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学院人事招聘:天一阁的藏书目录

2007-02-28 23:57:53 阅读 48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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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的书目
范钦自号东明山人、东明外史，其藏书处初名“东明草堂”，所以最早的藏书目录称《范氏东明书目》。这部书目只有一册，记载在朱睦木挈于明隆庆四年编成的《万卷堂书目》中，当时范钦尚在世，可知此目为范钦所手定。嘉靖三十九年，范钦升任兵部右侍郎，同年回故乡宁波，此后便筑起了天一阁。稍晚，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有《四明范氏书目》二卷；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著录《四明范氏天一阁书目》二册四卷，这些大概是范钦重编或他的儿子范大冲增编之本。
清康熙十二年，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破例登阁，他“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凡经、史、地、志、类书之坊间易得者，及时人之集、三式之书，皆不在此列”。当时，黄宗羲登阁时间不长，仅仅选录了一个简目。康熙十八年，范钦的玄孙范廷辅加以重订，补录了前所未列的书籍，并请黄宗羲写了《天一阁藏书记》。黄宗羲在此文中说：“余之书目遂为好事者流传，昆山徐健庵使其门生誉写去者不知凡几。”
上述几种书目应当都是稿本或抄本，均因未刻而失传，天一阁初期的藏书情况便不知其详。我们通常所说天一阁藏书七万卷，那是依据《范氏家谱》的记载。
现存最早的天一阁藏书目录是清初抄本《天一阁书目》，其传本有二，一是漫堂抄本，一是介夫抄本，今均藏北京图书馆。此目编者姓名和编辑时间失载，但仔细分析起来，尚可发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书目不分卷，而把书籍分为制书、诸经、四书、史、实录、志、经济、官制、出使、奏议、兵家、刑名、儒家、释家、道家、子书、集、选诗、古文、类书、词曲、策论表赋、小说、礼乐、博古、阴骘、天文、杂技、书画、地理、医家、星相、农家、人物、姓氏、列传，共三十六类。从其分类体系来看，把《大明集礼》、《大明会典》等明代制书放在首位，具有明代书目的特点。如嘉靖《建阳县志》所载书坊书日，分制书、经书、诸史、诸子、诸集、文集、诗集、杂书八类；万历三十三年编《内阁书目》，分圣制部、典制部等十八部，都把明代制书放在首位。
二、所录各书仅记书名和册数，不记卷数、著者及版本，除释家类有类目而无书目，科举录被弃置不录外，共著录藏书五千余部，收录较富。
三、此目与后来阮元等所编《天一阁书目》比对，发现阮目收录的六十一种清代人著作或清刻本，如顺治《蒙城县志》、《竹垞文类》等，在这个抄本书目中都未出现。(书名相同的有《嘉兴府志》、《德化县志》、《武经七书》三种，前二种在明清时均有纂修，后一种不记版本，无法比对。)
四、漫堂抄本在书口下印“漫堂抄本”四字。漫堂姓宋名荦，字牧仲，生于明崇祯七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二年，可知此日原稿的编制时间，下限不迟于康熙五十二年。介夫抄本传抄时间稍晚，卷首有康熙五十五年芝栭跋，康熙五十六年林佶跋。芝栭跋云:“天一阁书目一卷，甬江范氏家藏书也，余载阅首尾，名编异帙，搜罗最广，恍如置身嫏嬛之室，诚一大观哉。盖藏书为极难之事，具数十年之精力，一编寸简，经营而得，而又视后之子孙足以守之，不然徒荡为青磷冷烟而已。……独范氏之书传之数世，至今无有失者，则其后人之贤，令余向慕不已，而又重兴感叹焉。此目为介夫先生手录，先生姓舒术鲁氏，长白著族，好学嗜古，盖亦酷爱藏书者。”
综上所述，此目原稿的编制时间是在明未清初时期，它反映了天一阁早期的藏书情况。
此后，在沈叔埏《颐彩堂文集》中说到另一种《天一阁书目》，据云:“右目为韩城师初视浙学时鄞属所呈，计五千有另，不分门类，不加诠次， ……盖寻常官簿本也。”韩城初视浙学的时间是在乾隆三十六年。这种官簿式的书目至今亦已失传。不过从所录“五千有另”这个数字中可以看出，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前的近二百年中，天一阁藏书未曾大量散失。当时的著名学者全祖望有天一阁诗云:“历年二百书无恙，天下储藏独此家。”
藏书进呈之后的书目
