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所思,若有所悟: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谈开展警示教育的必要性

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谈开展警示教育的必要性

    各位领导,同志们,根据安排,由我为大家上一节警示教育课,说心理话有点紧张，说上课实不敢当,只能说谈谈自己一点肤浅的认识和体会，愿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和探讨,希望能让大家对当前我国反腐败工作有所了解,对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那我就知足了。
    今天我要谈的课题是“从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谈开展警示教育的必要性”，反腐败斗争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内容非常多，我着重讲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正确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二是当前严重腐败现象仍时有发生的原因；三是从源头上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什么是腐败？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行为，表现为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浪费人民群众的财富、生活奢侈糜烂等等。那么，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怎样呢？从我的学习和理解上看，我认为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可以概括三句话：
    第一，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越来越明显，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总体上得到遏制；从近年全国查处的大要案可以看出，级别越来越高，违纪金额越越来越大，等下我会谈到。
    第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有的地区和领域问题还相当严重；如在工程建设领域、医药购销领域、土地管理部门、金融和司法等部门腐败现象仍比较严重，如交通部门，被查处的贪官就非常多，仅1996年到2004年，全国就有11个省的19名交通厅长受到查处，全国被查处的大要案中，很多都与工程、土地有关。
    第三，现阶段腐败现象易发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根本消除，反腐败斗争将是长期、艰巨和复杂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正处在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和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制度和体制还不完善，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正处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期，这既是一个发展机遇，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2003年人均GDP1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转型，2007年到了2500美元，这标志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黄金时期，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期，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可能性。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在今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从近年全国查处的大案要案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1、级别越来越高。建国初期，查处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 就不得了，全国轰动。其实，刘青山、张子善 当时只不过是个厅局级干部，刘青山被捕前是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之前曾任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当时任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兼专员，1952年2月刘青山因贪污1.84亿元(旧币)、张子善因贪污1.94亿元（旧币）被 死刑。按1955年3月折算一万旧币只相当于当时1元钱，按折算只是贪污一万多元。旧币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有20元的、1万元的，最大的5万元，1955年5月停用。而你看现在查处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庭、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贵州省原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刘方仁，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据统计，党的十五大期间（1997、10—2002、9），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98人、厅局级2422人、县处级28996人，一大批高官落马。十六大以来查处的大要案就包括：
    陈良宇：政治局原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 2007年7月被双开
    候伍杰：山西省原副书记 收受财物88万元 2006年9年以受贿罪判刑五年
    徐国建：江苏省组织部原部长 受贿640万元 2006年1月 判处死刑 缓刑两年执行
    杜世成：山东省委原副书记 青岛市委书记 2007年4月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
    李宝金：天津市原天律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受贿挪用公款，2006年11月被双开
    何闽旭：安徽省原副省长，2006年11月被双开
    李桂芳：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2005年12月，收受钱物702万元，被判死刑。
