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森林公园烧烤攻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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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中华民国总统、一生的“剿”“灭”梦想
宋子文----“四大家族”之一、“国舅”、金融家
孔祥熙----“四大家族”之一、“国戚”、财政总管 民国首富
陈立夫----“四大家族”之一、国民党大佬、CC系首领、中统创始人
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 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 “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
详细介绍
蒋介石（1887—1975）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浙江奉化县人。
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殁。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至宁波箭金学堂就读。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其间由陈其美引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不久袁世凯死，中华革命军解散，蒋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往来。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蒋做《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
主持黄埔军校破坏国共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虽有所不满，但在当时形势下表示拥护，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执行。他在军校重用亲信，培植个人势力，支持反共分子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抑制和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他组织和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参加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战果卓著，因此获得声誉，先任潮汕善后督办，继兼广州卫戍司令。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任军长。廖仲恺被害后，他支持汪精卫驱逐胡汉民出国，不久又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驱离广州，收编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10月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对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忌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工作。他于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率总司令部赴前线指挥作战。国民革命军在工人农民支援下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湘、鄂、赣、闽四省完全光复，并继续向豫、皖、苏、浙进军。蒋介石谋取个人独裁统治的野心日益膨胀。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武汉，但蒋坚持要迁都南京，冀图直接控制。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列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决议，取消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于是，蒋介石蓄意破坏三大政策，纵容和唆使暴徒在江西、安徽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清党”,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建立独裁统治对内镇压对外妥协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奉行不抵抗政策，阻挠军队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日本侵略者又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英勇抗击，但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以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华北的行径一再妥协退让，又同意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他压制爱国军民的抗御，逼迫冯玉祥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1932年6月对工农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经过一年的鏖战，红军因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利，乃离开江西出发长征。蒋又调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继续“清剿”。
蒋介石极力加强独裁统治，建立以CC系和黄埔系分子为骨干的中统和军统两支特务势力，专事破坏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的爱国民主活动，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并对付反蒋派系的抗争。蒋介石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他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他还凭借政治特权，和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一道，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形成官僚资本。他们开办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兼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垄断了全国金融体系。嗣后又逐步向工商业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发展，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决定调整其内外政策，表示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他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国防建设，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他试图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但仍然坚持要“剿灭”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于
实行国共合作坚持八年抗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等，全国一时出现一片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表示了继续抗战的决心，汪精卫等人则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叛国投敌。1939年1月，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全面发动内战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一部“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对于爱国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和工农群众的斗争，他下令整饬，派出特务宪警凶残镇压。1948年8月，他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金银外币，强令限制物价，企图摆脱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的困境，结果更加速了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民怨沸腾，社会骚乱。
经过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系统治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相号召，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
蒋介石于
简本补充
蒋介石(1887-1975)
jiǎnɡ jiè shí
浙江奉化人，原名瑞元，后改名中正。日本振武学校毕业。1908年加入同盟会。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追随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实行独裁统治。曾多次发动新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连续发动对江西等苏区的“围剿”。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1949年在反共内战彻底失败后去台湾。曾连任台湾“总统”和国民党总裁。
虽然国共内战造成了两岸的分隔分治，但是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决地反对台独，一直流传着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
蒋介石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
西沙海战
过程简述：
南沙海军火速支援，无奈越南舰队吨位和火力都有绝对优势，虽然中国海军浴血奋战，但是渐渐力不能支。紧要关头，中央火速调动东海舰队支援。然而，东海舰队必然要通过台湾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如何安全通过，成为了中国海军的一个难题。
中国人民海军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很快被台湾国民党得知，当台湾海军司令唐x林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时，蒋介石说了他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你不知道西沙吃紧吗？”毕竟蒋介石明白，国共之争属内斗，在外地入侵的时刻，中国人还是会团结一致的。唐x林欲领命而去，蒋介石又指示说：“你们要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然通过。还有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
结果，出乎东海舰队意料。国民党海军不但大开绿灯放东海舰队过海峡，而且一路护航，保证了舰队的安全。此外，几十艘台湾补给船开赴西沙前线，为前线的解放军战士运送食物和淡水。
西沙海战是中国海军战史上最光辉的一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国共精诚合作的结果。而蒋介石在此事件中的表现让人感动，也让我们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评价。
蒋介石10大失误:为何抗战后3年即一败涂地
8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军上缴的武器装备，又有大量美援，老蒋掌握、控制的正规军、地方军、民团达800万之众！蒙哥马利元帅说“有一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打败仗的”，可手握800万雄师的蒋光头为什么三年的功夫，一败涂地？
有说国民党亡于腐败；有说其失了民心而失天下；有说其部队无战斗力；有说其高级将领之间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有说毛泽东用兵如神，蒋介石一窍不通，等等。
上述说法皆有道理，但皆有片面性，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其败之的原因是综合性的，绝非传说毛是土龙，蒋是水龙，土克水的荒唐传说。简略地说，老蒋失误在于：
1.逆历史潮流而动
抗战结束，人心思稳，大家都想过上安静日子。都不愿意打仗。但是这家伙非要打。
国民皆盼望民主，愤恨独裁，渴望民主政治。但是他非要搞三个一(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成为“独夫民贼”。
2.得罪了所有的人
老蒋不善于团结人，却特会得罪人。
农民恨他，因为他没给农民好处，反而苛捐杂税；农民是埋葬蒋氏王朝的主力军。蒋最大失误就是得罪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工人恨他，因为他从来没关心这一群体；
资产阶级恨他，因为他只会搜刮他们；
军人恨他，因为他们的家乡，父老乡亲被压迫、剥削和蹂躏。
新兴的工业资本家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疯狂地掠夺压榨工人，工人们的日子苦得很，牛马不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丝毫不替他们着想，他们保护一小部分既得利益集团，掠夺、欺压大多数居权力边缘以外的劳苦大众，甚至落井下石，视人民如草芥，此类触目惊心的事例比比皆是，
连高层内部也恨他，因为他处事不公，只喜欢几个走狗。
军头们恨他。因为他排挤旁系，宠爱嫡系。
连儿子蒋经国也怨他不能执法如山。
他不会走群众路线,自以为是地搞所谓精英政治。
3.个人品质极差
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心狠手辣，特务活动，脾气暴躁，蛮不讲理，人人对其畏而远之，已成过街耗子，落水狗。
4.心术不正
林彪的部队四平失利，损失惨重。孙立人将军率大军乘胜追击，赶到松花江边。但是蒋不愿意看到死敌白崇禧指挥的战役露脸，不顾李宗仁的坚决反对，下令停止追击。这样的例子很多。
5.军事素养很低
老蒋在日本陆军学校“深造”了几年，但只是个马夫而已。外行，但是却非要瞎指挥。比如凇沪抗战，把70万精锐大军投入进去，正好让武器装备精良的日本海陆空军有了用武之地。南京保卫战，更是既无必要，又无可能，但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懂军事，还听不进良言。在共军强盛国军衰弱的前提下，非要搞淮海决战。明知共军围点打援，非要把精锐部队送进去。
6.重用庸才
汤恩伯、陈诚、顾祝同.....，因为他们效忠老蒋，所以军权许之，而且把精兵交给他们指挥。而“小诸葛”白崇禧，刚铁将军孙立人，足智多谋的杜韦明等，一直得不到重用。
7.麾下草包多
虽有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但是却被对手打入各个领导层，分化瓦解。最高消息还没传达到前线部队将领，对手已经知道并做好部署。
8.不会总结经验教训
辽沈战役，几十万东北军化做乌有，但是却不吸取血的教训，反而又与解放军进行了淮海、平津2大战役，结果国军精锐全失。
9.腐败
毛主席淋漓尽致地抨击过他们：
“八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情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
面对有亡国亡党之危险的腐败，做为最高领袖的蒋不是彻底解决，而是一方面大肆中饱私囊，一方面当立牌坊的婊子，还搞什么无关痛痒的“新生活运动”。当小蒋在上海发起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触及其连襟孔祥熙时，他坚决喊刹车。因为惹火了孔，他的老底就会被揭露出来。
10.心狠手辣
搞特务政治，实行恐怖统治，枪杀爱国人士，如李公朴闻一多等。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决定毁灭长沙，实行“焦土抗战”，于
让人民群众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结果仅使日军暂时停止西攻郑州，将武汉的沦陷时间至多推迟了一两个月而已。
对付各路诸侯，蒋确是个谋略大师。
他执政时一直没歇着，扫平军阀后，大战各派系，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蔡廷楷，冯玉祥、阎锡山、龙云、刘文辉，张学良、韩复渠等等，均是其手下败将。
军阀们不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不难战胜。而毛领导的中共则不同，蒋的缺陷几乎都是当时毛的长项。所以蒋败的很难看。连美国人也看不懂！即使给老蒋原子弹他也赢不了---投弹手会扔到他的头上！
当蒋公坐上美龄号专机，最后看一眼这片熟悉的故土，心中在想什么？
蒋介石败退台湾，总结了几条失败的原因，如失去了信仰，军队将领不听指挥，军队丧失了战斗意志，军队政治工作废驰，导致军队战斗力削弱，战略战术上的失败，对于美援的依赖心理等等。话虽有理，但却没抓住本质，只抓了些皮毛而已。假如蒋中正健在，能看到这篇文章该有多好。让这顽固的家伙真心醒悟当年到底败在什么地方。
蒋介石曾立过三次大功
蒋介石也是中国历史上叱刹风云的英雄人物，早期蒋介石更是踌躇满志，想继结束中国封建社会后当资产阶级革命的开拓者。共产党员要讲究实事求是，对蒋介石也应一分为二的看，不能一棍子打死，好象他一生下来就是独夫民贼似的。蒋介石一生中也曾为中华革命立过三次大功。
蒋介石生于
就象后期的大汉奸汪精卫年轻时曾刺杀满清亲王一样，青年蒋介石胸怀大志，果断参加了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并通过陈其美引见认识了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随后，他又参加了反对独夫民贼袁世凯的活动，支持孙中山搞护法斗争。特别是陈炯明叛乱时，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蒋介石不顾一切南下广州登上永丰舰，帮助孙中山渡过难关，而后，蒋介石又率军两次东征，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国父孙中山对他非常赏识，先后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是早年蒋介石为革命立下的第一件大功。
蒋介石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以振武精神为手段，表面上统一了全国，当上了国民党的委员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毛泽东也屈居其下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实现了他“东来志岂在封侯”的愿望。但蒋介石所信奉的那种封建的、落后的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思想与革命的、进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形成了根本对立的矛盾，蒋介石的“革命”是以他个人打天下当资产阶级的总统为目标的，这与毛泽东所信奉的苏俄学说格格不入，于是国共内战爆发了，蒋介石由“革命的功臣”变为了“历史的罪人”。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作为中国战场的总司令，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先后与日军进行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淞沪会战、长城决战、武汉会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湘西会战等几次大的战役，用事实粉碎了日军三个月消灭中国的狂妄梦想，虽说蒋介石此时仍坚持片面抗战，不时喊出几句“攘外必先安内”的屁话，但我认为这一时期蒋介石实是功大于过。兹为中年蒋介石为中国避免被日本灭亡立下的第二件大功。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任中华民国总统，他拒不承认蒙古独立，至今在台湾的地图上，蒙古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他坚决不同意美国提出的“台独”要求，至死也要反攻大陆，统一全国，蒋介石的“顽固”事实上捍卫了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如果当年老蒋心眼稍一活动的话，恐怕台湾今天早已成为第二个“蒙古国”了，祖国统一再没可能。这是老年蒋介石为中华民族立下的第三功。
斯人已逝，盖棺定论，蒋介石虽被称为独夫民贼，也曾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但过是过，功是功，他意气风发之时，也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对外也曾发生过侵略战争，对内也曾发生过惨无人道的“圈地运动”，无产阶级也承受了残酷的剥削，才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蒋介石对人民犯下的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性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要求他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现实的。其过固然遭人痛恨，他的历史功绩也应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不应当忘怀，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1965年国共秘谈内幕:毛泽东不准老蒋回浙江
1949年10月，中共在大陆建政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这两位对中国现代史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就再也没有见面。
但这并不等于说两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而是以“特殊方式”进行“对话”——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曾秘密接触。美国中情局(CIA)不久前的解密文件也证实了这段史实。
【新加坡记者担任国共“密使”】
毛泽东与蒋介石虽然“隔海相望”，但两人都不希望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台湾总统的意见，希望以此换来与蒋介石的沟通，试探和国民党当局接触。而蒋介石此时也有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想法。
据《内蒙古党史》记载，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试图寻找一个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后来被找到了，他就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据该书描述，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共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蒋介石命令长子蒋经国于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其中，一次是蒋经国秘密派一艘小型军舰，到香港把曹聚仁接到台湾，与其密谈如何由曹聚仁出面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沟通渠道；另一次是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找曹聚仁，与他再次商谈如何与共产党沟通的问题。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蒋介石就把曹聚仁请去了台北。
大陆方面，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北京采访，受到了绝非记者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周恩来年谱》，经由
而在第二次接见中，周恩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于是，
【中共开出合作条件：台湾政权仍归蒋介石】
据历史学者范小方及毛磊所著的《国共谈判史纲》记载，在曹聚仁担任两岸“密使”的同时，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委员章士钊(他是1949年参加过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也为国共接触而奔波。
在此之前，章士钊曾带着中共领导人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
章士钊的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7年4月，许效炎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第三天，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蒋介石派出的的特使宋宜山(也是蒋的学生)。不久, 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协商。李维汉提出中共关于合作的四条具体条件：
(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
(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
(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书面报告。宋宜山即写了一篇1.5万字的报告，交由许孝炎转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蒋介石向美国表态“宁为玉碎”】
另一边厢，曹聚仁也在国共两党之间奔波。
据CIA的情报称，1957年2月，国民党的叛将张治中写信给台湾的军事统帅陈诚，表示希望国共和解之意，但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过了一个月，曹聚仁写信给蒋经国，提出六点和谈建议。
同年9月间，曹聚仁又分别写信给蒋经国、黄少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俞大维(时任国防部长)，重提国共和谈建议。蒋经国把曹聚仁的信拿给美国官员看，并强调蒋介石永远不会与中共谈判的，还说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同年10月，章士钊也写信给国民党的元老吴忠信，要吴忠信转告蒋介石——有一天美国会出卖蒋介石的，因为他看到“华沙会谈”的密件，美方已向中共建议以金门马祖交换中共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主张。CIA的揭秘文件称，这封信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
到了1960年元月，国民党的降将傅作义写信给
台湾方面对国共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
【蒋介石心存疑虑国共和谈夭折】
到了1965年夏，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北京方面热烈欢迎。
为此，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
《国共谈判史纲》称，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曹聚仁介绍了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持数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但美国则因为怀疑这六点建议是中共起草的，因此向台湾方面施压。
1965年10月间，河南籍的立委唐嗣尧曾在台湾立法院提出书面质询，呼吁国共再度合作，使蒋介石大怒，质询被收回销毁，而唐嗣尧也遭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
但让蒋介石产生更大疑虑的因素是，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到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至此，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再度搁浅。
蒋介石 一生的“剿”“灭”梦想
“我做的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
――毛泽东点评蒋介石
“一拉”蒋介石抗日
在国共两党长期的交往中，毛泽东与蒋介石可以说是“打交道”最多的，他们是一对“冤家”，也是一对“老朋友”。他们二人作为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曾各率大军兵戈相向，也曾面对面谈笑风生、共商国是。其实，自从他们踏上政治舞台起，就开始了相互合作与斗争，并终其一生。其中斗争占了大部分时间段。他们二人的这种“交往”，不但影响着两党两军的命运，而且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窑洞，毛泽东说到：“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发起直罗镇战役，一举歼敌一个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步步进逼，两广地方实力派也在酝酿反蒋，这一切都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于是，南京国民党当局便策划与中共进行谈判，并派人到陕北传递这一信息。
来而不往非礼也。蒋介石既然派来代表向中共转达了愿意谈判的信息，毛泽东也决定与蒋介石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心中难免不受触动：他于
接着，毛泽东又采取迂回策略，致信蒋介石的妻弟、国民党财政部长、亲英美的宋子文向蒋介石传出了中共中央要求回民党改变政策的信息。
子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弟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
公绥
毛泽东
但是，蒋介石政策的转变，仍然有不少波折。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毛泽东向他蒋介石投诚，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红军向国民党军投诚由他们收编，他仍坚持自己为一国之主，毛泽东为草寇，—若此着不行，则仍要以武力来解决，并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所以，他—面邀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淡判，一面布置对红军的“围剿”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二推”蒋介石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军政人员也有相当强烈韵民族情绪，为了促使蒋奔石翻然悔悟，毛泽东一面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一面派潘汉年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封，同时与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高级将领一起，致信蒋介石，推动其抗日。
介
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屡次
“三打”蒋介石抗日
在民族大义面前，蒋介石虽有心抗战，但心胸狭隘，终究容不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毛泽东的“一拉、二推”对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最终还是以“三打”逼迫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意思的，完成这“三打”任务的并非毛泽东领导的军队，而是由蒋介石部下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于
毛泽东得知这一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蒋抗日的方针，并应张扬的要求，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解决事变，使“西安事变，成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枢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新时期。
蒋介石一邀毛泽东赴渝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阴谋发动内战，对这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巳预料到。蒋介石是打内战的，但他发动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还需要时间；再说，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过了颠沛流离，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最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人民希望从此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休养生息，他突然立即发动内战，不能不顾忌人民强烈的反战情绪。当然，国际形势对蒋介石也有压力。抗战胜利前后的一个时期内，苏、英、美三国维持着同盟国的关系，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主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际和平力量强大，这对蒋介石坚持打内战的政策也有一定抑制作用。
美国特使赫尔利向蒋介石献计：“蒋委员长可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邀他来重庆共商国是。如果他拒绝，你可以接二连三地发电报邀请他，充分显示你的诚意。如果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来重庆，拒绝和谈，你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不要和平。你就可以大加讨伐，而不负任何责任。”蒋介石闻听此言，眼前一亮，觉得此计甚妙：一是可以满足国内要求和平的人的愿望；二是可以满足国际社会要求；三是可以充分利用和谈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兵力，真可谓 “一石三鸟”。想到这里，蒋介石心里有说不的高兴。于是乎，蒋介石开始大唱和平论调。
万急，延安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笑坷呵地对其机要秘书叶子龙说：“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缓兵之计。抗战期间蒋介石把精锐兵力放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现在要调到前线抢果实，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者，抗战胜利，世界需要和平，过早撕下脸皮就会失之于民，也有些天意难违呀。”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来铣
蒋介石二邀毛泽东赴渝
蒋介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一看毛泽东以“朱总司令日午电”为条件，要蒋作出明确答复。
延安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送来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防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巳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属守将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
蒋中正哿
蒋介石真不愧是20世纪最为狡猾的政客之一，在第二封电报里除了以盟军司令部命令为借口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并反诬朱总司令不执行命令外，又进一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言辞之恳切，极易迷惑渴望和平的人士，还以为蒋介石真的是那么热爱和平。
毛泽东岂非等闲之辈，为了揭穿蒋介石利用和谈作掩护，加紧运兵的阴谋，也为了揭穿其利用和平姿态欺骗人民，寻找借口，把内战的责任强加在共产党身上，以便他取得进行内战的政治资本的“鬼把戏”，毛泽东于22日致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此电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但没有就毛泽东是否赴重庆给蒋以明确答复。此前，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就此问题召开过会议，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随后视情况再决定毛泽东是否亲去谈判。
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渝
蒋介石看到中共领袖毛泽东两封回电均无亲来重庆之意，再联系到近期各特务机关发回的毛泽东不敢到重庆的情报，认准毛泽东有怯懦之意。蒋介石深知毛泽东从秋收起义至今从未离开过根据地；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把破坏和谈、引发内战的罪名扣在了共产党头上：毛泽东若来，正好拖住他争取时间做好进攻解放区的准备。自己假和谈一着是绝妙之策，想到此越发得意忘形起来。
未养电诵悉，承派
蒋中正梗
毛泽东在不到10天内接连收到蒋介石的三封邀请电报，这在其“交往”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言辞恳切，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时间紧急，指名道姓要毛泽东亲赴重庆，甚至连飞机都预备好了。
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对策。毛泽东发言道：“蒋介石三次邀我，这个风险要冒。不去，不利。虽然是假戏，但要假戏真做。不然，内战的帽子就戴到了我的头上，戴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头上。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失掉一些人心。能谈则谈，谈不成，顶多是坐牢，杀头。就目前看，蒋介石这样做还有很大困难：一是我们有解放区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和二百万民兵做后盾：二是国统区觉悟了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三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
为了最后挽救和平，为了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孤立美蒋反动派，以极大的努力来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的道路。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计就计，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亲自去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并于24日回电答复：
特急，重庆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和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于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下飞机后，就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说明此行的目的，他庄严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的简短讲话，把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的政治主张，光明磊落地宣告于中外。
蒋介石夜探毛泽东如临大敌
毛泽东抵渝的当晚，蒋介石没宴为毛泽东接风。参加完蒋介石举行的晚宴后，在蒋介石的一再邀请下，毛泽东下榻于林园二号楼。和在延安时一样，饭后，毛泽东坐在桌前开始读报。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前往桂园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商谈次日的谈判安排。王若飞以及随同而来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因另有公事，搭乘周思来的车子，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警卫队长龙飞虎及警卫员陈龙、颜太龙、齐吉树则坐在毛泽东房间里擦拭随身携带的武器。
不一会儿，三个身穿国民党军服、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径直推门走了进来。
在毛泽东的房里，龙飞虎、陈龙插在衣兜里的手，迅速扳开了机头。这时，对方一位军官模样人开口了：
“屋里只留下
龙飞虎等人根本不理睬他，站在毛泽东前面，仍是一动不动。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仍旧坐在桌前的毛泽东慢悠悠地对几个警卫人员说：
“你们几个先到前面回避一下吧。我有事情，你们不必管我了！”
“但几个警卫人员仍是犹豫不决，不愿离开。在毛泽东又一次示意下，他们才很不情愿、很不放心地来到前院的一个小走廊上。这里毕竟是蒋介石的老巢呀，到处是特务、宪兵，他们一个个紧握手枪，屏住呼吸，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很快，庭院走廊上三步上岗五步一哨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就在这时，除了毛泽东房间和灯亮着外，其他的灯突然一下予全部熄灭了。
见此情景，从延安跟随毛泽东来重庆的齐吉树从兜里“刷”地一下掏出手枪，就要往毛泽东屋里冲。这时，在重庆已跟随周恩来数年、深谙敌情的警卫队队长龙飞虎用他那粗壮有力的胳膊把齐吉树摁住了，并说到：“老蒋又在演戏了！”
就在这时，但见一位肩披呢制黑披风、身穿国民党特级上将制服的人，在七八个人的前呼后拥下快步向毛泽东的房间走来。
“蒋介石来了！”龙飞虎说。
“哪一个?”
“中间那个。”
大约20分钟后，蒋介石从毛泽东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又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汽车，很快便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毛泽东的警卫人员立即冲进毛泽东的房间。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水杯，坦然一笑：“你信知道刚才是谁来了吗？是蒋介石探望我来了。说起来，我与蒋介石快有20年没见面了。”
“他们来那么多人，为什么让我们出去?”
“你们在这里，人家蒋介石不放心嘛！”毛择东笑着回答，口气中有几分轻蔑。
从毛泽东房间里出来，几个警卫人员还在嘀咕刚才的事：“怪不得今天下午，他们三番五次地来人要求我们进行武器登记。原来，蒋介石是怕我们胡来，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蒋介石对三邀毛泽东的举动后悔不已
由于当时蒋介石判断毛泽东不敢来重庆，所以，在谈判的准备工作上很不充分。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
毛泽东打破了在延安时的工作生活习惯，早早地起床了，到外面散步，呼吸着外面清新的空气，不时伸开双臂，舒展着身躯。
在曲径蜿蜒的林中小道上，齐吉树陪毛泽东漫步予楼旁的甬道上，正好与也已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俩人从林阴深处沿着长满青苔的石级，拾级而止，然后就座于林阴道边的一个圆石桌旁。
“润之先生，你怎么起得这样早哇？听说你有晚上办公习惯，怎么，来这里不习惯？”蒋介石兄长的语气，显得十分关心地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面含微笑道：“岁月如逝水，有道是前30年睡不醒，后30年睡不着嘛!蒋委员长不知有没有这个体会?”
