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之争”的背后（人民时评）

李泓冰

　　让院士制度回归学术本位，不单关系到院士的学术权威、平息一些不必要的学术之争，更关系到学术公平的维护、科学创新的动力

　　近些年，曾经高高在上的科学家们，越来越走近了大众。遗憾的是，不少人“走得近”却非关科学，而是各种攻讦。院士的神圣感正被渐次消解，甚至让人担心院士新闻会越来越多地从科教版做到社会版甚至是娱乐版去了。

　　最近的一起，是中国农业大学老院士李季伦领衔实名举报另一位资深院士、原农大校长石元春涉嫌利用职权进行学术剽窃。很快，石元春奋起反驳，更有农民站出来为之喊冤。举报者言之凿凿，反驳者义正辞严。这场官司，看来只能有待权威学术调查来澄清是非了。但对圈外的看客们来说，这不过是给诸如“人耳鼠”是真是假、北大著名海归科学家饶毅“意外”落选院士、某院士候选人被妻子举报道德败坏等“院士新闻”又添新料而已。

　　当然，从积极的意义分析，这足以说明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正逼近象牙塔尖的学术精英。在我国的科学管理体制下，科研所占用的也是公共资源，接受监督无可厚非，这有利于原本神秘的院士遴选以及学术成就走向公开透明，或有利于院士制度以及运作方式更加规范完善。

　　但是，有关院士的种种负面新闻，也足以引起反思。

　　前溯到被认为解决了世界性饥饿难题的袁隆平——这位47年来不断攀登科学高峰、有“东方魔稻之父”称号、刚刚创造了杂交水稻新纪录的“人民农学家”，十余年前曾经落选院士。忆及此事，宽容的他只是说，两院院士评选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户之见。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也说，袁隆平完全有资格当选院士，落选只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而一些在海外权威学术团体获评“外籍院士”或获得重量级国际科学大奖的科学家，在国内的院士选拔中却屡屡碰壁，或能说明类似的“历史性误会”，并不鲜见。

　　为什么院士的学术权威性屡受挑战和质疑？这或许与其间掺杂了过多的非学术因素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院士”这个头衔早已不只是对科学家个人的学术认可那么单纯了。每每到了评选院士阶段，一场集体性的“院外”公关就紧锣密鼓地进行。圈内人心知肚明，每个大学都有一笔专门申请院士的公关经费，这个投入产出是相当“划算”的，一旦产生一个院士，为这所大学带来的社会荣誉、领导认可、附加大笔资金的科研项目，甚至是招生的广告效应，都会纷至沓来。其结果便会出现，本该是最顶尖的科学家群体中，潜规则也在大行其道，而学术净土却不那么干净。

　　院士制度回归学术本位，这不单关系到让院士的学术成果足以服众，平息一些不必要的学术乱象，更要紧的，是维护学术的公平。因为，已不单纯的院士象牙塔，可能反而镇住了科学创新的强烈冲动，伤害了学术的健康发展。

“秭归巡视”还需继续晒账本

陈 焜

　　“公务接待”的潜规则水有多深、漩涡多大，正在一次次的曝光中浮出水面

　　被媒体曝光的“20天花费80万元”的湖北省第六巡视组，大概能松口气了。17日，湖北省纪委向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称该巡视组在秭归县巡视期间，开支总额11万余元。所谓的“８０万元账单”，实则包含了当地其他方面开支，是当地在借巡视组名义报销其他费用。

　　至此，“背黑锅”的巡视组脱了干系。然而，“秭归巡视风波”就可以画上句号了吗？

　　那份“80万元账单”，并不是网友随便伪造的，而是源于《县委办公室关于解决省委第六巡视组进驻秭归工作经费的请示》。根据“请示”所列，巡视组在秭归期间的开支共计80.19万元，涉及五大类开支名目，巡视组的各类花销中，包括酒112056元，香烟35550元，衬衫8100元，4万余元的15件运动服等。