    2、犯罪数额越来越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共收受贿赂4109万元，被依法判处死刑；更有甚者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一名科长罗斌，从1994年1月到1998年5月贪污公款1·56亿元，创下建国以来个人贪污之最；广东湛江走私案、厦门特大走私案，涉案金额都在100亿元人民币以上。
    3、生活奢侈糜烂。温饱思淫欲。腐败分子在疯狂敛财的同时，家庭道德、社会伦理道德丧失，追求享乐，生活荒淫糜烂，“包二奶”、养情妇已成为“高官”经济犯罪的附属品。“慕马”案中，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长期与10几个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胡长清被称为“学者型领导”，对家庭非常的抠，但在美色问题上却不惜重金，在南昌长期保养情妇，多次带卖淫女到澳门同游同宿。厦门特大走私案的主角赖昌星更是利用美色攻倒了一大批海关干部。他投资1、4亿元在厦门盖了一座“红楼”，据说“红楼”里的装修非常的豪华，包房、灯光等都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设计的，里面的服务小姐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福州市市委副书记刘丰、海关关长杨前线等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拜倒在小姐的石榴裙下，成为这里的常客，通宵达旦，恣情纵欲，乐不思蜀。
    4、窝案、串案增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挖就是一窝，一挖就是一串。如：广东湛江走私案，涉案人员331人，其中公职人员259人，8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厦门特大走私案涉及10多个省，包括200多起各类案件，涉案700余人，其中党员干部300多人。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涉及400人。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就是被该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供出来的。
    5、与不法“大款”相勾结。“领导傍大款，大款找靠山”，两者相互利用，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高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项目审批、工程承包、协调贷款和减免税费等方面为大款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大款获得巨额经济利益后，又大笔大笔地回报高官。慕绥新曾经29次违反审批程序，在不法大款的申请报告上签署意见，在他所收的贿赂中，有一半来自这些大款。刘方仁的经济问题也是从帮助企业老板贷款从中捞取好处开始的。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为高官犯罪的共同特点。
    6、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黑权政治”是当前腐败的一种新趋向，腐败尤其是司法腐败保护了黑恶势力，黑恶势力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又进一步助长了腐败，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慕马案”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另一个是嘉阳集团董事长、市人大代表刘涌。刘涌虽然拥有嘉阳集团董事长、市人大代表等十余个头衔，但却是个无恶不作的流氓恶棍，一个地地道道的黑社会“老大”。他曾经枪击警察，靠着当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的父亲，被保释出狱后，靠打、砸、抢的手段建立起自己的基业；1999年，靠贿赂马向东，在寸土寸金的沈阳中街无偿得到24万平方米土地的开发权。土地出让金全免，上面没有人问，下面无人敢问。在开发拆迁过程中，刘涌频繁使用暴力，群众怨声载道，政府无人过问，媒体不敢报道。2000年，刘涌请了一批香港巨星到沈阳五里河举行了一场演出会，就连刘德华这样的巨星他都敢不给演出费。2000年7月，刘涌黑社会势力被打掉，共抓获团伙成员32名，缴获各类枪支13把、作案用车13辆。经审查，自1989年到2000年，以刘涌为首的黑社会势力疯狂作案52起，其中致死1人、重伤16人、致伤31人，就这样一个犯罪团伙却常年得到司法的庇护。
    7、贪官外逃。贪官携款外逃，近来成了国内一些犯罪分子逃避法律惩处的一条捷径，这也是一种新的腐败孽胎。据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受贿人员携带公款50多亿逃往国外，外逃人员中，国有企业经理和在金融系统任职的干部居多，企业财务人员、营销人员也较多。签于此，全球打响了肃贪围剿战，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双边警务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2004年4月16日，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被从美国押解回国。据统计，1998年国家成立打击经济犯罪的专门机构—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以来，已成功从境外缉捕逃犯230多人。
    8、“曲线”敛财。利用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或优惠条件，从中牟取暴利，成为高官敛财的又一特点。
  从以上现象看，腐败的绝对规模在膨胀，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也许有人会问，我们的反腐败力度是加大了，但为什么我们的腐败现象越反越多，越反越厉害了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二、当前严重腐败现象仍时有发生的原因
    “腐败现象越反越多”，这只是个表面现象，我们要进行理性的分析。
    首先，要进行量化分析。以去年为例，全国给予党纪处分的党员人数12.57万多人，占党员总数的千分之一点九。这些党员受处分，绝大多数不是腐败问题，有的是因责任事故受到追究，有的是因违法计划生育政策，或因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处分。违纪和腐败不能混为一谈，腐败分子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去年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党员共9718人，占党员总数的万分之一点五；其中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390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万分之七点三。
