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新乡凤凰山森林公园门票价格:冯玉祥、阎锡山、陈济棠、李烈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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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民国军阀、著名民主人士
阎锡山-----掌权山西38年、晋绥军创建者和统帅、民国名将
陈济棠----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粤系军阀代表
李烈钧----江西都督、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孙中山的参谋总长
冯玉祥
冯玉祥（1882.11.6—1948.9.1），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民国军阀、著名民主人士；身高
冯玉祥少时家贫，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投淮军当兵。1902年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
1914年7月冯玉祥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1917年4月被免去第16混成旅旅长职。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16混成旅旅长。1918年2月奉命率部南下攻打护法军，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被免职留任。6月率部攻占湖南常德后，被撤销免职处分，11月任湘西镇守使。1921年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旋署陕西督军。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事。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
1925年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冯玉祥赴察哈尔张家口(今属河北)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在此期间，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1926年1月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8月中旬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
1927年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此后,曾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反共。1928年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10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因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发生利害冲突，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的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内蒙古)。8月在蒋派重兵威逼下辞职，隐居泰山。1935年4月被授为陆军一级上将。12月以蒋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6年后，冯玉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受蒋排挤离职，仍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从1947年起,在美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以20年亲身经历,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对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作了深刻揭露。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自美国回国乘“胜利”轮途经黑海在向敖德萨港（今属乌克兰） 行进途中，因轮船失火，于
1949年9月，在冯玉祥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北平隆重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了挽联，周恩来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冯玉祥为实现民主的新中国所做的努力。
1953年，根据冯玉祥生前的愿望，将他的遗骨安葬在泰山。安葬仪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题写了挽联，郭沫若题墓壁“
1984年，泰安市人民政府在普照寺举办“
后世评价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所部从一个混成旅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严格训练部队，尤重近战、夜战训练和恶劣气象条件下的艰苦耐劳锻炼。编著《军人精神书》、《战阵一补》等书作为教材，并经常给士兵讲课示范。在作战指挥上强调知己知彼,速战速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借助夜暗和恶劣气候，运用侧后突袭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人称“布衣将军”。
周恩来总理在悼念冯玉祥将军时称：“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
西北军番号沿革资料
北洋政府时期
１．左翼备补军前营 北京，1913．４
２．京卫军左翼１团 北京，1913．９
３．京卫军左翼１旅 渑池，1914．５
４．中央陆军７师１４旅 潼关，1914．６
５．中央陆军第１６混成旅（成军伊始） 西安，1914．９
６．中央陆军１１师（督陕时期） 西安，1921．７
７．中央陆军第１１师，７混成旅，８混成旅，２５混成旅（陆军检阅使时期）北京，1922．11
８．国民军第１军（北京政变后） 北京，1924．10
９．西北军（西北边防督办时期，非正式军号．习惯称呼至今） 张垣，1925．１
国民政府时期
10.国民联军第一军(五原誓师后) 五原,1926.9.17
11.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伐时期) 西安,1927.5.1
12.护党救国军第二集团军(双十反蒋) 潼关,1929.10
13.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鹿代总司令时期) 潼关,1930.1
14.中华民国军第二集团军(中原大战时期) 潼关,1930.4
冯玉祥墓
冯玉祥不幸离世之后，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址，葬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西麓。横跨西溪石峡两岸的大众桥是爱国将领冯玉祥于1935年所建。
冯玉祥墓在大众桥东首，1952年破土动工，
冯玉祥墓在泰山西溪口东侧，前临深涧，背依科学山，松柏苍郁，旁山临涧，肃穆庄严。墓为泰山花岗石砌成，墓壁上正方横镌郭沫若手笔“
冯玉祥墓碣1953年碣刻冯玉祥诗《我》，嵌入墓壁。碣高
我 冯玉祥
平民生 平民活
不讲美 不求阔
只求为民 只求为国
奋斗不已 守诚守拙
此志不移 誓死抗倭
尽心尽力 我写我说
咬紧牙关 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 一点不错
冯玉祥轶事
重视植树
冯玉祥将军驻徐州时，非常注重植树造林，曾做诗一首：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倒戈将军
冯玉祥一生倒戈三次，有“倒戈将军”之称！
第一次“倒戈”参与滦州起义，主要目的是反对清王朝。20世纪初，清政府对外出卖主权，对内搜刮人民，劳动人民不甘压榨，多次举兵反抗。在1910年春，当时冯玉祥在清朝北洋军任第八十三标三营管带，他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与王金铭(第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等人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在士兵中秘密宣传反清革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王金铭等积极密谋响应，决定加紧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滦州武装起义，并与天津革命组织“共和会”会长白毓昆等人密切合作，共商举义事宜。
第二次“倒戈”发动北京政变，主要目的是反对直系军阀统治。
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具有进步思想的冯玉祥将军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均出动了海、空军参战，战争的规模是近代军阀混战史上空前的。冯玉祥将军时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他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率部倒戈，星夜回师北京，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事。此时的孙中山已是重病缠身，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不幸的是孙中山于
第三次“倒戈”发动反蒋战争，主要目的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北伐革命胜利后，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为了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局面，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加剧了与国民党内部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1930年5月冯玉祥将军率部倒戈，与晋绥军阎锡山部队联合共同发动反蒋战争，史称中原大战，这场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蒋军虽攻占河南归德(今商丘)等地﹐但总的形势不利，蒋军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第二阶段反蒋各派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七人为委员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但由于其内部各派各怀鬼胎，尤其是阎锡山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反蒋军的主力——冯玉祥的西北军很多将领的不满，在蒋军的反攻下，战局每况愈下﹐8月阎军放弃济南，冯玉祥的“八月攻势”也遭到失败。蒋军在两湖﹑津浦﹑陇海﹑平汉各战场取得全面胜利。第三阶段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
基督将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其部将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等人打起反清旗号，参与了“滦州起义”，可惜被人出卖，功败垂成。事后，冯玉祥被革职递解保定，不久后却辗转来到北京。到北京后，得到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的营救和提拔，作了京卫军营长。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冯玉祥对基督教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去美以美会的亚斯立堂（即崇文门堂）参加礼拜，并和该堂主任牧师刘芳结为好友，与其畅谈信仰之道。此时，冯玉祥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深刻了许多。他说：“耶稣是个大革命家。他讲贫穷的人得福音，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他还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此言中明显地包含着以宗教救国的思想。
1917年圣诞节，刘芳牧师在亚斯立堂主持隆重的洗礼，共有94人接受洗礼，冯玉祥将军也在其中。自此，冯玉祥正式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冯玉祥正式归主后，便严格按圣经的要求做人，无论治军，还是生活，都活出了基督徒应有的品格，也尽上了基督徒应尽的本分。
冯玉祥倡导“以教治军”，用基督教的教导来管理官兵。提倡节俭，反对奢华，要求官兵洁身自好。冯玉祥与士兵一样，穿灰布军装，睡稻草地铺，每餐仅一菜一汤，数十年如一日。在冯军中严禁吃喝嫖赌，严禁穿着绸缎，甚至严禁吸食香烟，冯玉祥自己也从来不用烟酒待人。为了使官兵对基督教信仰有更多了解，冯玉祥经常邀请教会的牧师到军中传讲福音，教导官兵以基督教信仰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为愿意归主的官兵施洗。同时，冯玉祥也为军中聘请了随军牧师，以更好地传扬福音并牧养军中的信徒。在冯玉祥的这种努力下，部下不少官兵归信了基督。单1924年一次聚会中，就有官兵5000人接受了洗礼。冯军中信仰基督教的官兵，最为著名的是张之江将军，张之江曾经极力反对基督教，但在冯玉祥的影响下，最终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他曾于1925年花去30000银圆，印刷了10000册圣经，封面上烫有金字：“此乃天下之大经也”。此批圣经分发给部下阅读，也分送给一些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慕道友。
1919年冯玉祥被调任湘西镇守使，驻守常德。期间，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感恩大夫，罗氏时常给冯部下的官兵看病、讲道。后来，罗感恩在给冯玉祥的妻弟治疗精神病时，被其开枪打死，冯玉祥对此深感愧疚。为了补偿内心的亏欠，冯玉祥给远在美国的罗感恩之子寄去800块大洋作为学费。不料，罗子却将此款原封不动地返还。冯玉祥便用此款建造了一座可容纳500人的礼拜堂，定名“思罗堂”。此堂全部为木质结构，可以随时拆迁，随意挪动。此后，冯玉祥的军队迁在哪里，就把这座活动礼拜堂搬到那里。
1922年，任陕西督军后，冯玉祥依然对信仰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陕西教会的同工多有联系，其中关系最笃的是时任陕西圣公会会长的浦化人牧师。浦化人被国民党逮捕后，还是冯玉祥设法将其保救出狱。在陕西期间，冯玉祥计划在察哈尔省（今属河北省）的张家口兴建一个“福音村”，并已请人绘制了蓝图。村的中央是教堂，四围是住宅，还有学校和戏院。可惜后因战争爆发，使这一美好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1936年，南京基督教会在莫愁路举行新堂破土仪式，冯玉祥应邀参加了布道活动，还给教堂的奠基石题了词——“因为那立好了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冯玉祥的墨宝至今依然存留，常常吸引游人驻足欣赏。
冯玉祥与瓷器
冯玉祥常以瓷器来自示俭朴。据说他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等职时，请客吃饭，用的都是自备的粗瓷碗粗瓷碟。
冯玉祥的婚姻与子女
第一任妻子 刘德贞
第一子 冯洪国
第二子 冯洪志
第一女 冯弗能
第二女 冯弗伐
第三女 冯弗矜
第二任妻子 李德全
第三子 冯洪达
第四女 冯理达
第五女 冯颖达
第六女 冯晓达
冯玉祥将军有过两次婚姻。结发夫人刘德贞于1905年与冯玉祥结为伉俪，婚后夫妻相敬如宾。他们育有两男三女共5个孩子，长子冯洪国、次子冯洪志、长女冯弗能、次女冯弗伐、三女冯弗矜。1923年，刘德贞身染重疾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刘德贞与冯玉祥共同生活近20年，身为官太太，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平时与孩子们吃的都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出门从不坐轿，在家里照样缝缝补补。因此，人们都称她为“
冯玉祥将军中年丧妻，身边也带着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急需重新组织一个家庭。那时不少人家的姑娘都想嫁给这位率领千军万马，在沙场上冲杀的将军。一时间，上门替冯将军做媒的或亲自求婚的人几乎是络绎不绝。当冯将军问及这些姑娘们为什么要嫁给他时，她们的回答是：“因为你的官大，和你结婚就是
求亲中最令人注目者要算陆军元帅曹锟的千金。一天，曹锟派副将到冯将军寓所，向他表明了曹元帅愿将千金许配给将军，冯玉祥一听，就觉得倒胃口，碍于情面，又不好直接拒绝，只好婉言谢绝道：“元帅厚爱，我求之不得，只是需得千金过门之后，必须委屈她做到三条：一不许穿绫罗绸缎，只穿粗布衣裳；二纺纱织布；三要精心抚养前妻的三个孩子。”这三条一出，曹家千金自然也不会接受。
而冯玉祥将军与
1924年，
冯玉祥共有三子三女。大儿子冯洪国，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张自忠、吉鸿昌一道抗日；二儿子冯洪志与蒋经国是留苏同学，二人交谊很深，现为中籍科学家；小儿子冯洪达早年留苏后任北海舰队司令员；长女冯理达，著名病理学家；二女冯颖达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曾留学前苏联到列宁格勒医学院，1950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丈夫吴增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他们有两个孩子都留学到美国；三女冯晓达，1948年同父亲一起在黑海轮船上遇难。
全国解放后，
冯洪志（1917—）是国际著名的核子物理学家，同时又是材料力学、机械工业等方面的专家。1917年出生在北京，他是冯玉祥将军的原配夫人刘德贞所生。冯洪志在冯将军的10个孩子中排行第二。6岁时，母亲因患伤寒，医治无效，便离开了人世，其后，由继母李德全抚养成人。
1945年初的冯洪志赴美留学，先进入纽约物理工学院，获取硕士学位后进入加州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经过多年的奋斗，冯洪志终于成为全美高科技领域有影响的科学家。他亲自参加过美国许多大型核电站、核潜艇的重要设备的设计工作，为美国核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冯洪志还担任世界著名的泵业生产公司——沃尔辛顿公司的副总裁。
危险的“胜利”号—冯玉祥之死
这篇快讯引起了俄罗斯黑海舰队老兵奥克佳布里?巴尔－比留科夫的好奇。要知道，在1948年秋，冯玉祥身死“胜利号”，这一事件在西方轰动一时，欧美媒体纷纷报道，但苏联报纸对这一“不幸事件”却讳莫如深。
当时巴尔即将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他想方设法打探情况，但除得知已成立一个高级调查委员会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几个月后，巴尔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被授予了海军准尉军衔，并再度被派回黑海舰队。虽然他听说关于“胜利”号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但怎样进行的却几乎无人知晓。巴尔后来还打听到，调查在保密状态下持续了几个月，斯大林曾亲自过问进展情况。1949年初，苏联法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秘密审判。“胜利”号上的相关人员被判有罪，后来也没有得到减刑。
在1948年秋前往苏联，这对冯玉祥来说绝非偶然。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他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如果不是在归国途中遭遇不幸，他也许会在新中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作为未来新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意外辞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猜测。
由于极想解开冯将军身死之谜，巴尔经过多年锲而不舍地研究查证，寻找与当年事故有关的细节，试图揭示“胜利”号火灾的真相。
“胜利”号
二战结束后，苏军打捞起一些半沉的德国旧船，在德国造船厂进行了维修，然后将其充实到了苏联商业船队。在这些船只中，有一艘1928年造的班轮“伊贝利亚”号。该船满载排水量为14039吨，全长
经过改造，“胜利”号的载客量达到了600人。分布于四层甲板的客舱档次各不相同，既有宽敞明亮的高级包间，也有下层甲板狭窄拥挤的小舱。为向乘客提供配套服务，船上设有一个音乐沙龙、数个餐厅、几间宽敞的休息室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在船头和船尾还有六个货舱，可以存放乘客携带的物品和商业货物。这艘船的救生设备不错，约有十条大舢板和大量救生圈。但船上消防设施明显不足，轮机舱内的消防泵只能在局部使用，无力扑灭大火，或扑救船桥及别处的火灾。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船上的办公场所和走廊到处都摆满了灭火器。
1948年春，“胜利”号被划归黑海航运局，开始往返于傲德萨和纽约之间，沿途搭载从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回苏联的旅客和货物。“胜利”号船上乘务人员共计199人，船长帕霍洛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从小在海边长大。他的防火助理叫纳博金，接受过专门的防火培训。船上其他指挥人员也都经验丰富，完全能胜任本职工作。
归途
1948年6月至7月，“胜利”号迎来了航海学校的50名见习生。他们随船顺利穿越大洋之后，
在海上航行数天以后，船长接到了黑海航运局的电报，命“胜利”号顺路去埃及亚历山大港，接收从埃及遣返回国的亚美尼亚人，把他们送回格鲁吉亚海港巴统。
直到
大火
“胜利”号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苏联官方后来的说法是：
电影胶片平时存放在船中部的一个小库房内，它的旁边是一些新近设立的三等客舱。电影胶片一部分装在铁盒子里，另一些准备倒片的胶片则敞开放在桌上。除了许多部电影胶片外，这坐库房里还存放了大约两千张留声机唱片。在用手摇装置倒胶片的过程中，因机械部件摩擦而迸出火花，进而引起胶片起火。火星又引燃了旁边放着的胶片，火焰几秒钟就充满了整个库房。
见身上的衣服也被点燃，斯克利普尼科夫赶忙跳出库房，返身关上了库房的门，并一边高喊救火，一边向走廊另一头跑去。此刻，库房内炽热的气流冲倒房门，灼热的火焰吞食着走廊的地毯和胶合板舱壁。强烈的气流裹挟着火势，沿走廊到达了软梯旁。火焰顺着软梯进入上一层甲板的前厅，从那里进入两个垂直的楼梯竖井，并以极大的吸力迅速升至最上层的船桥。几分钟内，火焰包围了轮船的中部，包括领航室、驾驶室、电台室、船长和领航员休息舱。随后，火焰开始四处扩散，旋风般蚕食沿路的住所，冲击救生艇甲板，并逼近货舱和轮机舱。
值班报务员韦杰涅耶夫被火焰包围后，从无线电室的舷窗跳出，没能来得及发出求援信号。船长得知此情形后，命令以备用电台发出SOS信号，但可惜它已在领航室被烧毁了。过了一段时间，船首的船铃才向全船发出火灾警报。接到火警以后，在轮机长兹沃罗波的带领下，轮机班人员在机器旁用水龙顽强堵截火势。在火势刚起时，就有部分船员开始抢救乘客，一些救生艇和舢板被放入水中。大多数妇女和儿童被放入了五条舢板，并把船划到了安全距离，男乘客则在船上帮助灭火。