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决定编纂《四库全书》，便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要求进呈备用。次年，范钦八世孙范懋柱代表范氏后人进呈了一大批天一阁藏书。据《涵芬楼秘笈》第十集中《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载，共计六百零二种。后来，薛福成《重编天一阁进呈书目》，据《四库全书总目》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增补，确定为六百三十八种。当时，天一阁是进呈书籍最多的一家，进呈之书实际上不止此数，例如复本，就未曾列目。
赵万里先生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一文中说:“这一类的书，有一个客观的标志，封皮下方正中有一长方形朱记，文日：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某某书一部计几本。开卷又有翰林院大方印。封皮上的朱记有时为妄人割去，至大方印，则时时遇到。《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盦，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辗转流落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我见过的此类天一阁书约有五十余种。”这次进书，使书籍大量散佚，是天一阁藏书史上遭到的首次浩劫。
劫后，范氏后人对留存的藏书作了一次清点，编成《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二册。此目不著编者，后刻入罗振玉《玉简斋丛书》。罗振玉所据的是一个传抄本，卷末记有“嘉庆壬戌六月二十日客寓金阊录”一行。因书目中已载有《古今图书集成》，可知它是在乾隆三十九年赐书以后，嘉庆七年(壬戌)以前编制的。目录不分卷，也不分类，仅按橱登记书名和册数，卷首录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和《天一阁藏书记》，卷末的总目近乎一份统计表，据云除《图书集成》外，共有藏书四千七百十二册。但是，笔者撰文时重新作了统计，该目实际著录藏书四千八百十九部(包括复本或一书分作二部登记的)。显然，原编者统计不确，或是传抄者把部数误写成册数，例如元字号橱实有四十四部，计一千零三十六册，而误作四十四册，荒字号橱实有二百十二部，而误作一百十册。此外，登科录、乡试录均失载。藏字号书目下注云:“尚有医书、地理、算命、风鉴等俱未列目。”
不过，从这部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天一阁书架排列的情形。书橱编号用千字文，共有天、地、元、黄、宇、窗、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三十二大橱。其中宇、寒、来、成、阳字号的五只橱是放《古今图书集成》的。如今，前后开门的大书橱尚有四只，但千字文编号的字样已无迹可寻了。这部书目的记载，可资今后恢复原状时参考。
嘉庆八、九年间，浙江巡抚阮元登阁观书，命范氏后人范邦甸等编目。不久完成了《天一阁书目》十卷，补遗一卷，范氏著作一卷。嘉庆十三年，阮元命宁波府学教授汪本校刻，具“文选楼”牌记。卷首有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并附刻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乾隆圣谕、御赐《古今图书集成》目录，及《进呈书目》。体例仿《四库全书总目》，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撰书人名氏、卷数、写刻版本、序跋、印章等较为详细，是天一阁藏书目录中编辑较早，流传较广，具有较大学术参考价值的一部书目。阮元《定香亭笔谈》云：“天一阁书目庞杂无次序，因手订体例，遴范氏子弟能文者六、七人，分日登楼，编成书目，属知鄞县事张许给以笔札。阁中旧版书极多，因修录其序跋，及收藏家题识印记，以资考证焉。”上述嘉庆七年抄本书目所不载的医书、登科录等，此目都有著录。但编目的时候，正当乾隆禁书之后，如王世贞《纲鉴会纂》、钱肃乐《庚辰春偶吟》等属禁书范围的，都不曾编入。通共著录四千零九十四种，五万三千七百九十九卷。其实除了进呈的书和续增的《古今图书集成》外，原藏书计三千三百九十三种，三万八千五百二十七卷。