蒋介石一下子就感到毛泽东话锋的锐利，忙岔开话题：“嗯，嗯，润之来到这天府之国的雾都，感觉如何？”未等毛泽东回答，蒋介石接着说：“四川的土地肥沃得很哩！
毛泽东明白这是蒋介石有意绕开正题，即答道：“小弟不敢有劳委员长大驾陪同，改日，余定要拜谒林主席之墓。
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同张治中商谈谈判的内容和程序问题。下午，双方开始正式会谈。蒋介石摆出一副大家的风度。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政府方面尚未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点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十分诚恳地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们到这儿来，一句话，是为了和平，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实现永久的和平。”
蒋介石不等毛泽东说完，就接上道：“中国没有内战。”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驳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蒋主席恐怕是自欺欺人吧!”接着，毛泽东历数十年内战及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毛泽东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表示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解决各种摩擦。”毛泽东对蒋介石“中国无内战”的论调严词批驳后，蒋介石在他当天的日记中万分沮丧地写道：“脑筋深受刺激”。显燃，蒋介石对自己三邀毛泽东弄巧成拙的举动，已是叫苦不迭、后悔不已。
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初期怎么也不甘心，他弄不明白为何在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就被毛泽东领导的比自己弱小很多的共军打得一败涂地。其实，蒋介石的眼光是狭隘的，他只把军事力量视为其生命的支柱，殊不知，军事力量只是一种表象，而人民的力量与人心的力量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根本性因素。后来，蒋介石对大陆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似乎明白了这一点，他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首因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卖节”，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以及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蒋介石痛下决心，决定彻底革除国民党的上述积弊，并做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计划。所以，蒋介石虽然败退到了台湾，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并没有终止，他无时无刻不在想找毛泽东算帐。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炮弹语言”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积极奉行“台湾独立”政策，并于1954年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一系列事件震动了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意图已非常明显，美国到底要介入到什么程度，《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多大？毛泽东决心对金门实施炮击，以便在实战中摸一措美国的“战略底牌”。
我炮击金门后，截断了金门守军海上补给线。美台组成联合护航队。我福建前线指挥部请示是否炮击联合舰队。毛泽东命令：“照打不误，但不打美舰，只打蒋舰，如果美舰开火，我军也不还击”。战斗中，我军攻击台舰时，美舰竟丢下台舰，掉头向台湾方向遁去。我军意识到：美台联盟仍是有一定限度的，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是不会冒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的，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美国实行的是脱身政策。从而摸清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盘。于是，
然而，此时美国又抛出一项新政策，劝说台湾从金门、马祖撤军，然后搞台湾独立。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美蒋矛盾开尖锐。
毛泽东认识到让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但金门岛上的守军甚至台湾岛上的政权，毕竟要依赖美国支援才能生存。解放军如果再施加封锁压力，势必导致压蒋介石向美国就范。那么，金门岛上守军除了崩溃之外，就只有再重演一次大陈岛撤退。如果只能夺取金门、马祖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国共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将由不足
毛泽东又作出了新决策。
不能跟着美国乱说
美国要求实现“永久性停火”，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分离，进而制造“台湾独立”。而台湾当局又拒绝和谈，毛泽东决定再次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一方面，力求挫败美国的阴谋；另一方面，打算把蒋介石强行拉到谈判桌边来。
美国一方面在华沙中美会谈中要求“永久停火”，一方面又压迫蒋介石撤退或减少在金、马的军队。
毛泽东将美蒋矛盾看在眼里，觉得蒋介石受了杜靳斯的气。
自1959年初，双方的炮击都只打到海边的无人地带。自1961年12月中旬起，大陆停止实弹射击，只在单日打宣传弹，随后，台湾军队也积极响应，照此办理。这种象征性的炮击持续到
毛泽东的文告及做法，使蒋介石终有所领悟。“金马危机”刚结束，国民党中央在台北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认识到对国共之战的宣传犯了一项重大错误，即跟着美国佬把共产党骂为“侵略者”，这等于是跟人家承认“两个中国”。何为侵略?两国之间越过国界打仗才成其为“侵略”。国共双方在金门交火，都是在中国领土打仗，只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谈不上什么“侵略”，更扯不上什么“武力扩张领土”。蒋介石指示台湾当局各方面在有关方面，“不能跟着美国乱说”。
炮击金门，始终是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进行的。毛泽东既坚持政治原则，同时又采取非常谨慎的军事行动，达到了我们的根本目的。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在对我未来的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中极具借鉴意义。
曾有史论评述说，毛泽东这个思想，“在二十年后，被邓小平发展成为完整和系统的‘一国两制’构想。”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晚年情怀
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叛国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暮垂，他的精神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接连的胜利并未给这位巨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文革”这场风暴已让他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蒋个人间，毛泽东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国共争雄，蒋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的祖墓、祖坟却护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文革”中，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
在拧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给蒋的自尊压力太大，蒋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作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他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毛泽东与蒋介石共同的心愿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1975年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蒋介石死前曾留有这样的遗嘱：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据说设计出了一千多种方案。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一个在美国(请来的“保护神”)赤裸裸祸心下，蒋给自己、给台湾贴的特殊护身符；一个在20多年漫长岁月中，蒋唯一赖以维系支撑这个海中孤舟上的生命群体在孤独彷徨中苦斗向前的精神法宝。他的固执、傲慢、自大造成了台岛飘移在母体之外的悲剧，而他未泯的中国心又让他全力用“反攻”梦想将台岛命脉拴在母体上。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将其传给后代。
世间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蒋的政治包袱背得太重了，他至死也不肯平实地阐述自己的回家之路。恐惧使他严严地封闭了通向大陆的门窗，人为地堵住了通向大陆的通道。两岸一家，却天涯隔断，38年骨肉难聚、望穿秋水水化泪啊!40年，两岸写就了一首感天撼地泪迹斑斑的民族长恨歌。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在蒋介石离去的几个月后，毛泽东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周恩来逝世。
1976年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他没有蒋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已经参与到其中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第三代领导人邓小平与江泽民接过了毛泽东未完成的两个历史任务。
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称得上20世纪非常著名的风云人物，最后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共同”的遗嘱而去了。统一，何止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历史应该前进，后继者只有明识前人的血泪所得，才能真正把历史推向前进。只有进一步走出历史的阴影，才是真正继承前人的遗志。
蒋介石(1887一1975) 浙江奉化人，官名中正，字介石，少时名周泰，字瑞元，学名志清。国民党特级上将。早年就学保定军官学校。1907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依附护军都督陈其美；任团长。曾受命刺杀光复会领袖构成章。1919年后混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投机买卖。1923年到广州，任广东军政府文本营参谋长。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得到孙中山信任。同年奉派赴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孙中山逝世后，在1926年先后制造了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开始形成其个人的独裁统治体制。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并在各地“清党”，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国民政府主席。
1931年以后，对日本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共内战，对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发动多次“围剿”。此外又不断制造军阀混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被迫结束十年内战，开始丁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面抗战，一面与日谋和。1938年武汉失守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38年3月任国民党总裁。1943年9月再次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1945年8月，蒋介石伪装和谈，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的军事力量逐渐丧失了战略优势，1947年6月以后，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彻底被打垮。其间，即1948年4月，根据国民党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蒋介石当先为国民政府总统。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求和文告。
在台湾期间，蒋介石一直担任国民党，总裁连任几届政府总统，并统帅军队。
宋子文
宋子文（1894～1971）
中国金融家。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早年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后主管国民党财务。1924年在广州创办中央银行，任总裁。1925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1930年间通过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使中国有权确定关税税率和监督税收。1942年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曾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订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次年与外国谈判收回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1945年出席联合国大会任中国首席代表，同年6月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8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1947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去香港，后移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卒于旧金山。
宋子文(1894年～1971年)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原籍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1894年12月 4日(清光绪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汉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势之机﹐与吴稚晖﹑白崇禧等策划反共清党﹐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力促蒋﹑汪合流。蒋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龄结婚。他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宋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又连任三届。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2月与蒋介石同时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度代理行政院长。1933年10月后﹐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次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宋子文在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期间，创建了直属于财政部的军事武装税警总团，企图掌握一支私人军队，但最终还是被蒋介石控制收编。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著国民党的经济实权。1940～1942年充当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一亿美元借款﹐第二次签订租借协定﹐获五亿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5年 4月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 1月任国民党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0月再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竭力劝说美国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多方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1947年9月为蒋介石谋取退路﹐宋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蒋介石广州行营主任等职。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掠夺财富﹐后以开设棉业公司﹑垄断对外贸易等手段聚集钱财。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发国难财和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办法积聚起巨额财富﹐同蒋介石﹑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国﹐随后侨居美国纽约。
【婚恋家庭】
1927年新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公因私,上庐山避暑。一上庐山他便体会到庐山真是一个清凉世界,与武汉、南京的暑热是截然不同。置身如此风水宝地,他油然而生地想给母亲倪佳珍在庐山建造一幢别墅,只是不知如何办理申请和选址手续。他决定请当时庐山管理局的官员找一个懂建筑的老板来参谋一下。管理局官员向他推荐了营造厂老板张谋之,说张谋之曾为洋人和高官承包建造别墅工程,善于设计、讲诚信,在庐山有较高的信誉。宋子文便带着秘书访问了日照峰3号张家,与张谋之面谈了整个设想,张老板也提供了许多好的建议。他对宋子文说:“宋部长,为尊母建造别墅,本人说一点意见,根据庐山潮湿的特点和尊母年高的要求,别墅适宜建造在距亲人较近而又安静、优雅的地方。请宋部长参改。”宋子文表示钦佩,决定委托张老板设计和施工。
双方就建造别墅洽谈后,宋子文准备离去,张老板一再挽留,设家宴款待宋子文。此时,张老板的妻子、女儿都出来参与接待,他的女儿张乐怡表现热情温馨,彬彬有礼,举止大方,招呼宋部长就座,斟酒,上菜。饭后上茶,请宋部长品尝庐山地道的好茶。
宋子文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心情异常喜悦,开始寻找接触与
“那我叫你uncle,安哥好不好?”张乐怡雀跃地跳着,天真地问到。深懂英语的宋子文,知道“安哥”就是叔叔的意思,在年龄上相形见绌,但仍高兴地说:“
“就叫我张乐怡好呗。”张乐怡喜悦地说。
此时,张乐怡在桌上挑选了一颗最好的糖果递到宋子文的手上:“安哥,请吃糖!”宋子文伸手接过糖果时,突然接触她细腻、柔软的手,便会心地一笑。面对这样一位皮肤白净、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红唇微启、露出一口洁白牙齿,如花似玉又落落大方的漂亮女孩,饱尝失恋之苦的宋子文忽然爱火复燃。宋子文痴痴地凝望着她,如同被磁铁般所吸引。“她仿佛是我期待已久的情侣,她的表情让我觉得新鲜而冲动,相识恨晚,胜过
美好约会
听了宋子文的请求后,张老板高兴地对宋子文说:“宋部长,你对景点路途不熟悉,就让乐怡陪你去好了。”宋子文听了,喜出望外,满口的感谢之词,说得张老板不好意思。张老板客气地说:“哪里,哪里!宋部长到我们家来,是我家的福气。”说罢,借口起身去书房拿《庐山导游》给宋部长看,有意让女儿与宋子文接近交谈。交谈中,他们话语投机,双方处于一种浪漫、甜蜜、亲近的氛围中。他们忘记了午休。
这天下午,张乐怡陪伴宋子文游览了大林寺、花径、仙人洞、大天池等风景点。他们玩得非常的高兴。据《宋子文传》写到:“我们在漫步中谈吐交流,她总是会心一笑,有时她说得起劲,让我就像读一本内涵丰富的庐山导游书。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此时,花前树下,山径河边,都留下了我们观赏、游玩的足迹,留下了我们和谐的笑声。”
这次约会让宋子文想起当初在汉冶萍公司教
良缘缔结
一天,张老板带着女儿陪同宋子文为宋母别墅选址。在河西路孔祥熙别墅附近,选看了一阵地址之后,他有意让女儿陪宋子文沿小径到松树路(青年们称情人路)游览“月照松林”。沿途松树密茂,百花争艳,知了齐鸣,漫步其中,无比惬意。就在这松林密布的小道上,流传着当时许多洋人、国民党达官贵人的风流韵事。在城市生活惯了的宋子文,爬山不习惯,爬山不是张乐怡的对手,故张乐怡总是跑在前面,对着宋子文咯咯地笑着:“安哥,你追呀,你追得上,我就输了,听你的。如你追不上我,你就输了,就要听我的,哈哈!”
宋子文听到她甜甜的逗笑声,就像爱神的天使在向他呼唤,鼓起劲来向上爬,快爬到松树路时,只见张乐怡靠在一棵大松树下,带着羞怯的模样,仍在天真浪漫地笑着。宋子文被这爱情的魅力所激动,鼓着勇气,乘她不备时,扑上去,情不自禁地抱住她,面对面,默默无言,对视着微笑。他看着这位天真美丽的姑娘,轻声地说:“乐怡,你是我的意中人,我需要得到你的爱,请求你答应我的要求,我会终生地爱你。”
张乐怡怔了一怔,故意地问道:“安哥,难道你真的还没有结婚?你不会骗我吧?”这时,宋子文不得不把与
“乐怡,再叫我‘安哥’不大好吧!就叫我子文嘛!”宋子文用征求的语气说。张乐怡听了,激动得淘气起来:“那就叫子文,子文,我的好子文!”
当天下午,张乐怡回到家后,立即告诉父母,宋子文已正式向她求婚,并许下山盟海誓,真情的承诺。张老板和张乐怡的妈妈听了非常高兴,说这是天赐良缘,准备缔结这门亲事。
心系祖国
全国解放前夕,张乐怡随丈夫离穗赴港,后定居纽约曼哈顿。
1988年,张乐怡在纽约病逝,终年79岁。宋子文没有儿子,生有三个女儿,长女琼颐,嫁与冯颜达,次女曼颐,嫁与余经鹏,小女瑞颐,嫁与杨成竹。有的从政,有的从商,都定居美国。据说,张乐怡生前曾多次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她的影响下,1993年1月,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个人年表】
1923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
1923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宋子文负责筹备条例章程。
1924年8月任广州中央银行董事，行长。
1925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1928年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外交、预算、首都建设、黄河水利、国防编遣等委员。
1928年7月– 1930年5月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签订新关税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并实行税收改革。
1928年10月新的中央银行在上海开业，宋任总裁。
1930年1月兼任行政院副院长，进行币制改革，建税警团。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宋子文辞职。
1932年1月复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
1932年1月汪精卫出国，代任行政院院长。
1933年4月汪精卫回国，停止代行行政院院长，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以财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身份出访美欧各国。
1933年10月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
1935年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参与币制改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飞西安谈判营救蒋介石。
1937年抗战爆发后，联合协调各银行应付财政。
1940年出使美国寻求援助，获得租借物资2,500万美元。
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宋子文
1941年12月任外交部长，长驻美国。
1942年与美国签署租借协定，获得美援超过8亿美元。同年，与英美等国就取消外国在华等特权签署新约。
1944年12月任代行政院院长，兼任外长。
1945年7月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宋子文是四位主席之一。
1946年3月出现抢购黄金风潮。
1947年3月辞去行政院长职。
1947年9月任广东省主席，行营主任，缓靖公署主任。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宋子文辞去广东各职，移居香港。
1949年6月移居美国纽约。
1971年4月于旧金山吃饭时哽咽呛死。
【相关内容】
近日，由其后人捐献出的宋子文档案，复旦大学
宋子文1949年脱离国民党政府，定居美国直到1971年去世，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宋子文留存下来的个人档案，全部捐赠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04年4月，宋美龄去世后不久，胡佛研究所打开原先处于协议保密状态的宋子文的19个私人文件箱。
经过系统整理，此次发表的三本著作中，《宋子文及他的时代》一书收录了250余幅珍贵照片、书信、电报、证明文书等文献资料，记录了宋子文的家世家庭、留学和从政、国务活动、社交游历、晚年生活等及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选编和翻译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典藏抗战期间宋子文任蒋介石特使和外交部长期间和蒋介石之间的400多封往来电报函稿，其中大部分为首次刊行，提供了研究战时中国外交与内政的大批新史料，涉及诸多秘史；《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则是2006年“复旦—胡佛近代中国论坛：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合集，汇总了来自大陆、港台及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
大陆学者获宋家信任
提到研究成果，不得不说到这三本著作主编、复旦大学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宋子文。”
据悉，在此之前，已有的关于宋家的著作主要有《宋家王朝》、《宋氏家族》、《宋氏三姐妹》等，但这些作品主要是从作者的观点出发，并未全面梳理和研究过史料。此外，关于宋氏家族坊间的传闻也很多，但有学术性价值的东西并不多。此次面世的三本著作，是首批宋子文专题档案文献的刊行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汇集。
真实的宋子文：清廉奉公以国家富强为抱负
“外界于我之毁谤，毫不在乎；为国家民族之责任，淡然处之。”——宋子文日记
作为宋曹琍璇的大伯父，宋子文在近代史上一直备受争议，外界认为他在抗战及中国内战期间利用蒋宋家族的联姻关系弄权敛财，导致蒋介石和国民党在1949年失去大陆政权。在中国大陆，他是一个基本被否定的人物，“中国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官僚资本及国民党英美派的代表和“内战罪犯”。
1985年，美国出版的《宋家王朝》一书，开篇就称:“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全球最富有的人’。” 该书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利用联邦调查局1950年代对宋氏家族财产调查的有关档案，指出宋子文在中国聚敛个人财产达数亿美元。美国国会也曾经为此召开过听证会，可最后不了了之。
这一连串的负面影响令宋氏家族极为被动。宋子文档案2004年全部公开之后，史学界能否通过其中的一些原始文件和直接证据厘清历史真相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对宋的功过是非评价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宋曹琍璇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此用语甚多，而且强烈为宋子文鸣不平。
她说，美国税务管理局拥有全美华人的存款资料，宋子文档案中有他自拟的财产清单和纽约财产法庭关于其个人遗产的分割执行书等文件，通过核查对比即可了解真相。1951年，美国国务院要求宋子文、孔祥熙公开自己的财产，结果宋为五百多万美元，孔为八百多万美元，孔宋家族此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这一消息，但媒体极少报道。
“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我对自己的家族很有信心，我们一直生活在被扭曲抹黑的状态之下，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做那些事情，公开只有好处，因此我一直期盼着这些档案能够开放，在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可以还给家族一个清白的证明。”宋曹琍璇表示，她本人及家族非常支持史学家去胡佛档案馆研究宋子文，“里面有详细的交待 ”，“这对我们家属来讲是很安慰的事”。
胡佛研究院根据宋子文档案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1940年代，宋作为蒋介石派驻美国华盛顿的外交使节，殚精竭虑地游说各方政界要人，后来利用娴熟的公关技巧进入白宫权力中心，获得罗斯福总统的信任，成功地为中国军事和财政争取到巨额援助，也使中美关系得到较大改善。
当宋曹琍璇接触到这批档案时，一度被繁琐枯燥的公文折腾得失去耐心，后来她才慢慢明白了抗战的艰苦，“军费要支出多少，需要多少钱购买棉布做鞋子和军服，某省市需要多少拨款等等内容极多，当时国家怎么这么穷呢？”
为了争取美援，宋子文1941年建立了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这个公司职员大部分都是美国人（罗斯福总统的叔叔Frederic Delano受宋之邀，成为公司主席），美国人不是傻瓜，上亿美元的借款给了你，就要监督你是否用在抗战打仗上，如果
蒋介石英文不好，但拥有所有外交事务的决策权。因此，宋子文作为当年“ 世界上惟一一个长驻他国的外交部长”，在抗战时与蒋的来往公文电报极为频繁，有时每天多达数十封，其重要决定也都取决于蒋。“我嫁到宋家之后，褒贬都听过。看完
目前胡佛研究院已把这些电报译成英文，对西方了解战时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当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1950 年，宋子文辞去（台湾）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宋曹琍璇在其档案中发现了如下记录，“外界于我之毁谤，毫不在乎；为国家民族之责任，淡然处之”，这令她非常感动:“从前人家怎样讲他，我完全没有能力分辨，但是现在看了他完整的档案，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国家使命感的人，不但忠于国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干净。他没有不能交代的事情。”
过去是负面人物，近年渐有客观的评价
南方周末:宋子文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海内外史学界对他有何基本评价？近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景平:宋子文过去是一个基本被否定的人物:“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内战罪犯”，国民党的亲英美派等。近年渐渐有了客观的评价。“治史如断狱”，我认为对宋子文的历史功过不应简单化处理，应当在根据基本历史事实、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判。比如，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比较西化，对建立近代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执政台湾时期，宋子文作为党内代表人物，官方禁止对其公开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则出现另一种倾向，不顾史实，只从意识形态出发，一概否定，比如说你是外来政权、贪污腐败等等。目前的台湾，对民国史及其代表人物，缺乏进行客观研究的环境，而且已经很难获得官方资助。
“宋子文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南方周末:《宋家王朝》披露，宋子文的资产多达数亿美元，他的档案中对此有没有记录或特别说明？
吴景平:宋子文档案对此有非常清楚的统计与记载。宋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下的资产是多少，包括哪一项债券值多少钱等等；他的妻子张乐怡则分开记录。我印象中，他去世时档案中的记载其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包括房产，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宋子文档案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的市价波动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涨跌的具体数字，这些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巨富。另外，他在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期间，公务费实际上很有限，比如他在美国成立的国防供应公司要租房，雇佣不少外国员工，政府提供的经费远远不够日常开支。怎么办？档案显示，宋要求中国银行在他的个人账户内拨出这笔款，以维持国防供应公司的运作。另外，他的档案中保留着一封财政部给宋的公函，说你现在的级别是外交部长（1941年末宋任外交部长），给你的工资及驻外津贴都要补差，数额是多少多少。宋回信说，据他了解，这种补差是不符合规定的，特让下属予以退还并请查收。这些档案资料不仅来自宋本人，还有交办人的记录，比如他的秘书。
总之，宋的档案相对保存得比较完整，与诸多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文件都有原件或复件保留，价值比较高。
南方周末:对宋子文恶评最多的就是包括他在内的四大家族贪污腐败，间接导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
吴景平: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原因很复杂，腐败只是其中之一，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方面的。孔祥熙的档案尚未公开，暂且不说。宋在抗战时期并不主持财政，他在1933年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职务，这两个职位至1944年年底一直是孔祥熙担任的。孔把财权紧紧抓在手中，后来连蒋介石都对此不满。蒋的日记记载，孔连政府到底有多少外汇储备都不告诉他，导致蒋对美国依赖度的政策上发生误判，蒋在日记中说，如果早点知道实情，就不会过分依赖美国。
孔祥熙连国库的家底都不告诉蒋，更不要说宋了。抗战时期，宋、孔其实是非常对立的。孔是行政院副院长、央行总裁，凡达成的美国对华借款和财政援助都是他在把持。据宋子文档案中记载，宋对孔的作风深表不满，包括他在美国促成一项借款协议，孔立即回复说，接下来你不要管了，这是我财政部的事。1942年，中美达成5亿美元借款的协议签订后没几天，孔祥熙就宣布要动用2亿美元，用于发行美金债券。美国方面大吃一惊，质问中方动用这么大一笔借款，怎么事前不打招呼，就向媒体宣布了。宋也很生气，致函蒋介石说以后争取美援的事情我不管了。这件事说明，宋如果要在抗战时期用不正当手段侵吞贪污美国对华借款和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富强也是宋子文的抱负
年近花甲的吴景平是复旦大学
胡佛研究所最重要的收藏
南方都市报: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看作他们最重要的收藏资料，它们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地位？
吴景平:胡佛研究所也有一些其他民国人物的档案，如张公权即张嘉璈档案，他担任过中国银行总经理，后来担任过铁道部长、交通部长。但是，他的历史地位、经历远不如宋子文那样显赫和重要。以往我们说起民国历史，总会提到蒋宋孔陈，他们是最高层次的。宋子文的个人档案都在胡佛研究所。孔祥熙的档案两年前刚刚进了胡佛研究所，到目前还没有开放，对它的整理也是最近刚到尾声。从我们对孔祥熙档案目录的初步了解，可以判断主要是一些公务方面的文件，涉及到以往完全不知道的领域的，不是太多。宋子文的档案就不同了，因为记载了他生平涉及到的很多重要问题的有关经历。比如保留了他和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几位盟国最高领导人之间非常机密的会谈记录、往来函电，这些又是以往公布的档案中所没有的记载，与以往的档案具有相当大的互补性。
南方都市报:你是研究宋子文的专家，在你的角度，或者说在史学界的角度，胡佛这批档案带来了什么新的发现？
吴景平:可以说有相当多的发现。以往我们对宋子文的认识恐怕还处于一个宏观的层面，虽然可以把他跟蒋介石和孔祥熙区别开来，但是要把宋子文和他自己区别开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具体事务上、跟不同人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丰富性，不看宋子文档案是不可能了解的。因为宋子文档案保留了宋子文和数以百计的中外要人之间的往来资料，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包括美国的很多政界高层、企业界、媒体和其他领域的重要社会人士，还有一些成为他私人朋友的。而且它涉及到的时间非常长，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初他去世，记载了跨越四十年左右的交往。另外宋子文档案还大量保留了他公务活动方面的档案，他曾经做过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外交部长、行政院长，最后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都是比较具有延续性和特殊、重要的角色。档案记录了他在这些职位上所处理过的公务中的特定事务，以及他对这部分事务的见解和看法。这使得我们对相关时间段的历史，特别是重大的事件、重要的人物，以及中国跟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了深化，扩展了领域，或者填补过去认识的空白，纠正一些不确切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胡佛这批档案的公布是否改变了史学界对宋子文一直以来的研究结论？
吴景平:从这些史料的公布到学者有充分的时间来使用、研究它，形成学者们新的看法或者修正原先的看法，这都需要时间。另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的三本书涉及到的只是宋子文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整个宋子文档案约有十余万份文件。根据非常小的部分内容，可以反映出某个特定时段或者特定问题，可以从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电报中看出，可以对以往的认识进行修正。但是从更宽泛的领域来看，它只能解决一些初步的问题。所以我们确定了一个“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文献研究系列”，打算较全面地发掘使用整个胡佛研究所所藏的档案。当然我们要有更开阔的视野，要用更多海外的档案文献。通过国际交流、国际合作的途径，来拓展和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宋子文的财产只有百万美元
南方都市报:在这批胡佛资料的基础上，你能概括一下宋子文在这一阶段的贡献吗？
吴景平:抗战爆发以后，寻求外援、开展外交这个日益重要的问题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时候，宋子文走到了第一线。特别对美外交成为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当时的其他国家都先后陷入了战争状态，自顾不暇，无法为中国提供更多援助的时候，美国毕竟远离战火、远离战场。但是要获得美国的援助并不容易，这需要美国能够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认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了解中国抗战的具体需要。
这需要做大量的外交工作，首先要获得美国总统的支持，然后是与各主要的职能部门进行具体的协商沟通，从国务院、财政部到军方、生产兵工物资的厂商、运输部门、银行部门等等，从达成援助的协议，到最后把这些货品安全地运回中国，各个环节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关于这些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今天不看这些历史资料的话，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当时做这些工作确实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需要。
应当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像宋子文、顾维钧这些外交家，他们所做的具体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现在海峡两岸的关系、国共的关系的历史尘埃已经落定，大家可以正确的心态向前看，创建双方更好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客观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中涉及到国共关系中重要的人物与事件，这就是自信心的一种表现。因为今后的发展都是以往的延续，我们的自信心、科学公平的态度需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我们的后人也不能这样来对待我们。
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解放前“四大家族”是中国最显赫、最富有的家族，他们占有大量的财产，甚至使整个中国陷入极端的贫弱。但这本书里公布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宋子文逝世
吴景平: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为什么失败呢？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整个社会的危机全面爆发，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政府的信誉完全扫地。人们对国民党的统治再也无法忍受了，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仅仅说这是由于几个人的贪腐而造成的，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更不要说要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事实作出基本的评价了。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没错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对失败者作一个客观的了解呢？更何况如果从一个更长远的时段来看，这毕竟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任何人都好，即使是国民党，只要曾经为国家、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承认。反过来，即使是反面人物，我们也不能任意给这些人摸黑，这种态度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
当时的国民党统治下的一般民众对豪门的腐败、特权是非常不满、深恶痛绝的，这也是当时社会信心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具体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我们要点明他们每一家或者每一个人究竟做了什么，怎样做的，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地步？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我们今天来看这方面问题最初的文本，要注意它有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开始贪腐的？以什么手段？留下的原始记载是什么？不能只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他贪腐就行了。在整体的判断上，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对统治的失败承担责任，应该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危机承担历史的责任。我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体制性、阶级属性的基本判断，我没有提出新的观点。但问题是，我们如果要评价个人的历史功过，就必须把他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时代环境下，包括个人意志无法抗拒的部分。
另外我认为评价历史个人的功过，实际上也在检验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复杂历史问题时，是否依然沿用一些简单的做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这些高层的经历也是挺坎坷的。宋子文就是几上几下，和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怨的部分更多，分歧、争执比较大，这恐怕是我们以往所不了解的。我们以前往往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捆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差别，都是一般黑，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为什么1949年以后宋子文对国民党政权不抱任何希望了呢？原因就在于这个政权运作到后期，它和人民的关系、它与社会进步的潮流已经完全脱节了，它内部的矛盾已经发展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地步，无法再通过内部的调适来化解矛盾了。我认为不管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关系好坏与否，他在当时的表现怎样，我们都要客观对待。对这些问题我们越是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就越能更好更客观地来了解历史、理解历史，从历史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他的命运是时代的悲剧
