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到心脏失重:[第150期·广州旧闻篇] 【朱庸斋家族】烟商后嗣弄词章　大才难随世运转

2007-08-31 10:30:37   来源:南方都市报  
　　广州旧闻·家族故事名人传奇第三十五期(总第150期)　　

　　家族大视野　　

　　一脉词香　　

　　庸斋先生是我所景仰的前辈，他居在西关，和家师李曲斋并称“西关二斋”，他们两人，一以词章一以书法称誉艺坛。论年纪，先生比曲斋还小，但他仅得中寿。我虽未获捧手，但多年耳闻庸斋先生的作品和为人，对于先生的学问才情，没有同行不称颂的。

　　先生早岁就随父亲朱恩溥学诗文书法，后来拜在近代词家陈洵(海绡)的门下，虽是拜门弟子，但是他能继承海绡的衣钵。海绡是被朱祖谋高度称许的一代词人，他的风格学南宋吴文英的华丽雕凿。这种风格也感染了年轻的朱庸斋，所以在庸斋早年的作品中，充满了一种香艳与清新的气息，比他晚年的要有灵气。同时的许多大家，对他都以朋辈相待，如叶恭绰，容庚等等。他的书斋，名叫“分春馆”，叶恭绰写的斋名，大词人王西神给他写了一首词，很可以解释“分春”的含意：“平分春一半，消受泪千行……”

　　先生不到三十岁就被汪精卫聘做家庭教师，教其女儿学诗词，何其意气风发。汪精卫也写得一手好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身边不乏诗词家做幕客或者下僚，比较有名气的，像龙榆生，黄浚等等，庸斋先生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和汪之间只是诗文赏识之交，所以抗战后也没有受到追究。他的许多本领，我们只有咋舌的份儿，比如，填词从来不看词谱而一字不误，写字画画都是行家，还有吟唱诗词等等。

　　步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先生的日子一直不甚得意，除了在文史夜学院短暂地教书之外，他也收了一些私人学生，正是这些弟子，继承了他的衣钵，使词这种文体在广东得以流传不坠。但是世风早已改变，词这种委婉的文体也要革命，为了表示自己思想的改造，他也写了不少跟风的作品，可以想象，像先生这种缠绵悱恻见长的旧式词人要改写金戈铁马的铿锵作品，有多么的尴尬。当然，这些后来都在最近出版的词集中删去了。他的一位早年学生向我回忆，抄家风潮初起之时，先生已经将一些早年的词作都烧掉，只剩下一册他认为最值得留恋的，其中有不少是没有刊印过的艳体词。一天早上，这位学生跑到先生家里，说红卫兵已经抄到隔壁街道了。先生沉吟片刻，毅然将藏在床底的这册手抄本付之一炬……在先生晚年重刊词集时，这些轶词始终无法弥补。

　　据说庸斋少年时，曾有相面者说他是“橘脸“(即脸有橘皮纹)故非腾达之相，相者言可谓验矣。先生最值得欣慰的，倒是晚有弟子，可传芬芳。当今在文史和书画界掌骚坛的，很多都是他“分春馆”的门人。先生逝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没有能享受到后来的好日子。在晚年，先生也偶尔会向弟子们回忆青年的风景，重刊词集中，有一首小序云：“与陈永正回忆秣陵往事”，秣陵者，南京也，这是他词集中仅剩的一麟半片偶露的回忆，秣陵的斜阳秋草，是这位词人心中永恒不灭的一阕哀词。　□梁基永　　
　　
　　历史的枢纽　　

　　诗词不能当饭吃，今人犹忆分春馆　　

　　在广州老文化界上，西关有“二斋”。这里说的“二斋”是指书法家李曲斋和词学家朱庸斋。众所周知，李曲斋，是西关晚清臣子李文田之孙，而关于朱庸斋的家世，却很少有人提及。即使是朱家的后人，他们对朱庸斋祖上的记忆也有些模糊，可以清晰讲述的只能到其父亲朱恩溥这一代。