经过全力扑救，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船虽能独自航行，但损伤却十分惨重。在轮船中部的上层建筑和驾驶桥楼，所有木质壁板完全被烧毁，金属壁板和构架则已扭曲变形。散步甲板上的所有餐厅、沙龙和其他舱室皆被烧毁，其他各层甲板的客舱、沙龙、餐厅、船务场所也遭到损坏。船头货舱被火花点燃，幸好灭火及时，火势才没有继续扩大，但大部分旅客携带的物品已难以挽回。轮机舱不透水隔墙发挥了作用，顽强地把火焰挡在了舱外，才使船头和船尾得以幸免。
除去物质损失之外，火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在烈焰袭击客舱的最初几分钟倒下的。全船有40名乘客在火灾中丧生，两名乘务人员也被夺走性命：一位是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另一位是身着新潮尼龙服装的餐厅女服务员贡扬。在死难者中，有19名为妇女，15人为16岁以下的儿童。
人为？
在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还提出，火灾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调查人员推测，在亚历山大港口有大量乘客上船，一些破坏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其中，从而蓄意引发了火灾。这个假设的依据是，这批遣返回国人员上船后，在船上不同地方都发现了一种块状物体，像是某种矿石。它们在燃烧时可以放出蓝色火焰，并能达到很高的温度。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涅普里亚欣当时也在船上，他出于职业习惯拿了一块去琢磨，但他本人在火灾中丧生。也许是由于普里亚欣已死，调查机关并没有按人为破坏说继续追查下去。
司法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认定火灾的主因仍是电影胶片起火。因此，编外放映员科瓦连科、船长帕霍洛克、两名船长助理佩尔舒科夫和纳波金、电台台长韦杰涅耶夫、甚至岸上的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和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都被收监。调查前后持续了大约5个月，黑海航运局海事检察长、著名船长格里戈尔也被请到法庭作证。
在当时那个年代，世界电影业普遍使用的是硝化纤维素胶片，它除了柔软、可塑、图像清晰之外，还有一个要命的缺陷——易燃。因为化学成分与火药十分接近，当把这种胶片加热到40度时，它就会像火药一样猛烈燃烧。当时的老放映员时常开玩笑说，太阳光一照都能把它点燃。鉴于这种情况，当年制定了极其严格的防火规范。因而法庭指出，火灾的起因是船上指挥人员和编外放映员的人为过失，是其粗暴违反防火安全规范的恶果。
在不完全否认“胶片因摩擦起火”的判断的同时，法庭还得出另一推断：火灾跟死去的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有很大的关系。法庭经过调查后确认，在此次航程启航前，在明知船上只有一个可存放8部电影胶片的专门储藏室的情况下，船长帕霍洛克和消防助理纳博金竟无视安全隐患，一下子就接收了41部宽胶片电影，并将这些易燃的胶片放在了不具备防火条件的下层甲板客舱之间。斯克利普尼科夫是放映员科瓦连科叫来帮助倒片的，但这名水手对电影胶片的常识却一无所知。而身为船上的消防负责人，纳博金既没有让船员进行过消防演练，又对违反消防安全的现象不闻不问，许多船员竟然连灭火器都不会用。
因火灾让苏联政府极为被动，法庭对火灾直接责任人给予了重判：纳博金被判处监禁25年，船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科瓦连科为15年，政工助理佩尔舒科夫10年，报务员韦杰涅耶夫8年。岸上人员因属间接有罪，所以进行了从轻处罚：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被收监两年，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在原单位劳动改造一年，并扣除其间25%的薪水。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尽管船长提出了强烈抗议，全部船员还是被迫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美国人强行登上“胜利”号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此外，一对准备离开美国的苏联外交人士夫妇发生了争吵。女人叫喊着不愿回国，执拗地跳窗而逃，美国人马上把她救起，并严密保护了起来。而她的行李此时已装上了轮船，恰恰位于船中部起火的位置。最为蹊跷的是，在“胜利”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
未解之谜
当斯大林得知冯玉祥遇难的消息时，他正在黑海边休假。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毋庸置疑，您是正确的：在亚美尼亚移民中有美国的情报人员，是他们在搞破坏。”在随后的几封电报中，他又陆续汇报了所采取的措施，并说已下令特工机关深挖间谍的行踪，但巴尔并没有找到更多这方面的后续信息。
因战争造成大量减员，苏联战后急需劳动力，政府不仅临时废除了死刑，还号召侨居国外的人回国参加建设。1945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一条命令，让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重返故土。从1946到1948年，遣返苏联的亚美尼亚人超过了10万。但在“胜利”号发生火灾后，苏联部长会议于
遭受火灾的“胜利”号被修复后，仍旧行驶在黑海航运局各条国内外航线上。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仍被视为该局最好的海船之一。一直到1977年，“胜利”号的名字才被从船队的花名册中删去。
军歌见证冯玉祥的指挥艺术
军歌是凝聚军心、激发斗志的军旅共同语言。一支战斗部队唱一次军歌，就等于上一堂政治课；唱一次军歌，也等于磨砺了一次钢刀，激励了一番情怀。
冯玉祥将军深知军歌的作用。在那个烽火年代他写了很多的军歌。现在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这些军歌，从一个侧面来领略将军带兵打仗的风范。
自1912年始，冯玉祥带领的部队中，流传着许多首冯玉祥作词的歌曲，最主要的有3首——《射击军纪歌》、《战斗动作歌》、《利用地物歌》。冯玉祥要求官兵在出操、训练来回的路上，首先唱这3首歌，如果唱毕尚未到操场或营房，再唱其他歌。为什么冯玉祥会写这3首歌呢？
《射击军纪歌》(共5段词，附第一段)：射击军纪重要，皆须确实施行。虽在敌火之下，务要坚韧沉着。力求发扬枪火效力，时常注意利用地形，时常注意利用地形。
《战斗动作歌》(共5段词，附第一段)：战斗动作切要，目兵(士兵)均须牢记：一闻前进命令，奋勇不顾敌火。战友伤亡取其子弹，如无命令不得顾之。
《利用地物歌》(共2段词，附第一段)：战斗时，重射击，杀敌为第一。选择地物遮蔽身体最忌是蚁聚。留神小排指挥地域，不可擅离。攻击之时切莫占据难超之地，碍邻兵发枪击，要注意。
冯玉祥很重视军民关系。他为搞好军民关系，1922年编了一首《爱百姓歌》。他在谈到为何编这首歌时写道：“我在国民军时候，新兵入伍，首先教他们一首《爱百姓歌》，使他们一当兵就知道军民是怎样的关系，那他们以后再不敢欺压良民。而这样国民军也能得到民众的爱护。我想这个歌是有大作用的。”他讲到一次由常德开拔到津市，在大雨滂沱中，兵分5路。“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后来遇见常德各界绅商，谈到那次我们开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平常的行军演习，口口声声地夸奖。在那时的军队中是难有的。我觉得国家养军队，责任就在保护人民。不惊扰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么可夸的？”
《爱百姓歌》(共2段词，附第一段)：军人须知爱惜百姓，我之粮饷民所供。食民之膏衣民之脂，遇有祸患我们保。平内乱，御敌扰，不使百姓受苦恼。纪律严，名誉好，军民一体国之宝。
冯玉祥·名人幽默
冯玉祥生平读书十分用功。他当士兵时，一有空就读书，有时竟彻夜不眠。晚上读书，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就找来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头伸进去，借微弱的灯光看书。冯玉祥担任旅长时，驻军湖南常德，规定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祥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冯玉祥对不遵守时间的人深恶痛绝。1927年，因为汪精卫不守会议时间，开会经常缺席、迟到，冯玉祥一怒之下，编成一副对联送给了他：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当年冯玉祥有个军事顾问叫乌斯马诺夫。他特别喜欢打听西北军的事情，还常常缠着冯玉祥问这问那。开始问一些西北军的一般情况，渐渐涉及行政的人事安排。这天乌斯马诺夫又向冯玉祥问一些事，冯玉祥不悦地说：“
抗战时期，冯玉祥居住在重庆市郊的歌乐山，当地多为高级军政长官的住宅，普通老百姓不敢担任保长，冯玉祥遂自荐当了保长。他热心服务，颇得居民好评。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借桌椅用具，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冯玉祥身穿蓝粗布裤褂，头上缠一块白布，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他见连长发火，便弯腰深深一鞠躬，道：“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时驻防，将就一点就是了。”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冯玉祥微笑回答：“不敢，我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说：“你还干过什么？”冯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司令。”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候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
蒙难黑海 揭秘传奇将军冯玉祥离奇之死
危险的“胜利”号——冯玉祥之死
这篇快讯引起了俄罗斯黑海舰队老兵奥克佳布里?巴尔－比留科夫的好奇。要知道，在1948年秋，冯玉祥身死“胜利号”，这一事件在西方轰动一时，欧美媒体纷纷报道，但苏联报纸对这一“不幸事件”却讳莫如深。
当时巴尔即将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他想方设法打探情况，但除得知已成立一个高级调查委员会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几个月后，巴尔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被授予了海军准尉军衔，并再度被派回黑海舰队。虽然他听说关于“胜利”号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但怎样进行的却几乎无人知晓。巴尔后来还打听到，调查在保密状态下持续了几个月，斯大林曾亲自过问进展情况。1949年初，苏联法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秘密审判。“胜利”号上的相关人员被判有罪，后来也没有得到减刑。
在1948年秋前往苏联，这对冯玉祥来说绝非偶然。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他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如果不是在归国途中遭遇不幸，他也许会在新中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作为未来新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意外辞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猜测。
由于极想解开冯将军身死之谜，巴尔经过多年锲而不舍地研究查证，寻找与当年事故有关的细节，试图揭示“胜利”号火灾的真相。
“胜利”号
二战结束后，苏军打捞起一些半沉的德国旧船，在德国造船厂进行了维修，然后将其充实到了苏联商业船队。在这些船只中，有一艘1928年造的班轮“伊贝利亚”号。该船满载排水量为14039吨，全长
经过改造，“胜利”号的载客量达到了600人。分布于四层甲板的客舱档次各不相同，既有宽敞明亮的高级包间，也有下层甲板狭窄拥挤的小舱。为向乘客提供配套服务，船上设有一个音乐沙龙、数个餐厅、几间宽敞的休息室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在船头和船尾还有六个货舱，可以存放乘客携带的物品和商业货物。这艘船的救生设备不错，约有十条大舢板和大量救生圈。但船上消防设施明显不足，轮机舱内的消防泵只能在局部使用，无力扑灭大火，或扑救船桥及别处的火灾。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船上的办公场所和走廊到处都摆满了灭火器。
1948年春，“胜利”号被划归黑海航运局，开始往返于傲德萨和纽约之间，沿途搭载从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回苏联的旅客和货物。“胜利”号船上乘务人员共计199人，船长帕霍洛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从小在海边长大。他的防火助理叫纳博金，接受过专门的防火培训。船上其他指挥人员也都经验丰富，完全能胜任本职工作。
归途
1948年6月至7月，“胜利”号迎来了航海学校的50名见习生。他们随船顺利穿越大洋之后，
在海上航行数天以后，船长接到了黑海航运局的电报，命“胜利”号顺路去埃及亚历山大港，接收从埃及遣返回国的亚美尼亚人，把他们送回格鲁吉亚海港巴统。
直到
大火
“胜利”号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苏联官方后来的说法是：
电影胶片平时存放在船中部的一个小库房内，它的旁边是一些新近设立的三等客舱。电影胶片一部分装在铁盒子里，另一些准备倒片的胶片则敞开放在桌上。除了许多部电影胶片外，这坐库房里还存放了大约两千张留声机唱片。在用手摇装置倒胶片的过程中，因机械部件摩擦而迸出火花，进而引起胶片起火。火星又引燃了旁边放着的胶片，火焰几秒钟就充满了整个库房。
见身上的衣服也被点燃，斯克利普尼科夫赶忙跳出库房，返身关上了库房的门，并一边高喊救火，一边向走廊另一头跑去。此刻，库房内炽热的气流冲倒房门，灼热的火焰吞食着走廊的地毯和胶合板舱壁。强烈的气流裹挟着火势，沿走廊到达了软梯旁。火焰顺着软梯进入上一层甲板的前厅，从那里进入两个垂直的楼梯竖井，并以极大的吸力迅速升至最上层的船桥。几分钟内，火焰包围了轮船的中部，包括领航室、驾驶室、电台室、船长和领航员休息舱。随后，火焰开始四处扩散，旋风般蚕食沿路的住所，冲击救生艇甲板，并逼近货舱和轮机舱。
值班报务员韦杰涅耶夫被火焰包围后，从无线电室的舷窗跳出，没能来得及发出求援信号。船长得知此情形后，命令以备用电台发出SOS信号，但可惜它已在领航室被烧毁了。过了一段时间，船首的船铃才向全船发出火灾警报。接到火警以后，在轮机长兹沃罗波的带领下，轮机班人员在机器旁用水龙顽强堵截火势。在火势刚起时，就有部分船员开始抢救乘客，一些救生艇和舢板被放入水中。大多数妇女和儿童被放入了五条舢板，并把船划到了安全距离，男乘客则在船上帮助灭火。
经过全力扑救，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船虽能独自航行，但损伤却十分惨重。在轮船中部的上层建筑和驾驶桥楼，所有木质壁板完全被烧毁，金属壁板和构架则已扭曲变形。散步甲板上的所有餐厅、沙龙和其他舱室皆被烧毁，其他各层甲板的客舱、沙龙、餐厅、船务场所也遭到损坏。船头货舱被火花点燃，幸好灭火及时，火势才没有继续扩大，但大部分旅客携带的物品已难以挽回。轮机舱不透水隔墙发挥了作用，顽强地把火焰挡在了舱外，才使船头和船尾得以幸免。
除去物质损失之外，火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在烈焰袭击客舱的最初几分钟倒下的。全船有40名乘客在火灾中丧生，两名乘务人员也被夺走性命：一位是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另一位是身着新潮尼龙服装的餐厅女服务员贡扬。在死难者中，有19名为妇女，15人为16岁以下的儿童。
人为？
在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还提出，火灾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调查人员推测，在亚历山大港口有大量乘客上船，一些破坏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其中，从而蓄意引发了火灾。这个假设的依据是，这批遣返回国人员上船后，在船上不同地方都发现了一种块状物体，像是某种矿石。它们在燃烧时可以放出蓝色火焰，并能达到很高的温度。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涅普里亚欣当时也在船上，他出于职业习惯拿了一块去琢磨，但他本人在火灾中丧生。也许是由于普里亚欣已死，调查机关并没有按人为破坏说继续追查下去。
司法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认定火灾的主因仍是电影胶片起火。因此，编外放映员科瓦连科、船长帕霍洛克、两名船长助理佩尔舒科夫和纳波金、电台台长韦杰涅耶夫、甚至岸上的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和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都被收监。调查前后持续了大约5个月，黑海航运局海事检察长、著名船长格里戈尔也被请到法庭作证。
在当时那个年代，世界电影业普遍使用的是硝化纤维素胶片，它除了柔软、可塑、图像清晰之外，还有一个要命的缺陷——易燃。因为化学成分与火药十分接近，当把这种胶片加热到40度时，它就会像火药一样猛烈燃烧。当时的老放映员时常开玩笑说，太阳光一照都能把它点燃。鉴于这种情况，当年制定了极其严格的防火规范。因而法庭指出，火灾的起因是船上指挥人员和编外放映员的人为过失，是其粗暴违反防火安全规范的恶果。
在不完全否认“胶片因摩擦起火”的判断的同时，法庭还得出另一推断：火灾跟死去的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有很大的关系。法庭经过调查后确认，在此次航程启航前，在明知船上只有一个可存放8部电影胶片的专门储藏室的情况下，船长帕霍洛克和消防助理纳博金竟无视安全隐患，一下子就接收了41部宽胶片电影，并将这些易燃的胶片放在了不具备防火条件的下层甲板客舱之间。斯克利普尼科夫是放映员科瓦连科叫来帮助倒片的，但这名水手对电影胶片的常识却一无所知。而身为船上的消防负责人，纳博金既没有让船员进行过消防演练，又对违反消防安全的现象不闻不问，许多船员竟然连灭火器都不会用。
因火灾让苏联政府极为被动，法庭对火灾直接责任人给予了重判：纳博金被判处监禁25年，船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科瓦连科为15年，政工助理佩尔舒科夫10年，报务员韦杰涅耶夫8年。岸上人员因属间接有罪，所以进行了从轻处罚：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被收监两年，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在原单位劳动改造一年，并扣除其间25%的薪水。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尽管船长提出了强烈抗议，全部船员还是被迫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美国人强行登上“胜利”号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此外，一对准备离开美国的苏联外交人士夫妇发生了争吵。女人叫喊着不愿回国，执拗地跳窗而逃，美国人马上把她救起，并严密保护了起来。而她的行李此时已装上了轮船，恰恰位于船中部起火的位置。最为蹊跷的是，在“胜利”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
未解之谜
当斯大林得知冯玉祥遇难的消息时，他正在黑海边休假。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毋庸置疑，您是正确的：在亚美尼亚移民中有美国的情报人员，是他们在搞破坏。”在随后的几封电报中，他又陆续汇报了所采取的措施，并说已下令特工机关深挖间谍的行踪，但巴尔并没有找到更多这方面的后续信息。
因战争造成大量减员，苏联战后急需劳动力，政府不仅临时废除了死刑，还号召侨居国外的人回国参加建设。1945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一条命令，让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重返故土。从1946到1948年，遣返苏联的亚美尼亚人超过了10万。但在“胜利”号发生火灾后，苏联部长会议于
遭受火灾的“胜利”号被修复后，仍旧行驶在黑海航运局各条国内外航线上。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它仍被视为该局最好的海船之一。一直到1977年，“胜利”号的名字才被从船队的花名册中删去。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点评冯玉祥
常德是湘西重镇，日本垂涎三尺，派有军舰停泊沅江。日舰士兵经常闯进常德城内，行凶抢劫，无人阻挡。有次，几名日本兵摇摇摆摆进城，拒绝冯军守城士兵检查，并动手打检查士兵，中国士兵用刺刀与之搏斗，打伤3名日军士兵。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军舰长找到冯玉祥，要求把行凶的中国士兵监禁起来。冯玉祥质问高桥新二根据什么？那个日舰长掏出一本《日本海陆军刑法》说，根据这个。冯玉祥一听，眼睛瞪得溜圆，猛的抬起脚，脱下一只鞋，又站起身来，高桥新二忙问：干什么？冯玉祥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士兵的刑，这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要用鞋底打他10个嘴巴，教训教训他。日舰长的脸霎时变得焦黄，慌忙把那个小册子收起来，语气温和地问冯玉祥，照你说怎么办？冯玉祥说：“我有我们的军法。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匪徒。我们的士兵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匪徒，我要大大地奖赏他们。”
高桥新二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交涉去了。此时的高桥，七窍冒火，拉起日军舰长往外走……他们认输了。
冯玉祥收复多伦
“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湘西常德。学生们涌向街头，痛陈国耻。号召中国人不买日货，群情激愤，捣毁了几家日本洋行。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并向冯提出赔偿损失，惩办凶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无理要求。冯拒绝了这些要求，并说学生们的行动是出于义愤的爱国行动，是由于他们经营方法失当，引起群众不满意造成的。日本商人一再要求赔偿损失，冯说：损失费一个钱也不能赔，但可以派兵保护你们。经日本人同意，在每家日本洋行前，设两个岗哨，有中国人到他们店买东西，岗哨要盘问并搜身，戒备森严。结果使那些日本洋行门前冷冷清清，谁也不去买东西。高桥新二代表日本洋行找冯请求撤除商店门前岗哨，说这样没有人去买东西，损失更大。冯表示不能撤，撤了，若再出事，负不了责任。真要撤，必须写个字据，声明以后出了事，由日方自己负责。一场大风波这样安然了结。
冯玉祥收复多伦
攻克多伦后，冯玉祥决心“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
冯玉祥为了不使察哈尔省落于蒋介石、汪精卫之手，引起旧部对他的不满，多次电请宋哲元回省主政。
谁要是投降 ×他祖宗
“
“哪个
“何应钦，何部长。”
是他?
