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开罗商店街:林森、熊世辉、朱培德、唐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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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
熊式辉----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国民政府政学系的要角（附：政学系）
朱培德----1935年八大一级上将之一、1931年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长
唐生智----湘系军阀、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
林森
林森 (
个人简历
晚清时期，1884年在台北电信局工作。1891年与邻村郑氏女结婚。1893年郑氏病故，誓不再娶（无子嗣）。1895年台湾被割让日本，参加抗日军，失败后回闽侯入母校英华书院任教。1898年再度赴台湾，加入兴中会。考取台南地区法院嘉义支部通译，联络岛上爱国志士，进行反清抗日活动。1899年因日本侦捕返回闽侯。1902年考入上海海关任职，组织旅沪福建学生会。1905年创办福州阅报社。1909年由上海调往江西省九江海关工作，设立当阳书报社宣传革命。创办商团，举办军事训练班，联络新军，为武装反清作准备。1911年10 月武昌起义后，23日九江响应起义，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1912年1月任南京国民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1913年4月出席北京第一届国会，被选为参议院议长。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议员离京南下。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2月赴日本。1914年离日本赴美洲，开展筹饷和党务活动，在此期间策划谋杀民国三大名记者之一的黄远生（后证明是误杀）。1916年6月袁世凯死，7月离美回国，8月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1918年10月被选举为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1921年1月任非常国会议长。1922年出任福建省省长。1923年2月被召回任大本营建设部部长兼治河督办。10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
大革命时期，1924 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命为国民党海外部部长。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为西山会议派领袖之一。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被选为常委，多次被选为西山会议派中央常委兼海外部部长。1926年元旦国民党“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受警告处分，会后不久赴南京主持中山陵建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9月宁、汉、沪三方合流，被推为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28年9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0月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29年1月任国民政府任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2月赴菲、澳、美、英、德、法诸国慰问侨胞并视察党务。3月还在国外，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选其为立法院院长。4月国民党中央4名监委通电弹劾蒋介石，时虽在国外，也列名其中。 12月蒋介石下野，被推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确定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932年元旦就职。此后国民政府虽多次改组，都一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主持召开国难会议，强烈抗议日本承认“伪满洲国”。 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常务监察委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明确表示 “讨伐令不可下”，力主和平解决，认为“张学良部队是爱国的”，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 沪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遂号召“全民奋起，全力抵抗”。10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随只身入蜀。不久北平、南京相继成立伪政权，便发表严正声明，并发布明令通缉汉奸头目。1938年3月赴武汉主持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救国纲领》。7月召开国民参政会致词，手书“抗战必胜”来激励全国军民。12月汪精卫叛逃投敌，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身份力主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明令通缉。
1979年，中共中央认为林森“是著名的老一辈民主革命家”。
林森撰题联
树立农村基础；
养育民族健儿。
——题福建省闽侯县祥谦镇凤港学校
林森主张办学育人，不但思路清晰，而且富有远见卓识。坚信抓“教育大厦牢固先取决于基础”的理念，因此当年常对乡人解说“小学是基础，基础打不好，上进就困难”。凤港学校创办不久，他特意约请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将军为学校题词，手书“国民始基”，交托乡人以字模制成匾，悬挂在凤港小学礼堂，以唤起学子牢记学业的成就始于足下，迈好起步就要扎实努力。后来林森也在校门口撰题了这副楹联。这两处历史遗迹至今犹存。为了进一步激发家乡民众兴学发展的活力，林森还积极献策富有建设性、鼓励性教学管理智见。如提出：“要物色诚聘胜任的校长人选”；“学校务须设民主董事会”；“要求学生穿戴（发型一律去辫）及仪容统一规定”；“对学生全免勉赠文化课本，对家庭困难的子女，放宽可免穿履入学”等等。这在当时坚持办学教育的进步举措，具有其现实意义，起到促进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凤港小学这所始建于1913年，经历91个春秋的乡村小学，成为当地开展基础发展教育的摇篮，为国家和民族培育出不少的社会英才。林森的贡献功不可没。
与幽人语自生悟；
得静者相能永年。
——题浙江省奉化县雪窦山雪窦寺图书馆
拼一死求众生，遗恨在重泉，碧草当春犹怒发；
创共和推专制，丰功镌华表，黄花无恙许长开。
——题《黄花碧血集》（挽联集）
《黄花碧血集》是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挽联专集。
出处进退与任圣冥符，运会启风云，旷代勋华民族史；
事业文章有姚江继武，桑梓崇俎豆，千秋祠宇括苍山。
——题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诚意伯庙
后人为纪念一代伟人刘伯温，许多地方建造了刘文成公祠庙。据考查，共有16处，分别为武仪县俞源村刘伯温草堂、丽水（处州）富山刘文成公祠（抗日战争时期遭敌机炸毁仅存遗址）、青田县城刘文成公祠、青田县石门洞刘文成公祠、青田县林坑村刘文成公祠、瓯海区白水村刘文成公祠、乐清市白象镇大港村刘文成公祠、瑞安市穗丰村刘基庙、瑞安市鲍田镇鲍六村刘基庙、瑞安市平阳坑刘文成公祠、苍南县莒溪镇刘文成公庙、平阳县宋桥镇刘文成公祠，文成县珊溪镇帝师祠、文成县李井村刘文成公祠、文成县大学镇石坟洋村刘文成公祠。这些祠庙先后大都列入县、市、省文物保护单位。南田诚意伯庙位于文成县南田镇新宅村华盖山南麓，敕建于明?天顺三年（1459年），清乾隆、道光、咸丰历经维修，现主体建筑仍保留明代形制和风格。占地面积近3000多平方米。庙前有“帝师”、“王佐”两座牌坊及照壁等。庙为保存完整的明代建筑。1980年全面维修。今刘基庙的灵位上摆放的“开国翊运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牌位保存完好，每逢祭祀奉之尊位配上刘基画像供裔孙叩拜，以表敬仰。
受氏姓周家，历秦汉晋唐以迄明清，看累代称帝称王庙祀几如林县远；
发祥由陶水，从鲁齐河洛迨迁闽越，溯上世自南自北族居传到干官兴。
——撰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陶江林氏总祠（专用祠联）
林森撰挽联
一人千古；
千古一人。
——1925年3月挽中国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
英名垂青史；
楚地寄哀思。
——1940年5月挽国民革命军第36军军长姚纯
万里归来，精灵若接；
百年论定，功烈在人。
——挽1916年5月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
上联“精灵”，谓灵魂。晋左太冲《吴都赋》：“舜焉游焉，没齿而忘归，精灵留其山阿，玩其奇丽也。”
云暗鲁天，魂归蜀道；
忠昭党国，绩著旌旗。
——1938年5月挽国民革命军第5战区第22集团军第41军代理军长王铭章（1）
执干戈以卫邦家，拚取忠诚垂宇宙；
闻鼓鼙而思将帅，忍标遗像肃清高。
——1938年5月挽国民革命军第5战区第22集团军第41军代理军长王铭章（2）
贺赠林森联
开山开国志；
树木树人心。
——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主任柯璜赠林森
柯璜（1878-1963），字定础，号乐天野人，浙江省黄岩县桐屿人。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历任山西大学美术教员、山西博物馆馆长、山西图书馆馆长、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主任等职。当代书法家、美术家、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柯璜颠沛流离到了陪都重庆后，孔祥熙为他安排了一栋别墅小洋楼。住了不久，柯璜便感到别扭，执意要搬出去。后来安排他住到歌乐山公寓，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做了邻居。柯璜和林森本来就是很要好的旧友，住到一起后就更加亲密，为林森别墅题写匾额“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歌乐于此”，题写撰赠了这副对联及松柏中堂画。林森把字画挂在客厅内。林森游览峨眉山后带回一支异形老藤手杖送给柯璜，并赠诗一首。同住歌乐山的还有冯玉祥、于佑任、臧克家等人，他们经常会聚在一志谈论抗战时局。柯璜在重庆生活无着，只得靠卖书画为生，有时朋友也接济一点，勉强维持清苦的生活，后来经济越来越困难，就搬到云顶寺内居住。林森、于右任等常来云顶寺，与柯璜一起在禅房里谈诗论画，挥毫泼墨；并与董必武、冯玉祥、马寅初、郭沫若等交往。柯璜在云顶寺著《历代权奸传》，鞭挞汪伪汉奸，并留下许多书法镌刻作品。林森去世后，柯璜为他操办丧事，张罗为林森塑立铜像，并亲自题写碑文。新中国成立后，是全国政协二、三届委员，政协山西省常委；还担任过山西省美协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1963年11月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寿85岁。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统战部，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以及李雪峰、王世英等都送了花圈。
悼挽林森联
继国父之受终民主，以令百揆；
丧先生而筑室独居，亦逮三年。
——中国国民党元老吴敬恒挽林森
纪念、题咏、嵌典林森联
林子超主席国府，连任国府主席，林子超然。
——扬州三杰之一张丹斧以《闲话扬州》风波属对南京报纸征联
民国时名联。上联“
【林森轶事、趣闻】
〖鳏居之谜〗
