照顾谭延闿的情绪，他忙着实践前约，组织军力支援湖北前线。谭延闿也没闲着，召开他的谘议局，要成立军政、民政机构，要搞省宪法，其实是为了限制都督权力，与焦陈争权才是本意。事也凑巧，后从邵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50协（团）第二营管带梅馨，向焦达峰要求升官被拒，心中怀恨，转而投到谭延闿门下，谭自然求之不得，与之密谋去焦之计。焦陈浑然不觉，继续将忠于自己的新军第49协主力悉数派往湖北，使自己身边失去了自卫的武力。事实上如果不是湘军及时援鄂，湖北的革命军是很难支撑下去的。当时袁世凯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汉口，大炮的火力隔江控制着革命军占领的汉阳与武昌，革命军中已经是军心动摇，面临随时可能崩溃的局面。而湘军的到来对于稳定军心，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同时对于袁世凯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威慑，正是湘军的及时增援，才使得袁不敢急攻武昌汉阳，给革命军一方留下了生机，继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有了等待全国响应，促清廷倒台的可能。可湘军挽救了辛亥革命，却将湖南的革命功臣焦陈二人置于险地。梅馨正是利用了这个局势，派出死党，将焦达峰及陈作新一举杀掉的。焦达峰死时年仅24岁。那个血腥的日子是1911年10月31日，离武昌双十首义仅仅21天。焦达峰至死不明白，敌人除了来自于他切齿痛恨的清王朝，原来还有可能来自于自己所在的营垒。

当梅馨手下的士兵抬着一顶匆匆找来的破轿子，趁着暮色跑到谭延闿家里要抬他去都督府上任的时候，谭延闿因为不知道来的究竟是哪边的兵，竟吓得嚎啕大哭，死赖着不肯出门，直到向老母妻儿恸哭辞别，才被摁到轿子上抬到了都督府。等他闹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然立刻笑成了一朵花。谭延闿就此出掌湖南大权。大伙儿瞧瞧，他这出山时的情况，与黎元洪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谭延闿可不像只有一腔热血的焦达峰，他十分知道该怎样巩固自己这侥幸到手的权力。他首先将鼓噪不平的新军第49协全部调集送上湖北前线，一方面表示自己坚决革命，另一方面使因焦陈遇难而仇恨自己的异己武力远离身边。接着他把第50协中的不满份子也编成新的编制，全都送上前线了。对于杀焦陈二人，究竟是不是谭延闿主谋，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从谭当上都督之后，不但不惩办梅馨，反而升他为协统（团长），还奖了他五百元，已可见蛛丝马迹。

谭延闿虽然把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新军都支走了，但他还有另一块更严重的心病：湖北的战事胜负未定，这命到底是否算是革成功了，还很难说呢。他明白袁世凯才是中国当时最强大的武力拥有者，匆忙拼凑起来的革命军不一定是袁的对手。于是在湖北两军僵持之际，谭延闿也没闲着，他以湖南都督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促使各省参加反清起义。特别是广西巡抚沈秉堃，他本来就是湖南人，更是谭延闿做工作的重点对象。因为广西如果从南面出兵攻击湖南后路的话，大部兵力已抽调援鄂的湖南，就有可能首先崩溃。谭延闿对广西又是发电报，又是直接派人说服，很快就争取到沈秉堃的宣布独立。接着谭延闿又以同乡之名，劝说福建巡抚孙道仁起义。最有意思的是，他竟然写信威胁孙道仁，说你要是不跟着我们与小皇上翻脸，我们就在湖南把你家的房子充公，把你家的祖坟给刨喽！孙道仁没辙，也通电独立了。接着各地宣布独立的消息就此起彼伏，纷纷不断了，据说连云南蔡锷起义，也与谭延闿的督促有关。瞧瞧，爱新觉罗丢了天下，真是跟喜欢折腾的湖南人关系不小呢！而谭延闿想多拉几个人壮声势，即算造反不成上法场也多几个陪绑的这种心理，其实比革命党只知道拼掉自己脑袋的傻劲，要管用多啦！

之后就是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谭延闿开始了他第一次春风得意的督湘主政。他一方面与黄兴、宋教仁这两个湖南老乡拉上了关系，摇身一变当上了新成立的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支部长，另一方面又通过同样是湖南老乡的熊希龄，与袁世凯暗通款曲，又是通电拥护袁就任首任民国大总统，又是输银百万元赴京，解决袁政府的财政困难。于是袁世凯也投桃报李，宣布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谭延闿那一阵子肯定是感觉最好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书法造诣不浅的人，这时候更是不时赐人墨宝，抒发自己的愉快心情。他还极喜欢骑马驰骋，有宝驹四匹，两匹纯白的号大小白龙，一匹黑的叫风云飞，还有一匹四蹄踏雪的，叫做乌云盖雪。这时候谭延闿给自己刻了两方闲章，一方上面刻的是"生为南人，不能乘船食稻，而喜餐麦跨鞍"，另一方上刻的是"马癖"，他给人写的字上都要盖上这两方印章，其得意之状难以掩饰。可他身为一省之尊，见识到底有限，哪玩得过掌控中国全局的袁大头啊？谭延闿本来就主张"文明革命"，这会儿民国建立了，他就真心实意地想要裁撤军队，发展地方经济了。他建立了省议会，颁布了新刑法；兴办了大量的民营及省办的实业，修筑了第一条湖南的公路--长沙至湘潭公路；废除清朝的田赋制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还拿出经费大办教育，选派公费留学生，为湖南的建设培养人才。谭延闿还极力推行移风易俗的新风，命令限期剪掉清朝的发辫，不许妇女继续缠足，严禁种植吸食鸦片。谭延闿这一套开明政治，搞了仅仅三年，到1913年就风云突变了，这一年袁世凯派人刺杀了一心一意搞议会民主的宋教仁，使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之决裂，准备重新发动革命推翻袁的统治。

可要与袁世凯摊牌，就得有足够的武力，而湖南经谭延闿的大裁军之后，哪里还有足以与袁抗衡的军事力量？幸亏时任湖南军事厅长的程潜抓紧时间，编练了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兵营，加上原来剩下的唯一一个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总共不到两个师的兵力。谭延闿觉得这点力量绝不能与袁世凯翻脸，所以一直不肯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宣布湖南独立，而周边的赣、苏、皖、闽、粤、川等省，都已纷纷在国民党人的控制下宣布反袁独立了。谭延闿拖了半个月，最后在大家的逼迫下，才不得已悬挂出了讨袁军的大旗。可紧接着的就是江西、江苏传来的讨袁军失利的消息。谭延闿为了减小袁世凯对自己的恶感，努力设法削弱省内反袁的声音，寻找机会取消湖南的独立。没多久黄兴在南京兵败出走，湖南的反袁派也不得不偃旗息鼓。谭延闿连忙宣布取消独立，并给徐世昌发去密电，说"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一副颇为有趣的自解自辩的样子。可袁世凯对谭延闿首鼠两端的态度毕竟不能释怀，还是命令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率军进入长沙，取谭延闿而代之。谭延闿只好在黎元洪、熊希龄的担保下入京待罪，被袁判了四年有期徒刑，后经黎元洪求情，才准其特赦。

谭延闿先后避居青岛和上海，听到的都是汤芗铭为害湖南的坏消息。他知道自己三年督湘，推行开明政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全被汤芗铭这个袁世凯的爪牙摧毁殆尽，真是欲哭无泪。他只能苦苦地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这一等就等了三年，直到1915年蔡锷在云南树起反袁护国的大旗。这时程潜向云南护国军借了一个营的兵力，取道贵州进入湘西，沿途不断收编，很快就拥有了三旅之众。广西陆荣廷的护国第二军也进入湘南，向北挺进。在这样的局势下，就连汤芗铭这样的袁世凯死党，也不得不宣告湖南独立了。这对于袁世凯可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就在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之后仅一个星期，袁世凯就在忧愤与病痛交加之中死去。汤芗铭当了三年湖南都督，杀了16000多人，湖南人恨不能吃他的肉，现在他虽然也算参与了倒袁，但仍得不到湖南人的原谅。程潜等挥军攻汤，汤兵败逃出湖南。谭延闿在新大总统黎元洪的任命下，开始了第二次督湘。

谭延闿有了第一次督湘因手中无兵失权的教训，本该是要狠抓军事力量的，但他这时却又有了一个新的心腹之患，那就是驱逐汤芗铭功劳最大的程潜。谭利用北洋政府段祺瑞提出的裁军方案，将程潜派别的军力裁撤一空，把失去兵权的程潜暂时赶出了湖南的政治舞台。可谭延闿没想到，自己在北洋政府中的靠山黎元洪，却很快被国务总理段祺瑞架空，接着干脆被赶下了台。段祺瑞决心武力统一全国，要"兵下两广，饮马珠江"，首先就要打通湖南的通道。他下令免去谭延闿的湖南督军一职，以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代之。谭延闿知道失去督军这个掌握兵权的职务，仅仅一个空头省长是当不下去的，于是灰溜溜地化妆逃往上海。他这次从回湘主政到出走，一共不到一年的时间。

段祺瑞一意孤行，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准备武力统一全国。孙中山南下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程潜受孙中山委派，从广东潜入湖南，召集旧部，当上了湖南护法军总司令。湖南境内一场混战，几经周折，程潜率部攻占长沙。可北洋的直系与皖系这时联起手来，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几路大军杀奔湖南而来。而护法军方面湘、桂、粤三省军队却不能协调一致，在程潜的湘军在岳阳一线死战时，留守长沙的桂军却大肆劫掠一番后，匆匆退回广西去了。程潜独立难支，退守湘南，长沙被张敬尧所占，就任湖南督军，开始了对湖南的又一轮荼毒。

张敬尧当了湖南督军，吴佩孚是不服气的。这就重新暴露出直皖两系军阀间的矛盾。另一边，护法军的湘桂两军间，也因桂军未战先逃，扔下程潜不顾其死活，相互交恶。于是谭延闿又得到了新的出头机会。广西陆荣廷不愿湖南落到记恨自己的程潜手中，宁愿让未参与护法战争的谭延闿出山；吴佩孚则为了打击张敬尧，暗中支持湘军与张作对，也与谭延闿拉上了关系。于是发生了莫名其妙的程潜"通敌"事件，一个从北京来的段祺瑞密使在湘南被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了段祺瑞给程潜的密信。程潜难以自辩，只得出走，将军队交给了谭派的赵恒惕。谭延闿随之抵达湘南重镇郴州，就任湘军总司令。不久直皖两系矛盾进一步激化，吴佩孚、张敬尧先后退出湖南，谭延闿和赵恒惕于1920年重新回到长沙，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督湘。

然而这次谭的督湘却是最短的一次。原因首先是他对赵恒惕承诺的让他当湖南督军的诺言没有兑现，使赵心存嫉恨；另外谭延闿与孙中山统一全国的宗旨相悖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谭延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联省自治"，而孙中山却极力要搞"联省北伐"，统一全国。这样一来，冲突在所难免。孙中山派往湖南的周震鳞，策动对谭不满的赵恒惕、程潜两派军人，联合倒谭发动兵变，谭延闿知大势已去，辞职离湘，前后不过不到半年时间。

这之后谭延闿虽再无督湘的机会，却又有过一次与自己原来的一手扶植起来的赵恒惕兵戎相见的战事，史称谭赵之战。原来赵恒惕在当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以后，全盘接过了谭延闿的主张，搞起了湖南自治，又是立省宪法，又是搞民选，给自己长期主政湖南找合法依据，于是成为了新的北伐拦路虎。1921年孙中山统一了两广，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出兵北伐，赵恒惕却以湖南自治为名，派出省议会议员团，赴桂林请愿，阻挠北伐军假道湖南，迫使孙中山只能取道江西。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怒，说这是"一为阻我前进，一为断我归路"。而这时蜗居上海的谭延闿，又恰恰在运动推翻他的周震鳞的引荐之下，重新加入了国民党，晋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认为谭延闿能够改过自新，将他委为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让他主持湖南一切军政事务。其实，赵恒惕这个"民选"省长固然是胡乱贿选得来的，但谭延闿受孙中山委任，更是视民意如无物，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可不管怎么说，这仗是又打起来了。谭延闿策动旧部与赵恒惕作对，宣布放弃自己曾极力主张的湘省自治的政见，服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北伐政策。赵恒惕则宣布成立湖南护宪军（维护省宪法），与之对抗。两方打打谈谈大约三个月，各有胜负。要不是广东孙中山那儿出了更大的事，这仗还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去呢。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围困广州，急令谭延闿率讨贼军回援。谭延闿率部退出湖南，杀奔广州救孙中山的驾，于是湖南才重新被赵恒惕控制。

谭延闿的湘军解了广州之围，后又参加东征、北伐，真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后编为北伐军第二军，倒也算是谭延闿走上了"正途"，修成了"正果"呢。他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凡是孙中山交办的重要文件，谭都要亲自拟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谭历任中央执行委员。他后来还当过蒋介石委任的国民政府主席，后又当了行政院长。其实谭延闿能够被孙中山接受，成了国民党的要人，还得说是孙中山肚量大，能容人。因为谭延闿的父亲谭仲麟当两广总督时，正赶上孙中山的兴中会组织第一次武装暴动，时在1895年（乙未），史称乙未广州之役。此役的主要领导者名陆皓东，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青天白日旗"就是陆在乙未之役中首次使用的，所以孙中山后来对此旗情有独钟，定为党旗。可陆皓东在乙未之役失败后，就是被谭延闿的老爹谭仲麟给杀掉的。这样说来，谭家与孙中山有世仇。而孙中山在1921年后真诚地信任谭延闿，谭延闿也忠诚地服膺三民主义，至死未背叛，也算是他们二人化敌为友成就一段佳话了。

谭延闿写一笔很不错的颜体字，又学过清代钱沣的变体（钱沣就是电视剧《乾隆王朝》里那个处处煞风景的书呆子御史），他的书法连光绪的师傅翁同龢都亲口向他老爹谭仲麟称赞过，可见不是一般水平。谭延闿是但逢有人求字，有求必应，所以墨宝存世不少。据说他写条幅时并不用桌子，只叫两位卫兵把纸悬空拉直平展在他面前，他就下笔了。南京中山陵迎门处那两行大字"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於此"就出于谭延闿之手。谭延闿还被当时人评价为"柔愎自用"，说的是他处世圆滑，不轻易显露棱角。人家说他久居官场，靠的就是一个"混"字，而谭延闿自己竟也公开承认这一点，还说过"混之用大矣哉"，于是在他死后，上海某小报登出了一幅对联："混之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谭延闿有个政客难得的优点--不好色。他与夫人感情极好，当他第三次督湘时，夫人死在上海，被家人扶柩回老家茶陵安葬。运送他夫人灵柩的船只到达岳阳时，恰是他被赵恒惕逼走，坐船出洞庭湖之时。两船在洞庭湖入长江口的城陵矶相遇，因风浪大无法相靠，谭延闿只得遥望夫人的灵柩远去，想必当时心中是无比悲凉的。后来他竟然终身未再续娶，鳏居至死，留有悼亡诗句"故人恩义重，不忍再双飞"。他好吃，而且以"雅食"为乐，比如大白菜只吃当中的心，每天伙房得从一筐白菜里削出心来供给他，还有鸭舌，也是他的喜欢之物；他善饮，爱喝绍兴花雕，酒量极大。他常说："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

前面说过，谭延闿爱骑马，可没想到正是这个嗜好送了他的命。他是1930年年仅52岁时，骑马不慎坠地，引发脑溢血而死的。谭延闿也葬在南京紫金山，他的墓碑，当年由蒋介石亲自题写碑文，可算是备极哀荣了。解放后，碑上的文字全部被磨平，当时任陵园管理处处长高艺林于是大书"灵谷深松"四字于碑上，这"灵谷深松"就是谭的墓碑了。

（二）赵恒惕“继承谭公未竟之志”

赵恒惕是继谭延闿崛起而主政湖南的第二个湖南本省人。他是湖南衡山人，字炎午，小时候不会读书，屡应童子试不取，再报考国子监生，仍名落孙山，于是心灰意懒，发誓不再进科场。后来他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方言学堂就读，旋被选送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赵恒惕先学的是师范，后因国事危急才改学陆军，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又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同期同学中有唐继尧、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人。赵恒惕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黄兴组织的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赵恒惕光绪末年归国，被当时的广西巡抚招纳至广西兵备处工作。辛亥革命前，赵升任广西混成协协统，革命爆发后，广西继湖南宣布独立，赵率所部离桂经湘入鄂，增援武昌起义军，被黎元洪任命为左翼军总司令。南北议和后，赵部开往南京，被授陆军少将衔。等到赵恒惕率部要返回广西时，却因广西都督已换上新人，不愿让他这个不是自己亲信的军官带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进入自己的地盘。赵恒惕部滞留湖南境内，进退两难。这个时候，正值谭延闿将原来属于焦达峰、陈作新的部队全部清理出湘的关头，谭正愁自己身边没有贴心的军队。于是一边是要补锅，一边是找锅补，就一拍即合了。谭延闿向黄兴请准，将赵恒惕的一个旅留在了湖南，从此成为了自己的“御林军”。

在谭延闿三次督湘的过程中，赵恒惕一直与之共进退。首先是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真面目暴露无遗，二次革命暴发。谭延闿被革命党人逼迫，不得已附和反袁军，宣布湖南独立后，反袁一方很快树倒猢狲散，弄得谭延闿又通电取消独立。可老袁不依不饶，非要追究谭延闿一个附逆之罪不可。谭入京谢罪，被判了个四年徒刑，连带赵恒惕也跟着吃了挂落，同时判刑，差点没丢了脑袋。幸亏有黎元洪帮忙说情，才被赦免。

到袁世凯称帝闹了个众叛亲离，连他的亲信汤芗铭都不得不宣布湖南独立的时候，赵恒惕才又在谭延闿的运动下，重新出山“襄赞大计”，成了重建湘军的功臣。这之后谭延闿出于私心，排挤程潜一派，再次把湘军裁撤一空，却唯独留下了赵恒惕的湘军第一师，可见只有这支军队才是老谭的铁杆近卫军。老谭好景不长，二次督湘又被段祺瑞赶下了台，弄得赵恒惕好不孤单。在段祺瑞要废除《临时约法》，引起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时，湘军中坚决反段护法的都是程潜派的军人，而赵恒惕却称病不出，暂时放弃了第一师的指挥权。后来他虽然还是参加了护法战争，但始终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在皖系的张敬尧为害湖南的阶段里，赵恒惕仅仅能勉强保全自己实力不被完全消灭而已，直到谭延闿利用北洋政府欲分化湘桂联盟的图谋，再次出任湖南督军，挤走了程潜，赵恒惕才跟着重新伸直了腰杆儿。张敬尧退出了湖南，谭延闿第三次督湘，他却没有及时兑现答应赵恒惕的承诺：让他当湘军总司令。这样一来，谭赵之间就有了嫌隙，埋下了他后来倒谭的伏笔。

老谭因为“联省自治”还是“联省北伐”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给了程潜与赵恒惕联手倒谭的机会，这时的赵恒惕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依靠谭延闿这棵大树来乘凉了，加上老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所以没有丝毫的犹豫，哪怕在谭延闿宣布将湘军总司令让给自己也不罢休，直到将他逼出了湖南，彻底结束了谭延闿督湘的历史。

赵恒惕这人似乎特别重视“程序”，凡事不弄出点“民意基础”，他是绝不硬干的。可对他来说，程序也好，民意也好，仍然全是为我所用，跟所谓民主精神，基本是不沾边的。对这一点，要举两个例子才好说明。第一是他逼得谭延闿不得不将湘军总司令让他作时，却表示不愿“私相授受”，谭延闿只好召开在省会长沙的各军政要员、各机关首脑、甚至各报馆、各公团联合会议，公开让职于他，赵恒惕这才算接受下来。第二是他赶走了谭延闿之后，又接着清洗在湘的程潜派军人，杀掉了程派大将李仲麟，按说这时在湖南已无人可与争锋，他完全可以将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和湖南省长三职全收入囊中，可他却不这样做，一定要求一个“名正言顺”。赵恒惕先通过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然后让林成立“制宪筹备处”，要制定一部正式的省宪法交省议会议决。赵恒惕是真的对宪法有兴趣吗？当然不是。他是要通过一整套程序使自己最终披上合法的“民选省长”的外衣。

赵恒惕为了做到这点，真可谓不遗余力。他声称自己是要继承“谭公未竟之志”，要延请省内外学者起草省宪草案，再由各县县议会推举审查员审查，再交全省人民直接公决通过生效。要真的如此严格进行，基本上可以说，湖南将诞生一部无懈可击的地方宪法，那样一来的话，赵恒惕能不能如愿以偿当上湖南的一把手呢？不用说，那是绝对没有把握的。赵恒惕就算真是个宪法迷，他也不会办这样的傻事，给自己找这样的麻烦吧？那么请看他在具体操作中又是如何进行的吧。

1921年湖南各县恢复县议会，然后进行改选省议员。这一来，原来的程潜派、谭延闿派的人都出来竞选了，整个湖南政界为之沸腾。另外，一直强烈反对赵恒惕包办制宪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其中毛润之先生就是重要成员之一），因看到制宪已成定局，也改变策略，发起全省学生组织选举监督团，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表达真实的民意，维护选举的公正。老赵他才不傻呢！一看这样干下去，还能有自己的省长当吗？他马上抛出了一个新说法：速成制宪，说：“自治法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的意见，不能不酌量牺牲。”他将自己制定的“筹备自治法大纲”直接交旧省议会议决，干脆取消了新省议员的选举，让任期已满的旧省议会来筹备省宪的制定，于是将跃跃欲试想进入省议会的程谭二派的人排除了不少。果然，这个旧省议会顺利地将赵恒惕选成了新的临时省长，他也立刻将《湖南省宪法草案》予以公布了。

虽说这部省宪法是速成的，但里面的内容倒颇可观。它规定了：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另外诸如保护人民生命及私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等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权、请求救恤灾难的权利应有尽有，也有受教育、纳税、服兵役等义务的规定，并堂而皇之地宣称“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湖南省宪法草案的公布，开了全国省自治制之先河，是全国各省中最早公布的一部省宪法草案，其意义应该说，本来是有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如果从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就走上了各省自治的道路的话，本来中国是有机会实行类似美国那样的联邦制政体的。关于这个问题，毛润之先生在1920年曾有一篇奇文问世，名为《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与后来的《大公报》不是一回事），其时正与赵恒惕公布省宪时间相近，可见那本是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社会思潮。文中说：“……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己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指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三次以外省武力荼毒湖南）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尝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缘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这并不是毛逞年轻人一时的意气，故作惊人之语，实在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想法。试想，中国若果真先各省自治，而后联合成一个国家，哪还会有中央集权的市场？何愁民主思想不渗透进方方面面，而生根发芽，最终成为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新规矩呢？

可历史不是这样安排的，中国人没有这个福气，我们就仍然只能回过头来，看看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草案》遇到了怎样的障碍。赵恒惕之所以要制宪，搞湖南自治，说穿了，是为了拉民意之大旗作虎皮，不让外省军阀染指湖南，以求自固自保。其实这个目的并不违反湖南人民的根本利益，比较南北各省的军队杀过来杀过去，徒有一个统一的名义，实际上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何如湖南人在自己这块土地上说了算数？可问题是北边的段祺瑞和南边的孙中山都不喝这一壶，所以老赵也只能适应咱中国人只认大一统的国情，这是一点辙都没有的事情！

老赵夹在南北两边的武力之间，好比是只风箱里的老鼠，他为了对付来自于南北两边的压力，想出的办法与他的恩师谭延闿在辛亥年间的招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向全国各省发出了“联省自治”的号召！他在通电中说：“……湘省地处要冲，迭遭变故，今划分军民两政，民选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苟省悉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这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四川的刘湘，接着云贵、两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陕西等共十四个省复电响应！可见当时这种联邦制的呼声是何等强烈。老赵有这么多人呼应，一时不禁飘飘然起来，乃进一步派人游说各省，特别是要把湖北拉进联省自治的圈子里来。

这时候在湖北主政的是山东人王占元，他用了很多自己的老乡，早就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并且来找老赵，想叫他派兵北上，帮着湖北驱逐王占元。湖北人为了说动赵恒惕，许诺了许多好处：湘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这个诱饵实在是太大了，老赵实难拒绝，心想一旦事成，不但可将湖北拉入联省自治的范围，使湖南从此与北洋军阀之间有了缓冲地带，而且还顺带着将湘军的势力伸展出了省界，还连饷械都由人家给包了！这样的好事还不干，岂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可老赵弯腰拣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不知下边掩盖着的是一个险恶的陷阱呢！

1921年夏天，湘军誓师出兵“援”鄂。打头阵的是收编的鄂西民军六七百人，起了名叫“湖北自治军”，司令就是赫赫有名的夏斗寅。湘军方面原来是想搞个突然袭击，可计划已经被王占元得知了，也连忙调兵遣将，派出的前敌总指挥名气更大——孙传芳，在面对湘军前进方向，连设了三道防线，双方剑拔弩张，都作好了厮杀的准备。赵恒惕在这个时候，仍不忘要跟湖南省议会报告一声，正式发表了致省议会的咨文，说：“……湘鄂本为一家，鄂民请求拯救情词迫切，我省为崇民意，顾全邻谊起见，乃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援鄂。……”老赵的说词不可谓不堂皇，可细想想，这里面哪还有一点各省自治的影子在？湘人治湘，鄂人治鄂，本来都应该是各自省内的事情，湘军武力插手鄂事，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军阀混战，还谈什么联省自治？赵恒惕完全是因为一时的贪念，而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本来在法理上很能站得住脚的思路，就这样被他自己推翻了。

两军开打互有胜负，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四川的刘湘也来凑热闹，从西边攻进了湖北。刘湘是首先响应赵恒惕联省自治号召的，当然是来帮着灭王占元的，这下子王占元立马吃不住劲了，于是转向北边求援。北边是谁呢？吴佩孚啊！老吴的直系当时实力多大呀？赵恒惕跟刘湘捆一块儿也顶不住他一小手指头啊！而且老吴不光是派兵来打，还有更损的一招在后面呢：他派了个名叫萧耀南的当援鄂总司令，而这个姓萧的就是个湖北人！萧耀南到了武昌，就取王占元而代之，自己当上了湖北督军，还是由北京政府任命的，这回真的“鄂人治鄂”了，看你赵恒惕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进攻湖北！老赵不甘心眼看到手的果子让别人给摘了，提出要我退出湖北可以，得照原来说好的，让我的湘军在你们湖北驻两个师，吃你们的喝你们的。萧耀南后边有吴佩孚，他能尿你这一壶？说你作什么梦呢？老老实实回湖南去趴着就拉倒，不然叫你小子好看！老赵这时候就是为了面子也得拼死一搏呀，于是挥军再战。可他没想到这边与萧耀南还没见出分晓来，吴佩孚已经亲率海陆两军，从长江入洞庭湖，直逼岳阳，抄了湘军的后路啦！老吴一攻下岳阳，立刻北上，湘军腹背受敌，马上军心大乱，让直系军队缴械无数。