　　这让人不禁追问：调查结论显示“巡视组未收受手机、照相机、平板电脑、衬衫、布鞋等物品、礼品”，那这些出现在县委正式报告上的名目与费用，到底用在何处？

　　此前，秭归县委方面出具的一份官方说明称，“80余万元”包含了“历年及今年以来县委办接待上级领导，外来客人以及来秭归开展对口支援所发生的费用；添置办公设备的费用，购买接待酒水的费用。”这样的解释难以服众。正常的公务接待是必要而允许的，按“一事一审核”方式，何至于要追加历年公务接待费用？又何至于把“办公设备费用”与接待费用“打闷包”？如果不是违反了财务制度，就是背后有猫腻，借公务之名行地方私利之实，甚至成为腐败的保护伞。

　　其实，无论是中办、国办关于《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还是湖北省委、省政府的规定及巡视制度要求，对公务活动及接待标准都很明确具体。那些一望即知明令禁止的礼品、物品，居然如此不加掩饰、大摇大摆现身于申请报告中，我们所能找到的合理解释是：“关起门”来，大家都有一种默契，钱倘若花在了领导身上，花在公务接待上，再多，也“合理”，“师出有名”。

　　这种“默契”尤其让人震惊。“公务接待”的潜规则水有多深，已经在一次次的曝光中浮出水面。正是从山西古城平遥一年公务接待10万人次的“接待之痛”中，我们看到了现行行政审批体制下的无奈；正是从江苏海门市审计局被网络晒出的“3年近百万元公务接待费”中，暴露出公务接待被异化成某种“礼尚往来”与“公款社交”。而这一次，又让我们感到了“公务接待”背后的种种问题。

　　如果不是意外“走光”，秭归县这份内部的经费明细表，公众绝难知晓。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呈现在外界面前的“三公”账本，也一定是要么笼统模糊雾里看花，要么巧妙伪装移花接木——而这种现象，同样让人担忧。

　　湖北省纪委在调查中说，对当地以巡视组名义报销其他费用的“错误行为”，已责成当地调查处理。我们期待着那70万元的账本能晒个底朝天，真正“分清责任”，更期待公务接待能从潜规则中突围出来。

食品安全监管如何“道高一丈”

张 洋

　　变“不作为”为“有作为”，进而实现科学作为，在监管者与违法者的“动态对抗”中实现并保持“优势对抗”，才能真正保障食品安全

　　近日，公安部统一指挥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历时4个月，成功破获了一起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特大案件，查获扣押地沟油炼制的食用油100余吨。

　　尽管地沟油产业“传说”已久，但当公安机关摧毁其地下产业链时，还是令人震惊：跨省收购作业、产量达每天数十吨、销往粮油市场……在庆幸于一条非法产业链被斩断的同时，人们依然充满焦虑。

　　应该说，公安机关声势浩大的侦查行动对迅速查清问题、保障食品安全起到很大作用，也让海内外看到了中国整治食品安全的努力和决心。但是，在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之后，地沟油制售食用油走向产业化、规模化之势，让人不禁深思。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食品安全法》也已经在原则上明确了卫生监督、食品安全、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等多个部门的职能，形成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统一协调的监管格局，这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食品安全屏障作用。

　　但同时也不可否认，由于食品安全管理难度大、成本高，甚至掺杂有部门和私人利益的考虑，各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逐渐由“谁都管”变成了“谁都难管”。同时，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某些职能部门的惯用手法就是，将各自的管理权限画地为牢，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食品安全的这种多头管理格局导致相关部门权责不分，进而引发的监管的不力也给不法商贩提供了“黑色产业”的膨胀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设计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有“责任心”和“主动性”。可以说，公安部依法打击地沟油案件，就体现了这种“作为精神”，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也极大地震慑了食品安全犯罪。也因为此，我们有理由责问：在地沟油制售从小作坊到大工厂“升级”时，当不法商贩已经非法从事地沟油制售多年时，平日严守“生产环节监管”、“流通环节监管”等种种界限的职能部门又在何处？