1931年12月宁粤纷争结束，国民党四次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林森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表面上对林森很尊重，暗地里却处处进行制约，使林森无一点实权，无所作为。林森自此成了一个十足的傀儡主席，成了蒋介石的一件“摆设”。林森身居高位，深居简出，一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颇多怪癖。在国民党要员中，他是一位“元老”，又是一位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古怪老人。最令人费解的，还是林森鳏居独处的生活方式。他从年轻时起就独往独来，及至当了国府主席以后，仍然孤身一人。堂堂国府主席，不要说是娶一个夫人，就是娶三个、五个的，也没人敢怎么样。按理说，有个夫人在侧，平日生活上便可以有个照料，公开场合也可以做做门面。林森的周围人也曾为他张罗过，可他坚辞不允。对此许多人甚表纳罕，颇觉蹊跷，特别是国民党要员中那些妻妾成群的人，更感到难以理解。是林森不食人间烟火？还是他不懂感情？当然都不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其中的秘密被揭开了。这要从林森珍藏的一具白骨骷髅说起。林森向来喜爱收藏古董。他的住所里，到处摆设着各种古玩。闲暇之时，常常赏玩再三。在他收藏的众多古玩中，有一件林森极为珍视的东西：一具白骨骷髅。林森并将它摆在居室的显要处，十分刺目。据林森的随从讲，林森对这一具白骨骷髅珍爱异常，视同生命。常独自对其凝视良久，陷入深深的沉思。据说，有人偶然来到国府主席的住所，猛然间看到这个白骨骷髅，不禁毛骨悚然，骇然中诺诺而退，竟至惊悸数日。后来，又有人在国府主席的办公桌上看到过这具白骨骷髅。于是关于国府主席的传闻便纷纷扬扬，神秘中夹杂着恐怖。谜团越来越大，那些专事刨根究底的人，便四下打听，打听不出结果来。某日，一位稍懂一点解剖知识的人看到了这具骷髅，他一眼便看出这是一个女性的头骨。消息一经传出，闻者莫不张口结舌。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国府主席不近女色，何来女人骷髅头？既不近女色，要这女人骷髅头作什么？但是，林森毕竟是国府主席，当时即使是再好奇的人，也不敢、也不好意思向主席当面发问。爱刨根究底的好事之徒，于是把目标对准国府主席的身边人。
国府主席有个贴身随从朱某，跟随林森多年，对林森的生活隐秘了解较多。一天，朱某被熟人请到一座酒楼，宴席摆开后，朱某见在座各位均为挚友，顿时来了豪兴，一阵豪饮之后，朱某已有些微醉，乘着酒兴，众人便向他问起国府主席的白骨骷髅一事。朱某始不肯说，禁不住众友人的再三追问，他披露了这个秘密，解开了谜团。据朱某讲，那具白骨骷髅，是国府主席表妹的遗骨。他带着酒意，断断续续地向众人叙述了国府主席青年时代的一段颇为沉重的罗曼史：福建一带的旧时风俗，小女婿大媳妇很普遍，男子娶妻时年龄一般都很小。林森也不例外。10 几岁还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时，便由家中长辈作主，迎娶比他年龄大的郑氏为妻。婚前他与郑氏素不相识，从未谋面，故婚后并无感情。而他对自己的表妹却十分倾慕，一往情深。他与表妹从小性格相投，处处以大哥哥的身份关心爱护着她。两人虽算不上青梅竹马，却心心相印。表妹从小受家庭熏陶，虽然没有进过洋学堂，却知书识礼。她自幼温柔幽娴，性格内向，对林森的爱始终是默默的、深沉的，于不声不响中蕴含着炽热的情感。她对林森的这种柔情密意，除了林森以外，谁也没有觉察。林森娶妻以后，表妹的这种默默的爱没有丝毫稍减。1893年林森的发妻郑氏突然患病，不久不治而亡。这时林森跟表妹的感情更加浓烈，难舍难分。正当他们热恋的时候，林森表妹的父母突然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婚事是背着表妹悄悄进行的，等到表妹知道时，一切都已成定局，难以改变了。表妹对这门亲事竭力反对，拚死不从，然而木已成舟，她的反抗没有什么效果。在这紧要关头，她不顾众人议论和父母的阻拦，大胆地跑到林森的身边，向他表明了坚贞不渝的爱情，她恳求林森带她一同私奔，远赴重洋到国外谋生。满含热泪哭诉道：“哪怕过流浪生活，也决无怨言。”表妹的一片痴情，使林森激动万分。当得知表妹将要嫁给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时，内心十分痛苦。不能让表妹失望，可是又无法使表妹不失望。带着表妹一道私奔，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当时正好
〖国家元首〗
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当时国民党派系林立，蒋介石任国家主席遭到各派反对，被迫下野后就将国民政府主席改为虚职，不负实际责任，不兼其他职务，使五院独立负责。林森对此有清醒认识，曾说“我的地位相当于神龛中的神位，受人景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家宅之安康。若神主显灵，则反倒一室彷徨，怪异百出。国家主
林森当了国府主席后，成了蒋介石的一件“摆设”，世人对他不无讥讽，新闻界尤甚。对待蒋介石，处事谨慎，鸦雀无声，才坐稳了国府主席的宝座。林森严格约束自己和手下，如洛阳警备司令陈继承来拜访，他拒绝接见说：“以后武官直接去见蒋，文官去见汪，不必到我这里来啦。”一个熟人找林森要个职务，林森说：用人要经过人事部门，不要找我。林森对手下的要求是：不发表意见，不参加宴会，不写条子。一次，他的秘书想要到一个政府的重要宴会上开开眼界，被他呵斥：当好你的秘书就行了，认识那些要人干什么？林森平易近人，南京浮桥如意里2号是他的公馆，从住处到国民政府不足一华里，林森一向步行，身着长袍马褂，布鞋布袜，持手杖，附近的居民都认得他。除了浮桥的公馆外，林森在南京最著名的住处就是桂林石屋。这栋别墅建在中山陵以东，灵谷以西的高阜上，因周围遍种桂花而得名，在这种地方盖别墅，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蒋介石当初盖小红山官邸，也是打报告，费了不少周折的；林主席可以例外，他不犯嫌，连蒋介石也不会去说他。
林森曾经弹劾过蒋介石，林森对蒋的态度是配合而不迎合，礼貌而不恭敬。一次，散步的林森遇到了戒备森严簇拥而来的蒋介石。林森即在道旁的小庙赏玩古董，并不迎接或避让，直到蒋介石走来致意“主席好”。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返回南京，众人争相向蒋介石致意，林森则站在一边。蒋介石看到后，上前说：有累主席受惊了。林森对秘书说：明明是他受了惊，怎么反倒是我受惊了，他这是做给人看的。可见林森对蒋仍存芥蒂。抗战后，林森迁至重庆，见到蒋介石的别墅如世外桃源，赞叹不已。蒋介石就将别墅赠给林森，称为“林园”。晚年林森渐渐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寄情花草，古玩。他虽然喜欢古玩，却舍不得花许多钱去买，他一般出的价位都在三五元上下，从不出高价。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上千件藏品字画编号，放到一家古玩店抽签拍卖，本来这些古董字画不值什么钱（而且有许多赝品），但由于是林故主席遗物，盖有“青芝老人鉴赏”朱印，这批大多是赝品的字画身价顿升，不到三天，所有藏品即被抢购一空，共卖得银元近万元。而所得之款全部捐献给了福建闽侯（林森故乡）中学作奖学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深造。
〖孑然一身〗
林森自从他的表妹为他殉情以后，他便开始信奉佛教。他信佛的方式与众不同。林森的族侄兼秘书林履明回忆说：“林森是信佛的，但他并不注重形式。我在数十年中，经常去他寓所，从未见到那焚香拜佛，倒是常见他闭目养神，一如老僧入定那样，口中念念有词，却从未听到他出声念佛，也没有见到他讲论佛道。他在庐山避暑，住在一幢普通的房子内，屋内苍蝇甚多，他总是手持蝇拍，一拍一拍地打死许多苍蝇。我想他肯定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否则岂能轻易杀生。”可见，林森信佛的目的仅是为了减轻内心的负罪感，排解心灵的苦痛与孤寂。
林森在入川前对财产作了处理：古董文物赠给博物馆，字画、书籍送给图书馆，存款50万元捐作奖学金，6万元赠义子邓亚槐、嗣孙林涛、林平。治丧委员会清点财产，发现值钱的东西所剩无几，最终确定将三样东西作为随葬品。第1样东西是一双绣花鞋。
据说林森死后，发生了一场争当孝子的闹剧。林森没有后代，无人披麻戴孝，总不像样，于是就叫与林森血缘关系较近的一个堂侄女充当孝子。谁知，葬礼还未举行，忽然又冒出一个人要当林森的孝子。此人是浙江省寿昌县县长，叫林希岳，自称是林森主席的侄儿，特地请了假，由浙江赶到重庆去奔丧。当时林森已死，无人有闲功夫来考证他的家谱，多一个人热闹一点，也就认帐了。国民党政府还特地派专机到浙江去接。哪知林希岳到重庆后，林森的侄女说不认识这位哥哥，还拿出家谱证明，林森家族中没有林希岳这个人。这一下闹僵了，林希岳后来改口说他是林森的义子，义子也应该当孝子。林森已死，谁能证明他不是林森的义子？于是治丧委员会含含糊糊地都给他们当了孝子。林希岳原想乘这个机会活动个一官半职的，哪知西洋镜被戳穿，白当了三个月的孝子，坐木炭汽车颠回浙江去了。
重庆大学相关
林森题写了重庆大学大门（A区），作为重庆大学标志性建筑至今仍被保留。同时林森题写了瓷器口“小重庆”的碑文。
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是指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右派集团，其代表人物是：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伧、张继、戴季陶、谢持、覃政、沈定一、茅祖权、张知本、傅汝霖、石瑛、石青阳等14人。他们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不赞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6月，张继、谢持等就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书”，受到孙中山的批评后有所顾忌。孙中山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积极准备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
被淡忘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台湾的每个地方几乎都有中山路与中正路，分别是以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和主政中华民国最长时间的蒋中正（字介石）命名，细心的人还可以发现有不少路叫做“林森路”，甚至还有林森小学。林森，这位曾经的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已经被历史淡忘了，大陆人对他更加陌生。上海市1945年11月至1950年5月间也有一条路叫林森路，现在已经叫做淮海路了。福建省闽侯县在1944年后一度改名为林森县，1950年4月复名闽侯县。
林森，字子超，号长仁，1868年（清同治七年正月十八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祥谦镇。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临时参议院议长。1913年4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会，被选为参议院议长。
蒋介石于1931年软禁了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并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引起其它实力派的不满。林森虽然在3月份被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选为立法院院长，但是4月国民党中央四名监委通电弹劾蒋介石，林森也参与其中。
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于1931年12月宣布下野，林森被推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并确定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林森于次年元旦就职。
林森的职权很明确，就是礼仪式的，并无实权。当时南京有家报纸公开出联征对，上联为：“林子超，主席国府，连任国府主席，林子超然。” 子超是林森的字。数天后有人续出下联：“
张学良与杨虎城1936年12月囚禁蒋介石（西安事变）时，林森明确表示“讨伐令不可下”，力主和平解决，且认为张学良部队是爱国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获释，张学良被软禁。林森曾于
林森在政治上没有大作为，也不容他有大作为，但在小事却寄托着自己的一些看法。林森一度住在南京浮桥如意里二号一幢中式双层小楼。有一天，林森收到一封寄给“下浮桥二号”的信，收信人也叫林森。因为“下”字写得比较小，邮递员没注意，便投递到了林森这里。林森约请同名者见面，商量其中一个人改掉名字，以免邮递员再次误投。结果是“下浮桥二号”的林森改名，政府主席林森给他重新起了名字，因为当时东北三省沦陷于东洋人（日本人）手中，国难当头，应反对东洋人的侵略，于是给他取名叫做林禁东。
对日战争逐渐升级后，林森于
林森1943年5月因车祸头部受伤，造成脑溢血症，
林森曾游览福建连江的青芝山，并对当地景色很着迷，自号青芝老人，生前就在青芝山建有骨塔，期望死后葬在青芝山旁。该骨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直到1979年才得以修复。
林森对政治很“超然”，喜欢古玩，但却舍不得花许多钱去买，他一般出的价位都很低，所谓的藏品中有不少还是赝品。他死后，这些不值钱的上千件藏品被拿到一家古玩店拍卖，不到三天，所有藏品即被抢购一空，而所得之款捐献给了福建闽侯中学作奖学金之用。
“国家元首”林森的抗日情结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开始分化，一些开明爱国人士主张积极抗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林森作为国府主席，被人们称为“国家元首”。在抗战时期，林森的职务虽然只是一种荣衔，但是他还是为抗战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受到了人们的敬重。
淡泊名利，“无意”间却成为了“国家元首”