老赵至此已知事不可为，连声告饶，最后一点好处没从湖北拿到，反倒使北洋系的孙传芳一个师驻扎在了岳阳，让人家把湖南的北大门都给占了。他对这种情况说过：“此战不特自治主义未克发挥，竟至丧师失地！”从这之后，别说联省自治了，就是湖南一省的所谓“湘人治湘”，也失去了确切实施的可能。赵恒惕原想以湖北为缓冲地带，使北洋系统不致轻易染指湖南，却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将北洋直接引进了自家大门，只能事事仰北洋的鼻息了。这次湘鄂之战，赵恒惕共花费了军费一百多万元，士兵死伤两万多人，湘北鄂南的人民遭受兵祸荼毒更难以数量计。而且，人祸总是连着天灾，湖南连着两年遭受水旱灾害，各县饥民数百万流入长沙等大中城市。赵恒惕的心思全在如何整顿刚受到重创的湘军，哪管老百姓的死活！省宪法中本规定人民有得到救恤灾难的权利，可赵恒惕这时却取消对饥民每日每人两合豆子的救济，改用掺糠的稀粥来对付。一时怨声载道，特别是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省宪法对此又有规定，人民有示威的权利，老赵却想出了一个怪招：以学生侮辱了士兵为由，让士兵上街殴打学生！丘八爷们得令后分散出动，处处截击游行后解散的学生，打得学生们无处躲藏。即使第二天学生们不敢再上街了，士兵们反寻到学校里去打。这回才真是秀才遇上兵，干脆没理可讲了，只好被迫停课避祸。学生们一连挨了三天打，打破的不光是那些年轻的脑袋，更有那些脑袋里的以宪法和平争权利的思想。以毛润之先生为代表的湖南年轻一代走上更加激进的革命之路，恐怕与这一顿棍棒不无关系！

赵恒惕当上正式的民选省长及发表正式的省宪法，是在湘鄂之战和殴打学生之后的事情。到这次正式“选举”时，基本上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民主”水平了。因有谭延闿派、林支宇派的议员另组选团加入竞争，赵恒惕一派的行为就更加骇人听闻。当时买票、抢票成风，已不是一般的所谓拉选票的概念。长沙的各选举场有公开贴出招贴，写明“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的价格，来为自己一方拉票的。还有的地点尚未开始投票，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的。下面各县的选票基本上都被乡绅掌握，哪派要票需从掌握选票的乡绅手中去买，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于是掌握选票的乡绅也大发其财。等到正式投票时，更有大打出手的，殴斗、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还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于是省会各公团提出这样的选举“殊为自治之玷”，要求一律废除，重新选举。就连旧的省议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可老赵早已经等不及了，他急着当“民选”省长，硬是让这个胡乱选出的省议会赶紧出了台。1922年元月新的省议会成立，其中赵派的议员占了三分之二，基本扫清了选老赵当省长的障碍。可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就在省长选举前夕，湖南省内外发起了一阵倒赵的强烈风潮。到正式选举省长的那一天，长沙街头示威游行的有两万多人。可手无寸铁的人民是不能阻止一意孤行的武夫的，赵恒惕终于经省议会以“绝对多数”票选为了湖南省的正式民选省长。

客观地说，别管赵恒惕这个“民选”省长来得多么不正当，但他一旦戴上了这顶“民选”的帽子，确实对南北两方染指湖南的企图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北边的吴佩孚占着岳阳，随时可以向南攻取长沙，那不过是灭此朝食的事，可他为什么不这样干呢？一方面是为了留下赵恒惕作与广东孙中山之间的缓冲，另一方面也无庸讳言，这个湖南省自治与赵的民选省长地位是吴佩孚不好绕过的法理障碍。而南边的孙中山，一门心思要武力北伐统一全中国，可他也只能用拉拢的办法说服赵恒惕加入自己的阵营，而不好冒然向湖南动武。当赵恒惕不同意的时候，孙中山也只好绕道江西进行北伐。这种僵局直到1923年才被打破。当时谭延闿在广东已经投靠孙中山成为他手下的重要人物，得到孙的指令要设法倒赵以扫清北伐的障碍。谭策动旧部与赵恒惕动起手来，然后自己亲任“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还被孙中山委了一个湖南省长，直抵衡阳设总司令部，与赵恒惕公开对垒。为了将老赵“湘省自治”这块合法招牌打碎，谭延闿除了指责赵恒惕制宪不合法律程序外，还公开宣言，称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原本由他自己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概念，而改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北伐的理据。而赵恒惕自然正要抓住自治这根救命稻草不放，乃向全国通电，说：“……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久为国人所共喻。纵令省宪有未尽完善之处，不难依合法程序，提案修正。今以一纸电文破弃之，而复出于首倡制宪之湘人，此诚吾湘之大不幸事也……”其说词倒也算是抓住了谭延闿的要害。赵恒惕将自己的军队命名为“护宪军”，开往衡阳迎战。两军对阵，一边要“讨贼”，一边喊“护宪”，可说到底，光靠嘴皮子不行，胜负还得由枪炮来决定。

谭赵二人都是湖南人，又都曾经营湖南多年，一旦开打，倒真是势均力敌。除了战场上厮杀，不外乎背后做小动作策反。其中最险的一次，是赵的部下朱耀华一个团反戈，竟长驱直入攻进长沙，差点活捉了赵恒惕。老赵逃到株洲，也顾不得自治不自治了，乃向吴佩孚求援。老吴当然是求之不得，连忙调兵从岳阳大举进入湘境。要不是广州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急令谭延闿回援，讨贼军、护宪军加上北洋军在湖南还得有一场好打。谭延闿的军队撤向广东，这场兄弟阋墙之战才停了下来，可老赵的湘省自治却受到了趁机插手进来的吴佩孚的挟制，从此变得有名无实了。老赵被老吴逼着修改了省宪法，实际上是承认了自己受北洋保护的现实。

谭延闿退走广东，带走了湘军一半的兵力，赵恒惕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将剩下的两万余人整编扩充，重新编成四个师，其中第四师的师长是唐生智，从此将这位爷给领上了湖南军政的大舞台。唐生智的第四师驻扎在湘南，临近广东，一方面势力渐大不再受老赵的约制，另一方面近朱者赤，逐渐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遂起了推翻赵恒惕的想法。这里边颇有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功劳，那本是毛润之先生亲手缔造的地下组织，这时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与唐生智联络，进行策反工作。老赵眼看唐生智起了反心，还想以联省自治这个老法宝对付过去，就派人到广西与李宗仁联络，希望桂系也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可没想到李宗仁这时已经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愿跟着老赵玩自治了。赵恒惕的最后一手竟是也宣布服膺三民主义，想以此化解来自于南方的压力。可临时抱佛脚总是不灵的，唐生智不认他这个账，率兵从衡阳北上逼近长沙，赵恒惕没有办法了，只好逃离长沙，结束了他督湘六年的政坛生涯。

这之后吴佩孚的军队与唐生智直接冲突起来，赵恒惕的旧部叶开鑫杀回了长沙，省议会还搞过一次“迎赵复职”，发出急电催促赵恒惕回湘重新主政。老赵犹犹豫豫不知道该不该回去，直到接到吴佩孚的旨意，让他当湘粤桂联军总司令，主持讨伐唐生智，这才赶紧赶到了岳阳。可已经晚了，唐生智后面北伐军杀进了湖南，连吴佩孚和孙传芳都顶不住了，老赵只好逃往上海，在那儿当了十年寓公。

赵恒惕后来成了一个佛学居士，走的似乎是中国传统下野之士吃斋念佛归隐避祸的老路子。到日寇占领上海时，曾动员他出任伪职，老赵倒是不为所动，严词拒绝。这一点与吴佩孚很相似。1939年赵恒惕重新回到湖南，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并当选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抗战胜利后，他又再次被选为省议会议长，以他制定“省宪”的经历，干这行倒算得上是个老资格。1947年他还当选了“国大代表”，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后来还当过“资政”，1971年死于台湾，再也没有回到过湖南这块土地上。

（三）"佛陀将军"唐生智

唐生智虽然有过湖南省省长的头衔，但他干的大事基本上都是领兵打仗，名声成就于北伐，名声玷污于抗战中没守住南京，城破后大量军民遭日军屠杀。将唐生智也列入治湘之湘人好似没甚道理。可一来唐毕竟是民国时的湖南名人，既然有过省长头衔，勉强列入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二来我与此公有过一丁点瓜葛，列出几位知名的老乡若丢了他，心里觉得不大熨贴，所以就算上老唐一个。说我与唐生智有瓜葛，其实有说大话之嫌，不过是我当年从农村回城，进的那家区办集体制小工厂，用地乃原属唐生智家的后花园。花园成了我们的车间，生产工业用陶瓷，每天搞得烟尘冲天，周围居民叫苦不迭。而我们车间旁边原来的唐生智公馆当时还完整地保留着，只是里面住的大多是五行八作的下层市民。倒是有一位孤寡老太婆，每日搬一张竹椅到巷子里坐下晒太阳，据说是原来唐家的女佣，北方人，想必是唐生智从外省带回湖南的吧？谁与她搭腔她都一言不发，不知是听不懂湖南话，还是不愿被追问那些陈年旧事？去年初曾与朋友到那巷子外的饭店吃过饭，伸头进去一看，早已面目全非，连我们的车间带唐家公馆都不见了踪影，变成了一栋水泥的居民楼了。那条巷子名叫下麻园岭，在湘雅医学院的后面。

唐生智，字孟潇，还有个佛号叫做法智，湖南东安人。他与谭延闿、赵恒惕的世故相比，具有极为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他可不搞什么一省自治，从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大概是与他的出身有关系吧？唐生智的祖父唐友耕十岁就丧了双亲，孤苦伶仃长大之后，投身湘军，从湖南巡抚骆秉章剿太平军，在金沙江畔擒获翼王石达开，以战功得擢升，最后当到广西提督，还曾得皇上恩赏穿黄马褂。唐友耕发达后一连娶了十四房姨太太，却只有一位贵州籍的姨太太生下独子唐承绪，便是唐生智的生父了。唐承绪从小娇生惯养，只是个坐享其成的纨绔子，没什么抱负和作为，后来当过赵恒惕手下的实业局长。唐生智从小受祖父培养，胆大敢为，有狭义心，怜贫恤孤。晚清办新军，各省都办了陆军小学，他入了湖南陆军小学。宣统元年（1909年）他考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辛亥年就在革命爆发前夕，他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不然若在武昌赶上那场热闹，想必以他的性格，必定投入革命军作战了。革命使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停课了，唐生智不甘寂寞，邀了几个同学，一起要去上海参加革命。学生们囊中羞涩，没有路费，唐生智出主意到保定的湖广会馆去要钱。会馆不给钱，惹得小唐性起，捋胳膊卷袖子就要打人，说家乡人出钱把你们养得又白又胖，现在家乡的学生有事要用钱，你们敢不给？那要你湖广会馆何用？会馆的人见惹不起这几位小爷，只得掏钱消灾，给了他们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钱。

唐生智与同伴在上海没找到可心意的革命工作，倒是闲逛时见到公园门口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怒之下非进去不可，结果与把门的"红头阿三"大打出手，等人家吹响警笛才跑掉了。这事对唐生智的刺激很大，觉得上海这地方洋鬼子太欺负中国人，要革命还是回老家湖南去。他在湖南又遇上焦陈二都督被谭延闿的人杀害，更加不平，见到湖南的同盟会要人谭人凤，被谭介绍到山东烟台都督李燮和那儿，当了一个连长。唐生智初上任一点名，就发现全连一百二十人中，竟有三十多个空额，另有四十余个患花柳病的，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小唐雷厉风行地整治这支连队，一面招收新兵补足员额，一面请医生为患病的士兵治病。连队改变了面貌，可唐生智也得罪了长官，因为他把营长吃空额的事直接报告到了李燮和那里，使得营长被撤了职。而营长吃的空额团长也是有份的，团长于是以唐生智不该越级告状为由，将他排挤出来。小唐转了一大圈，"革命"无甚成果，心里实在郁闷，正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重新开学，就回到保定继续学业去了。

这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蒋方震（字百里），此蒋校长可非彼蒋校长，那真正是一个军事战略专家。蒋百里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言，说的就是日本终将侵略中国，一旦中日开战，中国必先吃大亏，北方和东南沿海均无险可守，只能退守平汉铁路以西，凭借湘黔边界的崇山峻岭可保西南不失，然后苦撑待变，终有翻盘赢回来的可能。这预言后来竟然完全应验。蒋百里也是在日本学的军事，当然比蒋介石要早一些，两位蒋校长的战略眼光可真是天壤之别。试想蒋介石校长若也有蒋百里校长的战略眼光，怎会在淞沪之战几乎拼光自己的老本？应该主动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全实力，再作持久战的准备嘛。孙子曰：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哈，扯远了，赶紧收回来。此处提到蒋百里校长，是因为唐生智竟敢扇了蒋校长两个大嘴巴！事情完全是个恶作剧：唐生智与同学们打赌，说自己敢打校长耳光，众人当然不信，说你真敢打，我们大家出钱请你吃饭！其实唐生智早就侦察好了，蒋校长每晚12点必到学生宿舍查铺，巡视完了，走到寝室外面的便桶前小便。唐生智那天晚上就趁蒋校长小便时，突然赤脚跑到他身边，挥手就是两记耳光，一边喊道："某某某，你敢穿跑老子的鞋子！"然后再装作刚认出蒋校长，连忙鞠躬道歉，说实在对不起，把校长认成某某某了。蒋百里真以为唐生智是认错了人，并没怪罪他，倒是同学们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说要向校方告小唐的状。小唐赶紧自首，找到蒋校长认错，蒋百里却觉得这学生如此胆大，倒很难得。小唐见校长如此大度，更加后悔自己的荒唐，从此敬蒋百里如同父兄，而蒋百里也就特别关照他。这位蒋百里校长此后不久居然当着全校师生拔枪自杀，造成当时一大社会新闻，只因为北洋政府不愿按照他的要求拨出必要款项，认真办好保定军校，使他寒了心，觉得在中国无法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以拒外寇。万幸的是子弹穿胸而过，蒋百里命不该绝。他后来在日本女护士佐藤的精心看护下获得重生，并娶佐藤为妻。若干年后蒋百里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可惜在抗日艰难的日子里，未及赶到遵义新校址赴任，就因心脏病猝死于宜山。说起这位蒋校长，倒真该有一篇专文记述其人其事呢！话扯远了，还是回头先说唐生智。

唐生智他们临毕业时，军校要挑选一批优秀生推荐到袁世凯的嫡系部队--模范团去。这却不对小唐的心思，因为他不想当元首的摆设，而是要重整河山，实现自己的大志。他琢磨着要想出一个办法躲过这个"美差"。他听说模范团要的人不光要军事成绩优秀，还得操行分数高才行，就在这上头打主意，故意找一个同学寻衅吵架。结果闹到队长那里去，唐生智又捎带将队长骂了一顿。这一来，不但模范团没他份了，连北洋六镇（袁世凯的六个嫡系师）全都去不了了。唐生智就这样如愿以偿地回了湖南老家。

到赵恒惕在湖南搞"速成制宪"的时候，唐生智已经在湘军里当到了团长。唐生智此时是真心拥护省宪的，尽力为赵恒惕维持选举秩序，所以也特别得赵恒惕的赏识，到1920年谭延闿、赵恒惕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唐生智已经提升为旅长了。谭延闿派人来作他的工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打动他。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看法：孙中山三民主义虽好，但孙只知联合此军阀打击彼军阀，虽有时略能得逞，但自己手中无一兵一卒，到头来还不是被人所卖。他觉得还是追随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对中国更有长远的好处一些。与此同时，赵恒惕也派人来说服他，要坚决地站在自己一边。来人很会说话，故意以反话激他，说唐生智你应该助谭倒赵。因为你助谭成功，论功行赏时可稳获第八。唐生智听完问，我要是助赵驱谭，成了功的话，论功第几呢？那人说，除了赵恒惕的亲信叶开鑫，你得算第二，可你们打不过谭延闿啊！唐生智一瞪眼，你怎么知道我们打不赢？打跑了谭延闿，我的功劳肯定第一！湘军中的保定军校生都是我的故旧，现在起码都做到了营团一级，我一声喊，谁不听我的？于是唐生智真的挺身而出，站到了"护宪军"一边，并且屡胜谭延闿的"北伐讨贼军"，当谭回师广东打陈炯明，救孙中山的驾时，唐生智一直追击到了湘南边界才止步。
唐生智的老家东安县属于现在的永州市管辖，这里旧称零陵，本来就地处湘南。此时他占领了自己的桑梓之地，便认真地经营起来了。我写赵恒惕那一段时说过，谭赵之战后，正赶上湖南连续两年大灾，大批灾民流离失所，赵恒惕反为了重新扩充军队，不努力救灾，以掺糠的薄粥应付灾民。可在唐生智管辖下的湘南却不是这番景象。他搞起了"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筑公路干线，发放工资使灾民得以安全渡灾，使救灾和改善交通两全其美，得到湘南人民的交口称赞。他又严格地整顿所属军队，拿出当时在山东整吃空额的营长的劲头，把一支湘军第四师弄得像模像样。因为湘南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少见的有色金属富集矿水口山铅锌矿，所以唐生智不愁军饷来源，很快他的第四师就成了湘军中实力首屈一指的部队，有三万多人枪。

唐生智势力大了，思想上却有了新的苦闷：他觉得这样拥兵自重当一方的土皇帝，并不是自己从军的初衷，他还要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才能心安。此时南方的孙中山对于如何实现北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有了新的思考，他改变了依靠军阀打军阀的老路子，在中共的参与下，于1924年召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建立黄埔军校，开始培养自己的革命武力。这些事情都不断地传到紧邻广东的唐生智部队中来，使唐生智既感到新奇，也觉得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唐生智将自己的亲弟弟唐生明等人送到广州去入了黄埔军校，目的就是为了能进一步得到来自于孙中山阵营的信息。

另一方面唐生智结识了一位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字子同，法号净缘，俗称顾和尚），已经接受了佛家的教义，认为佛学所谓"众生解脱我解脱"乃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甚至共产党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是一回事，于是宣称"党化佛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以为从此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精神支柱。有意思的是，老唐竟然推己及人，在顾和尚的协助下，动员了一大批自己的部属皈依佛门，甚至让手下的所有士兵都佩戴上"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佛章，连阅兵时都吹响法螺，口呼佛号，使他的湘军第四师成了有名的"佛军"，与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赵恒惕也是笃信佛教的，而且他信佛的资格比唐生智要老得多，那还是在谭延闿督湘时，因宣布湖南独立得罪了袁世凯，被捉到北京问罪时就皈依佛祖的。但不管唐生智是不是与自己有同样的信仰，赵恒惕此时对他疑忌是越来越强了。原因就一个：唐生智的部队太强了，强到其他湘军三个师加起来，都抵不上他的第四师。当然唐生智也越来越不听赵恒惕的指挥，他对老赵的所作所为难以容忍，已经有了取赵自代的想法。赵唐之间还有过一次"斗佛法"的趣事：先是唐生智由顾和尚主持，在湘军第四师举办了一个盛大的"金光明法会"，接着赵恒惕看着眼红，找来一位"白喇嘛"，在自己兼任师长的湘军第二师也举办了一场"金光明法会"，意图巩固军心，压住唐军咄咄逼人的气势。

唐赵终于摊牌了，时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6年春季。唐部从衡阳出发，向长沙逼近，赵恒惕知道无法与唐生智抗衡，仓皇逃离长沙。唐生智占领了省会长沙，但一时尚未决定是否应该站在广州的北伐阵营一边。他的恩师蒋百里校长时任吴佩孚的参谋长，还代表吴佩孚来与他接洽过，希望他投向北京政府一方。广州方面也派来了代表，是赫赫有名的桂系主将白崇禧。白崇禧告诉唐生智，广州政府北伐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另外白为了打消老唐的顾虑，承诺北伐军谭延闿的第二军和程潜的第六军，都将取道江西北上，保证不进入湖南境内。因为唐生智以前多次与谭、程交过手，心中芥蒂自是难免。唐生智终于下了决心，礼送恩师蒋百里离湘，正式宣布站到广州国民政府一边。
吴佩孚击退了冯玉祥的国民军，转而要解决不识相的湖南犟驴子唐生智了。他收买了赵恒惕的旧部叶开鑫与唐生智开了战。唐生智向广州紧急求援，叶挺的独立团开入湖南，于是北伐就此拉开了序幕。唐生智部被编入北伐军序列，为第八军，老唐宣布废除了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自任湖南省临时省政府的省主席。北伐一旦正式开打，老唐当然就已经无暇顾及湖南的行政治理，他成了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很快打败了叶开鑫部，占领了湖南全境。

唐生智的第八军虽加入北伐的资历最浅，但与号称"铁军"的张发奎第四军并肩作战，由湖南而湖北，直至拿下华中重镇武汉，使这里成了国民政府新的革命根据地。可这之后发生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老蒋把首先攻下南京但不属于他的嫡系的程潜第六军，收拾了个干干净净。唐生智的第八军，经两湖的血战后已经扩充成了三个军，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共计六万余人，此时是武汉政府最可依靠的武力。但很快老唐的部队中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他的老部下夏斗寅、何键，在后方发动了针对中共的政变。唐生智此时是同情中共的，他说："国父的三民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造成世界大同。反共产就是反革命。"他本是个对各种主义不甚了了的人，只有一份救民于水火的狭义心肠，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词倒也一时制止了部队中因分裂造成的思想混乱，暂时维持住了北伐的士气。他的部队已经打到了河南，因后方的分裂而军粮不继，老唐这时想到的居然还是要找负责农运的毛润之先生，发急电请毛为他组织运送军粮，而毛润之先生也真的马上通知各地农民协会，从岳阳起运了一批前方急需的粮食，救了唐生智的燃眉之急。唐生智回师武汉后，周围的部下大多是主张分共的，他觉得越来越闹不清楚了。唐生智原来就不懂国共两党到底有什么区别，只是认为自己北伐在前方浴血奋战，毛润之他们全力以赴支前，实在很够朋友，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令亲者痛仇者快，可不但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国民政府的中央要人要分共，连他手下的何键之流也抗命不遵了。老唐不得已，同意了汪精卫的分共方针，将一大批中共人物礼送出境，其中有黄克诚、陶铸、陈赓、罗瑞卿等，还派人送了两根金条给毛润之本人，让他赶快回湖南去。

武汉政府分共之后，唐生智仍坚持反蒋立场，发动东征要消灭蒋介石自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迫于压力，在上海通电下野。随后谭延闿赴南京，实现宁汉合流。唐生智所部进占安徽，却陷入了北伐军自己阵营中不同派系的相互猜忌与吞并之中。其实那时唐生智是有可能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的：中共代表李达来找过他，动员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并希望他当起义军的总司令。可唐生智犹豫之后拒绝了，他毕竟还没到服膺共产主义的地步。之后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起来，发动了倒唐之战，幸亏朱培德保持中立，网开一面放唐生智撤回了武汉。此时蒋介石又来争取唐生智与自己捐弃前嫌共同对抗桂系，老唐不愿与蒋同流合污，宣布下野，亡命日本去了。他的部队大部被桂系收编，成了李宗仁、白崇禧对抗蒋介石的资本。

唐生智1928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伺机东山再起。他虽然恨蒋介石，但更急欲报桂系挖他墙脚的一箭之仇，所以明知老蒋不可能真成朋友，此时也要暂时加以利用。唐的湘军旧部跟着白崇禧驻扎在平津一带，已有思归故乡的强烈愿望，老蒋于是答应向唐生智提供大量金钱，用来收买湘军旧部官兵。老蒋还答应唐，一旦瓦解了桂系，让他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身携一百五十万元巨款，北上天津、唐山，接收部队。白崇禧见部下人心浮动，躲到开平，十几天寝食难安，不断与各方电报往返，打探消息。白崇禧原计划挥师南下攻取南京，彻底解决掉老蒋，建立桂系的一统天下，可此时他已指挥不动唐生智的旧部，撑了一段时间后灰溜溜地只身从塘沽乘日本轮船去了香港，转道回到广西。事情真巧，白崇禧乘坐离开塘沽的日轮，竟正是唐生智乘坐前来的同一条船。他俩一个走，一个来，擦肩而过，却未碰面。

唐生智抵达唐山，以“打倒桂系，返回湖南”为口号，撒出大把银子，一举收回旧部的指挥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可这支湘军却并没能够顺利地返回故乡，因为不久之后“蒋、冯、阎大战”就开始了。第五路军被调到河南，与冯玉祥的军队作战。唐军先挫后胜，将冯军全部赶回了陕西。但唐生智毕竟不会长久安于臣服老蒋，1929年他与石友三联合共同反蒋了。可事到临头，起兵日期都已确定，唐生智却非要顾和尚再帮他掐指算一算。这一算不要紧，顾和尚说时辰选得不好，必须另择吉日。唐生智对顾和尚一贯是言听计从，这次也不例外，硬是将起兵日期向后拖了几天，这一拖便形势大变，出兵时遇上了大风雪，部队运动极为困难，只好以一路纵队盲目冲锋，死伤极众。之后是阎锡山变卦，不承认曾加入反蒋联盟，接着在湖南的唐生智老部下何键，也否认了自己曾答应老长官反蒋，使局势瞬间逆转。但唐生智仍准备进攻武汉，不甘心轻易认输。在老蒋的策动下，原来站在唐生智一边的阎锡山反成了“讨逆军”总司令，率各路人马围攻上来。加上老蒋的嫡系军力，唐生智立刻吃不住劲了。最后一击来自于杨虎城部，杨部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是来向唐生智报仇的。杨虎城夺取了唐军的后勤供应站驻马店，使唐军面临总崩溃的局面。唐生智竟还要请顾和尚测字卜吉凶，他写了一个“道”字，顾和尚大惊，说此字从首从走，必主首领出走。老唐这才认输，决定只身潜逃，将部队交给阎锡山改编。老唐逃到国外，在新加坡住了不少日子。他从此永远离开了自己经营的部队。