“告诉他，我不在！”
“可他，他，他已经进院了。”警卫看了看
看来，不见是不行了。
在蒋介石身边的那伙人里，何应钦是最让
院子里响起了皮鞋声，全副戎装的何应钦犹豫地迈着步，走了进来。
“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我来看看您。”何应钦赶忙欠了欠身子。
“真是笑话！”听着这话，
你何应钦能有这个心?这不是当面扯谎吗?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
“听到了，听到了。”
“对我的讲话，军政部长有什么见教吗?”
“要不是你的什么广播讲话，我怎么会登你的门!”他愤愤地瞪了
“
“
“
何应钦越说越兴奋，脑门上渗出了汗珠儿。他偷偷看了不动声色的
“
何应钦眼巴巴地望着
一直沉默不语的
何应钦总算得到了“可心”的回答！
劳而不苦 苦中有乐
冯玉祥治军时注重严格训练，造就将才，加强纪律，教官兵救国爱民，厉行俭朴，与士兵共甘苦，赏罚严明。
早在练军时，有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使冯玉祥深深感到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的重要性。
有一次，冯玉祥所在部队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保定城南外的处天主教堂。队伍离教堂还有两里，教堂里冲着他们放了两枪，结果几百号人马炸窝似地溃散了，一退就是二十里。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有十几个士兵用刀将一个华贵少妇的手臂砍下来，抢走了两副赤金手镯。为了这金手镯，士兵们互相争夺残杀，加上后来各处奉命盘查，枪决嫌疑犯，前后有千余人丧命。军人没有纪律约束便会成为虎狼之辈，“治军须严”的思想牢牢扎在冯玉祥脑中。
冯玉祥的练兵和治军是从兵员质量抓起的。他曾经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曾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曾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的招兵取录标准是：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他派下级军官口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人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的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并影响这些军官的职位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都很认真严格，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
冯玉祥练兵很讲方法。比如在恶劣气候下修筑工事是很苦的事，但冯玉祥却能把它组织成特别训练，使官兵“劳而不苦，苦中有乐”。严冬三九季节，地上结着很厚的冰，冻土层达三四尺，象铁块一样坚硬，冯玉祥命令各营团官兵半夜集合出发，拉到野外在凛冽的寒风中分单位进行挖沟筑垒比赛。天亮后进行评比检查，对工事修筑质量高、速度快的连营团给予奖励。由于训练是竞赛性的，所以大家情绪高昂，都非常兴奋，很苦的事也就不觉得苦了。冯玉祥认为这种训练意义很大：第一，可以使部队养成耐寒冷困苦的习惯和不怕艰辛险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个人主义的优胜观念，激励并加强团体活动的精神和纪律。而在训练比赛中获得修筑战场工事的实际知识和经验只是收获的一个方面。
与士兵同甘共寝
冯玉祥认为：“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他在袁世凯的新军任副国时，他的正目是个为人尖刻的家伙，经常虐待士兵。有一次两个兵得了伤寒病，正目不但不抚慰，反倒恶声恶气地乱骂。冯玉祥一气之下，将其按倒在地，狠揍了几十拳。此后两个月，冯玉祥亲自给两个士兵端屎端屎，照应料理到他们病愈为止。
冯玉祥对下级士兵都很熟，不但能叫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在军中，冯玉祥经常与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倾听下级官兵的声音；有时，他会悄悄在晚上混入兵营宿舍，与士兵挤在一起睡，亲身感受士兵冷暖。因此士兵感到他平易亲切。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他手下的残疾、阵亡官兵和军人眷属也受着多方优待。为了搞好官兵关系，冯玉祥特意在军中立了“八不扩戒条：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对新兵不许打；初次犯过者不许打；有病者不许打；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哀愁落泪时不许打。
他还规定了“连排长有为自己的士兵代写家书的义务”。另外，为了杜绝上司敛财、下级行贿和低层官兵忍痛送礼、出份子的风气，保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经济利益，冯玉祥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冯玉祥关心士兵，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是从军队的特他来考虑的。他说：“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
只求为民 只求为国
“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这首诗是
在搞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上，冯玉祥同样是从军队的特性来考虑的。他说：“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老百姓更重要的事了。”冯玉祥对部队约束很紧，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1921年冯军人陕作战，有个叫杨治清的连长跳墙诱奸民女被老百姓告发，查明情况后，他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并当场枪毙了这个连长。后来，冯军中又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这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冯军官兵与老百姓接触、买东西、办公事都能做到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甚至在街道上有司人将脏水泼到士兵的身上，士兵也不计较。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过去，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冯军这种军风与当时的恶蛮横的军阀军队完全不同，很得民心。
抗战时期，
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借桌椅用具，因 不满意而横加指责。
冯玉祥身穿蓝粗布裤褂，头上缠一块白布，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他见连长发火，
便弯腰深深一鞠躬，道：“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 时驻防，将就一点就是了。”
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
冯玉祥微笑回答：“不敢，我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 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
“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 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说：“你还干过什么？” 冯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司令。”
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 委员长处分！” 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候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
冯保长的一张名片
1944年冬天，一股军队从歇台子村边经过。队伍一露面，村民们就慌了神儿，家家户户闩上了门。还是小心一点儿为妙啊！
但是，闩门也没能挡住祸灾。不大会儿，一位佩戴少校军衔的官长，挨门挨户吆喝上了。说是队伍要开往贵州前线，需要村里给准备粮食和草料，并且要当天备齐，不得误了军机。
让一个小村子预备一个团的给养，这不是要命吗！村民们没办法，选一位名叫李海泉的老人去向那位少校大人求情。
“不行，”少校把脸一板，样子十分严肃地说，“粮食和草料一斤一两也不能少。”
李海泉没办法了，只好使出了最后的招儿，“要不，这个事，您和我们保长商议商议吧?”
“保长?他住在哪儿?”
“就在那边，罗汉沟。”李海泉抬手向西北方向一指，“我们保长就住那儿。”
“去把他叫来！”少校气哼哼地说，“谁来了也得交东西。”
时间不长，保长迈着大步，走来了。见到保长的面，少校不由得一愣。这个保长的个子怎么这么高呀！比一般人高出足有一头半。只见他穿一身半旧的蓝色土布裤褂，腰间随便系条宽布带子，头戴鸭舌便帽，足登皂色布鞋，走起路来挺有精神，红润的脸膛上满是怒气。看他这身装束，不大象是本地人。不过，管他是什么人呢，要粮食和草料要紧。少校皱着眉头，不耐烦地问，
“你就是保长吗?”
“不错，”保长不慌不忙地点点头，上下打量打量少校，“我是保长，你有什么事?”
“什么事?”少校把眼一瞪，厉声说，“告诉你，我们是抗日的军队，现在要开到前线去，命令你们这个村子给准备一千斤大米，五百斤草料，限一天时间，必须办好！”
“这，”保长显得有些为难地说，“你们抗日上前线，是好事，要的粮食和草料又不算多，真应该答应你们。可是，我们村小，人口少，又很穷，拿不出这么多东西来，怎么办呢?”
“你还来问我怎么办?你是保长，我就找你要！这是军用的粮草，耽误军机大事，你要负责！”少校发怒了，削瘦的面孔涨得通红，眼珠子也瞪得溜圆。
哪里想到，保长一点儿也没被少校吓住，反而软中带硬地顶了过来：“军队吃的粮食，不是由国家供给吗?就是草料也发了马 乾，怎么还向村里要呢?”
少校被问得瞠目结舌，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气得脖筋蹦得老高，恨不得立刻把这个保长抓起来打一顿，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张口就骂：
“老子是抗日的，你不供给粮草，就是汉奸，老子要收拾你！”
校虽然嘴里骂得挺凶，可不敢动手。为啥?保长的个头那么大，要打他一个耳光，还得往上跳一跳；再说，看他那样子，要打他就得还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保长旁边那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也是一个个横眉立目。这里面的两个，还真就是冯先生的贴身警卫，少校要是动手，他俩决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仗当然不能轻易打。可少校怎么能服软呢?他拍了拍腰间的左轮手枪, 威胁地说：“你给不给?再跟我顶嘴，老子毙了你!”
冯保长轻轻哼了一声，还是不动声色地说：“村子太穷，我们实在交不起。”
“你……”少校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你存心和老子为难，老子要把你带走！”
村民们越集越多，在四面围成了一个圈子，看这场热闹怎样继续下去。
冯保长笑咪咪地看着大发雷霆的少校，慢声慢语地说；“你既然非要不可，这样吧，我给你一张名片，你去军政部军需署，找陈良署长想想办法。”
少校一听更火了，心想连我都没有名片，你一个小小保长在这里吹什么牛！这不是有意要拿**少校开心吗?
“军政部军需署会听你的，少费话，你跟我到团部走一趟！”
“嘿嘿，也许会听的，你拿去试试嘛！”冯先生脸上带着笑，慢慢腾腾地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名片，向那位满面杀气的少校递了过去。
少校不屑地哼了一声，上前抢过名片，动手就要撕。突然，他那急速动作的手指象是被电击了一下似的，抽搐一下，停住了。他揉揉眼睛，张大了嘴巴，对着名片上“冯玉祥”三个字发起愣来。
“怎么样……”
没等冯先生问下去，这位刚才还是不可一世的少校，忽地转过身子，惊慌失措地撒腿就跑，连帽子都差点儿掉在地上。
“这孩子，胆子太小。一张名片就吓得这样，怎么能打仗啊！”冯先生笑着摇了摇头。
为了新中国 我愿喝干大海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和平建国，**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对于**不惧风险、毅然飞渝的举动，冯玉祥非常佩服地说：“**到重庆，说明了他胸襟坦白，一片至诚。” 冯玉祥当时虽然身为国民政府的要人，但由于蒋介石对他与**接近这一点上相当不满意，所以，他本人不便亲往迎接，就派他的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九龙坡机场欢迎**。
**在重庆期间，同冯玉祥接触的机会多了，每次接触，他们都推心置腹，商谈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大计，冯玉祥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和**身上。
**刚到重庆，在渝的爱国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就在中苏文化协会为**一行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孙夫人宋庆龄、冯玉祥、著名学者郭沫若以及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满脸兴奋地走上台，首先发言说：“今天这个场合，正好实现了孙总理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和平建国的决心和信心。”出于对**安全的考虑，他接着说：“我们在这激动人心、欢欣鼓舞的时刻，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从中破坏!”冯玉祥一席发自肺腑的开场白，立刻引起了到会人员的共鸣。
**到重庆后，来访者一拨又一拨，还要参加会谈，其繁忙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但**还是在百忙之中同周恩来、王若飞专程登门拜访了冯玉祥，使冯玉祥很受感动。很快，冯玉祥便带着女儿颖达去**的临时住地——桂园回拜。但十分不巧，**临时有重要事情外出，但行前特地给冯玉祥留下了用他那潇洒遒劲的毛体书写的名片。冯玉祥回家后，在名片背后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卅日下午四时往治部长公馆”，贴在当天的日记上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这张名片现在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不胜酒力，但仍然兴奋地干了一杯，俩人相互注视，深情地笑了。过一会儿，冯玉祥见**脸上泛起了红晕，就又说：“今天你会喝得躺下的。”
**幽默中透出真诚：“为了新中国，我愿喝干大海!”
当晚，冯玉祥又陪**、周恩来、王若飞到吴铁城家赴宴。宴会由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三人做东，冯玉祥、甘乃光作陪。席间，大家开怀畅谈，回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形，不禁谈到了抗战胜利后对汉奸如何处置的问题。
“溥仪已经被苏联拿住了，将来送回来归谁审判?”**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说：“请冯先生审判。”冯玉祥笑着点头：“那好极了，这34年的文章就算定了。民六为他，民十三也是为他”（冯玉祥曾于1917年即民国六年率部讨伐复辟帝制的辫帅张勋，1924年，即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又率部进入北京，驱逐溥仪出宫）。
抗战的胜利、**的到来，使大家心情舒畅，无拘无束地谈笑着，把应该审判的大汉奸都一一列了出来。
冯玉祥一边举杯祝酒，一边说：“若真能这样办，也是一件痛快事。”
大家尽欢方散。众人送**上路后，冯玉祥一定要陪**一行回寓所。天黑路滑，汽车走出不远，**一行乘坐的那辆车即掉到遭边沟里卡住了。冯玉祥立即招呼随员、司机忙帮着去推，却怎么也推不出来。看着**等人着急的样子，冯玉祥笑道：“好了，既然推不上来，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不由分说，冯玉祥就把**等拉到自己的车上，一直送到桂园门口，才驱车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了。
冯玉祥宴请毛泽东
为了表示对**的友谊与热诚欢迎，冯将军决定为**接风洗尘，邀请来家便宴。他吩咐上寺康庄办事处的人员，写好请帖派人送往桂园**住所。并命自己在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厨师老张到办事处来亲自做菜。又对副官说：“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考虑到**是湖南人，临了又专门交待：“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第二天一大早，冯玉祥将军
说来好笑，在枪林弹雨之中都未曾皱一皱眉头的冯玉祥将军，竟然“怕酒”。在他家里，是从来闻不到一丝酒味儿的。他滴酒不沾，也不让家里人喝，更不给请来的宾客备酒，这已经成了一条规矩，在重庆军政各界，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原来，1896年冯玉祥正式入伍后，在肃县维持治安。一次当地士绅请他们喝酒，同伴们故意说他酒量大，专门劝他酒。实际上，冯玉祥在此之前没怎么喝过酒，但他是个直性人，不好推辞，又不知酒的分量，每次都是一口干。主人也以为其酒量大，于是拿出上等好酒与其痛钦。不久冯玉祥的神经就麻痹了，散席时，眼前一阵发黑，四肢软弱无力，不得不让同伴们扶送回营。第二天，冯玉祥浑身出水泡，小如黄豆，大似蚕豆，一连几天萎靡不振。自此以后，冯玉祥下决心戒酒，直到他身居高官，这一规矩仍没有破，每逢宴会必以水代酒。这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此一人。从这一点上也可以体现出冯玉祥坚毅不拔、刚直不阿的性格。
但这一回宴请客人，若是再按老规矩办，可就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原来，今天到康庄赴宴的，一位是**主席**先生，一位是**副主席
这个决心可真是难下哟，
“焕
不多时，将军又像考虑到什么问题似的，马上叫来手枪营营长葛效先，立即下达紧急指示：“我今天下午请客，你们站岗放哨要特别加强守卫，严密警戒，不得有半点疏忽！”营长连连答应：“是！是！” 接着，冯将军干脆将办事外的勤务人员也都换掉了，为客人端饭送茶、拿烟递酒的，全都是冯将军身边的高级参谋和副官司，都是冯将军的贴心人。因为上清寺康庄的毗邻就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所。这种异乎寻常的、精心的安排，既是对**和周总理的尊敬和热爱，更重要的是为了**的安全，可谓用心良苦。
下午4时，客人准时到了
“酒！有酒呀！这可是一大新闻。”张治中前脚刚迈进客厅的门槛，就停住脚步，欣喜地对**和周副主席说，“我跟焕公是同乡，又在一起相处多年，他家里摆酒，今天还是第一次……”
听罢张治中的介绍，**赶忙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被客人道破自己的心意，
“这，当然要客随主便喽！”周副主席一句风趣的话，激起一片笑声。
稍事寒暄，主客分别就座，
“
“不，不，”**笑着挡住了
酒过三巡，席间的气氛更加活跃起来。**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
频繁的碰杯，亲切的交谈，使宴席上热烈的气氛更加活跃。**介绍了延安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情况，深受主人的赞扬。**又说：“焕
置身民主 功在国家
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重庆，冯将军为**设宴洗尘，成为当时重庆报纸的头条重要新闻。虽然国民党右派及特务们对冯将军大肆攻击、造谣和毁谤，反而使冯将军更加坚定了信念和立场，在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美帝援蒋，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奔走呼吁！
冯玉祥的爱国行动越来越为蒋介石所不容，迫害也愈来愈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冯玉祥不得不离渝赴美。但是，这位身居异国的爱国人士在美国考察期间，仍然举行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并在报刊上撰写文章，宣传自己的主张。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 痛斥美国援蒋之不良行为。为了断绝美国的援蒋内战，冯玉祥在美国四处演说，揭露蒋介石统治之黑暗。在明尼苏达州，他在两个星期内就演讲了27次。其反蒋爱国之心，可想而知! 他用形象的语言激动地说：蒋介石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在中国屠杀了成千上
冯玉祥在美国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蒋宣布开除冯的国民党党籍，断绝了他的财政来源。但冯将军坚贞不屈，1948年7月应**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遇难。
冯玉祥的逝世，**等中央领导人都非常悲痛，纷纷致电冯玉祥家属，表示痛悼，并给予其高度的评价。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热情赞誉冯玉祥将军是“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冯玉祥上将小传
冯玉祥（1882.11.6～1948. 9.1 ），祖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长于保定。原名基善,字焕章。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行伍出身。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冯玉祥在滦州任第20镇第40协第80标第三营营长，举兵响应，并任义军参谋总长。后因兵败，被递解回保定。
1914年7月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
1915年，蔡锷据云南组织护**，出兵讨袁。冯玉祥虽在袁的新军中任职，非但拒与护**迎战，且与蔡锷暗中联络，后又参与组织了**，与护**联为一体，挫败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冯玉祥被免去旅长职务，贬为保定府第六巡防营统领。1917年六七月间，张勋率兵进紫禁城，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冯玉祥闻讯，即率领旧部，与其他部队一起，奋起讨伐，攻破北京，驱走了张勋。随后，冯仍任旅长职务。第二年，在武穴，冯玉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段祺瑞闻讯，令免冯职，冯拒不从命，
1921年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旋署陕西督军。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
1925年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赴察哈尔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在此期间，接受**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1926年1月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8月中旬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和中国**帮助下，
根据广州国民政府要求，在李大钊等**人建议下，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11月解西安之围。1927年4月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此后,曾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清党”**。1928年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10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因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发生利害冲突，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的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在中国**的帮助和推动下，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但是，由于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破坏，抗日同盟军孤军奋战，终于失败。冯因是国民党内主要的主战派，和蒋介石政见不合，在蒋派重兵威逼下辞职，隐居泰山。1935年4月被授为陆军一级上将。12月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冯玉祥由泰山赴南京，力主抗日，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受蒋排挤离职。抗日战争期间，冯辗转各地，巡视部队，呼吁抗战，并主持抗日募金运动，为战胜日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祸心显露，大搞独裁，大打内战。冯与蒋矛盾日深，难以弥合。为形势所迫，冯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1948年7月应**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于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身经两朝数代的著名历史人物，他出身贫寒，历经磨难，从幼年起萌发了仇恨地主老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思想。在辛亥革命大潮的推动下，冯玉祥参加领导了滦州起义、讨伐张勋复辟和反袁斗争。1924年发动了北京政变，赶溥仪出宫，其后五原誓师，举兵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在他失去兵权以后，仍坚持抗日立场，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呼吁全**民团结；日本投降以后，他又无情地揭露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以**为首的中国**人的真挚朋友。
阎锡山