林森，字子超，号长仁，１８６７年生，福建闽侯人。１９０５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１９１２年１月，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后，以福建省参议员身份出席的林森当选为议长。１９２０年８月，林森再次当选为参议院议长。他以议长名义筹款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编纂《黄花碧血集》，翻印林觉民《绝命书》。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林森与李大钊等５人被孙中山指定为主席团成员，林森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海外部部长。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林森担任立法院副院长。１９３１年３月，立法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院长，成为政坛重量级人物。
林森为人淡泊，无意于争权夺利，但却“官运亨通”，官越做越大。１９３１年底，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来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达到其一生中的政坛巅峰。
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代主席与主席初期，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举轰炸辽西之时。爱国学生与群众不断向政府请愿示威，到处响彻着“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的口号。就连在文化界和教育界极有影响的原北大校长蔡元培也被愤怒的学生殴打致伤。在此危机时刻，蒋介石宣布引退，汪精卫、胡汉民称病不出。国民政府的各部部长也纷纷辞职。在财政部，上到部长宋子文，下至科长，集体辞职。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本无实权的林森只有不断游说政府各主要官员回来工作，以大局为重。林森在各派争权夺利时，不与之同流合污，然而到了国家紧要关头时却毅然站了出来，协调各方，与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军阀政客截然不同。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林森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一二八事变后，疾呼“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林森正式当选国府主席不到１个月，上海一二八事变就爆发。
日军进攻上海后，南京受到了严重威胁。１９３２年１月３０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３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议决以洛阳为行都的同时，把西安改称西京，作为陪都。出任国家元首仅１个多月，国民政府就被迫迁移，林森对时局充满忧虑，大声疾呼“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在政府迁到洛阳后，林森号召人民坚持抗战，百折不挠，奋斗到底。
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汪精卫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对抗战消极观望，并积极准备与日本政府协商停战。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４日，林森却在洛阳对记者发表谈话时坚定地表示：“外交问题，政府不屈服，国人亦自身奋斗，始有出路。”３月３日，在国联以及英国驻华公使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４月１５日，中日谈判正进行中，林森又在上海发表谈话：“当此强邻压境、危急存亡之秋，与其屈辱图存，毋宁坚决抵抗。纵或失败，亦有光荣。我国军火财政，虽两俱不充，但本人以为除坚决抵抗外，绝无委屈妥协之可能。本人忝主中枢，当以国家为前提，努力去做，各党派意见虽杂，但抗日御侮，必人同此心，否则同归于尽。”
显然，林森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极为不满。
卢沟桥事变后，成了“抗战元首”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８月２日，林森在对当前时局应有的认识中指出：“我们的领土主权若是受到侵害，甚至危害到我们整个国家的独立生存时，那么我为维护国家的独立生存起见，便只有起来抗战……不抵抗，便只有灭亡，还说得到和平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森关于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论述。８月１６日，林森在国府纪念周演讲时就以《保卫国土是全国军民应尽的天职》为题，强调指出：“全国国民也应该深深认识目前我们国家所遭遇的危难，把保卫国土看做每个人自己应尽的天职，协助政府，奋斗到底，以达到我们最低限度生存的目的。”
在１９３８年的元旦讲话中，林森分析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国力，明确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观点。林森不仅从军事上，而且从政治、经济、道义、国土资源、国际力量的支持等方面对中日双方的国力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必然失败；中国在军事上虽然一时失利，但只要坚持长期抗战，最后必将取得胜利。
林森在抗战之初，就能够提出持久战的观点，并且还注意到“民众运动”也是“长期抗战的条件”，是很难能可贵的。
七七事变后不到５个月，日寇占领了上海，威胁南京。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７日，国防最高会议决议中央政府迁往重庆。离开南京时，林森已经７０多岁，他到国府会场向蒋介石等人辞行说：“我已是古稀之人，将来是否能回到南京，已不敢作想，但你们一定要坚决抗日，肯定会取得胜利！”
１９３８年底，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投敌叛国。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国民政府也重申要严惩汉奸。林森发表元旦讲话指出：“偷生怕死，卖国求荣就是汉奸。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一到敌人用不着汉奸的时候，仍旧免不了送命，或者精神受到了惩罚，天天在苦痛之中，永远作不得人。明末的吴三桂，就是一个例子。”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此前，汪精卫致电林森，恳请他到南京就任所谓的“国民政府主席”。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林森的严辞拒绝。汪精卫于是表示“谦逊”，宣布就任“代理主席”，“虚位以待”林主席。林森则发表广播讲话《痛斥汪逆伪组织》，“希望全国军队和人民，无论南北东西，都要各尽各的本能，各守各的岗位，齐心协力，团结精神，坚持抗战立场，肃清汉奸。”
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却过着平民化的生活
林森在国民党内被誉为“一代伟人，社会完人”。重庆《中央日报》赞颂他：“其高民美德及丰功伟绩，不独为举世所景仰，抑且垂裕后昆，示范千秋。”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指出：“主席一生持躬最正，持身最俭，国之元首，官民表率其处公处私之处，影响社会风气，间及国运者，实至深且大……而其持身约，俭德之盛，尤为一生推崇。”
林森身为元首，却过着平民化的生活。衣着方面，他经常身着黑色或蓝色大衣长袍，戴灰绒呢帽或黑色礼帽。饮食也很简单，喜食清淡素食，几乎烟酒不沾。在国难时期，更是简朴，每天只买两角钱的肉。林森喜欢轻车简从，除司机外，平时不喜随带侍从。闲暇之时，林森还经常深入民间了解疾苦。路上遇见农夫乡民，经常下车，和他们闲话桑麻。有时独自漫步街头商店，与市民聊天，态度和蔼可亲，很多和他谈过话的人，还不知他就是国府主席。
这种平民元首的风范赢得时人由衷的赞叹。
林森在结婚后仅三天，就离乡别妻到台北工作，三年后，林森的妻子病故。
林森没有孩子，以侄儿林京为嗣子。林森对林京严格要求，不使其成为纨绔子弟。林京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美国，林京没有了约束，已婚的他与某百货公司的女售货员谈起了恋爱。林森得知此事后，极为震怒，即电嘱驻美大使王正廷强令林京回国。林京从美国归来后不久，就上了抗日前线，在傅作义将军手下当英文秘书。后不幸殉难。林森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自己惟一的嗣子。
林森病逝后，毛泽东作出高度评价
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０日，林森在处理好公务回官邸途中遭遇车祸，头部受伤，由此埋下中风的祸根。１２日清晨，林森要会见挪威公使，此时他已感到力不从心，但仍然坚持上车。一到政府，林森就不能行动，呈半身不遂症状。几天后，林森病情恶化，心脏衰弱，意识模糊，经抢救病势稍为缓和，但不见好转。８月１日下午，林森逝世，享年７６岁。
林森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为林森举行了隆重的国葬。重庆市民闻悉林森逝世噩耗后，机关商店均下半旗志哀，全市停止娱乐宴会。各国驻华使馆也下半旗以表崇敬。
林森不仅受到国民党及舆论的广泛赞誉，而且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８月４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亲自起草致林森治丧机关的唁电：“重庆国民政府林主席治丧机关公鉴：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兹闻企逝，痛悼同深。谨此致唁。”
这个唁电，虽然言辞不多，但分量颇重。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还于８月３日发表《林主席嘉言钞》，把林森生前的“嘉言”归为爱民、重民权、伸正义和讲谦逊四类，进行宣传。可见，林森的思想及其言论有弥足珍惜之处，对于团结抗战、遏制投降逆流、解决民生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符合全民族的根本利益，也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尊重和赞赏。
头像有幸上了中华民国钞票的有三人，即国父孙中山、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１９４４年，国民政府将福建闽侯县更名为林森县，民国时期中国以人名命名的县级以上地名仅中山、林森、（卫）立煌三地。
民国政坛“不倒翁”林森的为官之道
民国元老林森（字子超）一生历经宦海沉浮，虽有起有落，可总是有惊无险。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后，他竟连选连任达12年之久，成了民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约法三章细选属官
当年，国民党内部不仅派系林立，而且派中有派，培植亲信成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而林森初任国民政府主席时，虽不负什么实际责任，但他对国府机构主官的考察和选择却十分慎重。
如文官处主要负责政府的文件拟撰等工作，文官长则是政府机构中极重要的角色。蒋介石任主席时的文官长是古应芬和叶楚伧，林森上任后文官长自然要换人，其中以魏怀的呼声最高。但魏系福建人，与林森同乡，且与林互结金兰，关系非同一般。也正因为是“同乡加兄弟”，所以林森在选用魏时显得格外谨慎。当林森亲自去请魏怀出任要职时，见面后开口就道：“你要干文官长，我只要你做到三件事，做到就干，做不到就别干。”魏立即反问：“老兄啊，并不是我要做这个官，是你非要我干的啊！”林森根本就不理睬他，马上说：“第一，不要发表任何讲话；第二，不得赴任何私人宴会；第三，不许写条子，向机关推荐人。”
果然，魏怀上任后凭着极其丰富的办事经验，将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处理得十分得体，既不荐人，也不见客，做得中规中矩。在蒋介石当行政院长时，魏怀自知林森权力有限，而蒋介石是大权独揽，所以在处理两人之间的关系上，往往是恰到好处，令双方都感到舒服。在当时，国民政府主席签署文件、任命人事，都是由蒋介石或军委会、行政院等权力部门议好，再报到国府让林森过个目、签个字，走个形式。因而一般文件送到国府后，魏怀往往“代拆代行”，并认为没有必要给林森过目。他这么做，在有的人看来是大大地“越权”，但林森却心知肚明，从不过问。如果是蒋介石亲自提名的人事任免事项，魏怀就要先向林森作一番解释，林森也心领神会，抬笔就签，举印就盖，十分干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那时，林森的主席大印及小章就放在魏怀的办公桌抽屉里。所以，即便林森因公在外，国民政府的大印和林森的小章也能照常“运作”，国府上上下下对此都习以为常。从林森任选魏怀之事，即可对其于官场“洁身自好”窥见一斑。
处事谨慎与世无争