　　朱恩溥，新会丹灶乡人氏，清末拔贡，其祖上是有钱人家，专做烟草生意，著名烟草商行“朱广兰”就是其祖上家业，大部分的产业分布在南洋(今新加坡)一带。

　　也许命中注定，朱恩溥只能是一介书生。年轻的时候，他乘船到海外继承祖业，却在茫茫大海上遇上海盗，一场劫难后，朱恩溥最后一个人侥幸逃生，之后长居西关，以教书为生，到了民国以后，以清朝的遗老自居。而当儿子朱庸斋出生的时候，朱恩溥已经50多岁。

　　如今，朱家的后人已无法细说其祖上经商的故事细节了，他们说，到了朱恩溥这一代，朱家已然人丁单薄。

　　不过，年少的朱庸斋天资聪慧，有神童之称，很小就跟朱恩溥攻习经史古文，并显露出诗词方面的才华。十三岁时，朱庸斋拜大词学家陈洵为师，深得唱词技领。然而，与早年相对顺利的求学过程相比，朱庸斋一生的经历却曲折得多。

　　早年，朱庸斋凭靠过人才艺，一人打工，就可养全家九人(包括裁缝师等工人)，虽不算富裕，日子过得还算安逸。由于才华横溢，他也得到当时很多社会名流的赏识，并很快被推荐到南京，在汪伪政府处任要职。

　　粉墨登场，终将草率落幕。结局证明，与父亲朱恩溥一样，朱庸斋也只是个纯粹的文人，他并不适合当官。加上年纪尚幼，对于政治上的是是非非，难以分辨，不到一年时间，由于处事不慎，出了差错，朱庸斋被汪伪政府革职开除。

　　“摹本师韩我未能，独将词笔傲金陵。一从赋罢南楼令，兀兀城台不再登”。这首七绝大概表达了他离开南京时失落的心情。显然，阴差阳错登上伪府仕途，并非他自己所愿。南京一行虽短，但对其一生的影响甚大。

　　用朱家后人的话说，从南京回来以后，朱庸斋的霉运才刚刚开始。那时，汪伪政府当道，他为谋生计到处碰壁。

　　1949年后，朱庸斋的日子也不好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全国极左思潮泛滥，作为有历史问题的过来人，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并不自由。后来，参加失业知识分子登记，获朋友相助，才得以进广东省文史馆工作。

　　尽管生活上遭受不公正待遇，朱庸斋却一直没有放弃词学上的追求，作为海内外词学界公认的岭南词学大师，可以说，他的影响不单是在词学本身，令人赞叹的还有他分春馆的门生，他们大多成绩斐然，在广东书画、诗词界已经形成一个团体，对全国乃至海外的书画界、诗词界影响很大。

　　如今，坐落于华贵路的分春馆犹在。一座窄小的旧屋，与西关名门祖屋相比，并不起眼，且由于年久失修，现在已经被广州市政府列入危房。1983年，朱庸斋肾病复发，就是在这里过世的。

　　人去楼空，他带走的，不仅是一个词学大家的诗赋才情，还有一代人的往事。有人说，朱庸斋有才华，有学问，但是生不逢时。也有人说，朱庸斋早年太过年轻，真率坦然，心无城府，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站在分春馆门前，华贵西横街20号的门牌号隐隐约约映入眼帘，我脑海里久久浮现的却是朱庸斋当年开班授学的热闹场面，以及他对后代“不要做空头文人”的告诫。　　

　　后世讲述　　

　　朱令名(左)，朱庸斋之子；朱荔诗(右)，朱庸斋小女儿；李文约，朱荔诗爱人。

　　本栏目由朱令名口述。　　

　　“祖父去海外继承祖业，遇上海盗，侥幸逃生”

　　祖父(朱恩溥)在当时是有名的文人，能诗善文。由于他出生在有钱人家，念书条件好，从小就跟许多名人读书学习。慢慢地，他在文化界也有了一定的声誉，祖父跟当时社会中的许多文人来往特别多。

　　祖父曾是康有为的学生，他支持清末维新运动，曾把家里部分钱财拿出来支持康有为搞维新变法。

　　事实上，祖父不是做生意的料，他算是个地道的读书人。本来，他准备乘船到海外去继承祖业，没料到遇上海盗，在船上被打劫，他侥幸逃生回来。之后，就长期住在广州，后来，随着社会动荡，关系变化，我们家海外的产业也杳无音讯了。祖父主要在私塾里教书为生，大概50岁时生了我父亲(朱庸斋)。