到1936年，唐生智又参加过“两广事变”，与陈济棠一起，第三次反蒋，事平后去南京任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授一级陆军上将衔。到抗战暴发后，上海失守，日军进逼首都南京，蒋介石心里早已内定要唐生智来守南京。老蒋一生用兵有一个原则：他认为胜算大的仗，一定要由他的心腹嫡系来打；而明知不可为之事，就让那些与他有罅隙的人去承担，可谓分得一清二楚。他反复在唐生智面前讲，你们都不来守南京，我就自己来守！唐生智那脾气经不住激，终于说出：“你怎么能留下？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这当然正是老蒋需要的回答，这个烂斗笠于是扣在了唐生智的头上。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戌司令长官，其实他此时身患慢性痢疾，是勉力为之的。南京保卫战由1938年11月25日打到12月12日，唐生智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才向部队下达撤退命令的。撤退发生混乱，有数万官兵未能渡江，后遭日寇屠杀。当时笔者的父亲是教导总队桂永清部的下级军官，幸而脱险，未作日寇的枪靶子。

唐生智撤出南京后，回到故乡湖南东安，办了一所设施齐全的中学，而顾和尚也随行到此，与之相守。唐生智的慢性痢疾之症长久不愈，多方延医问药，不但不见效，而且产生抗药性变得更加厉害。后来却是顾和尚以剧毒草药“鸭舌子”为他治好的，也算是没负老唐对他的一片“痴心”。据说后来在法币贬值时，湘南几县只用唐发行的“票子”，可见他在当地还是有相当势力的。当地还留有两营军队受他节制，而粮饷由省政府提供。这些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长辈口传的，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

抗战胜利后，唐生智不愿当国大代表，并暗中与湖南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1949年程潜、陈明仁在湖南已有“异动”迹象，白崇禧部退守湖南，知道唐生智倾向中共，要密捕他，老唐留下弟弟唐生明与程潜、陈明仁共商起义事，自己抽身回东安避风。可长沙程、陈宣布起义后，湘南仍在白崇禧的控制下，唐生智在东安反而再次遇险：他的老部下李品仙代表李宗仁、白崇禧来动员他南下广州，遭老唐拒绝。白崇禧明白老唐是打定主意要投共了，于是派兵前来搜捕。唐生智是在乡亲的掩护下，藏在柴堆里躲过去的。唐生智本人躲过去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儿女却被抓到桂林作了人质。后来还是李品仙顾念旧情，才将他们转送香港，而顾和尚也随行护送到港，他们到1951年才回到大陆与老唐团聚。

之后唐生智当了解放后的湖南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直到1970年因患肠癌病逝于长沙，想必还是与他曾长期患慢性痢疾不无关系吧。

（四）“吏部尚书”何键

何键在民国时期是督湘时间最长的一个湖南本省籍人士，自1929年至1937年，长达九年。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干这么久，就因为他完全与唐生智那种理想主义色彩相反，是个彻头彻尾见风使舵的人。他甚至连赵恒惕那种制定省宪法以自固的形式都不需要，而是只看谁的势力更大，就一头扎进其怀里，哪怕以前曾有仇恨，也能立刻笑脸相迎。可以说他在政治归属上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当然这其实是很多政坛人物的共同特点，也算不上什么不可饶恕的缺点。

何键，字芸樵，湖南醴陵人。他在民国时期督湘之人中间，是出身最卑微的。他父亲当过多年长工，后来小有积蓄，买了一点田产，可为了供何键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又把田给卖了。何键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回湘到赵恒惕任师长的湘军第一师当见习，接着升少尉排长。1917年段祺瑞派自己的内弟傅良佐任湖南督军，谭延闿被迫第二次下台，湘军在湘北被北洋军击败，退守湘南，何键此时脱离了部队，回到老家醴陵一带活动。他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收集了不少溃兵手里的散枪，被当时的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任为“浏醴游击队”，后开赴湘南，被唐生智收编，何键当上了唐生智手下的营长。到赵恒惕开始主政湖南时，何键又得唐生智保举，当上了团长。之后他一直追随唐生智，不断得到提升，北伐开始后，唐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时的何键已经是第八军第一师的师长了。北伐军胜利挺进，第八军越战越壮大，不久就扩充到了六万多人，分编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何键任第三十五军军长，这时离他从保定军校毕业回湘当见习不过仅仅十个年头。

第三十五军驻汉阳的时候，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这其实是何键主使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湖南的农运声势极大，北伐军中许多军官的家庭都受到了冲击，军官们情绪很激烈，加上此时蒋介石早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事变，武汉方面上下争论也很激烈，使何键的立场迅速转向了右倾。但是他知道总司令唐生智是不同意分共的，不敢公开在武汉发动，于是趁唐离汉去河南前线之机，派人回湘运动，调许克祥团进长沙，迅速发动了事变。许部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校，杀害了不少左派分子。

唐生智被迫下野后，湘军大部被桂系吞并，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都是广西人，都成了桂系的干将，随白崇禧攻入北洋系的传统领地华北。只有何键的三十五军留守两湖地区，仍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猜疑。但何键是个很能保护自己的人，处处对桂系表现出恭顺，所以才能暂时保住自己的地位。当时湖南的省政府主席是程潜，何键负责清乡，也就是肃清农会及中共势力。可桂系对程潜督湘不放心，怕他跟自己不是一条心，断了桂系归路，于是趁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扣押了程潜，以鲁涤平继任湖南省主席。何键仍负责清乡，他大开杀戒不遗余力，而红军在湘赣两省的逐渐壮大，也造成了办理清乡的何键掌握了全省的地方武装，使鲁涤平对他疑忌日深。而蒋介石很担心桂系进一步强大，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很想在桂系拉得很长的战线中间打进一个楔子，他看中的又是湖南。鲁涤平是谭延闿的老部下，虽由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任命，但蒋介石正好可通过谭延闿拉拢鲁涤平为己所用，大力补充鲁的部队军火装备，意图将受桂系控制的两广与他们刚打下的华北地区分割开来。桂系李、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急需在湖南找到一个能跟桂系站在一起的人来取代鲁涤平，这下子就看中了何键。

何键的第三十五军此时已被整编成了第六师，奉命准备开往湘赣边境，开始参加对红军的“会剿”。他借故北上，在武汉拜见了李宗仁，又到北京拜见了白崇禧，狠狠地告了鲁涤平一状。之后武汉政治分会在李、白的授意之下，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改组湖南省政府，指定何键为省主席。鲁涤平毫无思想准备，只好仓促离湘去了南京，结果原定会剿湘赣边境的几支部队也都各自撤退，打乱了老蒋的部署。老蒋大怒，但忌惮桂系势力强盛，只好承认既成事实，让何键暂代湖南省主席。

接着老蒋发动了倒桂战争，甚至将老对头唐生智都请出来，帮着瓦解桂系。唐生智用老蒋给的光洋和自己的威信收回了旧部第八军、第三十六军的指挥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接着参加老蒋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战。而桂系原来为了稳定后方选中的何键，此时也毫不犹豫地投向了老蒋的阵营，他派人面见老蒋，投书表示忠诚，表示愿为讨桂出力。老蒋当然求之不得，又给钱又给枪，还任命何键为“讨逆”第四军军长。何键将在湖南的桂系部队统统缴了械，真正断了桂系的归路。之后何键倾湖南全省兵力，随广东的陈济棠、云南的龙云分三路攻入广西，与桂系打了个天昏地暗，直逼得白崇禧下野才作罢。可桂系也不是那么容易服输的，不久李宗仁联合张发奎，发动了对湖南的反攻，何键知道桂系是为了找老蒋报仇，自己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就想放桂系过境，保住自己的地盘拉倒。老蒋哪会让何键的小算盘得逞？忙调动广东、湖北两个方向的部队大举入湘，将桂军堵截在湖南境内，何键怕老蒋打败桂系之后，追究自己的纵敌之罪，只好拉开阵势与桂张联军真干起来。李宗仁和张发奎一度攻下长沙，出湘北进迫武汉，但终在老蒋的中央军、粤军、湘军的几路夹击之下，败退回广西。湖南再遭兵祸之后，何键已完全地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

何键从鲁涤平、程潜当省主席的阶段，就负责清乡，后来当上省主席之后，对清乡更是不遗余力。他杀赤化份子是极有名的，比如说在平江龙门地区，原有六、七万人口，清乡时却只准发放三千个良民证，每证须交大洋30元，而没有良民证的则被视为暴徒，可随便杀害。屠杀开始后，先将村庄包围，通道封锁，进村见人就杀，然后是抢劫、纵火，一次就杀死一千三百余人，造成震惊省内外的“龙门惨案”。经何键这样的镇压之后，原来是农民运动发源地后来又爆发过秋收起义的湖南，居然基本上没有了红军的立足之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何键1929年任湘赣两省清剿总司令时，负责对井冈山区的进攻，迫使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南下赣南，乃创建中央苏区。但其中也曾有过一次彭德怀部红三军团趁“讨桂”之战的混乱，突袭平江、长沙，占领省会长沙达十天之久。不久红一军团曾再打长沙，不下，乃转向东进，进入中央苏区。此后除了湘西自成系统，在“湘西王”陈渠珍的统治之下，还有少量红军的踪迹之外，湖南其他部分不见红旗踪影，成了全国的“模范省”，而紧邻的江西和湖北却都有大片的“红色根据地”。红军攻入长沙时，连何键本人乘坐的汽车都被烧毁，使他后来只有滑杆可坐，他为了报复，杀过几个著名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向警予和杨开慧。他杀人也不光针对赤化份子，对于刑事犯罪者亦毫不容情。黄仁宇先生的《关系万千重》一书中有很有趣的记载：有一个房东将自己住房的一部分租予房客，这房客写匿名信威胁房东，令其交出大洋若干，限期送往某处交接。房东初不疑房客，还与其商议征询对付的办法，房客叫他不必报警，可与勒索者讨价还价。房东怀疑了，于是报警，抓到房客证据，将其逮捕。案经省政府粗略审察，迅速将案犯枪决，理由是此人读过书，又非饥寒所迫，竟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所以不可饶恕。相比谭延闿、赵恒惕时期，何键执法已基本不按法律条文，而是如同封建时代那样，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断案，于是草菅人命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

何键真正管理湖南省的行政事务，应该是1930年后的事情，那时因为省内已没有敌对势力，他得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建设上。粤汉铁路的湖南段，就是这个阶段完成的，还有湘桂线也开始兴建。湘黔线在规划之中。但工业基本上停留在20年代保留下来的水平，南门外的发电厂和湘江河西的裕湘纱厂都已经运转了近十年。何键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应该数“国货陈列馆”，顾名思义，他也还是以提倡国货为爱国之标榜的，这个建筑在抗战中竟未烧毁，楼顶置警报器，遇日机空袭时，警报立刻响彻长沙上空，使市民得以及时躲避炸弹的威胁。国货陈列馆解放后成了“中山路百货公司”，仍是长沙市民首选的购物地点，其一排高大的圆形廊柱颇有西洋风格。可惜在八十年代被毫无历史观念的商店经营者拆掉改建了，变成了没有任何特色的现代水泥建筑。

何键也曾想重振湖南本省的军力，成立了省政府下属的航空署，聘请了飞行员，从国外购进了十架战斗机。但飞机到货时，就被蒋介石扣下了六架，说四架已足够省内防务之用。而到江西清剿红军的战争接近尾声时，老蒋更进一步逼迫何键交出全部湖南省的兵权。何键不敢违抗，把湘军四个师和四架飞机都交了出去，从此自己只当文职的湖南省主席。到1937年抗战爆发，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当年蒋百里所预言的：湖南将成支撑抗击外敌的关键地区，于是命令何键交出湖南省的政权，调他到南京任内政部长，派自己信得过的张治中（字文白）当了湖南省主席。然而就在张治中的任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长沙“文夕大火”。何键在离任省主席之前，断了最后一个案子：下令枪毙了一个妇女，理由是她竟然嫁给了日本商人为妾。那日本人已经撤侨离去，他的中国小妾不但有“通敌罪”，而且贬辱中华女性的民族气节，所以罪不可赦。与此同时，何键却也向已抵陕北的毛润之先生发出电报，称国难当头，今后当休戚与共义无反顾，当然并不提及杨开慧被杀事。这些趣闻黄仁宇先生都曾以亲历者身份详细记述。

蒋介石将何键调往南京任职后，逐步把湘军抽调一空，几乎全部送上了抗日的前线，就连负责地方治安的保安团队也不例外。而且湘军出湘抗日，都是分别编入不同的部队，分割使用，不使其仍形成集团。国难当头，有“无湘不成军”之誉的湘军倒是都没有给家乡父老丢脸，无论在哪个战场上，作战都极为英勇顽强。特别是在淞沪之战中间，湘军损失惨重，即使没有全军覆没的部队，也继而被编散了，取消了番号。老蒋这样做，自有他消灭异己统一政令的用心，但借外敌之刀杀自家兄弟，不能不令国人齿冷。民国时期从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湘军，历经内战的磨难，终于消亡于抗日的战场上。作为最后一个湘军统帅的何键，眼看着三湘子弟兵灰飞烟灭，心情一定是非常悲凉的吧。

何键在南京任内政部长后，随中央政府撤到“陪都”重庆，其实他手里毫无实权可言，于是自嘲说自己做了“吏部尚书”。可就是这闲差也不好当，他在1939年差点因一个误会被老蒋杀掉：那时他的结发妻子黄氏在香港病逝，何键获悉后想去香港为妻治丧，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告假一个月，孔祥熙准假。可就在他准备登上飞机离开重庆的时候，戴笠亲自赶到机场，命令停飞，并登机检查何键有无蒋介石的亲笔批准的假条。何键拿出孔祥熙的假条，被戴笠拒绝，并将何键拉下飞机，当即软禁起来。原来此时因汪精卫叛国后，重庆有一些官员偷偷赴港转投南京伪政府，老蒋令戴笠对要去香港的官员严加盘查，何键正是犯了这条忌讳。后来经孔祥熙出面澄清，老蒋才放了何键，但还是撤了他的内政部长，改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后何键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乱说乱动，一直老老实实任这个闲差。

何键1949年迁居香港，1950年到台湾，又当上了“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病逝于台湾。

（五）省长任期空前绝后的程潜

民国时主政湖南的四位湖南人谭延闿、赵恒惕、唐生智、何键之间，有明显的前后提携嬗递的关系，只有程潜始终游离于这个系统之外。他与上面所说的那几个人都有过交恶的历史，又都有过合作的阶段，却一直没能稳定地主宰过湖南的政局，直至民国即将成为历史时，他才得到了机会。然而程潜一旦当上了湖南省的省长，就成了在这个职位上任职最久的湖南人。他的境遇为什么与其他几位不同呢？这与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程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看上去城府很深，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既固执又有几分天真的人。他在真正该下狠手的时候往往会心软，于是总是被对手抢到先机而被人所制。可他的最后一击却成功了，于是总算得了善终，也算是命运给他的最后补偿吧。

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他于辛亥革命谭延闿取代焦达峰任湖南都督后，经黄兴介绍回湖南当军事厅长。在谭延闿排除焦、陈余部，大肆裁撤湘军时，他是反对的。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举起“二次革命”义旗，各省相继独立，程潜趁反袁军兴之际，抓紧时间编练了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团，使湘军的兵力达到了两个师。二次革命失败，谭延闿取消了湖南的独立，程潜被迫辞去军事厅长职务。后谭延闿仍不为袁世凯所原谅，被押解到北京判罪，此时程潜也受到入主湘政的汤芗铭的通缉而逃亡。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发动护国战争，1916年程潜从昆明向滇军借了一个营，经贵州入湘西，沿途收编湘西南的地方武装，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兵力迅速扩充到三旅之众，而当时的广西陆荣廷所部也进入湘西南，与程部一起进逼长沙。汤芗铭不得已也宣布湖南独立脱离袁大皇帝，弄得老袁好不郁闷，不久病死。而谭延闿却卷土重来，第二次主政湖南，他对非自己嫡系的程潜心存猜忌，在重建湘军时有意排挤程派，将程潜的部队裁撤一空，而一心一意培植赵恒惕，让赵当上了湘军第一师师长。程潜再次黯然离湘。可没多久谭延闿就又被段祺瑞给赶下了省长宝座，以段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代之。接着段祺瑞废《临时约法》，引起“护法战争”，程潜受孙中山委派回湘运动，被拥护护法的湘军将领们推举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湖南护法军兵力单薄，与北军血战经月，眼看支持不住，此时广西陆荣廷的桂军上来增援了。程潜击退了北军，占领长沙，被各界公推为湖南省长，但他还没来得及宣布就职，就被随后赶到的广西军否认，说省长未得中央明令，不得自举，其实表现出桂系染指湘政的强烈野心。程潜为了不与桂系发生内讧，未就省长职，而是率军前往岳阳，展开了对北军的猛攻。北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湘桂联军抵挡不住，而桂军又不愿与北军死拼损伤自己实力，率先撤回广西，扔下程潜独立支撑。程潜据守湘南，总算未被北军消灭，但也种下了与桂系不和的种子。

北洋皖系的张敬尧督湘时，桂系欲重新入主湖南，但因为与程潜已经伤了感情，就转而支持谭延闿出来收拾湘局。谭延闿在赵恒惕的拥戴下进入湖南零陵就任湘军总司令，可这时程潜驻扎在郴州，也用的是湘军总司令的头衔，一时两个湘军总司令并存，自己的阵营里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谭延闿毕竟比程潜更会玩权术，又恰恰有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把柄落到他的手上：皖系欲联合程潜打倒占领湖北的吴佩孚，派了一个说客携密信来见程，却被抓住，密信落在了谭派的手里。一时湘军中舆论汹汹，说程潜是“通敌有据”。程潜自己并不知道此事由来，但百口莫辩，只得辞职出走，部队全被赵恒惕接收。后来在赵恒惕督湘期间，虽没有程潜本人的直接参与，但隶属程派的军官们时而与赵联合，时而受赵排挤甚至杀害，到赵恒惕制定临时省宪法时，程派已经被清洗殆尽了。

程潜离湘后，与孙中山过从甚密。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另组民国政府，任命程潜为陆军部次长，实际主持军务。之后程潜曾任桂林大本营陆军总长。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程潜与之力战，又随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始终不离左右，当时有“文有居正，武有程潜”之誉。程潜以孙中山委任的“讨逆军总司令”身份，指挥全粤讨伐陈炯明的战争，重新肃清广州，迎孙中山返粤就任大元帅，自己被任命为军政部长。程潜还在孙中山授意下，首创“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这是早于黄埔军校的革命军官培养基地，只是在黄埔军校成立后，程潜才将其师生并入了黄埔，又因为他只将精力放在军政部长的事务上，没有将这个新兴的军校抓在自己手里，才有了蒋介石当校长造成整个一支黄埔系，进而控制全部国民革命军兵权的局面。程颂公若有远见，以军政部长之尊，抓住军校不放，恐怕民国后二十年的历史就要重写了。1925年孙中山逝世于北京，程潜参加了东征之役，巩固广东根据地。北伐前，程潜率领的东征第三纵队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任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程潜此时对国共合作态度真诚，第六军中下级军官共产党人几乎占三分之一。

占据湘南的唐生智倒向广州政府，他的原湘军第四师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因为谭延闿与程潜以前都与唐生智打过仗，为了释唐疑心，谭的第二军、程的第六军都未参加进攻湖北的战事，而是作为总预备队尾随前进，后向江西方向进攻，主攻南昌。程潜部攻下南昌后，孙传芳大为震惊，严令限时夺回。皖系军队猛烈反扑，程潜被迫后撤，但在南昌郊区遭到围困，程潜的军部在河港交错的地区被冲散，程潜身体太胖，差点逃不出去，是剪掉了胡须，换上便衣，驾着一辆牛车才夺路逃生的，后被白崇禧当面奚落，说他好比曹操潼关遇马超，“割须断袍”而逃。此役第六军损失过半，南昌得而复失，程潜落了个“贪功冒进”之名。后来第六军经休整后，程潜担任江右军总指挥，转攻南京。就在程潜部兵临南京城下，即将发动总攻之时，蒋介石发来命令，说南京敌军兵力雄厚，不可冒攻，令程潜停止待命，候蒋的嫡系第一军到达后再会攻南京。程潜明白老蒋是怕自己夺了头功，要让第一军上来拣便宜，于是不理睬这个命令，挥军猛攻，三日即拿下了南京。北伐军进入南京时，孙传芳的溃军发生抢劫，同时北伐军中贺耀祖部也焚烧了外国教堂和医院，还有金陵大学的美国教授被杀。英美停泊在下关的军舰开炮报复，南京城有二千余中国军民死于军舰炮火之下。程潜也没客气，开炮还击，同时约束部属，将参与抢劫的人就地枪决，使局势稳定下来。

就在南京局势初定，程潜面临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选择：他接到了武汉国民政府给他的俟机扣押蒋介石的命令。因为蒋介石在攻下南昌后，将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入南昌，就提出国民政府应迁南昌，而不应迁武汉，其实是想将独掌党政军大权。老蒋还在南昌、九江、安庆连续制造多起攻击左翼人士的事件，使国民政府对其用心有了戒备之心。武汉方面扣押蒋介石的密令是谭延闿亲笔所写，并交给林伯渠的。林伯渠把密令缝进衣服里，赶往南京交给程潜。谭延闿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他写密令是奉中央之命，但他的为人一贯是两面讨好的，与此同时又向陈果夫透露了信息，使蒋介石有了警觉。蒋到南京时，不肯下军舰，而是把程潜召到军舰上谈话。这时林伯渠还没到南京，程潜还不知道有扣押蒋介石的密令，同时他也不同意强敌未灭先起内讧，向蒋表示愿意居中调停与武汉方面的矛盾。老蒋没上岸就坐军舰去了他的第一军控制的上海，然后林伯渠才赶到南京，将密令交给程潜。可是程潜读完密令后，当即烧掉，并且坚决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跑到武汉，真的为蒋介石去作解释去了。可蒋介石却早已将自己的亲信何应钦所部安排在南京各个关键要害地点，将程潜的部队控制在火力杀伤范围之内。

林伯渠与程潜的部下努力说服他俟机执行武汉政府命令，扣押老蒋，但程潜坚决不从，认为蒋既为北伐军总司令，就不能以下犯上，自乱阵脚。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自己动手，还向蒋介石本人查问过，为什么何应钦的部队要占领南京各要害地点？老蒋说那是为了防备武汉方面，绝不是对你程颂公不放心，谁要害你，就是害我，我若害你，乱箭穿心！老蒋还委任程潜当南京卫戌司令，想进一步释去他的疑心，但此时程潜从别人口中得知，老蒋已经决心发动政变与武汉决裂了。他竟又去了一趟武汉，还要作最后的努力，劝说双方避免分裂。

蒋介石出手了，将不愿听自己命令与武汉反目的第二、第六军逼出南京，还收买了程潜部下的不坚定份子，几乎活捉了程潜。程潜是乘小火轮逃离南京的，老蒋的人得到了消息，还派军舰追上来，登船搜寻。程潜化装藏在小火轮上，幸未被搜出来，才得以逃到武汉。接着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局面形成。程潜的第六军落入老蒋的手中，一部分缴械遣散，一部分编入了他的序列，只有驻九江的军参谋长唐蟒一部保存下来，程颂公几乎再次落了个光杆司令的下场。这就是蒋介石对他奔走呼吁不要分裂的报答。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宁汉合流，唐生智部进据安徽，对正在与孙传芳作战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形成了威胁，北伐军中的再一次内斗一触即发。程潜的第六军成为桂系争取的对象。他虽然对桂系没有好感，但因过去与唐生智的芥蒂，暂时与桂系联合，对唐的部属进行了策反。唐生智下野跑到日本去了，程潜又与白崇禧联合，攻入湖南解决唐的旧部。此时谭延闿给程潜写过一封信，劝他不要与桂系过于亲密，而对于湘军下手太狠，信中用了一句湖南土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希望程潜分清亲疏。但程潜的固执又表现出来了，他根本不听谭延闿的劝告，继续与桂系站在一边。其实唐生智的部队这时是受到蒋介石暗中收买，才与桂系为敌的，其中以何键为典型。而程潜被老蒋耍过，对他恨之入骨，相信桂系也是坚决不与老蒋为伍的，所以视桂系为盟友。他哪知道李宗仁、白崇禧明里反蒋，暗中却留了退路，不像他这样死硬不转弯。谭延闿提醒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可程潜死活听不进去。蒋介石正好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军政要人们纷纷借机送礼，与老蒋拉关系。别人劝程潜也表示一下，可以缓和与蒋的关系。可程潜硬梆梆地说：“蒋宋结婚无耻，别人送礼，也是无耻，我们送礼，更是无耻之尤！”老蒋对这么个死硬反对派，岂能轻易饶过？

不久蒋介石就重新出山了，就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还让李宗仁当上了武汉政治分会的主任，顺手撤掉了程潜的“湘赣政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算是先给点小小的颜色看。接着成立第四集团军，谭延闿推荐程潜担任司令，老蒋对程不满，当然不同意此议，他转念一想，不如让李宗仁来干，这样定能使程潜与李宗仁之间发生龃龉，他可以坐观两个自己的对头二虎相争了。果然不出老蒋所料，程潜自认为威望远在李宗仁之上，凭什么要屈居桂系之下？就在武汉军政会议上力辞不就。没想到李宗仁趁机发作，拍桌子吼道：“你敢反抗中央，不服从命令吗？”他把程潜监禁起来，免去了他的本兼各职，而程的第六军则群龙无首，退往江西，落入蒋军的围困，被消灭殆尽。程颂公虽保住了性命，但手上的那点武力已经彻底丧失了。

程潜丧失兵权后，在上海蜗居了七年，直到1935年，才出山当了参谋总长。1936年“两广事变”陈济棠与李宗仁联手反蒋，程潜亲赴两广调停，化解了矛盾。他之所以愿意为老蒋出面，实在是因为日寇逼迫日甚，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之间再互相削弱力量了。

抗战爆发后，程潜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平汉一带与日军作战。1938年他配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组织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顿挫了日寇凶焰。可不久后程潜奉蒋介石之命，干了一件贻害万千百姓的事：掘花园口黄河大堤。自此数年间华北几省人民深受“黄患”之苦，而日军却并未被滔滔的黄水阻滞多久，就兵临武汉了。之后，程潜历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辕主任、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直至日本投降，他陪同蒋介石乘敞篷汽车出现在重庆街头，与军民同庆抗战胜利。其实并不是蒋介石真正原谅了程潜当年与自己作对，是抗战的大形势维持了蒋介石“一个国家、一个军队、一个领袖”的局面，程潜不得不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奉蒋为元首，而老蒋也需要程这样的国民党元老装点团结对外的门面。说到底这也算是一种统战吧。

1946年内战暴发，程潜就任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辕主任，辖第六、第七绥靖区。但他其实没有一兵一卒真正归属于自己，所辖部队全是陈诚的嫡系，他不过是个摆设，根本指挥不动。1948年蒋介石“行宪国大”，为了抵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压力，力劝程潜参选副总统，后又在几个候选人票数相当的情况下，逼程潜退出竞选，将名下选票让与孙科。这时程颂公的犟脾气发作了，偏不听老蒋的指挥，反与自己的政坛宿敌李宗仁合作，助李竞选副总统成功，让老蒋十分恼火。老蒋面对实力强大的桂系，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可他觉得李宗仁、白崇禧两个人绝不能同时待在南京，必须调开一个。于是老蒋将白崇禧从国防部长的位子上拉下来，派他去当华中剿总司令，驻在武汉。这下子白崇禧来武汉，程潜这个武汉行辕主任就得另外安排了，老蒋发表程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既降了他的职，又让他与桂系继续发生摩擦。

