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解说怎么赚钱:从明治维新看清末新政：改革成败关键是领导

中国和日本，在受到西方影响之前，两国文化相通、国情相若，随后又在大致同一时期面临西方势力的严峻挑战，并且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境遇不可谓不似。然而，这一切的结果却几乎有天壤之别，日本成功完成了近代化进程，中国却步步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集中在“器”的层面而缺乏制度上的改革，戊戌变法由于后党与帝党之间的倾轧而很快中途流产，因此在这两个阶段中日两国改革的情况还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话，清末新政的内容就与明治维新几乎是如出一辙了。

日本搞殖产兴业，中国搞奖励工商、振兴实业；日本搞文明开化，中国搞办学堂、废科举、选派留学生；日本搞富国强兵，中国搞改革饷制、编练新军。就是在中国最经常被人指摘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从清末新政开始，中国走的速度也并不比日本慢。

但是双方改革的反应和结果却大相径庭。明治维新的反应和结果自不待言，除了西南战争这一不大的插曲之外，日本社会对改革基本上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各项政策顺利得到执行，使得日本很快就走上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然而中国却恰恰相反，借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几乎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政府改革的用心，并且用激烈的反抗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直到把政府和改革都埋葬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之中。

政府要禁种罂粟，农民们认为是夺了自己的饭碗，纷纷起来反抗，许多人因此而投向革命阵营。政府要办新学堂，农民却“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学校”，各地都掀起了毁学风潮。政府要编户口，民众“或曰将以抽丁当兵，或曰将以按人勒税”，纷纷起来反抗。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营私舞弊的现象更是被当成了政府假改革真剥削的铁证。

在民众似乎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清末新政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可能就要数铁路国有政策了。清末曾一度允许过商办铁路，但由于资本短缺、管理不善等原因，几条商办铁路都迟迟没有有效进展，反而被经理们贪污、挪用了大量资金，远不如国有铁路办得成功。因此，1911年清政府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计划使用外国银行借款，按价赎买几条商办铁路。

照理说铁路国有是当时世界范围的一个大趋势，无可厚非。清政府的借款合同也都是完全商业化的条款，不涉及政治问题和利权丧失。而政府的赎买政策也还算公道——只要是亏损不大的，都按原值赎买，只是确实被亏空掉的款项才在赎买时予以扣除。然而，这样一个合理的政策，却遭到了民众空前强烈的抵制。人们一边痛骂政府“卖国卖路”，“丧权辱国”，一边组建起了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军，从罢工罢市到拿起枪杆子武装斗争，直到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而仅仅几个月之后，1912年，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就公开主张借外债修铁路，“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同时也请回了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被清政府革职、逃亡国外的盛宣怀。又过了一年，中华民国交通部又正式提出了铁路国有政策。

由此可见，不论政府推出什么样的政策，总会被社会从最坏的角度去解读。在这种心态下，政府越是孜孜求治，改革创新，就越是容易遭到误解，遇到越激烈的反抗，最终只能走向改革失败、革命爆发、政府崩溃的结局。

那么，为什么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社会没有这样的心态呢？这就跟改革的时机密切相关了。明治维新所选择的时机，是被视作守旧无能、祸国殃民的幕府政权刚被推翻，天皇的权威在“王政复古”的旗帜下刚刚被重新树立起来的时候，其声望可谓如日中天。人们对新生的天皇政权抱有极大的期望，等待着天皇领导日本进行改革，“富国强兵”，因而自然容易接受其政策。

而清末新政则不然，经过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失败，又经过八国联军对清王朝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开始推行新政的清王朝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人们对政府已经失望到了极点，纷纷认为依靠这个政府搞改革已经没有出路、气数已尽，只有更换这个政府才能进行真正的变革。而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幽禁光绪帝的前科又使人们对她领导新政的动机心怀疑虑，立宪派领袖张謇就曾经当面问慈禧太后改革是真是假？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带着“有色眼镜”来看清末新政也就并不奇怪了。

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充满风险的系统工程。由于改革者需要在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寻找一个微妙的桥梁和利益的结合点，使得旧制度能够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转化为新制度，这就使得其政策必然带有折中的两面性。而这一两面性就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新旧两方面成功实现妥协，顺利完成过渡，这样一来，改革就成了社会矛盾的释放阀，成功实现其原定目标，明治维新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在很多，也许是更多的情况下，这种两面性却导致了两面不讨好，改革一方面吊起了新党的胃口，然而却又没有立刻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且不论这种做法客观上是否合理），结果就引起了新党更多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旧党却又不愿意放弃一切，全面投降，这样反而激化了问题，改革成为了社会矛盾的导火索，最终引发革命。清末新政就是这样的例子，除此之外，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也很类似，托克维尔就由此而做出了著名的“改革引发革命”的论断。

改革究竟是释放阀还是导火索，关键要看改革的时机。如果像明治维新那样，在政府拥有相当的权威，能够有效地控制和调动社会资源，国民对政府也抱着信赖态度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改革就很有可能成为释放阀。反之，如果像清末新政那样，到了天下大乱、

国将不国、人心丧尽的时候再像捞救命稻草一样进行改革，对不起，这根稻草很可能会变成一根导火索。

而这就给执政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只有在政府还拥有相当实力，旧制度仿佛还没有到非改不可的时候进行改革，才有较大的可能获得成功。执政者必须具有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和不怕艰险排除万难的决心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而那些目光庸碌、惰性十足、得过且过的领导人则通常要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才能痛下改革的决心，可那时已经晚了。明治天皇就是前一类领导人的代表，在倒幕战争胜利之后，他完全可以再吃上一二十年的老本而不用担心老百姓会造反，而他却不惜以引起西南战争，与刚刚辅佐他击败幕府的功臣西乡隆盛为敌的代价来进行改革，这样的决心和意志实在是可敬可佩。

而慈禧太后则是典型的后一类领导人。如果说清王朝存在着成功进行改革的时间窗口的话，那么最好的一个窗口就是所谓“同治中兴”的时期。然而慈禧太后却抱着老一套不放，能少改一点就少改一点，最终只搞了些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未能真正触及制度的根本。

在换汤不换药、“纸糊房子”的洋务运动的假效果被甲午战争彻底揭穿之后，清政府其实还剩下一个改革的时间窗口，那就是戊戌变法。可是，慈禧太后大概此时还觉得问题不大，不改革天也塌不下来，从而以一己之私，因为后党帝党政治斗争的缘故而扼杀了变法，并在此后愚蠢之极地进行全面排外，直至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11国同时宣战……等到了1901年，实在是没办法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慈禧太后才痛下改革决心，可是，此时已经一切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