    其次，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双重标准。我们查了成克杰、陈良宇、胡长清等，有人说，“你看，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韩国查了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两人1980年至于1993年先后任总统,1995年被捕分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7年,1997年得以特赦,他们说，这是“现代法治文明的结果”。我们没有查出大案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查了大案，他们又说，“你看，共产党都烂透了”。这就是在搞双重标准。反腐败成效究竟如何评判，要有一个客观标准。民意调查数据是一个重要参数。国家统计局2002年在全国30个省随机和抽样入户调查显示，73.5%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69.1%的群众以为腐败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78.7%的群众表示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上述三项指标比1996年分别高出11、11.4、20个百分点。2004年，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和中央纪委研究室，在10个省（区、市）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群众对反腐败成效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同往年相比，均有较大幅度提高。
    第三，要辩证地看问题，腐败不是共产党的私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首先，腐败是个历史性问题，不同时期的执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问题。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史以来，就有腐败。著名学者王亚明说过：“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一些流传千百年的俗语，如“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就是对历代吏治腐败的真实写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乾隆时期的军机大臣和珅，在专权的20多年中，强取豪夺了大量财物。抄家时金子800万两，珍宝2万多件，有75家当铺，80万亩田地及大量房产和工艺品，光是高档人参就有600多斤。所有家产值8亿两白银，相当于乾隆56年（1791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五倍。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当今一些长期执政党的下台，都跟腐败、跟由此造成的人心向背有很大关系。隋炀帝从其父亲隋文帝手里接过黄位时，国家的经济势力是比较强的，但他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百姓苦不堪言，只能揭杆起义，最后他被迫自缢于江都。唐玄宗迷恋杨玉环，不仅“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而且让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独揽大权，此人为非作歹、排斥异己，各级官吏贪污受贿成风，搜刮、欺压百姓，最后引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从兴旺走向衰落，最后王仙芝、黄巢起义，唐王朝不久就寿终正寝了。一些古代名著，如《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也都描述了官场上的腐败不堪。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台湾失去政权，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的失败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最终都跟执政党的腐败有很大关系。
    其次，腐败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姓“社”也不姓“资”。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腐败是完全“免疫”的，腐败作为一种政治顽症，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难题之一，也是导致一些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有不少事例。1、秘鲁千余人受到司法调查。2001年6月，秘鲁1473名涉嫌在藤森政府时期犯有贪污腐败罪行的人员受到了司法调查，111人为逃脱法律制裁而隐居国外，包括前总统藤森和前国防部长维多利奥·马卡。2、俄罗斯“洗钱”案件。据统计，1992至1997年短短的5年间，俄罗斯有3000亿美元被存入西方银行，其中有1200亿美元实际上是被侵吞而转入私人账户的“国际援助”款项。令人吃惊的是，这些非法的黑色资金通过纽约、瑞士等地的大金融机构“洗白”之后，成为“外资”堂而皇之地再次进入俄罗斯经济领域，实施再循环、再套利。3、韩国：腐败丑闻没停过。金大中是打着反腐旗号上台的，最终却被腐败所累，这是金大中始料未及的。在其执政期间，政府官员腐败丑闻接连曝光，特别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涉嫌犯罪，金大中通过新闻发布会多次向全国民众道歉。德国在西方是比较廉洁的国家，“透明国际”指数为13，但也存在腐败现象，国内流传着一句顺口流叫“油上的多，车跑的快”。“上油”指给政府官员好处，“跑的快”指在市政建设、房地产、工程发包等特殊领域赚钱快。所以说，腐败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涉及各个领域，决不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私有财产。同世界上的一些执政党相比，我们党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是最严格的。在一些国家，什么政治献金、拿回扣、乱搞两性关系等都不算问题。在我国共产党员如果乱搞两性关系就要受到纪律处分，如果嫖娼就要开除党籍。对违纪违法案件的处理，我们是最严厉的。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被判死刑，李嘉廷被判死缓，刘方仁被判无期徒刑。
    我国一些严重腐败现象仍时有发生是有其原因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先说说主观原因，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主观因素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些领导干部堕落成为腐败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其思想上拒腐防变的防线筑得不牢。