程潜此时颇为失意，手上一无地盘、二无军队、三缺钱财、四无派系，几十年宦海沉浮，最后还是落到个任人摆布的结果。但是能够回到老家湖南，当上当年苦争都到不了手的省主席，对他毕竟是一个难以抵制的诱惑，他走马上任了，随行的官员们虽大多是湖南人，但其实统统是老蒋的黄埔嫡系。程潜一到长沙，就在各界欢迎他的大会上大发反共论调，说：“……我程颂云今年六十有七了，但是我绝不惜任何牺牲，要与共匪拼命……我既然回来担任省主席，头一个月共军不会来，第二个月就不怕他来了，第三个月以后，就只怕他不来，来一个杀一个，一起丢到湘江河里去！”这些话到底是不是像他以后说的，是讲给蒋介石听的？恐怕也不那么单纯，他那时还在观望形势，为自己寻找一条最佳的退路，应该是符合真实情况的。可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中共方面已经在四十三名战犯的名单上，毫不客气地将程潜的大名列入其中了。

到1948年底，程潜实际上已经与中共湖南地下党有了接触，得到了承诺：只要脱离蒋政权，站到这一边来，不但不会算老账，而且还会受到相应的礼遇。程潜的心活动了。可这时长沙绥靖公署的实权掌握在蒋介石的嫡系黄杰之手，程潜想有所动作，随时有可能泄露机密。程潜想出一个办法，设法说服白崇禧，将陈明仁调回湖南。

陈明仁是程潜的醴陵小同乡，但他出身于黄埔第一期，是不折不扣的老蒋嫡系。陈明仁在东北与林彪血战四平，是出了大名的：四十多天的坚强防守，再加上十九昼夜的巷战拼杀，硬是迫使林彪撤出了四平。四平战后，陈明仁成了“党国英雄”，老蒋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按说，以陈明仁与林彪拼死作战的历史，谁也不会相信他对老蒋有二心。可实际上其中另有蹊跷：陈明仁守四平时，林彪所部已攻破外围城防，情况最紧急时，陈部将美国援助的面粉和大米都垒上去当了工事使用，还想出一个绝招——在巷战中，把黄豆撒在冰冻的马路上，使共军冲锋时滑倒无数。正是这些办法才勉强保住了四平。可战后随陈诚到四平视察的美军顾问见到整包的美国援助的大米白面当作工事使用，立即向陈诚提出抗议，要求惩办肇事者。老蒋惹不起美国盟友，免掉了陈明仁的指挥权，让他当了个总统府中将参军的闲差。陈明仁立了功反被夺了兵权，一度心灰意冷，想称病不出了。后来是白崇禧想挖老蒋嫡系的墙脚，提出调陈明仁到武汉当自己的副手，而老蒋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亲信到武汉去监视桂系动静，两方一拍即合，陈明仁到武汉上任了。此时程潜在湖南搞和平运动的风声传到南京，蒋介石和白崇禧都对程潜不放心，想有个靠得住的人到湖南去看住他，恰逢程潜活动陈明仁调湘，几方面的力量综合到一块儿，陈明仁所部调防湖南速成定局。

陈明仁回到湖南后，很快与程潜达成了默契，加上中共地下党加紧做工作，打消程、陈二人对起义后能不能得到中共原谅的顾虑。毛润之先生对程潜发过专电，告诉他只要反蒋反桂，具体事宜可相机处理，敝方均可谅解。而陈明仁也接到了由章士钊传的话，说四平之战是各为其主，只要站过来，还将受到重用。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起义成功，程、陈领衔，共三十七位国军将领联名通电，宣布脱离蒋政权。解放军进城时，陈明仁的第一兵团仍全副武装，守卫着长沙各要害地点，据说他们仍头戴青天白日帽徽，新发的胸章上写的是“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这是表示他们只是反蒋，而不是叛党。当然后来陈明仁部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这些为了一时面子的虚文就已不复存在了。

程潜此后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职。他的湖南省省长一直当到1968年，虽在文革动乱中，此职仍由他担任。若从1948年他回湘担任省主席算起，他一连当了二十年省长，恐怕这个纪录是无人能够打破的了。当然，他这个省长并无多少实权，是不言而喻的。程颂公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还曾为周小舟叫屈，说：“好人挨整，真理何存？”可见他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相处是不错的。若不是程颂公这个身份，他那个脾气，怕也是躲不过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冲击的。

八十年代初，我们拍电视剧曾借用程潜遗留下来的寓所作场景，那座小楼坐落在湖南省委大院内的一角，上下两层，结构比较复杂，有院墙围绕。那时已经完全空置，网布尘封，只能让人想象主人当年如何度过寂寞的晚年……

程颂公1968年病逝于北京。

  于右任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右衽”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

　　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尤擅魏碑与行书、章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于右任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中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另外二位为王羲之、颜真卿）。民主革命先驱。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诗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尊称“元老记者”。原名伯循，字右任，曾用名刘学裕、原春雨，后以“右衽”谐音“右任”为名；笔名“神州旧主”、别署“骚心”，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祖籍陕西泾阳斗口村，“斗口于家”。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先生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以后“又在三原读书应试，因此就著籍为三原人了。”

　　他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遂进入震旦公学。震旦学院肄业。早年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有推翻清王朝的思想，遭缉捕亡命上海。1907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审计院、监察院院长，是国民党重要决策人物。1912年后担任南京政府交通部长，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前后共任监察院院长34年。后随国民党退居台湾。于右任寓台湾15年，台湾书法风气首次出现碑学压倒馆阁帖的趋势。1964年因为政治原因而长期郁闷成疾，病逝于台北。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于右任精书法，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尤擅魏碑、楷书、草书，首创“标准书”，被誉为“当代草圣”。于右任1932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广中国汉字的草体书法，整理成系统的草书代表符号，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书局初版），影响深远，至今仍在重印。有“近代书圣”之誉。著作《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等。于右任先生当今唯一健在的养子、弟子刘田依（又名刘田一、刘天一）先生在南京定居生活，目前正在整理、研究于右任书法的相关工作，并且在编著新的《中国汉字书法草体字常用标准大字典》，这部字典是刘田依先生在继承与发扬于右任《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宗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更为丰富广阔的古今百家体貌姿态，并且修订完善了中国汉字书法在当今社会实践中推广交流应用的局限与不足，使《标准草书》跳出了个人及小部分人保守、陈旧的汉字书法艺术及学术思想的局限性、片面性认识，将中国汉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应用从原有繁琐的笔画、笔法中得到合理的艺术化解放，让中国汉字书法草体字真正成为提高中国文字书写速度与效率的工具，这也是于右任先生生前在大陆经常对刘田依先生教导的意愿。

　　“右任”本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向报社投稿用的笔名，后成为他最常用的名字；其他的笔名有骚心、大风、神州旧主、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关西余子等。祖籍陕西泾阳，生于陕西三原。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养。后经三叔于重臣帮助，入名儒毛班香私塾就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两年后又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参加岁试，又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曾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帝出逃西安，参加“跪迎”的于右任，更加认清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媚外残民的面目，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在三原印行。三原知县德锐看到诗集随即报告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下令拿办于右任。于的亲友听到消息，以重金雇人去开封，向正在那里参加会试的于报信。恰在这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均发生故障，致使清廷缉捕于的公文反比于的家信晚到，于得以迅即逃离开封到上海，化名刘学裕，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入学不久，震旦学院主管教务的法籍神甫乘马相伯生病之机，企图使震旦为教会所把持。马相伯愤而辞职，学生相率离校。为解决离校学生的求学问题，于右任出钱、出关系并聘用马相伯、叶仲裕、邵力子等共同另行筹组复旦公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秋节正式开学。

　　这一年，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进行无理限制，愤然回国。于与王敬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公学，使这些留日归国学生能在其中继续读书。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大批人才。次年4月，于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募集办报经费，由陕籍留日学生康宝忠、好友刘觉民引荐结识孙中山，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委任于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回国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创刊，于任社长。该报一出，世人即谓之“炸弹”。次年2月，毗邻的广益书局失火，祸及报社。重新复刊时，因内部意见分歧，于退出该报，另筹《民呼日报》。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创刊，于任社长。此前，于即有创刊《启事》公告天下：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该报问世以后，发表了许多揭露和抨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文章，并配以发人深思的漫画，增强了宣传效果。清政府对《民呼日报》和于右任恨之入骨，扬言要挖掉负责人的眼睛，并于同年8月3日将于拘捕。于在狱中多次表示“报纸不能停刊”；但报馆同仁明白：“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于便一日不得出狱。商讨再三，“不得不重违于君之意”，于同年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发出《本报特别广告》，声明报馆财产转让。五天以后，《民呼日报》执照被吊销，于被判令“逐出租界”。于并没有屈服，八月二十日(10月3日)又创刊《民吁日报》。他改“呼”为“吁”，少了两点，象征已去双眼。但他顽强地表示，即使双眼被挖，仍要为民吁天。当时，因自己不便公开露面，乃以范光启为社长，但他仍是该报的实际主持人。不久，租界又以该报报道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文章“有损中日邦交”为借口，再次将于拘捕。11月19日，又查封了《民吁日报》，并不准报社原来的机器再印刷报纸。于出狱之后，计划办一规模更大的报纸。在爱国人士沈缦云等人资助下，宣统二年九月初九(1910年10月11日)，以于为社长的《民立报》问世。由于有宋教仁、王无生、景耀月、刘觉民、张季鸾、范光启、谈善吾等一批骨干的帮助、支持，《民立报》成为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于以“骚心”为笔名，在《民立报》先后发表300多篇文章，对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文章也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学子。毛泽东曾说：“我在长沙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民立报》，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这报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斯诺：《西行漫记》第115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1912年春孙中山辞职，于亦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陕西爆发了反对陈树藩的斗争。1918年1月，胡景翼、曹世英、刘觉民等人在三原树陕西靖国军旗，请于回陕主持。8月，于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指挥这支武装坚持四年有余，成为北方地区唯一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军事、政治力量。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于于当年8月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了陕事经过，并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此时，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生驱逐了不称职的原校长，请于出任校长。于接受邀请，建议把校名改为上海大学。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成立，于到校讲话，宣布就职。翌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任该校讲座教授，并推荐邓中夏、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协助办校。在于和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邵力子、刘觉民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

　　1924年1月，于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明论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北京政变成功，冯玉祥、胡景翼等邀请孙中山、于右任、刘觉民等人北上。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到京。 不久， 命于和汪精卫等组成国民党中央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北方国民党事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于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段祺瑞改组国务院，特任于为内务总长，于坚辞未就。192 6年1月，中国国民党二大会上，于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对爱国学生的遇难十分痛心，亲自筹款，帮助陕西旅京学生会安葬死难和抚恤受伤的陕籍学生。后受李大钊之请，赴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并解被刘镇华围困的西安城围。冯、于回国后，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冯任总司令，于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誓、授旗，并任副总司令。接着，于随援陕先头部队，经宁夏、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境。11月下旬，刘镇华全线溃退，西安解围，于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的名义进驻西安，代行全省政务。12月22日，于和联军驻陕副总司令邓宝珊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废除旧的政治体制、统一全省财政等12项整理陕西军政的计划，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呀!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吧!”1927年2月，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此前后，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发布许多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在于、邓的支持和大批回陕的旅外学生推动下，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省市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于在4月27日陕西省党部召集的大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1927年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

　　宁汉合流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未到任。1928年2月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又被推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1930年11月，于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被推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这次会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于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于应邀为该报题写报头；到重庆后，于仍通过屈武与中共保持联系。汪精卫公开投降日寇后，他口诛笔伐，并赞成将其永远开除出国民党。于还为《大公报》撰文，首倡将对中国含有篾意的地名“印度支那半岛”改名为中南半岛。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专程去看望过于。于亦设宴款待毛泽东。

　　1948年春，于出席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竞选副总统，落选后仍任监察院院长。这时，他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中国问题。1949年2月15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石家庄等地，与毛泽东、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协商和谈事宜。2月27日，颜、章等人返回南京时，于亲往机场迎接。同年4月，国共和谈在北平正式举行。李宗仁原拟派于作为特使去北平，于亦欣然受命，并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但正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暂不离开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后，由于到北平主持签字。李宗仁接受了张治中等的建议，于遂未能成行。周恩来闻知，对于的处境十分担忧。当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和代表团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去南京复命时，特别请屈武到南京后立即转告于，“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屈武到南京后向于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但这时他已身不由己。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政机关撤往广州，于被“护送”至上海。25日由沪抵穗，继续主持监察院院务。7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决定成立挽救残局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主席，于是九委员之一。广州解放前于到香港，11月26日奉召到重庆，28日离渝，29日被迫飞抵台湾；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的人间离情绝唱。于是近现代学术成就最高的书法宗师。他编著了易识易写、准确美观的标准草书，自成一家，被誉为当代“中国草圣、书圣”。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湾。

于右任的爱国诗作

　　于右任临终诗《国殇》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于右任的著名爱国诗作《望大陆》(又名《国殇》)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先生在台北谢世后。晚年在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之后不久，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就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大陆》。

　　这是他眷恋大陆家乡所写的哀歌，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1949年，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而结发妻子和儿子却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所以，他的《望大陆》并非泛泛的家国之情，而是深藏了刻骨铭心的身世之痛。祖国统一，是诗人一生所志追求的。

　　阅读此诗，给人一种悲怆深沉、爱国情挚的感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于先生久居台湾，不能回归桑梓，但是海峡波涛却隔不断、阻不了他望大陆、念故乡、思亲人的深情。

　　诗的前两节采用重章复踏的手法，反复咏唱，抒发对大陆、对故乡深切向往、眷恋的情怀，是诗人真情实感的强烈表露，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正是这真挚强烈的情感和刻骨铭心的思念，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引起读者感情与思想上的共鸣。诗的最后一节开头两句借用了北朝民歌《敕乐歌》里的两句话，采用叠字，状物形象而生动！最后两句“山之上，有国殇！”语意双关而寓意丰富。《国殇》出自屈原楚辞《九歌》。《九歌》是屈原流放途中模仿楚国南方的祭歌而创作的一组诗篇，《国殇》是其中一首，是追悼将士的挽歌，所谓“殇”，《小尔雅》说：“无主之鬼之为殇。”诗人巧借“国殇”，抒写自己死后不能葬在大陆，不能魂归故里的遗憾。古人云：“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兽犹如此，人何以堪？人为的阻挠，使亲人分聚、骨肉离散，死后尚不能魂归故里，不得安宁，读来怎能不令人怆然而泪下？诗人借助这两句诗，表达出许许多多和诗人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的心：他们魂牵梦萦、心中无法忘却的正是祖国的统一！先生生前见不到祖国的统一，死后还要葬于高岗，向大陆遥望，真是死不瞑目啊！

　　如今，香港和澳门已回归，我们正企盼阻隔半个世纪的台湾早日回到母亲的怀抱！相信，一个统一富强，繁荣昌盛的中国不久将屹立于世界东方！到此，于右任先生将会含笑九泉！

于右任临终之谜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于昏迷。1964年11月10日晚上8：08，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遗体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我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于右任的“一个指头、三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这是人们对先生的评价。位于三原的故居和那株三百多年的老槐树也在深深的感念先生。

　　于右任青年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他积极倡导国共两党合作，兴办教育、兴修水利，是真诚的爱国者；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一生写下诗词近900首。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曾写下不少寄托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书》等，他还是著名书法家，创立了“于体”书法艺术。林语堂曾说过：“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

于右任与烹饪

　　饮食烹饪属于文化范畴，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之一。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文人雅士对富有地方风味特色的美馔佳肴给予评价，题词（匾），或吟咏赋诗以述怀，使这些菜点增光添色，身价倍增。

　　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大师、诗人于右任，祖籍陕西省三原县，每次回乡探亲，都要在县城德亭餐馆品尝地方风味菜点。这餐馆有煨鱿鱼丝、干煸鳝鱼、白封肉、疙瘩面；有外形如缕缕金丝盘绕、层层塔楼相叠，口感油而不赋，清爽利口的金线油塔；有由唐代《烧尾食单》中的“见风消”（油浴饼）演变而来的泡泡油糕，色泽乳白，表面膨松，如轻纱、蝉翼，有密密麻麻的珍珠小泡，其味花芳醇香，入口即消，其形玲珑剔透，酷似巧制绫花。于氏对这些菜点的制作技艺和风味特色倍加赞赏。他乘兴为该店挥写了“明德亭”匾额和“名厨师张荣”的题词，从而使这家创建于一九三一年的餐馆，蜚声遐迩，誉满三秦。

　　一九二一年清明节，他亲临西安东关长乐坊徐仁福开设的徐记稠酒店。这酒店有由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醪槽”演变而来的黄桂稠酒。

　　当年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李白斗酒三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酒和“贵妃醉酒”的酒，就是没有加浆的“撇醅”稠酒。此酒酒精成分含量为15%，汁稠似乳，色白如玉，入口绵甜清香，酒味浓郁醇厚，饮后口齿流芳。风味独特的美酒使这位书法大师为倾倒，饮后啧啧称赞，即兴挥毫书写了，“徐家黄桂稠酒店”。徐家将之制成牌匾，高悬店门之上，声誉大增，在古城传为佳话。

　　一九四二年入蜀途中，于右任以陕南宁强县，品尝了县城里著名的王家核桃烧饼。此饼清朝时曾作为贡品，它是以面粉、核桃为主料，配以油、盐等辅料制成的，酥脆油香，回味悠长，营养丰富。于氏食后赞不绝口。随后，这家店生意日益兴隆。

　　一九四七年夏，陕西师专第一届学生毕业，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到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东南各省观摩学习。到达南京后，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闻讯，特意邀请全体师生到他的寓所会见。接着，招呼大家聚餐。在大院之内，花坛四周，摆满了众多的摊担：有凉粉、酿皮、凉面、扯面、醪槽、元宵、甑糕、烧饼、腊汁肉等各种陕西风味小吃，诸色纷呈，香气扑鼻。于氏让大家不拘一格，任意就餐，宛似今日的自助餐。师生们情绪活跃，欢声笑语不断。

　　饶有兴味的是，在江苏省太湖之滨，灵山下的吴县木读镇，有一家著名的“石家饭店”。店里十大名菜中，有一道菜叫“（鲃）（鱼市）汤”。此菜原名“斑肝汤”。系采用太湖特产斑鱼的肝，辅以火腿片、香菇、笋片等，用鸡清汤烧制而成。一九二七年，于氏偕夫人游西湖赏桂，归途中在石家饭店尝了“斑肝汤”，食后，他即兴题诗：“老桂花开天下香，香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鱼市）汤。对（鲃）（鱼市）汤有人分析，于氏是陕西人，对“吴侬软语”听不真切，故误写了。以后，又由于他的书法颇负盛名，加之诗也写得有韵味，“（鲃）（鱼市）汤”反而取代了“斑肝汤”而流传至今，在烹饪界传为佳话。

于右任的书法

　　于右任的最为有名的《游山西村》（陆游诗），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作。

　　此图行书中偶夹草楷之体，使整幅作品沉稳而又富于变化，这是于右任从早期到晚年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作品中“笑、酒、留、重、无、明、风、夜”诸字皆以草法为之。这种安排并非刻意的做作而是他性情的自然表达。于右任在此时已开始对草书进行研究，1932年12月在上海创立了“标准草书学社”，所以此作出现草书字体就不足为奇了。

　　于右任行书的成就源于他早期对李北海、王羲之、赵孟頫的研究和对北碑的大量吸纳。从二王一路走来，吸收北碑之精华，加之他个人品质修养和才情智慧的非凡，因此造就了许多价值难以估量的艺术品，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珍宝，为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宝库树立了索靖、张旭、怀素、二王、颜柳、苏、黄、米、蔡等之后的又一座书法艺术丰碑。

于右任：除孙中山外两岸就数他最牛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这首啼血的《国殇》(即《望大陆》)已为炎黄子孙广为传颂。他眷故土、思统一的爱国情怀与陆游的“但悲不见九州同”一样，成为千古绝唱。民国时期知名报人陆铿曾说：“能够为两岸人民共同尊敬的人当然是孙中山先生。除孙中山先生之外，恐怕就要数于右任先生了。”

　　1964年11月10日，86岁的于右任驾鹤而去，据陪侍者云，于右任在病重时曾试写遗嘱，因心绪不宁，写了撕，撕了写，结果一个字也没留下。鉴此，治丧委员会将于右任1962年病危时写的《国殇》视作他的遗嘱。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1905年，他因在《新民丛报》批驳钱基博《中国舆地大势论》中“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荒唐论点而声名大噪。此文首次署名“于右任”。“右任”，既是“诱人”的谐音，亦暗含反清之意。因我国一向以“左衽”来指受异族统治，故“右任” 之“任”，系从“衽”而来。

　　于右任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育成人。幼时家贫，于右任6岁牧羊，差点葬身狼口。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庚子年国难当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出逃西安。陕西巡抚岑春煊命学堂师生恭迎圣驾，跪道侧一小时。血气方刚的于右任要致书巡抚，希望他“手刃西太后”，后为同窗王麟生劝阻。于右任剃成光头，脱去上衣，光膀子提着大刀，以一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为背景，照了张相，意诀清廷，颇有杀气。不料，此照片落入三原县令德锐手中。县令以于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和这张照片为证，诬其为“革命党”，下令通缉。于右任得讯后，逃至“志士之集，议论风发”的上海，化名刘学裕(“留学于”之意)，就读于马相伯的震旦学院。于右任的才学深受马相伯赏识。1905年震旦学生反对洋教会，集体退学，马相伯也脱离震旦，决意与同学们一道组建一所新校。马接受于的建议，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为校名，创建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次年，于右任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于右任由一个三秦大地上的牧羊少年，励志奋斗，不仅成为集诗人、书家、报人、教育家于一身的社会贤达，而且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毕生经历了多少沧桑，有过多少喜怒哀乐！院长任上，他明德肃贪，曾信誓旦旦要整肃吏治，既打苍蝇、蚊子，也要打老虎。史实是苍蝇、蚊子倒拍了两只，弹劾过两个鱼肉百姓的县长，杀了一个中央信托局的贪污处长林世良；而面对巨贪铁道部长顾孟余、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等老虎，于右任刚刚持枪瞄准，汪精卫、蒋介石便挺胸堵住了枪口。胳膊拧不过大腿，于右任无奈。难怪世人讥他“监而不察，察而不明”、“养虎遗患”。于右任也只能悲鸣：“监察何用？监察何能？可慨也夫！可慨也夫！”他拍案过，惊堂木惊不动老虎；他拂袖过，可蒋介石为“收招人心 ”，欲借他做摆设而死缠不放。于右任在院长的位置上一坐33年，业绩不显。检视反思，除于氏本身的人性弱点之外，当归结于盘根错节的官场腐败。一句话，民国官场太复杂，复杂得笔者三言两语说不清；民国官场太黑暗，黑暗得笔者不屑为文，只描摹一下官场之外的于右任吧。

　   办报，勇为苍生鼓与呼

　　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青史作证，在办报的峥嵘岁月，他的确是昂扬奋发、不屈不挠，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激烈、壮观简直是惊心动魄！

　　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报纸存续时间短暂，但影响很大，且一个胜过一个。

　　自1903年《苏报》被封后，上海的革命报刊几乎全部缄口，而保守派报纸却十分活跃，某报社论更公然为清廷张目，诬革命为叛逆。于右任忍无可忍，撰文反击，但投稿如泥牛入海，这使他产生了办报的欲望。1906年他与邵力子赴日本考察报业，同时谒见神交已久的孙中山。他在日本的华侨中筹募了3万银元，又在国内招游资入股，于次年创办了《神州日报》，以“神州”为旗帜，意在唤起民众的故国之情。报上的纪元一改惯用的清帝年号，而用公元和干支纪年，寓意良深。为让报纸站稳脚跟，他针砭时弊注重策略，巧用“旁敲侧击”之法，在华美的文字中暗藏革命的精魂。正当报纸要腾飞时，天不作美，报社附近的广智书局失火，报社化为一片灰烬，仅靠一点保险金维持。屋漏偏逢连夜雨，报社内部又闹窝里斗，于右任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当时上海的道台秦乃煌为控制舆论，拟以重金聘于到《舆论日报》当总主笔。道不同，于右任岂能与之为谋？

　　1909年于右任别树一帜，创立《民呼日报》。此前，他在上海各报大刊广告，公开宣称《民呼日报》“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创刊号上刊发的社论旗帜鲜明：“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于右任有了办《神州日报》的经验，加之又网罗了戴季陶、吴宗慈等笔杆，仅用3个月时间，发行量扶摇直上，居上海群报之首。

　　《民呼日报》不仅针砭时弊，揭露清廷的腐败，更注重关心民瘼。是年甘肃大旱，良田龟裂，饿殍载道，哀鸿遍野。而陕甘总督升允搞假大空，3年匿灾不报，又不减田赋，以致酿成人人相食的惨剧。《民呼日报》刊登一篇《如是我闻》揭露：一饥饿老妪，让女儿到野外寻草根回来充饥。女儿抠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来，而母亲已无踪影，唯见地上一摊血。原来被人吃了。该女悲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未出门，乡邻推门探看，只见地上一堆骨节，她又被人吃了。报纸据此义愤陈词： “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任谁读之，能不愤慨！

　　于右任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开我国报业参与社会赈济事业之先河。升允恼羞成怒，诬陷于右任和另一负责赈灾事务的陈飞卿“侵吞赈款”；一面又与上海道台蔡乃煌、公共租界巡捕房私通，拘押于、陈二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民呼报案”。于右任等被关押月余，审讯7次，身心遭到摧残。报社同仁知道，当局意在迫报社关门。为营救于、陈，报社同仁不得不委曲求全，“自行停刊”，于右任才得以解除羁押，但被逐出英租界。《民呼日报》短寿，只存在了92 天。

　　于右任虽一介文弱书生，但脊骨是硬的，折而不弯。数日后他再创《民吁日报》。于右任阐释报名：“民不能言(呼 )则唯有吁耳！”又说“‘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沉痛中含着幽默。于右任不便出面，委请范鸿仙当社长。《民吁日报》面世时，日本侵华日甚。报纸发表《论中国之危机》等社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华要求种种特权的罪恶；又针对倾销日货发表《买日货者看看》等时文。报纸此举惹怒了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是年10月26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市刺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胁迫清廷签《马关条约》者)上海数十家报纸装聋作哑，唯《民吁日报》在显著版面刊发这大快人心的好消息，称伊藤为“土匪流氓头子”、“大浑蛋”、“死有余辜”。广大读者拍手称快，松冈则暴跳如雷，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报》。《民吁日报》被查封，并被判令“永远不得出版”。《民吁日报》更是短寿，存在了四十又八天。