南方都市报:正如你所说，宋子文是“两朝国舅”，但却最终与蒋介石闹翻。宋与蒋的根本矛盾在哪里？
吴景平: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同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属于不同性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汪精卫最后走向了中国、中华民族的对立面，走到了日本侵略者那边。而蒋介石和宋子文在这点上始终是一致的，对外敌入侵的态度非常清楚。所以虽然在战前宋子文对蒋的意见非常大，1933年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所有职务，但是等到抗战爆发以后，国难当头，获取外援面临的困难越来越严重，他就感觉到自己应该站出来了。他与美国各方都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他认为应当把这些资源都贡献给国家民族和政府，这是他肯站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到了后期，他看到国民党的统治迅速走向没落，他也感觉到了危机意识。
蒋与宋的矛盾，最根本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应当说宋子文更加了解近代民主的观念和理念，更了解国家、社会、公众各方面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更代表近代化的趋势。但是，其实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中也没有其他的选择。由于宋子文与蒋介石基本理念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性格的不同，使得他们产生了分歧。对于宋子文，让他做无法做下去的事情，他就一定不会做的。要抛弃原则来一味迎合蒋介石，宋子文最终是不会愿意的。
南方都市报:你说过，宋子文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他的悲剧在于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这么说？
吴景平:宋子文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去了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又在花旗银行实习过，回国以后也在孙中山手下工作过。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有一个很好的专业训练背景。姐姐是宋庆龄，姐夫孙中山是他走上政治道路的最初引路人。他也亲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其间和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高层人士都是有接触的。他们都参加过国民党“二大”，还跟宋庆龄、毛泽东等人开会讨论过一些重大的问题。
在经历后来的社会变迁、政治动乱、国共纷争之后，宋子文的政治选择没有像宋庆龄那样坚定，出污泥而不染。但宋子文确实也是希望用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专长，使得中国富强起来，让中国的问题得到解决，这可以说是他实现抱负的寄托。虽然他逐渐认识了国民党政权的问题，几次提出辞职，但是除此之外，对他而言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不能苛求他完全站在工农大众这一边，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宋子文提出过很多关于实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金融的现代化的想法，包括具体措施和基本制度，他都有考虑，包括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当中国在国际上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国共两党还不能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悲剧人物。对于国共关系的历史问题，当代人、后人应当而且完全可能高瞻远瞩，从整个中华民族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来化解这些问题，其中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南方都市报:在研究宋子文的时候，你感到压力大吗？
吴景平:我认为对待历史要实事求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明确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使我有了学术研究的信心，只要我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研究、做学问的基本准则出发就行。我没有任何预设，比如必须把宋子文拔高或者贬低到某个地步，没有这样的预设。我有一分史料、一分依据，就说一分话，这使得我足以在任何场合有自信心。我不会为了拔高历史人物而违背一些基本的业已清楚的史实，所以我认为研究宋子文不存在压力的问题。
但是有难度，我认为难度很大。比如对“四大家族”的贪腐问题，你要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对以往被通常已经有定论的这些人物，要作出一些新的评价，或者要有新的史料、依据来检验它，难度都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按照某份报纸的观点来提出判断是不行的，报纸各种各样，而对同一件事情，大家也是众说纷纭的，甚至史料也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这要完整地掌握大陆、台湾、海外的史料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认为已经看过了有关宋子文的全部档案文献。因为其他地方还有关于他的文献，大陆、台湾方面都还有。
现在我们逐渐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主要功过，与以往相比，我们有信心做得更科学、客观一些，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且不是靠我个人可以解决的。这不只是某个人的事情，我认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者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研究宋子文档案、研究宋子文，它更大的意义、价值在于说明在国家、民族经历的苦难的、曲折的、不平凡的岁月中，有太多重大的问题需要梳理和总结。涉及到要对个人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同样应当非常慎重，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
“宋氏密档”揭秘：宋子文设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蒋介石曾反对救上海汇市
“宋子文对上海金融中心的历史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9年，在宋子文的主张下，曾建立了中英第一次平准基金，但由于基金规模较小，成效甚微。为此，宋子文用了两年时间，和英国、美国政府进行了艰难谈判，达成总体上有利于维护上海、香港外汇市场的协定。1941年4月，英美政府和有关大银行携巨资，与中国的主权基金、大银行共同成立了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用于维持中国货币汇率。在此次发布的著作中，披露了大量宋子文与英、美政府交涉的细节。
据透露，当时宋子文就 “拯救上海外汇市场”一事，和英美政府谈判时，蒋介石、孔祥熙其实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应当放弃上海外汇市场，只要重庆的外汇市场稳定就足够了。原因是要稳定上海外汇市场对外汇的耗费太大，不如撤回资金，另作他用。
对此，宋子文坚持认为在上海沦为孤岛的背景下，拯救上海外汇市场具有特殊意义，除了稳定人心外，还表达了国人抗战的坚定信心。
当时，上海作为远东最大进出口岸，是亚洲最重要的商品物资出入口，上海外汇市场的稳定，对国统区人民的生活保障也有着积极贡献。
宋子文曾设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吴景平指出，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副官的英文日记交代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尘封的历史在细节中变得生动。如
“这说明宋子文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有预期、有准备的，同时他十分谨慎，以免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交友
对张学良一家关怀备至
原先，外界对张学良被软禁后，大体知道还有人在关心他们一家，但是知之不详。在此次出版的《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一书中，提供了多封宋子文与外国友人的信件，证明西安事变后，宋子文对被软禁的张学良一家照顾备至。
当时，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得了癌症，是宋子文设法将其安全辗转接送到美国，请最好的医生治疗，并为其支付高昂的手术费。
宋子文促使于凤至接受医疗方案，后来于的手术获得了成功。宋子文还十分关心张学良的子女。张学良的孩子后来前往欧洲学习，宋子文多次电请当时驻英大使顾维钧就近关照。当宋得知于凤至太过宠溺儿女，还对此事进行了干预，向于表示不能太宠孩子。
与斯诺夫妇关系密切
美国知名记者、《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1938年与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和路易·艾黎一起创办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战时帮助中国工人从事恢复性生产，让战时的失业工人、难民在生产中得到自救。
从海伦·福斯特·斯诺
宋子文扮演西安事变斡旋者蒋介石立遗嘱欲雪耻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凤凰卫视近日推出的一档节目，根据蒋介石日记等史料，通过采访当事人后代以及相关专家等，为人提供了另一种回望历史的视角，本网选编其内容如下。
西安事变的斡旋者：宋子文
60年后的回归：宋子文长女携家族重返大陆
宋琼颐(宋子文长女)说：“不太记得，路完全两样了。”
2008年初春3月，宋琼颐和家人回到父亲宋子文位於岳阳路的寓所。如今这里已是大陆的“老干部招待所”，这群退休的老干部们和这位曾经是屋主的女儿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空间里错身而过。
走到这里宋琼颐彷佛回到了童年。
宋琼颐说：“因为我们很大的房间三个人睡在一起，我们的阿嬷就睡在她的一个小房间。我们总是在花园里头，所以我们在亭子里头，我作医生，我的妹妹作护士，还有一个(妹妹)就作病人，那个花园我们从前觉得，唉哟非常大，我们这次看见怎麽那麽小？”
1936年12月12号，是宋琼颐永难忘怀的夜晚。那天她和妹妹们期待着当时的京戏名角——梅兰芳在寓所的大花园内现身。
宋琼颐说：我们那时候大概七岁、八岁。喔，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梅兰芳大家都很兴奋，我妹妹也听见过梅兰芳，包括佣人啦，那些侍卫。喔！梅兰芳要来！搭起来桌子，好多桌子，每一个房间都是十个人、十二个人那么坐……”
“后来就那个西安事变，所有事情都停止了，样样都取消掉了。”
位於上海滩的中国银行是外滩最具中国特色的建筑，这里是宋子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办公大楼。
宋子文，他是宋美龄的大哥，也是蒋介石的大舅子。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子文主动向媒体发表谈话，表明愿意担任斡旋者角色，因为张学良曾经是他的老部属与旧友。
林博文(《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作者)说：“他们两个交朋友，第一个当然是个性一样，他们两个嗜好也一样，都喜欢这个古董、醇酒、美人，张学良在前线只跟宋子文好，对於汪精卫冷落了汪精卫，汪精卫是行政院长。”
西安事变爆发当下，宋美龄在第一时间派出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前往西安，但是很快遇到了瓶颈，在西安的张学良最初要求国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是蒋介石的连襟前去西安，但是孔祥熙迟迟没有成行。
刘维开(台湾政治大学
很快地宋子文成了国府的斡旋者。
蒋介石写下三封遗嘱 立志“雪耻”
在西安事变爆发後一个星期，宋子文离开了上海的家人，独自飞往西安。
这是宋子文到西安刚下飞机，所留下的身影。
1936年12月20号，飞抵西安的宋子文来到了张学良在西安的官邸。如今这里被改建成“西安事变纪念馆”，当天身穿高筒马靴的张学良会见了西装革履的宋子文。张学良和宋子文心里都清楚，要让“兵谏”和平解决，结束中国内战局面，尽早一致对外抗战，“快速落幕”是关键，他们得和时间赛跑。
刘维开说：“宋子文他所采取的一个措施是以救人为第一，就是只要蒋(介石)能够离开西安，在这样子一个大前提之下，什么都可以谈。”
随后宋子文来到了距离张学良官邸不到几十步路的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
在宋子文用英文写成的“西安事变日记”里，他描述了蒋介石见到自己前来时激动流泪的情景。
刘维开说：“蒋(介石)的情绪会比较激动一点，因为毕竟那么多天了嘛。十二号这个事情发生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了，那么所以他可能见到宋，见到宋子文，可能情绪上会比较激动一点。”
此时宋子文带来了一封妹妹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
郭冠英(《张学良世纪行过》制作人)说：“宋子文来了以后，就拿了一封宋美龄的信给他(蒋介石)，听说那信最后面还有一句话，好像被遮掉了，就是南京是戏中有戏。南京是戏中有戏。蒋介石看到这边就哭了起来。”
高桂滋公馆的夜，宁静中流动着焦躁的气息，公馆右边的这间小房间是蒋介石在西安的第二个软禁之处。蒋介石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漫长的夜晚，他在这里写下了三封遗嘱。
刘维开说：“他(蒋介石)当时就是说，他交了这个遗嘱给宋子文，要宋子文带回去。那这个所谓的遗嘱，一个就是给宋美龄的，一个就是给经国纬国的，还有一个是给全国国民的。它里面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他要告诉宋美龄，经国纬国两儿啊，都是他的孩子，所以希望她将来，他说既是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所以希望将来呢，能够视如己出。”
这三封遗嘱，后来在蒋介石的日记里找到踪迹，他在西安事变后一周年补记了遗嘱内容，并且写下了雪耻两字。
劭铭煌(国民党党史馆主任)说：“这个就可以印证宋子文至少，他很清楚地，蒋(介石)先生那时候是准备牺牲的。”
在西安的宋子文看到了蒋介石的决心，也看到了蒋介石的落寞。身为蒋的亲属和部属，尽管过去曾有复杂的恩恩怨怨，但是此刻早已尽弃前嫌，宋子文深信要打破僵局，要中国对外抗战，还是得仰仗他的妹妹——宋美龄。
刘维开说：“当宋子文回到南京去之后，他直接就想找宋美龄，找孔(祥熙)夫人，去谈这个事情。那就是劝宋美龄跟他一起到西安去。”
郭冠英说：“张学良后来在反省录里面也讲了说，为何(蒋)夫人当初不在这个西安，如果当初夫人在西安的时候，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
蒋介石一见宋美龄就流泪：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
尽管宋子文和张学良关系匪浅，蒋、宋、孔家族的内部仍然压力重重。
王丰(民国人物传记作家)：“一旦如果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有所不测的话，那当然这一个，蒋、宋、孔这样子的一个势力，它还是会处於一种崩解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失去了一个核心力量。”
这是张学良夫妇和蒋、宋、孔夫妇户外野餐的照片。
此刻对宋美龄来说，她得坚强地保有信念。南京美龄宫里，有着宋美龄虔诚的祷告声。西安事变发生之际，南京国府气氛诡谲。当时南京的国府内部，参谋本部这里，以何应钦为首的军委会高唱“主战”论调。
但是在另一边的国府行政院内，以孔祥熙为首的官员则强调“主和”营救蒋介石的基调。
在国府内部陷入了胶着。对国府何应钦等军方派系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蒋介石实际的态度，这样的问题考验着当时的宋子文。
刘维开说：“蒋(介石)的意向基本上就是说，他是认同南京方面是以军事行动来进攻的。可是宋子文的态度不是这样，宋子文的态度，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时候就算你是想要用军事来解决，但是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位於南台湾高雄冈山空军官校，“美龄号”静静地停放在这里。
面对国府内部，担心宋美龄前去西安被扣的忧虑。坐镇南京的孔祥熙极力和军系协调。这架曾经载着宋美龄飞遍大江南北的“美龄号”最后还是搭载着宋美龄和宋子文来到了西安。
郭冠英说：“端纳(蒋介石的外籍顾问)是说，在飞机上
这个梅乾菜盒里，曾经装着宋美龄到西安带给蒋介石的食物。此时蒋介石正在小憩，他在《西安半月记》中这样地写着：
郭冠英说：“耶和华说，今要女子护卫男子。见到太太(宋美龄)来了，就非常感动。蒋介石一看到她来，就泪一直下，一直流眼泪，他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你进了虎穴了，反而是
宋美龄抵达之后，蒋介石的心情逐渐平静。
张学良坚持要放蒋介石
郭冠英说：“到了见了他太太(宋美龄)以后，太太就说，宁抗日勿死敌手。如果你(蒋介石)坚决不抗日，坚决要这样斗下去的话，你可能被共产党杀了。可能张学良一下火大了，把你杀了。宁抗日，抗日就抗日嘛，宁抗日，勿死敌手，这个蒋介石就开始转变了。”
现在有三千万人民。
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
这段影片是张学良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一段珍贵的历史谈话。失去了东北的张学良，很期待宋美龄理解他的心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友谊，是稳定西安局势的镇定剂。但是另一位参与西安事变的西北军杨虎城对于蒋介石签字与否，心中焦躁不安。
郭冠英说：“张学良那天24号晚上就跟他们说立刻放蒋介石，这些小组都反对，有的人甚至讲得很激烈，这我们是拿着头干的，不是说你(张学良)说要放就放的。张学良就跟他们讲，你们的政治觉悟都没有我高，因为我们把他(蒋介石)抓起来，他的政治实力还在，我们既然不杀他，要捧他做领袖的话，如果我们叫他签字，他还是会反悔嘛。”
宋子文和杨虎城虽然也是旧识，但是他还得多管道进行，他想到了周恩来。
刘维开说：“他(张学良)是希望透过周恩来去影响杨虎城，所以在包括蒋(介石)的日记里面也都记到周恩来第二次跟蒋见面。就是25号跟蒋见面的时候，见完面之后，宋子文还追出来就是希望周恩来能够去劝杨虎城不要那么坚持，能够把蒋能够放走。
最后杨虎城还是软化了，他同意张学良不签字放蒋的决定，这间客厅是西安事变和平落幕最重要的历史场景。
当年兵谏的张学良，代表国府的宋子文，和共产党的周恩来在这里达成了多项协议。
这一张张用英文打成的文件，目前被收藏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是宋子文在西安斡旋期间的重要档案。文件中描述了宋子文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两次重要的谈话内容包括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重组政府”，但是宋子文不为所动。
刘维开说：“行政院院长是谁呀？副院长是谁？要求改组政府等等，这个都不是他(宋子文)自己所能做的。因为整个的国家有国家的体制，所以这个是对宋来讲呢，宋也非常地清楚。”
12月25号，宋子文和宋美龄深知这是关键的一天。
那天一大早，住在张学良官邸B栋的周恩来再次会见了当年他在黄埔军校的老长官——蒋介石。但是此时周恩来早已得知苏联的态度。
王丰说：“莫斯科的指示，不能处决或者不能去公审蒋介石，而必须仰赖蒋介石去领导未来的抗战。”
张学良问宋子文：蒋介石会不会枪毙我？
蒋介石和周恩来会晤之后，宋美龄以送给蒋介石圣诞礼物为由，立刻敲定了当天下午离开西安。就在此刻，张学良也做了一个决定。
郭冠英说：“这个完全是他(张学良)的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周恩来也不赞成他走，杨虎城更不赞成他走，蒋介石也不赞成他走，没有人赞成他走，只有蒋夫人认为他走了还不错，更证明说这件事情是圆满结束。叛军首领都亲自负荆请罪了，可是这个完全的决定，是张学良的决定。张学良后来就说，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祂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张学良的决心，深深地感动了宋子文，只是怀抱着义气的两位好友，万万没有想到，在回到南京后发现，局势已经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陈至竟(时任蒋经国戡建总队副大队长)说：“西安事变解决了以后，我们大家很高兴呀，就放鞭炮啊什麽的。”
辜严倬云说：“哇，那时候大叫，喔，蒋委员长从西安平安出来了。大家起来，哇，开心地不得了不得了。我那时候小小的心灵里头，就觉得蒋夫人真是了不起呀。”
郭冠英说：“他(蒋介石)一下飞机，一到了洛阳，所有的那些洛阳的军政人员围过来以后，他就说张(学良)副司令啊，要好好照顾他。”
1936年12月26号中午12点20分，宋美龄陪同蒋介石返抵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时年仅十来岁的李赣驹在人群中迎接蒋介石，发现了宋子文和张学良的行踪。
李赣驹(民国元老李烈钧之子)说：“飞机停得很远，我看见蒋介石下来了，就走到这些人面前：‘辛苦、辛苦、辛苦！’大家都慰问他(蒋介石)，飞机就开到那边去，开到那头跑道去。那边两部汽车，张学良下来了，那个汽车也秘密地开走了，开到宋子文家里去。”
南方欢喜的气氛，对张学良而言是陌生的。来到南京的他住进了宋子文在南京的寓所——北极阁。
郭冠英说：“他们(张学良和宋子文)两个当然是很好嘛。就住在宋子文家里面，熊仲卿就跟着他们两个，吃完饭他们两个在北极阁的花园里面走，熊仲卿就跟在后面，就听到张学良问那个宋子文说，‘委员长会不会枪毙我啊？’宋子文说‘不会，不会’。他(熊仲卿)说，我在後面听得很清楚，就这样。因为明天就要军法审判了。”
宋子文对张学良人身安全的承诺，很快地面临挑战。国府内部已经酝酿审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受伤的蒋介石此时不动声色。
如今的南京羊皮巷新街口商圈，是当年南京军事法庭的所在地。七十年前这里肃杀气氛浓厚，一场攸关张学良的军事审判在这里展开。
张学良带手枪上军事法庭 担心受侮辱准备自杀
郭冠英说：“到了南京以后，包括戴季陶、包括居正，包括很多人对张学良很不满意，都说一定要对张学良作出某种惩处，那么他(蒋介石)回去后，他想一想，他觉得还是应该做(军事审判)。”
对这个决议，宋子文气愤异常。
李赣驹是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长李烈钧之子，当年他以父亲的少尉副官身份全程参与了审判张学良的过程。
李赣驹说：“张学良呢，穿了一件长袍子，大概是羊毛的吧，古铜色的衣裳没有穿军服，他(张学良)拿了把小手枪，欸呀，谷正伦说，你怎么带手枪来干什么？他说我不是的，我报告你，我知道今天审判完了，我不能回去了。假使我关在什么地方，这些特务要来侮辱我，我就自杀！”
在审判庭开庭之前，宋子文曾短暂地停留。
李赣驹说：“上午开庭，军事委员会九点多钟开庭，我父亲他们都穿军服的。军事最高法庭，我父亲说不要旁听，宋子文就带他(张学良)上来，上来以后呢，变谷正伦上去了，就是说，请
这场军事审判的结果成为当时最瞩目的消息：张学良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准予特赦。
这张字条是张学良离开西安前留给杨虎城的手稿，他将东北兵权交给杨虎城。
审判结束后，他又回到宋子文的寓所。
李赣驹说：“宋子文车子来接他(张学良)，他住在孔祥熙家里面，以后呢，抗日战争起来了，他就到奉化去，蒋介石把他弄到奉化。”
从此张学良进入幽禁的人生，来到南京，历经宋子文和孔祥熙照顾的张学良。后来被送到了蒋介石的故乡，奉化溪口。由蒋介石就近看管，软禁的屋子就在雪窦寺旁，面对张学良的处境，面对国府内部的压力，宋子文仍然极力地为张学良奔走，他多次写信给蒋介石。
王丰说：“内容就是告诉蒋介石说，于凤至(张学良妻)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几个小孩留学英国之后，可能因为父亲被软禁家庭破碎，所以情况也很差，他(宋子文)就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在今年的耶诞节之前释放张学良。让他们一家能够团聚。”
张学良这位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宋子文这位西安事变的斡旋者，两人的承诺终究抵挡不了无情的政治，但却成就了抗战的号角，奋力响起。
蒋介石宋子文日记中不同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各界民众游行，拥护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日的爱国行动。
一般来说，亲笔日记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的事实的。但是，比对蒋介石、宋子文所记西安事变日记(见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宋子文档案和蒋介石日记内，宋这部分日记自
当日傍晚，宋子文再次见蒋介石。由于上午宋为蒋分析了形势的危险性，蒋的头脑开始冷静，因此下午在张学良和他见面时，他已答应：一、允其军队开往绥远；二、召开中央执监大会讨论四项条件(即上述改组国民政府等条件)；三、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蒋要宋和张、杨接洽讨论。宋随与张、杨商谈，张、杨认为四项条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蒋说经中央执监大会讨论通过，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只要他个人同意，南京方面定能执行。张、杨对蒋的表态不满意。
总之，宋子文到西安一天来经和张学良、杨虎城、端纳、蒋介石等的接触与观察，得出的印象是：虽然蒋介石的生命暂时安全，但他的“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指张、杨)已走向极端，如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蒋介石这天日记记录简单。他和宋子文的两次单独会见，第一次因怕谈话时间长引起张学良怀疑，只谈了约半小时，便催宋速出。谈话内容仅有“余将余之日记为张所得及其阅余日记后之言行告之”，以及要宋转达中央迅速进兵西安，“并示以进兵之方略”。第二次也大约谈了半小时，记录仅有“余告以此时之处置与营救，应为公，而不可为私”。此外，还记录有张学良来见，希望趁宋子文在，“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使事得早日结束”，蒋以释放他回南京相要挟。
比照蒋介石、宋子文这天的日记，其不同之处有如下几点：
第一，蒋介石是日日记根本不提宋子文向他分析形势后，他态度变缓，答应张学良同意其部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等，却记载了他要求宋转达中央，迅速向西安进兵。与此相反，蒋省略的正是宋较详细记载的。何以如此？笔者以为，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方式扣押了蒋，已使他羞辱甚极，如果他再于日记内记录其在武力方式下做出让步，将严重损伤其政治威望，日后何以服人？多半是出于此种顾虑，下笔有所忌讳。宋子文则不同，他是以蒋姻亲的身份来进行和平劝说，营救蒋，因而能够真实地记录事实。这一方面的差异，贯穿与蒋、宋全篇日记内。
第二，宋第一次拜见蒋介石时，蒋日记为宋和端纳、张学良一同来见，其已泪流满面，看了宋美龄给他的亲笔信中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更加情绪失控，呜咽说不出话来，于是宋乃命张和端纳出外，由他和蒋单独谈话。宋的日记则是由他一人“单独拜见”蒋，蒋对他的到来深为感动，失声大泣。众所周知，自“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宋主张对日采取强硬立场，并反对蒋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和蒋发生意见分歧，被摒弃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决策圈之外，在他身系囹圄的状态下，宋不计恩怨冒险前来，其感动哭泣是人之常情，此记载当是事实。
第三，蒋日记说，在张学良和端纳出去后，他即将写给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及全国国民三份遗嘱给宋子文转交宋美龄，即宋第一次见蒋时交给他。宋子文是日未有记录遗嘱事，但写在了次日(21日)，而且说蒋要他把这几份遗嘱给张学良看，结果被张扣下，张说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不允许发送。无论蒋当日日记还是宋次日日记，均无记录遗嘱内容。在西安事变两周年之际，蒋找出了这三份遗嘱，并把前两份抄入
第四，宋子文日记说，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已于17日同意“释放被捕七人”等四项条件；蒋日记记载，当晚张学良来言：“趁子文在此之机，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俾事得早日结束。”七人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沙千里，因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1日，宋子文日记记载，他分析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方面的局势，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他认为“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由戴笠代表黄埔系来西安，亲身观察当地局势；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发生的军事问题。他的想法获得张、杨同意。于是他向蒋介石辞行回南京。蒋嘱咐他不要让宋美龄来西安，也让宋子文不要再返回。当日下午，宋子文回到南京。他先见了宋美龄、宋霭龄和戴笠，“毫无保留”地报告了他西安一行的所见所闻。并根据戴笠的建议，拜会了政府要员叶楚伧、顾祝同、蒋鼎文、孔祥熙、熊式辉、何应钦等人，告知西安方面所提四项条件。为了说服“讨伐派”以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他说明采取军事解决只能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并模棱两可地说：“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他要求：“四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他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
蒋介石是日日记，仅简略记录了宋辞行前两人生死离别的情形，以及他坚持主张南京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对比蒋介石、宋子文21日日记，相同之处，两人都记载了宋回南京前与蒋告别，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宋反复说后天一定返回的凄惨情形。不同之处，蒋记载他授意宋，南京迅速出兵攻打西安，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要挟他们早日释放自己。宋子文记载他经仔细考虑，坚信只有采取政治解决，才能营救蒋介石，因这是他自己的思量，所以在蒋的日记内没有记述。至于宋回到南京进行的和平活动，蒋的日记更不可能涉及了。
22日下午，在宋子文的陪同下，宋美龄从南京飞抵西安救蒋介石，同行者有端纳、戴笠、蒋鼎文等人。宋子文是日日记载，他们到达西安后，先让宋美龄去照顾蒋，由他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讨论，戴笠和蒋鼎文也在场。晚间，宋子文见蒋，并探询他对中共代表周恩来要见他的看法(应张学良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7日到达西安，参与和平解决事变的工作)。蒋主张宋氏兄妹先去见周，并提出必须要求周同意以下条件：(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倘若中共接受，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这是蒋对谈判的基本态度。
蒋介石这天的日记主要记了下午四时他与宋美龄见面谈话事。在当时的情况下二人相见，悲喜交加，不可名状，当是实情。宋美龄向蒋简要介绍了他被拘后外间各方面情况，并劝他“能先设法出去再说”。蒋说：“妻来此，须知为公而非为私，为国家而非为夫君，决不可允其有签字违法之事，如签一字，则余即违法，更无离此希望，即使离此，则余虽生犹死。”
对照宋子文、蒋介石是日的日记，虽然蒋没有记载晚间和宋子文会见的事，也没有记录宋子文所记上述蒋对谈判所持的基本态度，但不能说没有发生。因第二天宋即和西安三方面开始谈判，如果没有蒋的同意，没有蒋提出谈判条件的底线，后来的谈判是不可能开始的。而宋美龄劝蒋先设法离开西安，蒋答说不可有签字违法事，也可佐证。至于宋美龄向蒋建议的什么办法，蒋虽没有只言片语的吐露，但不难判断，应是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对其所提条件做某些让步。
23日，宋子文日记记录：上午，张学良、杨虎城交给宋一份拟好的条件：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宋庆龄、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的大会，“落实17日委员长讨论过的四项条件”。俟大会作出决议，蒋可离开西安。宋子文担心南京方面不会接受，经与戴笠、蒋鼎文会商，提出如下“反建议”报蒋介石批准：一、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参加之大会。二、改组政府，排除亲日派。三、释放在上海被捕七人。四、中日战争爆发，将自动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蒋介石让宋子文和张学良一起去见周恩来，但主要听周谈。周恩来的谈话内容主要为，“若委员长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然红军的人数不应限定在3000至5000人之间；中共欲保留其军事系统；中共同意于国民大会召开时参加大会，以一个民主之中央政府来取代中华苏维埃政府。周并说，“他愿意会见委员长”。另据周当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周在谈判时提出中共及红军的六项主张(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1页)，并说这六项主张宋同意，承诺转达蒋介石。但宋日记没有记录这六条，却记录了周电报中没有的上述谈话内容。
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继续谈判，主要讨论未来新内阁人选问题。谈判结束后，宋氏兄妹一起见蒋介石，向他汇报谈判内容，蒋答复：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长，拟令孔祥熙出任；新内阁保证不再有亲日派。二、返南京后，释放“七君子”。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变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4、中日战争爆发，所有军队一视同仁。四、1、派蒋鼎文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2、将与张学良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随后，宋子文将蒋介石的答复交给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
当日深夜，周恩来拜会了宋美龄，“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
蒋介石是日日记记述简略，说他与宋美龄私下商量，派宋子文和周恩来相见，并要宋子文委婉拒绝周见蒋的要求，约定
蒋介石、宋子文23日的日记，其最大差异，宋详细记载了他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的谈判内容和蒋所同意的条件，蒋却只有一句话“子文对其所谈结果颇觉满意”。由此蛛丝马迹我们断定，蒋自己对谈判也是满意的。其次，蒋与周恩来见面问题，在此日之前，蒋一直拒绝与周见面会谈，是日他主动提出先由宋子文与周谈判，并同意翌日由宋美龄代他与周恩来会谈，而当天深夜，宋美龄和蒋介石均未与周见面。这也可从周恩来23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得到印证。周电报说：“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显而易见，宋子文日记说周恩来23日深夜拜访宋美龄，同时与蒋见面简单寒暄，日期记录错误。再者，宋子文日记提到的附件B和附件C，前者是次日上午周恩来交给宋子文中共方面所提解决西安事变办法的备忘录；后者是当天下午宋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讨论新内阁人选情况的备忘录。因日记内没有附件内容，令史学工作者感到遗憾。笔者以为，附件B的内容不出宋子文记录的23日上午周恩来的大段谈话及23日周发给中共中央电报的第一部分(见《周恩来选集》第70——71页)；附件C的内容则是周23日发给中共中央电报的第二部分(见《周恩来选集》第71——72页)。
24日，宋子文日记记载，上午西安方面召开“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会议，张学良、杨虎城属下的部分将领认为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前，至少应履行承诺部分条款，因而“引起轩然大波”，“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张学良与宋子文召集态度最激烈者进行说服工作。当晚，杨虎城也因同样的问题与张学良“发生激烈争吵”。宋还和张学良讨论如何使蒋离开西安的办法。
蒋介石这天的日记记载说：“共党对余忽提出七项条件，并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此与昨夜子文所谈者完全相反。”蒋乃嘱咐宋子文将条件退还以及中共方面“不再言条件”。接着，蒋记述了周恩来和他会见的简短经过。
比照蒋介石、宋子文24日日记，有以下几点不同：第一，宋的日记看不出是日进行了谈判。蒋日记则有中共忽然提出七项条件等等，似乎谈判在继续；但又说这是张学良“指使共党做黑面，而彼自可做红面，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未几，张果出而调解”，“共党并不再言条件”，又似乎是非正式谈判。综合二人记录，24日没有进行正式谈判。第二，蒋日记表明周恩来在张学良、宋美龄的陪同下，在夜间十时许与蒋会谈。这是西安事变期间周、蒋的第一次会面。但会谈时间不长，也没有谈什么实质问题。周、蒋会见的时间及经过，蒋的记述应该是真实的。宋之所以未提，如前所述，他把日期记错了。第三，两人的日记虽都证实了张学良、杨虎城因放蒋问题发生激烈争吵，但宋记载详细，而且说明他和张学良商定，25日秘密单独释放蒋及办法，即“我们讨论了将委员长带至机场骤然离开之可能性，但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学良)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虎城)的监视之中。后决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
25日，宋子文日记记载：宋氏兄妹见了周恩来，周再次要求见蒋介石。周见蒋时，要求他作出停止剿共、容共抗日和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解释其主张三项保证。蒋答复说，若红军“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并同意周本人亲赴南京，继续讨论。周与蒋会谈结束告辞后，又和宋子文落实了以下几件事情：1、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2、蒋返回南京后应发表通电，3、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利，4、中共在上海任命一名联络员，5、逐步释放政治犯。宋督促周必须让蒋迅速离开西安，周“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当日下午4点30分，蒋介石等人抵达洛阳。
蒋介石这天日记记述内容较多，主要为晨刻宋子文告知张学良决心送他回南京。上午十时许，周恩来第二次与蒋面晤，希望蒋对他当面承诺“以后不剿共”，同时答应蒋提出的以后中共拥护其领导，红军接受其指挥。蒋虽然拒绝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以后不剿共”一语，但明确同意对红军“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蒋离开西安登机时，曾阻止张学良护送其回京。下午五时廿分，蒋介石等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抵洛阳。
对比蒋介石、宋子文25日日记，其共同之点：第一，是日上午，周恩来与蒋面对面正式敲定，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进行合作抗日。由此结论，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共进行了两次会谈，一次在24日夜间，一次于25日上午；至是日上午，和平谈判顺利结束。第二，周恩来答应宋子文劝说杨虎城，帮助蒋介石当日离开西安，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表明周恩来是同意蒋当天离陕回南京，但并不知道张学良要亲自送蒋返京。第三，蒋离开西安前，曾召张学良、杨虎城训话。不同之处：(1)关于蒋对张、杨的训话内容，宋日记系蒋原谅了二人的做法，蒋日记仅说训话半小时。另据杨虎城事后说，蒋对他们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2)张学良决心亲自送蒋回南京，因杨虎城反对，乃决定让宋美龄和蒋介石分头离开西安，遭到宋美龄的反对后，张答应想办法一起走。宋的日记没有这些记载，类似的内容记在了前一天。(3)蒋一行抵达洛阳的时间，宋记载为4时30分，蒋系5时20分，离开西安到达洛阳的时间，对蒋来说，应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他的记录应是正确的。
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通过蒋介石、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的对比，显然，由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蒋介石在涉及到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谈判以及做出的让步妥协并最终接受停止内战、容共抗日主张这方面的记录，有所顾忌，故意隐晦或轻描淡写，而对宋美龄到西安劝说他作出适当让步，满足西安方面开出的条件，以及对宋氏兄妹冒险营救他情感的流露等，着墨较多；宋子文则在蒋不愿记述的方面记录比较客观、详细，但在一些时间、日期上记述有误。尽管如此，这两份日记补充和纠正了已知史料之不足或错误，并解开一些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历史谜团，对于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以及事变的重要当事人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周恩来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因此，这两份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上海滩过去有两个很出名的七小姐，一个是盛
盛爱颐是盛府的当
当时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由其大姐宋蔼龄引荐，当上了盛老四的英文秘书，因为宋蔼龄原先当过
宋子文长得一表人才，举止谈吐儒雅得体，办事雷厉风行从不误事，很快赢得了盛家人的信任。不久，他不仅主动担
可是事情并非像宋子文想的那么罗曼蒂克，七小姐的母亲
盛家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认为，觉得两家的地位太悬殊了。那时盛家虽已失去了盛老太爷的支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一千多万元遗产(截至1920年1月为止，为一千三百四十九万八百六十八两八钱五分五厘。此为盛宣怀去世之后，由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主持的盛氏财产清理处，经过两年半的清理，最后登报公示的数字。按
好在大权捏在盛老四手里，盛老四一个命令就把这个小秘书给踢开了，把他调到武汉，当个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的会计处科长。宋子文明知是调虎离山计，碍于体面，还是前去干了几天，不久就返回了上海。他那时很背运，事业上到处碰壁，女朋友也谈不成。但他脾气很犟，
聪
1923年2月，广州陈炯明兵变被平定后，
七小姐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她不愿惹母亲伤心，但是内心深处对婚姻自主也充满了向往。然而宋子文要她离家出走，离开母亲，这对一个从小生活优裕，从未离开过高墙深院的千
她犹犹豫豫的，宋子文却没有时间容她犹豫了。在七小姐、八小姐去浙江钱塘江看潮的时候，宋子文就追到了杭州。他手里捏着三张开往广州的船票，劝两位小姐跟他一起去广州，说革命一定会成功，年轻人应当闯天下。
八小姐在一边讥笑说：“怎么，你还想拉两个人走呀！”
七小姐心里很难受，思前想后，她还是离不开母亲，离不开盛公馆这个超级大宅门。最后掏出一把金叶子(金质的树叶造型的礼金)交给宋子文。金叶子是当时上流社会送人的礼金，比直接送人钞票要高雅些。她知道宋子文没有钱，是送他作路费的。
她对宋子文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来。”
宋子文很失望，其实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握着金叶子感激地说：“我真心感谢您，这些就算是借给我的吧。”
谁知宋子文一去就是好几年。
可是这位宋部长高官厚禄到手之后，就把上海的七小姐抛到脑后了。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宋子文回到上海，那时盛
抗战胜利之后，抗战期间大批到大后方去的人又大批回沪，盛家的兄弟姐妹也团聚了。他们常在盛老五(盛重颐)的淮海中路大花园中聚餐、喝茶，或是打牌。有一天七小姐接到电话，再次来到盛老五的花园喝茶，想不到走近客厅，(宋子文)也在场。
想必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盛家兄嫂就热心地安排了这次活动，因为担心七小姐知道了不肯来，事先并未告知实情。看到七小姐走进来，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甚至还有些动怒，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她不需要任何解说，而且，年轻时的那段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大家都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但七小姐不干，站起来冷冷地说：“不行！我丈夫还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
宋子文讨了个没趣，也走了。
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我才不跟他罗嗦呢！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何必再去惹麻烦，况且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后来她的儿女长大了，也知道了金叶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在盛家代代相传，最后就权当一个笑话了。直到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人拿这开她的玩笑。比如有人要到美国去了，临行就会说：
“我到美国要是见着宋子文，一定帮您讨回金叶子！”
“我去美国帮您讨金叶子了，您要不要一起去呀？”
七小姐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盛家在后来的日子中屡遭麻烦，在紧要关头，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宋大部长。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肃奸部门空前忙碌，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也被投入了监狱。