林森为官，不但处事谨慎，而且还往往表现出与世无争。对国民政府主席这一虚职，他不仅坦然自得，甚至被人“架空”也未显出丝毫沮丧。
有一次，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改组某省政府的事，林森破天荒推荐了一个他认为很适宜当省教育厅长的人。但在这个会上，该省的主席对林森的推荐视而不见，保举了另外一个人。后来在林森未到会时，会议疏忽了林森曾经提名这件事，确定了最后的人选，竟按那位省主席的提名报了上去，并由铨叙部任命。行政院知道了这事，甚为吃惊，一个省主席竟然将国府主席的提名都推翻了，真是非同小可！而林森得知后，虽然心里不愉快，但也未以势压人，争一个高下，将任命推翻。后来，上任的还是那位省主席提名的人。
因林森这个国民政府主席是个“虚位”，社会上总免不了有些议论；加上其处事谨小慎微，一些党政要员也往往对他“视若无物”，少有进谒，京沪各报亦常有对之冷嘲热讽者。但林森始终不为所动，安之若素。
林蒋之间关系微妙
置身官场多年的林森，自有其独特的为官之道，这在他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时最为明显。
在一次与家人谈及他这个国府主席时，他说：“国府主
人家不要你去管，你还去凑什么呢？什么可以管，什么不可以管，我心里一清二楚。让有办法的人放手去做嘛！蒋公（即蒋介石）就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这样才可消除党争，才能求得安宁。”
林森恪守着自己的“为官之道”，使得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亦显得十分微妙。在林森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后，蒋介石对林森仅是见面客客气气，从无深谈。林森对蒋也是以礼相待。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行乘飞机返回南京，林森等党政军要人都赴机场迎候。当蒋介石乘坐的飞机降落时，众人一拥而上，争相上前向蒋介石致意，惟有林森表情平淡地站在一边。蒋介石看到林森后，上前与之握手说：“有累主席受惊了。”林森则一愣，似乎没有明白蒋的意思。回去后，林森对魏怀说：“明明是他受了惊，怎么反倒是我受惊了。他这是做给人看的。”林森从不在背后议论人，此举可谓绝无仅有。
有一次，国民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内容涉及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争执，林森本应列席会议。但会议开始后，蒋介石发现林森并未到会，一问才知道是林森因发高烧请了病假。十分出人意料，当天深夜蒋介石即突然驱车来到林森官邸“探视病情”，并不等侍从禀报，竟一直走到林森的病榻前。对于蒋介石的举动，连国府文官长魏怀也感到有点吃惊。当神色凝重的蒋介石亲眼看到林森的确烧得满脸通红时，这才和颜悦色地向魏怀关照说：“请魏文官长认真加以护理，如果需要可到我的官邸请私人医生来。”深夜探访病人，对蒋介石来说也是实属罕见。
以上事例，足可看出林森与蒋介石之间貌似客气的微妙关系，至于潜藏在背后的隐情，恐怕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民国元首林森横祸飞来
帮助中华民国制定法律法令
林森是福建闽侯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2年当过福建省长，1927年任立法院副院长，四年后任院长。1931年在南京被推选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在这个职位上共12年。
早年他在教会学校毕业后，到台湾电报局任事。甲午战败，台湾割给日本，他只好回福建，又到江西、上海等地活动，加入同盟会，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在九江，清朝的海军中有许多福建人，林森利用老乡关系给他们做工作，使大批官兵倾向革命。武昌起义后，九江海军反正，海筹、海容、海琛三大舰起义，以后大批江防炮舰、鱼雷快艇也随之起义，整个清朝海军几乎都被共和力量争取过来了。这当中，第一功应归林森。民国之后，他因德高望重而当选参议院议长，一上台，就解决清帝退位后的生活优待问题，还帮助中华民国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使新生政权获得巩固，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巨大进步。
1913年，袁世凯篡夺了政权，宣布解散国民党，林森因是国民党员，国会议员的资格被撤消，回福建老家，捐资办学，然后到东京，在那里遇见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被派去美洲主持党务，并筹款反袁。他在美州生活艰苦，教汉语、摆地摊卖雨花石，决不动用一分钱捐款，在东京的孙中山非常感动，一次批给他3000元生活费。
1916年，已回国内的林森反对张勋复辟，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护法军政府成立的时候，被孙中山任命为外交总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参议院院长、参议院议长。在广州，为建设黄花岗烈士墓园，尽了好大的力。他又坚决反对北京政府倒行逆施，声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维护国权的活动。但当时形势错综复杂，1922年被孙中山任命为福建省长，次年，孙中山又把他免除了，改由萨镇冰担任。56岁的林森准备告老还乡，在福建连江县深山密林中为自己盖一幢房子———啸余庐，自命“青芝老人”，在家里写字作画，倒也写意。他也是个古董收藏家，家里摆满古董，人家问：“你那些古玩，不少是假的吧？”他一笑：“反正，再过几百年，也不就变成真的了吗？”
缔造七十二烈士记功坊
1923年3月，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记起了林森，电召他立即报到，作大本营建设部长。
林森到了广州，第一件任务是接着建设黄花岗烈士墓园。黄花岗在1917年只有一块石碑，后由烈士方声洞的哥哥、在广州任卫戍司令的方声涛，找到时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林森大力支持。1918年，林森向国内外国民党党部募捐，并写了一个捐启，“……吾党环顾国中，关于革命事迹，除黄花岗一抔干净土外，无一纪念标志，足以唤起国民观感。森不揣孤陋，忝列护法之末，妄自倡议，专集海外国民党，各总支分部同志，合力公建缔造中华民国七十二烈士记功坊于黄花岗……”整个工程中，林森凡设计、购材、制作、招标、督工等，都要亲自料理，以至几次病倒，头发都白了。他虽不是设计师，但从小爱好美术，所以墓园许多方案都出自他的理念，如72块叠石的设计，就是林森提出的。他把当时的设计图寄给海外支部，72块石，每支部认一块，大约230美元。林森被免职回乡后，虽没有机会再参与建设，但时刻还在关心此事。
这次回广州当建设部长，中断的热情重新点燃，每天一定到墓园去看看。在他和一班官员的带动下，终于在1924年完成第一期工程，而且拿到孙中山“浩气长存”四个大字，装在正门之上。为更好宣传烈士，林森与胡汉民、邹鲁等编写《黄花岗烈士事略》、《黄花碧血集》等史料。如今在黄花岗公园，还可以看到林森当年种植的巨大的树，已有十层楼高。
连任三届国民政府主席
孙中山去世后，林森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加入了反对共产党、另立国民党中央的西山会议派，他还当了头儿。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极为恼火，宣布将策划西山派的邹谢持永远开除党籍，而对林森、居正予以书面警告。到1928年，蒋介石又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于是出现三个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张静江提出，恢复西山会议被处分的党员的党籍和其他问题，加上蒋介石的拉拢，三方开始靠近，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但由于广东的汪精卫一派不断干扰，特委还是解散了。林森在这次斗争中，被排除出权力核心。到1931年底，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林森才被蒋介石选中，让他当立法院院长。正在旧金山的林森也表示同意，但要求把胡汉民送往庐山。蒋介石复电说：“大江南北，山明水秀，随处可由胡汉民选择。”这年10月，林森回国上任。
胡汉民被贬，反蒋的力量云集广州，准备另行组成国民政府。
6月，南京进行反击，林森和邓泽如、古应芬、孙科等被“开除党籍”，还予以通缉。这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迫于全国压力，宁粤双方坐下来和平谈判。
广州方面提出双方议和的七点办法，第五点说，国民政府主席，拟仿德国、法国总统制，以年高德劭者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南京当局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另外，还定出国民政府主席其实是荣誉职务，不负政治责任。本来蒋介石是当国民政府主席的，这一来，决心把这个职务让出来。讨论的时候，蔡元培、林森、孙科、于右任都有人提出可当政府主席，而胡汉民提出了林森，蒋介石也表示同意，结果，林森登上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的宝座。林森一上任，马上发表就职通电，说：“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免受命，暂度危急，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他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林森终于走出冷宫，四个月后，在国民党新的一次会议上他被“转正”，从此，接见外宾、出席仪式、发表演讲等。他对此也不以为然，反而说：“我的地位，譬如神龛中的神主，受人敬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与家宅之安康。”在主席任上，他与各方面均衡相处，也不争权夺利，深得各方赞许。因每任定为两年，从1932年到1937年，他连任三届。到迁都重庆后，他再当了六年。西安事变后，他坚决反对何应钦的主战派，呼吁“讨伐令不可下”，支持和平解决。蒋介石从西安回来，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绕开官员，走到林森面前和他握手。抗战爆发后，林森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号召中国人为抗战尽力，发表大量抗战言论，达到40多篇。
“国父”这个词是专门给孙中山的，其实“专利”是林森的。
把妻子亡骨藏于箱子，从不离身
林森对汪精卫很早就有所避讳。汪精卫当行政院长时，林森已是当了一年多的国民政府主席。当时，政府和行政院办公仅一墙之隔。但汪精卫认为林森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元首，是“看印的”，所以从未去拜会过他。直到一个多月后，行政院的政务处长提醒汪精卫，他才知道居然“忘记”了晋见国家元首，立即通报林府，次日将带领全体阁员前往。第二天汪精卫带阁员前往石板桥官邸，却吃了闭门羹，无限扫兴，只好留下名片。下午，汪精卫正在行政院办事，突然林森进来，抱拳回拜，还说：“上午院长大驾光临，因不敢参见大礼，所以回避，失敬失敬。”汪精卫当场感到非常尴尬。
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出台后，为装饰门面，只把自己称为伪政府的代主席，而把“主席”留给林森，汪精卫的文告和文件中，均把林森名字列在前面。林森怒火中烧，要求通缉汪精卫，并把汪精卫开除党籍。
林森的生活很有规律，每日黎明即起，洗毕，阅览报纸，略进早食，休息片刻后即赴国民政府治事。午膳后，假寐须臾，常亲笔书签亲友故旧信件，再赴国民政府接见僚属及宾客。休假及工余偶尔作画，人物山水兴之所至，兰竹尤为其所爱，但不轻易送人。林森有一只小箱子，有人说是国家机密，也有人说是他逝去的
七月底，林森病情开始恶化。
熊式辉
生平
熊式辉（1893－1974年），字天翼，谱名西广，别署雪松主人。出生江西省安义县万埠镇鸭嘴垅村, 熊式辉仪表堂堂，高高大大，一张国字形脸上五官端端正正，清光绪十九年生，幼习军事，先毕业于江西陆军小学。是国民政府政学系的要角。
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时值辛亥革命发生，他一腔热血倾慕革命立志推翻满清，即参加革命军，同时加入同盟会。
1913年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旋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
1915年毕业保定军校第二期，任李烈钧部滇军方声涛第四师第三十八团团附。
1915年任北伐赣军司令部副官长。
1921年被保送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
1924年毕业返粤，任广州滇军干部学校教育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任独立第一师赖世璜部党代表。该师旋扩编为第十四军，仍任军党代表，并兼第一师师长。
1927年冬，部队改编为第十三军，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并兼江西省政府委员。
1928年调任第五师师长，旋任淞沪警备司令。