掌权山西三十八载的阎锡山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伯川），号龙池， 汉族， 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参加同盟会，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一级上将。解放前夕去台湾，卸职后避居阳明山著述至去世。1939年12月至1943年4月任山西大学校长，其著述有：《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阎伯川言论集》等。
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奉行“中的哲学”的阎锡山(1883-1960)，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的人物。但是，“中”是手段，随着形势和利害关系的变化，阎锡山立场可以随时变换；阎锡山最终还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凯歌声中，结束了他在山西的统治。
夤缘时会出任都督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0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909年，26岁的阎锡山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当时陆军部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阎锡山在几个月之内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同盟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后，在太原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收走了子弹），未能发难。
堵塞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于11月 4三分法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恨之入骨，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
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
拥袁称帝保存实力
袁世凯的真面目，早为一部分革命党人所认识，吴禄贞就是其中之一。阎锡山在吴禄贞的劝说下，与吴共组燕晋联军，出兵石家庄，一时在北方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但当吴禄贞被刺后，阎的态度立即起了变化。
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面前，阎既慑于袁的威力，又对袁抱有幻想，遂同意同盟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谓，如果袁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由归绥地区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他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输诚；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目前自无舍北就南之理”。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同盟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即主管山西。
同盟会于1912年 8月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任为参议。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遂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11月 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员。所以，袁于1914年 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袁称帝后，于
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1916年 3月，当袁被迫撤销帝制后，阎犹通电要求滇黔
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他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韬光养晦保境安民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之马首是瞻。
1916年 7月，阎改任山西督军，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一面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为师，遂得于1917年 9月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之一身。他响应段祺瑞马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却站在段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以 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参加北伐雄踞华北
山西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阎锡山自觉羽毛丰满，便“站”在娘子关上窥测形势，伺机而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1925年12月，打退了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1926年 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
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筹划进行北伐。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1925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成立。阎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对北伐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北伐军于1926年 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看到这一形势，乃于
蒋介石下野未及半年，于1928年初复出后，以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为目标，看到雄踞山西的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势，乃竭力拉拢：1928年 2 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兴师问鼎兵败中原
1929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孤立冯玉祥和李宗仁。阎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的编遣方案。3 月15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代之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成了光杆司令，方知上当受骗，遂联冯以辞职并以相偕出洋相要挟。6 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竟然将冯软禁以自重。蒋阎双方函电往来，讨价还价。7 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以“此时对外对内不宜设此官”为由，拒绝就职，并于 8 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试探。
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暗中首肯。在唐发出通电后，阎见其未将已名列于首位，在赵戴文等人的劝阻下，出尔反尔，转而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蒋令讨唐军均归阎指挥，阎于
此后，蒋阎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战。阎将晋军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4个骑兵师和7个炮兵旅，共约20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冯指挥所部共同行动。
1930年
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是有利的。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
7 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部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主席。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
东山再起自强救国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他根据儒家的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这就是说，他研究和运用“中的哲学”，全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还摭取并曲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些词句，反对“金代值”，主张实行“物产证券”（产多少物发多少券，劳动者又以券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认为“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必经过的桥梁”。这个所谓“物劳学说”是无法实现，他也不打算实现的，但他却定为干部的奋斗目标，目的是用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与此同时，他密切注视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图谋东山再起。当他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机师，于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于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举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国主席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无奈，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曾经的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1931年12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阎为了取得舆论支持和蒋介石的谅解，后来向中央提出《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和《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则通过各种关系向蒋表示自己力不胜任，只有阎锡山可以收拾山西残局；不久，阎锡山又指示部下将在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释放。于是，蒋介石乃授意国民政府于1932年
阎锡山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他与蒋的矛盾并消除蒋对他的疑虑，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以表示不再穷兵黩武；对蒋介石的重大决策，表面上则完全拥护。1933年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2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同时，他认为不把群众组织起来会给共产党留下空子，须用组织来抵抗共产党的组织，于是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他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这样，他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了增强。
反共拥蒋联共抗日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1年，他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逐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1935年，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他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
1935年冬，日本侵略军炮制“华北事变’，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1936年2 月，红军渡河东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于 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构成威胁。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他怕引火烧身，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他才于 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他停止反共叫嚣，产生了联共的设想。拥蒋拒蒋，恐日抗日，反共联共，成了他制订各项政策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其中心是要玩联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
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
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他的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他支撑和扭转山西危局。在他的支持下，新军到1939年夏已发展为 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 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 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
动摇妥协联日图存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
1938年 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经吉县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 8月，他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三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还说“不能抬上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先生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论调，受到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坚决反对。12月初，阎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战，于1940年 2月派王若飞、肖劲光与阎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
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的哲学”研究他同三方面的关系。他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1941年 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 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在敌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
1945年
挑起内战“不倒”亦倒
阎锡山在得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即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 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 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
1946年 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阎锡山命令所部于
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他继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18岁至48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他在晋中抓丁 7万余人，为他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屠刀之下。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
随着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1948年 7月，太原已成为红海孤岛。阎锡山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 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是。3 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 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务40余人畏罪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被彻底摧毁。
负隅挣扎病逝台湾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谎言到处吹嘘，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称号，于
阎锡山的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
关于阎锡山之家属近支简介
阎锡山之祖父名青云生二号：长子名书堂字子明（乳名昌春），娶曲氏生子一阎锡山，阎锡山六岁时生母亡，由其外祖母抚养。继室陈秀卿，无出，逃台湾后病逝。次子名书典字慎五（乳名昌宏），娶妻先后三氏，生有四子：锡墉（按两支兄弟大排行，为阎锡山之二弟，妻曾宝萃，生二子。夫妻均逝）锡圻（字印封，逝于台湾。为阎锡山之三弟。妻续淑仙居美国，去年曾回国探亲，生有三女一子，子名志洪，获美图书馆学博士，数次回国讲学，均居美国。）锡闾（为阎锡山之四弟，逝于美国，妻徐耐梅居美，生一女）锡（字子武，为阎锡山之五弟，病逝于美国。妻张毓芬生二子：长名志政，现任纽约晋美电气公司总理，曾回国旅游一次。次子现在美上大学。）
阎书典（阎锡山之叔父乳名昌宏）生女五：长名慧梅少亡。次名慧贞（称二姑娘，适定襄县胡氏，生子一，在国内工作）三名慧静、四名慧芳（称三姑娘、四姑娘。慧静适定襄县薄以众氏，慧静逝世后，慧芳续配，生二女：一在美、一在天津。生一子神经不正常。）五名慧卿（乳名五鲜，即五姑娘，五妹子。初适河边村曲佩环，离婚后与梁延武结婚。）以上阎书典之子女们均较阎锡山年岁小，故均叫阎锡山为大哥云。
阎锡山之原配夫人徐竹青，五台县大逢村人。无出。逃台湾后，后于阎锡山逝世，终年88岁。如夫人徐兰森，大同人，1946年病逝太原，终年48岁。
生有五子：长名志恭少亡。次名志宽字子尚，年24岁病逝成都。妻赵秀金南郊赵家堡人，病逝美国。生子女各一：子名树楹十余岁夭亡。女名树榕，现任纽约柯达公司科长级职员。三名志信少亡。四名志敏字功甫，现年62岁，妻裴彬，太原市人，生一子名大有，现年30余岁，获美
阎锡山与五妹子
在民间传说和近年来反映山西历史的小说、影视作品中，只要涉及到阎锡山，无不大写特写“五妹子”或“五姑娘”阎慧卿，把她说成了参与军政大事，幕后操纵山西政局，阎锡山言听计从的铁腕人物。其实，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五妹子”毫无共同之处，不过是人们凭想象虚构而已。现将我们根据有关史料上查出的史实辑录于后。
阎慧卿，乳名五鲜，即为阎锡山料理生活的“五妹子”或“五姑娘”。（阎锡山叫她“五鲜子”）。生于1910年，比阎锡山小27岁。系阎锡山叔父阎书典第三个妻子曲氏所生。在阎书典五个女儿中排行第五。阎锡山担任都督后，在其家乡河边村办起育英女子学技时，她才在12岁时念了三、五年小学，后在太原人教会加辣女子学校学习，所以，她基本上是个家庭妇女。其第一个丈夫是河边村曲佩环（字仲玉，乳名隆光），日本留学生，曾任榆次晋华纺织厂经理，病逝后，“五妹子”又嫁给崞县（今定襄县）北社村的梁延式。梁系清华毕业后留学日本。
“五妹子”精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对阎锡山喜欢听的就多说，不喜欢听的则绝对不说，阎高兴时，便讲些笑料事，为阎开心，阎愁闷时，又讲些家乡的风土人情，为阎解闷。她对阎的生活起居安排得极为周到，衣服、被褥该洗该换，该多穿少穿，穿什么戴什么都安排得合乎阎意，阎锡山抗战时期在克难坡时精力很好，他常常边吃边想，思维活跃．有时不免食多伤身，引发病疼。为此，医护人员十分发愁。后来，专门派人监食，既不让多吃，又不让少吃。开始派一般侍从，常遭阎的谩骂。
“五妹子”阎慧卿，从抗战开始，曾先后担任过“战时儿室保育会山西分会”主任，“山西女子助产学技”校长，“太原慈惠医院”院长，国民党“国大”代表和同志会妇工会主任等职。对于这些工作，她一般不参与活动，必须参加时，均由秘书先拟出讲稿，她在会上宣读，实际上只是一些挂名职务。而且，她很少与人往来，绝非政治上参与主宰山西政局的活跃人物。不过，由于她在阎家的特珠地位，为他人讲些情面之类的事也是有的，如假阎之口，安排她的私人关系去“同记公司”工作。又如解放前夕，梁化之要杀害共产党员赵宗复（赵戴文之子）时，她连忙劝说：“老汉（指阎锡山）在（太原）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处理他？老先生（指赵戴文）就这么个苗苗，还能这么做？老先生怎样对待你来？”结果，杀害赵宗复的事便搁置下来。
年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入山西武备学堂，？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
宣统元年(1909年)从日本升任标统(相当于团长)。
辛亥革命后，率部起义，占领巡抚衙门，任山西都督，开始掌握山西大 权。以后便看风使舵，先投靠袁世凯，表示支持他当皇帝。袁死后又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
1916年 7月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1917年 9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他秉承段祺瑞的旨意，派兵赴湖南同护 法军作战，遭惨败。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年代，他朝秦暮楚，进行政治 投机，并乘机将部队扩充为 12个旅。
1927年 6月，在北伐战争取得很大胜利的形势下，他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随 即将军队扩编为 8个军。
7月，在山西进行“清党”，迫害共产党人。
1928年 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的作战。3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北平(今北京)分会代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势力范围扩展到河北、察哈尔、 绥远及北平、天津。
1929年又兼任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0 年，蒋介石借“编遣”之机，剪除异己。阎锡山同蒋介石发生尖锐的 利害冲突， 8月联合冯玉祥反蒋，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任主席。 9 月，张学良在沈阳通电拥护蒋介石，出兵进山海关。在蒋冯阎大战中， 冯、阎战败。阎锡山逃往由日军占领的大连。由于山西军政要人都是他培植的亲信，他仍可控制山西局面并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1931年 8月，乘日本飞机秘密回山西，隐居河边村，遥控太原。
“九一八” 事变后， 1932年 3月，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统治山西和绥远 两省。他采用保境自守的策略，着重搞好本省建设，充实力量。
1935年日军进窥绥东，他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
1936年 2月，红军东征，由陕北过黄河进入山西，阎军大败。蒋介石乘机派五个师 进入山西。红军撤回陕北后，蒋介石仍不撤走。随后，他面对日军步 步进逼，而蒋介石也想将他吞并的形势，初步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了“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937年 9月，日军侵入山西后，曾在代县组织所部积极对日军作战，并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但后来接受了 蒋介石的密令，开始制造反共摩擦。
1939年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后， 他于12月制造“晋西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和八路军。后来又暗中同日本侵略者联系，在抗日和降日之间进行投机。抗日战争胜利后， 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
1945年 9月派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侵犯上党解放区，三万余人被歼。随后，在解放军的打击下，他的部 队不断被歼，所占地区日益缩小，到1948年 7月，只剩下太原和大同 两座孤城，但仍继续顽抗。
1949年 3月，逃往南京。 6月在广州任国 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2月到台湾。
1960年 5月病故.