　　在我三岁左右，祖父就过世了，大约是1948年。祖父的墓址就在旧白云机场那边，我小时候还跟大人们去过，后来就没去了，如今随着城市改建，也不知道被迁移到哪里了。　　

　　“我父亲小的时候，祖父把考举人的题目给他做，他做得很好”　　

　　祖父娶有两个老婆。她们是两姐妹，妹妹叫黄美甜，就是我父亲的亲娘，父亲从小由她带大。她是1961年去世的，当时食品紧缺，她身体不好，却舍不得吃，她把食物让给我们小孩吃，由于水肿病，最后离我们而去。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得这种病过世的。

　　父亲从小就没进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但他很聪明，就跟自己的父亲在家里读书。他记忆力很好，读书是一目三行，过目不忘。很小的时候，祖父把考举人的题目给他做，他做得很好。13岁左右，经祖父介绍，父亲拜著名词学大家陈洵为师。他天天跑到陈洵家里，听他讲课。　　

　　“父亲不想我们学古诗词，他希望我们有一技之长”　　

　　父亲很少跟我们说家族过去的事，许多事我们都是从他的朋友那听来的。他不希望我们学古诗词，希望我们有一技之长，做实事养活自己。他教的学生都有工作，有的当医生，有的做老师。父亲经常告诫我们：诗词不能当饭吃，不要做空头文人。

　　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住在龙津西路。有一段时间，我被带到外婆家，母亲(卫欢颜)跟随着父亲去香港(广东大学分教处)教书。6岁时，我才回到广州跟家人在一起。大妹(朱荔裳)是在香港出生的。

　　解放后，我家生活日益贫困，主要靠母亲在鞋厂做工人维持生计。母亲大小姐出身，解放后才第一次出来打工，工资不多，养全家几口人，很不容易。后来鞋厂改为做伞的，母亲也由做鞋工人转为做伞工人。

　　父亲进文史馆后，工资很低，偶尔我们要靠海外朋友资助过活。父亲也一直不怎么管理家庭，他在家里只管读书，常常连走路也在吟唱诗词。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和母亲带着我去十三甫路购物，母亲有事情离开了一下，叫父亲照看我，没想到他却自个回了家，把我遗忘在路边，以致后来发动很多人，才把我找到。

　　我父亲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他认识很多社会名流。在朋友当中，他一般都是年龄最小的，但也是比较有学问的，因此人家都很敬重他。

　　父亲对医学也有研究，常免费为亲戚朋友看病，乡下很多亲戚朋友知道后，都跑来找父亲看病。1957年左右，他还在卫生协会给医生们上课，补习古文。　　

　　“父亲不让我在家拉小提琴，

　　因为我拉的全是外国曲子”　　

　　我中学毕业，恰好碰上“文革”，不能升学。父亲虽不支持我学诗词，却支持我学小提琴，他拿钱给我拜师学琴。但他不让我在家里拉琴，因为我拉的全是外国的曲子，“文革”时这是比较敏感的，他怕我惹祸。

　　1968年，与全国青年一样，我下乡当知青。但是我没有开过半天工，因为一下到农村，我就病了。村组织不要我，也不给我改派工作。没事干，我只能经常在乡下拉琴，那时候生活比较困难，家里偶尔会寄钱给我。那段时间我也回过广州，但广州这边也不接受我，不给我安排工作，像我这种状况，在当时被称为“国际户口”，就是没人要的意思。

　　一直到1973年，我才进工厂。这个时候，父亲还是不让我学诗词，他说我古典文化基础不好，只支持我学国画。因为我工资少，他给我交学费，让我学国画。于是，我白天上班，晚上学画。到了改革开放后，我走出工厂，到外资企业搞企业管理工作。在广东各地跑了十多年，我才从工人跻身为干部。　　

　　门人访谈　　

　　邓圻同，朱庸斋弟子；

　　李文约，朱庸斋女婿；

　　分春馆门生：陈永正(图后排中间)，中国书法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教授；唐景凯(图前排右一)，中华诗词文化研究员；崔浩江(图后排右一)；张桂光(图后排左一)；郭应新(图前排左一)；吕君忾(图前排中)　　