1930年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
1931年出任南昌行营参谋长，同年十二月，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提倡厉行“清廉政治”，要求下属“简单朴素”。1932年3月下旬，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庐山买下了一栋相当豪华、漂亮的别墅，好生喜欢。3个月后，他特请蒋介石夫妇、汪精卫、何应钦、李济深、张静江、黄绍竑等党国要人来别墅做客。来到别墅大门，抬头仰望巍峨壮观的别墅，不禁点头称赞：“不错，不错，够气派，不愧是江西省主席的官邸。”
宋美龄一进别墅，便和顾竹筠（
不怪宋美龄动心，熊式辉的别墅在庐山的确要算是顶尖一流的了。
1936年2月，为提倡节约风气，谋划推销本省土布，江西省民俗会会同省党部、建设厅、民政厅、教育厅、南昌市政委员会等机构，组织“江西省土布运动委员会”，选定王冠英为主席委员，段继典为副主席委员，“拟乘春季天气清和之时，广请各界仕女，及闺秀名媛，举行土布时装表演游艺会，以广宣传”。
1936年5月，为了向外省推销江西产品，江西省政府借浙赣铁路通车南昌的机会，联合浙江省政府和浙赣铁路局，组织全省60余家厂商在杭州和南昌分别举行浙赣特产联合展览展销会。展销期间，江西特产在杭州甚为抢手，景德镇瓷器甚至出现脱销，曾经三次回赣赶货。
总而言之，熊式辉为近代江西的工业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说明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可以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地方政府也可以在本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导并引领本地区早日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1933年五月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
1935年十一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7年抗战军兴，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主持赣政长达10年，是国民党内新政学系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熊式辉是民国期间江西省出的五大名人之一，其他如刘峙、曹浩森、李烈钧、方天均。且对官场那套技巧非常娴熟,话说蒋经国回国以后，蒋介石有意栽培他，熊式辉首先提出请经国去江西担任保安处长，而且一任少将，此后，经国利用建设所谓赣南，奠定了自己的班底，而熊式辉以江西人担任本土的最高长官而且一任就是十年，遍观民国实在找不出来第二人。诀窍想必已在经国身上了，所以，攻击熊式辉最力者前有胡汉民，后有陈果夫均不能撼动熊某一点，此之为耐人寻味者也，熊式辉故里江西安义鸭嘴垅村仍保留其故宅。在此期间，他对全省公路建设、南昌市政建筑、创办江西第一所大学以及修地方志也做了一些有益事情。
1942年起历任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委员，旋出任驻美军军事代表团团。
1943年转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
1945年五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六月，随行政院长宋子文飞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八月，日本投降，归国。九月，任东北行营（后改行辕）主任及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东北接收及对苏谈判，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协助熊式辉接收东北。
1947年二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八月，免东北行辕主任职，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当时的国民政府送给英国伊丽莎白女皇结婚的瓷器，由熊式辉负责，现在陈列在英国温莎博物馆。在抗战胜利时，当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景德镇做一整套名为胜利的瓷器餐具，以庆抗战胜利。
1949年国民党大陆兵败时，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熊式辉排名第18位。熊式辉寓居香港、主持《海角钟声》诗社，并在泰国曼谷经营纺织厂。
1954年张群授蒋介石的意思由台湾写信来，要熊式辉去台湾，到台湾后居住在台中，安享晚年，不再过问政治。
附其诗一首《癸酉夏集万松林，得门字》
了官书半日繁，且随杖履共琴樽。
新诗传读云侵屋，怪石争谈虎守门。
明月高悬酬雅集，清泉流韵涤 烦。
漫因地僻疏时事，郊垒犹闻鼓角喧。
熊式辉故里
人们都说，一个地方有山有水，便有了灵气。
那么，我们安义县万埠镇桃花村鸭咀垅，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有灵气的地方。
而仰公之子熊式辉把这里千百年来的山水之灵气集于一身。
他从小习武，六岁读千字文，熟读四书、唐诗、易经、左传等；十五岁考入江西陆军小学；十八岁毕业于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并秘密参加同盟会；
这里因熊氏显赫而名重一方。近年来，美国、泰国、香港、台湾等国内外慕名前来造访的人络绎不绝。现在我们将熊式辉故里试着对外开放，
熊式辉生于1893年，笔名雪松主人，之后依次就读过江西陆军小学、中学、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
早在辛亥革命时即奋袂而起，讨袁战役钟崭露头角，北划时期类立奇功。后出军入政，两度担任凇沪警备司令一职，主持赣政十年，外派访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出任东北九省行辕主任，军衔至陆军二级上将，位高职显，权倾一时，是谓“党国的干城”、蒋介石的军政高参。国民党“戡乱剿匪”计划和国民政府的之国方略多处于其手。1949年不满蒋介石一柄两操、以夷制夷的伎俩，与其分道扬镳，自此退出政坛，与世隔绝，直到
熊式辉故里鸭咀垅村因日寇焚毁，一九四六年重建，熊式辉虽其时举家住陪都重庆，诞偶尔回乡祭祖探亲。为下榻便利，遂于村南建中西合壁式楼房一栋，里人称之为“洋房子”。“洋房子”坐西向东，背山临流，面对西山长岭山峰。占地约
（熊氏宗祠）宗祠位于村中央，可容纳七、八百人，始于鹏博（今朋塘）分支时兴建，1933年重修，熊式辉手书石刻“梓源荆派”匾额即嵌于宗祠大门上端。熊式辉自六岁从李绍臣读千字文启蒙后，即于此读。后熊式辉无论是马生涯，还是出军入政，回乡伊始，必先到宗祠祭祖，以示不忘祖宗保佑。现宗祠保存完整。
（西式洋楼）进入鸭咀垅村，最惹游人注意的是十几幢旧式西式洋房，虽历经风雨逾半个世纪，且新式楼房杂陈四周，但仍可见昔日鹤立鸡群般的风华身姿。1939年日寇入侵安义，鸭咀垅村民南迁泰和、遂川等地。及1945年日寇投降，村民回归故里时，全村房屋早已焚毁殆尽。村庄内满目苍痍，杂草丛生，村民无以安身，只得搭建茅草房避凤遮雨。1946年，熊式辉回乡省亲，目睹村庄破败残状，遂组织村中长者商议，意欲重建家园，并主张由其出面，向江西源源长银行贷款。村民经战乱外徒数年，早已倾家荡产，饥寒未解，何敢奢谈建房，熊式辉有此美意，村民自然感恩戴德。
源源长银行在熊式辉主赣时为源源长银号，是本县私人资本自办的商业银行，曾得到当时省府的大力支持，后机构遍布省内，港台亦有分支机构。源源长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德舆不忘熊式辉当年提携之恩，慨然应允。熊式辉收集全村田地山林权属证，抵押给源源长银行，贷款5亿元，将村庄重新作整体规划。请是时著名的建筑设计师禚继祖设计，由名匠里人张传梁等4人负责施工，建了17幢两层楼房（当时鸭咀垅人口不及二百）。楼房为中西合璧式，有厅堂、卧室、厨房、农具间等，设计新颖、施工精良排列整齐蔚为壮观，为是时农村罕见，外界称为“新农村建设的标本”。
1949年，国民党败退在即，金圆券日渐贬值，可谓一跌千丈。熊式辉抓住时机催促族人还贷。新旧折算，一幢楼房仅值铜钱24吊，折合时价银元一块，一时传为笑谈。
（顾竹筠墓）顾竹筠墓俗称“
顾竹筠（1906-1929），浙江诸暨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顾清选之女。曾留学日本习医，精通医理，娴熟数国语言文字。1923年18岁归熊式辉为室。1928年，其弟顾树人在日本病笃，讯至，家人惶急无措。顾氏方有娠，毅然请行，后孑身扶丧因悲伤劳累染病，次年8月24日，病逝于上海福民医院。生女三，明华、明皓、季华。
自甘家村侧取道去丘陵小径旋可达顾氏墓，碑文为熊式辉手书。当年顾氏灵柩自上海溯江而上，直入鄱湖转而潦河水道，一路破费周折。据当年参与葬礼的老人回忆，送殡队伍长达数里。有工兵数十人参加修建墓室。
1949年熊式辉举家居港，墓茔荒圯，县人民政府及村民几度整修，始得保护完整。有美国、台湾、泰国客人十数人上山凭吊。里人常念顾氏贤德有加，亦常常谒墓扫祭。
熊式辉对江西近代的作用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肇兴，万象更新，可是江西却一直处于外省籍军阀的统治之下，先后有李纯、陈光远、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朱培德、鲁涤平等人主政江西。他们一心捞取好处，或者忙于军阀混战，或者忙于围剿红军，根本不关心江西的经济建设，阻碍了江西工业化进程的顺利发展。直到1931年底，赣人熊式辉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这个局面才有所改观。熊式辉督赣十年(1931年12月—1942年2月)，打着“赣人治赣”的旗号，运用行政手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推动本省的工业化进程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过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成就，使江西近代工业的发展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26]在东南各省中颇为引人注目。
熊式辉发展江西近代工业，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广泛延聘和培训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人才是实施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为了发展江西经济，熊式辉广泛延揽各种专门人才来赣创业，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任用了一个杰出的建设厅厅长。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熊式辉延聘福建人杨绰庵来赣，先后担任省建设厅秘书主任、省工商管理处处长、省建设厅厅长等职务，一直任职到1943年9月。在此期间，熊式辉倚重杨绰庵主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工业化建设。
在熊式辉的支持下，杨绰庵大张旗鼓罗致人才，用高薪聘请国内知名的科技专家，聚集到泰和、吉安、赣州等地，担任江西各大省营工厂的厂长或经理。留学美国的朱有骞，出任民生建筑公司总经理；留学德国的季炳奎是一位电机工程师，曾在德国西门子公司做过副工程师，担任吉安电厂厂长兼总工程师，以及江西省工商管理处处长；冶金工程师汤尚松曾留学美国，被委以江西炼铁厂经理之职；留美学生张纪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出任江西机器厂经理；留英八年的陈薰，曾任马尾造船厂工程师，受命为江西车船厂经理；黄文丰是留日学生，出任江西罐头厂经理；高德霞是留美学生，担任江西电池厂经理；周瑞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任民生制革厂经理；陶品三曾任上海酒精厂工程师，被任以民生酒精厂经理；留学美国的张闻骏系大学教授，被委任建设厅技正；南通大学毕业生王国梁，任民生纺织厂经理。[27]江西一时高朋满座，人才云集。
除了从省外聘请人才，熊式辉还创办多种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有计划地培训实用技术人才。1936年10月，组织江西省百业教育委员会，创办百业教育，以增进各业职工之知识技能。先在南昌试办，在省立各职业学校、各民众教育机构以及各生产机关，附设补习班。至1937年4月，先后成立了15个补习班，计14个行业，共培训人员1700余人。以后继续推行到各县，将公民训练和职业补习教育相结合，成为别具一格的社会教育方式。