阮目之称为十卷，见于阮元的序文。经、史、子、集各为一卷，每卷下有若干分卷，总共是十个分卷。一九三七年冯贞群先生在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时，发现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中说到汪本的《天一阁书目》为四卷，看起来像是另外一部书目，提出“疑不能明也”。其实，刘锦藻误把校刻者汪本当作编纂者，又在计卷数时只记总卷而不记分卷，以致使人造成错觉。显然，刘锦藻所云四卷本《天一阁书目》，即阮目是也。
阮目后面附刻范钦八世孙范懋敏编《天一阁碑目》，卷首乾隆五十二年钱大昕序云：“今年予复至鄞，适海盐张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八世孙苇舟(懋敏)亦耽嗜法书，三人者晨夕过从，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减欧赵，而未有目录传诸世，岂非阙事，乃相约撰次之。拂尘祛蠹，手披目览，几及十日，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迄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明碑拓本未加著录。自全祖望所编碑目失传后，此为现存最早的《天一阁碑目》。
清末时期的书目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时，英帝国主义者占据了宁波城。战乱中，天一阁藏书多有散佚。
兵燹后，于道光二十七年，当时的浙江布政使刘喜海登阁看书，随手抄录，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十二卷。基本上依照阮目分类次序排列，卷十二外编，收录丛书，前后均无序跋，有例言七则，称“原目(阮目)所载御题书二种.佚于兵燹，御赐《图书集成》一万卷见缺一千余卷。”共收录藏书二千二百二十三种。
刘目未曾刻印，原稿的发现亦较迟，据天一阁现藏传抄本上一九三五年张镜夫跋文云:“予于甲戌春间，由诸城旧家获一天一阁旧目四册，既无岁月，亦无撰人，惟卷首有例言一篇，相传为刘燕庭先生登阁观书随手所记录者，然无序跋印章，未能遽信。”次年，张镜夫再识云：“书目抄录毕事，详校一过，忽于末叶左角下发现白方小印‘嘉阴簃’三字，乃知为燕庭先生故物。既而刘少文表兄自诸城来，叩以燕庭先生与天一阁观书事，兄云:‘道光二十七年秋，先生升浙江布政使，署浙江巡抚，曾倡修天一阁，及刊阁中藏书，目未果而罢官，此或阁目底本。'少文兄是先生嫡孙，言必可信。”刘喜海号燕庭，诸城人。此目增出阮目所不载的书籍共四百六十三种，但是失收的书则更多。这大概是由于刘氏编写未竟，即被罢官的缘故吧!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太平天国军队进驻宁波前后，当地歹徒乘混乱之际，拆毁阁后墙垣，潜运藏书。此后辗转流散，许多珍贵书籍被当作造纸原料，有的厄于兵火，有的落入外国传教士手中，天一阁藏书再次遭到了浩劫。
光绪四年，宁波知府宗源瀚见阁书亡失过半，欲编见存之书以为目，便聘慈溪人何松等三人登阁分编。何松《梦璞居诗钞》有“校书登杰阁，订误并搜遗，两席分经史，三秋恨别离”之句。当时杨晋蕃校经子两部，何松校史集两部，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中秋节，阅时六月，成《天一阁校书记》。后因宗源瀚去宫，未及刊印，残稿今藏上海图书馆。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浙江宁绍台兼管水利海防兵备道薛福成，命钱学嘉等三人，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四卷，首末二卷，体例仍仿《四库全书总目》编排，对于当时每部书的存缺情况，著录比较详细，尤其是《进呈书目》，经过校对，增补了阮目失收的三十六种，而且在著录上也胜过阮目。卷首附刻阮元《天一阁书目序》，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及《天一阁碑目记》，还有乾隆圣谕、御赐书画目等。卷末有《天一阁奇书目》、《见存碑目》、《见存石刻》、《新藏书目》，及光绪《鄞县志》范钦传、光绪十五年范钦十世孙范彭寿跋。
薛目反映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四十多年中，遭到二次浩劫以后的藏书情况。凡例云:“阁书经兵燹后，完善者鲜，……见存书不及旧日十之四，而旧无其目，今有书者亦复不少。”范彭寿跋云:“咸丰辛酉，阁既残破，书亦散亡。于时，先府君方避地山中，得讯大惊，即间关至江北岸，闻书为洋人传教者所得，或卖诸奉化唐岙造纸者之家，争借赀赎回，又偕宗老多方购求，不遗余力，而书始稍稍复归。”当时还藏阁中之书，数量甚少。薛目除“科举帖括、家传行状、唱和劝善诸刻”和“虫残水渍，不复成书”的弃置不录外，共著录原藏书二千一百五十二部，计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二卷，乾隆御赐的《古今图书集成》尚存八千四百六十二卷。