盛毓度早年曾在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返回上海，曾在汪伪时期的复兴银行里做过事，很快又转到日本领事馆当秘书。他人在敌营但与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有单线联系，曾策应、营救过一些国民党人士，只是戴笠后来飞机失事后，他有口说不清，被“挂”了起来。尽管他不断地写申诉，甚至让曾被他营救过的人写证明材料，可是朝中无人就是无法出狱。
盛家兄妹自然是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也都托遍了，可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只好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个电话，请这位宋大院长出面帮帮忙。因为宋子文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出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而且直接掌管了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和处理，据说放不放人全在他一句话。盛毓度的
七小姐被逼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她心里好窝囊，当初不屑于理睬的，如今倒真的要求着他了，想不到这天底下还真有过不去的桥！但是想想盛毓度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还是自己亲手抱回来的，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答应叶元婵：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
想不到宋子文那头十分痛快，一口答应了。七小姐心想此事不能含糊其词，光听你空口说说不行，必须讲好具体时间，于是苛刻地提出：“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饭。”电话那头一声 “OK！”：“我一定让您明天中午跟毓度一起吃饭。”放下电话，满屋子的人一阵狂喜，还是大人物有力道，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而七小姐却觉得一阵心酸，她明白，宋子文心里还是有她的。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真被放出来了。
1947年，由于全国黄金风潮的影响，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解放前夕去美国当了寓公，1971年在旧金山逝世。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子文一直没有忘记七小姐，离开大陆之前，曾委托一位留在大陆的民主人士对其关照。七小姐晚年患病期间，宋庆龄曾叫她办公室的同志专程从北京来探望她，大概也与宋子文有关。
“国舅”宋子文
由于宋子文有三个非同一般的姐妹，他就成了孙中山、孔祥熙的小舅子和蒋介石的大舅子。否则，他不可能成为四大家族之一的代表。
宋子文，历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外交部长、广东省政府主席，长期控制财权，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与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合称“四大家族”。
理财高手
宋子文祖籍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1894 年12 月4 日（清光绪
宋家姐弟六人，从长至幼依次为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子文是长子。宋子文早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大学班学习，1912 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研修经济，1915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继往纽约国际银行工作并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 年回国，受聘为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旋调汉阳总公司会计处任科长，不久辞职，转任联华银行总经理，并创办大洲实业公司。
1923 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时，经宋庆龄的举荐，正处于事业低潮期的宋子文投奔孙中山，担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秘书，从此开始走上为官从政之路。在广州政府，宋子文的出色理财能力有了充分施展的天地，而他也得到了孙中山的重用，奉命领导筹建中央银行。1924 年8 月，宋担任中央银行成立后的首任行长。
1926 年1 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二届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中央党部商业部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为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宋子文于1928 年6 月邀集银行界、实业界的首要人物与经济专家60 多人在上海举行全国经济会议，提出裁兵减费，确立预算制，建立中央银行，废除厘金等主张。
为统一全国财政，宋子文于同年7 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提出财政统一应包括规章、行政、用人、收支四个方面，推行统一的方法，主要是：“1.凡关于国税范围内之财政规章及用人行政，概归财政部核定处理；其各省之中央税收，未遵本部规章办理者，应一律遵办；至各省任命中央征收人员有成绩者，均由部加委，以后归本部任免考核。2.中央税收，一律径解本部金库，支出一律由本部支付，命令饬金库照发。”
与此同时，宋子文对税收政策进行了改革，将盐务稽核所纳入财政部，提出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盐税建议。在整理国内税务上，他首先对卷烟、面粉征收统税，同时开征棉纱、火柴、水泥统税，以后又扩大到其他工业品，从而确立了关税、盐税、统税占主要地位的税收制度。
1928 年10 月，宋子文主持制订《中央银行条例》。
1928 年秋天，宋子文和张乐怡喜结良缘。从此，宋子文正式成为庐山建筑业老板的乘龙快婿。张乐怡与宋子文结婚后成为宋家掌门人，为宋家奉献终身。婚后，宋子文每年都偕同张乐怡回到庐山张谋之家探亲，拜会岳父岳母。
1929 年3 月，宋子文在国民党三大上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 年1 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着手币制改革，组建税警团。
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 万人，但会上又增至80 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
宋子文自1928 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 月7 日，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 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子文答应不辞职。8 月13 日，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
蒋宋分歧
1931 年5 月，国民党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九一八”事变后，
但只过了一个月，孙科和黄海梁就先后下台。1932 年1 月30 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人重新合作。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 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筹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
这时，蒋介石将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十九路军。1932 年6 月4 日，宋子文和十九路军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一再辞职，但仍愿意妥协。6 月7 日，汪精卫等赴沪挽留宋子文，宋子文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同年8 月，汪精卫辞职出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全面负责外交内政重大事项。对当时日本策划的伪满当局截夺东北关税和盐税收入的东北海关事件，他多次发表声明，揭露伪满傀儡政权的非法性质，指出：“所谓‘满洲国’，系一未得事实上存在之政体，无管理领土之主权，仅系一似云雾之政治团体，全部为全权日顾问所操纵。”主张把东北各海关移至关内各口办公。
1933 年2 月，宋子文以行政院代院长身份视察北平、热河等地，表示“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也”。“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至于饷款，“子文必定筹划接洽，诸君安心拼命去杀贼好了”。视察期间，他还多次呼吁各地、各界“化除成见，团结一致，努力抗日”。
在访欧过程中，宋子文向各国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相，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呼吁各国警惕日本的扩张野心。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宋子文阐述了中国希望同西方各国扩大经济关系的方针，宣称中国一面巩固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将为西方资本与工商业提供有利的发展范围，表示中国准备通过增进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达到提高生活、发展经济、开拓资源的目标，中国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并且不会实行关税壁垒。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正式提出向西方资本、技术、商品全面开放的主张。此次访欧还争取到国际联盟对华的技术援助。
出访途中两次经日本横滨、神户，宋子文均不登岸，不会见日本记者，并拒绝邀请访日，这在客观上振奋了国内主张对日强硬的舆论。
郎舅反目
宋子文复出南京财政部长时看到政府财政支出没预算，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算计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曾评价宋子文的两面派作风：“宋子文是有政治野心的。满脑子美国作风，以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政治地位。他极力进行军事活动，力交张学良，曾扬言小张是听他话的。
对杂牌部队，经常收买示好，如徐源泉等。凡得机会向宋子文要钱的，30 万、50 万，无不照给。（当时币值很高，如一个师9 个团每月全部经费不过20 余万）但对蒋介石要钱，反以限于预算，常加否决。”
这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筹措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做保障。但这次“围剿”要在宋子文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中进行。
一天，蒋把宋子文唤到自己的行辕，向宋摊牌：“我要进行第五次‘围剿’，方案已定，命令已发。希望你这个财政部长配合，每五天要拿出166 万元军费。你说怎么样？”
“我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宋子文再三解释。
“南京政府到底是谁的天下？谁在当家？你懂吗！”蒋介石一甩袖子：“你不要干涉太多！”
“我不怕丢乌纱！我是对你负责，对*负责！”宋子文也扔下帽子，拍起了桌子。
“就是你对‘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蒋介石寸步不让。
“噢！你是总指挥，战争没打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国舅据理相争。
“娘希匹！这是我蒋家的天下，你要不想‘剿共’，滚蛋去球！”
“你不要这么霸道，不要这样血口喷人！”
“娘希匹！我骂你，我还要打你这个狗日的！”蒋介石不能容忍，多年来这位自视清高的大舅子对他的种种大不敬，一齐涌上心头，一怒之下，赏给宋子文一记重重的耳光，一朵“红霞”立刻挂在了脸上。
“你敢打人？”国舅被这一记耳光打晕了，片刻，反应过来，便抡起凳子，向老蒋砸去。侍从们急忙奔过来拦下，方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宋子文被送到自己的官邸后，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最先听到哥哥子文被打消息的是子安。当时子安正在银行里查账，秘书小柳过来耳语了一番，子安神情十分紧张，立刻拨通了二哥的电话，通知了子良，接着就跑出了楼，驱车直奔子文官邸。殊不知，他的车刚到门前，就看见子良的红车已进了院子，先他一步到了。
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决裂。10 月27 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 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离去只是工作的需要，另有要职安排，表示两人继续合作，共图大业。宋子文听了气也消了不少。
宋子文虽离开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但仍从事有关金融方面的活动，介入了一些重大事件，对国民政府的某些政策还起着一定的作用。1934 年四五月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考察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根据考察结果制订了建设西北计划。5 月31 日，宋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建设银行公司，以引入外国资本作为其重要目标。宣称公司纯属私人合资的股份公司，专以沟通中国和国际间之投资与建设诸事业之金融机关。
从1934 年12 月至1935 年9 月间，宋子文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多次与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商务参赞乔治、汇丰银行上海经理亨奇曼等进行会谈，希望英国能对华贷款2000 万英镑，帮助中国摆脱财政金融困境，实行币制改革。1935 年4 月，宋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1 月3 日深夜，宋子文直接参与谋划的“币制改革”出台。币制改革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对金融业的控制。
1935 年底，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和宋庆龄商议派其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董健吾到陕北，同*中央联系，直接向*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 年以前
西安事变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 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央三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目睹了蒋介石十分安全，宋子文决定迅速回南京汇报，22 日再赴西安，并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25 日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离开西安回南京。
沦为战犯
1938 年6 月，宋子文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出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但在1941 年5 月，宋子文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刊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宣布退出同盟。
1940 年6 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出使美国寻求援助。
除上述活动外，宋还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商谈中国战区的有关问题。
1943年末至1944年6月，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因与蒋介石等人的矛盾而闭门谢客，不公开露面。直到6 月美国副总统*访华，他才重新出山。
1944 年12 月，宋子文任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
在1945 年5 月21 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在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行政院院长。
1945 年七八月间，宋子文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两度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就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实施方案进行谈判，中国政府被迫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件。
抗日战争结束后，宋子文主持接收敌伪物资的工作。1945 年10 月下旬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为专门的接收机构。整个接收工作到1946 年夏基本结束。此次接收的敌伪产业共值战前法币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值亿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巨额的敌伪产业而高度膨胀起来。
1946 年3 月，宋子文为挽救法币信誉，维持法币币值，实行开放外汇市场、低价供应外汇、鼓励自由进口、扩大信贷政策，造成抢购黄金外汇风潮，促使原来的通货膨胀更为激烈。
1946 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宋子文为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想尽办法筹集军费。从1946 年3 月至8 月，在宋子文直接过问下，国民政府同美国进出口银行达成5 笔、总金额为6240 万美元的借款合同。
1947 年9 月，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20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
宋子文在广东主政期间，力图把华南变成*基地，采取了某些“整理保警”、“强化兵役”的措施，声称国民党除了彻底投降外，唯一的选择就是“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要同共产党继续战斗下去”。
此后，宋子文过起了寓公生活，长期住在纽约，做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
1963 年2 月曾到台湾探亲一次。
宋子文当年在上海有多处住宅，其中两幢法国式建筑为宋之最爱。一处在岳阳路145 号，另一处在东平路11 号，建造于1928 年。此为东平路11 号宋子文旧宅。
国民党四大家族上演的豪门恩怨
从1915年到1972年，长达五十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曝光，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到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再到日本东京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蜂拥而至的专家学者，都沉浸于那些用毛笔写就的蒋介石的内心独白。
事实上，除了蒋介石日记，这里还有中国民国史及蒋宋孔陈四个中国现代史上最显赫家族“独一无二”的资料。在专家们看来，这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专家们相信，随着这些档案的全面解密，始终蒙着神秘面纱的四大家族，其真实面目必将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和复旦大学
政治豪门的百年
大华饭店里嘉宾满堂，主婚人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前来参加婚礼的国民党政要有：汪精卫、吴稚晖、褚民谊、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英美日法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事、记者等也出席了婚礼。
当时上海新闻报道称，“这次婚姻使得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
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宋氏家族就已经因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进入了中国政治的权力核心。宋氏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
其实，就在蒋宋结合的时候，宋家的家长重担已经落在了宋家三子宋子文身上。当时蒋介石正以下野的姿态韬光养晦，是宋子文利用自身的资源，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1月，蒋介石在宋子文协助下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宝座，宋子文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之后的岁月里，宋子文一直与蒋介石同进共退，西安事变发生后，正是他不避艰险与宋美龄同赴西安最终解救了蒋介石。
杨天石认为，宋子文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也使得他在抗战末期与蒋介石逐渐交恶，最后远赴重洋去了美国，当寓公终老。
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是孔祥熙夫妇最早提出的。当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以后，孔祥熙开始了他亦官亦商，聚敛资财之路，并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
杨天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一直轮流执掌行政院或当时中国的财政，所以郎舅之间一直争斗不断，而在对日态度上，宋主战，孔主和，这也使得孔在舆论上一直处于这个妻弟的下风。最后，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责，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
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杨天石认为，从某种程度来看，围绕这些政治豪门之间的恩怨，就足以编写一部中国民国史。之前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将其详解，但随着蒋介石日记等一系列“重磅档案”的浮出水面，那些神秘的历史正在逐渐丰富与清晰。
杨天石：细说孔宋争斗
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今年1月14日，杨天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细细评述了当年围绕在蒋介石身边孔宋之间的是是非非。
矛盾的开始
“当时我看到的不光是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电报往来，还有宋子文和其他人的。我所读到的只是已开放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也已令我收获不小。”杨天石感慨道，“这部分电稿，生动地反映出宋和孔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两家豪门之间的争斗。”
“宋子文自1928年起担任财政部长，在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成为仅次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显赫人物。但是，1933年10月，宋子文因不满蒋介石的猛增军费，滥发公债，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愤而辞去职务，蒋介石改以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自此，孔日益得到蒋的信任，宋、孔之间的矛盾也因而滋生、展开。”
宋子文辞职后，仍渴望涉足政坛。然而，当蒋介石仍然信任孔祥熙的时候，他的晋升之途是不会畅通的。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后，一直官运亨通。但是，孔祥熙政声不佳，国民党中也有人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
“就比如张冲，他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秘密谈判，他在
这则电文的背景是：
“YESMAN”和“YES”
“在国民党政权中，孔、宋都是理财干将。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好的、遵命，先生)，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说‘Yes’的原因，如蒋向财政部要钱，他要问一问做什么用。有时不买账，干脆说‘No’。而孔祥熙则绝不问长问短，要钱就给。因此，宋、蒋之间常有矛盾，宋子文曾发牢骚说：‘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的狗。’而孔、蒋之间，则比较和谐。”杨天石说，“这种和谐是有原因的：一是孔对蒋绝对忠诚，以蒋之主张为主张，决不和蒋争权，这自然是十分投合蒋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于理财。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时候，国库仅存现金300余万元，而月支出则达2200万元。宋子文曾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后，采取各种措施，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保证了蒋介石的各方面需要。”
因此，孔祥熙在得到蒋的信用后，开始对宋子文有了很强的戒备心理。于是，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竭力攻击”宋子文。
“……1941年4月，宋子文电询古达程：‘孔在参政会及大会之言词，尚盼详告。’12日，古达程复电云：‘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方援我不能彻底云云。’”
棉麦借款，指1933年宋子文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用以购买美国的棉花和小麦。平准基金，指1941年4月宋子文与美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及借款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英国贷款500万英镑以帮助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的稳定。宋认为，对这两项谈判及合同中的不当之处，自然可以批评，问题是批评的时机和目的。
“文奉命来美，经十月之苦干，赖钧座督促，于今得告一段落。关于平准基金事，闻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向各委员对文相当施攻讦，幸钧座明察，勿以为罪。”
“这里说的‘有人’，正是指的孔祥熙。面对孔的进攻，宋不得不回敬。不过，考虑到孔样熙‘圣眷正隆’，宋子文不愿明言。”杨天石这样解读道。
孔祥熙为何退出政界
“宋子文倒孔，不便亲自出马。他想通过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他是有资格对蒋介石进言的。
今春大会，指的是国民党的五届八中全会，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建议改组政府”。然而由于蒋介石袒孔，未能成功。所以王世杰(注：后出任外交部长)
“宋子文就是失望者之一。至此，宋蔼龄建议任其为驻美大使，孔竭力攻击宋子文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杨天石一针见血。
孔、宋之间的争斗持续很久。钱昌照(时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粮食会议，当指世界粮农会议；郭当指郭秉文，曾任财政部次长。“此电表现出孔宋之间权力角逐的炽热。‘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很有点准备决战的架势了。”杨天石说道。
果然，到了1944年初，马寅初(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带头发表文章，指斥孔祥熙大发国难财，CC系、政学系(注：前者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势力，后者为国民党元老组成的派系)等继起，一时反孔之声甚高。12月，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为代行政院长。1945年5月，行政院改组，宋子文正式任行政院长。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孔、宋争斗以宋子文的胜利告终。
“蒋介石虽然在美国及国内反孔势力的压力下，于1945年甩开了孔祥熙，但是继任的宋子文、翁文灏、孙科、何应钦以及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却再也作不出孔祥熙当年的成绩。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去世之后，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
吴景平：另类解读抗战中的蒋介石
记者了解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国史研究专家
2005年以来，吴景平三赴胡佛研究中心，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和其他重要史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批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
对日：“不抵抗”与“雪耻”同行
我们一直认为，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始于“九一八”事件。但日记公开后，学者们发现早在1928年，蒋介石就有过不抵抗的决定。
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目标直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山东省。日军为了阻止北伐军进程，借口保护侨民，于
不过，吴景平也告诉记者，尽管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发生时在日记中写道“不抵抗”，但他日记中同时也出现两个字：“雪耻”。吴景平说，在济南惨案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中反复出现“雪耻”二字。
吴景平认为，蒋介石的抗日思想是复杂的，由于他认为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所以在日记中，蒋介石每日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在行动方面，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同时，蒋还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不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吴景平说，蒋介石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对张学良：多次感到失望
1933年2月，日军在占领山海关后立刻扑向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热河抗战爆发。但是，当时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驻守热河的数十万东北军，面对日军一触即溃。短短十来天工夫热河全面沦陷，使得中国军队一下子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区。
吴景平说，当日军悍然进犯热河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义愤填膺”，希望东北军能利用热河的有利地形来牵制打击日寇。随后，蒋介石发现张学良在热河不仅指挥无能，还为了保存实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对东北军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也多有提及。
当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
1943年底，两次安排二战后世界格局(包括东方格局)的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前后召开。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了“开罗会议”，当时的舆论把中国与美、苏、英并称为“四强”，蒋介石也成了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的“四巨头”之一，蒋介石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不过，吴景平从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中发现，他对其他三国的感情也是复杂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
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吴景平对记者说，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对苏联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苏方提供的援助物资，在兑现时间和货物数量上都跟之前的协议相差甚远。
从史料来看，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正式恶化是因为苏联在1944年初春对新疆问题的干涉。吴景平说，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多次表现出对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权的担忧。
吴景平说，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心态都可以看成日后国民党政府一边倒地亲美的原因。
对英美：痛恨与忍耐
吴景平同时也发现，尽管英国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盟国，但早年蒋介石的内心对英国则充满仇视。吴景平说，在蒋介石早期的日记中就能看到“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能安枕乎”、“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等话。吴景平认为，早年英国是侵略中国的头号帝国主义，所以青年蒋介石那时对英国帝国主义很是仇恨。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锐远征缅甸，来挽救英国在当地的败势，但在付出部卒伤亡数万，爱将戴安澜阵亡的惨重代价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依然没有改观，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给日伪政权。
在吴景平即将整理出版的《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的强烈不满，例如1943年电报显示，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对此，宋子文与丘吉尔交涉，强调西藏的领土和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闻讯后接连给宋发电报，支持宋的主张，要求他顶住英国的压力。
同样的不满表现在香港问题上，吴景平说，他在研究《蒋介石日记》时还发现，1943年1月中英签订的平等新约中，没有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为何作这一让步呢？史学界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但在蒋的日记中，他发现了真相。
在
对于自己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蒋介石内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史迪威身上，虽然美国对华援助在几个重要盟国中是最多的，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对这些援助物资的使用权。同时，蒋介石认为连作战指挥权都要交给史迪威，那会使“中美互信”受到损害。
吴景平认为，从已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来看，他还是颇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使这位曾经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着“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
孔祥熙
孔祥熙（1880年－1967年），字庸之，
孔祥熙考入耶鲁大学不久，曾赶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拜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孙中山在接见他时谆谆教诲道：“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这番教诲使孔祥熙大受启发，他当即向孙中山发誓要追随其从事革命工作，并要求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欣然应允。
1907年秋，孔祥熙学成归国，直接返回太谷故里，创办了当地第一所中学“铭贤学校”（英文名为Oberlin Sansi Memorial School，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他自任该校校长，兼教史地、体育，并四处聘请外国传教士及其他人才为教师，开设数学、生物、矿物、国文、音乐、经史等课程，培养德、智、体均衡发展的新式人才，从而为太谷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作出了一份不菲的贡献。
1908年，孔祥熙和其在潞河书院就读时的女同学韩玉梅结为夫妻。3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浪潮。山西革命党人随即起兵响应，于
孔祥熙是一个富有经商头脑的人。1912年，当他看到火油已成为中国百姓夜间生活照明的必需品时，立马判定经营火油生意有厚利可图，于是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40万银元作为保证金，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从此，孔祥熙走上了经商致富之路，每年都能通过经销“壳牌”火油获取一笔丰厚的利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孔祥熙开始走上经商致富之路的得意时刻，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因染上肺病而撒手西去。这一意外的打击使得孔祥熙一度悲痛不已，意兴阑珊。偏偏在这个时候，国内政治形势又因为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而日益恶化。于是，孔祥熙只好压抑丧妻之痛，追随孙中山前往日本，从事革命活动。
孔祥熙到日本后，恰逢好友王正廷推荐他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欣然就职，并以此为掩护，替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提供种种便利。1914年7月，孔祥熙协助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并成为首批宣誓入党者之一。在协助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的过程中，孔祥熙结识了著名华侨资本家宋耀如的长女、时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蔼龄。两人于1914年春在日本横滨结为夫妇，并在1915至1921年间陆续生下两双儿女，即长女孔令仪、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原名孔令俊）、次子孔令杰。
1915年，鉴于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孙中山特派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回国，在山西秘密从事反袁活动。这年秋，夫妇两人顺利回到太谷故里。次年元旦，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北京称帝。孔祥熙获悉后，写下一份《上袁世凯书》，送交报馆发表，对袁予以痛斥。在从事反袁活动前后，孔祥熙一面主持铭贤学校校务，一面扩大其商业经营活动。他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外国需要军工原料的机会，把山西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并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还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书局投资入股。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复辟帝制失败死去。此后，孔祥熙被军阀阎锡山聘为山西督军兼省长公署参议，积极协助阎在山西推行以“六政三事”为内容的村政改革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组织铭贤学校师生予以声援。1920年，山西发生罕见的旱灾，他又出面向华洋义赈会借得100万美元贷款，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晋西和晋东公路来救灾。结果，一举三得：既使得众多灾民安然度过灾荒，又促进了山西交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为自己赢得了社会声誉。
1923年，孔祥熙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赴东北秘密结交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贯彻孙在当时推行的“联奉反直”的斗争策略。1924年初，他又秘密携带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赴北京策反直系军阀的干将冯玉祥。冯玉祥因此倾向革命，并于同年10月发动了北京政变，使得直系军阀的统治迅速崩溃。
不久，北方政局趋于混乱。孔祥熙乃于1926年春去美国游历，并接受母校欧柏林大学赠予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在旅美期间，他为铭贤学校募集了100余万美元的办学基金。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在短短半年内就歼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将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孔祥熙看到这一大好的革命形势后，于12月从美国赶往广州，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广州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事务，支持北伐战争。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并于3月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该部部长。孔在广州宣誓就职，但事实上并未赴任。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后，孔祥熙极力劝说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到南京投靠蒋介石，为其当家理财，并
1928年3月，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孔祥熙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0年12月，又改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在担任这两个要职的三四年时间内，他不仅两度发表施政宣言，表示要恪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计，而且在有关专家的协助下，主持制订了《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保险法》、《工厂检查法》、《渔业法施行细则》、《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矿业监察员规则》、《中央农业试验所章程》等100多种经济法规，试图依靠法律手段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另外，他还试图通过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举措如厉行工商注册、创办工商刊物、筹办国货银行、推进国际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提倡劳资合作等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孔祥熙这次出访欧美，历时近1年。其间，他不仅圆满完成了所负使命，而且会见了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在会见墨索里尼以后，他马上把墨氏提出的中国国防建设“应从空军着手”，因为“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而且将来战争胜负“取决于空军”的建议电告蒋介石。蒋深以为然，于是采取了多种发展中国空军的举措，如设立中央航空学校、设立飞机制造厂、修建飞机场、从意大利进口军用飞机并聘请空军顾问等。此外，在这次出访期间，孔祥熙还曾和英国经济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面貌的方法。