　　《民吁日报》被封后，上海市民在报馆门上贴悼词者众多，且竟有焚香痛哭者。与此同时，当局在租界内外搜捕于右任。于右任一度曾躲在一名叫荷花的妓女家里。他给那妓女12元，说好只住半个月。可迫于形势一住住了5个月，再无钱付房饭费。那妓女非常爽快，也不向他要钱，照供食宿。因于右任见常有人来窥视，怕遭不测，在一个晚上悄悄溜走。后于右任一度困在小旅店里“绝粮”，一位同情他又与他一样穷的同志，到马路上一烧饼铺想偷几块烧饼带给于右任，但遭铺主发现，被打得满脸是血。铺主问他为何要偷，那同志据实相告，是为接济快被饿死的朋友。那铺主听后深受感动，主动送了他许多烧饼。当于右任拿到烧饼时，两人抱头痛哭……

　　那时，于右任时时处在被监视之中，过着东躲西藏、度日如年的“流浪”生活。

　　吉人天相。终于，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缦云仗义疏财，送给于右任一大笔钱，让他办报。于又从友人处筹集到一笔。在九九重阳节那天，于右任又创立《民立报》，并荟萃一大批革命报人主笔政，有宋教仁、张季鸾、邵力子、叶楚伧、马君武等。于右任选定重阳节创刊，把《民立报》喻为“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祝福她像秋菊那样不畏严寒独自开，“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于右任亲自撰写的那篇文采夺目、寓意隽永的发刊词，被载入《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誉其为新旧文学合流交汇的代表作。

　　于右任办这张报可谓沥尽心血，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在上海报业中鹤立鸡群。它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派有驻外记者( 留学生兼)，有一次为一篇重要稿件，于右任不惜付600块银元电报费。《民立报》还以大量篇幅宣传孙中山在国外的演讲和活动；同时把报社当作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为答谢他宣传之功，送他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于右任为新闻记者讲课强调职业道德时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于右任当之无愧。

　  诗言志书咏魂

　　于右任擅歌赋，长诗词。他的诗作最大特点是贴合时代、亲近人民、贴近生活。

　　他最早出版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民族意识十分强烈，对故国山河之恋溢满字里行间。他说：“少年作品，过火话太多”，但“为当时一段历史作证”。他早年的一组“杂感”诗，直斥清廷的腐败，揭露其横征暴敛、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于右任在《署中狗》中，直喻清吏为狗。诗云：

　　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

　　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

　　寒门出身的于右任，素来关心民众的疾苦。“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上庐山时，他目睹轿夫脚步的沉重，耳闻其悲哀的叹息，体恤其内心的煎熬，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写下了《闻庐山舆夫叹息声》：

　　上山不易下山难，劳苦舆夫莫怨天。

　　为问人间最廉者，一身汗值几文钱？

　　抗战岁月，生灵涂炭。于右任亲往战地视察，目睹战火中孤儿流落街头的惨状。他嘱地方当局要妥善安置，自己更夜不能寐，写下《战场的孤儿》四首(此选一)，诗云：

　　举国愁兵火，流亡何处归？

　　孤儿点点泪，湿透母亲衣！

　　1941年，于右任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成员一起提出以端午节为诗人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用以懔危亡”。冯玉祥、郭沫若、茅盾等出席了大会，于右任担任大会主席，并赋《诗人节》一首：

　　民族诗人节，诗人更不忘。

　　乃知崇纪念，用以懔危亡。

　　宗国千年痛，幽兰万古香。

　　于今期作者，无畏吐光芒。

　　即使是于右任抒发个人生活经历的诗篇，也都充满着革命精神。当年，他被升允通缉，“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上海途经南京时，拜谒明孝陵写下《孝陵》：

　　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

　　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为向民众宣传革命，于右任早期还写过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1920年左右，他写了篇跑旱船秧歌，利用传统的“十二月歌”曲调，用地方俚语宣传民主思想，弘扬爱国精神，深受群众欢迎：

　　正月里来正月正，吉利的话儿说几声，中华民国是民主，民权有了就太平。地方自治办得好，寻点儿快活玩花灯。

　　……

　　腊月里来梅花放，家家商号都收账，乡时人儿趁冬闲，腊八会上逛一逛。把好话奉献大家听，如今世事不一样，中华民国重民权，国民责任你莫忘，你莫忘！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于右任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1946年他应时为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之邀访问新疆，登上天山，诗兴遄飞，写下了歌咏天山自然风光的《天山》两绝。参加新疆各族庆祝和平大会，目睹民族团结气氛，挥毫写了一曲《大石调·青杏子——迪化和平大会后作》：

　　大地现光明，睹天山洁白层层。何人创建新新生命？

　　和平万岁，和平万岁，万岁和平！

　　于右任的经典作品，广为炎黄子孙所传颂的当属他的怀念故土、亲人，期盼海峡两岸统一的《鸡鸣曲》、《怀念大陆》、《忆内子高仲林》和那首千古绝唱《国殇》了。

　　他在《鸡鸣曲》中抒发了两岸鸡鸣相闻，却故旧亲人不能晤聚的悲哀：

　　福州鸡鸣，基隆可听。

　　伊人隔岸，如何不应？

　　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

　　遮莫千重兴万重，一叶渔艇冲烟波。

　　1962年，于右任去台13年，在他83岁生日那天写了《怀念大陆》，发出“河山何日得珠还”的感慨：

　　巢空子母三春乌，石烂鸳鸯七志齐。

　　谁引熏风周大地？生民多难费安排。

　　金马于今惊一世，河山何日得珠还？

　　十年种得蓬莱水，投入家山一泫然。

　　于右任期冀能活百岁，想回大陆晤聚亲朋，更想他的发妻高仲林。在与高结婚60周年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夫人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脉感夫人的手温与心跳，回味一生聚少离多的悲剧，笔下淌出了《忆内子高仲林》：

　　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2年，于右任患病住院，面对两岸对峙多年的现实，他只能长歌当哭，在绝望与悲愤中写了带有遗嘱性质的《国殇》，那当是他此类作品经典中的经典了。

　　于右任一生留下诗、词、歌、曲达千首之多。有评家说：“于诗绝句似苏东坡，七律似陆游，亦颇得魏晋古风之胎息；词曲黄钟大吕，睥睨同代之人。其诗、词、曲，皆雄伟、豪放、朴实、悲壮，有忧国忧民之志，少儿女情长之态。其咏史、咏事、咏人或咏景诗，不落古人窠臼，饶有新意。”(许有成)是“一部凝练了的史诗”。

　　“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乐恕人悼于右任)

　　 于右任多才，是诗人，也是书法大师。他尤擅“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一台湾书法评论家评论于右任的字时说：“有的沉静如处子，有的飞腾如蛟龙，有的勇猛如武士，有的圆美如珠玉，有的苍劲如奇峰，有的柔回如漪波，有的憨态逗人迷，有的痴态使人醉，有的跃跃欲起飞，有的如瀑布直流，有的如野马狂奔，有的如古树悬空… …每一个字，莫不神话。”

　　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他作书时常以香烟罐贮墨，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他的草书深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政坛显要、名流时贤、后学僚属，以至贩夫走卒索墨者如过江之鲫。

　　1941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西安王曲军校下级军官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他很快写好，并自己花钱装裱成轴送到西安。他到医院慰问伤兵，礼品就是写字，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见他太累，欲摹其笔迹代劳，还被他批评一通。于右任为知友作书很讲究用句的贴切。如为张大千题的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为蒋经国题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掌管教育，于为他题的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一南洋华侨请他为当地的关帝庙题楹联，他考虑华侨不谙古汉语，用白话文写就：“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抗战岁月，他还为《新华日报》题过报头。他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达一二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

　　有趣的是1948年，他竞选副总统。竞选的对手们或请客或用汽车接送代表，或提供宾馆服务或送红包。于右任没有钱，就写“为万世开太平”拉选票。结果当然落选了。他的一位同乡代表说得十分中肯、有趣：“纸弹是敌不过银弹的。”

　　于右任为人写字，不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是他喜不喜欢。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他却为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写了一副：“玉壶卖春茅屋赏雨，座中佳士左右修竹” 。

　　由于他的字值钱，到台后颇有一些落魄文人假借他的大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要“严惩”，于右任关照“不要为难他们”。甚而连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商店招牌也假冒他的字，于右任见了，一点也不恼，让店家摘下，为他重题了一副。店家送一大笔润金，于右任拒收，店主嗟叹不已。

　　于右任编定的《标准草书》，修订了9次才定稿。在台刊印时，他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于右任的字品、人品皆为上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于右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中作书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

　　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绝对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到台后，由一南洋华侨家属供给，直至临终。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某年，已身为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到上海，想回报一下当年济助他的妓女荷花，但囊中羞涩，不得不一下火车就寻访陕西在沪做生意的老乡，以求资助。

　　1948年，国民大会选举，于右任竞选副总统，只能靠送字、赠照片“拉票”，仅在临选举的前夕，请了几桌客，席间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抗战岁月，他的长子于望德在德国留学，他期望儿子早日回国为抗战出力，“盼儿归国，但无路费”，想想也罢，让“国家总账上减少几文支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的所谓官邸(宁夏路二号)非他所购，是租赁旧部下冯云亭的宅第……

　　贵为党国元老、五院之一长的于右任，是在哭穷、作秀？非也。他的钱呢？

　　“子规夜半啼血，声声都是思乡情”。

　　于右任出身寒门，又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他把钱都放在故乡人民的口袋里了。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 ”。他十分注重兴学，除在上海创办“复旦”、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外，更关注家乡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开发西北”。在陕西，于右任首倡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了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以及渭北中学。最早于1917年在三原县建民治小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整个三原县的教育让他萦绕心怀，在上海办报期间，听说三原县小学实行统考，他便从上海寄了一批练习本、橡皮、铅笔作为奖品。为弥补全县教育经费的不足，于右任与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学者)计议，于托段购地482亩，栽速生优质的泡桐树，待树成材后出售，济助全县各小学。

　　国难当头，于右任艰难兴学，深得孙中山赞赏。孙在1919年9月1日致于的信中说：“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新望。”

　　于右任之善举，始于光绪二十五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陕西学政沈淇泉(沈钧儒之叔)筹办粥厂，委于右任当厂长。“恩师知我信我”，“不由我不动心，不努力啊！”1918年，陕西又遭大旱，为赈灾，他派员四处奔走呼号，募款，先后向关中20个县发放赈款11次。那时他患足疾在沪，又适长子于望德结婚，亲朋故旧、慕名攀贵者都来道贺。于右任把办喜筵的一品香饭庄当成募捐现场，发表演说：“余久抱与家乡父老同生同死的宗旨。今天各位送来的贺礼，权做赈款送回陕西。于某今以薄酒，感谢各位为陕助赈的热情。”是年8月，他抱病回陕视察灾情，捐款购100担小米，开设舍粥厂，救济灾民。当时的《西安日报》有长篇报道。三秦大地旱灾频发，他建议三原县兴修水利，先后两次捐款，以工代赈整修河道。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陆一，同为“三原三才子”，曾是于的得力助手。王积劳成疾于1943年逝世，乡人想为王立碑，于右任当然更想。但偏适关中大旱，他沉痛地对要求立碑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于右任曾作诗以记：“丰碑为慕文豪，凶岁难安父老；秋风忽起咸阳道，多少高坟蔓草。”诗末，他作了自注：“友人欲为王陆一立碑，予以年荒阻之。”

　　最令人感动的是，1927年间，陕西三年大旱，饥民为了活命，挖坟掘墓，变卖殉葬品度生。抚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坟也未能幸免。乡人报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万分。他由此猜度灾情严重，理解那是饥民“万不得已”，自感不该责怪饥民，复电：“不要追究”。后，于右任返故乡扫墓以诗记之：“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矢言：“不置私产”。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子承父业。于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树，拒绝儿孙享福。这则是“大道为公”佳话中的佳话了。

　　1931年，于右任目睹家乡人口外流，田园荒芜，便收购省外客户转售的土地千余亩，在斗口村办农业试验场。建造办公室时，于右任亲书办场宗旨石刻一块，镶在墙壁上。文曰：“……我去世后，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他怕此碑万一不存，同时在楼南院另竖八棱石碑一座，其上文意与前碑相同。

　　1935年，民治小学拟扩建初中班，一柏姓邻居愿赠送家门前空地基及楼房，于右任坚拒，以市价收购。在办理契约时，经办人意写在于右任名下。于再三叮嘱：“不敢，不敢，仅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契约主名最后归在民治学校名下。

　　于右任多次回乡，一直拒绝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学校。某次，农场、学校经办人张文生(于原秘书)捧出多年来斗口农场、民治学校的收支账簿请于过目，内有民国十八年一些乡邻向他借款的账单。于右任抚账簿良久，叹息：“这些钱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他说他不看了，让张文生一把火烧掉，“免得将来子孙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并以自己所著《牧羊儿自述》，勉励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对副官闹着要回家。(当时于月奉5000元新台币，而一天医药费要1000元)蒋经国来探视后，才让他住进荣民医院。

　　于右任逝世后，“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与于的长子于望德一道，寻于的遗嘱，不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箱内既没有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讼：“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

　　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于右任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力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和他如此谈论《民力报》及其主编于右任。

　　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打倒清王朝》，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从此，毛泽东把知识的触角从文化领域转入到政治领域，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了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人生！这与于右任主编的《民力报》有着不小的关系。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生于1879年，清代举人出身。于右任自小受师长启迪，民族思想日益增长，立志反清救国，因而自称“右衽”，“衽”即衣襟，“任”由“衽”的谐音而来，中原地区的人往往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代词，而于右任为自己起的字“右衽”就是和“左衽”反其道而行之。于右任30多岁时就黑髯飘胸，其后文化界同仁多有“髯翁”、“右老”之称，民间亦称曰“于胡子”。慈禧逃到西安后，于右任冒着违抗清廷留长发辫的危险，请伙伴给自己照一幅散发照，于右任即兴吟出一副对联写出贴在身后作背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于右任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后，出任交通部长。1927年以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于右任早年虽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袁，应该算行伍中人，但以其气质而言，仍是一义士文人。他的旧体诗词苍凉慷慨，声誉极高；他的书法更是驰誉海内外。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书法界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北于”即于右任，“南郑”则是郑孝胥（福建闽县人）。

于右任精通各种书体，其草书更是冠绝现当代，无人可与之比肩，有“当代草圣”之称。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从现存史料看，在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接触。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解放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

　　1949年初，国共再度和谈，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和谈一破裂，解放军就过江占领南京，你设法找到于老，叫他留在南京。届时派专机接他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事。”

　　屈武一口应诺。然而，屈武刚要把周恩来的话转告于右任时，于右任已被何应钦派人接到上海去了。

　　于右任到了上海后，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了。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

　　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

　　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去台后，于右任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如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

　　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时，是只身去的，其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于右任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2天后，他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的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于右任在台湾去世，终年86岁。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草圣”“诗仙”于右任

于右任是书法家不假，他是诗人亦真。

    国民政府各院部陆续迁渝后，年逾六旬的监察院长于右任也从汉口飞抵山城，暂住南岸的康心如别墅后花园。监察院是个徒有虚名的机构，作为国民党元老，蒋介石需要于右任这块牌子给自己支撑门面。所以除了监察院长外，于右任还兼了个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也是个只开会不做事的职务，所以在渝期间，于右任常与文人诗酒唱酬，挥毫拨墨。他的草书名扬海内，有“草圣”之称，他的诗词也誉满山城，有“诗仙”之喻。

    到重庆的当年，于右任作有《荣誉军人歌》两首，其一云，“男儿要当兵，以身换太平；我是幸运儿，沙场万里行。祖国危急诚万分，大风起兮神圣战。寸寸河山寸寸血，国家至上生命线；何况胡儿胡马遍中原，百分遗黎哭前线！荣誉乎，男儿汉！裹创为国平大难”。又有《神圣战争·中吕·山坡羊》，“忧愁风雨，迷离云树，流亡不尽艰难路。寇如何？中原春色还如故。神圣战争当共负：兴，天定助；亡，人自取”。

    1940年5月，张自忠率部在湖北宜城与日寇浴血奋战，不幸壮烈牺牲，冯玉祥特意请卢作孚派扎有白纸花的专轮从宜昌将张自忠遗体运到重庆，灵柩到渝时，蒋介石率军政要员到朝天门码头迎灵，场面隆重，全城空巷。于右任也在迎灵队伍中。事毕返回南岸住所，即提单作《涞词》曰：“其立志也坚，其志行也烈，初啮齿于危疆，终受命于前敌，身死功成，永为民族之光荣，是军人之圭臬。”

    1941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倡仪每年农历5月5日为“诗人节”，纪念屈原，弘扬民族气节。30日晚上，协会在“中法比瑞同学会”举行首次“诗人节”庆祝会。会上，郭沫若作讲演后，高声朗诵于右任新作《新人节》，“民族诗人节，诗人原不忘。乃知崇纪念，用以懔危亡。宗国各年痛，幽兰万古香；于今期作者，无畏吐光芒。”

    9月17日，冯玉祥特意到“陶园”与于右任畅谈，感叹地回忆起15年前的今天，他在五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怀念职并誓师典礼的情景，于右任也忘不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因为当年代表国民党中央向冯玉祥授旗的，就是他本人，抚今追昔，对酒当歌，于右任作长诗以作纪念。诗的末段是，“于今转眼十五载，征伐逆虏越前代。时时谈笑出新诗，余亦挥毫作狂态。为劝从今须准备，准备破敌日期到。更濡大笔为长篇，贯彻五原誓师志。”

    1942年8月，于右任的至交好友，老同盟会员杨沧白在重庆南岸寓所去世。稍后，杨沧白追蛋会在市区夫子池举行。蒋介石亲临主祭，于右任、朱之洪襄祭。杨沧白生前，于右任曾为他写过，“开国有诗人，沧白杨夫子。秀句兼丰功，辉映同盟史。”杨沧白去世后，于右任又致悼诗云，“万锄春影一蓑犁，人草方生日又酉。九死难忘为国意，月明如水在杜鹃啼。”

    同年某日，中央银行秘书向于右任反映情况，说1942年的中央银行结算，不多不少只剩一元钱。据调查，是豪门贵戚吞食了国库之巨额。于右任深知此事难办，但身为监察院长又岂能置之不理，于是请来老同盟会员刘成禺商议，决意弹劾负责国家财政的孔祥熙和宋子文，并拟新闻稿，准备见诸报端。可是就在当夜，陈布雷来电话说蒋介石命令立即收回此稿，不得有违，于右任忿懑难平，决定辞官出走成都，并在山洞写下《浣溪沙》，“歌乐山头云半遮，老鹰崖上日将斜；清琴远远起谁家？依旧小园迷燕子，翻岭春雨泪桐花，王孙绿草又天涯。”

    于右任的抗战诗与冯玉祥的不同。风格不同，深浅不同，寓意不同。但从诗言志、歌咏怀的角度讲，他们选择的主题是一样的。

吴稚晖

吴敬恒（1865年－1953年），字稚晖，出生在中国江苏武进和中国江苏无锡交界处的雪堰桥。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1950年代他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的铜像，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

简介

　　·1911年后，多从事文化运动，提倡国语注音与国语运动。不过他积极投入的国语注音，说来一开始是为了自己不识字的妻子袁荣庆尔发明便于书信交流的“豆芽菜”文字，今称“注音符号”，仍于台湾及海外老华侨间通行。除了文化运动外，他也为蒋中正的亲信之一，更为蒋中正之子，蒋经国视为老师，所推行政策部分出自其手。

　　在这一段时间，吴稚晖还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并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呼吁中国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读方式留学。“勤工俭学”运动造就了很多青年才俊，譬如周恩来、邓小平等。

　　·1924年，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华粥会”。至今“中华粥会”仍在台湾运作，秉持着每月集会吃粥，以纪念吴稚晖。

　　·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认为中共与苏俄的密切联系危害中国未来发展，并有破坏中华文化之嫌，因此力倡清党。之后，在1937－1950年间的漫长国共内斗中，扮演积极反共的角色。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陪都重庆，蒋介石力邀吴稚晖为新主席，但被其推辞，按其原话，吴稚晖的推辞理由是这么“三不”：

　　1、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打领结，我觉得不自在； 2、我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 3、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要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以后，吴稚晖也基于此三点，不任任何官职。

　　·1946年，国民政府宣布结束训政阶段，在南京确立了《中华民国宪法》，随后蒋中正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吴稚晖担任制宪代表主席，将《中华民国宪法》递交给蒋介石。这个历史时候所拍摄下的照片，至今仍然是台湾历史教科书里的重要图片。因此，很多台湾对他的印象是“制宪大老”。

　　·1949年，蒋介石派专机“美龄号”将吴稚晖从广州接到了台北。

　　·1953年，吴敬恒病重住院。根据好友李石增在吴敬恒住院期间探望时写下的日记记录：“稚老在医院晤面，屡次表示欲到美国看子淑微就医情况，俟较愈再往，而卒未能成行，稚老憾事……”日记中还记录说，如果能成行美国，也不会有海葬金门的壮举。

　　这一年的十月三十日深夜，吴敬恒逝于台北，享年89岁。蒋中正题词“痛失师表”，十二月一日，蒋经国遵从其遗愿，将骨灰洒向金门南海。隔年，连基座高达四米以上的铜像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圆环竖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1990年代，该铜像因政治风气与整顿交通等因素被拆除，铜像今放于士林至善公园。

　　另外在金门县金城镇水头附近，还有一座吴稚晖公园，于海葬当年建成。与水头码头比邻而座，由于公园地势较高，水头码头景致尽收眼底。除此，还可辽望金门太湖、小金门、大陆及金烈水道等。园内有一于右任题字的稚晖亭，亭中央是蒋中正亲书的碑文“吴稚晖先生水葬纪念亭”。公园尽头则是敬恒先生半身铜像。

生平

　　1912年4月19日，在上海新舞台，一位穿黑西装、围红围巾、头顶用红绳扎了根小辫的小丑登台亮相，他左手持西班牙鼓，右手执折扇，断继续击鼓，高唱自编功劝募歌，要求大家为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捐款。这位小丑的扮演者乃是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反清革命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吴稚晖。观众们为吴稚晖的表演晖认为未够，于是跪在台前叩头不止，而且愈叩愈急，观众投掷银元就更多了，甚至有的把金戒、金手镯也投到台上。这时吴稚晖才起立大声说：“谢谢诸位男女来宾，我劝大家捐钱，我不捐钱，我下不了台。我只好把腰间所有的钱，一齐和大家的钱并入一堆，也算是我吴稚晖装点门面，凑凑热闹。”说完，他将腰带一松，若干银元“哗啦”落地，他从满座掌声中躬身退场。

　　家贫苦读 崇尚维新

　　吴稚晖，1865年3月25 日（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阳在阳湖县（今属武进县）雪堰桥。他的曾祖父叫吴玉裕，祖父叫吴治永，父亲吴有成，世居雪堰桥。他的母亲邹氏是无锡北门人。他了生在农历二底，古书上将农历月底月亮出现在西方称为“眺”，故取名吴眺。后来他才改名敬恒，字稚晖，晚年自称老人，笔名燃、燃料、夷。

　　吴家历代以种田为生，家境贫困。吴稚晖的祖父死时，只能买口有缝的松木板然后用纸把缝煳起来。吴稚6岁时,年方25岁的母亲就病故，下葬时，只能在下层衬以稻草。外祖母陈太夫人可怜他，把6岁的他带到无锡抚养成人。由于吴稚晖一口无锡话，至老未改，许多人把他当作是无锡人。吴稚晖总是笑着说：“说我武进入可，无锡人可，总之，是中国人也。”

　　吴稚晖7岁进了无锡某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他天资颖特，学习刻苦。外祖母家的生活亦艰苦，在吴稚晖十五六岁时，更是窘迫，往往断炊，衣衫褴缕。1882 年18岁的吴稚晖应聘担任私塾教师，借以稍缓困境，外祖母将自己的外衣典当后给他买了一件布袍，使他免了衣衫破旧走上讲台的难堪。以后，他白天在私塾教书，晚上便常到无锡崇安寺春源茶社，与孙揆均等一边蝎茶，一边讨论八股及时务，这种讨论对他学业的长进帮助极天。他的文章长于史论，研究《皇清经解》颇有功力，对诗赋喜读而常作，“稚晖”这一名字便是因景仰南朝诗人谢玄晖而取。1887年, 吴稚晖考中秀才.1889年,他进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入学第一天,他去谒见书院山长典以周,目睹芮以周的座案上有"实事求是,莫作调人”8个大字，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他曾自称：一生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便调和。可以说，就深受这8 个字启示的彻底的精神之影响。27岁外祖母去世，吴稚晖对外祖母的感情极深，说“其恩至笃”。就在这一年，他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到北京参加会试而未中，仍回到南菁书院。有一天，江阴知外祖母去世，吴稚晖对外祖母的感情极深，说“其恩至笃”。就在这一年，他以加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到北京参加会试而未中，仍回到南菁书院。有一天，江阴知县经过孔庙而未下轿，吴稚晖与同学纽永建等看到后，认为这是“非圣无法”之举，便拾起石子掷击，知县大怒，把吴稚晖押入县署，后经黄以周交涉，知县承认拘捕举人为非法，便用轿和音乐队闼回书院，风波才算平息。但黄以周怕以后招惹麻烦，便请他们离开书院，后来吴稚晖转读苏州紫阳书院肄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吴稚晖只想以苦读求功名，他自称自己在甲午前乃一“懵不知革命为何物，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迫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起超等维新派领导了波及全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吴稚晖一则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则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始觉中国要学习西方工艺造大炮机关枪才能抵抗敌人，所谓“兴学之不容缓”，乃开始冒充为维新派小卒。后来，他到天津北洋学堂教书。1897年冬放年假，他就去北京南海会馆拜访了康有为，大家谈到最重要的问题乃八股、小脚、鸦片三害，吴稚晖认为除此三害，要从自己做起，他说：“八股，我们可以自动不赴考；小脚，可以不缠；鸦片，可以相戒不染。 ”他还写了一个3千字的摺子，在1898年膛历春节那天地候在彰仪门大街，拦不了朝贺回宅的瞿鸿禨，请他专呈光绪皇帝，但瞿鸿禨说：“你的摺子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带回去细看再说”，然后轿即如飞而去。过了一天，吴稚晖知道不会有什么回音，便离京返津。

　　1898年6月，吴稚晖到上海南洋公学任教，这时，光绪帝颁布变法诏令，他闻讯后就在无锡崇安寺创办三等学堂响就变法，推行新教育，并与朋友约定不再读线装书，又改名敬恒以自警，即唯“敬”与“恒”方可肩天下之重任。