　　陈璧君请朱庸斋到南京当汪精卫的私人秘书　　

　　记者：朱庸斋为何会去南京？

　　邓圻同：日本人占领广州时，王应儒任汪精卫政府民政厅厅长，当时朱老师在他家里当家庭教师，辅导王应儒家属写诗作词。要知道，王应儒可是汪精卫老婆陈璧君的干儿子。有一次，陈璧君来王应儒家做客，恰好碰到朱老师在教书，见朱老师不但能作词，还能唱词，书法也不错，因此对他印象很好。后来经王应儒极力推荐，陈君璧想请朱老师到南京当汪精卫的私人秘书。汪精卫看了朱老师的词后，念同乡之情，同意了。

　　记者：朱庸斋很快就离开南京，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邓圻同：不到一年时间，朱老师就从南京回广州。那时他太年轻，才二十一岁，不懂政治上的规矩。有一次，有位朋友想让自己的儿子在南京当中学老师，找朱老师向汪精卫推荐。结果，朱老师帮朋友心切，没经过汪精卫的同意，就以汪精卫的名义写了一个字条，介绍朋友的儿子在南京当教师。几个月后，那位朋友在一次聚会上遇见汪精卫，把事情道破。汪精卫回去立即查问这个事，他发了火，责怪朱老师没征求自己意见，擅作主张。尽管是小事，但汪精卫还是把朱老师革职了。　　

　　在汪精卫处闯祸后，谁也不敢用他　　

　　记者：从南京回到广州，朱庸斋先生的处境怎么样？

　　李文约：从南京回来，找工作对于岳父来说，变得很难，当时，在广东基本还是汪伪政府的势力范围，岳父连“朱庸斋”这个名字也不敢再用，抗战时候基本上以“朱奂”为名。

　　邓圻同：由于在汪精卫那里闯了祸，这段时间谁也不敢任用他。王应儒知道了此事，也不再理会他了。那时候广东省省长是陈耀祖，他是陈君璧的弟弟，他死了以后，另一个陈君璧的亲属坐了他的位置，叫陈春圃。陈春圃跟朱老师在南京的时候就认识，他把朱老师介绍到广东大学当特约讲师，专教词学，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抗日战争胜利，汪政府在广东彻底垮台，广东大学也解散。此后，朱老师处于下岗状态，他曾到过湖南工作一段时间，一直到解放以后。　　

　　解放后朱庸斋到省文史馆工作，结束失业之苦　　

　　记者：解放后，朱先生不稳定的生活是不是开始有好转？

　　邓圻同：50年代，他参加了失业知识分子登记，成为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那时他还不是正式馆员，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转为正式馆员，待遇也稍好起来。其实50年代初，全国上下极左思潮泛滥，因为历史问题，他曾受到管制，思想上和行动上不自由，较长时间处于失业状态。他想进学校教书，但是教育部门不批，谁也不敢接受。

　　李文约：进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也好在叶恭绰老先生的推荐，他是当时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名气很大，对岳父也比较赏识。

　　记者：他与叶恭绰交往很深？

　　唐景凯：叶老先生很早就认识了朱老师，他们当时相互酬唱的诗人形成了一个圈子，有杨铁夫、江孔殷、黄咏雩等，相互之间有很多书信来往。1967年春节，我串连到北京，朱老师委托我捎信给叶恭绰老先生。朱老师把用毛笔写的信装在大信封里，我带着它来到叶老先生家里。叶老先生住在东单灯草胡同，听说他跟毛主席来往多，是全国几个不用预约就能与主席见面的人之一。恰遇非常时期，他家也戒备森严，开始管家不让我见，后来我不走，假装是叶老先生的老乡，才跟叶老先生见了面。

　　叶老问了朱老师的境况，说自己早就知道朱老师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说早期曾资助过朱老师，但后来由于自身难保(被打为右派)就爱莫能助了。　　