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回国，随即于4月初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积极协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实施废两改元，以在中国确立统一的银本位币制。同年10月，因为反对蒋介石不顾财政困难任意增加“剿共”军费等原因，个性刚烈的宋子文毅然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职务。蒋介石随即敦促孔祥熙接任这两个职务，以为他发动“剿共”内战提供财政支持。孔祥熙假意推辞一番后，先于10月底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又于11月初就任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从此，他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长达11年之久。
孔祥熙在就任财政部长之初，一方面明确提出要以“开源节流”为理财方针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强调“有急需增加的新预算，亦不能因节流而停止”，并一再保证要尽力为蒋介石发动的“剿共”内战筹措军费，“务期早日肃清匪共”。为此，他一反前任宋子文力图实行的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来为蒋介石发动的“剿共”内战提供军费。实行这一财政政策的结果是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公债数量的急剧增加，进而使得国家的财政更加困难。后来，由于受西方干涉主义经济思潮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他又将赤字财政政策长期化，试图以此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提供军费。也就是说，他在长达11年的财政部长任内，基本上奉行了赤字财政政策。而在奉行这一财政政策的同时，他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统治，又在继承宋子文所推行的有关政策举措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财政金融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举措。大致说来，这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在抗战之前先后实行的财政金融举措，如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田赋附加，确立县级预算，以整理地方财政，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修订关税税则，以增加财政收入，保护民族经济；整理内外债，以减轻国库负担，恢复国家债信；开征所得税这一直接税种，以革新中国税制；进一步发展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构成的国家银行系统，以控制全国金融；实行法币政策，以顺应时代潮流，改善中国币制等。二是他在抗战时期为适应战时需要而实行的财政金融举措，如扩大税种，提高税率，建立战时税制；竭力募集内债，大量举借外债；实行田赋征实；改革财政收支系统；举办消费品专卖；推行公库制度；增加货币发行；加强金融管制；实施外汇管理；建立大后方金融网；由中央银行独占法币发行权等。这一系列财政金融举措的实行，既推动了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政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又为国民政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财力支持和物质保障，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其中的个别举措，如募集内债、增加货币发行，因为与孔祥熙长期奉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密切相关，还在抗战时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大后方的社会经济趋于凋敝。
1937年4月，为准备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委派孔祥熙以“中华民国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的名义访问欧美，秘密向英、法、美等国商洽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在这次历时半年的访问过程中，孔祥熙不仅与英、美、法等国达成了多笔借款合同，订购了大批军火，还曾施展多国外交手段，呼吁英、法、美等国出面促成一项“太平洋与远东和平协定”，希望借此迫使日本放弃全面侵华的打算，但无果而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孔祥熙在伦敦出席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时，英国外相艾登曾称赞他是改革中国财政金融制度的“一位最伟大的理财家”。
1938年秋，因日军进犯武汉，孔祥熙随行政院各机构迁往重庆办公。次年12月，在宋子文等政敌的攻击下，他施展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建议蒋介石亲自担任行政院长职务，而他本人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仍在实际上掌管国民政府的行政大权。此后，他为了使国民政府能够坚持抗战，于1940年11月提出了“我于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目标于华盛顿”的对外关系准则，希望通过奉行以亲美为中心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来获取中国抗战所急需的各种援助。在他主持和参与之下，国民政府继1939年从美国获得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之后，又在1940至1942年间陆续从美国获得了总额近6亿美元的四笔借款以及大量的物资援助。这些来自美国的借款和物资援助对于国民政府克服战时经济困难并最终夺取抗战的伟大胜利起了积极的输血作用，但也使得它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日益依赖于美国政府。
1944年 6月，国民政府派孔祥熙率团参加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而蒋介石则责成他和美国政府商讨有关援助中国抗战的一切事宜。孔祥熙率团到达美国后，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最终为中国争得了在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并使中国成为国际开发银行12董事国之一。同年秋，他又奉蒋介石电令，协助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为中国争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其间，孔祥熙还经过多次交涉，与美国财政当局商妥购买2亿美元黄金，用于抑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稳定中国的经济形势，并迫使对方同意以2.2亿美元结清国民政府为驻华美军垫付的军费开支；同时，他又应蒋介石要求，说服罗斯福总统撤换了驻华美军司令兼远东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这些都是孔祥熙在外交上取得的不凡成就，但也使美国财政当局及罗斯福总统对他产生了不满，进而为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1944年秋，由于多年抗战的巨大消耗和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大后方的社会经济险象环生，普通民众的生活困苦到极点。长期掌管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大权的孔祥熙因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抨击。与此同时，关于孔祥熙及其家人利用权位贪污敛财的丑闻也不断被人披露出来，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以孔祥熙政治声誉不佳为由要求蒋介石更换财政部长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只好于1944年11月自美致电蒋介石，宣布辞去财政部长职务；次年5月和7月，他又相继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至此，孔祥熙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关系宣告完结，而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结束。抗战胜利之后，孔祥熙曾试图东山再起，如在1946年11月参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但终因国民党内政敌的抵制而复出未果。
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护宋霭龄治病为由，由上海赴美国纽约定居，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一步。两年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亡，蒋介石率残兵败将退踞台湾。又一年，蒋介石宣布复任“总统”之职，并聘孔祥熙为“总统府”资政。12年后，孔祥熙因思念中华故土，由美国赴台北定居至1966年。同年，他改变在台北颐养余年的初衷，飞返美国求医。
孔祥熙的国际奥委会履历
孔祥熙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经历。
1939年孔祥熙当选为中国第二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一个国家可以有一至三个国际奥委会委员。但可以有不等于一定有，这与当时各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有关。
在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王正廷明显感觉到中国话语权的单薄和中国体育运动接轨国际的步履艰难。他迫切希望在中国能够再产生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便于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相关问题。
当时，国际奥委会委员需要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推荐，由奥委会执委会批准即可。于是王正廷便广泛游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成员。在对增加一名中国委员基本达成共识后，王正廷便在1939年英国伦敦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会议上，正式推荐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得到执委会批准。这样孔祥熙便成为继王正廷后中国第二个国际奥委会委员。
孔祥熙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并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是中国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而他唯独与体育事业毫无关联。一个从未提倡过体育的人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让很多人一头雾水。其实，这正是王正廷的匠心所在。他推举孔祥熙并非从体育事业的本身考虑，而是另有所图。数年后，他对时任中国体协董事会总干事的董守义有过一番表述： “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依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找一个能向政府说话的人，有找钱能力的人才行。”
在王正廷眼中，孔祥熙正是“有找钱能力的”最佳人选。其实也难怪王正廷出此之策。不过，这样的理由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当年董守义闻知后亦有所怀疑，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初听起来似乎也言之成理。但是在当时乱哄哄的局面下，体协本身都没有人管，王正廷并没有在其他方面擘划怎样恢复体协的工作，却会想得这样远，为将来参加奥运会筹款方便起见，这时就放长线，请财神，那就不易令人理解了。”董守义的怀疑也道出了王正廷推荐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真正原因并不简单。事实上，这其中有很深的私人情感因素。
当年，王正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日本东京分会总干事，不久，中国国内的动荡局面波及到日本，留日的基督教青年会因之陷于低谷，内部产生分裂。王正廷亦在一片不和谐声中被迫辞去总干事职务。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当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同学孔祥熙。其中王正廷的鼎力相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王正廷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欲取代德国攫取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归还协议。1922年3月，“鲁案”公署在济南成立，北洋政府特派王正廷为督办，处理有关事宜。王正廷到任后，又力邀孔祥熙为其处理“鲁案”的助手。孔祥熙为此专电征询孙中山意见，中
孔祥熙以后虽然仕途得意，但与王正廷始终私交甚笃。这样的历史渊源，就解开了王正廷推荐孔祥熙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之谜。“私谊”是其最恰当的注脚。
孔祥熙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依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体育事业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趣。据查相关资料，他在任期内所涉及到与体育相关的事务仅寥寥几项：
抗战胜利后，旧中国体育逐渐复苏。
孔祥熙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任上，从未参加过任何相关体育会议。按《奥林匹克宪章》条款规定，一个委员两年不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就要作辞职论。但奇怪的是孔祥熙仿佛是特殊委员，其名字每年还都在《奥林匹克公报》里出现。
1955年8月，孔祥熙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结束了他的这段特殊经历。
孔祥熙的祖籍身世
孔祥熙是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太谷做官。孔子家族自乾隆年间之後就一直未修家谱，他们这一支系自孔闻美便未能入谱。民国初年，孔祥熙路过山东济南，结识了与孔府血缘关系较近的八府长孙孔祥勉，请其代查族谱，通过孔祥熙提供上溯几代的名字，查实属於孔氏「六十户」中的「纸坊户」。孔祥熙得知自己孔裔身份後十分高兴，以德国设计的青岛电话机械纲络蓝图一份酬谢孔祥勉，日後常以孔子七十五代孙的身份示以众人。
1930年，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主持编修《孔子世家谱》，孔祥熙不仅捐款大洋一千元，还派员四处查访孔氏族人。他在《孔子世家谱》卷四十九「纸坊户」谱中占据了将近六面。
豪门国戚孔祥熙的富贵人生
出身贫寒，办学起家
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他随父读书，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请中医治疗未见功效，后来溃烂成疮，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不久溃疮痊愈。治病期间，孔与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处得很熟，曾去参观教堂、诊所、学校等教会所设机构，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由参观而留连，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890年春，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的同意，但是族人多反对，认为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的传统，经过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学。在1894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打算，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经教师魏禄义的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和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潞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尤为关注，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孔受教会宣传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不满。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联络同学探讨新思想。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派人来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回太谷办学。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英文名OberlinSansi Memorial School），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到1909年春，铭贤的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原址不敷应用，经研究后于这一年的秋天把学校迁到太谷东关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并在这里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学校建设。
孔祥熙办学，德智体并重，并亲自教授体操。当时国内尚无现成的体育教材，他取法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操练学生。由于课程内容新鲜，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同时也引起社会的重视。太谷商会会长慕名前去礼请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商团团员。不久，太谷警局也请他担任顾问，由此孔和太谷地方治安力量也有了密切联系。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
经销煤油和服务桑梓
孔祥熙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样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由于上年丧偶后心情不佳，于是答应耶鲁校友、当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的邀约，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那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在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还在铭贤兼教英文。他们有两双儿女：长女令仪，1915年生；长男令侃，1916年生；次女令伟，1919年生；次男令杰1921年生。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担任游览山西晋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当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领参赞、武官等人来山西访问，阎再次恳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应命。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 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待机而出，由商而官
1922年春，孔祥熙应老同学、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的邀约，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鲁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其后，冯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统治，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与冯等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有关。
1925年初，为解决国是北上的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
孔祥熙在美国期间，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1926年
随着北伐的进展，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年三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部长，可是孔却于是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为蒋介石做拉拢各方势力的工作。 4月 1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捏合“合作”。“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在宁汉分裂期间，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可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并为家族增殖财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证。
1927年 8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年 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二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其为“国府委员”。从此，孔的官运、财运十分亨通。
孔祥熙于1928年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国内各反蒋政治派别，则要求蒋介石下台。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
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出以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由于孙科、陈铭枢没有力量应付“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 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蒋的秘密委托，向德、意等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武器等事宜。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空军可较快发展，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孔在德国和捷克时，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剿”红军效力。孔在英国时，曾和英方财政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孔于翌年3月回国。
总管财政，扩展“国家垄断资本”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而蒋对孔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
孔在抗战前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
1934年 4月，孔祥熙前往长江中游皖、赣、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剥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国家财政，永无好转之日”。他认为欲改善财政状况，增加收入，必须废除苛杂，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源。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案。会后即由财政部明令各省执行，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拨归地方以资弥补。据统计到1938年底，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废除的税额年达6700万元，客观上起了“稍苏民困”的作用。南京政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来予取予求，反得依赖“中央”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政，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此举的效果，曾使蒋介石“深感惊奇和意外”。
孔祥熙在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凭中央银行的实力，是无法担当起南京政府的“钱袋”这一任务的。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4200万元，较中国、交通两行的发行量少得多；以该行2000万股本而言，其中1000万元是由财政部拨给的公债券而非现款，存款虽名目上有 2亿数千万，但多为国库转帐，亦非现金。中央银行常常因为不能按期拨款，而引起地方军政首脑的不满。孔接任财政部长后，就积极策划如何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并把执金融业牛耳的中国、交通两行吞并过来。
1934年 5月，孔祥熙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一亿元，以加厚实力。其后又经过多方面的准备，于1935年
中国银行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发行纸币占全体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形中央银行早已十分嫉妒。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银行和江浙财阀曾在推销公债、通融借款等方面给予合作和支持，从而也为银行自身分润到巨额债息。但是银行家们对蒋介石政府内战军费开支无度、赤字庞大而心怀忧虑，眼看白花花的银子在内战中化为硝烟，或者落入军阀、政客的私囊，而银行家自身却承担着血本无归的风险，他们深为焦急。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银行家们对南京当局予取予求的做法，自然不愿“事事听命”，有时反使南京方面不得不仰承银行家们的鼻息。这种情形是南京军事独裁者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密电中，指责中国、交通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反时代之传统政策，……此事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
孔祥熙在夺取中国、交通两行的时候，不光是凭借所掌握的财政权力，同时也表现了他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在对中、交两行进行增资改组前夕，正是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金融枯竭、银根奇紧的时候，江浙工商业资本家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叫苦不迭。此时，孔祥熙一面饬令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放出工商贷款2000余万元，但同时却暗中散布金融业其所以无法满足工商界贷款的需求，是因为中国、交通两行不合作的缘故。提出只有增资改组，使两行与中央银行密切合作，则所需贷款自然不成问题，利息也可降低。这一说法，为渴望得到贷款的江浙工商业资本家所乐闻，并盼望早日实现。孔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工商界拉过来，使银行家限于孤立，减少了实行增资改组时的社会震动。在对中国银行增资的份额上，孔及时作了让步，从官股占55％改为官商各半，以安定商股资本家之心。对总经理张嘉敖则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坚持张必须离开中国银行，免得他掣肘；另一方面又委以重任，在调张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不久，又命张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同年12月还任命张为铁道部长，使张有替南京政府效力的机会。在南京政府内部，孔用不惜辞职的坚决态度，力争对中国、交通两行的增资改组，顶住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和指责。汪因阻挠无效，一怒而拂袖去青岛“养病”。
在增资改组中、交两行的同时，孔祥熙还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蒋介石兼该行理事长，孔自兼董事长。至此，以蒋宋孔陈为首的买办官僚资本集团，以“国家’为幌子，达成了对中、中、交、农四行的充分控制，它为南京政府下一步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发行法币和控制整个金融业，铺平了道路。
四行增资改组，虽然增强了财政部对金融业的控制，但仍然没有点石成金的办法来弥补大量军费开支所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国内的币制仍是银本位，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与银元等值的兑换券，国内银价常因国际市场的涨落而影响币值的稳定；如果滥发钞票，更会因通货膨胀发生挤兑，以致那些现银准备不足的发钞银行会因此倒闭。为此，孔祥熙加紧谋划改革币制，最后决定以不兑现的“法币”来取代银本位币，以便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
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把白银列为美元发行准备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政府虽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和加征平衡税，也未能使白银外流中止；加上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私运出境，使我金融形势更加险恶。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的情况，沪、宁等地则发生了提存挤兑。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 3日匆忙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布告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威胁这一矛盾，以及法币在与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而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其后，在解决了法币在汇率方面同时针住美元之后，美国也表示给予实际支持。币制改革获得成功，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它还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也是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国家财政金融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才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的。而孔家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
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战前采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举债，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重要进项之一。为了避免无力按期偿还债务和顺利募集新债，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手续纷繁的旧债进行整理。1936年
抗战前，孔主掌财政，源源供给南京政府大量的军政费用，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围剿”中出动百万兵力，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辗转长征；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孔曾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支持“中央”；在镇压“福建事变”中，蒋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和收买该军的重要将领，都与孔祥熙能不断向蒋提供金钱分不开。但蒋对内镇压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日益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
1937年三月，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同时还负有向外国洽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英国外相艾登在向英皇乔治介绍中国特使的时候，称赞孔祥熙是“统一中国财政，整理中国税制，改革中国通货，恢复中国国际信誉，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伟大理财家”。孔在欧洲期间，还先后到意大利、捷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参观访问。在捷克和德国订购了大批军械，随即装船东运，“七七”事变后用于抗战。六月中旬，孔从欧洲去美国，23日接受耶鲁大学所赠博士学位；27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银行家晤谈并成立借款500 万美元的协定；28日会晤美国财长摩根索、国务卿赫尔，次日会见总统罗斯福，对中日问题坦诚交换意见，罗斯福示意美国建设银公司给予中国贷款1000万美元。孔还获得罗斯福的许可，订购了一批汽油，由美轮从速运抵香港转广九路内运，以备战时之用。
1938年三月，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
保障供给有“苦劳”，“通胀”、“征实”民不堪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为了坚持抗战，对军事、教育、经济、交通等各个方面，财政上都须给予支持。孔祥熙在达成战时财经任务，保障供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资源、增加生产，曾于1937年 9月在军委会下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来分别指导进行。工矿调整委员会大力协助沿海沿江厂矿内迁，到1941年止计迁入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约为 452家（公营和国营的在外），总计内迁机器和物资达12万余吨，随工厂内迁的人员约10余万人。对内迁厂矿诸如厂址选择、机件补充、原料采购、技工聘用和资金调剂等，该会均予指导和协助解决。在工贷方面，财政部给工矿企业以较大帮助，仅1940和1941两年，工贷总数即达数亿元（国营厂矿在内），使内迁工厂得以较快复工。同期新建工厂亦达3000余家，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又在内地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自兼该会董事长，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或就地取材，在后方发展小型工业，到1941年成立了工业合作社近2000个，参加生产者达15万人，月产值2000多万元，效益可观。
二、在推动战时农业生产方面。国家银行和农本局大量增加农贷，对提高后方农业生产关系甚大。1939年 2月财政部饬令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农贷四亿元，1941年度贷出之总额则近五亿元。农产促进委员会则主办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垦殖、肥料、蚕桑、畜牧和农村副业的推进等，到1941年计使农业增加收入达二亿元。粮食增产委员会主办粮食增产工作，据1941年公布增产总额为8970余万市担。由于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注意促进后方农业生产，加上这几年自然灾害较轻，农产品有较明显的增加，使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赖以供应。
三、在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方面。当“八一三”上海作战开始后，沪、宁等地发生了提存风潮，财政部急令各行应休业二日，随即于
至于在管理外汇方面，孔祥熙所采取的措施则反映出按照大银行家、官僚买办们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英美不顾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财政当局迟迟不能采取严格的统制措施，反用无限制照牌价供给外汇，来维持法币对英镑、美元的汇率，致使大量外汇资金得以逃避或被敌伪套购而去。后来虽然停止无限制供应，实施外汇清核办法，先后成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但有限的外汇基金很快又被套购一空。财政部在办理外汇上的错误做法，当时就受到各方面有识人士的批评；后来，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实在无异给敌人操纵之柄，来摧残我们抗战的经济”。
随着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在财经方面，除继续维持抗战的军政需用外，那种不体恤民众生计。苛征重敛以及趁机扩展买办的封建的国家经资本的行径，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趋向衰落。这一阶段，孔祥熙所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下列数端：
一、改变战时税制和实施“公库法”，建立国库网。为了增辟税源，财政部曾先后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出卖所得税等；扩大货物税范围，并将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属于直接税的，均采取分级累进制。由于采用上述措施，虽然征税地区日狭，税收总额却每年增加，而工商业和民众的税负加重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公库法”于1939年10月实施后，政府各机关的一切收支，均集中于各级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从而祛除了一些“虚伪浮滥、中饱渔侵”等积弊。
二、田赋征实和举办专卖。1941年 4月，孔祥熙向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提出改订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案、接管田赋统筹整理案和实行专卖案，并获通过。随后，孔于六月份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研讨实施办法。改订财政收入系统，是把此前自成一级的省财政系统，划入中央的国家财政系统；将过去依附于省的县级财政，独立为自治系统。原属各省的财政收入，统由中央接管。此举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并使蒋、孔采用统收统支等手段，加强了对地方控制力。
田赋在此之前，为省级财政的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归中央。为了筹办战时军粮和公粮，规定自1941年下半年起，将全国田赋改征实物。征收标准，规定按照各省该年度田赋预算正附总额每元折合征收稻谷二市斗。1942年田赋征收额提高一倍，每元改为折征稻谷四市斗。此外还有“随赋带购”和“随赋带征”（县级公粮）等名目向农民勒收粮食。而四川、广西等省经过批准把“随赋带购”，改为“借粮”，更是不费一文便把农民的口粮强借而去。据官方统计，1941年征收稻谷2400余万石，1942年征购合计得稻麦 655余万石。田赋征实的实施，对于解决重庆政府的战时军、公粮的供应，缓和粮价的上涨，充裕国库，维持战时财政等功效是十分明显的，是抗战后期财政赖以支撑的另一重要支柱。但田赋征实以及“带征”、“带购”。“带借”，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地主则想方设法通过加租加押等手段，把赋税负担尽可能转嫁到佃农身上。加上征兵、工役和拉夫，农民负担之重，竟到难以维持温饱和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因而日趋衰落。
孔祥熙平日口头上也大谈“国计民生兼顾并筹”，而事实是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恤民众生活，这在财政当局实施的“专卖”和“统制物资”等政策中，表现尤为突出。统制物资政策的实行，加强了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严重摧残了农业和工矿业的生产。如贸易委员会和各专卖机构，一面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统购产品，以剥削生产者，使生产规模日趋萎缩以至无法维持而停产倒闭；一面又以专卖方式，抬价出售统销产品，以搜括广大消费者，使民众生活更趋艰难。而孔祥熙却把这种杀鸡取卵的卑劣行径，视为“理财的良策”。对于民族工业，政府有关部门除在原料、产品和贷款上进行控制外，更用“加入股份”、“共同经营”和“接管”等手法予以吞并。据统计，抗战后期仅资源委员会下属的79个企业，其中吞并没收而来的占28个（吞并后停闭的15个厂矿尚未列入），与各省地方官僚资本及其他机关合办的30个，而该会自办的只有21个。“四大家族”正是打着“抗战建设兼顾”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所掌握的国家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的膨胀，但它是以损害农业和民族工商业为代价而取得，必然使国民经济更趋衰败，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财政，其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增发通货来支撑了。
豪门国蠹，世人侧目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举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属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1944年 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1944年 6月，孔祥熙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孔抵美国后除参加会议外，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的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比价问题上和美方意见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对。孔去美国之际，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后虽经蒋介石、孔祥熙等软拖硬抗而顶了回去；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和孔祥熙的命令。孔自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在任长达11年之久，可见受蒋宠信之专。孔辞财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余，于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七月离美返国，同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国中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而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的。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 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至于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曾轰动一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这些事实说明，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官声”一样令人侧目。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年曾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孔复出无望。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1948年一月，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1949年大陆解放，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
孔祥熙为何终老美国
抗战后期，孔祥熙因鲸吞巨额美金公债的丑闻被弄到了国民参政会。他再也混不下去了。1945年5月，他不得不“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职务，7月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1947年，孔祥熙来到美国，住进了离纽约不远的里佛代尔一幢豪华的别墅。这是他早先花巨资买下的，他与夫人宋蔼龄将长期住在这儿。
1954年，蒋介石在台湾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孔祥熙认为重温旧梦的时机已经到来，便突发奇想，回台湾去参加竞选“副总统”。为了谨慎起见，便派曾任过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先到台北去探察行情。
此时的蒋介石正全力扶持蒋经国，不可能让孔祥熙插上一脚。魏道明一到台湾，蒋介石就深知其意，连忙授意陈诚、蒋经国将孔祥熙的代表挡回去。于是，陈诚、蒋经国便命一家报纸发表文章，大骂豪门，矛头直指孔祥熙，连魏道明也当作豪门走狗一并痛骂。魏道明自知不妙，灰溜溜返回美国向孔祥熙复命。孔祥熙的复出希望彻底破灭了。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大，孔祥熙思旧与思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但老家山西是回不去了。在思考很久后，他决计回台湾。