　　鼓吹反清革命 宣扬无政府主义

　　如果说甲午惨改使吴稚晖开始觉悟“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式艺那么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进一步刺激他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01年3月， 吴稚晖离开财洋公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不久，国内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办新学堂。他便于这年12月份从东京回到广东。吴稚晖在广东办学招生，直接接触到官场内幕，深觉与他个性格格不入，亟亟掩鼻摇头而去。1902年他便带了26个少年再赴日本，自己仍入高等师范。时清驻日使为蔡均，吴稚晖请求他保闼江苏、浙江、江西自费学生9人入成城学校， 那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一年后即可升入士官学校，但蔡均不答应保送。吴稚晖与孙揆均带着26个学生赴使馆与蔡均争论，吴稚晖伶牙利齿，据理力争，其余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亦广为声援，相持至一星期之久。蔡钧恼羞成怒，竟叫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吴、孙二人出境。吴稚晖气愤异常，写下了绝命书，愤投水自杀，幸被警察所求而未死。在被迫登上法国邮般回国时，正在日本的蔡元培先生闻讯赶到船上护送他回国。吴稚晖由次事件，信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回到上海后，便在欢迎大会上慷慨陈辞，痛斥清廷腐败，丧权辱国，革命思想由此引发。

　　1902年10月，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爱国学社，吴稚晖任学监兼国文教员。1903年起，爱国学社在张园发起演说会吴稚晖等纷纷登台演说，《苏报》将张园演说词刊登出来。1903年夏，《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篙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推荐、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客帝篇》、《驳康有为政见书》、《革命军序》等文，革命旗帜鲜明，一时欢迎如狂。

　　清政文化教育十分恐惧，并派人勾结上海公共徂界工部局捉拿邹容、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结果，章太炎在徂界被捕，邹容自动投案，吴稚晖在亲友的劝说下连忙离开上海，先坐船到香港，后转赴英国。

　　1903年8月，吴稚晖抵达英国，他在英国雒极为当地中国留学生排忧解骓，在留学生中声望很高。1905年春，孙中山赴欧洲，在伦敦拜访了吴稚晖，这是两位革空家相见之始。孙中山请他一起到老师康德黎家里吃饭，殷殷相待。会晤给吴稚晖留下深刻印象，他事后回忆：“国父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祗觉是伟大，是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世俗所谓伟大，都是有条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是有贵人气，又或者有道学气，又或者有英雄气，或者摆出名士气，而国父品格的伟大，纯出于自然。”是年夏，小中山到日本，各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东京联合成一个中国同盟会，以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奋斗目标。是年冬，吴稚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在伦敦加盟。1907年，他与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并组织中华印字局，广印书报，鼓吹革命。巴黎《新世纪》创刊于1907年6月26日,停刊于1910年5月21日,每周１期，共出121号，吴稚晖始终主持其间。《新世纪》成为革命党的一大喉舌，与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东西相应辉。

　　吴稚晖在主持《新世纪》其间，以雄健犀利的笔锋论述了许多重大问题。他屡屡蓍论培击清室，认为清贼不除，卟使四百兆人浮沉于欲进进步能进步之地位。欲争起直追，能左右于优等之民族，同趋于公善，非破弃一切障得不可。破弃一切障碍则以毁灭皇统为根本之图，万以毁灭满洲皇统为根本之根本，故他说：“排满革命，非种族上之问题，乃革命条件上之事类也。”他又屡屡著论痛斥满清之所谓，立宪“决不能真”。因为真立宪就意味着清政府自割头，丧失统治权。而由于清政府只会搞假立宪，革命也就必不能免。他又针对国人的麻木，作文鞭笞，甚而至于将昏睡的中国人讥讽为“猪生狗养”，话虽尖酸，却能惊醒国人的灵魂，促国人毅然奋起。他又大谈科学教育，学习西方工艺，认为要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要造就一代新人，非注重教育不可。

　　吴稚晖在巴黎主编《新世纪》周刊时，正值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盛行之时。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出身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创造了互助论，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通过互助即可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吴稚晖在雒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中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宣传无政府主义，鼓吹实现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它没有强权、军队、法律，消灭阶级、去国界、毁政府，众生一切平等，人我无界，无争无尤，无钆怨无竟怡怡然四海如春。在这个社会里，物质文明十分发达，凡劳动都归机器，每人每日只要工作2小时， 便已各尽其能，人们享用的东西，应有尽有， 使人各取所需， 全世界共用一种语言80％的经费用于教授人民生活科学知识，20％的经费教授人们的无政府思想化理。这个社会不再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别，只有化理而没有法律，人人正直无私，诚实可欺。从吴稚晖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其大同思想与儒家的大同思想相联系，受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影响，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吴稚晖还进一步论证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为“人性本善”。他认为“世界本善，人性亦本善”。只是接触到环境的影响才使“本善”的人性发生了变化。世界的发展是善恶交替发展、斗争的结果。那么，如何才能使人性发露接触万事万物时能不受环境影响而达到善呢？他认为这有待于“理智”的“审查”，即通过理智的作用使恶制于善，使善善相续。吴稚晖一再宣称，“人类向于进化，本由良德”，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性之良心、良德不断推动发扬的结果，无政府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不过是人性本善之善的实现。

　　吴稚晕又揭示了三民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他认为，进入大同社会，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到“天下为公”，使天下的人必须人人为公，不可为私，做到这一点，办法有三条，即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其中重心是民生主义。实行民生主义，可以使地尽其力，物尽用其用，人尽其能。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用还着为了物质财富去你争我夺，自然可以做到人人为公，社会进入无政府的大同时代。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都离不开科学和教育，所以吴稚晖充分肯定了科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意义，强调科学与教育是产现无政府主义的手段。

　　需要指出，吴稚晖的在流亡欧洲时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而逐渐服膺之的；在创办《新世纪》时，他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是与反帝、反清、反封建主义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结合的；辛亥革命后，把无政府主义看作社会发展必然一阶段，认为共和制是现实的奋斗目标。这一切都在历史中起了进步的作用，表现了一个要求国家富强、人类幸福的思想家的气主的胸襟。而在北伐战争以后，他鼓吹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为了与共产主义思潮相对抗，反对阶级斗争，而实质上，他已经把无政府主义束之高阁，并逐步摆脱其影响，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竭诚拥护者。

　　致力国音统一 倡导勤工俭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统治崩溃已成定局。孙中山由美国至英国，准备返回国内。吴稚晖在伦敦为孙中山处理各种函电，共商建国大事，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于伦敦唐人街首先悬挂。孙中山临回国时，关照稚晖也要及早回国。这样，吴稚晖在孙中山抵达上海3天后即12月28日也到了上海。民国肇建，各派势力竞相争权夺利，就连同盟会内部也是争得不可开交。孙中山非常重吴稚晖，要记他出任教育总长一职，但吴稚晖恰恰与一般人相反，坚决推辞。此后直到孙中山逝世的10多年时间里，他所致力的就是提倡教育、科学。吴稚晖走遍中国南北，到过英、德、法、日，深知汉语同文不同音，各地方言常令外地人无法听懂，而其文则因无注意，让人骓以学习。吴稚晖认为，“无音可读”是汉字的一大缺点，如若能为汉字“娶一注音老婆”，并把所注国音并入汉文内，在全国推广，不仅可弥补汉字的缺陷，且可便利平民，成为他们真正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早在1895年，他便草创了“豆芽字母”，与卢戆章的“第一快音新字”同开中国拼音了母之先河。在巴黎时期，他又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进行过研究。现在，这位革命元勋可以完全投入。1913年1月， 他担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并在该年2月召开的全国读音统一会会期中，用3个月时间，主持制定注意字母。1917年在此基础上取6000余字编定《国音字典》，1918年出版。自1919年起，他主持国语统一筹备会（后改为国语推行委会），提出在国推行注音符号的任务、方案、办法；修订标准音，审定《国音常用字沁》等多种国语书籍，颁为国家本；在各国立师范学校增设国语专修科，并出任上海国语师范学校校长，亲自在国语师资班兼课，以训练推行国语的人才；编制《汉语拼音表》、《注音符号》一类的通谷教材，力图国语推行的通俗化、简易化、普及化。吴稚晖以后仍继续关注这一工作。他以自己毕生精力轶珩国音统一工作，奠奠定了民国时期推“语同音”的基础。

　　吴稚晖十分关心教育。民国建立后，他就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以及今后的教育目的、方针、作用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还发起俭学会，设立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倡导组织青少年赴法勤工俭学，将其新教育思想付诸实践。1915年他与李石曾等发起勤工检学运动；1917 年初在《中华新报》辟“ 客座谈话”专栏，介绍留学欧洲应具备的知识和外国风俗见闻；1919 年初与李石曾等发起组织留法勤工检学会；1920-1922 年间筹建了中法里昂大学并出任校长；1925年又创办了海外补学校，为国民党要人子弟出国留学作准备。

　　吴稚晖致力国音统一和倡导勤工俭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前者有利于提高全国平民的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后者培养了科学技术和政法人才，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接受了他的教育和影响。

　　官稚晖抱着革命不是为做官，但仍十分关心国事。他的名言是：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所以，他以民国元勋致力国音统一和倡导勤工俭学，他以普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

　　1913年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吴稚晖愤然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与蔡元培创办《公论报》，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竭力鼓吹讨彭运动。后来，袁世凯镇压了小中山领导的讨袁运动，孙中山流亡日本，吴稚晖出走英国。吴稚晖十分关国事，当1915年1 月法国报纸披露袁世凯与日本谈判签订“二十一条”内容后，吴稚晖与蔡元培等函件来往，揭露袁世丧权辱国。有趣的是，袁世凯自以为地位巩固，革命党人已是穷途末路，只要稍加笼的一个有影响失物，他便授勋位于吴稚晕，不料，吴稚晖毫不领情，立即写信回绝，其中有言：“切盼公等宝贵精神，专注于国难勿更以揶揄为消闲，侮辱书生。公民吴敬怛敬上。”这一封信诙谐而讽刺，传颂一时。

　　1922年,孙中山组织第二次护法运动中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逃到永丰舰，返回上海。吴稚晖得知这一消息，便从法国回国奔走于京、沪、奥间，劝陈炯明悔过讨贼，虽因陈炯明不听劝告而未成，但吴稚晖的一片爱国热忱和深入虎穴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在北代誓师大会上，年过花甲的国民常元老吴稚晖将孙中山的遗橡和党旗国旗授给时任北代军总司令蒋介石，并臻词激劢全体将士。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注精卫投降日本。吴稚晖最痛恨卖国求荣的汉奸，立即进行口诛笔代，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对这”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的汉奸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后，他以８１高龄当门而坐，欢庆胜利，其欢乐之情，无异于一般青少年。

　　由于吴稚晖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实验于中国，故从北代战争后积极反共，思想没有能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继续前进。 1949年,他为国民党统治的行将垮台忧心忡忡,体力大衰,时病时好。2月24日 他被蒋介石的专机接到台湾。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终年８８岁。

　　吴稚晖一生十分简朴，敝衣败絮，安之若素，外出总是以步当车，经常罢车。他视金如身外之物，通通用来接济别人。他身边唯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2 万多册的藏书，还有从21岁开始日积月累而成的二三十箱文稿、信件、剪报。其中重要著作有《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注音符号作用之辨证》、《稚晖文存》等，在台湾出版的有《吴稚晖先生选集》（上、下册）、《吴敬恒选集》（共13册，分为哲学、文化教育、国音文字学、科学、政论、书信、序跋游记杂文、上下古今谈，各为1册或2册）。

　　吴稚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而有过较大影响的人物。他学贯中西，爱国坚定，生活淡泊，臻力教育，赢得了当时人们的崇敬并受到其深刻的影响。蒋梦麟料称赞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照的彗星；胡适誉之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196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十三届大会上举存他为“世纪伟人”。无论是吴稚晖的生平，还是其中丰富的思想，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轶事

　　·有一次，满族官僚、江苏学政溥良坐着大轿经过孔庙，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恰好被吴稚晖碰见，他气愤地拾起砖石向轿中乱掷，弄得溥良衣帽歪斜，十分狼狈，差役将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溥良将他送交无锡县教谕查究。藩台、臬台、将军、学政，是巡抚的几位主要助手。教谕对此案很难处理，就将吴稚晖转送南菁书院。当时南菁山长是著名经学家黄玄同，这位老夫子对吴稚晖的尊孔精神颇为欣赏，从轻发落，只给予羁押3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闹开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坏名声，只好说了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便不再深究了。 不过此事之后，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  　·吴稚晖自幼学习大篆，是当代无敌的篆体家，在其青年时期便写的很好了。清朝科举他中举人，后来他对朋友说，这个举人是我骗来的，因为我写的文章不长，但是全部是用大篆写的，所以科举考官看不懂字，但觉得字写的很好，就把我录取了。

　　·吴稚晖一生官衔多得数不清：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其实，这些官职绝大多数是挂个名的虚衔。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该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稚晖并未到职。他终其一生只领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也从不去办事。监察院有紧急公文，于右任叫秘书长狄膺亲自送去，他连摘要都不看，胡乱签署，闹了乱子他一笑置之。

　　·1925年，吴稚晖60岁，上海的无锡帮为他庆贺花甲寿诞。大厅上红烛高烧、寿幛高挂，桌上有寿桃、寿面和各种寿礼。上海滩的头面人物济济一堂，独不见老寿星出场。直等到不耐烦的时候，才收到一封发自杭州的信：

　　“诸位先生执事：奉赐帖感悚莫名。弟因先母早逝，故先外祖母不忍提及弟等出生之日，从未有所谓‘诞’，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白活在狗身上，不知到今几何年。有人登报说替我庆花甲，我才知道已登了花甲，这叫做谣言处处有，中国特别多。哈哈！我虽相信我或者已登了花甲，却不敢在月份牌上拣一个茶会日子就算生日。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所以没有庆寿有我去拜祝的，这是一个硬凭据，我虽登了花甲，够得上弄个华诞出来玩玩，却不敢非之人者又来有之己。敬璧原帖，并叩谢诸先生，本日弟已赴杭州，亦不能陪座，歉甚。”

　　敬恒谨启吴稚晖给同乡好友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纸怪话弄得人哭笑不得，十分尴尬。60华诞的素席只好变做无锡旅沪同乡会的聚餐了。

　　·1945年，吴稚晖80岁了，卫聚贤教授主办的《说文杂志》出了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吴稚晖极不赞成，当即申明说：“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吴稚晖臂上确有寸把长一块黑疤，这故事听来还真像有根有据似的。

　　这件事，被蒋介石知道了。到农历2月28日那天，以蒋、宋夫妇的名义，给吴稚晖送去一盘大蛋糕。这当然是不能扔出门去的，恰好来了一群亲友，他亲自动手把寿糕切成小块，请大家分享。有人建议每人吃碗寿面，吴稚晖说什么也不答应。亲友故旧为他筹集的“八十大庆”基金黄金10两，吴稚晖坚决不受，后来全部赠给他家乡的一所中学做了新校舍建造经费。

　　·抗战时期，吴稚晖在重庆生活困难。吴稚晖便在重庆《中央日报》上登了则广告，表明开始鬻字（卖字）字。直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时，还是生意兴隆，被人戏称为“书画托拉斯”。他卖字得润笔金五六万之巨，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可是到1948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兑换成金圆券，不久金融券又雪崩几成废纸。而期间吴稚晖这书呆子信了蒋经国，把真金白银都兑换成了金圆券。结果赴台后，吴稚晖7年辛苦卖字所得，只换得台币147元。吴老只好继续卖字，以维持一批随他去台亲戚的吃粥日子。据影像资料《流转岁月——民国人物在台湾·吴稚晖》介绍，外界对吴的篆书评价极高，他自己却并不十分认同。就像自嘲自己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一样，认为当年考举人用篆书写诗骗骗主考先生而获名，现在写字收人钱真有点不好意思。

　　·在重庆时，吴稚晖著有《斗室铭》一篇，也是滑稽文字：

　　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他喜到野外大便）。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荡（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

　　·1947年，吴稚晖去参加国民大会，家里人说无论如何要做一件新棉袍，他弟弟吴菊初是裁缝，说这件事由他来办。当时他弟弟也70多岁了，已有10多年没理本业，结果缝得七扭八牵，不成个样子。吴稚晖就穿了这件怪棉袍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还当了主席团主席。

　　·1948年，他已经83岁高龄，仍然在教课。有一天晚上他正讲课，突然晕倒了。恢复过来后，他女儿劝他再不要教书卖字了，说你偌大年纪还要这样劳苦，连做你的女儿也要给人笑话。吴稚晖说：“有什么可笑话的？做做吃吃，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孝女！”

　　·有人送吴稚晖一部人力车，吴稚晖收下后，叫蒋经国把扶手锯掉。蒋经国不敢，吴稚晖说：叫你锯你就锯。后来这辆没有扶手了的人力车成了吴稚晖家中的沙发。

　　·蒋介石下野后的1949年6月24日，吴稚晖日记写道：奉化父子来访。这天之后，蒋介石在台北草山设置了“总裁办公室”。

　　·吴稚晖一生不愿见医生，后来实在病重了，中央强迫他治疗，吴稚晖生气地表示：“可以去见阎王了。”

从吴稚晖辞官说起

说起吴稚晖，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了，但他却是民国年间一位颇具特色、很有影响的大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蒋介石力邀吴稚晖担任新主席，吴坚决不干。他对人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

他还提出了“三不”的理由：“一、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打领结，我觉得不自在；二、我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三、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要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以后，吴稚晖也据此理由，不担任任何官职。

　　与吴稚晖拒当高官相类，当今也有人以己之“短”拒拿高额酬金，被人们传为美谈，他就是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

　　有段时间，一些企业频频邀请崔永元去捧场。只要崔永元露露面，便可得到丰厚的酬金。然而崔永元却拒绝了这些邀请。他说，我这人自制力差，担心这种钱拿惯了，再也控制不了，干脆不去碰它。至今，崔永元仍是极少参与商业广告的主持人之一。

　　当国家主席，这是何等荣耀的事业，吴稚晖却坚辞不受；露露面就能拿丰厚酬金，这是多么令人艳羡的好事，崔永元却拒之门外。是不是他们太傻？当然不是，这恰恰说明他们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的缺点或不足，也深知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在荣誉和金钱面前，他们毅然选择了放弃。这，正是他们的高明和过人之处。

　　攘攘世潮中，有那么多不自量力的人争相当官；也有那么多名星大腕为聚财敛金忘乎所以……结果却常常“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贪得不义之财，落个身败名裂。此类事例多多，一时难以备述。由此反观吴稚晖和崔永元的“自知之明”，确是一服不可多得的警世良药！

现世牛人吴稚晖 周恩来:他是蒋介石的"小丑参谋"

蒋介石最秘密的“五老会议”：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中国的现代史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方死方生之际，许多人物带着自己的识见智慧参与历史的大变革，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这些人物，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很多人在现代意识和文明理性方面是极为欠缺的；如果不是遇上那么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绝对是边缘落魄之人，早就身死名灭了。吴稚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吴稚晖给人的印象总是疯疯颠颠的，他小时候就有疯子之名。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因为他以圣贤传人、理学卫道者自居。戊戌变法后，吴稚晖的尊孔忠君思想发生了大变化，一变而成了江南维新派的活跃分子。有点儿像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一变成了自由主义的中国传人，再变成了基督耶稣的虔诚信徒。吴稚晖因此在国内呆不下去，他就东渡日本考入了高等师范学院。
    1902年，蔡锷等9人自费留学，欲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清廷驻日公使蔡钧是个顽固守旧派，不肯给蔡锷等维新人物作保。吴稚晖、孙叔方等率领留学生20人到公使馆静坐。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求日本警察厅以妨害治安罪逮捕吴、孙等人。日警方判处“递解回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吴孙事件”。吴稚晖愤怒不已，留下绝命书，在登轮时跳入海中，以死抗议，幸被救出。梁启超为此在《清议报》著文道：“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
    但吴稚晖的革命又多半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听过吴的演讲：“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西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众听了都大笑。但吴稚晖的革命到三民主义为止，他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是用那种“嬉皮笑脸”式的反智语言，他用“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一句话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即使吴稚晖成了国民党元老，他在众人的眼里仍是一个异类。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方针及中共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时说：蒋“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不过，没有人不需要吴稚晖，不承认他是一个牛人。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借重他……实际上，他内心自视极高。他自比汉之张良，以为自己能够辅佐一个人开百代基业。1927年3月6日，吴稚晖晤见陈独秀。吴对陈说：“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晤孙总理言，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解，二百年尚嫌不足。”陈独秀笑其太迂，吴稚晖说：“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鼎。”陈问吴稚晖：“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吗？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于是吴追问陈独秀：“你定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不加迟疑地回答：“二十年。”吴大为惊骇：“由此，国民党只剩下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吴说完后脸色难堪，大概由此坚定了他要帮蒋介石“清共”的决心。以至于后来冯玉祥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这个牛人自始至终有上不了台面的自知之明。即使抗战时期，他骂汪精卫等人的叛国也反智如市井泼妇，他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他说自己：“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有人劝他少管些闲事，他说：“我是乙丑牛(1865年为农历乙丑年)，还债牛。前世欠的债，今世来还呀!”
    这么一个牛人现世，真是时也，命也。

政治圈外的吴稚晖：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政治圈外的吴稚晖

　　1953年12月1日。中国南海大、小金门海域。天昏地暗，滔浪汹涌。一叶渔舟载着一支送葬队伍。十二时整，距渔舟不远处的军舰上一阵枪鸣过后，哀乐大作。仪式由一位身着军服的中年人主持，与殇者亲属一道手执粗绳，将一灵榇（骨灰盒）沿船舷缓缓放下……灵榇上刻着亡名：吴稚晖。这是台湾当局遵照吴氏遗嘱举行的海葬仪式。主持者是他的学生蒋经国。

　　品评民国名流，一言难尽者当数吴稚晖。他怀揣中西文化，脚踏政治、文化两条船，复杂而独特。他是孙中山的朋友，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却为无政府主义张目。他爱国，抗战时，在寓所壁上作诗明志：“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他反共，口诛笔伐过共产主义。他雄辩滔滔，刊布过振聋发聩的宏言阔调；又信口雌黄，发表过令人作呕的奇谈怪论。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章太炎说他是“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共产党指他为“小丑”。而蒋梦麟说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的慧星；胡适称其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思想家之一。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名人”称号的中国人。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同志称他是“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剪不断，理还乱。

　　在政治上，吴稚晖真的“坏透了”，一言难尽。笔者投机取巧，删繁就简，择取政治圈外吴氏的断章残句，试图拼出这个“坏透了的好人”之一斑。

　　初生牛犊，善耶，恶耶？

　　吴稚晖（1865—1953），名朓，后名敬恒，稚晖为其字，生于江苏武进雪堰桥镇一小商人家庭。幼年的吴朓，终日在自家开的小茶馆里嬉戏，文人墨客、三教九流均有接触。久受熏陶，颇通人情世故。他天性顽皮，喜以恶作剧取乐，曾爬上邻居家的烟囱大小便；村民办丧事，请和尚道士来做道场，他竟趁人不备在大茶壶中撒了一泡黄汤。7岁入蒙馆，常纠集小玩伴寻衅滋事，屡吃先生的戒尺，或被罚跪，却总不见他放荡不羁的习性有所收敛。“十五六岁时，处境骤窘，往往断炊，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唯学习十分刻苦，希望博取功名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为谋生，18岁时吴稚晖自设学馆授徒。22岁，中秀才。24岁，以古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江南最有名的江阴南菁书院。南齐诗人谢朓，字玄晖。吴稚晖发现自己与诗人同名，出于仰慕，遂给自己起了别字“稚晖”。1891年，吴稚晖参加乡试，主考官赏识他的经学；他的诗写得一般，但能别出心裁，用篆字写就，深获主考官青睐，中举，时年26。次年赴京参加全国会试，名落孙山……

　　年轻的吴稚晖干过两件“大逆不道”的事儿。一是当任的江阴知县过孔庙不下轿，吴稚晖认为父母官“非圣无法”，有辱斯文，率南菁书院同窗钮永建等向轿内投石块和砖头，砸得知县鼻青脸肿，喝令衙役将吴稚晖捉回衙门。按大清律例，举人与知县同级，后者捉拿前者有违“王法”。南菁书院院长黄以周据理抗争。那知县也识趣，自知过孔庙不下轿理亏，拘禁吴稚晖更是罪加一等，且事闹大了，恐对仕途不利，便向吴稚晖道歉，并用那顶轿子将吴送回，就此息事宁人。另一件事是：江苏学政杨颐走马上任后，宴请亲朋时公然坐画舫，吃花酒，征歌取乐。吴稚晖认为一省最高教育长官如此粗俗，有失体统，败坏士林风气。便邀集田其田等人，穿四开裤箭袖袍，头插松枝胡萝卜，手持草纸，扮作一副滑稽相，在大庭广众之下拦住杨颐狂呼：“生员叩见大人，请赏花酒三杯。”说完故意跌倒在地，四肢朝天，引路人注目，出杨颐的丑。殊不知，长官是不好得罪的。吴稚晖屡给南菁书院惹麻烦，被院方取消了学籍。但他旋即又考入苏州紫阳书院。

　　吴稚晖好打抱不平，自言毕生把“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当座右铭。不随波逐流，敢出头，很有天马行空的味道。吴稚晖带头大闹中国驻日公使馆，使他一夜成为学界大闻人。自戊戌维新失败后，赴日留学者热衷学习军事。1902年，江、浙、赣有9名自费生申请入成城学校（有军官摇篮之誉）学习陆军，驻日公使蔡钧本应提供担保的方便，但他虚与委蛇拒办。吴稚晖左右斡旋无果，与陆揆钧率26名留学生大闹公使馆。蔡钧斥他们“纯是目无纲纪，无理取闹。”吴稚晖不示弱，嬉笑怒骂讽刺挖苦。蔡钧恼羞成怒，枪打出头鸟，暗中勾结日本警局，拘禁吴稚晖等一夜。日警以“妨害治安罪”为名逐吴出境，限当日返国。“士可杀不可辱”，吴稚晖下决心以死抗争，写下绝命书：“信之已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健邦天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翌日晨，日警将吴押往火车站。途中路过一孔桥，吴稚晖趁其不备，愤然跃入河中，但很快即被日警救起，硬行遣返。临上车时，数百名留日学生为其送行；时在横滨的梁启超亦赶来话别；正在日本游历的蔡元培怕吴稚晖仍想不开，伴他回国。梁启超马上将吴稚晖的“以死殉国”事件，刊布在他主办的《清议报》上：“吴君之被捕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权利思想……”吴稚晖由此一举，大名远扬。回国后，中国教育会请他演讲该事件始末。他“慷慨激烈，淋漓尽致，述及腐败，丧失国权，听者皆为之愤怒；述及蔡钧举动乖谬，出语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声，震动屋宇。”