阎锡山-个人著作
阎锡山的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
山西易帜
1927年，阎锡山看北伐战争胜利大局已定，
晋绥军
晋绥军，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率领的地方武装部队，属于国民革命军，晋是山西，绥是绥远，阎锡山控制这两个地方，所以叫晋绥军。其干部多是山西人。其中又分为五台、定襄派系（阎锡山），崞县派系（徐永昌），晋南派系（傅作义）等三个小派系。
被遗忘的历史——晋绥军
现代史，由于受三百多年的晋商遗风的浸润，三晋民风变的些许的柔弱，但五千多年积淀下的厚重的军事文化，所形成的雄健的强悍的三晋民风，依然在三晋子弟的血液里一代又一代的奔流不息。南有傅作义，北有徐向前，这对军事强人，代表了三晋的一个时代，是三晋军事文化在那个时代的代言人。然而，那个时代，这对军事
之后，阎锡山在山西无不受北洋军阀强大的势力胁迫，并欲图夺取之。此时，阎锡山采取了“保境安民，惟力是视”方策。民国时期，对山西的国民教育，基层的政权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制定了宏伟计划，这些都是在孙中山访问山西的指导方针的落实。与此同时，阎锡山提出了“民德、民智、民财”的三大施政纲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阎锡山大抓了山西的各项建设，工业、农业、农田水利建设都有长足发展，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兵工生产，成绩更为突出。有了这些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样才有了抵挡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武装进攻和北伐的成功。奉系军阀张作霖，派20万大军攻打山西，费时8个月，山西依然固若金汤，张大帅只能撤兵而回；北伐时期，阎锡山及其领导下的晋绥军，虽不是主战场，情况却十分耐人寻味，这是因为晋绥军集团，牵制了对方太多的兵力和精锐；抗战时期，山西造的枪跑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抗敌的国共两军，有力地抵抗了日本鬼子的进攻。
“太原会战”后，阎锡山驻于临汾。
这么一个民国时期的“模范省”当家人；这么一个抗战时期的“模范战区”的最高代表；这么一个曾经和泰戈尔一起探讨哲学、诗词的大师级人物；这么一个为中华民族解放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至今还得不到国人的了解、理解和尊敬，更谈不上什么怀念。改革开放快要奔向三十年了，很多的媒体、网站对阎锡山有的只是挖苦和讽刺。一条窄轨铁路——同蒲铁路线的建设，还有人说三道是。阎锡山在建设同蒲铁路线的时候，当时全国有几根铁路？！南京中央政府口头说要给一些钱。画饼充饥的事情没猜错，铁路建设中建成后，都没见到中央的一分钱。阎锡山为建设这条窄轨铁路，费了吃奶的力气。钢轨购买，基本用的是废旧品，还是建了一段，不得不停下来。没钱啊！最后只能用军队轮流当建设工人，建成一段马上运营一段。算盘底下成长起来的阎锡山，建设同蒲线窄轨铁路，肯定自有他的想法，但聪明绝顶的阎锡山，难道不知道一条窄轨铁路，如何能挡住外来的入侵？！
现在来说说阎锡山的晋绥军事集团;
这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在近现代史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个集团的战斗力如何，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粗线条的阐述：
一、晋绥军事集团的编制和该集团的重要人物
晋绥军事集团，阎锡山是当然的领袖。他对这支部队的编制，很有个性和创造性。单独设立迫击炮团，手榴弹旅外加九个手榴弹营，仅此两项创，便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先河。这种编制在抵抗北洋军阀和日本鬼子的入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晋绥军的主要军事将领有商震、徐永昌、李服鹰、张荫悟、周玳、楚溪春、杨澄源、杨爱源、王靖国、傅作义、孙楚、李生达、陈长捷、郭宗汾等。这些人物大都出身保定系，这些人物也大都是阎锡山的“十三太保”，如李服鹰、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等。这些将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傅作义。这位被阎锡山由太原陆军小学保荐到北京清河陆军学校的15岁的青少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即回山西，由少尉排长连升至少校团副的他。在讨冯玉祥国民军的战斗中，由于守天镇指挥有方，一年之内，傅作义由上校团长升到中将师长。这在晋军、晋绥军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晋绥军的战斗力就是以傅作义的三十五师及其后来发展为三十五军为典型代表。后来，另起炉灶的傅作义，更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出尽风头。抗战时期的1940年，他指挥的五原会战，击毙日本水川中将、步兵联队长桥大佐、特务机关长原中佐和五原矿日本籍军事技术人员500人，击毙日军1100人，生俘日军大小指挥官50人；毙俘伪蒙军3000人。傅作义本人也继蒋介石之后第二个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而他手下的几乎清一色的晋绥籍将领，诸如鲁英麟、董其武、郭景云、杨维垣、孙兰峰、安春山、朱大纯、刘春方、卫景林等抗战名将，也得到提拔重用。晋绥军史上，杨澄源之三十四军的战斗力也非常出色。守原平的那个姜玉贞旅即196旅，即属于该军编制。其它诸如商震、徐永昌、周玳、楚溪春、王靖国、陈长捷等，在抗战时期，为民族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在近现代历史上，也算是了不起的人物。抗战时期，寺内寿一大将、坂垣师团、东条英支部，都曾遇到这些晋绥军将领率部进行的顽强抵抗，吃了晋绥军的不少苦头。一支地方部队能有这样的表现和成就，这在近现代史上，恐怕只有桂系可以与之一比；一支地方部队能出这么多的人才，这在近现代史上恐怕没有一支地方部队可以与之相比，包括桂系。
二、阎锡山及其领导下的晋绥军的战斗力是过硬的。这一点，从国共两军的对决中可以看出一二。（1）兑九峪战役东征是毛泽东、彭德怀亲自统帅下进行的，开始中央对解决阎锡山及其晋绥军是自信而满有把握的。这可从
徐向前领兵解决山西问题，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攻坚运城。对于城市攻坚战，徐向前可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早在卾豫皖时期，几个地主名团的堡寨都令他和红军十分头痛；说熟悉，是因为长征时期的广昭战役和包座战役，胜负先不说，红军是付出了较大代价的。说陌生，是因为这次面对的是晋南重镇运城，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攻坚战了。说陌生，是因为攻坚运城不仅要和老对手胡宗南的部队交手，还要和距他家不到五里路的邻村的他的老师阎锡山的部队交手。
吃肉与啃骨头的关系和利害，徐向前最有经验和体会。但他硬是横下一条心，两打运城，把运城拿了下来。继而一发不可收拾，攻坚临汾、决战晋中、解放太原，继而，场场战役是经典，场场战役美名传。临汾战役打出个“临汾旅”，成为共和国军史上最大的荣誉授予单位；晋中战役，以六万之众扣敌十万之师，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寡击众的著名战例；太原战役，也成为共和国军史上最难攻坚、费时最久、伤亡最大的“三最”城市攻坚战。
以上战役的胜利，毛主席是给予过很高的评价的。
临汾战役结束后，
“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的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晋中战役结束后，
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萧克、贺龙、李井泉、周士第诸同志及华北和晋绥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人财产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之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大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毛泽东评价“临汾战役”是“很有意义的大胜利”；对于毛泽东评价“晋中战役”是“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总也想不明白，有时甚至还想，有必要扣这么大的帽子吗！有时又想，给徐向前戴高帽，完全可以说点其它的吗，比如说他是如何用兵制胜，如何指挥有方等等。一定要说什么“很有意义的大胜利”和“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这样大的话吗。
随着本人视野的开阔和年龄的增长，这才深深体会到，在雄才大略的毛泽东面前，我们这些常人，总是跟不上他异常活跃的思维和超人的智慧。我想，毛泽东对“临汾战役”和“晋中战役”的高度评价，是基于《三个月总结》《十大军事原则》和老人家对阎锡山和徐向前的认识中作出的。
毛主席在起草这两份电报的时候，一定有万千感慨。这个徐向前不愧是张国焘的方面军总指挥。那个阎锡山在军阀里面混了那么长时间，长期不倒，靠的就是军事实力，他可不好惹。我和老彭是吃过亏的。和阎锡山为对手的在山西境内作战的部队，收效都不很理想。而你徐向前却这么干脆利索的把阎锡山的部队打的满地找牙。还消灭了1000多个日本鬼子。晋中战役打的真是非常好。那么少的人手，还多是地方部队，却敢于大纵深迂回和勇猛穿插。是大手笔，不简单！不应该把你放在后方呆这么长时间。可我不放心你！罗荣桓同志的病，比你的还重，可他是我的嫡系啊！委屈你了徐向前，趁此机会表扬表扬你，也算是个补偿。
沧海桑田，方显英雄本色，徐向前元帅永垂不朽！
中原大战前后晋绥军编制
中原大战前后的晋绥军编制
蒋介石为分化各派反蒋力量，拉拢阎锡山，于
(一)步兵
第一军 军长孙楚，辖孟祥吉、陶振武、马延守3个师；
第二军 军长杨效欧，辖周思城、徐岱毓、李乐滨3个师；
第三军 军长王靖国．辖田树梅、杜堃、田绣章3个师；
第四军 军长李生达，辖霍原璧、段树华、陈长捷3个师；
第五军 军长李服膺，辖朵珍、李俊功、贾学明3个师；
第六军 军长杨耀芳、辖方克猷、赵廷英、温玉如3个师；
第七军 军长关福安，辖郭宗汾、鲁英麟、刘添贵3个师；
第八军 军长张会诏，辖杜春沂、周原健、于镇河3个师；
第九军 军长冯鹏翥，辖楚溪春、高鸿文、黄光华3个师；
第十军 军长傅作义，辖苗玉田、叶启杰、白濡青3个师；
第一保安纵队 司令丰玉玺，辖李廷秀、王辅、刘召棠3个旅；
第二保安纵队 司令杨澄源，辖刘光斗、李嘉林、梁鉴堂3个旅；
第三保安纵队 司令周士廉，辖王弼、刘逢吉、马良3个旅；
第四保安纵队 司令秦绍观，辖刘濯清、樊赓灿、黄士桐3个旅。
上述4个保安纵队，中原大战开始后，均改为军的建制。
(二)骑兵
司令赵承绶，辖孙长胜、彭毓斌、吕汝骥、郭凤山4个骑兵师。
(三)炮兵
司令周玳，辖辜仁发、杨耀芳、温玉如、曾延毅、卢珖、周俊杰、冯鹏翥7个炮兵旅（各旅长在中原大战开始后稍有调整）。
7月下旬，蒋介石再次调整作战部署，决定调集主力于兖州以北发起会战，情势陡转。
10月，阎锡山中原大战失败，由天津逃住大连。张学良将晋军编为4个军，依东北军番号排列为：第四军，军长商震；第五军，军长徐永昌；第六军，军长杨爱源；第七军，军长傅作义。1931年6月晋军依中央军番号重新排列：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第三十三军，军长徐永昌；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后来又编了1个护路军，以孙楚为军长；1个骑兵队，以赵承绶为司令，1个炮兵队，以周玳为司令，另外还编了3个独立旅。
参与的主要战役：
忻口战斗又称忻口战役。发生于1937年10月11日－11月2日，地点则是在中国山西北部雁门关内的军事重镇，太原的北部屏障。该战役是抗日战争主要战斗之一，交战一方为守军之国民革命军，另一方则为日军。战斗起始时间为
平型关战役是太原会战（1937年9月11日至11月8日、民国26年）中的一场战役，由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所领导、历时一个月（从当年9月3日制定作战计划到
娘子关战役为太原会战系列战役之一，也是中日战争早期的大型战役之一。地点是在中国战略要点太行山娘子关，该关口位于山西与河北交界支处。起始时间为1937年10月6日。攻击部队为日军川岸文三郎率领的关东军第二十师团。正面守军为中国孙连仲第26路军与曾万钟率领的第3军。10月8日－10月22日，日军于关外被中华民国国军包围，10月23日日军第109师团前来解围，10月26日，日军攻陷娘子关。
娘子关战役晋绥军并没参加，该方向是中央派来的黄绍纮指挥，参战部队主要有孙连仲的26路军，冯钦哉的27路军，邓锡侯、孙震的川军，赵寿山的38军17师和军直教导团。晋绥军只是派了一个工兵团挖工事。
当时晋绥军主力用于北线的忻口和平型关、雁门关方向。长城防线失守后，阎锡山组织了忻口会战，主力是卫立煌的中央军和晋绥军以及17路军改编的38军一个师。
太原保卫战是太原会战的核心战役，也是太原会战的最后一场战役，为抗日战争早期的大型战役之一。地点是在中国山西太原。攻击部队为太原以北忻口方向过来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第5师团，太原以东娘子关方向过来的日军第20师团和第109师团。守军为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
起始时间为1937年11月4日。5日东路日军占领榆次，6日北路日军兵临太原城下，7日两路日军在日空军配合下，对太原发动总攻。8日夜攻城日军突破北面城垣，守城傅作义部最后突围。
陈济棠
陈济棠(1890.2.12-1954.11.3)，字伯南。广东防城（今广西防城港）人，1890年2月12日出生。粤系军阀代表，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华民国农林部部长。曾长时间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则颇多建设。有南天王之称。
1907年，陈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之后任粤军军官，从排长累升至团长。在护法战争及讨伐陈炯明战争中，陈追随孙中山先生，任粤军李济琛部第2旅旅长。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陈济棠任李济琛部下，国民革命军第4军11师师长兼任钦(州)廉(州)警备司令。。
1927年北伐期间，共产党在南昌武装兵变，叶挺、贺龙南下广东潮、梅一带。陈济棠率军阻截。1928年后任第4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广东编遣特派员，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曾率部镇压工农武装。1929年3月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蒋桂战争起，李济琛被蒋介石扣押在汤山，陈济棠支持蒋介石。之后，陈升任第4军军长兼广东绥靖委员，驻扎广州，然后再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
1930年通电反蒋。1931年，乘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通电反蒋并驱走广东省长陈铭枢。同年5月，汪精卫等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任第1集团军司令。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广州国民政府取消。之后数年，陈集广东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32年任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同年蒋介石为对付共产党，仍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兼任江西“剿共”南路总司令。1936年联合桂系，发动反蒋抗日的“六一事变”。失败后经香港赴欧洲。1937年9月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任农林部长。1946年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1949年，任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1950年4月逃往台湾，后任台湾“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
陈济棠主政期间（1929年-1936年），对广东发展颇有建树。先后兴建各类工厂，港口公路，大中小学等。广州百业繁荣，市政建设成绩显著，如海珠桥，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五山新校舍，爱群大厦等等，以及30多条马路，皆是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兴建。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香港的珠海书院亦为陈济棠战后于广州所建。
选择革命
陈济棠出生在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父亲名谦受又名金益，系清季秀才，在乡间设私塾，教书多年。大哥陈维周，早年在防城东兴做过星相业，笃信阴阳邪道，对陈济棠的影响极大。他6岁开始入私塾读书，8岁丧母。他性孝，待人接物总显出一片忠诚，故颇受人称颂。16岁时应乡试，榜列第3。因感于国家外侮频仍，清室行政腐败不堪，他无心再求仕进，蓄志从戎，曾先在县城习警政，后于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次年春，他由陆小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转入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
陈济棠在陆军小学时，成绩较差，特别是正步老操不好，每逢校阅，他都被留在室内搞卫生。陆小毕业时，他是最末一名。在毕业祝酒时，各同学都向名列榜首的梁安邦祝酒，说梁前途远大。梁喝得醉昏昏，听得乐滋滋，便忘乎所以地说："大家都有办法，除了陈伯南以外。"当时有位同学说："不要小看陈济棠，他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梁一听气愤地说："伯南如能出人头地，我给他捧靴。"说得陈济棠面红耳赤，默不作声。后来，陈济棠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梁为谋取职务，只得来找陈济棠说："伯南!伯南!我给你捧靴来了。"陈济棠说："老同学何必开玩笑，现有一个交通团团长缺，未知你肯屈就吗?"梁喜出望外，但一直当了八年交通团长未升迁过。
武装政变
1913年，陈济棠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在广东地方部队任排长，不久升任连长。1915年，他参加讨袁(世凯)倒龙(济光)战争。失败后，辗转到肇庆投护国军的林虎部。1917年，他奉命率部驻防阳江剿匪。乱平后，他率先以兵工作修桥建设，因而积功升任营长。1920年粤桂战争中，他脱离了林虎部。11月，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他应邀在该师任第四团(团长陈铭枢)第1营营长。1922年6月，陈炯明策动反对孙中山，并要挟广东所有部队参加他的反叛行动。团长陈铭枢因参与反对孙中山感到内心惭愧，不久离职去南京，第四团暂时由陈济棠统领，回驻肇庆。年底，孙中山联络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入粤讨伐陈炯明，陈济棠表示支持孙中山。此时，奉陈炯明之命去梧州指挥打滇桂军的叶举，路过肇庆，逼第1师将领饮鸡血酒发誓表明同心打滇桂军。在李济琛的布置下，陈济棠与邓演达、张发奎奋起兵变，配合滇桂军合力进攻，击败了陈炯明的叛军，重新占领了广州。
1923年1月，陈济棠升任第1师第2旅旅长，率部随师长李济琛移驻江门整训。4月，桂军沈鸿英部进攻广州，第1师奉命讨伐，溯西江追击。陈济棠指挥第2旅配合张发奎、邓演达部攻破肇庆城，并乘胜占领了西江。7月，两广革命势力在梧州会师，成立西江督办公署，李济琛任督办，陈济棠兼任督办公署参谋长。此后，他奉李济琛之命与徐景唐等曾3次率部入广西，协助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收拾桂局，解决了沈鸿英、陆荣廷的部队，统一了广西，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1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琛任军长，陈济棠升任第11师师长。该年秋冬间，陈率部参加第2次东征和南征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派系相争
北伐时，陈济棠率部驻防高、雷、钦、廉地区，兼任钦廉警备司令，从事南路的绥靖工作。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内心抵触，在他驻北海期间，压制工人、农民运动，排斥进步青年，又使其胞兄陈维周承办各项捐务，牟取暴利，引起各方不满。陈看到这种于己不利的形势，便与他的亲信师参谋长李扬敬、师政治部主任林翼中密商，决定出国考察，借以缓和气氛和博取进步的外衣。1926年冬，他便请准去苏联和一些欧洲国家进行考察。
陈济棠正在苏联考察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上海广州进行大屠杀，第11师也从钦、廉、高、雷地区调回广州，担任警备，配合清党行动。除得知这一消息，认为这是回国复职寻求发展的大好时机，便于6月间回国。他一到南京，就向蒋介石呈报反苏反共意见，又在"总理纪念周"上作反苏反共报告。他说："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赤色帝国主义者的苏俄，是我们最大最可恶的敌人。"宁汉分裂后，他回到广州，一面以他的心腹李扬敬、林翼中、林时清等向各方疏通，一面请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古应芬向李济琛进言，给他复任第11师师长职务。
陈济棠复职后，利用广东正在扩编军队的机会，把与他有矛盾的副师长邓世增调离第11师，改任余汉谋为副师长，并把所属各团、营长换了一些亲信人物。他在各种场合，极力宣传要继承邓铿师长和孙总理的遗志，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国。同时，他又做了些改善官兵生活的事情，巩固他在第11师的地位。
这年9月，"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陈济棠与徐景唐、薛岳等师驰赴潮汕，阻击叶挺、贺龙率领的起义军。陈部属千五百元购买青翠玉石送往南京，供刻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印章。
陈济棠刚刚掌握广东军权，在蒋桂战争中失利败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便倾全桂之兵，向广东进攻，于5月上旬占领了西江各县。拥李济琛的粤军第5军军长徐景唐也举兵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深感"广东存亡，在此一战"，遂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动员全部粤军同桂军决战。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以一部兵力(蔡廷锴旅)牵制徐景唐部，集中主力于花县的赤坭、白坭地带向桂军进行全力反攻，将李、白部战败，并乘胜追至广西边境，以香翰屏旅会同蒋介石的第4路军分途入桂。打败李、白部后，即增兵粤东，反攻东江的徐景唐部。当徐部向赣南退却时，陈令蔡廷锴、香翰屏统率10团兵力衔尾追击，于
陈济棠对桂系作战的胜利，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趁机将广东部队整编为五个师，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蔡廷锴，蒋光鼐分任第59、62、63、60、61师师长。是年12月初，张发奎在湖北宜昌反蒋战败后，退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骇，张发奎联合反蒋，在南宁成立了"护党救国军"。为夺占广东为反蒋基地，张发奎率第3路军(4个师的编制)，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担任左翼攻击，李宗仁率第8路军循西江经肇庆，攻粤汉路正面的军田，并分兵一部攻佛山。陈济棠一面以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分路阻击，一面急电请蒋介石发兵支援。不久，蒋派第6路军朱绍良的3个师入粤助战。陈济棠待援军来到，即展开全线反攻。在争夺两龙墟的激战中，陈部以主力于正面，配属空军支援，连续挫败张发奎部多次冲锋，并以蔡廷锴师从张部左翼迂回包围，予张部以重创。此时，张部旅长黄镇球、团长欧震、李汉炯均已负伤，营连干部伤亡过半，部队损失三分之二，被迫后撤。张部的溃败，李宗仁的第8路军翼侧受到威胁，遂全线后撤，拟固守梧州。陈济棠当即督部长驱直追，并以海军抢先占领了梧州，李、张军主力只好后退到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顿。陈济棠见李、张军主力已集中，未敢深入桂境，就在梧州设总指挥部，军队就地休整，以待时机。