1962年10月，孔祥熙从美国飞回台湾。蒋介石对孔祥熙的到来不冷不热，虽然此时他儿子蒋经国的势力已大，年迈的孔祥熙已不能构成其威胁了，但孔祥熙毕竟是经国的长辈，多一个这样的人，对经国总是不太方便。因此，蒋介石只是对孔祥熙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和谈话，然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的虚职，就不再理睬他了。
蒋介石的态度，令孔祥熙大失所望，只好忍气吞声，暂且住下。他觉得台湾的生活环境十分亲切，但生活在其中，又感到并不比在美国自由自在和心情舒畅。因此，孔祥熙在台湾勉强过了三年四个月后，便以赴美治病为借口，于1966年2日28日再度离开台湾。在与亲朋故旧告别时，孔祥煕老泪纵横。
到美国后，孔祥熙与宋蔼龄一道搬进了长岛洛卡斯特谷菲克斯巷的一幢新别墅。1967年8月孔祥煕去世，时年88岁。
孔祥熙靠裙带发国难财 抗战史鲸吞数亿公债
1942年，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头，大片富庶的国土沦丧，物资遭日寇疯狂抢劫，生产遭日军严重破坏，中国的财政经济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国民党官场整个机体腐败，并由官场浸入军队，“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级官吏沉沦没落，广大民众的饥寒交迫与少数暴富者的穷奢极欲，形成了鲜明对照，局势令人堪忧。一些蠹虫利用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巧取豪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贩私，大发国难财，加深了国家民族的困难，削弱了抗日的力量。
抗战御侮初期，孔祥熙和宋霭龄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同时他们也利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己发了横财。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始终是个谜，很难估计。一直以来有个说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弟孔家财”。显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里，孔祥熙是最有钱的。孔祥熙和宋霭龄的财产并非来自正道，而是通过多种卑鄙手段聚敛来的。
孔祥熙贪赃枉法，创造了民国时期的新纪录，有一件举国皆知，被认为是民国最大的贪污案，并使自己名声狼藉的事，那便是鲸吞美金公债了。
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山西太古人，出于富商之家，少时接受教会学校教育。1901年，入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读书，1903年毕业，同时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专修矿物。1905年遇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后协助孙中山开展民主革命活动。1914年，与宋霭龄结婚。此后，所谓孔氏家族，就由孔祥熙和宋霭龄二人合伙经营，男主外，女主内，就像演双簧一样，宋霭龄在幕后操纵，孔祥熙在前台表演。
这夫妻二人的共同特点是对金钱的嗜好与追求。所不同之处是，宋霭龄一生不喜欢抛头露面，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对金钱的看法和态度，对此讳莫如深。与此相反，孔祥熙喜欢抛头露面，在各种场合直言不讳地大谈特谈他的理财观念和生财方法。对于如何捞钱，孔祥熙有句名言：“趁手中有权的时候赶快弄。”
孔祥熙当上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后，直接掌控国民党的财政金融大权，宋霭龄意识到孔氏家族大发横财的机会到了。他们由军火采购提取回扣，货币改革捞取油水，发行公债进行投机，举办专卖事业，垄断烟草、食盐、火柴、食糖四种的经营权，通过政权的力量，从民族资本家手中夺过经营权，达到由孔氏家族一手垄断的局面，假公济私，从中渔利。
如果说上述种种，都不足以说明孔、宋是如何运用权势贪赃枉法的话，那么，发生在1942年的鲸吞美金公债案，则是最有力的证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趋重要，罗斯福总统连任美国总统，他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考虑，为了加强中国抗战的实力，牵制更多的日军精锐，减少太平洋美军的压力，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借款。这是一笔巨额借款，不但超过了任何一次的对华借款规模，甚至也超过了历次对华借款的总和。
宋子文将这一消息从华盛顿传回重庆，对于因经济危机，困坐愁城的蒋介石来说，不啻喜从天降，他心里乐开了花，当即要孔祥熙计划如何运用这笔贷款。而宋霭龄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她在盘算如何把这块大蛋糕尽量多的切到自己的盘子里。
孔祥熙找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负责人，共同拟订运用方案，决定以3亿美金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1亿美金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1亿美金作为美金公债的准备。储蓄券和公债券都按照商汇牌价用法币购买(即法币20元折合美金1元)。
1942年春，美金债券发行开始，国人对美金公债认识不足，缺乏信心，且一般平民百姓囊空如洗，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捧场，买者寥寥。重庆政府不得不用配额推销的办法，强制向各省摊派，如此一级压一级，仍是落到平民百姓手里，买得美金债券的人出于无奈，多愿折本脱手，捞回一文算一文，因此美元黑市价格曾由官价20元降到17元至18元左右。
美金公债的前景暗淡，却有一个人在时刻注视着美金公债的发行情况，这个人就是宋霭龄。她的长处就在于善于分析形势，把握时机，奋力一搏，大捞一把。他对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形势了如指掌，通货膨胀直线上升，美金和法币1∶20的官价比率体制的崩溃，只是时间早晚之间，早则数个月，晚则一年。
宋霭龄选在
宋霭龄指示孔祥熙从
美金公债一旦停售，黑市市场上的价格扶摇直上，由最初的20多元、30多元，一下子猛跳到100元以上，到1943年底，已突破200元大关。由此，若以官价一美元折合法币20元售出，即使价款全部交入国库，宋霭龄等人所获暴利就已达到115亿法币之巨，然而如此巨大的暴利，宋霭龄是在没有支付一文法币的情况下取得的。
宋霭龄、孔祥熙创造了民国政府最大的贪污案。激起一些爱国人士的义愤，他们千方百计将全部材料搜集起来，写出提案，准备提交到参政会上讨论通过，送请政府严办。参政会主席团成员王世杰将这一情况向蒋介石侍从室报告，陈布雷知道孔祥熙贪污肯定是事实，参政员绝不会也不敢无事生非。于是，他向蒋介石报告：“
此时，检察院院长于右任也提出了对孔祥熙的弹劾案。
蒋介石听到陈的报告，叹了一口气说：“这事很糟糕，庸之只好辞职，所吞美金只好分期吐出，一列入提案，对友邦造成极坏影响，对我们抗战将不予继续支持。布
陈布雷费尽口舌，参政员们还是不肯罢休，有的说，这议案不走明路走暗路，官官相护，很可能无下文。
蒋介石也很想袒护包庇，怎奈不断有人追问，著名教授马寅初到处做报告，揭发孔祥熙贪污舞弊大发国难财的罪行，指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是家族英雄”。气得蒋介石下令逮捕马寅初，将其关押起来。但是，纸包不住火，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也拖不下去了，不得不委派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等人进行查办。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孔祥熙于1945年5月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7月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10月又辞去了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
从1947年秋天起，孔祥熙夫妇一直在美国过流亡生活。据说，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孔家在美国的财产。调查发现，宋霭龄在纽约大通银行存有8000万美元，宋子文在花旗银行存有7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存有1.5亿美元。
接着，联邦调查局发现，孔祥熙在美国的流动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的纽约中国银行里，宋子文的流动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旧金山的广东银行里。由于孔宋两家直接控制这两家银行，要彻底查清他们的全部资产是毫无可能的。
尽管美国总统杜鲁门得到的一些材料，那只是孔宋家族的凤毛麟角，然而已经令这位脾气暴躁的总统无法忍受了。他说：“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
孔祥熙掌控蒋政府财政11年 财富由来是迷
宋子文曾与蒋介石大吵，蒋一怒之下不再重用宋子文
杨天石说：蒋(介石)是不能允许别人看不起中华民族，看不起中国，蒋认为他们都是看不起蒋本人，也看不起中国政府，看不起中国。蒋认为他们是太上皇，而且认为他们想统治中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和史迪威是中国战区的两位头号人物，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是两人的沟通桥梁。史迪威在滇缅战役失利后，两人关系生变。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他对史迪威的不满。
齐锡生说：“5月6号，史迪威就从缅甸战场失踪了，然后写了一封很简单的电报，间接的还不是直接的，报告给蒋介石，间接的告诉蒋介石我往印度那方面走了。蒋介石接到这个电报大吃一惊，说是你(史迪威)做为一个十万军队的统帅，你怎么能够做这个事。但是即使这个气，还只是个失望的一个气，不是一个愤怒的一个气。真正的气是后来史迪威人不见了，整个十万人困在缅甸的战场，日本的飞机不断地扫射，日本的坦克车在后面，装甲部队、机械部队在后面猛追，把这十万人就像赶鸭子一样的赶到山区赶到河沟。当地缅甸的土人也袭击他们，然后没饭吃，然后毒虫咬，毒蛇咬，十万人一天一天的，这个恶报送进来，今天又死了几百，明天又死了几千。这个才让蒋介石猛然大悟说，喔！原来史迪威的失踪是导致了这些后果。”
此时远在美国华府的宋子文也得到了蒋介石想撤换史迪威的讯息，他积极说服罗斯福。但是，宋子文并不知道，在重庆，他的两位姊妹霭龄和美龄正在运作着如何让史迪威留在中国战区，蒋介石左右为难。
杨天石说：“宋霭龄和宋美龄是不赞成把史迪威赶回去的，宋美龄出面把史迪威留下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临阵换将是兵家之大忌，再加上这个英国将军表示，你把史迪威换了，那这个仗我没法指挥。所以我想这两个因素对蒋(介石)起了作用。所以蒋觉得，既然这个史迪威承然了错误，哼哼哈哈了两句，蒋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那我就把他留下了。”
回国述职的宋子文完全被蒙在鼓里，1943年10月16号，在重庆蒋介石的办公室里传来蒋介石和宋子文的争吵声，两人的情绪完全失控。
杨天石说：“蒋(介石)告诉宋子文啊，说我已经决定继续留用史迪威。这个对宋子文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宋子文就很生气，当面跟蒋介石讲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辛辛苦苦替你把工作做好了，你倒改变主意了，说以后我怎么再替你做事情啊？宋子文一表示他以后再也没有办法替蒋委员长工作的时候，蒋就生气啊，把茶杯摔了，说你给我滚蛋！”
宋子文的举措激怒了蒋介石，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夫妇独漏了国府的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蒋介石说了这样的重话。
杨天石说：“蒋(介石)就从此下决心不再见，第一个是不再用宋子文，他说这个人不能再用。”
后来宋子文找重庆第一刀笔陈方代拟悔过书，他痛陈自己“之于钧座，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
就在蒋宋风波平息后不久，1944年2月，蒋介石让他的大儿子蒋经国从江西赣南回到重庆，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研究班。由蒋介石担任校长，蒋经国担任教育长。这个在江西赣南有包青天称号的蒋经国在父亲蒋介石的面前总是顺从。对于在赣南时期和情人章亚若交往之事，蒋经国始终保密。根据蒋经国在赣南的秘书漆高儒当时的亲身经历，意外地发现了章亚若的死亡秘密。
漆高儒说：“蒋介石呢，他当然不允许他的儿子是也乱七八糟的，所以就说一直隐瞒到底。这个徐秉南这个秘电员是曾经他的老子(蒋介石)派来的一个秘电员，他就把这个秘电拿给我看，他说这个章慧云啊，一般不叫章亚若，取名慧云，大概秘密名字啦，突然死亡，希望你节哀顺变，希望你节哀。他说善后的事情我们会料理。
至今章亚若之死，成为蒋家不可说的秘密，但是整个事情似乎撼动不了蒋经国在父亲面前的形象。此时蒋介石最困扰的除了中国战局的变化之外，还有孔家无可挽回的政治声望。
孔祥熙官场如经商，锱铢必较，贪腐严重，曾想挽回蒋介石对其信心
位于重庆黄山旁的孔园，紧邻在蒋介石官邸旁，从1933到1944年，孔祥熙掌控国府财政整整十一个年头。
李龙镳说：“你打仗就是大家是把钞票烧掉，烧到最后抗战胜利，他(孔祥熙)还剩下12亿，我不佩服他都不行。”郑会欣说：“孔祥熙呢，是守财奴，他的钱呢，控制得比较紧。”
只是人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孔家的政绩，而是家族的各种流言。
陶恒生说：“我们当年在抗战的时候，在重庆啊，对四大家族是恨之入骨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明真相嘛，现在慢慢发觉出来四大家族其实也有他有贡献的一面，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中学生都是血气方刚的，觉得你们这个四大家族啊，就把中国掏空了，你们去享受，我们老百姓去吃苦。”
1942年1月6号，昆明的西南联大发出了“倒孔运动”的第一声。陶恒生的父亲是国府中央日报的总主笔陶希圣。抗战时期他还只是个青少年，受到了左派报纸的影响，陶恒生强烈感受到人民和蒋孔宋家族的落差。
陶恒生说：“左派报纸说的，现在外面的饿莩那么多，我们把四大家族的粪拿来做饼干都可以有营养的，你看这个话多么刻毒啊！”
抗战中末期，孔祥熙陷入了舆论的攻击中，但是他的妻子宋霭龄则和她两个妹妹携手宣传抗战。位于重庆市的广播电台是当年宋氏三姊妹对全国广播的重要场景。透过广播，抗战的歌声传遍山城。1940年4月1号，宋氏三姊妹整合了左右派团体，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姊妹成了抗战期间激励士气的美丽队伍。
牟之先说：“南京有个日寇卵翼下的汉奸国民政府，重庆有一个以
上海未沦陷前，也就是在1941年7月，位于香港湾仔的英京酒家宋家的二姊宋庆龄在这里主持一碗饭运动。
李龙镳说：“吃一碗饭就收他们一块钱，因为有很多。有十几家酒家响应，所以当时好像英京他们就吃一碗饭一块钱。还有一种就是爱国饭，那个就代价高一点，就是收一百块钱，但是就给他们有一斤的米、四两的那个鸡肉、四两的虾，生鲜的虾，还有就是叉烧四两，还有六个鸡蛋，就是当时是筹款，以一个月的时间筹款是筹到两万多。”
宋庆龄以个人的政治声望集结社会力量，成为抗战的外围力量，她的妹妹宋美龄在1941年2月特别邀请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组织一支美国空军志愿队伍。如今住在美国华盛顿的陈香梅是陈纳德的妻子，她说陈纳德和宋美龄因抗战成了莫逆之交。
陈香梅说：“陈纳德将军在美国空军方面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后来呢，因为那个宋美龄就好像听到报导关于他们的事情，所以就特别写信邀请他(陈纳德)，希望他能够到中国来，他看到中国这个空军实在可以讲是没有什么空军，所以觉得在空战方面需要很大的帮忙，所以他就想到呢，要是帮忙中国呢，一定要组织一个比较强大的空军。”
1943年2月18号，宋美龄赴美国演讲，并且发起援助中国抗战捐款活动。当时共有25万名的美国人听过宋美龄的演讲，捐款数高达1700万美元。“我们中国国民和你们相同，希望有更好的世界，不止是我们自己，是全世界的人类。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理想，以承续先人的开拓使命。”
孔家的财富由来，至今成谜
韦斯利安的前图书馆管理员Tena小时候就曾和母亲一起听宋美龄的演说。
TenaRoberts说：“在她1943年再度来到美肯的时候，我在外头玩耍，我母亲要我回到屋里坐在收音机旁，并且聆听她(宋美龄)的演说，我不知道她是谁，当时我只有4、5岁，但是我爱上她的名字——
此时，大姊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正和美国军方进行一场影响中国财政收入的重要协商。
郑会欣说：“孔祥熙是1944年6月到美国去，先是参加这个世界银行会议，然后留在美国做为蒋介石的特别代表，那么主要一个任务就是一个商谈借款；一个就是就是签订这个，商谈这个，美国美军这个垫款的制度问题。这个孔祥熙应该说是山西人出身，做生意做得是不错，锱铢必较。”
尽管这位国府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官场不忘发挥晋商精神，但是他贪腐的证据却已被蒋介石所掌握。
“每一个不同的寿字写法，万寿。这个瓶子是独一无二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2005年凤凰卫视独家获邀进入孔祥熙大女儿孔令仪的寓所。孔令仪为我们介绍家中古董，孔家的财富由来，至今成谜。
李龙镳说：“我第一次到她(孔令仪)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那个屏风，那个古的屏风，那个屏风就是以前蒋(宋美龄)夫人到她家，都在她的屏风前面的椅子坐下来，然后拍照。同时那个里面镶了很多那个翡翠啊红宝石啊，里面有梅花，梅花都是用红宝石弄的。”
2008年3月，宋子文的大女儿宋琼颐回到中国寻根，面对近代民国人物重新被诠释，宋家第三代很受震撼。
冯英翰说：“六十年不能回到祖国，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希望祖父不会气我们回到仍由中共统治的中国，毕竟时代不同了。”
1944年7月，蒋介石让惨遭舆论夹击的孔祥熙前去美国参访，顺便避避舆论锋头。这段影片是孔祥熙参加美国国际货币基金会议的影像，但是孔祥熙所涉及的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案”仍在国内延烧。这些抗战时期的公债几乎全是由孔祥熙所发行，他掌握了全国财政金脉。
杨天石说：“卖了四千多万，后来这个孔祥熙下令不卖了，也就是说，还有五千多万这个美金公债没有卖出，那么这一部份没有卖出的公债，后来在这个中央银行内部私卖了。”
郑会欣说：“官小的拿少点儿，官大的拿多点儿，巨头拿得最多，这个就是完全是利用这种官场的浅规则开始进行一些分配。尤其是金融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一些职员，它有规矩，哪年参加的，哪年入行的买多少，哪年入行的买多少，它有个规矩，实际上就是给你补贴啦。孔祥熙在这中间也经手这个事件呢。到了1944年，有内部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因为他也自己把这个消息捅出去。捅出去之后，就开始就攻击了。”
位于重庆市的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最高的民意咨询机关。1944年9月7号，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会场上倒孔气氛弥漫，这是当年国民参政会傅斯年等人揭露孔祥熙幕僚利用特权进行贪污的公文。此时蒋介石已对孔祥熙失去信任。
郑会欣说：“陈布雷告诉他(蒋介石)中央银行案已经有人在参政会提出来了。这时候蒋介石就把孔祥熙找到说，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全部拿出来。嘱就是告诉他(孔祥熙)好自为之，你好自为之了。但是，这中间写的彼总不肯全部承认矣。他(孔祥熙)还不肯全部承认，他(蒋介石)很气愤。”
1944年11月1号，孔祥熙一一辞去了国府所有的职位，结束了长达十一年的财长职位。离职前夕，孔祥熙写了这封信给蒋介石，测试蒋介石是否真心要他下台，最后孔祥熙绝望了。
郑会欣说：“在人证物证面前，他都没办法，他又不好意思出面了，他让孔祥熙让他的长女
后来，孔祥熙以照顾妻子宋霭龄的身体为由，绝大部分的时间留在美国长岛，逐渐远离国府政治核心。此时蒋介石再度重用宋子文。1944年12月，他被任命为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来年，1945年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远赴旧金山参与联合国制宪大会。这是中国战后争取国际地位的关键会议。民国
张令澳说：“人山人海的，蒋介石也没有什么清道，不清道不行，老百姓都跟在车子后面，他(蒋介石)坐在防弹玻璃里面。”
住在上海的张令澳，当年是蒋介石秘书室的侍从。抗战期间，跟随陈布雷一起工作，听了蒋介石的胜利演说词，他情绪复杂。
张令澳说：“他(蒋介石)讲话只有几分钟，蒋介石的广播告全世界，中国同胞书已经完了，我对他有批评的，因为他对中国的同胞讲得少，对日本他倒讲了很多。对中国，中国老百姓吃了多少苦啊，他好像体恤安慰的话很少。”
满街满巷，楼上窗口到处都是旁观的人潮，然而这样欢欣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太久，一场对蒋宋孔家族成员们更严酷的考验才正要降临。
吴景平说：“抗战胜利以后呢，这个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高兴没有持续几天，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严峻，日益公开化，日益不可控制。”
如今，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这三位抗战时期影响中国前途的民国人物，他们的日记和档案静静地存放在美国胡佛档案馆里。而那一段段错综复杂的家族恩怨与历史功过，都将随着档案的公开，在历史舞台留下更清晰的痕迹。
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
在孔祥熙与宋子文二人中，蒋比较喜欢并信任孔祥熙。１９３８年１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建立战时体制，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同年６月，宋子文愤愤地对潘汉年说：“蒋之用孔作行政院长，就是为的准备好与日本谈判和议。”蒋之用孔，原因很多，宋子文的这段话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中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确曾通过孔祥熙多次与日方进行秘密交涉。由于除孔祥熙外，他的大儿子孔令侃等人均参与其事，因此，有的人称之为“孔家的和平运动”。
一、贾存德与萱野长知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军占领南京。同月２６日，日本政府通过德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面交中日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４条。由于中方没有按照日方的规定时间作出答复，骄狂不可一世的近卫内阁于次年１月发表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从而表示出对蒋介石的决绝态度。但是，这以后，日本军方和“民间”都仍然有一部分人企图做国民政府的工作，诱使蒋介石等人投降。
１９３８年３月底，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与旧日一起做过情报工作的日本人松本藏次在上海相遇。松本当时在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ｔｉāｎ俊六大将处任嘱托（高级咨议），他劝贾出而奔走，早日和平解决中日之间的战争，以免俄、英等国收渔人之利。松本并利用孔、宋之间的矛盾进行挑动，声称“宋子文为未来政权企图计，亦有似此活动。愿君勉为之”。当时，胡鄂公（伯良、南湖）是孔祥熙留在上海的顾问，指示贾提出先决条件：１、介绍ｔｉāｎ俊六见面；２、ｔｉāｎ俊六亲笔写信给蒋介石或孔祥熙。
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是武汉，ｔｉāｎ俊六企图在此前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问题。４月４日，ｔｉāｎ俊六与贾存德会晤。他仍然坚持近卫声明，声称：“现在日本的对家已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但他表示了一点灵活的态度，声称如蒋委员长、孔院长“有所觉悟，亦未（尝）不可谈判”。ｔｉāｎ俊六旋即介绍萱野长知与贾存德交谈。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后与中国革命党人有密切关系，当时受日本松井石根大将之命在上海找寻谈判线索。他对贾述说了自己与孙中山、孔祥熙、宋霭龄及国民党当局诸人的交往，声称“中日战争结果，必二者俱伤”，表示愿遵ｔｉāｎ俊六之命“写信给蒋委员长和孔院长调和”。
萱野长知当时虽服务于日本军方，但和军部并不一条心，企图另辟议和渠道。５月初，贾携带萱野函件离沪。临行前，萱野对贾称：日本军阀要价过高，要实现中日和平，只有设法使日本和平派抬头。６日，贾存德经港飞汉，会见孔祥熙。２２日，孔祥熙复函萱野长知，陈述侵华战争对日本的危害，要求萱野做日本“少数军人”的工作。函称：
敝国坚持抗战，纯为自卫起见。故解铃系铃，仍在贵国少数军人之手。先生欲自救以救人，必设法使贵国少数军人早日醒悟，必先使其了解此次战事对于贵国之利害。
同时，孔祥熙并致日本浪人首领头山满一函，内容大体与致萱野函同。６月１日，贾存德携带孔祥熙函回到上海，与萱野、松本会谈。贾称：武汉等地“抗战极坚决”，“人心镇定如昔”。他转达了孔祥熙的意见：要求日方“放下屠刀，使我领土完整，为东亚两大民族千年万年谋真正共存共荣”。“苟能利和平，即敝屣现院长地位，亦愿与二位共同奋斗”。萱野表示：“拟回东京联络同志作后盾，然后分谒内阁、军部、重臣、元老，征求意见，一致以谋和平之早日实现。”他并说：“余老矣，士为知己死，蒙院长不弃，同情管见，余誓以老命报之。”７日，萱野与松本飞返东京，和头山满密议，接着，与近卫首相、宇垣外相会谈。１７日返沪，对贾存德称：近卫、宇垣对孔祥熙函件都表示同情。萱野并要求与孔祥熙择地会见。
日方积极，孔祥熙却表现得很冷静。６月２５日，孔祥熙的秘书李青选（汝秀、毓万）致电贾存德，指示他说话须“慎重”，电称：“事关重要，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应付失宜，危险至巨。现在彼方既感困难，我方尤须沉着，如过急反以示弱，更难得当也。”其后，李青选一再致电贾存德，声称孔祥熙“不便轻易离汉”，要贾了解日方“切实办法”，并要求萱野长知亲笔开明“真实条件”。
日方一方面宣称条件不高，ｔｉāｎ俊六表示：“日将领同士兵，除海军一部分外，多已厌战。今次日提和平条件，极平正，绝不使孔院长为难。除经济合作、防共产外，无苛求。”一方面则要求解散国民政府，蒋介石下野，由孔祥熙出面组织政府。２８日，贾存德再电孔祥熙，告以萱野意见：
此事至难而不难。盖双方着重顾全颜面，中国之颜面重在军队退出，领土完整，日本之颜面重在解散抗日政府，老蒋暂行下野，从新组府，任之孔院长。老蒋下野，换汤不换药，故难而不难者，即此之谓也。
萱野认为在上海不便，要求与贾存德共同赴港谈判，并要求面见孔祥熙。７月３日，李青选电告贾存德，明确拒绝解散国民政府、蒋介石下野等条件，但表示可以孔祥熙下野作为转圜。电称：
彼方果有诚意，当以可能条件与我商洽，否则漫无边际，可不必谈。如军部所提，非惟政府不能因人要求而解散，委座不能因人要求而下野，且全国民众亦不能允许委座下野。此等话实使夫子无办法说出。前曾与兄谈及，现在最高行政当局本为夫子，如果彼方以为无法下台，夫子本人情愿牺牲地位，以为彼方转圜面子。
萱野长知等并不十分同意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听了孔祥熙愿意牺牲院长地位的表示后，便表示可以不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
７月６日，贾存德、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转到香港谈判。此前，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谈判已经开始。谈判中，贾存德等提出，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９月上旬，日方声称，蒋介石可以预先作出下野表示，而在和平后自动实行。在此情况下，孔祥熙表示可以出面与日本外相宇垣谈判。但是，日本陆军妄图在当年秋季结束对华战争，正积极准备进攻汉口、广州，同时热衷于诱降汪精卫，对蒋介石不感兴趣。９月２９日，宇垣下台，拟议中的孔祥熙、宇垣会谈流产。同年１０月２５日，武汉陷落。
二、胡鄂公与津田静枝
孔祥熙的对日谈判大量是通过胡鄂公进行的。
孔祥熙一面动员萱野长知等人做日本“少数军人”的工作，一面力图和日本军方建立直接联系。１９３８年６月，孔令侃在香港指示胡鄂公，利用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原莞尔为枢纽，在孔祥熙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之间建立“谅解”。胡返沪后，即嘱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伊藤武雄、铃江言一二人赴大连与石原商量，石原表示同意。］
同年７月，胡鄂公与伊藤武雄等商定，以中日在野名流，用私人资格进行初步谈判。中国方面人物以唐绍仪、吴佩孚为领袖，实际谈判人物为江天铎、汤芗铭、罗家衡、易敦白。伊藤武雄同意这一计划，即联络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原莞尔、在陆军参谋部任职的柴山兼四郎，在海军任职的津田静枝中将，以及坂西利八郎中将等，于１０月上旬向日本政府提出说帖，得到同意。１１月３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原定“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为诱使国民政府改变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参加所谓日、满、华的合作。于是，日本政府一面命土肥原统一汉奸政权，一面派津田静枝、今井武夫、伊藤武雄等到沪，与国民政府方面进行私人谈判。
１１月２２日，伊藤与胡鄂公谈话，说明日本转变政策的原因。伊藤称：强硬派原以为攻下武汉、广州后，中国的抗战即可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强硬派也认为：必须“双方政府直接商议”，由“最高责任者在适当地点会见”，因此，原来反对宇垣的一派已经在原则上和宇垣的主旨一致。伊藤并称：日本希望以“东亚门罗主义”为和平基础，排除西洋各国的干涉。自１１月２６日至１９３９年９月。胡鄂公与津田静枝等共进行了６次会谈。前三次会谈属于一般性会晤。胡鄂公根据孔令侃指示，提出“各原则”，据称：“所得结果极好。”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精卫等出逃，叛国投敌。日本当局即企图以扶持汪精卫为筹码，要挟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次年５月３日，胡鄂公与津田第四次会谈。津田探询重庆方面情形。胡称：汪精卫离开重庆后，情形更安定，汪精卫“离开全国民意”，不会成功。胡强调：国民政府是目前中日战争的当事者，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和全中国的领导者，建议先在私人间就基本纲领达成谅解，然后再在政府间进行直接谈判。胡提出的基本纲领是：１、承认两国间的战争不合理；２、恢复卢沟桥事件以前的状态；３、发展两国合理的经济提携；４、目前不采取防共协定的形式，而在精神上一致。同年９月第六次会谈时，津田提出，希望国民政府与汪精卫合作，胡称：汪精卫已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被国民政府通缉，同时在道德上，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日本政府以之为谈判对象，“非常失策”。至此，胡鄂公与津田静枝的会谈告一段落。
三、胡鄂公与船津辰一郎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７日，胡鄂公在上海与前日本驻上海领事、上海日本纺织业会长船津辰一郎会晤。胡企图使船津放弃对汪精卫和吴佩孚的工作。胡的谈话大旨为：１．汪之领导权已丧失，号召力消灭；吴佩孚决不做傀儡；２．日本欲得真正和平，应以蒋及国民政府为对象。胡要求船津运动日本当局，先行举行中日私人谈判。２８日，胡鄂公致电重庆，声称此项工作，“可以阻止汪、吴傀儡之运动复兴”。同时使“日本方面多一主张和平之说客”。胡并称：此项工作与津田方面并无抵触，可收“殊途同归之效”。
４月１１日，胡鄂公与易敦白、彭希民约船津聚餐，双方辩论至５小时。其后，船津表示采纳胡鄂公的意见，将向日本军部提出建议。
四、胡鄂公与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八郎曾任袁世凯顾问，长期在中国做特务工作。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５日，胡鄂公与坂西谈话，提出中日和平意见５条。６日，孔令侃复电胡鄂公，认为胡的意见非常“周详”，特别是第五条，由日本邀请美国以第三国立场参加保证一节，办法很好。孔要求胡鄂公以私人立场继续试探对方真意。此后，双方多次会商，胡鄂公始终坚持，必须邀请第三国参加保障，然后停战撤兵。谈判不了了之。
五、樊光与喜多诚一
樊光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与孔家关系密切。还在１９３８年春，樊光就曾与北平日本浪人山本荣治发生关系，为他去汉口向孔祥熙递送“中日和平意见书”。１９３９年３月下旬，樊光得到消息，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长、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中将将于４月１０日南下，谈判和平。他向孔令侃请示。２７日，孔令侃复电，指示以“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先由日皇下诏撤兵”为要旨。喜多要求面见孔祥熙，表示希望在汪精卫登台以前“得到办法”。为此，樊光曾赴重庆报告。同年９月２２日，喜多应原上海电话局局长鲍观澄之邀到沪。会谈中，喜多重提蒋介石下野问题，受到樊光驳斥。樊光称：日方所提条件，不外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取消抗日三条。其中经济合作一条，如在平等互惠条件之下，可以商量；防共问题，现在德苏已成同盟，日苏关系亦已妥善，日本真有诚意与中国和平，共党一节不成问题。至于取消抗日问题，只要日本无侵华之举，华人又何所抗？当喜多询问有何办法实现中日和平时，樊光称：“中日双方相持下去，日军必至有不能不溃退之一日，国必紊乱，难以收拾。若日皇下诏，撤兵言和，似过便宜日本，然孔院长则以为中日兄弟之邦，彼此牺牲均属可惜，故愿赞成此举，使日方亦能得利也。”对此，喜多表示，此事体大，非一人所能作主，容回北平后详细商量。
会后，鲍观澄对樊光说：喜多不愿汪政权成立，造成既成事实，使和平多生枝节。如孔院长能与之秘密会晤，彼必出全力做成此事，汪政府即可消灭。２４日，樊光将会谈情况报告重庆。１０月１１日，孔令侃复电称：“喜多谈话，全属空泛之词，仍以委座下野为题，而无切实表示，自无诚意可言，显系试探性质。”孔令侃并批评樊光的答话“句句着实，诚如代表院座答复，而反示我方求和心切。万一为彼方灌音，收去留为话柄，如何是好！”孔令侃要樊光以后对外谈话时，多问少答，试探口气，在对方答话中寻觅线索。
六、樊光与今井武夫
１９３９年４月上旬，原大隈重信亲信、日本《报知新闻》记者、特务机关政务课长百武末义与樊光在上海会谈。百武称：因受平沼首相及参谋本部中国科长今井武夫委托，与国府联络和平，特由东京赶回。当时，报载平沼内阁已与汪精卫结约，樊光据此提出责问。百武称：平沼与汪敷衍则有之，但通过本人说明，已确知汪并无能力。今井并深知联汪拉吴，均已失败，言和只有向蒋及孔祥熙处觅取途径。百武并称：和平沼首相多次畅谈，平沼表示，若能和平停战，撤兵自可办到。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及满洲国事，均可不提。这是空前宽松的条件，樊光表示怀疑，百武则“发誓愿负责”。
４月１４日，百武再次会见樊光称：过去日本少壮派军人受汪精卫蛊惑，以为蒋完全受共产党包围，因此有不与蒋政权交涉的声明；现在唯一的条件是共党问题，接洽和谈时，“只须蒋先生或孔院长表明，与共产党无关态度”即可。百武并称：只要能让平沼看得出孔祥熙“真有意和平”，今井武夫及平沼代表即可来华。１５日，樊光致电孔令侃称：“弟意现当汪正在勾敌时，总当设法使彼方对我言和者不失望。”２２日电再称：“现汪精卫已上当，完全受日人摆布，傀儡登场，不可不速为设法破其奸谋也。”
日方一面积极扶植汪精卫登场，一面引诱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百武多次表示，只要平沼、今井确信已和国府取得联络，即刻放弃与汪精卫等人的联络活动。５月４日，今井自东京抵沪，要求与孔令侃在港见面。他对樊光表示：本人主张：以蒋先生为对手商停战，以孔院长为对手商和平谈判。今井了解孔祥熙与萱野长知之间的关系，因此特别表示：“所言决负责任，非为一般浪人萱野等可以随便说话，毫无实际。如所不成，当出家当和尚。”
今井在上海坐等孔令侃消息，但重庆方面直到５月９日才有回音。１１日，樊光约见今井，重庆中央银行秘书姚瑛同时出席。樊光声称：孔令侃公务冗繁，交通阻隔，到港恐来不及。他出示孔祥熙特别指示三条：１、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谈判；２、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３、由美国出面调停。樊光并补充了三条意见：１、此事由日方主动，当然应由日方提出确实办法；２、须由日方政府作明显表示，予我诺言之保证；３、停止一切分化运动，专诚向国府及蒋先生言和。今井对未能见到孔令侃感到不悦，于１２日回日。
同年８月３０日，阿部信行内阁成立，今井武夫调任驻华日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中国科长，邀请孔令侃到上海谈判。１０月６日，百武末义对樊光称：“日政府仍望对重庆有办法，如中央确具诚意，能有相当负责代表密行接洽，决即放弃汪事。但如仍无确实办法，则日方于无办法中只好从汪方面进行活动。”此后，日方扶汪活动加紧。１０月２２日，樊光对今井武夫说：“君等既支持汪组织所谓新政权，似不必与我们再谈和平矣！”今井表示：汪为和平而出来，又商谈过很久，不能不予以支持。但汪并无“十二分把握”，因此，日方仍愿与重庆谈判。今井表示，希望重庆来一“负责大员”。
１１月６日、７日，樊光与今井武夫连续两次会谈。今井提出，日华两军的停战交涉以蒋介石为对手，实现和平之后，汪蒋合作。其后，樊光声称赴重庆出席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离开上海；今井武夫则在香港找到了所谓“宋子良”的关系，开始“桐工作”。
七、胡鄂公等与和知鹰二
１９４０年初，日本军部部分人士逐渐感到依赖汪精卫不会结束对华战争，力图在国民政府内部另觅诱降对象。为此，日本华南特务长和知鹰二大佐奔走于香港、两广间，竭力拉拢李宗仁，结果失败。其后，和知便全力投入拉拢重庆方面的工作。
１９４０年２月，和知调任驻上海机关特务长，晋升少将。同月２６日，和知与易敦白谈话，试探性地提出：如日本以蒋为对手谈判，而蒋又拒绝如何？接着，又提出经济提携、反共及满洲三问题。易称：中国共产党已信奉三民主义，政府已不认共产党存在，至少已对其控制。又称：现在解决七七事变，满洲问题待将来别求合理解决。易并称：如果日本真能退出华北、华中、华南，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及内河航行特权，则中国“对满洲何尝无壮士断腕可能”！
３月２２日，和知与易敦白第二次会晤。当时，汪精卫政权已预定于当月月底成立。和知要易敦白作出估量。易答称：汪精卫等寄食日人，等于消毒，抗战阵容更加坚固，足以争取最后胜利。和知称：日本政府将在一二月内承认汪政权，届时以蒋为对手的谋和计划将无法进行。他询问易敦白：可否在二三月内“办出头绪”？又询问：中国政府最低条件如何？可否提出一具体原则？
会谈后，和知向板垣汇报。板垣时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认为与重庆方面谈判为时尚早。实际原因是，当时与“宋子良”的谈判正在中国南方进行。不久，“桐工作”停滞，板垣便催促和知继续与孔祥熙方面谈判。
４月初，和知与孔祥熙的亲信、院长官邸秘书处第六组负责人盛升颐在香港会晤。和知称：日本元老、重臣及军部一致要求停战，希望由孔祥熙与何应钦主持，开始正式谈判。当时，孔令侃企图利用与和知的谈判“侦查日本意向所在”。同年５月２９日，易敦白向和知提出４个问题：１、日自动撤兵问题；２、东三省交还问题；３、美国参加和议及保证问题；４、汪逆引渡问题。易声称：“这也许是蒋先生的真面孔。”和知则列举蒋介石和日本人交往的事实，说明上述４条不一定是他的“真实面孔”。他以“中日两国共同建设亚洲大局”和“防共”等引诱蒋介石，声称：“中国要收回安南、缅甸，日本可以协助；要收回外蒙，亦可协助。”关于汪精卫，和知要求不究既往，予以相当位置，否则，也不必重办。
这一时期，中方雍容自如，而日方则遑急无奈。６月８日，易敦白根据胡鄂公的指示，故意对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表示怀疑，同时表示，中国决心继续进行持久战，无意谈判。板垣为了表示“真意”，竟在第二天就亲书委任状，委任和知鹰二为全权代表，令人飞沪转达和知。
胡鄂公分析了和知的谈话后，认为“日方阳假和平之名，阴行政治进攻策略”。重庆方面也指示：“非俟其觉悟自动撤兵时，决不与彼谈判。”但是，谈判实际上仍在继续进行。６月１５日，胡鄂公、易敦白、陶菊隐与和知鹰二等在上海虹口会谈。其间，胡鄂公起草了《中日恢复和平之基本原则》７条，主要内容为：１、中国为领土与主权独立而战，故亦愿为领土与主权独立而谋和。（１）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局面；（２）改善卢沟桥事变以前种种不安状态及不安适事件。２、中国放弃恢复辽、吉、黑、热“九·一八”以前原状的主张，日本放弃承认“满洲国”独立的主张，由中日合组处理满洲问题委员会共同管理满洲，１５年后由满洲人民投票自决，或仍属中国，或独立。３、中、日、满同盟一事绝无考虑余地，但可商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或中日友好条约。４、防共协定非中日当前急需，可商订文化协定。５、基于平等互惠原则，谋两国之经济利益。６、双方全权代表会晤后即签订停战协定，召开中日和平会议，合组善后委员会，办理日方撤兵、中国接受事宜。７、邀请第三国参加保证。１９日，胡鄂公致电重庆，报告以上内容，同时声称：“设与日本谈判顺利，和平可以实现时，我中央对于共党红军似宜以发动内战、破坏统一抗战之罪名，而用最迅速之手段加以剿灭”。
６月１９日，和知飞宁，向板垣汇报，当日返沪，约见易敦白，希望中方早日提出和平基本原则。２０日，板垣电话通知和知，此后中日谈判决与胡鄂公接洽，过去日方所有接触关系概行停止。２３日，板垣派其亲信秘书迁政信少佐赴沪，通过和知介绍，与孔祥熙派驻上海的秘密电台负责人沈养吾会谈。迁政信转达板垣的两条原则：１、承认“满洲国”为日本最低限度要求，希望中国予以谅解，日本可在其他方面给予中国补偿或让步；２、组织东亚联盟，中日两国平等、独立地互商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迁政信并要求携带板垣亲笔函件赴渝面见蒋介石，声称“只要能将板垣心情达于委座，即被渝府枪决，本人决死而无怨。”同日，胡鄂公致电重庆，内称：板垣“确认委座为唯一之对象”，“除承认满洲及建立东亚联盟两原则外，其他均可让步，汪更不成问题。只要委座肯有表示，则彼可负责提出具体方案，彼已委和知为代表，希望渝府能派员出面，则谈判立可开始”。
当时，在阿部信行之后的米内光政内阁又即将倒台，和知声称：日本内阁即将改组，希望在此前讨论胡鄂公所拟中日和平基本原则，并盼能在７月初讨论结束。如双方意见一致，板垣将在同月７日与谈判代表见面，然后回东京与日本政府作最后决定。
日本方面希望在１９４０年内解决中国问题。板垣为了取得对华“和平工作”的领导权，声称９月底可以实现中日停战。但是，日方在有关策略上，又存在种种分歧：影佐祯昭热衷扶持汪政权；今井武夫热衷通过“桐工作”实现重庆与南京的合流；板垣虽声称“对汪已看穿，对影佐已失望”，但实际上，对“桐工作”一直寄以希望；汪伪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支持今井的合流方案；和知鹰二则热衷于与重庆的直接谈判，对今井的工作持怀疑态度。同年７月，近卫第二次组阁。９月底，日方南京会议认定“桐工作”无望，决定将此事交东京办理。于是，对华“和平工作”便改归外相松冈洋右主持。
八、王子惠与板垣
在和知鹰二之外，板垣还曾通过王子惠、贾存德与孔祥熙发生关系。
宇垣、孔祥熙会谈流产后，孔祥熙命贾存德通过各种关系，继续议和活动。１９３９年夏，贾存德将这一任务交给伪南京维新政府实业部长王子惠，并于随后报告孔祥熙。孔同意这一安排，要王辞去部长职务，伺机去东京“团结主和派人物，抵制主战派”。１９４０年４月，王子惠自东京返沪，声称已将日本主和派闲院宫金子伯爵、头山满等人联络一起，并称军部及在华日军首脑板垣等人希望从速结束对华战争。５月间，王子惠送来板垣亲书的中日和谈五项条件草稿，主要内容为：共同防共；中日经济合作；取消汪精卫政权；休战；撤兵。王称：板垣急于与孔祥熙见面。６月２６日，贾存德携带板垣草稿赴重庆向孔祥熙报告。孔祥熙同意板垣提出的条件。７月底，孔祥熙命贾和王子惠派来的蔡森共同起草报告，上报蒋介石。同年８月，王子惠、贾存德、蔡森在上海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会谈。岩奇要求在察哈尔、绥远及平奉线等地驻兵，贾存德拒绝签字。会谈无结果而散。
九、胡鄂公与松本重治
松冈接任外相后，在香港找到了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浙江银行家钱新之，因此，在内阁、大本营联席会议上夸下海口，保证１０月底完成对华议和，实现蒋汪合作。他一面派特使赴香港，一面派原联合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赴上海。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０日，胡鄂公在上海与松本重治、伊藤武雄、铃江言一等会谈。松本称：近卫第二次组阁之后，日本内部已经统一。中日问题，过去由军部主持，负责人为板垣；现则系根据宪法，由松冈外相主持。日本亟愿在年内结束对华事变。２２日，二人第二次会谈。松本提出，日本新发展方向为南洋。为实施南进政策并在北方对苏联有充分准备，必先解决对华事变。日方要求：１、驻兵内外蒙一线，必要时驻兵沧州及石家庄等地；２、华北煤矿之开采权；３、日本驻兵各地，铁路与交通线之使用。胡鄂公则表示：中日如谋永久和平，日本必须放弃其优越感及特权要求，中国不能因对日本之和平而支持日本南进政策。关于满洲问题，松本提出，希望中国政府予以承认，或决定承认原则，留待将来实行。胡鄂公对此坚决拒绝。胡称：“此问题最好搁置不谈，因为承认满洲国一事，断非中国政府能考虑也。”松本又称：松冈正通过张群、钱永铭，使汪精卫与重庆重归于好，实现渝汪合作。如两个月内无所成就，则日本不能长此忍耐，必出于长期战争之一途，同时，日本将断然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松本并邀请胡鄂公赴东京，与近卫、松冈等相见。对此，胡鄂公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背叛民族与国家者，不能予以宽容。此为一国之纲纪问题，与外交无关。”胡称，松冈外相既然与张群、钱永铭等进行谈判，自己不愿多头进行。胡劝松本暂勿进行，俟其放弃或失败后，再进行未晚。
十、夏文运赴日与日本“和平工作”的末路
“桐工作”失败后，板垣企图继续利用和知对中国政府进行诱降，但和知不愿与板垣合作。日本政府决定进行“钱新之工作”后，军部决定派和知协助松冈，但和知认为汪蒋合流不会成功，在二人协商时，又认为松冈“蛮横”，“自以为是”，因而不愿合作。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和知在香港会见胡鄂公，要求取得孔祥熙的书信，以此作为谋和成绩向军部邀功，遭到胡鄂公拒绝。
１１月１０日，和知偕夏文运赴日。夏是一个勾挂双方的人物，既为和知作中文翻译，又与孔祥熙通气。到日本后，首先会见日本政界元老秋山定甫，秋山提出，由陆相东条英机、海相及川古志郎、首相近卫、头山满及秋山五人组织小组委员会，由和知出面奔走，建议蒋介石指定负责人员，最好由孔祥熙组织同样委员会，交换意见。夏其后又会见浪人领袖头山满、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杉山元、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等。杉山称：“取消汪伪及延期承认汪伪一事，系政府份内事，碍难容喙。然中日战争应速停止，此为日本军部所愿望，务期加速进行。”杉山表示，希望重庆派人到东京商量。东条则询问，何不带同重庆代表来日，若然，可打消对汪政权的承认，和平立可实现。东条称：今后如再无办法结束事变，军部即希望与蒋介石议和。此事不会因承认汪政权而停止。
松冈主持的“钱新之工作”有过一定进展。１１月２１日，重庆方面要求日本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同时无条件全面撤兵。２２日，日本四相会议决定同意重庆条件。但是，２８日的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又决定推翻四相会议的决议，决定承认汪政权。
日本政府虽然承认了汪政权，但仍不愿放松对重庆的诱降。１２月２日，日本当局致电和知，命其回东京，商量承认汪政权后的对策。３日，大本营任命和知为部附，并同意恢复其在华所设特务机关（兰机关）。
和知设想的条件是：１、无条件撤兵，代以对外防御性质的中日军事协定；２、满洲国问题暂缓，将来有条件的承认；３、南进时可得中国协助；４、经济合作，以平等互惠为原则；５、中国在华南海岸予日本海军以便利。不过，这以后和知的工作并无多大进展。１９４１年３月，和知调任台湾军参谋长。１２月８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９日，重庆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同日，和知电询中方对于中日问题的意见，胡鄂公答称：“中日谈判，若日方不悬崖勒马，此时实难进行，且视明年三四月局势之发展，或有机会。”