　　行政监管如果无措或缺失，食品安全的承诺即是一句空话。地沟油案件的发生，再度敲响食品安全警钟，加强食品监管的控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而言，不仅仅是要改变以往的“不作为”，还要在“有作为”的基础上实现科学作为，在监管者与违法者的“动态对抗”中实现并保持“优势对抗”，就算“魔高一尺”，也要“道高一丈”。

拿什么封堵邵阳沉船的“黑洞”

李泓冰

　　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再那么脆弱，要从堵住每一个习见的“疏忽”开始

　　这个中秋，有很多人在电视新闻播出之际，手中握着的那块甜香月饼，竟是迟迟送不到口中。

　　国际新闻中，反复播出的是美国“9·11”事件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镜头，近3000个生命瞬间非正常死亡，让亲友和世界同悲戚；国内新闻里让人悲戚的，则是湖南十多名乘客的非正常死亡——中秋小长假的前一天，湖南邵阳塘田市镇一艘满载初中生的渡船，一头栽倒在夫夷江冰冷的水中。从此，十多条生命再也看不到中秋的满月，其中有不少是花朵一般的女生。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当灾难来临之时，我们会本能地将孩子护佑在怀中。可是，这条限载只有14人的渡船，据说超载严重到搭乘了50个渡客，大部分是嬉笑着回家的初二学生，全然不知成人世界中一条又一条的“疏忽”，如黑洞般把他们抽离父母的怀抱，吸向可怕的深渊。

　　“疏忽”一：习见的挖砂船把一条温和的小河挖得面目狰狞，其钢丝绳绊住了渡船螺旋桨，直接导致渡船侧翻。挖砂船的作业，并非始于今日，小河此前也发生过船翻人亡的惨剧，据说，三四年前当地就曾公告禁止采砂，为什么禁令却成一纸空文？监管到底怎么了？

　　“疏忽”二：校方与渡船有约定渡送学生回家，校方出资，让学生免费搭船，但却疏忽了，船主为了赚钱不惜数倍超载。即使那一天老师负责任地把学生们护送上渡船才转身离去，但对超载的危险，为什么就没能负责任地排除呢？

　　“疏忽”三：据称，超载在当地是习见的事，习见，意味着无人监管。那些地方安监部门、交通部门、教育部门，平素都在做什么？

　　“疏忽”四：这一次枉死的孩子多为女生，据说当地习俗是女孩不能下水。经此灾变，不知这习俗能否有所改变？毕竟，在面对生命之不能承受的安全“黑洞”前，多一点自救的能力，便多一些生命的希望。

　　“疏忽”五：据报道，遇难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的监护。于是，对于在渡船问题上争取权益、节假日接送孩子以确保安全等方面，颇力不从心。

　　……

　　只要有一个“疏忽”被堵住，惨剧也许就可以避免，可怕的是，这种种“疏忽”太习以为常了，不仅仅是在邵阳，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许多河流、许多乡镇，它都可能如一个大的邪恶的黑洞，等待着吞噬鲜活的生命。

　　邵阳，塘田市镇，夫夷江，向荣村地段……这些平素极其陌生的地名，以这样一种悲哀的呈现，让我们牢记。经常，我们的眼球会猛然撞上类似的陌生地名，却是因为矿难、车祸、桥倒屋塌，因为生命的非正常死亡……那些逝者，在用生命中最后一个惊叹号，让我们惕惧不安。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家韦塞尔说过：决不能忘掉那些死者的命运。如果我们真忘掉了，就是使他们再一次地死亡，我们自己就对他们的死亡变得毫无价值而负有责任。

　　不管是“9·11”的逝者，还是邵阳的逝者，都在提醒着生者的责任——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再那么脆弱，要从堵住每一个习见的“疏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