为了快速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省建设厅在吉安青原山创办了江西省建设人才训练所。训练所开办了电讯、司机、财会、书店营业员等各种培训班，所招收的学员均是高中毕业生，分期分批加以培训，毕业一期，分配一期。江西省无线电通讯大队的专业电讯人员，就是该所开办的电讯人员培训班毕业的。[29]1939年至1940年，又在于都设立省立造纸科实用初级职业学校，在婺源设立制茶科实用初级职业学校，在宜黄设立麻织科实用初级职业学校，在赣县设立制糖科实用初级职业学校，在遂川创办劳作师资训练所。[30]这些教育培训机构培养的实用技术人才，在各个行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多方筹措资金，直接投资创办工矿企业。熊式辉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时，省库中只剩下15元钱，财政极为窘困。熊式辉上任后，采取了一些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工农业生产有所恢复，财政状况逐渐好转。但是，1939年3月日军占领南昌以后，江西省政府迁往泰和办公，政府的各项经济来源枯竭。为了筹措工业建设资金，熊式辉接受杨绰庵的建议，开拓本省钨、锡两矿的资源来增加收入。江西的钨、锡，已由资源委员会统制，江西省政府与资源委员会订有合约，所有经营钨砂贸易的盈利，双方各得一半。自1936年5月至1941年5月期间，江西省总共从钨砂贸易中获得3509万多元。[32]同时，通过与资源委员会协商，确定大庾锡矿由江西省建设厅自产白销。杨绰庵派周文燮去主持大庾锡矿，不到两年光景，经济效益猛增。[33]熊式辉就是用这些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直接创办了一大批工厂企业。
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取得胜利以后，为了安置难民，恢复生产，熊式辉奉蒋介石的指令，以江西省政府的名义明令各县筹办平民工厂，“各县至少须办一所，其范围，视各该县经济能力而定，……以便各县将无业游民，及无法生存者，一律收入训练，使其有生产能力，不致扰害地方”。
抗战爆发以后，大量的难民疏散到后方的江西，一方面加大了江西生活物资供应的困难，另一方面难民也需要就业，解决生计问题，所以创设劳动密集型的难民工厂，就成为解决难民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法。1940年，熊式辉领导的江西省政府发布训令，“本省为推行生产救济，业于吉安、于都、永新、赣县、永丰、南城、瑞金、宜黄、浮梁、黎川等十县筹设难民工厂，收容战区难民。……各县难民工厂一律由工商管理处负责指导监督，所需流动资金概由建设银行负责贷与并任稽核之责，省振济会则负责总其成。”[35]据统计，截至1941年3月，在南丰、吉安、遂川、赣县、永丰、宁都、宜黄、上饶、余江、浮梁等地，全省共设立难民工厂11家，总资本额为253150元，安排就业3680人，主要生产毛巾、线袜、线毯、棉纱、药棉、土布、麻鞋、麻袋、绷带布，并兼做藤器、缝衣等等。[36]
为了解决战争带来的物资供应困难，熊式辉又指令省建设厅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数十家省营工厂，涉及电力、机械制造、冶金、化学、纺织、印刷、碾米等多个重工业和轻工业部门。江西省各家省营工厂，均冠以“民生”二字。据统计，到1942年，江西省省营工业，“总共资本额达1600余万元，实用在1000万元，全年生产总值3400万元，职员1000人，工人约5000人，年可盈余500余万元。”[37]抗日战争期间江西省省营工业的发展，“非但及时补充了战争中期的军需民用，而且支持了江西人民较顺利地度过了战时的后期难关。”[38]据1945年出版的《江西统计提要》记载，到1944年，包括中央政府和江西地方政府经营的工矿企业在内，江西省官营工业的投资额达6420万元。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
第三，建立工业研究机构，加强生产工艺的研制和推广。早在1929年，江西省就在省城成立了省立工业试验所，在景德镇设立了江西省陶务局。后来，省陶务局撤销，其所有机件均运来南昌，并人工业试验所。工业试验所的主要工作是对产品进行检验分析，并出具检验报告，而检验分析又是“制造工业之基础”；同时，工业试验所还从事生产工艺的改良和推广工作。
熊式辉上任以后，注重对生产工艺加以改进，加强了对工业产品的研究，以推动近代工业进一步发展。1934年，为谋复兴江西瓷业，熊式辉重新在景德镇成立陶业管理局，邀请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担任局长，并创立陶业人员训练所，制订陶瓷工业的改革措施。杜氏早年留学日本，专攻陶瓷，回国以后曾在沈阳创办瓷业公司，蜚声瓷业界。他满怀爱国热情，具有振兴民族工业，挽救国家危亡的远大抱负。在江西任职期间，他极力提倡用机器制坯代替手工捏坯，改筑煤窑取代柴窑，以印刷彩饰替代手工笔绘，以期在全省示范推广新的瓷器生产工艺，为江西瓷业特别是对景德镇瓷业的改进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战爆发以后，江西的工业重心南移。为了促进本省工业之发展，熊式辉把1940年定为“工业年”，于
第四，多次开展提倡国货运动，扶持和促进本省工业产品的销售。例如，1935年5月，为了振兴江西瓷业，由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出面，发起举行提倡国产瓷器运动周，要求“无论住户商店，一律使用国瓷。”为了确保运动的顺利进行，江西省党部与提倡国货委员会、南昌市商会、瓷业公会、中西菜馆业公会等团体合组“国瓷供销委员会”，予以推动。同时，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社会各界代表大会，由民国江西日报出版一期提倡国瓷运动特刊，大造声势，以唤起民众使用国瓷；由各业组织宣传队检查队，“实行向各业商店，劝导使用国瓷，并检查各店有无使用洋瓷，及经售洋瓷情事”。经过轰轰烈烈的提倡国瓷运动，一时间，南昌市面上“洋瓷几已绝迹”。
国立中正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江西创办的综合性大学。熊式辉在大学创办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中正大学的创办,填补了江西高等教育的空白,改善了我国战时教育的布局,在高等教育发展史和江西近代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熊式辉与中正大学的创办
国立中正大学是抗战中期在江西创办的综合性大学。中正大学的创办,改善了战区学生升学困难和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是我国战时教育事业尤其是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学校的创办与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关系密切,正是因为他的“苦心擘画,积极筹备”,才终成其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正大学创办的历史缺乏研究,已有的论述或对其创办过程语焉不详、史实不清,甚至有的误认为“国立中正大学在重庆开学”;或可能出于政治原因而对熊式辉的作用不予提及,有的甚至认为创办者是首任校长胡先骕,是胡“受命于危难之际,接受了在战时创办国立大学的重任”。理清中正大学创办的史实和熊式辉在大学创办过程中的作为,对于研究民国高等教育史,认识地方当局的政治、文化行为,乃至民国政治运作的某些侧面,都是有所裨益的。
一、长久未遂的大学梦想
历史上,江西曾长期为文教发达之区。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仿行欧美新式教育制度后,江西开始实行教育体制和教学形式、内容的转变,走上教育近代化的途程。“民国成立,气象一新,各县人士均感兴学之重要”，江西新式教育出现较大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江西公立法政、农业、工业、医学等四所专门学校和私立心远大学等的创办,首开江西高等教育的先河。到20世纪20年代初,江西在依靠本身力量创办新式专门学校方面,位列全国前列,但更高一级的大学则属空白。其后,江西人士遂将目光转向开办省立大学。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成立临时政权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对建立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有所筹划,其中在教育方面,决定在南昌市以原省立法、工、农、医四个专门学校为基础,筹建江西中山大学。
1929年,各省一度出现创办大学的热潮。江西省教育厅乘时向教育部提出筹办省立江西大学,并相应进行了资金准备,但这一努力被教育部阻止。教育部认为,各省办学趋势,多汲汲于设立大学,“未免缓急失宜”。9月,教育部明令江西省教育厅停止筹备江西大学,所余之款“移作普及整顿中等教育改设专科学校之用”。江西创办大学的努力,再遭遏制。
又一次办学机会出现于1934年夏。当时,蒋介石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继续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蒋介石从“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局及其政略战略考虑,认为中国教育不能适应国家社会需要,其因在于教育事业始终停滞于盲目移植与盲目生产之阶段,而与国家社会完全隔离,与政治完全脱节;政府未及贯彻三民主义教育制度,而一般大学趋重于高深而忽略于平实,不能供给国家急需的成千成万干部人才。因此,他在庐山“力倡大学教育必须与地方政治完全扣合,以救其弊,并决定试办一种理想大学,以为彻底改革大学教育,培植建国基本人才之实验”。他见庐山南麓秀峰寺山水壮丽,认定“此处最宜讲学,大学设于此处乃佳”。随行在山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本就虑于“江西苦无大学以为全省学校之表率”,蒋之意图一出,可谓正中下怀,他立即向蒋“建议由江西创办一理想大学,首先实验政教合一之理想”,当即得到蒋介石“嘉纳,并饬着手筹划”。由于江西当时忙于“协剿”,经费奇窘,兼以大学人才集中于繁盛都市、师资难觅,此次仍未能办成大学。但是,中正大学的校史及校友,均将此定为该校创办的缘起。
这时江西的高等教育形势已是十分严峻。因教育部限制地方设立法政学校,江西法政专门学校于1933年停办,全省高等学校实际只有江西农业、工业和医学3个专门学校(1932年由教育部统一改称江西农艺、工业、医学专科学校)。1935年农专停办,全省只剩2所专科学校。从1931年到抗战前夕,专科学校在校学生仅1058人。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江西的高等教育呈衰退状况,连北洋时期也已不如。
1936年5月,蒋介石召集10省高级行政会议,再次提出政治与教育打成一片的要求,并令各省政府就地取才,利用学校教授的专门知识,参与行政研究与实践,协助推动地方政治。江西因无大学,并无落实这一要求的条件,参加会议的熊式辉,遂向蒋介石再次提出兴办大学并以“中正”命名的愿望。这一次,蒋介石既想实验自己的理念,也顾及江西财政的支绌,乃拨给一百万元作为基金,支持江西省政府创设大学。而就在江西正谋创设大学之时,另外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江西兴办高等教育之事有了突破。
也是在1936年,教育部接受被其聘任为医学教育专门委员王子玕的建议,决定筹设一所适应推行公医制度需要的医学教育中心,并于10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筹备会主任委员王子玕认为,蒋介石长期在赣指挥军事,这所学院故应设于江西,得到一致同意,并确定以蒋介石的名字为学院名。11月,王子玕偕教育部参事陈泮藻到南昌选择院址,熊式辉对此自然高兴,当即予以“热心赞助”,拟以医学院为基础,“将大学次第完成”,遂划拨阳明路东基地300亩,令南昌市政府办理前期工程。中正医学院于是在南昌市动工兴建。1937年6月,教育部聘任王子玕为中正医学院院长。
二、开办中正大学的创议与擘划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布局,也使战时人才的巨大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江西作为东南抗战的重要省区,位处三、九战区抗日作战的前线,又属国民政府重要的粮食与兵源基地,在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战时形势的变化及需要,再次将创办大学问题摆到江西省政府面前。 1939年1月,熊式辉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后他留渝一个半月,主要奉蒋介石命草拟“县以下行政机构改进案”。期间,他邀请在川部分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征询江西创办大学意见,并向蒋介石提出在赣先行开办中正大学之行政学院。据熊式辉说,虽然“孔庸之辈俱不以为然”,但此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经历日军攻占南昌及省政府西迁吉安、泰和之后,熊式辉开始落实办学计划。
会后,由省政府先后聘任晏阳初、邱椿、马博厂、萧纯锦、程时恺、高柳桥、吴华宝、雷洁琼、王次甫、文群、杨绰庵、朱有骞、何棣先、刘中藩、蔡方荫等15人为筹备委员。
但是,在艰难抗战的环境下,由地方创办大学也确非易事。江西创办中正大学的消息一出,立即在重庆等地引起强烈反应,“各方颇多物议”。反对意见集中为三点:“一则曰,总裁为全民族之领袖,应受全国之崇敬,江西不得而私,中正大学应为一全国性之大学,宜设于首都,以隆体制。再则曰,当此抗战紧要关头,江西为四战之地,首受敌军侵略之威胁,允宜集中一切精力以谋增加战斗之力量,并以争取最后之胜利,文化事业应于安静环境中培育之,故此时在江西创设一所新兴之大学,既非其时,亦非其地。三则曰,抗战以来,东南人才恐慌,江西尤感偏僻,教授不易延聘,学生质量难期整齐,即能创设大学,亦难有所成就,更不能作到特殊贡献。”最有分量的反对者,则包括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及孔祥熙、