和知的工作没有进展，津田静枝等人亦然。１９４２年６月，津田静枝、伊藤武雄、松本重治等在东京进行和平活动，因日本陆海军意见不一，无结果。同月底，津田邀请胡鄂公赴东京，与海军当局交换个人意见，表示可以备军舰迎送。胡答以正患病，不耐舟车之劳。同月下旬，和知在东京会见侍卫长官本庄繁，本庄称：在目前情形下，只要蒋先生对于日本任何要人有书面之表示，则中日问题即有解决办法。不过，这时，蒋介石已经与英、美联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对“和谈”兴趣不大了。
抗战期间，孔祥熙与日方进行的议和活动还有其他线索，不能一一列述。
十一、孔祥熙主和的思想基础与策略目的
孔祥熙主和，有其思想原因，也有其策略目的。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孔祥熙自欧洲返回南京。１１月，德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之托，向中国政府提出议和条件，孔祥熙力主接受。他在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后，仍经常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８日，日本大本营发出准备进攻武汉命令。２６日，长江要塞马当失陷，武汉形势日益危急。在７月２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孔祥熙力主与日本妥协。１０月２４日，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当日，王世杰在汪精卫处参加谈话会。日记云：“汪、孔均倾向于和平。”
可见，孔祥熙之主和，有其思想基础，他的议和活动和他的思想状况有其一致性，反映出在日军的锐利攻势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一部分人对抗战信心的动摇。
孔祥熙不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１９３８年４月，他就任行政院长后不久，曾在致蒋介石密函中表示：“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另有政策。”又称：“以党治国，一切大计均须取决于党，听命领袖，而抗战时期，最重意志统一，政策一贯，尤不容个人随便发表主张，致涉分歧。”他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有些事，并曾向蒋汇报。因此，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蒋介石长期认为中国实力不如日本，与日本作战，中国必败。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终于走上了抗战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思想上的恐日症并未消除，因此，他采取的是一面作战，一面和谈的两手政策，根据不同形势，交互为用，以便进可以战，退可以和，左右逢源。孔祥熙曾说：“蒋先生向来的做法，是找一部分前进分子，找一部分落伍分子，听二派的意见，从中采取一点。”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和、战两派的利用，与此类似。
在对日策略上，孔祥熙与蒋介石之间有时也有分歧。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声明，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僵硬政策有所修改。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内主和势力增强。１２月９日，王世杰等到重庆黄山官邸议事。蒋介石主张坚持抗战方针，但孔祥熙却表示和议亦当考虑，“并以敌人将由桂攻黔为可惧”。１０月中旬，孔祥熙对合众社记者有一次谈话，被外人视为意在请罗斯福出来调停中日战争，引起蒋介石不满。２７日，蒋介石在赴南岳召集将领会议之前，约孔祥熙与王宠惠谈话，“嘱勿向美国表示盼其出面调停之意”。孔、王都是主和派，受了批评之后，先后向蒋要求辞职，蒋一度考虑接受孔的要求。这些地方说明，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
不过，将孔祥熙和蒋介石的议和活动完全视为信心不足也未必妥当。
１９３８年，贾存德与萱野长知谈判期间，曾致电孔令侃下属情报组负责人王梁甫表示：这种谈判可以“藉机探讨日本真相”。王梁甫在向孔令侃汇报时则称：“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及反战之势力。”后来，胡鄂公也说：谈判可以“促成日本和平派势力成立，俾与主战派对立”，同时可以“破坏日本组织统一伪政（府）企图”，并可以“利用中日在野名流私人和平谈判”，团结“国内在野人物”，“争取中国荣誉和平，以达到最后胜利”。应该承认，上述云云，证以胡在谈判中的言论，并非完全是虚语。
“财神爷”孔祥熙
他精于理财是世人皆知的，宋霭龄说他“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在他主持财政大权11 年后，有人给他盖棺定论：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祥熙， 字庸之， 号子渊， 谱列孔子第七十五代孙。早年留学美国，办学经商起家，结识孙中山并协助孙中山与北方实力派联合，1927年4 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宋联姻，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他主管财政达11 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
国学有成，西风早渐
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落籍山西太谷，经商谋生。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继承祖业，但染上吸鸦片恶习。1880 年9 月11 日，孔祥熙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
孔祥熙的母亲庞氏知书达理，勤劳贤惠。五岁时，孔祥熙由母亲启蒙教读，已显露聪颖过人，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孔繁慈因经营倒闭，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孔祥熙即随父读书，靠着天资聪颖和刻苦努力，打下了很深的国学知识基础。
1889 年，孔祥熙患了痄腮，到太谷县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治病期间，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十分喜欢这个聪明可爱的小男孩，西方文化的冰山一角也给幼时的孔祥熙打下了最初的烙印。第二年春，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就提出入该校读书，遭到族人反对，经过多次争辩，才被允入学。1894 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经教师魏禄义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美国公理会所设孔祥熙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孔祥熙避走家乡，和妹妹祥贞躲进福音教堂避难，一同被困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 人均被杀害，他和妹妹在族人的掩护下侥幸脱险。义和团被*后，孔祥熙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太谷教案的情形，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资送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
1901 年秋，孔祥熙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 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 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学习期间，已经有了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材的志向，并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同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婉辞邮传部、北洋大学堂等邀请，返回太谷办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孔祥熙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孔祥熙办学，德智体并重，并取法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操练学生。新式教学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也引起了当地商团和警局的关注。
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后，山西的清政府官员闻风隐匿，地方群龙无首，从太原溃散出来的清兵成群结队直奔太谷。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慨然从命，称太谷义军司令，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执枪闭守四门。同时，他向围城的溃兵作劝导并答允散结川资3000 两，使溃兵绕城外而去。随后，各界集议将本县商团及铭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总办。
投资实业，富冠一方办学的初步成功，给年轻的孔祥熙带来了荣耀，但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并没有就此止步。商人世家出身所积淀的精明、西方工商业的模式、日渐加深的社会关系基础，驱使他走更宽广的道路，投入商海，一显身手。
凭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孔祥熙看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1912 年，他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保证金，取得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靠着买办商人的独特地位，孔祥熙每年获取了可观的利润，捞取了商海搏杀的“第一桶金”。
1913 年，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的王正廷，邀约孔祥熙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王是孔的耶鲁校友，同学情意难却，加上“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且丧偶不久，心情不佳，孔祥熙正想换换环境，遂应约赴日。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结识了孙中山，答应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对孔很有好感，称赞孔为人谦和，“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也十分喜爱宋的外貌、气质。双方情投意合， 1914 年春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 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祥熙继续他的教育和实业。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还在铭贤兼教英文。孔祥熙利用欧战期间国外对军工原料的大量需求，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孔祥熙在赚钱的同时，也始终在关注着时局。当时，阎锡山任山西督军兼省长，提出“从安定中求进步”的治晋方针，推行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孔祥熙对此大力支持，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要求铭贤学生广为宣传。
1918 年，阎锡山在太原举办华北运动会，邀请驻华各国公使参观。时任督军公署参议的孔祥熙参与接待，负责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借助与地方政府良好的政治关系，加上很深的教会背景，孔祥熙在当地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红火，在太谷以至山西境内都大有名声。当1919 年山西大旱，灾情严重，哀鸿遍野之时，孔祥熙又出面代灾民呼吁，并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100 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度过灾荒，而且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的政治头脑和经济才干开始受到各方关注。
官场腾挪，跻身国戚
孔祥熙在办学和实业上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会知名度，增添了他涉足官场的筹码。他进一步发挥圆滑世故、善于协调的特长，在各大政治力量之间纵横腾挪，捞取了更大的政治资本。而最大的一笔投机就是促成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
1922 年春，鲁案（收回青岛主权）善后督办王正廷邀约孔祥熙，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鲁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 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冯接受《建国大纲》的主张，其后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925 年初，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1926 年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100 余万元基金。同年冬，他离美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政界。
1927 年8 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 年1 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孔祥熙在为蒋介石四处奔走拉拢盟友的时候，没有忘掉为蒋介石牵手一个终生伴侣，这就是夫人宋霭龄的小妹宋美龄。他利用自己的教会背景，说服了大舅子宋子文和岳母大人，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跻身国戚，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为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奠定了稳固基础。
财政总管，民国首富
蒋介石不忘襟兄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孔的官运、财运接踵而来。1928 年3 月27 日，孔祥熙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 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一百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意义的。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 月15 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孔祥熙也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
1932 年1 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空军可较快发展， 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在德国，孔祥熙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孔祥熙访问德国与希特勒合影。剿”红军效力。
1933 年9 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
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800 万英镑”。1939 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 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
孔的次女孔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情况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
孔祥熙捞取巨大实惠的同时也惹来许多麻烦。在他操纵控制的一次金融风潮中，上海滩黑道大亨杜月笙投机不成，遭受巨额损失，气急败坏之下，径直到孔宅索要赔偿。以孔祥熙的势力其实根本不惧怕杜月笙，大约他毕竟心里有鬼，就找了个油水丰厚的行政院建筑工程让杜承接，算是摆平此事。
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1944 年5 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 人发表《*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政策。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
1944 年11 月，在政坛风云变幻中，孔祥熙迫于压力，终于辞去财政部长等要职，结束了把持中国财政的日子。但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避居美国，客死他乡
孔祥熙辞财政部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有余。1945 年，他辞去行政院副院长，7 月离美返国，同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 年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复出无望。1947 年秋，他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避开政治风浪，1948 年1 月又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彻底淡出政治舞台。
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 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 年旧病复发赴美治病，1967 年8 月16 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蒋介石反腐败：亲自查处孔祥熙贪污案
孔祥熙等贪污巨款
发行公债是吸收社会资金，解决国家财政急需的重要办法。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要，用美国对华5亿贷款中的1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当时宣传称:“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其手续是，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致函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财政厅长兼），转令各市县劝储支会正副主委，按规定指标向各阶层摊派，照比率折缴国币，上解省劝储分会，向中央银行分行兑换美金公债券。实际上，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销售。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虽有美金作底，但各地人民均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之半，约4300万美元。已购之人，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手求脱。在黑市上，美金公债券一元仅值国币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金公债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30元发展至可值273元。
由于美金公债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
按道理，美金公债在销售了一段时期后停止销售，并无不可。但是，当时的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这份签呈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而且照顾到国库局员工的利益。但是，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格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可仍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
事实上，“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话。据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揭发的参政员陈赓雅说: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
国库局同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无缝、船过无痕。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的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清，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长俞鸿钧彻底查究。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7年7月，任上海市长。1941年6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步入财界。同年，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
俞鸿钧虽然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的下列日记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问题所在。
俞鸿钧接手美金公债案后，于
要查，蒋介石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孔祥熙不在国内。1944年6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他患有膀胱结石病，会后即留在美国治病。
通过追查，蒋介石已经初步掌握案情，但是，孔祥熙不回国，调查难以深入。
后来，蒋介石逐渐发现，有大量债券去向不明，曾经在日记“杂录”栏中记下了一组数字:“美金公债案；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万元。乙、国库局交业务局五千四百万。丙、预售户有收据者只四千二百万。丁、尚差数一千六百六十余万元。”这1660余万美金公债的差额就是蒋介石要追查的地方。
同年
陈赓雅、傅斯年联合，向国民参政会提案揭发
国库局的知情年轻人除了向国民政府秘密检举外，有些人又将所掌的舞弊情况提供给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陈赓雅。陈原任云南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负责云南全省的美金公债推销工作，熟悉情况。同年
王世杰时任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他得知陈赓雅等人的提案情况后，便出面做工作。王称:“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使仇者快意，亲者痛心。同时，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为此，拟请自动撤销，另行设法处理。”陈答以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接着，陈布雷又以新闻前辈的身份访问陈赓雅，对陈说:“这提案资料的搜集，可谓煞费苦心，准备在大会上提出，当然也很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问题，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英、美、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陈布雷建议陈赓雅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亲交蒋介石，认真查办。当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毛根韬曾严厉指责中国在抗战期间的各种经济失策与舞弊，国民政府的国际信誉大受影响。陈赓雅觉得王世杰、陈布雷的说法有道理，便同意了。该项提案因此未提交大会讨论。
傅斯年性情刚烈，嫉恶如仇。除了在陈赓雅的提案上联署外，
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
这里所指“特具权势”的主持者，当然就是孔祥熙。傅斯年等提议:1.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的代表，彻查其积年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一律移送法院。2.改组。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两者历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产生众多触犯刑章之事，应负责一齐罢免。其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对此案，17日的重庆《大公报》立即作了报道，还特别强调:“其中国库局职员私购美金储券一案，情节重大。” 该案经参政会大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17日以后，傅斯年几次会见揭发弊案人员中的两位青年人，得知他们的揭发动机至为纯洁，也得知更多舞弊情况，并拿到全部证据。这两位青年人揭发说:吕咸其人，“平日在局中，一切用度取给于公，其所行为，俨然孔公馆之缩影，彼更使人随便写不合手续之账，亦不以为讳。因习为故常，更恃靠山也。”他们也将此案发现经过向傅作了倾诉:“局中青年爱国之士久感不安，并因记账等事与吕氏心腹冲突者。”“故有七八人常在商议，并有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之亲笔信稿为其中一青年所拾得（此人今已出洋）。彼辈见之，大为骇异，遂星夜另托一人抄出最重要之账两纸，共推一人向政府密告。”他们还告诉傅斯年，其中有人已多次受到警告、恫吓。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已立下遗嘱。傅斯年听了这几位年轻人的叙述，深为感动，安慰他们说:“诸君爱国热情，不避险难，至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之发生效力。”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慷慨陈词，坚决揭发贪污腐败分子，使他获得很大声誉。有些人特意到参政会旁听，就是为了看傅斯年一眼。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打听:“
蒋介石的质问与孔祥熙的答辩
陈布雷劝止陈赓雅在国民参政会上捅出美金公债舞弊案，但他不能不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也不能不及时处理这一问题。
蒋介石见孔祥熙不再强辩，态度又转为温和，“嘱其设法自全”，将主动权交给孔，要他自己寻找解脱办法。当日蒋介石日记云:“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蒋孔关系一向良好，认为孔“可耻之至”，这是很少有的现象。14日上午，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彼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15日，蒋介石反省上周各事，非常感慨，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孔祥熙一面在蒋介石面前承认有问题，但同时紧急布置国库局采取应付措施，据传，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提出舞弊案的当夜，孔祥熙审问吕咸。盛怒之下，打了吕咸两记耳光。其后，就组织18个人连夜造账，对付审查。孔祥熙甚至向审查者出示蒋介石交给他阅看的检举资料。
停售后的剩余的美金公债既由孔祥熙、吕咸等人私分，自然交代不出购券人的真实姓名等资料。
门市现款购债自可如此办理，但既称为认购户或预售户，而认购之户一不缴纳分文定金，二不填具认购单据，中央银行亦不给予准许认购若干之证件，三无确实姓名住址之记录，则停售之后，各认购户究竟凭何证据向中央银行交款取券？行方人员又凭何根据付给其债券？是否仅凭该认购户口头申报或人面熟悉，即行付给债券？此种情形，即一普通商号对私人定购些微货物，亦决无此理，何况政府机关之国家银行！办理巨额外汇债票之收付，乃竟如此草率，何能认为合法有效？
蒋函进一步向孔祥熙提出质问:各有关购券人购券均在停售命令公布之后，美债价格均已高涨，何能尚按最初的低价出售？函称:
查认购各户取券时期皆在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后至三十三年六月一段时间，距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停售之期少则月余，多则六七个月。其时美债价格高涨一倍至十余倍之多，而认购各户仍按国币二十元折合美债一元之原价交款取券。以在法理上毫无拘束之认购，此时何得享此意外之特殊利益，而损失国家宝贵外汇？
蒋函最后严厉提出:“此一期间，认购各户所领去一千六百六十万余元之美金公债，必须由兄责成经办人员，负责全数缴还中央银行，限期严密办妥。”在这段话之后，蒋又转变语气，特意写了一段:“此纯为稍减当前情势之应付困难，决非故意苛求。想兄当能深谅，务盼兄迅速处理，即日具报勿延为要。”
蒋介石的第三函则就孔祥熙所报账目进一步查问。函云:“查美金公债除去售出4310万余元及国库局缴交业务局5401万余元外，尚短287万4千余元，此款着落如何？应即详细查明具报。又据报三十三年8月19日，国库局曾收进美债35万5千元，账上仅列国币710万。该项债券下落如何，并盼查报。”
21日，孔令仪携孔祥熙复函来见蒋介石，报告对陈赓雅等九人检举提案的调查情况，内称:美金公债券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系由各地分销处分三次解缴而来，其销售情况为:
第一次，三百五十余万元（3 504 260元），已由国库局交业务局，并经业务局将债款国币七千余万元（70 085 200元）送交国库。其中二百零二万余元（2 024 760元）系以前认购各户交款交割，余数一百四十七万余元（1 479 500元）系由中央银行自购。
第二次，七百六十五万元（7 650 660元），由国库局交业务局，当经业务局将应行缴库债款国币一亿五千余万（153 013 200元）送交国库。
第三次，三十五万五千元（355 000元），由中央银行同仁认购，共收债款七百十万元。
孔祥熙的这份复函对陈赓雅等人检举的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美券的下落作了交代，仍然不肯承认这一过程中有任何舞弊不端行为。
孔令仪是孔祥熙的长女，自幼即深得蒋介石的喜爱。孔祥熙让令仪来递送报告，自有其考虑，但是，对令仪的喜爱和对舞弊案的查究是两回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面对如此棘手的美金公债案以及孔祥熙的强词辩解，蒋介石深感苦恼，整夜“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22日下午，陈布雷向蒋介石汇报:孔祥熙曾表示，“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蒋介石听后，觉得到了此时，孔还不肯承认自己舞弊，深为痛愤。日记云:“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
蒋介石19日函中的两个问题很尖锐，何以在决定停售以后继续出售？何以在美券市值高涨后仍按最初所定低价出售？
（一）关于认购户。孔函说明，发行美金公债历时年余，债券分散各地，不能预计何时到渝，故主管局对于认购各户只能请其待券到后缴款交割，不能责其预缴价款，或交纳一部分定金。后来各地陆续缴到债券，黑市市价虽然略涨，但认购在先，自不应以黑市价涨而不交割，致失国家银行信用。孔称:“以今视之，手续诚不无可议，而证以当时情形，实非故意草率可比。”
（二）关于损及国家。孔函说明:当初发行美债，原意在于协助民生经济、生产建设，战后据以购进机器材料，藏富于民。因此，就整个国家言，并无损失。抗战中，中国为美方在华人员垫付过大量经费，需要美方用外汇归还，因此，“必须尽力设法压制外汇黑市之上涨，方属于国有利”。
（三）关于购户。孔函说明:债券发行本属无记名交易，向无记录账册，仅记债券面额款项即可。券款交割之后，承购人在此战时迁徙无常，自难寻找。
（四）关于缴回停售后的余额债券。孔函称:钧命虽限期缴回，但据主管陈复，限于事实，无法奉行。经再三筹虑，反复研讨，都认为“此事处理设有不慎，影响国家信誉过巨”。孔建议，以“停付冻结”的办法“秘密取消”，请蒋考虑决夺。
孔祥熙的这封信，强词夺理，不仅不承认有任何舞弊行为和任何不当之处，而且还企图证明，以每券二十元的低价出售是为了“压制外汇黑市”，“于国有利”云云。美金公债券由重庆中央银行发往各地销售。因此，孔函所称“债券分散各地，不能预计何时到渝”的情况，只能发生在宣布停售，命令各地将销售余额解送重庆之后。这时，既已停售，何能再次广泛发行，接受认购？此外，孔函并以“限于事实”为理由，拒绝缴回停售后的余额债券。蒋介石接读此函后，决定不能让孔继续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午，发孔庸之辞中央银行总裁职照准，其遗缺由俞鸿钧补之命令。”以下蒋自涂约16字，当系对孔祥熙的极度愤怒谴责之词。可能事后蒋觉得过于粗鲁，所以又涂掉了。
蒋介石止步停损
该行经办人员办事颟顸，本应严惩。姑念抗战以来努力金融，苦心维持，不无微劳足录。兹既将其经办不合手续之款如数缴还国库，特予从宽议处。准将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免职，以示惩戒为要。
国库局美金公债舞弊案不是“办事颟顸”的问题，蒋介石这样写，是一种大事化小的提法，旨在为以后的进一步调查规定基调。
抗战期间，孔祥熙长期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为从财政上支持抗战做了许多工作，“苦心维持”云云，则是对孔祥熙的抚慰。当时，宋子文很想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曾向蒋表示，中央银行总裁必须由自己推荐，否则将不担负行政责任，暗示将不出任行政院长。但是，蒋介石毫不为之所动。
与俞鸿钧接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同时，宋子文则接任孔的“四联总处”副主席。至此，孔祥熙在国民党党政系统中的重要职务，几乎全部失去。
傅斯年于1938年3月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作来一切若不相似”。此后，傅斯年一直走在“反孔”前列。1938年7月，1939年2月、4月，1944年6月、9月、11月、12月，傅斯年多次致函蒋介石，揭发孔的腐败、贪污等问题，并且在国民参政会上大声疾呼:“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至此，傅斯年算是大获全胜，功德圆满了。
陈赓雅等9人的提案虽然没有提交国民参政会大会讨论，但是参政会主席团决议“径请政府严查，依法办理”。
蒋介石不仅再次接到了国民参政会转呈的陈赓雅等人提案，而且也了解到郑烈主张彻底查究态度。
一个腐败的政权是不能真正反腐败的。
1945年年末，国民党元老张继偕夫人到昆明举办书法展览。他告诉陈赓雅说:监察院长于右任对此案也有弹劾，从孔祥熙等承认吐出款项多寡中，可以了解到，其分肥比例是:孔祥熙最多，占七成，吕咸二成半，其余所谓应行调剂战时生活的经办人，仅得微乎其微的半成。
国民党四大家族上演的豪门恩怨
从1915年到1972年，长达五十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曝光，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到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再到日本东京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蜂拥而至的专家学者，都沉浸于那些用毛笔写就的蒋介石的内心独白。
事实上，除了蒋介石日记，这里还有中国民国史及蒋宋孔陈四个中国现代史上最显赫家族“独一无二”的资料。在专家们看来，这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专家们相信，随着这些档案的全面解密，始终蒙着神秘面纱的四大家族，其真实面目必将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和复旦大学
政治豪门的百年
大华饭店里嘉宾满堂，主婚人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前来参加婚礼的国民党政要有：汪精卫、吴稚晖、褚民谊、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英美日法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事、记者等也出席了婚礼。
当时上海新闻报道称，“这次婚姻使得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
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宋氏家族就已经因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进入了中国政治的权力核心。宋氏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
其实，就在蒋宋结合的时候，宋家的家长重担已经落在了宋家三子宋子文身上。当时蒋介石正以下野的姿态韬光养晦，是宋子文利用自身的资源，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1月，蒋介石在宋子文协助下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宝座，宋子文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之后的岁月里，宋子文一直与蒋介石同进共退，西安事变发生后，正是他不避艰险与宋美龄同赴西安最终解救了蒋介石。
杨天石认为，宋子文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也使得他在抗战末期与蒋介石逐渐交恶，最后远赴重洋去了美国，当寓公终老。
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是孔祥熙夫妇最早提出的。当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以后，孔祥熙开始了他亦官亦商，聚敛资财之路，并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
杨天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一直轮流执掌行政院或当时中国的财政，所以郎舅之间一直争斗不断，而在对日态度上，宋主战，孔主和，这也使得孔在舆论上一直处于这个妻弟的下风。最后，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责，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
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杨天石认为，从某种程度来看，围绕这些政治豪门之间的恩怨，就足以编写一部中国民国史。之前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将其详解，但随着蒋介石日记等一系列“重磅档案”的浮出水面，那些神秘的历史正在逐渐丰富与清晰。
杨天石：细说孔宋争斗
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今年1月14日，杨天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细细评述了当年围绕在蒋介石身边孔宋之间的是是非非。
矛盾的开始
“当时我看到的不光是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电报往来，还有宋子文和其他人的。我所读到的只是已开放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也已令我收获不小。”杨天石感慨道，“这部分电稿，生动地反映出宋和孔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两家豪门之间的争斗。”
“宋子文自1928年起担任财政部长，在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成为仅次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显赫人物。但是，1933年10月，宋子文因不满蒋介石的猛增军费，滥发公债，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愤而辞去职务，蒋介石改以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自此，孔日益得到蒋的信任，宋、孔之间的矛盾也因而滋生、展开。”
宋子文辞职后，仍渴望涉足政坛。然而，当蒋介石仍然信任孔祥熙的时候，他的晋升之途是不会畅通的。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后，一直官运亨通。但是，孔祥熙政声不佳，国民党中也有人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
“就比如张冲，他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秘密谈判，他在
这则电文的背景是：
“YESMAN”和“YES”
“在国民党政权中，孔、宋都是理财干将。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好的、遵命，先生)，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说‘Yes’的原因，如蒋向财政部要钱，他要问一问做什么用。有时不买账，干脆说‘No’。而孔祥熙则绝不问长问短，要钱就给。因此，宋、蒋之间常有矛盾，宋子文曾发牢骚说：‘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的狗。’而孔、蒋之间，则比较和谐。”杨天石说，“这种和谐是有原因的：一是孔对蒋绝对忠诚，以蒋之主张为主张，决不和蒋争权，这自然是十分投合蒋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于理财。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时候，国库仅存现金300余万元，而月支出则达2200万元。宋子文曾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后，采取各种措施，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保证了蒋介石的各方面需要。”
因此，孔祥熙在得到蒋的信用后，开始对宋子文有了很强的戒备心理。于是，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竭力攻击”宋子文。
“……1941年4月，宋子文电询古达程：‘孔在参政会及大会之言词，尚盼详告。’12日，古达程复电云：‘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方援我不能彻底云云。’”
棉麦借款，指1933年宋子文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用以购买美国的棉花和小麦。平准基金，指1941年4月宋子文与美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及借款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英国贷款500万英镑以帮助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的稳定。宋认为，对这两项谈判及合同中的不当之处，自然可以批评，问题是批评的时机和目的。
“文奉命来美，经十月之苦干，赖钧座督促，于今得告一段落。关于平准基金事，闻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向各委员对文相当施攻讦，幸钧座明察，勿以为罪。”
“这里说的‘有人’，正是指的孔祥熙。面对孔的进攻，宋不得不回敬。不过，考虑到孔样熙‘圣眷正隆’，宋子文不愿明言。”杨天石这样解读道。
孔祥熙为何退出政界
“宋子文倒孔，不便亲自出马。他想通过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他是有资格对蒋介石进言的。
今春大会，指的是国民党的五届八中全会，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建议改组政府”。然而由于蒋介石袒孔，未能成功。所以王世杰(注：后出任外交部长)
“宋子文就是失望者之一。至此，宋蔼龄建议任其为驻美大使，孔竭力攻击宋子文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杨天石一针见血。
孔、宋之间的争斗持续很久。钱昌照(时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粮食会议，当指世界粮农会议；郭当指郭秉文，曾任财政部次长。“此电表现出孔宋之间权力角逐的炽热。‘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很有点准备决战的架势了。”杨天石说道。
果然，到了1944年初，马寅初(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带头发表文章，指斥孔祥熙大发国难财，CC系、政学系(注：前者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势力，后者为国民党元老组成的派系)等继起，一时反孔之声甚高。12月，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为代行政院长。1945年5月，行政院改组，宋子文正式任行政院长。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孔、宋争斗以宋子文的胜利告终。
“蒋介石虽然在美国及国内反孔势力的压力下，于1945年甩开了孔祥熙，但是继任的宋子文、翁文灏、孙科、何应钦以及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却再也作不出孔祥熙当年的成绩。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去世之后，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
吴景平：另类解读抗战中的蒋介石
记者了解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国史研究专家
2005年以来，吴景平三赴胡佛研究中心，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和其他重要史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批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
对日：“不抵抗”与“雪耻”同行
我们一直认为，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始于“九一八”事件。但日记公开后，学者们发现早在1928年，蒋介石就有过不抵抗的决定。
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目标直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山东省。日军为了阻止北伐军进程，借口保护侨民，于
不过，吴景平也告诉记者，尽管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发生时在日记中写道“不抵抗”，但他日记中同时也出现两个字：“雪耻”。吴景平说，在济南惨案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中反复出现“雪耻”二字。