1930年3月，陈济棠坐镇梧州，指挥粤军继续向广西腹地进攻。命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经梧州藤县进占三和墟，向北流的黄绍蛇的十五军发起攻击，于工6日将黄部和赶来支援的张发奎部第四、第十二军击败。此次历时两昼夜的恶战，双方伤亡重大。张部营，连、排长伤亡殆尽；陈部损失亦大，继占领大河(浔江)下游和玉林五属一带后，不敢再进，与桂军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1930年5月，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李宗仁、白崇禧、黄绍浓和张发奎，为策应冯玉祥、阎锡山作战，乃放弃广西，挥军入湘。陈济棠获悉桂军入湘后，即命余汉谋师至贵县接替蔡廷锴师防务，将蒋光鼐、李杨敬、蔡廷锴师调至韶关—带，集中待命。
陈济棠见张桂军回师攻衡阳，当即命令蒋光鼐，将三师兵力集中于衡阳附近、湘江东岸东阳渡一带，赶筑阵地，坚城固守，以待援军。同时，命令后续部队于九峰、乐昌、韶关间，择要扼守，捍卫粤北。24日，张桂军展开对衡阳的围攻战。陈部顽强扼守，战至27日，连续挫败张桂军的多次冲击，使其屯兵于坚壁之于，久攻不克，反而遗尸遍野。28日，何键的第四路军李抱冰师赶到衡阳接防，陈即命蒋、蔡、李三师反守为攻，一举将张桂军驱至七、八、九圹一带。30日，双方集中兵力，激战于七圹地区。陈部三个师又一旅的兵力，采取正面攻击，翼侧迂回的战术，于
陈济棠部正在追击向广西退却的张桂军时，蒋介石已命云南的龙三兵分两路，进攻广西的南宁和柳州。东北的张学良入关袒蒋，冯、阎败征已见。陈济棠鉴于这一局势的变化，担心广西的张桂军一旦被解决，广东将受到滇军的威胁；更害怕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会回过头来吃掉自己。所以，他此时想联合桂系，取得对蒋的威胁作用，以保持自己在广东的地位。自此，他对张桂军作战采取消极态度，只派第二纵队司令余汉谋，率三个师做虚张声势的追击，以应付蒋介石，并对自己的一些亲信说："蒋介石用金钱官职收买对方的部下，使之倒戈相向，互相仇视，进行火并最后是兔死狗烹，蒋则坐收渔利。"7月上旬，当余部进到宾阳后，他又令其停止追击，派信使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联系，表示修好，并让李、白部队从上林和宾阳之间进到五圹，集中兵力向南宁城外龙云部猛攻。龙云要求陈济棠派兵支援，陈部按兵不动。龙云怕两广军队联合起来对付滇军，于是立即率部退回云南。
同年夏季，蒋介石为加速消灭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要求陈济棠抽调粤军继续北上作战。陈济棠趁机命陈铭枢的旧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北上组成十九路军，开赴山东、河南同冯、阎两部作战。陈济棠和陈铭枢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1929年夏初，当李、白军进占西江，陈济棠在北江下游设防抗拒的紧张阶段，陈铭枢为了搞垮陈济棠，得以兼摄广东军政，便捏造余汉谋(时为陈济棠的得力旅长)反蒋事实，说余暗中与徐景唐勾结反蒋，并驱逐两陈(陈济棠、陈铭枢)，连电向蒋告密，要求将余扣留。陈济棠初时信以为真，接蒋电后，便将余调回广州扣留。后来，陈济棠发现这是陈铭枢耍的阴谋，才把余汉谋释放，重返前线打败了李、白军。从这一事件起，陈济棠对陈铭枢常存怨恨，伺机报复。这次把蒋、蔡两师调走，就全部削去了陈铭枢在粤的势力，使广东军成为他清一色的嫡系部队。但陈铭枢也不示弱，立即大肆招兵买马，从德国、捷克购进大批新式武器，增编了广东省政府直属的保安队四个团，以填补他在粤的实力真空。从此两陈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同年冬，陈济棠也以内张，桂军作战，任务繁重，兵力不足为借口，经请准蒋介石，增编了两个直属独立旅、三个直属独立团、三个师属教导团、六个旅属特务营。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要求他裁减军队，削减军费，蒋支持的省主席陈铭枢又同他明争暗斗，更引起他的不满。
1931年2月，蒋介石以中原大战的余威，宣布准备
为了壮大反蒋力量，陈济棠派林翼中、香翰屏为和谈代表，迅速与李宗仁、白崇禧达成妥协，将驻广西的粤军撤回广东的肇庆、韶关，使多年的粤、桂之战，顿时峰回路转，化干戈为玉帛，组成了两广联合反蒋阵线。同时，他以巨款接济古应芳，去联合国民党内各派反蒋势力。
此时，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李宗仁的新桂系、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都陆续涌到了广州。27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另组一个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陈济棠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接着，粤桂军向湘赣进兵。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准备在湘、赣一线进行堵截，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宁、粤双方在广大人民群众"内息争端，外抗强敌，雪耻救国，收复失地"的呼声和压力下，才不得不以"共赴国难"的名义，互派代表到上海议和，达成了蒋介石下野，广州结束非常会议的协议。非常会议撤销后，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但两广仍维持半独立局面。此时，古应芬病死，胡汉民只主持西南政务，陈济棠实际上已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南天王"。
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巩固其地位，防止蒋介石报复，他把"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加强对广东的控制，作为当务之急。他将余汉谋，香翰屏、李杨敬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独立旅五个、独立团八个和炮兵团、战车营等，使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为使广东海、空军将领反对蒋介石，他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分出来，独成体系，直属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任命陈策组织海军司令部，接管各舰艇队、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组建一团陆战队，驻守琼崖；任命张惠长成立空军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空军学校、一团地勤部队和飞机场等。这样海、空军将领都皆大欢喜。1932年4月下旬，他又以节省军费为名，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司令部和张惠长的空军司令部，以武力接收，并以他的亲信张之英和黄光锐分任海、空军司令，独揽了广东海空军大权。接着他购买了四艘鱼雷快艇装备海军；将空军扩充为四个飞行大队，各种飞机一百三十余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飞机场十多个，大大加强了海空军的战力。
他在扩编部队的同时，还扩充了军事学校，把培养军事干部做为发展军事势力的基本问题。他说："军队之基础，建筑在下级干部。如各个班、排长自身都不振作，那这种军队就不能用，不能替党国效力。"早在他任第四军军长时，就设有军官教导队，到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时，他把教导队扩充为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此后，他又将军官学校改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燕圹军校)。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学生，在复试时要经过他兄陈维周亲自逐个看相，认为有福气而无反骨的才加以录取，编入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施行定期教育训练，毕业后分派到各部队任下级军官。他将部队行伍出身的尉级军官分期分批调进该校补充班受训六个月，提高其组织指挥和学术水平。在该校还设有军事深造班，将各军机关和部队的校级军官，分批调训。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自成一个军事系统，保持本集团的部队不至被其他军事派系所渗入而起分化。他亲自规定选拔军事干部的五个条件：第一要立志，要有做非常的事业之志。能刻苦耐劳，努力奋斗，眼光远大。第二要锻炼身体，具有金刚不坏之身。规定干部每天早晚都要到野外出操，锻炼身体。第三要明白主义，为"三民主义"而战，"顺逆攸分，为胜败攸分"。第四要有团体生活的意识。在本团体内要亲爱精诚，同患难，共生死。意识统一，行为统一，保持团体的生存。第五要有牺性精神。要能损弃个人的私利私见，把个人的自由牺牲，把个人的知识技能献给团体。第六要得到人民的同情。要具有不要钱、不怕死、爱人民、爱国家、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的军人的人格。陈济棠还亲自担任军事政治学校的"心理改造"课讲授。他提倡道德修养，要注意八大要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公正、守法"。能力方面的训练要注意三大要点："求知识，习技能、重力行。"
为满足扩军的需要，陈济棠亲自抓全民军训。他在"对各机关军训公务员的训词"中强调说："举国人民都要能够服兵役，不能单靠少数的军队单独负起卫国的责任。如果单靠少数的常备军队以卫国家，那就是很危险的。""侨居我国的外国人，无论其为商人或教授等等，一接到国家命令，便即回去，担负军事责任，而他们何以能够随时为国家服军役呢?当然是由于平时受过军事训练的缘故。反观我国，平素没有这种训练，因此当着国家有事时候，只管举国沸腾，怎么热烈，但因没有军事的常识与技能，毕竟不克担负战争责任。"他规定广东各级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中学生普及军事训练，举办全民训练骨干队，训练期满后，分配到全省各高级中学，担任军训领导骨干，实行军事管理。他还与省主席林云陔分别担任正副主任，领导全民军训。
治理广东
1931年秋，陈济棠着手整理行政基层组织，改革民政机构。他在广东省府各机关长官僚属欢宴会上，提出要"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强调"西南情形特殊，地处国防前线，毗连香港澳门，还有众多的华侨，南京方面的决策和所颁布的法令未尽适合实际，应该有所损益。"他批评全国政象：无论何省，未尽根据总理所定政策而行，遂至散漫无序、步骤紊乱，缺乏一个具体计划，负责政治者缺乏革命之一贯精神；中国之荐人，乃替找生活，觅碗饭，故各机关中之公务人员，缺乏为国民义务之责任心；因循陋习，不以创作为目的。他认为挽救危亡，建树新的广东，随军事进展之后，应为政治建设。第一步要勤慎服务，先得人民之同情，第二步须开诚布公，期与人民通力合作。不久，他受意林翼中(民政厅长)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三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将三罗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
他认为"为政在人"，"政治的优劣，在乎官吏的良否"。规定甄别、考试、训练、奖惩诸项，审核全省机关现行公务人员，分别去留。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热中利禄的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五百余人)。毕业前，以三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在燕圹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他主张"军民分治"，"然军事、政治当局则应通力合作"。把广东省划分为五个绥靖区，分兵驻守。每区设立一绥靖公署，以当地驻军高级将领一人任委员。令各县、市设警卫队。他说："现在的民团，这乡与那乡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时候，又发现牵牛捉猪担谷抢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纪律。像这样的民团——不能统一的民团，哪里可以把地方保护得好呢?所以现在就得赶速把它编为警卫队。在同一编制之下，受统一之指挥，达到统一地方人民武装的目的。"到1935年2月，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八千八百多个中队，二千七百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约一百零六万八千余人，增强了对广东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特别是他藉以为荣的，是肃清了徐闻山的积年匪帮二百余人，维护了社会秩序。
1932年夏，他着手整理面临破产的财政。他认为。"财政为凡百事业所取资，更为政治建设的命脉。过去政治之病态以财政无根本解决之方案为百病之泉源。""本省财政，窘枯已达极点"，"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痛苦，务求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提出整理财政一要开源节流，二要廊清积弊，并拟具惩治贪官污吏条例。当他发现财政厅长冯祝万以筹款应急为名，将好些税捐项目压低定额，批给奸商承办后，即将其免职，改任比较公正的区芳浦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区上任后，秉承陈的意旨，随即进行整顿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严追欠征税款。同时整理各项税捐，开征洋米、洋糖入口等新税，保护农业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冯任时期的状况，财政收入从每月五百万元，逐次增至每月，大百万元。自此，陈在扩军情况下，也不再积欠军费而可按月清发了。
同年9月，陈济棠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上，提出并经决议通过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他说："三年施政计划的唯一目的，是要建成三民主义的新广东。其中一切计划，都是根据总理的建国在纲而制定的。一方面，依照训政时期的需要，积极地训练人民，使有相当的政治知识能力，藉以促进地方自治，以期人民能够行使日权；在另一方面，注重民生建设，以期满足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以政府力量，为人民造产，并以适当的方法，使国民经济均匀发展。"三年施政计划的主要内容包含：史治、财政、乡村建设、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具体项目，三年经济建设的范围也很广，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矿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等轻重工业以及公路、铁路、航运等。
在办工业中，他认为要投资少、利润多、收利快，才是及时解决军事费用的切实办法。因而，他采纳了岭南大学
陈济堂在治理广东时，对办教育具有浓厚兴趣。1932年10月，他在广东省第三次教育会议上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一国之内，如不尊重学者，试问学术从何进步?文化从柯增高?""国将从何而立?"在三年施政计划中，规定教育方面实行"训育主义化"(三民主义)和"教育职业化，学生劳动化"二原则。他认为："现代求学者仍未脱科举时代之恶劣心理，以服务于军政机关为唯一之出路，其危险实不忍言......基于此目的，牛上学校须增设职业课程，并增设职业学校。大学之文法、政、经等科之扩充，应适可而止，并悉力扩充农、矿、工、商等。乡村学校尤须实行农场化。"他确定乡村教育实施厉行强迫国民教育，扩充平民学校及成年男女补习学校，实行学校农场化和设立图书馆，城市教育为职业化，学生劳动化。严格训练人民，使社会纪律化，并奖励专门技术之研究及发明。他提倡民办中、小学校，在施政计划施行的三年中，全省小学增加了四百余所，学生人数增加十四万余人，中学增加六十四所，学生人数增加一万六千余人；又筹集巨款，收罗人才，兴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筹办了勃勤大学的工学院，师范学院和商业学院，后又在西村大稻山开办了一所相当于大学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在职业教育方面，有由教育厅直接举办的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他不仅主张教育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培养民族精神，同时，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生读经时间，将《孝经》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必修课。设立学海书院，请民社
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对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1980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陈的儿子——
对共围剿
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因他不是蒋的嫡系，时时怕被蒋搞掉，所以，他一面利用国民党内反蒋的元老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政治屏障；一面又暗中与蒋勾结，接受蒋的贿赂，并几次派兵"剿共"，为蒋效劳，以保持他"南天王"的地位。1932年3月，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蒋介石)。初时，陈犹豫重重，迟疑不决，一怕派兵入赣必被红军纠缠，难于摆脱，二怕蒋介石乘粤军在赣南与红军作战之际，突然由湖南进兵袭取广东。后来，防守赣州的蒋军马昆旅长频频来电告急，蒋介石又催他履行上海的议和决定，火速出兵，陈才派范德星旅由南雄出大庾、南康，去解救赣州蒋军之危。但范旅到达新城时，遭红军伏击，损失了两个营。陈为顾全面子和保卫粤北，遂派余汉谋指挥六个师又一个旅担任福建、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但陈对余部交待，同共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要加强县城或镇的防御工事，以固守为主，非有必要不能派大部队出击"扫荡"。不久，陈又派黄任寰的独立一师进驻闽西，参加蒋介石对江西、福建红军的"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构筑碉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粤桂方面，请一致行动。陈济棠怕失掉广东地盘，表示"不忍苟同"。不久，他派兵入闽，配合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把十九路军最后编成的黄春和旅缴了械，杀害了政治部主任徐名鸿。
"围剿"红军中，陈部鉴于蒋介石"中央军"迭遭歼灭的教训，和红军行动迅速，难于摸清情况，乃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及"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的策略，规定其部队每天行程不超过四十华里。其总的计划是："先进攻筠门岭，俟巩固占领后，候机向会昌城进攻。以主力从寻邬、吉潭经澄江、盘古隘，向筠门岭正面攻击，另以一部从武平的岩前经武平向筑门岭东南侧攻击，并掩护纵队主力右翼安全。"1934年7月上旬，粤军才向筠门岭分路推进。但扼守筠门岭的红军没有决战企图，仅以很少兵力据险抵抗，逐步撤退，所以粤军只攻占了一座空城，毫无所获。但陈却大肆宣扬筠门岭之战获得重大胜利，向蒋报功。蒋"传令嘉奖"和赏洋五万元"劳军"，并令陈部直捣会昌。
10月上旬，正当陈济棠指挥其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进而占领宁都、于都、瑞金以围歼红军时，中央红军已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此时，陈济棠害怕蒋介石乘机进兵广东，一面令余汉谋的第一军由东向西追击红军，一面命李扬敬纵队在赣部队，立即撤回粤境，撤销纵队组织，各部归还建制。并在广州近郊和粤东的惠州、淡水、平山、老隆、兴宁、焦岭、丰顺，潮安、汕头等各要点，赶筑半永久防御工事或野战工事，以准备抗日为名，积极防备蒋介石攻粤。他还以粤北缺乏防御兵力为由，将在同红军作战中已残破的范德星旅，扩充为第三独立师，不久又改编为第二军第六师；以独立二师改编为第一军的第三师，以独立四师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把驻琼崖的警卫旅调防从化。各军师以团为单位就地集中进行教育训练，并补充了大量新武器，以加强战斗力。
两广事变
1936年6月，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在此之前，李、白曾多次劝其反蒋，但他怕反蒋不成，反丢了地盘，始终不肯贸然相从。但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决心结束两广半独立局面。陈济棠也已派其兄陈维周到南京刺探到蒋对西南的新政策，探悉了蒋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陈济棠认为，"蒋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但当时，他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举起抗日大旗，要求中央抗日。
陈济棠每逢疑难之事，总是要阴阳术士翁半玄、詹天眼扶乩，似乩吉凶。这次反蒋前，他又请翁、詹乩得了"大运已到，机不可失"的吉言，更受到煽惑。他从小受其兄的影响，笃信阴阳命相，曾听其兄言，以高价买得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以安葬其母骸骨，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圣地。陈维周经常逢人便说："伯南生得一对其软如棉的朱砂掌，是大贵之相，前途不可限量。"陈济棠也自信他之所以飞黄腾达，全是命里注定。自他当连长时，与私娼莫秀英结婚以来，一直官运亨通，说这完全是莫"八字相夫旺子的关系"。所以，他最听莫的话，连修建的要塞炮台，也要取名"秀英炮台"作为吉利兆头。他还在梅花村公馆专建一个厅奉祀吕祖先师，朝夕祷拜以求护荫。1935年，他派其兄以述职为名，专程去南京见蒋介石，看蒋的相格气运；去奉化察看蒋介石祖坟的风水。陈维周回来后，就兴高采烈地对陈济棠说："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回想起他兄的这番话，更认为这次反蒋是定胜无疑了。