尽管如此,熊式辉没有轻易放弃。他一方面,针对战时环境、教授延聘等确实有道理的意见,加大力度进行筹备工作;另一方面,对重庆政要展开新一轮的说服争取。
熊式辉的努力取得了成效。蒋介石很快打消了“作罢”的念头,再予支持,并让陈布雷转述其四点意见:“1.筹备时间宜充分。2.人才不可忽略,在开始时特别留意。3.仪器图书不可忽略。4.学生素质不可马虎。”[9](
1940年3月下旬,时在重庆的江西教育厅长程时恺探知,教育部将批准设立中正大学并由省立改为国立,由教育部直辖,校长人选由熊式辉函请蒋介石决定。(
三、历时经年的实际筹备
中正大学的实际筹备,从1939年8月遂川会议开始,到1940年10月底学校开学,历时15个月。以
选择校长,设置院系。在教育部确定由江西推荐校长后,从1940年4月起,熊式辉即与马博厂等商量人选,几个月来,颇费思量,其间还曾有个有趣的插曲:4月底,行政院组织政务巡视团分路巡视各省政务,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著名学者蒋廷黻负责湘赣粤桂四省。6月,他来到江西泰和。据其事后回忆,熊式辉在接谈中,请他出任中正大学校长,他认为熊的计划不合时宜而婉予拒绝,劝熊不可操之过急。7月初,蒋介石来电询问校长人选。9日,熊式辉向蒋介石举荐7人,即陈布雷、蒋廷黻、王世杰、何廉、甘乃光、胡先骕、吴有训,(
大体说来,由
用心筹划,力求周详。熊式辉将筹备中正大学列为其政务上的头等大事之一,对于筹备事务极为用心,计划周详。仅以1940年1月看,13日,他会见马博厂、程时恺,“嘱筹备中正大学,速着手拟定编制、预算、计画送审”。23日上午,又到筹备处,“与马、高、左、
熊式辉也比较注重遵循教学规律及其要求。他明确提出“大学一切应力求标准化”的问题[9](
四、中正大学开学与办学宗旨的确定
蒋介石为学校开学发来长篇训词,指出赣省在吾国文化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诸生在此抗战建国艰虞之际,就学于先哲前贤流风未沫之地,必当明了本校设置之意义与其特有之使命。他对办学宗旨和学生学习详加训示,要求该校负担两大任务:“一方面,应为研究中国国民革命之历史与进程,阐扬三民主义之真谛,以示吾人奋斗之指针;一方面,必当本登高自卑、行远自迩之指针,对国家社会之实际需要,授与诸生以实务中必需之知识,俾诸生于力学之中,更能力行,而更即行以求知”,故学校“所研究传习之道,必为救国救世、三民主义之达道,所授予诸生之课业,必为担当革命建国事业之实际”;希望“诸生所修习者,虽有文、法、工、农、商、医诸系别之分,而均不可不于入学之始,立定为国家效忠、为同胞服务之志向!一切个人本位之企图,与我国过去文人浪漫不羁浮华不实之故习,均当摧陷而廓清之”,从而造成“非仅博通学术之专才,实为革命建国之干部”。蒋还对其文武合一、术德兼修的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23]蒋的训词,反映了他长期主张的政教合一思想,以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确定了中正大学的办学宗旨,三民主义教育及阐扬三民主义被定为学校教育与研究的中心任务。中正大学后来成为国统区三民主义教育与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
教育部长陈立夫发来训词:“江右人文蔚起,代有传人。明义利之辨,鹿洞遗风;昭忠贞之心,文山大节。今兹创校,式冠嘉庑,讲舍宏开,更逢令日。所冀领导群伦,景行仰止,以开来学,且绍前修,本部长有厚望焉!”[24]陈立夫以古励今,对学校也寄予愿望。 熊式辉为奠基碑石撰写了碑文,并在开学典礼上做《中正大学之创立及今后之希望》的长篇演词。如前所述,要把中正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熊式辉一直有自己的主张。严格地说,他创办大学的目的,与其说在教育上,不如说在政治上。他从其改良型或者说创造型的地方政治目标出发,对教育的要求,一直是为地方政治实践提供实用型的人才,这既是他秉承蒋介石之意坚持在江西开设大学的初衷,也是他起初不大愿意将中正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的深层原因。因此,在开学典礼的演词中,以“创议人兼前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谈对学校的“希望”,亦即自己的办学主张。在他所谈三点希望,即发扬三民主义之学术思想、实验政教合作之计划教育和建立民族复兴之精神堡垒中,一、三两点分属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第二点则是他之根本的办学主张。他将这一主张系统表达为:理论上,大学要能成为一般政治人员之理论研究所,用各种方式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学理,使之增进创造力和自信心;一般政治人员则应成为大学之理论证验者、推广者及题材供给者,不断反映实际问题,提供实际资料和研究课题。技术上,大学要能成为一般政治工作之技术供应部,接受政治工作者的咨询并解答其疑难;还要搜集整理各种实际资料与经验,编为专书,一面提供政府机关作为工作手册,一面教授学生作为补充教材。人员上,大学要能成为一般政治机关之人才制造厂,省县乡镇各机关所需干部之质量和数量,应约定大学负责培养;大学养成的人才,各级机关则应负责任用,使学校成为有计划之人才制造厂,国家得适用之人才,学生有一定之出路。为此,大学教育计划必须力求与行政计划相扣合,协同一致,作连锁式推进,在直接完成教育计划的同时,间接促成行政计划,从而使政府的行政计划有其生动之灵魂,大学的教育计划有其寄托的形体。熊式辉认为,这就是有计划之教育,就是真正的“政教合作”[15]。从根本上说,熊式辉的主张,既受到近代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与他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大学的背景有关,也源自蒋介石,是对蒋介石“大学教育必须与地方政治完全扣合”、“政治与教育应打成一片”等思想的落实。当然,在教育计划、人才培养方法上,熊式辉也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有适应现实政治需要的一面,但与教育的自身规律与要求也存在很大的距离。
熊式辉等对中正大学寄予极高的期望。在反复修改的奠基碑文和开学演词中,他将中正大学况之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堡垒,并以普鲁士创立柏林大学促成德国兴起的事例,来引申中正大学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与意义,指出不但要通过学校的学术研究,来“造成中国民族文化之主流”和中华民族能“自树立其创造性之学术体系,以求有所贡献于世界人类”,而且要“毅然以复兴民族之精神堡垒自任”,“以达成革命建国之历史使命”。胡先骕在论述学校身负“阐明总理遗教与发扬总裁的政治理想”的责任和“尤足为吾国民族复兴之象征”的意义时,还认为学校要“求树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之基础”,“求自然获得全国高等教育中领导的地位”[26]。这些期望,反映了大学教育在民族复兴中的真实使命,以及人们对大学作用的真切希冀,但显然也有不合实际、过于自信的成分。
中正大学的创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全国重要报刊都做了报道,就是在上海沦陷区的《申报》,也连续三天刊出报道,称学校的创立“意义至为重大”。中正大学开学时设立文法学院、工学院、农学院3个学院9个学系。其后几年间,学校逐年发展,又在赣县龙岭设立了分校,“规模渐宏”,1944年时,“教员与学生盖五倍于初矣”。在抗战的艰难条件下,有这样的发展,是很不容易的。首任校长胡先骕为学校的办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1944年4月辞职后,由萧蘧继任。1945年1月,为避日军的窜扰,学校迁至宁都长胜,赣县分校也并入本部。抗战胜利后迁至南昌,经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及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协助,借用昌北望城冈的军政部营房为校址,1946年1月在望城冈开学。学校相继增设理学院,文、法学院分立,增设数学、物理、化学、历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法律等学系,到1947年,中正大学共设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8个学系,以迄于全省解放。
五、结语
中正大学的创办过程可谓波澜迭生,从上层人物的物议怀疑,到筹备期中的诸多阻难,种种波折,不一而足,致使熊式辉有时也“感觉棘手,难以应付”。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深悉内情的马博厂事后说过一句很有感触的话:“设非天翼先生毅力坚强,勇往迈进,大学之筹备,或有中断之危险”,“恐已久成泡影”。这大体是一个实情。可以说,尽管应该肯定江西省政府和一大批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但如果没有熊式辉的创议、坚持与实干,就不会有中正大学的出现。中正大学的创办过程,颇能反映出熊式辉的个人性格、从政作风以及民国政治运行的关节。
创办中正大学是熊式辉主赣10年中操持的一件重大政务。熊式辉是江西民国史上一位有较大作为的省政府主席。他在抗战非常时期与一省主席的繁杂政务中,能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创办一所大学上,归根结底,与他对大学在地方政治、文化发展和抗战大业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密切相关。大学是百年树人的事业,在文化传承、精神建构、人才培养和国家建设上,其作用极为重要,非一般机构所能替代。正是从事物的性质和意义上看,尽管他在省主席任上做了不少有影响的事情,但比较而言,当以创办中正大学为最。这一点,当时人已经见及,认为熊式辉“毕生之事业,将以中正大学之成立,最值得称颂”,称赞创建中正大学是熊式辉“最伟之事业”。这个评论,在今天看来,仍是站得住脚的。
中正大学的创办,改善了战区学生升学困难和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是我国战时教育事业尤其是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江西近代化进程中富有标志性意义,对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国立中正大学是民国时期江西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它的开办及其后的建设,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大学教师(据1945年初的统计,中正大学在全国25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中,有教授78人排第13位,副教授45人排第3位),其中有多人为国内著名学者;提升了江西高等教育的品质,填补了民国时期江西国立综合大学的空白,是江西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培植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素养的人才。在中正大学存在的不足9年时间中,为国家培养了6届约2000名毕业生。这些毕业生遍布江西以及京津、华中、华东、华南、东北、台港、东南亚和欧美各地,在文化传承、学术研究、教书育人和地方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还有一批人成长为著名学者。因此,中正大学的创办,在教育文化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1949年5月江西解放,8月将中正大学改名为国立南昌大学。1952年底,全国开始实行院系调整,南昌大学的文史理工等主要学科和师资,大部分被分别调整到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10多所高校;农学院的一部分分出建立江西农学院,师范部的一部分留校建立江西师范学院(即今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校名于1953年10月撤销。被调整到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师资力量,在上述地区长期发挥着良好的作用,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和大学校长。中正大学的学统由江西师大传承。台北则于1989年在嘉义恢复成立了中正大学。
之庐山别墅
庐山经典别墅代表作之一，也叫威廉斯别墅，是本世纪初的庐山英租界里私人别墅中，体量最大、造型最魁的一栋。它的建筑面积达
它的设计意识里，没有欧洲山地式别墅的约束，思路放得开，收得拢，个性强。
南侧面得中间，设计了一条能贯穿西向的大门与通向副房的封闭外廊。在二楼，南面、西面环绕着敞开式外廊。这两条外廊的相交处，延伸出了一个为半个六边形的无檐阳台。建筑师构思的活跃，就这么漫不经心的一笔给表达了。打破了平面尽是直角的一律，也使西立面变得层次跌宕，情趣盎然。二楼外廊和阳台的栏杆，全用棱形长石条排列，上面复以宽石条，再次显示了建筑师对于石头所蕴藏的诗意的偏爱。那个阳台的下面，是一个封闭式的门厅。门厅的石墙之中有数根棱形的石柱，来强调它的力度和高贵。
楼上有个采光很好的书房。一排很大的书架，有
这栋别墅虽然体量较大，但占地面积仅占庭院的十分之一，严格遵守了英租界关于建筑密度的要求。宽敞的庭院用围墙圈起，大门处有警卫室，院内遍种名贵的花草树木，主楼的西北部有个肾形的游泳池。
