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孤行的案例:“一生涡尽文字出”——余英时简介

       余英时1930年出生在天津，祖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在他父亲以前，他的家族是极为普通农家，世代生活在穷乡僻壤，半耕半读没有功名。他父亲余协中先生，从乡下私塾到新式学堂，自燕京大学到哈佛大学，完全是自己读出来的。1926年，余协中自美国学成归国，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西洋历史。余英时的母亲张韵清女士是清雍正朝宰相张廷玉之后，外祖父家是200多年的桐城“相府”—其实是内阁大学士的府第。他母亲在曾经文风鼎盛的桐城，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能文、能诗、能词。他曾找到一本《桐旧集》 (桐城县历代文人诗词集，计24本)，里面有他母亲和姨母的作品，可惜留下的不多。而他母亲在生他时，因难产而死。母亲显赫的家世，其实对他并无多大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余英时不到7岁。父亲由天津随校南迁，他则随伯父一家回到故乡潜山官庄，一住就是九年。余英时曾经说道：“这九年的乡居，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相信：当时所见的官庄乡与一两百年以前的情况，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最原始的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交通工具是轿子、滑竿、两条腿。他在乡下与祖母生活，还亲眼看到裹小脚等传统风俗文化。但这九年的生活，在余英时的记忆里“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其一，他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享受了“天人合一”的自然教育；其二，乡居九年也可称之为社会教育，他只觉地了解了在都市生活以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传统的，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的，道德力量远远高于法律力量的生活。这九年里，余英时所受的学校教育和书本教育却是极少的，读过三四年私塾，所读的书籍仅限于《三字经》、《百家姓》、《左传》、《战国策》等，还读遍了《罗通扫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使他掌握了中国文字的规则。余先生以为，九年乡居的生活虽然失去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机会，但却能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自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因为这种直接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知识，绝不是任何书本上可以获得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今天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还有一点真切的了解，那便是受了这生活之赐。”

        1946年夏天，余英时和分别了九年的父亲会面，辗转经过南京、北平，到了沈阳（1945年，余英时父亲在沈阳创立东北中正大学）。此时已16岁的余英时从未接触过现代式教育，父亲要求他在一年的时间里补修各种现代课程，主要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经过一年的努力，1947年夏余英时考取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奠定了他的治学道路。1947—1948年间，因为国共内战，余英时随家人先后从沈阳流亡到北平、上海。1949年秋，余英时考进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在燕京的一学期里，他修了西洋史、英文、中国近代史等课程，还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三年间，余英时还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以及“五四”时期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在思想上，他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而不能接受极端的激进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则持同情态度。余英时此时对西方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必须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更好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性。

         1950年春天，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母，原以为是短期探亲，很快就回去，但父亲告诉他钱穆先生刚刚创办了新亚书院，要他跟钱先生念书。他清楚地记得父亲带他到九龙桂林街的新亚去见钱先生的情景。校舍在三、四楼，十分简陋，楼下吵闹得很，图书馆根本不存在，谈不上是大学规模，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小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钱先生出来问他读书的情况，并说新亚初创，只有一年级，他转学便算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但必须考试一次。第二天去考，钱先生主持，没给考题，只叫他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的文字。钱先生当场阅卷后面带微笑，他便算被录取成为新亚文史系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

        余英时后来回忆：“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为自傲的事。因为钱先生的弟子尽管遍天下，一但是从口试、出题、笔试、阅卷到录取，都由他一手包办的学生，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他在新亚就读的两年半，正值新亚最艰困的时期。钱先生常要奔走于港台两地，筹募经费，上课并不多。

        后来，新亚获得雅礼协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情况开始逐步改善。1952年夏初，余英时成为新亚第一届毕业生之一。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层楼创办了新亚研究所的前身，余英时也是研究生之一，研究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导师钱穆一再叮泞，不要过分注意断代而忽略贯通，更不可把社会经济史弄得太狭隘，以致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配合不起来。钱穆走出自己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又当面指点余英时，并启示史学的多元性，还导引余英时以开放不封闭的研究方法。”

        1955年，钱穆先生推荐余英时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自此至1977年他举家迁往康涅狄格州，出任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前，有22年生活的重心都在哈佛。

         在哈佛，他有幸遇到塑造他个人学术生命的另一位宗匠—杨联升先生。他刚到哈佛时，年仅41岁的杨联升学术事业正如日中天，被称为当时世界汉学界“第一流”兼“第一线”的学者。杨先生出身清华经济系，但对史学的兴趣已超乎经济学，修过陈寅格的课，历任哈佛耶鲁讲师，1946年得哈佛博士，稍后一直在哈佛任教直至退休。他在中西学术界都是备受推重之人，胡适在1953年5月15日给他的信中即称他是“最渊博的人”。

        余英时综述杨先生把一己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走近于王国维、陈寅格的“训话治史”的道路，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观微而知著。谨守证据考订关口的杨联升，曾借傅斯年“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的话来形容西方汉学的捕风捉影，故有意用中国的研究传统来矫正西方汉学的流弊。主张治史者如果在文献层次上发生严重错误，则构造的历史图象无论采用什么理论观点，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杨联升自然知道余英时受钱穆启发很多，所以常常开玩笑说余英时是“带艺投师”。在研究生时代，任其自由发挥己见，从不质疑他的预设，批评和建议仅限于立论根据。其后整整30年，余英时每有所著述，往往先请杨先生过目。“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逐渐养成不敢妄语的习惯。而美国40年，无形中转益多师，不胜枚举”。

        余英时在《内在超越之路》一书的总序中说：“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余先生的这种治学策略，我以为至少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借助西方人文价值理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审视和清理；二是重新发掘并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自身特殊的魅力和活力——就像当年的林语堂那样，不断彰显东方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某些特质，并以此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余英时一生痴迷于书籍与学问，力求实现他的早年构想。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The Kluge Prize)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余英时则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他说自己“一辈子在书斋工作”，得奖原因相信是由于“一生的学术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当作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则“是对学问的大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