    少数人理想信念动摇。有的人廉洁自律意识不强。既不能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也不能慎欲、慎独、慎微、慎初。少数领导干部法纪意识淡薄。一些人的心理不够健康等等，思想决定行动，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指导什么的行动，这些道理都很简单，我这里不想多说，我想说说客观原因，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客观因素为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因为我国现阶段处于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期。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可能性。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转换经济体制，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使得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存在易发多发的可能性。首先，在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尚不完善、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主体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在竞争过程中，为了谋取暴利，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而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特别是行政审批权，权力运作又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一个人说了算，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其次，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单位间收入差距较大。一些工作人员对此不满意，导致心理失衡，成为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还有个时间问题。我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也才过去二十多年，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腐败也变的非常猖獗，特别是警察和黑社会的勾结成为香港的一大公害。腐败的恶性发展到70年代终于引起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从而迫使港英当局下决心惩治腐败问题。1974年，成立了直属于总督的廉政公署。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廉政公署。
    在香港电视剧里，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一幕，“我是ICAC，现在对你进行拘捕，除非自愿，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供证！”，ICAC，是廉政公署英文的简称，英文的字面意思是反贪污独立委员会，中文习惯简称为廉政公署。ICAC成立于1974年，成立的背景是香港总警司葛柏贪污案，电影《廉政风暴》讲的就是这个案件。60、70年代的香港政府机构也十分腐败，当时的香港人口剧增，经济发展迅猛，社会资源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市民为了及时得到政府的服务，只好走后门，于是“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替代贿赂的名堂应“需”而生。久而久之，香港市民把索贿受贿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救护车送病人前往医院，必定要向病人索取“茶钱”。病人要犒赏医院护工，才能得到开水和便盆。消防队员灭火前要收“开喉费”。跑马赢了要给小费。申请住房、开店、入学及各种公共服务，必携红包过五关斩六将，否则永远在等待中。司法尤烈，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庇“黄赌毒”，盗版猖獗，社会治安走向崩溃。老百姓是怨声载道。1973年，香港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430多万港元解释不清的财产，有贪污嫌疑。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但葛柏却逃回到英国。迫于社会压力，港英政府授权组织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葛柏案。1974年初，ICAC成立。次年初，ICAC成功将葛柏由英国引渡回港受审，葛柏被控串谋贪污及受贿罪名成立，判处入狱四年。葛柏事件，让香港市民们对港府打击贪污腐败有了信心。此后，ICAC凭着自己优秀的表现，博得了香港市民的高度赞誉。以至出现了口号式的一句话：“香港胜在ICAC！”
    ICAC不隶属香港警队，也不属于政府公务员序列，它直接向特首负责。拥有相对独立的运作体系，由特首向廉政公署委任廉政专员和副廉政专员，廉政专员直接向特首负责，廉政专员不得兼任政府职务，公署其它人员由廉政专员任命。廉政公署自成立以来，一直推行三管齐下的方式，这三管包括执法、预防和教育，三个环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香港廉政公署分为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会关系处，共有13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的1000人在执行处工作。执行处负责接受市民举报，研究、调查贪污腐败者的罪行；防止贪污处共有100多人，负责研究如何减少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出现贪污腐败；社会关系处也有约100名工作人员，他们负责教导香港市民认识贪污腐败的危害，并鼓励市民积极支持反贪工作。３０多年过去了， 在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200３年全球政府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中国香港在１３３个国家中名列第14位，在亚洲名列第２位，仅次于新加坡。廉政公署前廉政副专员郭文纬说，香港的反贪污受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是拥有一支非常专业的队伍。要想成为廉政公署的一名普通职员，光实习期就需要两年半时间，其中必须经过反复地培训、实践，通过考试之后才能成为正式职员。 廉政公署高手云集，拥有电脑专家、会计师、律师、管理顾问、公共教育专业人士等各领域专家，以破解贪污腐败者设置的各种障碍。 拥有"特权"才能说"不" “有时候，会有官员找我们说情，但根本不用理他们，因为他们管不着我们。”郭文纬说。 