16日晚，他找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延桢等到梅花村公馆密商。首先，讲了他与白崇禧对抗日反蒋形势的共同看法，然后说："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去干的，请各位好好研究再作详谈，但要严守秘密，不宜外传。"此后两天，他分别找各高级将领征求意见。当时，有的表示赞成抗日反蒋，有的表示怀疑，有的说："白崇禧虽然有小诸葛之称，但他为人不老实，要提防他，免得中了他的诡计。"26日，陈济棠又召集余汉谋、缪培南、张达、黄任寰、李汉魂等二十余名将领开会，重伸他的主张，并强调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莫由。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以担当这个重任，也是义不容辞的。"在场的多数将领听了他的话，都感到惊讶，默不作声，余汉谋却突然站起来，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余说："关于党政方面，总司令很清楚，我现在只就军事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请总司令详加考虑。"陈济棠却说："我已再三再四地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浙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一军或者加上第三军，由赣州向吉安，挺进南昌，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二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接着他又召集各将领到燕圹军校宣誓，并由邓泽如"监誓"。宣誓前，他派人在军校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陈亲自唱名，各将领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连刺三剑，以表示仇恨有决心。肖佛成就此事曾对人说："陈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于此，如何能成大事。"27日，他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以激起全国反日情绪，争取舆论的同情。
此时，陈济棠已将第一集团军扩编成五个军、十五个师，约二十万兵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扩编成四个军，约十万人。两-广的兵力共计约三十万人，飞机一百九十余架，江防舰艇数十艘。他命刘斐和白崇禧到东江、北江等粤桂边境地区，视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确定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大庾、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9日，其先遣部队进入湖南，分别占领了永州、郴州，欲一举下长沙而趋武汉。蒋介右二面电陈迅速撤兵，一面急调兵入湘，于10日抢先控制了衡阳。西南联军北上计划受阻。
6月下旬，蒋介石布置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员出席，以作缓兵之计，同时暗向西南调集军队。此时，被蒋派到广州活动的蒋伯诚，对分化和收买陈的部下也收到效果。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得于18日电余汉谋以广东抬安相托，并发表告袍泽，告同胞书，声言下野。随即，他前往香港。至此，纷扰了五十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束，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割据局面。
陈济棠到香港后，蒋介石派黄镇球去安慰他，说将来借重他的地方还多。此后陈即出洋考察。这年冬天，南京政府发起对蒋献机祝寿。陈济棠乘机把从前二百万元购买军火机器蛇定单和光洋一千元献给南京政府，对国家捐献之多，为下野军人之冠。
政治路末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任国民政府委员及最高国防委员和战略委员。1940年春更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2年，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日本投降后，陈济棠奉命为两广宣慰使，由重庆回到广州。他一面使林翼中进行谋取广东省参议会议长一席，一面和一些文武旧部，共同创办了珠海大学、海洋渔业公司和一个供失业的中上级旧部居住的新村，借此恢复势力，重掌广东政权。
1949年4月，陈济棠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琼崖行政长官。就任后，他大力改善海南岛的落后状况，成立琼崖行政长官公署，内设军事、交通、民政、教育、财政、实业、农林、卫生和秘书等处，并将琼崖十七个县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同时，他还以私人资财支援地方建设，企图以此岛作为国民政府反攻的基地。他命令各县市编练必要的保安部队，由区保安司令直接指挥，"进剿"中共领导的人民游击队。行政长官公署编练两个美械装备的陆军师。10月，广东绥靖主任公署、广东省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和陆军三个军，像潮水般向海南岛撤退。薛岳、余汉谋分任琼崖防御正副总司令，陈济棠则专管民政。此时，他见大权旁落，便把他的嫡系部队两个师调防榆林港，准备逃往台湾。
第二年4月，海南岛解放，陈济棠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及总统府资政。他正欲在台设德明中学校，以纪念
陈济棠题字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政界名人
李烈钧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又名协和，字侠如，号侠黄，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溪坪源村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父名骏兴，参加过太平天国太平军。事败后回乡，耕种自给，常向他讲述太平天国起义经过和在帝国主义与满清军队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历史。李母杨氏，知书史，经常教他学习古文。烈钧自幼学文习武，爱好击剑，尤喜书法。稍长、广交游、豪放不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武宁新任知县王浚道上任后，勒索乡民缴纳历年旧欠田赋，全县民众怨声载道，烈钧激于义愤，聚众密议驱王。某日，乘王回衙时，率众蜂拥而上，打护兵，砸官轿，回衙后，王立即调兵遣将，捉拿肇事者，引起全县民众愤怒，群起声援，终于将王知县赶走。
光绪二十七年，李烈钧以身材魁梧、性格爽直，被武宁彭县令录取选送江西武备学堂，后又以学术两科兼优于光绪三十年由学堂选送北京应试。合格后由北京练兵处选赴日本学习陆军，先入士官十二联队实习一年，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学习一年，在日留学期间，他与黄兴等共同组织了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攘白团”。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孙中山抵东京，由黄兴等介绍李烈钧与孙中山初次会见，在东京富士见楼神田俱乐部，直接听到孙中山的关于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长篇讲演，对革命倾服之念油然而生。光绪三十三年，经张断、王侃介绍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李烈钧自日本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因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被下令逮捕，幸得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汪瑞闿暗通消息，及资助路费，逃至上海，通过冯国璋与云贵总督李经义等人介绍，于宣统元年（1909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不久，接任陆军小学总办（校长），曾暗中协助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秋，李烈钧奉命北上，参观清政府在天津马厂举行的秋操，途经武汉时，方知武昌起义已经三天。到达北京后，第六统制吴禄贞邀集数十人设宴欢迎李烈钧，到会者均支持武昌起义。在分配工作时，任命李烈钧为起义军重炮队司令。
武昌起义胜利后，九江亦于
是时，南昌尚未光复，江西巡抚冯汝骙效忠清室，指使马献廷假意投诚，暗探九江都督分府活动情况。一日，马潜入总参谋长办公处，偷阅文件，被李发觉，交付军法处会审，查出密信及其他罪证，立即判处马献廷死刑，清除了一大隐患。随即部署占领长江要塞金鸡坡炮台和马当炮台，调走炮台司令徐公度，将长江防线拦腰截断，阻住了清海军由武汉顺水东驶上海的十一艘军舰和两艘鱼雷艇，经晓以利害，清海军随即宣布起义。事后，李烈钧被推为海陆军总司令，九江革命势力因之大振。
1911年11月，李烈钧应安徽革命党胡万泰等人之请，派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赴皖支援光复安庆，不意士兵军纪败坏，掠夺洗劫，李烈钧闻讯大怒，亲率步兵一营，兵舰两艘，赶赴安庆调处，将团长关押，为首肇事者正法，掠夺财物悉数归还，迅速安定人心，恢复市面，各界开盛大欢迎会，推李烈钧担任安徽都督。
李烈钧任安徽都督不久，冯国璋派重兵进攻武昌，黎元洪一日五次急电，向李烈钧求援，李立即下令海陆军集合，并将皖督大印，交付胡万泰，率舰西上，抵武昌，迅即部署海陆两军，控制武昌事要地。黎元洪任命李烈钧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使冯国璋不敢越过长江，武昌得以转危为安。
1912年1月，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向孙中山电控马毓宝，并请改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李烈钧回赣于
李烈钧主赣期间，大力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改革：整编部队，裁减旧军，改编新军，提高军队战斗力。同时接办军事学校，大力培养军事干部；改组都督府，裁部设司，精简人员，选贤任能，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开办银行，整顿税收，设榷运，活跃地方经济；取缔帮会，肃清匪患，维护地方治安；选拔人才，资送留学，培养军政、经济、科技术人才；限期修通南浔铁路，计划续修南落铁路，修筑河堤，发展交通，繁荣经济。经过整顿后，使江西为军事、政治、经济巩固的省份。
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之前，袁世凯派人暗杀南京临时政府农林总长宋教仁，接着又向五国银行签定了二亿五千万元的善后借款，准备扑灭革命势力。
李烈钧至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等筹商反袁事宜。在孙中山主持的讨袁会义上，烈钧被公推为讨袁总司令。七月，烈钧由上海回至湖口，省议会又一致推举烈钧为江西讨袁总司令，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鉴于原国民党复杂、涣散、没有战斗力，决定重建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规定入党者都要盖指模、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李烈钧同许多革命党人对此不理解，拒绝参加这个组织，乃于1914年1月离开日本，赴欧洲考察各国政情。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旋即对德宣战。这时，李烈钧正在德国参加博览会，闻讯后，于是年10月，由马赛登轮向东方进发，船到西贡，欲登岸，假道越南赴云南，被法国海关所阻,转至香港暂住。11月侨寓新加坡。参加原国民党部分党人在南洋组织的反袁团体——欧事研究会。经常与陈炯明、岑春暄等联系，商议讨袁大计，在南洋开展革命活动。
1915年初，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
1917年，冯国璋、段祺瑞控制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妄想以武力统治中国，建立独裁统治。孙中山采取坚决斗争措施，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号召护法。于
1924年，李烈钧参加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期间，孙中山下令筹办“黄埔军校”，烈钧竭力推荐蒋介石任该校校长，并说：“校长一席，非蒋莫属”。在孙中山赴沪期间，李烈钧曾一度代行大元帅职务。同年11月，李烈钧随孙中山经日本至天津，会晤张作霖。
1925年1月，李烈钧在上海忽闻孙中山在北京病危，又急抵北京，随侍孙中山。
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李烈钧以胡心胸狭隘，未归广州，抵张家口，会晤冯玉祥，握手言欢，相见恨晚，冯当即聘烈钧为国民军总参议，曾去海关筹划部署与奉军作战事宜。12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孙中山的的三大政策，进行反共活动。李烈钧通电表示赞许，成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谢持、林森、邹鲁、谭振等右派人物之一。1926年8月，国民军被奉军战败，他离开国民军南下。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入江西，11月攻占南昌，国民政府电召李烈钧，任命他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宁汉分裂后。武汉政府又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严重，李烈钧一再致电蒋介石，主张对日抗战，要求改良政治、尊重言论自由，以维系人心，一致御侮。并将自己的五个男孩都送去参军。他奔走南北，呼吁团结抗日。1932年夏，他前往泰山访冯玉祥，劝其“并力扶危”。有诗曰：“并力扶危志待伸，抚怀天地亦艰辛，匡庐归去东山远，五老峰头望故人，”并在蓬菜阁手书一联抒怀：“攻错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画，全凭赤手挽乾坤。”10月，他又劝阎锡山参加长城战役，一同抗日。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同盟军，不到一个月，将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蒋介石大为恼火，调集军队，向抗日同盟军施加压力。李烈钧支持冯玉祥，致电国民党中央说明冯“举义张胆，志在收复失地”，并提出“请授大权，俾当大任”。为了齐心抵御外侮，共赴国难，他曾带病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张家口、庐山等地，论古喻今，舌蔽唇焦，但始终未能说动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李烈钧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将蒋释放并护送回南京后，被扣留审判，李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为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在蒋介石的制约下，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作出判决后，又据蒋请特赦，将张钦禁一直未予释放。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李烈钧于久病之余，扶病进京，共赴国难。后来，因患高血压症，返回武宁。在家乡，他抱病到中山堂与协和中学讲演，鼓励青年锻炼体魄，吸收新知，备为国用。12月，还坚持到武汉会见蒋介石，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由于战局的发展，他迁居昆明，后又迁居到陪都重庆，一直养病，
李烈钧能文善诗，尤擅书法，庐山仙人洞所题“常乐我净”，石松之石上所题“纵览云飞”均是李烈钧的手笔。他的著作面世的有：《孙大元帅戡乱记》、《李烈钧将军自传》、《李烈钧出巡记》、《李烈钧言论集》、《李烈钧、杨赓笙诗选》等。
李烈钧督赣期间的得失探析
李烈钧，原名烈训，后易名烈钧，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人。青年时期就读于江西武备学堂，后因成绩出色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接受了革命理论，产生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利用其在军队中的合法地位大力宣传革命。辛亥革命期间，他对九江、安庆的光复及江西援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民国成立后，江西虽然光复，但由于会党、旧官僚、立宪分子的破坏，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在民众的大力呼请下，李烈钧在１９１２年２月被孙中山任命为江西都督，直到８月１８日南昌陷落，江西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李烈钧被迫去职出走。李烈钧督赣虽然只有短短的六个月时间，但在任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措施，迅速扭转了江西的混乱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西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为二次革命准备了条件。
一、李烈钧督赣前的江西形势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爆发的萍浏醴起义，是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对江西的辛亥革命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没有掌握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每次革命的武装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会党和新军。在江西，会党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哥老会和武教师会。为了争取会党转化为革命的武装力量，革命党人加紧了联络，并把江西哥老会和武教师会合并为洪江会。同时，加紧了对新军的策反工作。在光复九江、南昌等地的战斗中，策反过来的新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江西光复后存在着两大基本武装力量：会党和新军。此时，作为光复江西功臣的会党洪江会，以功臣自居，争权夺利，骚扰百姓。江西光复之初，革命党人就曾发出感叹：“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会党因自身存在的缺乏组织纪律性等一些陋习，在江西光复后，到处打砸抢，骚扰百姓。军队中的洪江会分子则更加嚣张难制．以马毓宝为首的反正旧军官，因会党拥护有功不服任何管束。以至李烈钧上任伊始视“清匪”为首务，在其写自传时不无骄傲地回忆：“赣省光复之初，匪风甚炽，故欲治赣必先清匪。时匪首皆已潜逃，人民控案山积，乃派员赴各要地察探，……余以‘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法，处之，余匪敛迹，赣境父安，此到赣所办第一大事也。”这样，九江、南昌等地就出现了非常混乱的局面，治安极差。这种情形引起百姓特别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强烈不满，极力要求一得力都督改变这种混乱局面。
在政治方面也显得极为紊乱。江西光复后，介于认识的局限，革命党人不是自己掌握领导权，而是以旧官僚和社会名流充当都督，他们首先推江西巡抚冯汝骙为都督，只是在其极力反对下才作罢。接着又推新军二十七混成旅协统吴介璋、江西测量司司长彭程万、九江光复反正军官马毓宝为江西都督。但他们不是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是资历不够不足以凭借自身的威望来震慑局面。而马毓宝则因为体弱多病显得懦弱无能。除了都督人选方面的混乱外，江西光复后，仍然存在着各自为政，拥兵自重的局面。除了名义上统治全省的南昌都督外，还存在着九江、萍乡、广信、赣州四个分都督，南昌都督实际上无法控制全省。李烈钧就是在这种危急关头都督江西的。
二、李烈钧督赣期间的各项措施
李烈钧督赣后，为扭转江西的混乱局面，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迅速扭转了江西的动乱局面。
１、整顿吏治。
江西光复后，大部分政权却掌握在旧官僚，立宪分子及旧军官的手中。他们为维护本阶级的自身利益仍然维持着一些极为反动的政策，甚至屠杀革命党人。九江光复反正后为江西都督的马毓宝就曾“杀革命党人，搞得社会秩序混乱”，而对藉会扰乱则过分迁就造成匪患严重，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所以孙中山认为，“用人之际，务当悉心考虑，慎重铨选，勿使非才滥竽，贤能远行，是为至要”。鉴于江西的混乱政治局面，李烈钧上任伊始，就决定整顿吏治，改组江西都督府，让革命党人掌握江西政权。首先，他实行废部设司，任命钟震川为内政司长、魏斯灵为财政司长、王侃为司法司长、胡泽为交通司长、宋育德为教育司长、俞应麓为军政司长、李国梁为工商司长。通过对都督府的改组使得江西的政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党的手中。改组后的都督府清除了旧官僚及会党分子，统一了全省的政令，加强了政府内部的凝聚力，为其后整编军队、肃清洪江会、整顿经济等措施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２、整顿财政，振兴经济。
江西是一个内陆省份，经济不很发达，加上封建官僚贪污腐化以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财政早已收支不敷。革命光复之后，经济情况更糟。光复时，查抄没收的封建官僚贪污赃物被前几任管理财政的人中饱私囊。江西在四个月内，四易都督，人事变动频繁，不少人乘机贪污掠夺。在马毓宝任都督前，盐封、厘封、官银钱号就早已被劫一空。另外，由于江西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各个地方都将各种款项截为己有。地方解款不至，导致李烈钧督赣时财政极为困难。
为早日摆脱这种困境，李烈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李烈钧聘请理财能人徐秀钧帮助整理财政。在徐秀钧的帮助下江西开办了民国银行，发行地方纸币，活跃金融，开设公典。他又派黄辑熙为西岸榷运局局长，大抓盐运盐税。同时，为统一江西政权，李烈钧下令取消除南昌都督之外的其它四个分都督府。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后，江西财政开始好转，不但能自给还能向中央上交税款。
其次，李烈钧为搞活江西经济，极力发展交通运输。铁路作为交通的重要方式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江西的铁路建设却极为落后。清末筹办的南浔铁路费时费钱不少但收效甚微仅够保本而已。李烈钧督赣后，为发展经济决定借款扩展铁路并改组南浔铁路有限公司。他认为，“此项借款成立，除拨还息金旧欠，以之购备材料，克日开工。一年之后，全路通行，商务运输，营业必旺，三四年之后，积存公司所入之赢余，备还本息，不致无著，且该公司既归公家监督，弊端可以剔除，借款归还，较易为力”。借款修筑铁路，表现李烈钧的远见卓识，为江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再次，李烈钧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江西是一个农业大省。为推动农业的发展，李烈钧采取了改善灌溉条件等一些有利于农业和农民的措施。他曾下令拨款兴修水利和修筑圩堤。同时，为解决“浮粮病民”的问题，决定免除武宁一带几个县的税收。在李烈钧的治理下，江西的农业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３、肃清洪江会，整编军队。
洪江会是洪门中哥老会的一个派系，各山堂主要分布在两湖和江西等省。江西的洪江会向来比较活跃。在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十年间，江西洪江会曾多次参与反清起义，对推翻清政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辛亥革命胜利后，洪江会会众作为革命的功臣，由秘密活动转入公开合法状态，这促进了洪江会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形。面对会党的迅猛发展，江西军政府第一任都督吴介璋也试图予以约束，曾把洪江会徒改编为民团。但是简单的将会徒改为民团却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首先，民团迅速扩展之后，省库又无法解决其薪饷开支，只好由民团在各地自筹，民团搔扰地方，自然势所难免；其次，江湖习气难改的民团与新军旧营的兄弟互通声气，以哥们义气相激，以革命功臣自居，目无组织纪律，成了一支谁也控制不了的力量。比如在江西光复后，以彭木香、洪宝琳、陈细鬼、梅福祥等为首的洪江会到处发展会党组织。这些人到处骚扰百姓，形同土匪，搞得社会不得安宁，民怨沸腾。