　　善耶，恶耶？

　　怪论妙言，是耶，非耶？

　　吴稚晖富辩才，其如珠的妙言，能把稻草说成金条，能使死人开口，也能把活人笑死。他是民国的“名骂”，他的骂人艺术有“根”。吴氏早年在地摊上读到一本名曰《何典》的小书，开篇词为：“不会谈天论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吴读后大悟，文风丕变，“有话直说，有屁直放。”文章中充满俗语俚词，污秽到连生殖器官都可搬上作武器，并以滑稽诙谐、冷嘲热讽为特色。时人评他的文章“幽默而诙谐，诙谐而幽默。”

　　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共同在法国创办《新世纪》，鼓吹革命，发表大量排满文章。詈骂太后、皇帝及当朝大臣，继而骂曹锟，骂章士钊。吴用对话体写《卖淫实状》，把慈禧太后说成一个比娼妓还下贱的淫妇和恶魔，污秽到笔者不敢征引。

　　慈禧、光绪卒后，他撰文讥讽：“独闻狐后鼠帝之死，淡然不知可悲之故。有如溽暑夜卧，暗中摸索，得一物焉，以其扰人清梦之可恶，以两指捻毙之。闻其余腥，使我喉中作恶不止。此物何耶？即最污秽最不足惜之毒虫也。”他称慈禧为狐后、光绪作鼠帝，而将其死比作捻死两只臭虫。不仅如此，他在此类文章中，常把皇帝称为“畜生”，称张之洞、袁世凯为“狗头名士”，称满清皇族为“长白山中野狗”，称朝廷上下全是“贼皇狗臣”，是耗子，是痨虫，是鳄鱼。骂康有为、陈宝琛等是“挟有另一类骗法的痞棍，昼伏夜出”；骂罗振玉“专贩国粹”、“造假古董”；骂郑孝胥勾结奸商，“专吃回扣……”

　　吴稚晖是从八股堆里爬出来的，但他不屑国故与国粹。他提倡物质文明，科学救国。他说，“我是深信达尔文进化论的，人类一定要进化的。”他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学》中抨击国故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他崇尚物质文明，又说“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吴稚晖与章士钊的私交本不错，同为反清斗士。但他不满教育总长章士钊“读经救国”的复古行为，写了一篇《友丧》，挖苦章“鬼附在他身上”，“他竟吃饱了饭”“做体面人儿呀”等，还郑重其事地拟一告丧文，称：“不友吴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敝友学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病于后甲寅，无疾而终。不友等亲视含殓，遵古心丧，惭愧昏迷，不便多说，哀此讣闻。”弄得章士钊哭笑不得。又讥《章氏丛书》出版“真是他老年的污点”。他还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中对政见不同的梁启超恶语相向，文辞粗俗不堪：“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皇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股，拉鸡巴来干，然用其此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话，自欺欺人。”还斥梁启超“放着那极腐烂策论式的屁毒，是葬送新世界青年，有害于人的。”

　　吴稚晖重科学，轻文学，鄙哲学，薄文不为。他说：宁做没世无名小卒，不愿做乌烟瘴气的文学家。1935年他在西南之行的一次演讲中说：“文学不死，大难不止。”他断言“文学是胡说八道，哲学是调和现实，科学才是真情实话。”

　　1924年泰戈尔来华讲学，盛况空前。他不以为然，撰《婉告泰戈尔》，挖苦说：“泰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指印度人）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指英人）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他提醒泰戈尔不要用自己的文学做英人的点缀，自己去拿诺贝尔奖金，忘了国耻。

　　吴稚晖骂得最刻薄的是汪精卫。不只因为汪与蒋对立，主要是汪精卫投降日本。他在《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为之》等文中，大加痛斥：“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乃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如的怪物。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权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至于你千秋的大名，或曰顽钝，或曰缪丑，自有将来铸铁像时再替你易名。”还把陈璧君叫做“陈屁裙”，把褚民谊叫做“鼠蚁蚁”，称周佛海为“周狒黑”。骂褚民谊时还说：“唯有做汉奸，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

　　吴、汪本是同志，当年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曾写信给吴稚晖请教如何制造炸药，可见关系之密。汪被捕后曾作“口占”明志：“慷慨赴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传颂一时。1939年汪精卫叛国逃到河内，吴稚晖奉送两句名骂：“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汪精卫见后，气得三天吃不下饭。

　　身为蒋介石智囊的吴稚晖，当然忘不了骂共产党。他在一次演说中说及国共两党，趁机攻击共产党说：“国民党实在太老大了！也太陈旧了！共产党则确实很新鲜，又漂亮。不过国民党好像一顶破毡帽，摘下来落在地上，被人家踏上几脚，拾起来，抖一抖灰，戴在头上，仍然还是一顶毡帽。共产党呢？固然漂亮、新鲜，也正像广东人说的‘电灯胆’，可是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哗啦一声，就粉碎了。”“共产主义成什么主义，抢产主义，强盗主义而已，所谓唯物史观、辩证法等等，无非为其阶级斗争加些油水，还成什么学说。”甚而恶毒谩骂“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灰孙子。”

　　吴稚晖骂人，别人当然要还击。周恩来就说他是“小丑”（1927年3月30日，于中共中央特委召开的会议上）；汪精卫骂他“昏庸老朽”；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章太炎骂他是“小吏”、“洋奴”。吴稚晖倒也潇洒，于74岁那年刻方闲章：“寿踰宣民，贼讥老而不死”自嘲。

　　吴稚晖不仅笔战在行，亦善舌战。他讥讽五四时期的“海龟”：“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国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某年在一次语音读法统一会上，副会长王照发明的注音字母不被采用，当面骂会长吴稚晖“老王八蛋，只知嬉皮笑脸，胡说八道，何尝懂得注音字！”剑拔弩张时，吴稚晖则轻言慢语回敬道：“王先生，你错了，或是气昏了头吧？稚晖敝姓吴，并不姓王，绝非贵本家也。”引得全场大笑。

是耶，非耶？

　　躬耕杏坛，福耶，祸耶？

　　吴稚晖有浓厚的教育情结，曾先后设馆授徒、供职南洋公学、充任国语师范校长、担当唐山矿路学校教席、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以及主持海外预备学校，衰年在台湾又当“儿童团长”教习稚童。吴氏钟情教育，源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一国之盛衰，推其原者，莫不比较之于教育”。“教育之于国家盛衰，实为其总因”。他认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途径，归之于道德教育。教育办好了，世界就太平了。

　　1918年，吴稚晖发表《海外中国大学末议》，想把中国大学办到海外。他的这一设想得到蔡元培、张静江的支持。于是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中法两国政府相商，法国出废弃的赫里欧炮台，由中国改为校舍，中国象征性地每年缴一法郎租金。吴稚晖四处奔波筹措资金，时适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广东省资助42万法郎。1921年8月，吴率105名学生到里昂，亲任中法大学校长。当时拟定办学方针“为平民的，勤俭的，为劳工神圣的，为清洁无伦的。”此前，中国已有1600余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生活十分困苦，迫于无奈，他们在巴黎召开大会，决定强占新办的中法大学。有100多人先行进入，校方坚拒，发生冲突，请来法国警察拘禁入校者，并强行遣返。

　　吴稚晖从国内召来的学生情况复杂，有公费生、优等生、自费生。广东籍学生因省里出了钱，在学杂费上享受优待。自费生们不服气，他们撒传单、贴标语，要求校方一视同仁，而且拒不缴费。学生的矛头直指吴稚晖，据当事人苏雪林回忆，学生们列举了吴许多罪状，如：“吴有亲戚马女士率求学的子女数人在校中，我们即指他为‘徇私’。吴先生有某项学术团体，邀同学某某数人加入，我们即指他为‘植党’。我们原主张男女社交绝对自由，但这时（他）又偏摆出道学先生的卫道面孔……”“若非校方预派有力校工数名将吴先生援助出去，吴先生也许在我们盛怒之下挨一顿打呢。”吴稚晖自叹：“（这）以后我都不能自由在街上走了，也许他们会当胸给我一手枪的。”学生们将这一事件写成文章，发往国内各大报纸，因有28人署名，故媒体称其为《二十八宿闹天空》。

　　风波平息了，吴稚晖的面子也丢尽了，事发当日即带着马氏全家赴英国伦敦，不再过问校事。有人就此事评吴“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行政人才，处理很多事情往往事倍功半，他操心得要死，却得不到一句好话。”把这结果归于吴稚晖“率性而为，外方内方。”后吴回国，仍遭里大学生的“围剿”，不得安宁。为求解脱，吴稚晖在北京的报纸上发一“自讣”：

　　“寒门不幸，害及自身，吴稚晖府君，痛于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疾终于北京。因尸身难得溃烂，权殡于空气之中。特此讣闻。新鲜活死人吴敬恒泣血稽颡。”

　　海外办学终以失败告终。所有资料均表明吴是中法大学首任校长，而吴矢口否认：“什么校长、庶务、秘书，都是‘孔夫子的卵泡’，要好看的名目罢了！”而且还说：“什么校长薪俸，我曾否取过一文？”因此，有人说他是个“傻蛋”！

　　另一值得表述的是，1925年创办“海外预备学校”，有人称“海外私塾”，今人称“少年党校”。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九十二号。教师是吴家老少三人。吴的儿子吴蔷、女儿吴芙留英归来，教数理化。吴本人教国学、经史。就读的有孙科的儿子孙治平、孙治强；汪精卫的儿子汪婴、女儿汪洵；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梅，以及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的蒋经国等20人。蒋经国年龄最大，15岁。吴稚晖充当“儿童团长”。汪洵有乃母陈璧君之风，泼辣大胆，爱胡闹。吴稚晖善诱导，不揠苗助长，也不强求，让学生各自展示个性。他特别喜欢蒋经国，常为其“开小灶”。据蒋经国晚年回忆，当时有人送吴稚晖一辆人力车代步。客人走后，吴令蒋经国找来锯子把车把锯掉，把车身拖到书房当沙发用。蒋经国不解，吴稚晖说：“一个人有两条腿可以走路，何必人拉，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走，岂不成为四条腿？”吴生活俭朴，布衫布履，食不兼味。他注重身教，注重对学生的德育，经常通过讲故事启发他们。蒋经国在回忆吴稚晖时，说当年吴讲的两则小故事令他终生难忘：

　　“一条轮船从美国开到上海来，不幸在日本附近沉没，船上的旅客大多被救起，只有11人沉到海底死掉了。先生讲到这里就问我们：‘你们知道这11个人为什么会死掉呢？’有些同学说：‘不会游泳’；也有些说：‘运气不好’。先生摇摇头说：‘你们都说错了！这11人是从旧金山回来的。他们带了很多黄金，都绑在身上，所以到了水里，就沉下去了。’”

　　另一则故事是：“有一个小孩子在大街上玩的时候，无意中捡到一张钞票，起先，他以为是一张普通的纸；后来有人教他用这张纸去买东西，他果然买到很多糖果，从此以后，他觉得低头走路是有好处的，每次上街都低着头找钞票。结果，就在他走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马车撞死了。”

　　蒋经国说：“这两则劝人不可贪财的寓言，尤其当我的年纪渐渐大起来的时候，更体会到先生当年教诲的用心。”蒋经国在这所学校只待了两个多月便到苏联“革命去”了。吴说：“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丢命？”蒋说，“不怕。”吴见他语意坚决就说：“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吴还教育他：“君子不报私仇，大丈夫不算旧账。”蒋经国由苏返国后，常去探望吴。1944年日寇进攻贵州，重庆震动，蒋惦记吴，劝他返成都。吴本对国民党军队溃败不满，现对蒋介石又失去信心，不快地说：“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一个家伙持吴稚晖的信找蒋经国为自己说情。半小时后，吴又派人送一信给蒋，声明那封信不作数，是那家伙逼他写的，说不写他就要死在我这里。特又函示蒋秉公办事，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溃逃到台后，蒋经国又常去请益，吴告诫他：“一个没有被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一个人凭良心做事，那就好了，至于其他一切，还是能够看得开看得远来得好，以免自寻烦恼。”吴稚晖是蒋经国“生平最钦佩的人”。

　　当年在海外预备学校，吴稚晖令学生写文章，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那是秘书干的。吴稚晖很恼火，当即要他们抄写“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并让他们带回家去与家长一道体会刘禹锡这首诗的意思。后来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非常感慨地说：“我吴稚晖从没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吴稚晖致力于教育的另一点是推广国语统一运动。他认为研究注音文字就是研究救国良策。他独自编了《国音字典》，制定汉语拼音表与注音符号歌，出任国语师范校长和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因此台湾称他为“国语之父”。十分滑稽的是吴稚晖自己却言行不一，讲一口无锡腔。

　　福耶，祸耶？

　　魏晋遗风，美耶，丑耶？

　　吴稚晖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腐败的大酱缸里，从私德而言，他确有不少可圈点之处。他生性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一次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本地人聊天，其中一人突然认出他：“你莫非是党国要人吴稚晖？”吴大笑：“无锡老头子，面孔都差不多，你不要看错人！”他平时生活尚俭，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不离身；外出住小旅店；一件马褂上五颗扣子，至少一两颗无法扣上；穿布鞋，裤腿塞在长筒袜里，活像一个土老儿。温源宁说得有趣：“（他）那样笨拙本身已变成一种魅力。”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吴已65岁，有人请他坐车，他答：“无论何种马车，我无需它！我最喜欢我这天生的两只腿的驴子，随处可以走得到，安步当车，最为自如。”抗战时他在重庆，住房简陋，10平米左右，前面是一间杂货铺。一桌一床，旧蚊帐，青布被，硬枕头。小竹桌上摆满油盐酱醋。他戏作《斗室铭》自娱：“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在洁，有矾则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或鸿儒，往来亦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纵臂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无丝竹之悦耳，有车马之作声，西堆交通（交通部）煤，东倾扫荡盆（指《扫荡报》）。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中华民国之大国民。”有人说蒋介石去看他，“犹如亚历山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蒋请他住黄山蒋的官邸。吴谢绝：“住你的金窝很富，哪有我的柴窝好。”

　　吴稚晖6岁丧母。母亲病危时，邻居钱氏嘱他携笤帚跪在院中石头上，向天哀告救母命。吴屡次对亲友说，将来要把那块石头嵌在房屋壁上，题名“别母石”。外祖母当年当掉自己的一件皮背心给他做棉袄，吴后来用教书一年所得的18元钱为外祖母置了一床新棉被。

　　民国成立后，官场腐败、社会风气糜烂等现象没有改观，一些革命党人亦深陷其中。为改良社会风气，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与汪精卫在上海发起“进德会”。会员分四种，所守之成约，分为当然进德三条和自然进德五条。当然进德三条：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正式会员都须遵守。自然进德五条：不为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五条可由入会者自认。会员只要遵守其中一二，不必全为。戒约共八条，故名“八不会”。当时蔡元培等为“三不”会员。张静江、戴季陶等为“四不”会员。汪精卫要吃肉、喝酒，成为“六不”会员。只有吴稚晖、李石曾和廉泉三人为“八不”会员。他们还组织“社会改良会”，希图改变社会的不正之风。有史家指出：他们标榜的所谓“不做官”、“不当议员”，客观上帮了旧官僚、立宪党人的忙，为袁世凯窃权提供了方便。邹鲁在编《中国国民党史稿》时将这种“……党员以做官为污，别倡主义”等行为斥为“误党误国”。

　　吴稚晖终生“不为官吏”一条，尤值一写。

　　居于世而不入世，甘为士而不入仕。吴稚晖曾自我标榜：“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把吴稚晖化了灰，也还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又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官是一定不做的，但国事是一定要过问的。”他说他最佩服的是佐刘邦兴汉室的张良，鞠躬尽瘁，一生不做官。吴稚晖一生确有许多做官的机会。他与孙中山私交颇厚，孙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与孙同室而居并榻而眠四载，没有向孙谋过一官半职。他助蒋介石“清党”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后，老蒋多次请他出山，他均表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除当了几天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外，身上只有“中监委”和国语统一筹委会主席头衔，多为闲职。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重庆官场传出吴稚晖将继任。蒋介石也劝他。吴稚晖找出种种“理由”谢绝，还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何必乱造谣言”。他在《我是少年》一文中说，“我们的太太公葬了一块世代绝官的坟墓,已罚定五十代不出一官。”他不仅自己不做官，还劝过孙中山不做官，更为愚蠢可笑的是还劝过蒋介石。他曾对族侄吴庆余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子里摆摆样子。”

　　在经济上，吴稚晖的部分来源靠卖字。他的篆书“风格端丽，法度谨严，大气磅礴”，求字者众。旧日学生张道藩、徐悲鸿等于1943年在《重庆日报》上为他刊一则《鬻书润例》，以求收入正当、稳定。那一年，他终日挥毫以至精疲力竭。得润笔金五六万之巨，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可是到1948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兑换成金圆券，不久金融券又雪崩几成废纸。赴台后，吴稚晖7年辛苦卖字所得，只换得台币147元。他只好继续卖字，以维持一批随他去台亲戚的吃粥日子。据影像资料《流转岁月——民国人物在台湾·吴稚晖》介绍，外界对吴的篆书评价极高，他自己却并不十分认同。就像自嘲自己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一样，认为当年考举人用篆书写诗骗骗主考先生而获名，现在写字收人钱真有点不好意思。

　　避寿，吴稚晖一贯如此。关于生命他有段妙言：“老不老，看心理，有十岁之翁，有百岁之童。人做寿，自己以为老了，得过且过，老不长进，大家也以为他老了，老朽、老悖、老腐败、老顽固，都骂上来了。……姜太公出山就很老，左宗棠过了56岁才带兵打仗，陆放翁过了60岁，才大作其诗，孔子要是死在68岁以前，就没有来得及著书。”文末他又说自己“我还在念英文，预备留美呢。”

　　60岁时，上海朋友为吴稚晖做寿，他本人却躲到了杭州。1944年他80岁。重庆的《说文》杂志准备为他出纪念专号，他写信坚拒。但蒋介石还是为他在中央党部设了寿堂，各界联名致贺，设“吴稚晖奖学金”，拟在美成立“稚晖大学”。蒋介石题写“高山景行”寿轴，写祝寿信，落款为“晚蒋中正率子经国顿首”。

　　吴稚晖暮年思维仍然敏捷。88岁时住院，一友人赴医院看他，顺求墨宝。吴欣然挥毫，写就“蹤横十万里”五个字，正要写“上下五千年”时，有人提醒，“蹤”应为“縱”。吴马上将应写的“上”字改为“足”字，成为“足下五千年”，以“足”对“蹤”。

　　吴稚晖活了89岁，可谓高寿。他的养生也有自招，粗茶淡饭，不烟不酒外，崇尚自然，诸如牙齿豁了，他不装义齿，认为那是到时候了，是上天给你的警告，不必反天意。他生病不看医生。他说“医生都是牛头马面，阎王爷的帮凶。”

　　吴稚晖在高龄时，人称“白头青年”，心态仍年轻，对男女之事很有兴趣。他曾自认“流氓”。他说自己对性已是纸上谈兵，“六十岁以后，决不轻举妄动。”老友李石曾断弦要再婚，他写信劝曰：“老夫少妻，动都动不得。”李石曾还是娶了一个年轻太太。某次，他与李石曾到上海，名医丁福生请吃素席。席间，丁、李大谈素食好处。丁问吴稚晖对素食有何看法。吴诡笑说：“我嘛，上头喜欢荤的，下头却吃素；石曾先生上头吃素，下头却是吃荤的。”李被他说得脸如红布。

　　他并做过一首俚歌：“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以后，解甲归田。”

　　吴稚晖夫人袁云庆，目不识丁，是位贤淑的相夫教子的女性。有洁癖，不习惯吴的“至情至性，独来独往”，与吴漂泊了大半辈子，60岁时定居沪上。吴流转台湾，她未同行，1953年终老上海。吴有一女终身未嫁，有一子娶李济深女儿李筱梅为妻，无子。吴稚晖本是数代单传，香火无以为继，颇觉悲哀。但他毕竟生性豁达，死前立了遗嘱。存款寥寥，赠予在台的亲戚，并附一笔：“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不乏幽默。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撒手人寰。老友于右任为治丧委员会主任；蒋介石主祭，并题写“痛失师表”匾额；张道藩宣读祭文；蒋经国主持海葬。吴去世一周后，蒋经国发表纪念长文《永远与自然同在》。蒋介石死后立铜像，还立了唯一一个陪祀铜像，即吴稚晖。

　　世人鲜知的是，这位具魏晋遗风的党国大老一生却有三次对人下跪：1928年向小他10岁的汪精卫下跪，求他与蒋介石联手反共。未果。1924年向小他1岁的孙中山下跪，求他宽容陈炯明。未果。1902年向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下跪（长跪），求他担保9名自费留日学生入成城学校。未果。这三次下跪似可为“这个坏透了的好人”做一笔历史的脚注。

　　美耶，丑耶？

吴稚晖：勤工俭学的始作俑者

1902年春，来自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的九名自费留日学生想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候补生的培训学校———东京成城学校学习。但根据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的约定，中国学生要进成城学校，必须由清廷派驻日本公使具函保送方可。为了控制进入军事学校的青年，清政府一般不保送自费生入学。当时的驻日公使蔡钧秉承清廷旨意，拒绝保送这九名自费生。
　　在与刚好到日本来考查教育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商讨之后，留学日本的举人吴稚晖向蔡钧发出长函，提议由现留日学生五人互保一人入成城学校。几天后，吴汝纶致函吴稚晖，说蔡钧已同意五人互保，要求将保证书与名单送去。吴稚晖便与章宗祥等20多名留日学生缮就保证书，一同签印，送交吴汝纶。
　　本来以为大功告成，不料有一天，吴稚晖接到吴汝纶来信，才知道蔡钧并没有行文主管中国学生入成城学校的日本参谋本部保送这九名自费生。吴稚晖感到受骗上当，便与其他当事人前往使馆面质蔡钧。蔡钧避而不见，只让一个姓王的文案与之周旋。不论使馆人员想尽各种办法，说出各种威胁利诱之语，吴稚晖等坚持要见蔡钧，否则不离开使馆。双方一直僵持到晚上七点多，蔡钧才在侍卫保护之下，如临大敌般到场。面对吴的质询，蔡钧说出清政府关于自费生不可保送的规定。吴稚晖一听此言，极为愤慨，指出驻外使馆官员应为侨民学生求幸福，怎么能对这样的问题置之不问，只顾自己的功名利禄呢？蔡闻言大怒，径自走了。吴稚晖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遂不肯离开使馆。到了深夜，来了几十个日本警察，将睡在地上的吴稚晖抓走，关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才释放。
　　这一事件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传开后，学生们不断去使馆质问蔡钧，并向清政府发电要求撤换蔡钧。为此，学生们闹了一个多星期，不仅日本国内的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在国内也引起了较大反响，《大公报》更是连篇累牍进行报道。舆论多是站在学生一边，蔡钧成为各方攻击的目标。西太后和清政府诸大员对此事有过几次专门的讨论，最后不得不向日本派出了留学生监督汪大燮。
　　蔡钧觉得仅将吴稚晖关闭一天，并不解恨，于是又要求日本警方以“妨害治安”罪驱逐吴稚晖。吴抱定“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悄悄写下绝命书，然后在押解途中经过一座桥时，乘日警不备，跳入水中自杀。但自杀没有成功，日警将他救上岸来。
　　吴稚晖自杀未遂事件经梁启超《清议报》的详细报道，特别是吴的绝命书传开之后，其声名显赫，成了英雄。当日警押送吴稚晖一行到火车站时，数百名中国学生赶来为他送行，梁启超也亲到车站与吴话别。
　　当时，有一个清朝进士正在日本游历，听说吴稚晖事件后，惟恐吴情绪激动，船到海上再做想不开的事情，特意中止行程，主动要求伴送吴稚晖回国。此人就是当时的南洋公学特班生总教习蔡元培。二人后来成为亲密的朋友。
　　吴稚晖的留学生涯萌芽于其在南洋公学担任教职之时。在与南洋公学总办张元济就教学管理思想发生矛盾之后，吴稚晖向张提出要去日本留学，请校方提供旅费，得到批准。1901年3月，在中国出洋留学风气还未大开之时，吴稚晖便携带家眷东渡日本。从此以后，吴对出国留学情有独钟，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尽力向社会鼓吹，希望有大批中国青年到海外求学，以造就大批科学文化人才，最终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1902年春，吴稚晖受两广总督陶模的委托，带了26位学生赴日本留学。其中包括晚清重臣沈葆祯的曾孙沈觐鼎兄弟。吴稚晖在广州与沈觐鼎的父亲相识，便大力介绍日本为当时之新兴国家，值得中国好好学习，应该将子弟送往日本留学。沈觐鼎回忆说：“先父受稚老怂恿，与先母再三考虑结果，决将家兄与兄弟付托于稚老随往东京留学。”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胡汉民也在这26人之中，胡当时正在广东某官员家充西席。
　　第二次到日本后不久即发生了吴稚晖为自费留日学生大闹清政府驻日使馆的事件。吴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后，又卷入《苏报》案。虽然，吴稚晖因《苏报》案而再次闻名全国，但是他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无奈之下，吴只好再次出国留学，这一次，他来到了英国。
　　吴稚晖在英国的留学生活过得很艰苦，因为没有了南洋公学的资助。为了节省房费，吴和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同住一间房，此外每天还要花心思和时间去市场搜买低廉的死鱼烂肉。这对于童年时已经习惯布衣粗食生活的吴稚晖来说，并不算什么。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信给一些中国留日学生，盛赞英国的教育质量优于日本，而且生活费用低廉，一个人只需要600元就可以满足在英国一年的生活和求学的需要。在吴稚晖的鼓动之下，丁文江等三位留日学生来到了英国，但很快就尝试到了一年600元生活费的滋味。丁文江后来说，他当时只有一套汗衫和袜子，晚上换下去洗，第二天早上未干，也只得穿上，吃了很多苦，“千错万错上了不知金钱数字的老头子的当”。
　　民国建立后，经过俭学锻炼的吴稚晖决心向社会推广他的做法，这一做法得到了李石曾、褚民谊、蔡元培的支持。在民国建立前，李石曾、褚民谊在法国过着苦学节俭的生活，蔡元培在德国留学也实行了俭学。1912年，吴稚晖领衔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在《民立报》刊登《留法俭学会缘起及会约》，广为征求会员。其前言中说：“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欲内国，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惟西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
　　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此项活动予以大力支持。留法俭学会在北京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期限六个月，期末考试法语合格者，由俭学会设法送往法国留学。留法俭学会取得了一定成绩，先后输送了80多名学生前往法国留学。这让吴稚晖颇为得意，宣称“五年内将有三千学生由俭学会西去”法国留学。但是，这一计划很快遭到袁世凯的破坏。在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稚晖、蔡元培再次亡命欧洲，留法俭学会在国内也停止了活动。
　　当时，李石曾在法国开设了一家豆腐公司，工人都是从李的家乡招来的。为提高这些工人的文化知识，进而提高劳动效率，李石曾让他们白天工作，工余学习。法国还有一些工厂的中国工人也采取了这种做法，收效明显，称之为“以工兼学”制度。吴稚晖、蔡元培在参观这些工厂后，对此种做法大加赞赏，撰写文章进行宣传。后来，工人李广安、张香波、齐云卿等人把“以工兼学”与“俭学”结合起来，正式提出“勤工俭学”的口号。
　　“勤工俭学”一经提出，很快就获得巨大的反响，自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出发，到1921年，华法教育会发出停止出国的通知为止，共有1600多名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其中包括邓小平、陈毅、蔡和森、李立三等人。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可惜，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到达法国之后不久，法国经济开始恶化，解雇工人的浪潮席卷整个法国。法国人找工作都变得十分困难，而没有经过法语和生产技能培训的中国勤工俭学生想找一份工作就更加困难了。由此，赴法勤工俭学遭受重大挫折，而已经来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则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其中许多人不仅不能读书，连生存都成了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些学生被强行遣返。吴稚晖等赴法“勤工俭学”的鼓吹者也因此名誉扫地。
　　回国后，吴稚晖面临着勤工俭学生的愤怒声讨和文字“围剿”，无法安身，于痛苦无奈中在报纸上刊出“自讣”，文称：“寒门不幸，害及自身，吴稚晖府君，痛于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疾终于北京。因尸身难得溃烂，权殡于空气之中。特此讣闻。新鲜活死人吴敬恒泣血稽颡”。