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廉政专员只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廉政公署还拥有拒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别权利。 虽然廉政公署拥有广泛的调查权，但也有完善的监察与制衡机制，防止权力泛滥。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必须定期在行政会议上汇报工作。同时，香港立法会也有权要求廉政专员解释相关政策及经费使用等问题。郭文纬认为，内地目前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反贪机构，检察院、公安局、监察部、中纪委都参与贪污腐败案件的调查，但这样容易分散力量。“反贪一定要在制度上有所改进，应该由一个固定的法律部门去做，可以考虑把这四个反贪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不由各地方管理，集中后的反贪权力或归人大，或归国务院协调，只对中央负责，这样的效果可以更好。” 郭文纬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处长，在香港司法界工作长达30年之久。1966年，郭文纬进入香港海关工作，1975年，加入香港廉政公署，1993年升为执行处处长，1996年3月，被当时的香港总督任命为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成为香港首位出任廉政公署高职的本地官员。 
    每天一上班，执行处都要召开处长级会议，对过去24小时的举报线索进行分析，认为有成案可能的，立即交给调查科调查，认为有犯罪可能，但有些事实尚不明朗的，交由快速反应队进行初查，初查证实却有重大犯罪嫌疑的，即移交调查科深入调查。无论是何结果，ICAC均需及时通知举报人。如举报人对处理结果不满，则可向ICAC的监督机构——由社会人士组成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控告。
    ICAC调查人员的调查措施有会晤、查帐、跟踪、卧底等。会晤相当于内地的传讯，为体现人权，称为会晤，会晤也被戏称为“请你到廉署喝咖啡。”廉署专设有会晤室，室内有一张三角形小桌，最长的一边坐着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两个短边坐着调查人员。会晤室内有三台摄像机同时摄像，全程记录会晤过程。室内还有个显示器，自动显示时间和温度，以防犯罪嫌疑人控告超时、温度太高或太抵侵犯其权利。同时产生的三盘录像带内容完全一致，一盘交给犯罪嫌疑人，一盘留在调查人员手里，另一盘当场封好，由犯罪嫌疑人、律师和调查人员在封条上共同签字，将来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从会晤开始，调查人员有权将犯罪嫌疑人扣留48小时，犯罪嫌疑人可以一言不发，全由律师代答。48小时后，会出现三种结果，一是放人，二是扣押护照、交钱保释，三是犯罪可能性很大，不宜保释，则由律政司审查同意，请求法官批准逮捕。新加坡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
    从以上关于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分析说明，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是严重腐败现象仍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那么应怎样预防腐败呢，我觉得应该从源头、制度、体制上入手。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
    三、从源头上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从以上分析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和反腐败现象滋生漫延的原因，迫使我们党要加强党员干部的警示教育，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进行了积极探索。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工作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均提出了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5年1月3日，中央颂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从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四个方面对反腐工作进行了部署。200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将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四项工作部署拓展为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部署，形成了对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在3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就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专门下发了两个文件，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也充分说明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在党的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工作规划从六个方面对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进行了总体布局。一是推进反腐倡廉教育。二是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三是强化监督制约。四是深化体制制度改革。五是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六是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
    可以说工作规划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七大精神，那就是“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努力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切实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成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政治保证。