为维持治安，李烈钧决定整肃洪江会，他采取“歼厥渠魁，胁从罔治”的分化分治的方针，派人把龙正文、陈细鬼和彭木香等首要分子捉回南昌，判处死刑，对混在军队里的暗中作乱的洪江会首要分子洪宝琳执行枪决。同时下令对遣散的民团予以合理的安置，江西社会秩序迅速改观。
另外，在李烈钧督赣期间，江西的军队人数也比前清增加了很多。前清时仅一个混成协，此时增加到两个师，再加上水巡驻防各部队，人数已达数万，江西财政难以支撑。并且这些部队仅南雷支队纪律较好，战斗力较强。其他都纪律不佳，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因此，李烈钧决定整编军队，除接收南京留守警卫军外，南昌以南雷支队为主，九江以马毓宝原部为主，其余一律予以遣散。为提高军队的质量，李烈钧又将原来的陆军速成学校改办成讲武堂。江西军队经此次整编后，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具有了一定的战斗能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李烈钧最终稳定了江西的局势。
三、李烈钧督赣期间的失误
李烈钧都督江西，实受命于危难之际，在采取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之后，迅速的扭转了江西光复后的混乱局面，将江西的政权牢牢地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财政的改善，农业的发展，军事实力的增强及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为随后爆发的二次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增加了抵制袁世凯的筹码。江西之所以能在二次革命爆发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袁世凯的武力“围剿”，与李烈钧督赣时所取得的成就是分不开的。然而，李烈钧在督赣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之处。
１、解散会党及民团时有所失当。
辛亥革命胜利后，由于少数会党分子的不法行为及革命党人为争取政权，迅速拉开了革命党人与会党的距离。孙中山就曾拒绝为美国致公堂作传，黄兴则多次批评会党的不法行为。因此，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党人立即就着手解散会党。而这样的结果则直接削弱了革命党的群众基础。李烈钧督赣期间，洪江会的不法行为导致社会治安的恶化。为稳定江西政局，肃清一些罪大恶极的会党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在解散全省会党和民团时，李烈钧表现得有点操之过急。而这一后果则表现为，二次革命爆发后，革命力量非常单薄，且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而最终失败。
２、对二次革命的爆发没有作充分的准备。
孙中山在任命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后不久即被迫去职，李曾通电极力反对并表示愿意带兵保卫南京。应该说，李烈钧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是有所警惕的。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刺宋案发生后及随后的善后大借款，李烈钧预知袁准备消灭革命势力并妄图**自为，于是主张武力倒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袁迅速采取武力手段“围剿”革命势力却估计不足，没有做好相应的充分准备。
首先，在发起讨袁运动时错过了最好时机。６月，袁世凯就下令罢免国民党籍的江西、安徽、广东三省都督，并派兵南下，挑起内战。李烈钧是国民党几个都督中最有实力的，也最为袁所嫉恶。李被免职后，孙中山派居正、吴铁城前往南昌慰问，劝李不受乱命，宣布独立。李当时颇为犹豫，认为：“被免了职才起兵讨袁，人将以为恋栈挟嫌，岂能言顺。”所以决定离江西至上海谒见孙中山后再作打算。于是６月１５日经安徽至上海，李烈钧在上海分别见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反复会商对袁策略，最后认为当前只有一途，就是举兵反抗。此时，袁世凯却早就为战争做好准备并迅速发动了战争。
其次，李烈钧在离赣前没有做应战的充分准备，回赣后又缺乏一个周密的计划。李烈钧于７月７日才从上海潜返江西，７月８日抵达湖口，召集旧部第九、十两团，及辎重工程两营，于７月１２日占领湖口炮台，檄告中外，宣布独立。但是，这时已错过了发动战争的时机，李烈钧回赣后匆促应战，也没有时间来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比如，他把讨逆军总司令部设在前线突出的湖口地区，随时受到敌军威胁。７月２５日，北洋军攻陷湖口，湖口失守后，总司令部后撤导致军心动摇，一退而不可止，８月１８日，南昌陷落，江西二次革命失败。
３、用人不当。
李烈钧督赣后，对都督府、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选用了徐秀钧等一批有用人材，对于改善江西吏治，加强军队战斗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李烈钧在用人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失误之处。比如，由于不够果断，致使一些首鼠两端投机分子没有得到及时处理。余鹤松是李的同学，是九江首义的功臣，居功自傲不服从李的裁编并有反叛之意。李曾提到，“余鸣皋（字鹤松）亦曾留日同学也，颇有异心”。因为同学关系，仍予以重用对其异心未加注意。后余倒向袁世凯并帮袁策反李的军队，造成恶劣影响。另外，马毓宝部旧军官刘世钧在李裁编军队时表示反对并有反叛之意，但李未加提防仍任其为第二师师长，后在余鹤松的策反下发动叛乱。平叛后，李烈钧不但不加追究反而仍用其为第二师师长。刘世钧不久又受袁收买走到了李的对立面。李烈钧曾重用的陈廷训、魏斯灵等人后来都背叛李烈钧投靠袁世凯成为革命力量的敌人。
这些因素后来都成为江西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８月１８日，南昌陷落，江西二次革命失败，李烈钧也不得不出走，结束了其短短的三个月督赣经历。
总之，李烈钧短短的督赣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迅速控制了江西政局，稳定了江西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江西的经济、军事实力，为江西在二次革命中首起反袁打下了基础，这是其督赣期间的最大贡献。然而，在这些措施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当之处。民团解散得过早过急，扩大了革命党人与会党之间的矛盾，削弱了革命党人的群众基础。在用人方面则由于不够果断，致使一些首鼠两端投机分子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对袁世凯的武力镇压革命力量估计不足等等。这些失误都为江西二次革命的失利埋下了伏笔。当然，总体来看李烈钧督赣期间的贡献是主要的，失误是次要的，我们不能苟求前人。
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
李烈钧，字协和，江西武宁人，生于
李烈钧历任苏、皖、鄂、粤、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江西省都督、军政府参谋总长、江西省主席、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特派驻日全权代表和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将领和帅才。孙中山称赞云：“协
统军征战，援鄂解武汉之危
李烈钧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此时清廷正推行维新，实行征兵制，李烈钧在其老师、江西协统吴介璋推荐下入伍，并授以营长。李烈钧训练士兵时，技术动作要求严格，并灌输革命思想，所以他带领的队伍不仅军事动作灵敏，而且思想一致，革命气氛浓厚。对此江西旧官吏既怕又恨，企图将李烈钧逮捕谋害。幸得业师吴介璋护救，得以脱险，前去云南。当时云南总督李经羲注重训练新兵，重聘有为青年参加军事训练。李烈钧被聘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和陆军小学堂总办兼兵备处提调。李烈钧在授课中，既讲军事，也讲政治，为革命积蓄力量，以实现同盟会推翻清王朝的奋斗目标。李烈钧在云南两年，培养不少军事人才，播下火种。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辛亥革命，敲响清王朝寿终正寝的丧钟。清王朝疯狂反扑，做最后挣扎。武汉一度陷于清军包围。李烈钧奔走于大江南北，联络各方人士，积聚军力，以解武汉之困。李出任五省联军统帅，亲率大军援鄂，使起义军危机解除，民国亦随即创立。
两度主持赣政，造福乡梓
李烈钧两度主持赣政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辛亥革命后，首任江西都督吴介璋，在位两个月即辞职隐退。接任者是彭程万。彭上任后，洪江会猖獗，弄得彭程万焦头烂额，难以招架，彭“不安于位亦去之”。这时地方人士推举马毓宝为赣督。马毓宝对扰乱社会者多方迁就，以致匪患日趋严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江西议会选李烈钧为都督，并电请孙中山总理任命。
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期间，治理有方，铲除匪患，安定人心，整顿财政，兴办实业，礼贤下士，知人善任，有识之士，多来协助，使江西面貌为之一新。
李烈钧重视扶掖提携青年，在他任江西都督期间，大力选拔本省优秀青年，官费派往日本、欧美求学，造就专门人才，以备从事国家建设。其中有一些人，如胡先、陈寅恪、程孝刚等人后来成为世界知名学者。
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江西，李烈钧出任省主席，再次主持赣政。李在管理地方政务中，执法严格，但严而有度，是非分明。李烈钧义子杨仲子在《回忆义父李烈钧》一文中写道：“义父执法虽严，但从不妄杀一无辜，他常说‘我所杀之人皆系人人曰可杀，如民国初年督赣期间肃清匪患，将害民最酷的龙正文、陈细鬼等正法，乃是彼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凡是可杀可不杀之人，我是不杀的。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憾也。’仁者之心，溢于言表。”
李烈钧在督赣中留下丰功，也留下良好口碑。在江西曾流传两个其爱民的故事：
一个是李烈钧释“土匪”的故事。有一天李烈钧外出巡视，见卫队抓来一“土匪”，五花大绑，准备押送官府问罪。李见状上前询问，得知被捉者因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误入歧途，于是命手下人把他放走。并送银钱周济其生活。翌日，被捉人率其同伙来归。这时有人怀疑有诈，劝李烈钧加以戒备。李说：“我至诚待人，从不妄杀一无辜，彼怀德畏威，何诈之有。”将其全部收编，妥善安置，从此远近来归者日众，壮大了北伐革命军的力量。
二是李烈钧保桑梓的故事。李主持赣政期间，当汪精卫等人把持武汉政府后，派人来江西拉拢李未成，于是一方面离间滇军将领朱培德等人同李烈钧的关系，一方面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江西反对李烈钧，给他制造麻烦，蓄意挑起内战。李愤慨地说：“我若不是江西人，害怕糜乱桑梓，对不起父老子弟的话，便要挥军打它个落花流水。”于是李烈钧把省政交给朱培德，自己率一部分军队离赣进入浙江。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内战。李赋诗表明心迹：“哂矣无能我去也，留将心迹待公平”。
打响讨袁第一枪
李烈钧对袁世凯的野心早有觉察和斗争。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2月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接任时，李就感叹说：“国家从此多事矣”，并与其同乡挚友杨赓笙相约：“一旦有事，当以贵县湖口为抗拒袁世凯的大本营。”
李烈钧督赣不久，便邀请孙中山来赣巡视，并表示坚决拥戴。袁世凯闻之极为不安。于是对李烈钧采取软硬兼施手段，先是以巨款和晋勋为诱饵进行拉拢。派大员来赣游说：“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酬，并晋勋一位。”李严词拒绝，斥之曰：“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诱耳？”袁见利不能诱，便想安插亲信做江西民政长，用以牵制李烈钧。但这一手又被李识破，省议会持约法反对，使袁氏亲信不能到任。袁恼羞成怒，于1913年6月，悍然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接着袁世凯又免除安徽、广东、湖南三省都督。因为他们对袁也是采取抵制态度。
袁世凯免除四省都督、刺杀著名国民党人宋教仁，彻底暴露了其反动本性和企图当皇帝的野心。孙中山认识到，“袁氏将拨**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严正指出，“代表反革命的**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力主武力解决。为此，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重要成员开会，商讨讨袁事宜。会上分歧很大，有的主张武力讨伐，有的主张法律追究，众说纷纭。尽管孙中山苦口婆心说服与会者，但认识仍未统一。李烈钧见状，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历数袁世凯之罪状，坚决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回江西首先发难。李烈钧说：“汉贼不两立，吾侪和袁贼不能并存，有袁无我，有我无袁，讨袁义举，万死不辞。”孙中山对此深为感动，说：“知我者，协和也。”
李烈钧赴上海开会之前，就委派杨赓笙回湖口做讨袁准备。会议一结束，李便兼程赶回湖口。
起义初期，连战皆捷。但因敌众我寡，江南其他数省起义计划未能实现，援军久等不到，使起义军处于孤军作战之中，终归失败。
只身入滇策动云南举兵讨袁
湖口首义失败后，李烈钧去日本向孙中山报告讨袁经过情况，然后受孙之命，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和讨袁主张，旋即赴欧洲考察，广交朝野人士，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
袁世凯镇压湖口起义后，踌躇满志，加快复辟帝制阴谋，王公爵位，分别内定，登基准备，紧锣密鼓。此时，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对袁世凯怙恶不悛的反动本质认识加深，痛恨日甚，急思回国讨伐。孙中山尤感时局严峻，忧心如焚。于是，急命李烈钧迅速回国，策动云南地方长官唐继尧举兵讨袁。
孙中山深知李烈钧在云南有很深的基础，能胜任此重托。云南著名军政人物，如唐继尧、李根源、罗佩金、黄毓成等都和李烈钧有同学或同事关系，而李的学生中，已有多人在云南担任营长以上职务。
1915年10月，李烈钧从欧洲辗转回国，先入越南从海防转河内，欲从老开（街）入滇，以为到此沿途不会再有阻挡。不料河口关监督听说李烈钧到，即密电唐继尧请示，唐开始尚未下决心反袁，所以态度犹豫不决，故河口关监督阻止李烈钧前进。李对此既愤又急，直接致电唐继尧，表明来意，电曰：“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唐继尧得电后，权衡轻重，下决心讨袁。于是复电表示欢迎，并告将派其弟唐继虞躬迎，愿稍候。李到昆明不久，蔡锷亦逃脱袁世凯的监视，从北京回到云南，于是李烈钧和蔡锷、唐继尧三人歃血为盟，举兵讨袁。
就任参谋总长，建议创办黄埔军校
1917年，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蔑弃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在广州号召开展护法斗争。
李烈钧目睹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兵连祸结，战事频繁，民无宁日的现实，时有所悟。他认为为了迅速铲除军阀割据局面，统一全中国，必须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于是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校的建议。他在自传中说：“余向总理建议，为了健全本党，急应培储党军干部，总理然之，乃创办军官学校于黄埔。廖仲恺时长财政，乃请其充分筹款，冀收速效。开学之日，余及谭延随总理莅该校，参加典礼。余奉总理命，说明本党建军之旨。”
伴随孙中山北上，语析张作霖，怒斥段祺瑞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段祺瑞邀请北上，共商国是。李烈钧以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的身份随行。同行者还有孙科、邵元冲、戴季陶、汪精卫等人。
当时，孙中山已重病在身，为了顾全大局，奋不顾身，抱病北上。行程是取道日本，再到天津，然后到北京。途中孙肝病复发，李曾建议在日本小作停留治病，孙说：“国事当头，无暇顾此，俟到津后再议。”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到天津造访张作霖。中山一行人至客厅坐良久，张始出，神情傲慢，旁若无人。宾主寒暄后，孙对张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答曰：“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傲而无礼，气氛显得紧张。李烈钧见此局面，立即站出解围。他对张作霖拱手致意后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张作霖听后非常高兴，大笑起来。孙中山接着说：“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这时谈话气氛变得非常友好、和谐，张作霖一再举杯请大家用茶，并表示愿意与孙中山合作。
应冯玉祥之邀屈尊欣往，段、蒋封高官坚拒不从
姜伯彰在为《李烈钧自传》撰写的跋二中称道：“最足令人敬仰者，光明磊落，识大体，明大义，守大节，不争权位……其合也，应冯焕章氏之请，宁作食客于张垣，其不合也，拒北京政府之命，曾薄总长而不为……”这个评价客观地道出了李烈钧可贵的人格与气节。从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屈尊欣往及段祺瑞、蒋介石封高官坚拒不从这样两个细节，可以说明评价的公正。
孙中山逝世后，西北军统帅兼西北边防都办冯玉祥率大军开赴塞北重镇张家口，礼聘李烈钧为西北陆军总监，付以督导整训全军之权。冯玉祥之聘不仅让李烈钧慎重思考，也引起国民党要员的关注。当时在京的国民党要员如张继、李石曾、覃振等人都赞成李与冯合作。人们认为通过合作可以作西北军的工作，推动官兵思想转化，接受革命道理，这支部队将成为国民党在北方的一支重要力量。出于为国效忠的责任感并俯应党内舆论，李烈钧欣然应冯玉祥之聘，屈尊前往张家口接受西北陆军总监职位。
冯玉祥对李烈钧向有推崇、敬仰之情。他常对人说李烈钧是既善于用兵，也善于管将的人。他称赞李烈钧“集大仁、大智、大勇于一身”，“今之奇才也”。李应聘之后，冯待以“军师”之礼。李烈钧利用合作共事机会，积极向冯玉祥及其官兵灌输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在李烈钧影响下，冯及其所率队伍发生积极变化。不久，冯玉祥致电国民党中央，声明全军20万将士一律加入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军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由于合作共事，朝夕相处，李烈钧与冯玉祥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等问题的共识越来越多，个人之间的友谊也逐步加深，成为挚友。
直奉战争，奉系打败了直系，推翻了北洋军阀曹锟政府。段祺瑞以执政名义主政北京，临时设置摄政内阁。段祺瑞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但李对此重任不予理睬，拒不赴任。这是因为段祺瑞政府背离孙中山主张，不肯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李“薄总长而不为”的举动，既体现了李对孙的忠诚，同时也折射出他的“不争权位”的人格亮点。
李烈钧处事、言行，从不随人俯仰，是非好恶，总有个人主见。他对后起的蒋介石，早有厌恶之感。据李烈钧挚友杨赓笙讲，他常说“羞与蒋介石之流为伍”。1927年，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汪精卫等人联合发表宣言，拥护蒋介石复职，并纠合国民党全体中委在上海举行会议，这时所有分散在南京、上海、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都前往赴会，唯独李烈钧拒不参加。
蒋介石复职后，开始第二次北伐。蒋想请李烈钧当他的参谋总长，李坚拒不从。李烈钧素鄙其人，厌与其合作。1934年，李烈钧赋诗讥讽蒋介石的愚傲与专横：“回望茫天际，狂涛滚滚来，盲人操巨舰，犹自逞雄材。”李烈钧认为蒋介石是政治上的盲人，治国不当，不知要把中国这艘巨舰引向何方？
送子从军，卫社稷收失土
1937年，卢沟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国高潮。李烈钧非常兴奋，看到了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的希望。然而此时，戎马一生，立下赫赫战功的李烈钧，已经年过五旬，且重病缠身，不能亲赴前线为抗日战争效力。但其杀敌报国之心依然如初。李把身边到了服兵役年龄的五个儿子，送到军队，让他们杀敌救国。其中有两个正在大学读书，也动员他们中断学业，奔赴疆场。他勉励儿辈英勇杀敌，收复河山。他在赠诗中写道：“我送儿辈出乡关，杀尽倭寇方回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李烈钧常用书信、和诗等方式跟同乡挚友杨赓笙切磋问题，坦露心迹。他在给杨的信中透露了他送儿从军的思考过程和意图。写道：“多年备位中枢，旧铗重弹复以老病浸浔，不能上前线杀贼，遂令儿辈执干戈，卫社稷，收失土，以继吾志也。”李的大儿子李赣鹏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
主张国共合作，反内战盼和平
李烈钧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对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信不移。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早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李就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当联共问题在国民党内争论不休时，孙询问李的看法。《李烈钧自传》中记录了这次谈话的时间和过程：“十三年春，本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迩时联共主张，本党意见极不统一，争论至烈。总理询于余，余答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欲使本党强大，必联共而后可。总理称善。”
当时，李烈钧同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常有往来，关系良好。后来国民党极右势力召开以**为目的的西山会议时，多方拉李烈钧参加，被他断然拒绝。
李烈钧早就认为蒋介石是个不可信之人。因此，当蒋介石一再挑起内战，干戈相见，屠杀同胞的时候，李烈钧更感气愤，持坚决反对态度，常用诗作表达忧愤之情。他在《过金陵舟中晚眺》中写道：“叹息故园多鹤唳，懒从沧海看龙争。阋墙毕竟缘何事，孰挽银河洗甲兵。”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和对红军进行“围剿”的态度。
抗日战争初期，李烈钧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发起《团结抗日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共御外敌，影响很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烈钧积极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共匡国是。他曾动情地写道：“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战事爆发，全国一致抗日，流血牺牲，盟邦助我，终获胜利，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已跻于四强国之一，诚盛事也。惟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允为建国之本，切盼全国贤达，推诚相与，期其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