院大门设在通向中路的西面。左右两侧建有规整的石头坡坎，高
原别墅业主为美国传教士威廉斯.约翰.伊莱亚斯（Williams John Elias），1899年28岁时来华，在南京为传教。1902年建此别墅。威廉斯的中文名叫文怀恩。威廉斯当益智书院院长至1906年。1907年他去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中负责中国留学生的工作。1908年他回到中国，致力于组建金陵大学，任副校长。
政学系
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派系。包括北洋军阀时期的政学系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见北伐战争）时期的新政学系。
1916年袁世凯死后，旧国会恢复。作为旧国会第一大政党的国民党名存实亡，该党议员分化为几个派别。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联络欧事研究会成员及相同政见者组成政学系。其时，段祺瑞为内阁总理，与总统黎元洪有矛盾。张耀曾为司法总长，谷钟秀为农商总长，均属段内阁成员。在府院之争中，张耀曾等人支持段祺瑞，赞同对德宣战。张勋复辟破产后，段祺瑞重新执政。他以参战为借口，扩充自己的实力，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8年段非法解散旧国会，另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为了挽救共和制，孙中山在南方发起护法战争，邀请国会议员南下。多数政学系的原国会议员到达广州，进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然而在护法军政府内部，西南军阀及投机政客百般排斥孙中山，欲与北洋政府妥协。政学系被他们拉拢，在非常国会中虽居少数，但拥戴岑春煊，反对孙中山，积极主张与北方和谈，成为非常国会中的主和派的政治代表。该派1923年随着旧国会的解散而消逝。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及其以后，政学系的一些成员又活跃起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派别，称新政学系。其主要成员有：杨永泰、熊式辉、黄郛、张群、吴铁城等。1933～1936年是新政学系活动的鼎盛时期。1933年，杨永泰担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的秘书长兼行营政治厅长，熊式辉任办公室主任，使南昌行营政治厅成了实际上的行政院。杨、熊及张群被称作新政学系的三巨头。他们为蒋介石统治出谋划策，炮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反共政治纲领，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的活动，制定改变行政制度、整饬纪纲、训练民团及实行新生活运动等施政措施，使新政学系身价大增。1936年杨永泰被CC系暗杀，新政学系成员逐渐减少，趋于衰落。新政学系在政治上是拥蒋亲日的，主张攘外必先安内。随着中日矛盾激化，主张抗日的CC系和黄埔系得势，而新政学系不合历史潮流，所以就瓦解了。
民国高级将领杂谈－－政学系头子熊式辉
熊式辉这个人是民国期间江西省出的五大名人之一，其他如刘峙、曹浩森、李烈钧、方天均没有像熊式辉这样全无尺寸军功而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的高位（设计局主席是蒋介石），因而，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位狡猾的老官僚给大家做一介绍。
熊式辉最大的本事是阿谀奉承而全无痕迹，比如他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之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南昌视察，熊式辉先派人去打听，看看林主席穿的是什么服装，回报说是马褂，于是，熊式辉命令全体人员去码头迎接，一律着装马褂，不准穿西服。果然，当林森走下踏板的时候，映入眼帘的都是规规矩矩的一色马褂，林主席已然先有了笑意。蒋经国回国以后，蒋介石有意栽培他，熊式辉首先提出请经国去江西担任保安处长，而且一任少将，此后，经国利用建设所谓赣南，奠定了自己的班底，而熊式辉以江西人担任本土的
最高长官而且一任就是十年，遍观民国实在找不出来第二人。诀窍想必已在经国身上了，所以，攻击熊式辉最力者前有胡汉民，后有陈果夫均不能撼动熊某一点，此之为耐人寻味者也
蒋介石最喜欢长篇背诵总理名作者，特别是在总理纪念周上的背诵总理遗嘱，成为国民党之必修课，然而，号称忠实信徒者如吴稚晖，居然背不成句，惹得全场哗然。熊某即以此为教训，每逢蒋介石召见，必是总理、总裁的语录大段引用，被蒋介石引为同道而大加赞扬。
熊式辉好用小伎俩，一次，省政府考核公务员，熊式辉亲临，一位年轻公务员拾级而上，熊式辉突然发问：你知道你刚才上楼一共有多少台阶吗？青年先是一愣，继而笑问：主席乃先总理信徒，熟读总理遗嘱，不知总理遗嘱有多少字数？熊式辉大笑，遂用其人为县长。
熊式辉在东北担任行辕主任，已有风声称陈诚即将出掌东北大权，熊式辉以为应该立刻退让，蒋介石面谕之：安心任职。熊式辉安心返回沈阳，未几，命令下达，陈诚调任东北，熊式辉解任。熊式辉感叹：我素来以为蒋是权谋家，未料到他如此整我，以后我还给他干什么？后来，宁可买了假护照，也不去台湾，结果因护照一事闹出笑话。
熊式辉任凇沪警备司令时，坚决执行蒋的命令，杀害彭湃、杨殷等人，周恩来与彭湃关系交厚，亲自组织营救而不可得，知道彭杨死讯，周恩来大为悲痛，周彭订交很早，而且，只有彭湃可以当面开周恩来的玩笑而周不表示任何愠色。周彭两家聚会，往往是笑声连天。此轮周以彭杨为军事上的左右手，不料遭此变故，自然心有余撼。后来，解放前，曾有人劝说熊式辉留下，以共产党不念旧恶为由，熊式辉坚决不同意。果然，周恩来建国以后提到熊式辉曾说：此人是大刽子手，应该受到人民最严厉的审判，可惜跑掉了。闻者如张治中者均为动容，以周的为人处事，极少如此疾言厉色。而有人始觉熊式辉之先见之明，不愧是混迹多年的老狐狸。
朱培德
朱培德(1888～1937年)字益之，云南盐兴县元永井（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黑盐井矿区）人。出生于仕宦之家，书香之门。其先祖朱化孚为明代湖广按察使，其父朱秉堃系清代举人。其父出任广通(今属禄丰县)猴盐井山长时，携全家同往。1892年父去世，朱培德时为4岁，与长兄朱润德、幼弟朱树德一道被叔父朱秉鉴接回安宁，先入私塾，后上高小。
1910 年，朱培德在当时革命新潮的影响下，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走军事救国的道路。他上课很专心，学习很刻苦，以优异成绩选进丙班学习，与朱德同班，被称为该校的“模范二朱”。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声播海外，云南起而响应。朱培德分配到滇西巡阅使李根源部任侦察排长。不久升为连长。1913年6 月，被选送讲武堂步兵科深造，毕业后升任营长。1915年初，滇督唐继尧为排除大总统袁世凯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密探，以利讨袁准备，将中央特使即援勋专员何国华派到滇南担任思普督办，特选朱培德护送，以作内部监视。朱培德奉命以从，不负所托，控制了何与外界的秘密联系，为顺利发动护国起义作出了特殊贡献，被升为护国第二军支队长。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被选为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发动护法战争，讨伐内阁总理段祺瑞废除约法、解散国会、出兵广东之罪。朱培德奉命指挥张怀信(云南华宁人)、杨益谦(云南剑川人)两旅长保卫军政府大本营。1918年春，代总统冯国璋委任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出兵东南，企图以北洋军阀之势推翻广东的革命政府。孙中山及时调李烈钧为前敌总指挥，朱培德为梯团长，率领杨益谦、张怀信、赵德裕(云南保山人)三支队北上迎敌，3月克阳江，4月破高(州)化(州)，5月下南雄，歼敌万余人，胜利粉碎了冯、段的军事进攻，凯旋而归，升任第四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时年30，与大理人
1920年秋，朱培德正在湖南协助谭延闿攻打北洋嫡系张敬尧时，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为解入川滇军之围，急电朱培德火速回师，直开巴蜀。因湘战胜利在即，不宜撤军，而推后半月出发，行至慕江，受到撤职处分，只身赴上海赋闲。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及陆海空三军大元帅之职，再次组织北伐，由李烈钧函请朱培德南来。朱培德接信后直奔桂林，就任北伐滇军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1922年6月，北伐各军在朱培德的指挥下，经过艰苦奋战，终于攻破了北洋军阀重点防守的南大门赣州，为第一次北伐奠定了胜利基础。可是，正当胜利推进，赣督陈光远弃城北逃之时，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突然在广州叛变。孙中山为消灭叛军，巩固后方，不得不急电北伐各军回师平叛。朱培德奉命回到广州，与其他各军将领密切配合，取得了平叛的第一次胜利。1923年2月，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设大元帅府，再次准备北伐，将朱培德北伐滇军改编为大本营拱卫军，并由朱培德兼任大本营参军长并代理军政部长。 1924年9月，孙中山发表第二次北伐宣言，并决定将大本营移往韶关，朱培德拱卫军随之迁往。1925年6月，朱培德奉命平息杨希闵、刘震寰驻粤滇、桂两军叛乱。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朱培德被选为国民政府16委员之一。所有北伐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朱培德为第三军首任军长。
同年7月，国民政府发表第三次《北伐宣言》，并在广州举行誓师大会，由总司令检阅部队，朱培德被指定为检阅总指挥。部队出发时编为左中右三路军，朱培德为中路军，其任务是策应左右两路。
1927年2月，朱培德因功升任江西省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辖王均(云南呈贡人)、金汉鼎(云南江川人)三、九两军。同年
1931年12月，朱培德升任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长。1935年4月，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军衔制，朱培德被授予一级上将，成为全国八大一级上将之一。1936 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全国为之震惊。军中的强硬派陈诚、何应钦等下令陆空所部用武力解决。但宋美龄认为这不是惟一的办法，她从上海回到南京，与国民党军事将领进行“暴风雨般的会商”，最后采纳了朱培德的建议，用和平方式解决，结果，既确保了蒋介石的安全，又避免了全国的一场大乱，使蒋宋夫妇甚为感激。
朱培德临终前，对到南京鼓楼医院看望他的蒋介石交待三事：一、抗战在即，国力有限，我死之后，请从简安埋；二、家属子女，让他们自食其力，不要因我而优厚照顾；三、不要怪
朱培德逝世时，年仅49岁。噩耗传出，全国震惊。军政各界无不为之痛悼，纷纷致电南京要求国葬。《云南日报》甚至发表社论“请国葬朱上将”。朱培德灵堂设于总统府，前往悼念的各界人士，从早至晚络绎不绝。花圈、挽联摆满庭院。其中汪精卫的挽联是：“从昆明出师以来，寸寸关山留战绩；自羊城订交以后，心心相印独公多。”蒋介石的挽词是：“益之一生为公不为私。”
唐生智
唐生智（1889-1970）
湖南东安人，字孟潇，中华民国建国初期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期担任不同的重要职务，受衔到一级陆军上将。在国共内战末他在湖南支持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湖南军、政机构任职到湖南省副省长等。
唐生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中华民国建国初期重要的战争。
北洋军阀时期，唐生智属于湘系军阀，北洋军阀撤出湖南后，唐生智任湖南省第四师师长，与当时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不和，将赵逐出长沙，自领省长职。唐的敌人求救于当时在武汉准备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唐生智战败，被迫退出长沙，决定加入北伐军。
北伐战争胜利后，他成为反对蒋介石武汉政府的军事主力。
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委。九一八事变，他重回南京政府，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5年4月被授予上将衔。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各种军、政职务，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他当时还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61年11月，唐患直肠癌住院。12月，陈毅前来看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