    党中央在工作规划中提出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的举措，归根到底要激活要一个干部自身拒腐防变的内在动力。我们常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用。思想是管总的，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自觉拒腐防变，我们的党风政风的面貌将产生根本性的改观。自己能管信自己，这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有效的预防。自己管不住自己，那就靠组织管、靠群众管、这也是预防。这两道防线都防不住，那就是依纪依法惩处了，后果也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自己能管住自己至关重要。现在讲要加强对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怎么加强？恐怕主要靠自觉，不可能“八小时以外”还派个人跟着你看你干什么。
    要提高自己拒腐防变的能力，我觉得做到以下三点就不错了。
    一是要有好的心态，健康的心理。心态决定一切，知足常乐。一些腐败现象的发生，常常是心态不平衡引起的，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不健康心理主要表现为：一是机会心理。典型表现就是“机不可失”、“有捞白不捞”思想作祟，诱导自己使用各种手段把掌握的权力转化为个人资本，以权谋私。二是补偿心理，即“59岁现象”。三是侥幸心理。不少腐败分子自以为作案手段高明、天衣无缝、“你知我知”，出了事未必能查到直接证据，于是铤而走险。四是攀比心理。利益分配格局的多样性，使少数领导干部的心理严重失衡。有人不是与广大依法勤劳致富的人相比，而是与少数“暴富者”相比，认为论文化比他们高论贡献比他们多，论能力比他们强，论权力比他们大，为什么他们能发大财而我不能？为什么我的生活不好他们？一旦如上攀比，思想防线就会变得非常脆弱，从而产生羡慕、攀比、投机心理，甚至看到别人违纪违法未出问题，自己也可模仿，结果放纵自己，导致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发生。有些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追求“暴富”阶层的生活，难以经受住物欲、利欲的考验，有的甚至一遇到问题和困难便摇来摆去，甚至对党离心离德，为自己谋划所谓退路。五是虚荣心理。有的一味地追求表面上的光彩和荣誉，追求物质和情侣而栽了跟头，直至走不归之路。骑两轮自行车的看到前面坐四轮小车的心理不平衡，但你看到后面还有踩三轮车的你就平衡了，穿解放鞋的看见穿皮鞋的心理不舒服，但想想还有打赤脚的，你就平衡了，人是不能盲目相比的，人比人气死人，越比越不平衡，很可能就会出事。
    二是要警钟常鸣，多算成本账。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叫《巨贪儿子气死生母》。讲的是原四川省交通厅的副厅长郑道坊的事，因搞腐败导致家破人亡。道坊本是个有工作能力的人，为在我国西南地区独特而复杂的地况、地貌情况下建设高速公路作出过贡献，他长达28万字的专著《公路隧道通风方式研究》提出的隧道工程理论具有较高的学术和经济价值，本人还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他本该有更好的前途，却因为犯下受贿上千万的惊人罪行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案的妻子被判有期徒刑15年，儿子被判有期徒刑12年。对被扣押、冻结的人民币813万元、美元8.45万元、港币4.5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案后后，郑的岳母无法面对这一事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郑的八十多岁母亲也含恨而死。郑母虽是个生活在小山村的农村老人，可识大体明大理，多次叮嘱儿子“我是年老多病，但还能种地，日子也过得去，我的生活费用用你操心”，“儿啊，你不知道你的官当得越大，妈的心为你揪得越紧。那么贪官枪毙的枪毙，判刑的判刑，他们为人儿女，真是对不起高堂老母啊！”郑母字字血泪训导儿子，希望儿子做个“好官”，可惜并没有警醒儿子的贪心。郑被抓后，郑的兄弟怕老人受不了，就骗老人说只要退了不该得的钱，就会把他放出来。老人听后，心急如焚，想来想去，想到了卖栀子花还儿子的赃款，每天早晨，老人总是带着不满7岁的曾孙女到一个中学门口卖花，一角两角地挣钱，无奈老人还是有一次突然从电视中看到儿子受贿超过千万元的报道，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子彻底垮了，一口气没上来，就活生生地气死了。记者采访郑道访跟他谈起他慈母的情形，郑悲痛欲绝，说：“我愧对九泉之下的白发老娘啊！”每一个受到严肃惩处的腐败分子最后无不悔恨交加，但早知今日何当初呢？浙江省医药管理局原局长周航因收受贿赂受到惩处，他在被移送司法机关时感叹，我当医药管理局长，经手过无数种药品，但就是没有后悔药啊！
    三是要多学一些党纪法规知识。我们常对刚参加工作的年青人说，多做点不吃亏，做为一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我觉得多学点党纪条规和法律知识，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一批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这所以没管住自己，众多原因中有一条颇值得人们注意和警醒，就是这些人法纪知识淡薄，对党纪政纪和国法不学习、不清楚，以至于犯下重罪本人还稀里糊涂。胡长清在他的问题基本查清后还要求保留党籍，说什么“在党内重新接受改造”。当过大庆市长、大庆石油管理常务副局长、市人大主任的钱棣华曾被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报道过，一世英名却被20万元受贿的钱弹击倒，可当对其宣布开除党籍时，这位有着35年党龄的领导干部竟提出了让人哭笑不得的要求：我接受不了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这个事实，能不能不开除我的党籍，哪怕多给我留党察看几年也啊！留党察看的时间只能是一年或两年，这点都搞不清楚。身为人大主任、司法实践的监督者，在党纪国法面前却显得如此幼稚可笑。原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副局 长邓以铭涉嫌受贿人民币150万元。在法庭上他还振振有词地说，“下属给上级送红包很正常”。
    一些出事的干部出事前大都对法纪教育不重视，单位搞普法教育，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搞法律知识转考试，让下属代答，直到进了监狱，才如饥似渴地学习法律，有的还当上了学法的模范。对一党员干部来说，党纪政纪和国法不是远离自己的东西，而是对自己从政行为的全面规范。学党纪国法就象是学游戏规则，你既然是一个党员干部，就要明白党和国家的游戏规则，个人注意加强党纪政纪和法律知识的学习，即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差一点，但知道纪律的厉害，知道高压线碰不得，对纪律心存畏惧，也不至于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我们讲反腐败要筑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不注意学习法纪知识，就等于弃守防线，最终吃苦头的还是自己。我觉得党员干部学习党纪条规就如同驾驶员学交通规则一样，应该知道一些应该知道一些党纪国法的基本常识，就像驾驶员开车不能闯红灯一样，都是些常识性的要求。讲得不恰当点，这就是游戏规则，你从政就必须遵守从政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