此外，见存碑拓，包括乾隆、道光时据阁藏本重模的“石鼓文”、“瘗鹤铭”在内，仅二十六通，注云:“阁中碑本，十不存一，编以为目，不复成卷，因附于末。”见存石刻有丰道生重模“神龙本《兰亭序》”等十三种，至今尚存。
民国时期的书目
辛亥革命以后，天一阁藏书大量失窃，其经过情形，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记载颇详，文章说:“民国三年，有乡人冯某串同党徒夤夜越墙而入，窃出书籍千册，陆续运带至沪。”其中一部分售于六艺书局，“每册仅二角许，后散售于藏书之家”。此外，大部分售于来青阁书肆，来青阁又转售于食旧廛书肆。这批书籍正打算寄往日本，不久事发，“遂归乌程蒋氏，得价八千元”。商务印书馆曾搜集了四五百种，放在涵芬楼，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不幸又遭日机轰炸焚毁。
当初，窃贼从屋顶挖去瓦片及椽子，潜入阁中，历时数十日，范氏子弟竟未觉察。过了三个月，学者缪荃孙得知消息，急驰函范氏究其事。涉讼经年，冯某及窃贼薛继渭虽已捕获，但被窃书籍无法追回。当年在上海设书肆的罗振常，曾就个人目睹之书撰为提要，成《天一阁藏书所见录》一册，记有二百四十种之多。
事后，缪荃孙编有《天一阁失窃书目》二册，记录失窃书一千七百五十九种(其中科举录四百七十四种)，并在序文中讲到此次失窃书籍的经过。从失窃书目的编制体例来看，他是以薛目为底本，对照阁中劫余存书，然后把未对到的一一抄录下来，所以其顺序完全和薛目一样，甚至连各类的统计数字，往往也照薛目抄了下来，时间匆促，失误颇多。例如被列入目录的三十一种明代地方志中就有《建阳县志》等七种，并没有失窃；四百七十四种科举录中，也有三百二十八种不曾被窃。所以，缪目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此次浩窃之后，天一阁存书情况，可以从下列三种书目中得到反映。
一九二八年，林集虚编《目睹天一阁书录》四卷附编一卷。卷首缘起云:“阁中之书被窃，当时范氏后人将存书目用红圈标识，除登科录、乡试录外，所存不过八百种。”林集虚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日登阁，以十天为期，在吴文莹等三人帮助下，匆促成书，故遗漏较多，又迁延十载，才用木活字排印行世。书目仍分经、史、子、集四部。对于书籍的版本，包括刻抄本、时代、年号、行格、牌子、刻工、装订、钞补、脱页、书纸种类、藏书印记等，记载比较详细。卷未附编，首次记载了天一阁的匾额、联语、禁牌规例等。
一九三0年，杨铁夫等根据当时宁波地方政府的意见，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范氏例规，非合各房人氏，不能登楼，又因“陪伴同查，致碍生计”。所以，当时以一日为限。卷首杨铁夫序云:“时虽迫促，大体已自了如，合计范氏自行清理所写目，当不大谬，通计为书九百六十二种，共七千九百七十一册(各省试录未计)，比薛目约得二分之一，其中完璧者尚有三百一十种，比薛目约得四分之一，然全者多属数册，至册数愈多，其存者愈少，有百数十册，止存一二册者，故种数似有可观，而册数实属无几。”“此外，碑拓本一无所存，石刻十余具尚无恙，《图书集成》尚存四千零七十四册，约得原书之半”。可知，自光绪十年薛福成编目以来四十多年间，藏书又散佚过半。
杨目为油印本一册。一九三二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在发表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一文时，将此目作为附录铅印，所以至今流传较广。因编目时仅仅化了一天时间，动员四五个人依照书籍的牙签抄录，除记录书名册数外，别无著录，所以分类杂乱，错误百出。
一九三五年冯贞群登阁编目，历时六月，于次年三月完成初稿，一九四0年铅印问世，称《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他在范氏子孙范盈藻等人的协助下，“整理残编断简，拂尘去蠹，聚散为整”，记载了当时天一阁的全部藏书，甚至连仅存数页不复成册的也加以记录。《内编》刊印前，鄞县开文献展览会，于一九三六年选印了《方志目》和《明代试士录目》各一卷，称《天一阁简目两种》。