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陈独秀是中共领袖，二人一度关系密切，但是，“四一二”政变前夕，吴稚晖却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一起，“检举”陈独秀和中共，成为蒋介石“清党”的舆论制造者。研究吴、陈二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助于了解1927年春国共关系破裂的一个侧面。吴稚晖未刊日记中保存复陈独秀函稿一通，很长，但很重要。函云：  

    仲甫先生： 前日去汪先生处，候一小时，知其时风声甚紧，不便行路，即弟亦仅望作剧谈，并无要言，不欲先生之冒险，故与汪先生谈闲话甚畅而归。前日由罗先生奉到赐书，未早复者，因无投简之处，遂因循也。稽答，甚歉矣。

    先生之所言，弟悉知之，而且深信之。近[向]1弟向罗、汪诸先生屡有辞者，并非弟有所不以为然，乃弟知有媒蘖者，甚愿先生等之慎重之耳。此非是非问题，乃利害问题也。逼上梁山之法，善用之自有其相当之价值。故自先生标左右分派之名，所生小效不一而足。然《传》曰：“莫敖狃于蒲骚之役”2，“狃”亦智者所应当留意，用术过乎其度。人者，模仿动物，教猱升木之说，实足参考。3盖惟我独智，而众亦非皆愚。列宁之对面，已生莫索利尼，则凡“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4（即土耳其之前事），用术过度之痛史，亦有反顾价值，不能拘当前之小效，辄如鄙谚所云，咬着阳物，鸡腿都换不动，一往直前之沾沾自喜也。虽云厚貌深情，我辈亦十分留意于交际，然惟其如此，受创者益引起怀疑。尽管口蜜出于诚意，莫不疑有腹剑。至于刚柔之道皆穷，亦自丛荆棘而已。

    先生来书，推言及于人格。在先生以为至矣、尽矣，然而党人每每有大人格而不拘小人格。果拘小人格，则受人一饭，相期一言，必致，章行严所以以不资之身，甘败于宰相大臣如段入（？）岑也；比之陈仲甫，所谓凤凰翔于九天之表，彼则滞于藩篱耳！拘小人格者，失败也。如彼保大人格者，其胜利也如此。如是，我辈有大人格，辄欲以小人格向人担保一言，愚昧如弟，亦能笑而不信，因此，弟与罗先生剧谈，罗先生亦屡有此等表示，弟惟忍俊不禁而已。事至于弟亦忍俊不禁，所以造谣者皆言CP事事可爱，惟口蜜腹剑，人格之不存，是其一短，何怪其有此不谅乎！自然，世人不知有大人格，实众愚群盲，十分可怜之处，然消息盈虚于其间，宁非兼顾利害者所当有其事乎！

弟之性质，急先锋之性质；在先生自然尤其是急先锋之性质，在俄国人自然更是急先锋，故我非常怀疑，以为列宁式之共产，不过为先行物所职，驱除扫荡而已，马格斯之共产，实现者必为德意志人。此说而果然耶？观今日中国CP之举动，弟可无言，因弟之为人，有极端矛盾两性质，即对于社会国家，语其卑，虽康有为果能佐宣统皇帝而行明治天皇之政，弟惟不与其谋而已，代世界设想，而亦以为慰情聊胜无，可许其存在；语其高，不惟共产实行，无政府速现，莫不愿共邪许5，即以为别有洞天福地，当前尘境皆止过渡，一概可以乍现即灭，均付涅，弟亦赞同。所以今之CP，若止自任为急先锋，弟愿翘拇指而喝采，曰好，真好，否则，苟有一毫誉苏俄建设之周密，不惮卑词厚貌，苦心孤诣（以下当有脱漏）。如先生屡屡所谓不是疯子，毫无野心，有三分曲求短时之全者，请是非问题之外，兼讲一些利害问题。弟何尝为浮言所动，但请先生知浮言所自可矣。革命者被革命人所制造，浮言者亦被浮言人所制造。此原则也，空洞而说不如证实而言，则请引一近事以为论证。

    先生此次所示，甚至于影响海军，此毛细之事也。弟本不愿引为例证，而先生既言之，弟即借以说明，当不以为迕。海军猝动一事，先生以为无穷错误，弟却不评为错误，因党人不胜其忿愤，轻举妄动，乃是常态。当日上午集会，罗、汪、张三先生皆以为时间正在非常，应议非常之举动，弟甚以为然也，然开始所议者，皆无聊之大纲，所谓驱逐孙传芳，反对英国兵，诸如此类，我辈以为口禅者，几乎国共两党之吃奶小孩久已熟闻。当彼非常之时，尚制礼作乐，老调别弹，弟遂以为并非处置非常，实乃别有作用，否则天上天鹅遇地下切葱姜，正求死不得之际，即讲权限分配，太无聊矣。因此弟直言有所贡献，以为我辈革命党开会，应当如此直率，庶免许多怀疑与隔阂。嗣经罗先生说明，彼等主要意思，本欲讨论军事等等，弟方大服，遂协议一二日后如何与军队接洽，如何与海军相约，如何民众燃炮竹助威，大家欢洽而退。然当时更以当夜海军即动说明，尤为圆满，不至使有人以为一部分人上午已先知者，竟对中心会议之人至傍晚始令始（知）之，且令尸其名。然现在彼此皆属极好朋友，自然知急色儿必有所不得已，坦然十分相谅，早已渣滓不存。至在一般人则“是简也”6之疑可以发生，进一步疑人待己为头等阿木林，可怜好朋友，止被人当作猫脚爪，凡疑此中有圈套者，皆易生浮言，易为浮言所动也。我等将保之以大人格，我等不愿也，将保之以无足重轻之小人格，不易信也。故言论虽苦，不若以事实诏告，此可贡献留意者一也。

然而此等引起两党纠纷之小问题尚为枝叶，至于主要贡献，而共产党既非仅仅充破坏之急先锋，而且以善于建设自命，则先生所谓无穷错误愈少愈好，则利害问题之说也。

    党军不日临沪，非如三月廿九，仅图与总督衙门拼命，留一广告，则此错误可省也。在周围数千军队之中，急开数炮，明知必为十分钟、二十分钟之事业，乃事先已有革命委员会之整备，临事又有何处响应之乐观，无穷错误之中又含无穷滑稽，故此类举动，定然可省即省为要。弟于此事，本不应如此的事后批评。若在事之本身，弟十分钦敬于牺牲之烈士，而愧我辈之缩头不出。然所以十分抱歉借以发论者，盖在共产党乃一世界堂堂大党，决非压在十八层地狱之少数革命分子，专以拼短时死命，聊泄愤恨者可比也，而况牵动进行政策，使可望有效归于无效；牵动党派，使协和者失其招呼，皆先生所谓无穷错误，弟亦以为小有错失者也。

    诸如此类之急色，诸如此类之小误，若能减少无谓之牺牲，无谓之异同，我辈革命携手进行，共趋一点，现在共助国，将来国变共，时间之早晚，亦相商而定，如水之融乳，泯合无迹，岂不懿欤！弟日日望之，不知能否？古人云，内和外攘，虽使用小法术，汰除不良分子，自亦不得已。然狃且屡，西洋景拆穿亦可失效，世之妥洽人所以致谨于用手段者，恐糠及米，始用之于敌，既且及亲，既且及最亲，幸而世间尚有非共产者耳，否则清一色矣。列宁、托洛司基又彼此矣，如剥蕉然，岂有穷期！此本迂言，言之太陈，然于相当结会中，略行其内和外攘，亦一时之所要也。若云任何一党，必有不及约束之分子，此为先生所欲答，亦弟所十分首肯，但共产党素以风纪名于当世，若亦如国民党之约束不周，则又何优胜劣败之可分，此必共产党心欲以此求谅而口所不愿出者也。弟托共产党待我甚厚，狂肆瞽论，且自知所言，皆隔靴搔痒，十分可笑，愿矜庶之！弟所欲贡者已尽于此，短时间更无求见先生之必要，请天日稍可昂头，再剧谈也。

    敬叩 　　

    道安！     

    弟吴敬恒顿首，二月廿五日7   以上段落，为笔者所分，标点为笔者所加。函中冷僻掌故，请参阅笔者所作简要脚注。 汪先生，指汪寿华，原名何今亮、何松林，1925年参加中共，曾任中共江浙区委常委，时任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罗先生，指罗亦农，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在苏联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回国。同年12月，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期间，二人均与吴稚晖关系密切。  

二 函稿背景  

要解读吴函，首先要深入地研究其背景。

    1926年9月，广州国民党中央为开展江苏及上海地区的工作，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以侯绍裘、吴稚晖、张静江、钮永建等七人为委员，而以钮永建主其事。自此，吴稚晖遂与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等中共党人多有来往，共同策划上海地区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同年10月，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决定，上海起义必须组织“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823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爆发。吴稚晖认为这是汪寿华等“时图于国民党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种革命势力，以为共产党之地”。9 因此，曾向汪等表示：“勿急躁。如国民革命完成，贯彻中山先生之遗嘱，将来进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产者。何必图挂招牌，仍卖假药，学上海书商辄卖预约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同时，吴稚晖对苏俄也心存戒惧，当面对苏联驻沪领事馆人员表示，希望俄国人诚心帮助中国革命，而不要“伸缩操纵”。101927年1月至2月间，国民党右派散布，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吴稚晖疑虑更多。

    同年2月18日，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等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忠于蒋介石的何应钦部队到达上海之前，“建立一个能抵制广州军队指挥人员的右倾和深入开展革命运动的政权”。共产国际的代表称：“上海无产阶级在相应的政权之下能够对整个国民政府的进一步革命化产生极大的影响。正是上海的无产阶级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真正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这一政权形式很快就能为中国各大城市所接受。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应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11同日，上海总工会在未经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批准的情况下发布通告，决定于次日举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夺取上海。19日，总同盟罢工开始。同日，共产国际的代表与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谈话，提出建立政权及政权形式的设想。20日，共产国际的代表与彭述之谈话，要求变总罢工为起义。21日，中共中央及上海区委决定，积极准备，组织广大的群众的市民暴动，进而成立“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国民革命的苏维埃）。12其具体计划是：22日晚6时，由海军先开炮，浦东工人上船拿取枪械，然后攻打高昌庙兵工厂。21日晚，中共上海区委与钮永建、吴稚晖等决定，将国民党江苏特务委员会、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等合组联席会议，准备成立上海市政府。22日上午，罗亦农、钮永建、吴稚晖及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商会等各方代表再次会议，汪寿华提议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对于这一名目，吴稚晖极为敏感，当即表示反对：“如欲开重要会议，昨夜已成联席会，即商界学界，亦议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换汤不换药之诸人，又欲别立一名目？难道国民党还不够革命吗？倘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吾立国民党地位，敢提出抗议。”13 当晚，吴稚晖日记记会议情况云：  

午前十时至廿六号，初无人，继徐徐来，有罗亦农、王晓籁、汪寿华、杨杏佛、某工会少年二人，学生总会一人。又张曙时欲立什么革命委员会，后又定名临时上海市民革命委员会。余忠告勿为此包厢性质之预备，并言有人蔑视国民政府者，吾反对之，三十年内，有议共产者，吾反对之，有卖国于俄罗斯，我力除之也。言固无病而呻，所以致王晓籁商人不知所措者，乃莫名其妙，然对朋友忠告，宁过言之。  

    廿六号，指上海法租界环龙路26号，钮永建的办公地点。吴稚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不能“蔑视国民政府”，三十年内不能“议共产”，不能“卖国于俄罗斯”。他担心建立“革命委员会”就是为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掌握政权准备“包厢”。吴稚晖承认，当时并没有类似迹象，他的话不过是“无病而呻”，但目的是向朋友尽“忠告”，不能不“过言之”。

    在吴稚晖发言之后，汪寿华及国民党左派、江苏省党部秘书长张曙时发言解释，罗亦农称：“欲立此非常之会议者，正欲讨论军事等耳！”于是，会议转入研究军事。当时，钮永建正在联系李宝章的部下倒戈，罗亦农正在联系海军。与会者询问情况，纽答：“今日必无着落。明晚或有一二处得回音，说不定迟至后日。”罗答：“（海军方面）今日亦来不及。”这样，会议决定“早则明晚，至迟则后日下午，应有举动，届时再集议”。14

    会议虽然决定推迟起义时间，但是中共上海区委认为李宝章已在镇压罢工工人，策动他起义已无可能，拖延时日，必将使罢工工人限于被动，决定仍按原计划起义。22日下午五时半，罗亦农、汪寿华代表上海区委将计划通知钮永建，要求他签署命令。钮问：“何以午前不早言？”他指责上海区委擅自作出决定，没有合作“诚意”。经罗、汪说明，钮永建最终还是签署了命令。15以后的情况是，海军开炮的时间稍有延迟，码头上的等候上舰取械的工人纠察队大部分已经散去，南市、闸北的工人纠察队虽有所行动，但很快失败。

    当夜，吴稚晖日记云：  

    夜，我正倦睡而起食晚餐，杏佛、济沧先后来言，顷在二十六号楼上闻炮声十余发甚厉，不知何物狂奴为此滑稽之举动，惕生正大恚，亦无可如何。侯绍裘等似意得。余与杨、汤同至二十六号，皆目相视而默然。史鹏展、王守谦亦在，似亦莫名其妙。嗣后侯绍裘、汪寿华次第来言，高昌庙兵变。众默然，相对无聊，至十一时乃散。  

这一段日记比较简略，据吴稚晖事后追述：吴稚晖、杨杏佛、汤济沧到“二十六号”后，钮永建正对侯绍裘、汪寿华二人发脾气：“如此相欺，何能合作！”侯、汪表示歉意，吴稚晖劝说道：“事已如此，亦可勿复有言。革命党之急躁，常如此也。”其后，次第有人报告：“高昌庙响应矣！”“西门、龙华，各有响应”，但一直到十点半，杳无消息。吴稚晖再次表示：“后当慎之又慎，如此无谓之牺牲，应当切戒。”16

    同日夜10时，陈独秀起草致吴稚晖函云：  

    前几天本想和先生一谈，以不大方便中止，至为闷闷。此时谣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万勿轻信。在中国革命中，中国国民党与CP万万不可分离，CP决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即溥泉等，如他们愿意打孙传芳、李宝章，我们尚可与之合作，何况革命的国民党）。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我为此言，誓以人格为担保，望先生勿为右派浮言所动，以至大家闹无谓意见，而为敌人所喜，并请先生将此转达钮惕生先生。CP为上海事件有宣言，谅先生早已看见，右派造谣，说C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此种无稽之言，实不值识者一笑。CP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有之义务，不得以此遂谓其有成立工人专政之意，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革命，行动中自不免无穷错误，而不能事事皆归怨于CP之有野心。先生试看CP对上海宣言，有什么野心没有。或者先生还以此宣言太和平了一点，也未可知，然而CP主张只能如此。此事稍定，尚欲与先生详谈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当不至疑我亦欺骗先生也。17  

    此函意在解除吴稚晖的疑虑，维系国共合作，所以力陈中共决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即使如张继（溥泉）等右派，只要反对北洋军阀，亦可合作。陈函特别说明，所谓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之说，纯系“无稽之言”。2月20日，中共上海市执行委员会曾散发《为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市民书》，其中提出《最低限度的共同政纲》十二条，主要内容为：由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上海市民政府，直辖于国民政府；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统一市政；征收市内一切居民的财产（土地在内）累进税及所得累进税；颁布劳动保护法等，确实没有多少激进内容。18对提前起义的原因，陈独秀解释为：“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革命，行动中自不免无穷错误。”函中，陈独秀并“以人格为担保”，希望吴稚晖相信自己的话。

    此函于23日午后经罗亦农之手交给吴稚晖。罗并向吴解释：“此皆人民忿无可泄，故轻举妄动。”19不过，吴稚晖并不接受陈、罗二人的解释，也不领陈独秀以“人格担保”之情。于25日起草了上引致陈独秀函。  

三 函稿探析  

函稿充分反映出吴稚晖对中共的不满。它表明，国共两党当时虽仍在合作阶段，但彼此间已经存在着很难克服的矛盾。但是，函稿写得很晦涩，文字亦有脱误，有仔细梳理、研究的必要。今依照笔者所分段落，逐段加以阐释。函稿第一段，说明2月23日曾与汪寿华长谈，知当时上海仍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不愿陈独秀冒险及所以未及时复函的原因。函稿第二段，借中国古代和世界的历史故事，指责陈独秀及中共在国民党中强分左右两派，逼人激进，是耍弄权术，虽有小效果，但不可多用，不可过度。吴称：楚国的莫敖因在蒲骚地方打过胜仗，自此骄傲自满，对打仗漫不经心，结果，再次出兵时就兵败自缢。曹操用人喜欢耍手段，弄权术，结果，任用李服而李服企图谋害他，任用夏侯渊而夏侯渊兵败被杀。因此，“狃亦智者所应当留意”，多用权术就会出问题。吴并称：人善于模仿，教猱升木的结果只能引导坏人做坏事。例如，列宁的对面已经就产生了莫索利尼这样的法西斯专制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初，土耳其共产党参加凯末尔领导的民主革命，但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后，却转而镇压共产党。凡此，都应该引为戒鉴。否则，“用术过度”，易于引起合作者警觉，怀疑口虽蜜而腹藏剑，给自己制造麻烦，种下许多“荆棘”。函稿第三段，针对陈独秀“以人格为担保”的说法，指责共产党人追求“大人格”，忽略“小人格”，虽信誓旦旦，但所言均不可相信。吴称：章士钊只讲“小人格”，因而失败；陈独秀追求“大人格”，手段高明之至！罗亦农也常以“人格”担保，但只能使自己“忍俊不禁”，并不能使自己相信。函稿第四段，吴自称“急先锋”，理想可高可低，既可赞成康有为辅佐宣统皇帝，进行明治式的维新，也可为实行共产、建立无政府社会而共同奋斗。但是，吴表示，不赞成“列宁式的共产”，认为那只能起“驱除扫荡”的清道夫作用，真正有资格实行“马格斯之共产”的只有德国人。吴表示，赞同中共成为中国革命的“急先锋”，但是不赞成中共“卑词厚貌”地称誉“苏俄建设”。陈在致吴稚晖函中曾表白中共没有“野心”；在其他场合，也曾表白，中共不是“疯子”，不会急躁冒进。吴在本段中要陈斟酌利害，不可为制造“浮言”者提供根据。

    函稿第六段，追忆2月22日联席会议状况：一开始讨论的是“驱逐孙传芳、反对英国兵”等宣传“大纲”，吴认为，这些，“吃奶小孩久已熟闻”，无须讨论，现在是非常时期，军阀正在准备镇压（“天上天鹅遇地下切葱姜”），不能慢腾腾地“制礼作乐”。其后，转入讨论军事，双方就“一二日后如何与军队接洽，如何与海军相约，如何民众燃炮竹助威”等问题达成协议。吴批评中共方面没有在会上直率说明，当晚海军即行发动，“竟对中心会议之人至傍晚始令知之，且令尸其名”。函稿第六段，说明海军当夜动作是一种“急色儿”行为，已成过去，彼此之间是好朋友，可以谅解，但一般人易生不满，有被轻视（“是简驩也”）、被欺骗（“疑人待己为头等阿木林”）、被利用（“被人当作猫脚爪”）的感觉。

    函稿第七段，认为辛亥年革命党人攻击广州总督府的行为有宣传作用，但今非昔比，国民革命军即将抵达上海，没有匆促起义的必要。在数千敌军包围之中，开几炮，十分钟、二十分钟之间即行失败，是“无穷错误之中又含无穷滑稽”的行为。

    函稿第八段，针对陈独秀来函中所称“行动中自不免无穷错误”的说法，认为此次起义“小有错失”，既影响革命计划进行，又影响两党关系。

    函稿第九段，说明本人的国共合作理想是“现在共助国，将来国变共”，时间早晚，可以商量，希望两党之间，如乳交融，泯合无迹，对内和平，对外斗争。再次表示，不可一再耍手段，用权术。吴称：列宁、托洛司基之间已经分为“彼此”，如此层层“剥蕉”，在内部斗争不已，如何有终止之日！

    函稿第十段，表示中共一向对己甚厚，所以才大发胡言。所欲言者已经说完，待形势好转（天日稍可昂头）后再作长谈。

    以上所述，系笔者对吴函的解读，相信主要方面符合原意。其中有少数地方语义不明，但由于吴稚晖日记的原件已经迷失，现在仅存抄件，其文字脱误或可疑之处均无法校核，只好留待异日条件具备时进一步考证了。

    综观上函，可知吴稚晖对中共不满虽因具体问题而发，但其中却隐含着若干原则分歧。一是对苏俄建设、苏共内部斗争和列宁的“专政”学说的评价。此函中，吴稚晖已在攻击“列宁之对面，已生莫索利尼”，“四一二”政变后，吴稚晖更进一步指责列宁的共产主义“凶暴”，内心思想袒露无遗。20另一分歧是，国共合作及未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形式。吴稚晖的设想是：“现在共助国，将来国变共”，自然，他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能是国民党。

    自1923年5月起，共产国际即明确指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应该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必须取得领导地位。这样，一个要“共助国”（共产党协助国民党），一个要“共领国”（共产党领导国民党），这一矛盾就很难调和了。

四 陈独秀、吴稚晖夜谈“共产”  

    上函写成后，吴稚晖于2月26日交给钮永建，托钮转交陈独秀，但吴又觉得此函“不相宜”，向钮要回，另写一函，“意稍和缓”。21其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上海继续维持合作状态。3月5日，罗亦农、侯绍裘与钮永建、吴稚晖见面，吴稚晖读到罗带来的陈独秀函，谈在上海成立市民政府问题。吴阅后称：“我们主张也如此。”“从前确有误会，我们以为CP的民众仍有强奸气，现在我们主张并无不同处。”罗亦农提出“总罢工”，欢迎北伐军，维持上海治安，防止抢劫，吴、钮都表示赞成。当时，给罗亦农的感觉是：“解释许多误会，吴稚晖也不再放大炮了。”22但是，在第二天吴、陈的一次“夜谈”后，吴稚晖的态度却有了急剧变化。

    3月6日夜8时，陈独秀、罗亦农约吴稚晖到钮永建处谈话。钮先走，杨杏佛、孟森（心史）继来。关于这天晚上谈话的内容，吴稚晖日记云：“谈约两小时，其要点二十年可行共产。二百五之名目亦比无名目好。”这段日记过于简略，但3月26日吴稚晖有一段叙述记二人对话很详尽：  

    吴：我是不讳言无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宁共产，越飞说的二百年恐还不够。

    陈：你疯了。无政府与共产可以很快的。

    吴：这无非假的罢了。

    陈：那我请问你。现在我们中国共和是假的。还是康有为的复辟好？还是假的共和好？

    吴：那末即日挂了共产招牌，行的连三民主义都不如，突然把许多老朋友丢了，于心何忍呢？

    陈：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吗？

    吴：那末据你判断，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

    陈：二十年足矣！

    吴：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23  

    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应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步的最早的设计者之一，但是，此际却认为中国在二十年内可行“列宁的共产”，之所以如此，可能受了北伐战争进展甚快的影响。3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报告者称：“不久以前我们认识中（国）革（命）一气呵成，可直向社会主义走。”24显然，与陈独秀同样表现出对中国革命的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

    吴稚晖对“列宁式的共产”一向不满。这次夜谈，陈独秀的话强烈刺激了吴稚晖本已存在的“反共”神经。1927年4月2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李宗仁等八人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陈独秀的“二十年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就成了吴稚晖“检举”中共的主要内容。  

 五 吴稚晖站到蒋介石方面   北伐开始以后，各地工人运动发展迅速，罢工事件风起云涌。3月5日，吴稚晖与罗亦农会谈时，曾表示“暴动工党太激烈”。253月16日，吴稚晖致函蒋介石，这种不满就流露得更为明显。函云：  至于罢工诸问题，时时不免逾轨，此已万方一慨，想时局未定，为必有之现象，俟大憝既歼，稍予左右以休暇，必能整齐划一，立之标准，群公奉而周旋，定使共上轨道。26  从吴函可见，他认为工人运动“逾轨”，已经到了“万方一慨”，到处不满的严重地步。“大憝既歼”云云，显指正在酝酿中的“清党”计划。可见，这时的吴稚晖已经和蒋介石完全站到一起了。

    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继续筹划发动第三次起义。3月21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迫近上海，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龙华。中共上海区委认为时机已到，宣布举行全市总同盟罢工，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当日，国共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吴稚晖日记云：“开联席会议，余旁听，未肯与会，侯（绍裘）争警权宜收归工人所有甚力。”吴于当年2月21日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代理主席，算是上海国民党组织的头号人物，但他只肯“旁听”，不肯正式与会。对会议内容，他只记了“侯争警权宜收归工人所有甚力”一句，尤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警惕。

    形势发展得很快。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同日，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选出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会委员。23日，国民革命军程潜所部攻占南京。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次日，吴稚晖即会见蒋介石，提出反共建议。28日日记云：“住入道署，开监察会。”这里所说“监察会”，指的就是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检举”陈独秀和中共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