　　60年代，朱庸斋在分春馆设站授徒　　

　　记者：朱先生在人生不如意时，还潜心教育，培养了一帮出类拔萃的学生，能说说他当初在分春馆开班授课的情况吗？

　　陈永正：说起分春馆设站授徒，这跟当时全国的大背景是相联系的。1960年到1965年，国家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文化气氛浓，经济逐渐恢复，广东也赶这趟大潮。广州不断的迎春花会、花市、中秋灯会、书法展览等，对诗人、书画家需求很大。1962年，文史馆办文史夜学院，有中文系，艺术系等，朱老师在那里教词，很受大家欢迎。另外，所谓文化大繁荣时期，政策相对宽松。书画家在家就开班授课，交几块钱就可叩头拜门，这事之前简直是天方夜谭。

　　朱老师在分春馆设站授徒，消息传开来，很多人都慕名而至。每星期有两节课，每节课差不多三个钟，教学方法非常好。

　　记者：前来听课的都是些什么人？

　　陈永正：大部分是文艺爱好者。1955年，中学语文大改革，初一到高三，专修古典文学和语言，到了1957年，课本就全变成清一色的政治内容。我们这拨人，刚好在那时读初高中，对文艺知识非常渴望。朱老师比我们大二十多岁，但跟我们没有长辈之分，关系很好，除了教学，生活也跟我们打成一片，他跟我们没有年龄上的代沟。　　

　　□旧址寻访　　

　　噪分春馆

　　据朱家后人介绍，朱庸斋十多岁时，就开始使用“分春馆”名号，它取之北宋词人秦观《望海潮》中“乱分春色到人家”的诗句。

　　作为朱庸斋读书的地方，分春馆搬过好几个地方(宝源正街、厚福大街)，都是租人家的房子使用。

　　随着家境穷困潦倒，分春馆也越来越窄，位于广州市华贵路华贵西横街20号的分春馆(现被广州市政府列入危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时租住的。朱庸斋在此设房授徒和生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朱庸斋及其妻也在这里相继过世。　　

　　□家族逸闻　　

　　噪朱恩溥反对溥仪当伪满洲皇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准备把溥仪捧出当伪满洲国皇帝，以朱恩溥为首的广州遗老极力反对，认为这是背叛祖宗、甘当傀儡之事。经商议，他们推朱恩溥为代表，怀揣广东众遗老签名，赴东北面致溥仪。后来，由于日寇在东北占领区戒备森严无法进入，朱恩溥只能半路折回。

　　噪朱庸斋不知自家米缸在哪

　　朱庸斋喜欢喝酒，抽烟，喝茶，但“十指不沾阳春水”。家人不在时，他没法煮饭，经常是邻居帮忙，或跟学生下馆子。有一次，妻子回乡，家里只他一人，学生邓圻同过来，朱庸斋想吃稀饭，叫邓圻同煮。邓圻同淘米的时候找不到米缸，问朱庸斋，殊不知他也不清楚自家的米缸放哪里，后来是邻居帮忙，才解决了问题。　　

　　他常跟我们说：“那个年代，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记者：朱庸斋老先生以后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李文约：相比岳母在“文革”时遭受的批斗，岳父所受到的批判显然轻得多。岳母由于出身于沥滘大家族，那个年月，在工厂里自然成了大家批斗的耙子。年轻的时候，岳父(朱庸斋)就把锐气磨光了，不敢轻易得罪人，且在文史馆里，比他历史问题更多的人多的是，因此他遭受的打压并不是很大。进了文史馆，可以说间接起到了保护作用，如果进学校教书，以他的身体状况和脾气，肯定没命。还好，他也把大部分书籍转移到出身好的学生(工人阶级)家里去。

　　有一段时间，他被关牛栏，写交待和检查，地点就在如今米市路的统战部那里，一个星期几乎回不了一次家，整天在进行自我反省，用他自己的话说，检查写得越反动，组织就认为他的反省越深刻。

　　记者：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不太好，这段时间怎么过来的？

　　李文约：“文革”时期，岳父经常跟我们说“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他一出牛栏，肾病就恶化，在1972年的时候，他被迫做了摘除手术。1983年，肾病复发，在分春馆去世。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陈坚盈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　黄皓　　


　　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欢迎提供线索：电话：87366090E－Mail　：guangzhoujiuwen@163.com　　 责任编辑：杨拂玄 何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