冯目共十卷，依四部分类，前四卷记明代及明以前旧本一千五百九十一部，计一万三千零三十八卷，卷五收录清初以来书本二百十四部，《古今图书集成》八千三百二十卷，卷六至末卷为附录及补遗，包括图像、书影、志传、额联、碑石目等等。冯目编成以后，藏书稍有散出，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书籍运至龙泉的往返途中失散的，计明刻本八部，清刻本四部。冯目在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起着现存书目的作用。
此外，一九三三年赵万里先生为重编天一阁书目，于七月二十五日登阁观书。他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中说，当时以一星期为限，“用预定的一种较精密的统计法。无论行款、边口、版心大小，属于机械方面的，固非一一记载不可，就是序跋和内容的特点，也得在极短时期内缩写下来，以便日后作书志时参考。……这一个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我预备叫它作内篇。此外，还有一个外篇，附在内篇之后。外篇是将历次散落在阁外的书，作一次总结帐”。一九六一年，赵先生函告笔者，此目当时未曾完稿，所抄录的原始资料，在抗日战争时期已散佚殆尽。
新编书目
一九四九年以后，天一阁成了国家的一个藏书单位，从此，开始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天一阁管理部门除了加强对藏书的保护工作外，还十分重视收集以往散存在民间的天一阁原藏图书。为了搞清天一阁历年散出书籍的具体情况，即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开始编辑散佚书目，称《天一阁书目外编》，次年完成初稿。
《天一阁书目外编》是一部已佚未存的书目。它以阮目为基础，除去现存的藏书，再与各旧目相校，参阅有关资料，增补而成。由于各旧目体例不，详略不同，更未见原书，所以著录无法一致，分类编排方面也难免不妥。初稿完成后，随着旧目考查工作的开展，新发现了康熙年间抄本《天一阁书目》，因此，在定稿前尚须作再次校补。《内编》与《外编》合在一起，就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天一阁藏书的本来面貌。
近四十年中，共访归天一阁散出书籍三千多卷，又接受了宁波地方许多藏书家的慷慨捐赠，目前古籍收藏量已达二十多万卷。天一阁藏书的日益丰富，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和中外来宾的赞扬。
自一九七七年八月以来，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要尽快地将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的指示精神，开始编辑《天一阁善本书目》。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著录内容，以及分类体系等基本上依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的统一规定，但同时又从天一阁藏书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作了适当变通。
收录范围主要从两个方面作了放宽：对于天一阁的原藏书，除了零星散页，或虫蛀腐烂不复成书者外，一般的明刻残本均予收录；对于地方文献中有学术价值的稿本、旧抄本或精抄本，也从宽收录。著录方面，除了照规定记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及附注项外，增录了书籍来源和天一阁藏书印章。分类方面除了照规定分为经部十类、史部十三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七类外，丛书数量不多，故不再分类。各类下的分属，根据藏书情况，个别的作了合并或增补，例如史部传记类中的科举之属，地理类中的方志之属，因藏书较多，便进行复分，以达到条理清楚，检索方便的目的。
目前，天一阁藏书续增的多，来源不一，为便于读者利用藏书，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目录。同时，天一阁又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必须维护历史的原貌，所以，原藏书籍适宜于单独排架。为了解决原藏书和续增书在编目和排架之间的矛盾，便采取了统一编目，分别排架的办法，统一编目之后，对于原藏书籍在目录上作好标记，以示区别。
善本书目初稿的编制任务已于一九八O年底完成，共收录四千余部，计七万余卷。今后，在编好各家赠书目录的基础上，将完成《天一阁藏书总目》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