吴景平认为，蒋介石的抗日思想是复杂的，由于他认为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所以在日记中，蒋介石每日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在行动方面，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同时，蒋还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不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吴景平说，蒋介石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对张学良：多次感到失望
1933年2月，日军在占领山海关后立刻扑向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热河抗战爆发。但是，当时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驻守热河的数十万东北军，面对日军一触即溃。短短十来天工夫热河全面沦陷，使得中国军队一下子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区。
吴景平说，当日军悍然进犯热河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义愤填膺”，希望东北军能利用热河的有利地形来牵制打击日寇。随后，蒋介石发现张学良在热河不仅指挥无能，还为了保存实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对东北军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也多有提及。
当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
1943年底，两次安排二战后世界格局(包括东方格局)的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前后召开。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了“开罗会议”，当时的舆论把中国与美、苏、英并称为“四强”，蒋介石也成了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的“四巨头”之一，蒋介石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不过，吴景平从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中发现，他对其他三国的感情也是复杂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
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吴景平对记者说，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对苏联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苏方提供的援助物资，在兑现时间和货物数量上都跟之前的协议相差甚远。
从史料来看，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正式恶化是因为苏联在1944年初春对新疆问题的干涉。吴景平说，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多次表现出对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权的担忧。
吴景平说，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心态都可以看成日后国民党政府一边倒地亲美的原因。
对英美：痛恨与忍耐
吴景平同时也发现，尽管英国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盟国，但早年蒋介石的内心对英国则充满仇视。吴景平说，在蒋介石早期的日记中就能看到“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能安枕乎”、“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等话。吴景平认为，早年英国是侵略中国的头号帝国主义，所以青年蒋介石那时对英国帝国主义很是仇恨。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锐远征缅甸，来挽救英国在当地的败势，但在付出部卒伤亡数万，爱将戴安澜阵亡的惨重代价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依然没有改观，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给日伪政权。
在吴景平即将整理出版的《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的强烈不满，例如1943年电报显示，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对此，宋子文与丘吉尔交涉，强调西藏的领土和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闻讯后接连给宋发电报，支持宋的主张，要求他顶住英国的压力。
同样的不满表现在香港问题上，吴景平说，他在研究《蒋介石日记》时还发现，1943年1月中英签订的平等新约中，没有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为何作这一让步呢？史学界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但在蒋的日记中，他发现了真相。
在
对于自己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蒋介石内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史迪威身上，虽然美国对华援助在几个重要盟国中是最多的，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对这些援助物资的使用权。同时，蒋介石认为连作战指挥权都要交给史迪威，那会使“中美互信”受到损害。
吴景平认为，从已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来看，他还是颇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使这位曾经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着“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
陈立夫
陈立夫（1898年—2001年）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之弟。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中国国民党政治家。1923年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矿科毕业，后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尤其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国民政府迁台后移居美国，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和国际认可，晚年还为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
个人概述
1923年北洋大学矿科毕业，后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
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追随
深为蒋介石信赖。1949年去台湾。1951年去美国定居。1969年回台湾，历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1988年7月，与中央评议会34名委员向台湾当局提出提案，主张以台湾的资金科技和大陆的人力资源合为互惠基础，建设中华。多次公开主张一个中国。主编过《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易学应用之研究》等。著作有《唯生论》、《生之原理》、《四书道贯》、《孟子之政治思想》、《人理学研究》、《从根教起》、《迎头赶上》、《
陈立夫一生经历了3个世纪，堪称奇迹。他早年致力于宣传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晚年研究孔孟之道，其长寿和养生之道也带着哲学的思辨性。
陈果夫及陈立夫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长时间主持人事及组织工作，亦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始创人。在国民党内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派系被称为“二陈”或者CC系。1948年陈立夫曾到美国为杜威助选，结果杜威落选，而国民党亦因而开罪上台之杜鲁门。1949年到台湾後，蒋介石为整顿在台势力，陈立夫难以在台立足，离开政坛去美国新泽西州定居，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晚年回台湾后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坛上有决定性影响。但因是国民党元老，仍很受尊敬。
文化贡献
陈立夫在文化上的工作，主要有根据共产党「唯物论」而撰《唯生论》、《生之原理》两书，加以阐明并比较优劣。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后，即退出政界。旅居美国19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1969年返台，专事文化工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兼孔孟学会理事长。还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着《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曾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撰有《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
对中医中药事业的贡献
陈立夫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30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生平纪实
192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采矿系。
1925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
1925年9 月回国，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
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
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
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8—1944年任教育部部长。
1939年任（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
(
1949年去台湾。
1951年去美国定居。
1966年贺蒋介石八十大寿，首次回台。
1969年返回台湾定居，历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
2000年10月因为肺炎住进医院、并发心肌梗塞。
传奇人生
和蒋介石源远流长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9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蒋介石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蒋介石为“蒋三叔”（当年陈其美与蒋介石、黄郛结拜，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
1917年，陈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公公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陈立夫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生憾事。
陈立夫知道
抗战时期的教育部长
获得美国硕士学位的陈立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奇货可居，从知识结构与对学术的修养来说，陈立夫无疑在当时的中国政界也是凤毛麟角。也可能是这种特殊的才能，抗战爆发后，陈立夫被蒋介石相中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长。
对于这段经历，陈立夫颇感自豪，在他的回忆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
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抗战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步入最艰难的时期，而陈立夫确实竭尽所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事。短短七年时间，陈立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适应抗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战时教育的制度与纲领。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的灾难，内地的高校纷纷内迁。但由于战争炮火的洗劫，内迁的高校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校舍图书、仪器损失的平均值在60％以上，其中的18所已无法重开。另外，受抗战的影响，教师、学生皆义愤填膺，反对上课，要求投笔从戎、血洒疆场。陈立夫走马上任后，认为学生仍然应以读书为职责，掌握知识，学就本领后再谈救国与抗战。于是，他亲自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这样，不仅将学生的抗日热情作了肯定，而且还为战时的教育指明了一个方向，从而使混乱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稳定与规范。
其次，励精图治，兴办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由于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学内容，缺少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教学内容。陈立夫将这种大学的反常现象斥之为“外国租界”。陈立夫下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他修改了大学的科目表，确定了大学里要必修中国人须备的知识。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还改革了过去
第三，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训育制度和贷金制度。以前，招生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使其为一家牵头，统一招生；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十九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训育教育则是陈立夫在大学里的创造，他将蒋介石训练国民党的办法放在了大学之中，将三民主义等内容作为学生无法回避的教学内容；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据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l2万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贷金制度的改革，陈立夫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忆录中，他津津乐道地写到：
据民国七十七年去美国参加第五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的一位
第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小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40年，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章程规定，国民教育的普及分三期推进，第一期自1940年8月起至1942年7月止，目标为：各镇(乡)均应成立中心小学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国民学校一所。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65％以上，入学民众总数要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30％以上。第二期自1942年8月起至1944年7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应逐渐增加，或原有的保国民学校增加班级。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8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50％以上。第三期自1944年8月起至1950年7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60％以上。从前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第三期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陈立夫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夙愿未成终成一生遗憾。抚今忆昔，他常常将七年的教育作为自己平衡得失的弥补。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既无机会采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呢?"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倒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忆及七年教育的历史，他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作为。
与周恩来正面交锋
周恩来曾说过：在敌人之中，陈立夫这个人是值得重视的。l945年10月，国共两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与陈立夫终于有了一次正面交锋的机会，两人唇枪舌剑，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主义，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经过多天的谈判，终于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承认民主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等。
《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着手将长江以南--苏南、皖南、浙东、浙西的新四军撤往江北，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和平建国的诚意。可是，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在10月l3 日向全国各战区将领下达“剿匪”手令。
面对内战阴云密布的险恶形势，中共代表为维护国内和平，于
经过商议，
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陈立夫与中共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后人的回忆将这段会议中的辩论具体地描述了下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举行。
由于停战协定签署的好消息已经传开，参加会议的38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中外记者，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而致开幕词的蒋介石也发表了诸如确保人民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等等，蒋介石的“诚意”使会场的气氛更是充满了喜悦。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
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
五大议案一展开讨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立场不同，分歧就更加明显，尤其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各方代表争论相当激烈。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仍是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能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次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驳斥以后，他内心一直窝着火，今天，他要力陈自己的观点，把面子挽回来，也给中共以有力的回击。会议刚一组织发言，陈立夫首先站了起来，慷慨陈词道：“我极力主张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本无可争议。”陈立夫刚说完，还未落座，张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来站了起来，义正严词地对陈立夫说：“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制的政府，把军队交给政府，实际是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等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方面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周恩来的话，一些代表们表示赞同。陈立夫和张群面面相觑，无话可辩。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中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以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会议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陈立夫刚才在军队问题上被周恩来等击败了，现在到了党的问题，陈立夫感到优势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显得十分活跃。
陈立夫说：“拿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多党专政，势必造成国家混乱，政权无核心无权威性。”陈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认为，旧代表仍然有效，不应有争议。”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
陈立夫辩解道：“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见。其实，中国要进人民主，还要相当的时间，请各位代表要正确看待。”
陈立夫刚说完，中共代表邓颖超马上站起来反驳：“中国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丝毫不让，继续辩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愿意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这时，中共方面代表陆定一听不下去了，也站起来反驳陈立夫：“
面对中共代表的夹击，陈立夫无话可说了，他在等待着下一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实施政治制度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陈立夫又首先发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仿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
接着，陈立夫还对中共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提出指控：“众所周知，相信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
陆定一又站起来反驳陈立夫：“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还少，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陈立夫还要说什么，陆定一接着说下去：“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数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确是大家共见的。不是吗，
陈立夫被陆定一驳得无言以对，他不得不胡乱为自己辩护：“学习苏联，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吗?”
陆定一打断陈立夫的话，继续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这是办不通的，中国应实行多党政治。”
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能有其功绩，乃因实行了两党或多党合作，这一点，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陈立夫一时无言可辩，默不作声。
在中共和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主义分子的积极努力下，政协会议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陈立夫有些闷闷不乐。于是，他三番五次找蒋介石，聆听他的指示。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对政协决议“就其荦荦之大端，妥筹补救”。
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婴、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 日赴南京请愿。
然而，当他们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CC特务们蜂拥而上，对代表们围攻殴打。
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陈立夫又酿成了下关惨案。后来，陈立夫曾对自己的部下说：“对付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怕!”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
远在1973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推动祖国统一，
动乱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结果。
然而，尽管他发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但陈立夫并不悲观，仍在坚持探索祖国统一的途径。这时，1976年10月，恰逢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接着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公报中，
国民党“十三大”后不久，在一次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陈立夫慷慨陈词，他认为，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这位 89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深谙养生之道
陈立夫一生历经风风雨雨，却身体安康长寿，享年101岁，其中确实有些养生之道。
陈立夫说，他的长寿之道分为四个“老”，共32字：“老健：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老伴：爱其所同，敬其所异；老友：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老本：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在宴会上，陈立夫的致辞如下：
人生活到90岁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尤其夫妇二人都到90。我今天答谢诸位第一句话就是“祝诸位全体健康和长寿。”同时要乘此机会报告大家，老年人之四大需要，以及达到四大条件之要点如下：
1、老健。老而不健康，是不幸福的，所以要保持健康为最重要。让我奉赠你们八个字：“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古人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因为它常动之故。人体亦然，多动使其血液流通，增进健康，其理易明。人都了解自己身体方面的缺点何在，就得在这方面多做运动。我每天清早5时半一起身，就要淋浴，淋浴时当水冲到哪里，就按摩到哪里，从头顶到脚心，每处用两手按摩100下，一共需要40分钟，连洗脸拭牙等约需1小时。早饭后，再散步1000步。如此做来，已有28年，决没有一天间断。持之以恒为最重要，此之所谓“养身在动”。
养心在静。首在不发脾气，不寻烦恼，知足常乐。我随蒋公服务25年，从未向他做任何要求，故心常快乐。他要我做这事做那事，我尽心竭力去做，做不好，是非所学（我是学采矿工程的），非我之罪也。故心常安，所以睡眠甚佳，不厌不游，此之谓“养心在静”。
2、老伴。中国人的夫妇观念与现代美国不同，是要“白头偕老”的。所以要慎择于始而和顺至终，惟如何能达到“和顺”二字，必须做到下列八字：“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须知天地间没有两个全同的人，就是亲兄弟姊妹，都是个个不同的，强人同我，就是自私，自私是争吵之主因，为“老伴”之大敌。所以只要大体相同，不必求对方一定要同我，则得之矣。大同世界，如何达致，亦就靠上述之八个字，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相处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与内人结婚已63年，从未吵过架，就是靠上面的八个字。夫妇和顺，对于下一代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儿孙，似乎亦没有听到有任何问题。这八个字是我创造的，谨供大家参考。
3、老友。人不能孤陋寡闻，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人人应交的益友。昔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友不是酒肉之交，而是道义之交，以文会友，交友辅仁为目的也。为欲维持长久友谊，亦有八个字，供大家作参考：“以诚相见，以礼相待。”
4、老本。老本者，指老而有储蓄也，亦即经济方面有独立能力，而无须求于人（包括儿女在内）也。于此我亦有八字奉献如下：“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以上四点，仅述以往之经验，仅供诸位之参考，仍请指教。
据采访过陈立夫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描述，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
百岁寿诞时，陈立夫写过一篇《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文章开卷语写道：“长命百岁，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非人人所能达到的。其原因甚多：有属于先天所禀赋、有属于后天的保养、有灾难而能逃过、有俗务而能减少。”
在《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中，他谈了自己独到的体会：
先天的禀赋，人人不同，而最可贵者，则具有四种一、能熟睡。二、不发脾气。三、记忆力强。四、有恒心。长寿关键在于后天的保养,有七点为要。
一、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在上海进入中学受学时，各种球类运动均好参与。其他如赛跑、游泳、滑冰、打拳等等，亦莫不参与。年岁越老越不中断。养心在静，要淡泊明志。余诚无志于仕途，对于勾心斗角之争，决不愿见其出现。
二、饮食有节，起居有时。他的家既非富有亦非贫乏。因其二叔辛亥革命起义上海，事成而家亦不复穷困。但不久反袁称帝，又遭迫害，复归于贫困。故饮食终归贫乏之，其能维持学业不辍，则全赖其三叔在银行服务以协助有以成之也，故饮食有节、起居有时二者勉强做到。
三、多食果菜，少食肉类。家贫其能不断餐者，因上一代兄弟友善从不分家，故能免于三餐不断。祖母茹素，固然两素两荤，家里女人吃素的多，自然适合，其实正合乎养生之道。
四、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吃生牛肉、海鲜等已成为人类之普通习惯，认为好吃不问其他。他则认为癌症日见其多，其原因可能在此。故终守“物熟始食，水沸始饮”，从不破例。
五、头部宜凉，足部宜热。有一美国老年人活至120岁，究其长寿原因在于：“保持头部冷，保持足部暖。”此正与中国老年人睡眠前以热水洗脚，非至极寒冷之日，不戴帽子同一理由。
六、知足常乐，无求乃安。昔人云：“登天难，求人更难。”故常以自立自强，好学博学诲人。“无求于人品自高。”求人常使其心不安，而受制于人，不可称为自主，欲求心之安乐必从知足无求做起。
七、减少俗务，寻求安宁。陈于80岁生日之起，自限“不为”之事如下：不剪彩；不证婚；参加婚礼及寿宴不发言；不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如此做法减少年高时之麻烦。
陈坦言，他的身体并不特别强壮，自58岁起，即患糖尿病，亦曾因胆结石及膀胱结石，动过外科手术，其他的病亦曾生过，今居然能活到100岁，不亦乐乎。后天的保养是长寿的关键。
1949年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保住政权,先拿陈立夫开刀。陈立夫的原则是“不生气”。他去了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镇，埋头研究起《易经》来。
为了维持生计，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万美金，买了一个养鸡场。没有帮手，他就自己动手，喂食、捡蛋、买饲料、卖鸡蛋、清理鸡粪，肩挑背扛。他自学养殖专业知识，很快就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
养鸡不仅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还让他的精神得到了振奋。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因多年伏案工作，背部肌肉劳损，常年背部疼痛，从事体力劳动竟然治好了这个病。陈立夫还在家中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
闲下来的时间，陈立夫
人物评价
抗战时期，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建立起贷金制度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段经历，陈立夫颇感自豪，在他的回忆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100年的漫长生涯中，以20世纪50年代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为界，正好分前后两个50年。前50年，他是政治人物；后50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著述甚丰，著作等身，再度引起华人学术界重视。但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以及期盼中华文化复兴的殷切情怀，却是当今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有评论认为：“陈立夫众多著述留给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他对西方文明负面的严厉批判。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前后生活了20年，他对这个金元帝国可谓知根知底，他认为所谓美国模式决不可以成为世界的样板。他对资本和商人统治这个世界感到忧心如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资本和商人是绝对不会考虑我们这个小小地球的承受能力的，无限的发展，为发展而发展，将把人类带向灾难的深渊。陈立夫呼吁人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存智慧，回归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陈立夫的学术思想中，而且在他对人生、对健康养生的态度上，也无不闪现着崇仰自然、顺应命运的智慧之光。
相关资料
“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听陈立夫谈养生之道
魏秀堂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是
陈立夫，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北洋大学采矿系毕业，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1925年9月返国，担任黄埔陆军官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左右。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1929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年二十九岁。1931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出任教育部部长，至1944年止。这位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曾与兄弟陈果夫一同主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人称“CC系”(取两兄弟英文姓名头一个字母的缩写)。陈氏兄弟深为蒋介石器重，替蒋介石负责党内外特务工作。他又曾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秘书长。当时国民党内有所谓的“蒋家军、陈家党”之说。以双陈为首的CC派还深深影响国民党政策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权倾一时的陈立夫在国民党派系斗争最严重的失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外放美国过了一段养鸡生活，七十年代回到台湾后创立“中国医药学院”，开始研究中医，并有专著面世。他还身兼孔孟学会荣誉会长。九十年代，他对自己基于中国传统医学和儒家学说的养生之道，第一次做了概括，这便是:“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陈立夫的这八个字，是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公之于众的。当时他已经是93岁的老人了。
“
我那时在宋庆龄创办的《今日中国》杂志社任中文版编辑部主任。因为陈立夫曾为我们的刊物创办四十周年题过词，还为我们写过文章，所以我很想用这个机会向他表达感谢和问候之意；又因为知道晚年的陈立夫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非常关注，也想就此向他请教。但是他应对记者有自己的风格，就是见面后全然不问记者想让他说什么，一下子就先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完，不允许记者打断或岔开话题。于是我们只好耐心地听下去。好不容易等他停了下来，到预定采访结束的时间只有10分钟了。我抢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请您谈谈自己的日常起居吧！”
当时的陈立夫，步履稳健，腰板挺直，别看满头白发，却气色极好，真格是鹤发童颜。而且，听他谈话，可以发现他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对几十年以前的往事仍能如数家珍。
“这个我用五分钟就可以说清楚！”老先生刚才一口气说了半小时，但一点倦容也没有，听了我的提问，显得更为兴奋，一面说，一在举起了右手。他说:“我至今不觉得自己老。”他概括为八个字:“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关于头四个字，陈立夫是这样说的:他每天晚上九点准时上床休息，早上五点就起床。起床后先用温水洗澡，同时自我按摩身上穴位。水流到哪里就按摩哪里，每个部位反复按摩一百次，共计用时四十分钟。他认为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而血液循环畅通的话，健康便得到了。他说:“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但贵在有恒。我已经坚持三十四年了，从没间断过。”他这样做，当然和他对中医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许多人都知道，陈立夫回到台湾后，曾致力于中医学的研究。在场者，包括更多闻讯赶来的台湾同行在内，听后都表示赞赏，还有人说要马上付诸行动。陈立夫也就在得意当中打住了话语。我当然不会忘记他只说了前四个字:“您还有四个字没讲呢！”在嘈杂声中又是秘书一番耳语，他抱歉地说:“我忘了……”接着又重新开讲，兴致还是那么高。
对于“养心在静”这个“静”字，他着重强调要淡泊名利，就是“不给自己找麻烦”。他自己的人生观是以创造与服务为中心，并且引以为乐。“人生意义何由明？创造牺牲与服务”——在他八十岁生日时，他曾以此自勉。平时有亲友求字，他也常题“创造与服务是人生两大乐事”。服务社会中，尤其在政治斗争中，常有风云变幻，何以能“静”？他的回答是，除了社会发展、人民安乐，个人别无所求。他跟蒋介石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向他要过一个官，没有主动向他要过一分钱。”
这次，他是真的讲完了，恰巧预定时间已到，采访结束。陈立夫站起来，主动邀我们到院里大榕树下一一合影。当我在他身边站好后，他突然侧过脸来打量着我说:“我好像见过你。”我答道:“那就是神交了！”他笑了，我也笑了。这有当时的留影作证。
十多年过去了，但他的笑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回响，更时常想起“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这八字箴言。”
陈立夫晚年墨宝
立夫先生虽无心做书家，但自幼爱好书法，几十年临池不辍，毕生共创作书法3万余件。1999年百岁生日过后，陈公正式宣布封笔。台湾岛内及美国等地收藏
家庭
陈立夫与孙禄卿结为夫妻，育三子一女，孙禄卿为国画大师刘海栗弟子。陈立夫子女中唯一留在台湾的只有最小的儿子陈泽宠一家，其他人都在美国定居。
陈泽宠，曾接手担任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2005年8月赴北京旅游，因感冒不适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检查，却被建议切除肝肿瘤，手术中大量出血，术后病情恶化，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却无积极处理，转至武警总医院紧急换肝后仍告不治，享年六十四岁。其妻林颖曾为此，提出非常多的证据有关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严重失责并试图隐瞒事实，据此提醒中国医疗水平让人堪忧。
陈泽宠长子陈绍诚近来由于被台湾媒体报道注目而又引起一般民众对陈家的好奇。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中统是国民党党务部门控制的特务机构，与军统并称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的作战对象除了中共，还包括汪伪等蒋介石的敌对政治力量。
概述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
中统的前身是1927年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由C.C系分子徐恩曾任处长。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蒋介石提议，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由此正式形成。
中统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反革命特务破坏活动。
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而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先后担任过局长，徐恩曾、叶秀峰、顾建中，邹学峻、季源溥等先后担任过副局长。
1949年2月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习惯上仍称为C.C或中统，隶属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政部，事实上仍属国民党中央掌控。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于1954年10月，改组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现为“法务部”辖下的“调查局”，目前职权重点是维护“台湾安全”和打击社会重大犯罪活动。除接受“国安局”委托的“政治侦防”业务外，还要负责查贿、缉毒、防止重大经济犯罪等。
1949年后，中统在大陆的潜伏特务全部被严厉镇压。
中统成立始末、职权范围与机构变迁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1927年，以CC派分子为骨干，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成立了一个调查科，这是“中统局”的最前身。先后由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任科长。在各省、市、路中国国民党党部内设“调查股”。1932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被扩编为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对外仍称调查科，在各省、市党部内设特务室和羁押中共叛变人员的反省院。1935年，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党务调查处，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处长徐恩曾。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第一处（党政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但一处实际上独立于军统（老军统，前身为复兴社）。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缓和国民政府情报组织内部矛盾，提出“合力对外”的反动口号，于1937年底，将特工总部与力行社特务处合并。
中统内设人事科、专员室、经济调查处、交通处、统计处，以及一、二、三组（分别负责训练、党派、情报工作）。中统的设立依附于各级党部机关，在各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市以下设专员负责的“调查统计股”，县党部内设调查干事。中统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之外的情报安全工作。中统的工作重心一是在党政机关内部，二是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此外，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类似现在美国的FBI）中统先后由朱家骅、叶秀峰任局长，徐恩曾、郭紫俊、顾建中任副局长。在各大行政区设有办事处或特派员办事处，在直辖市或重要城市设立区室，在各省党部及铁路、公路等特别党部内设立调查统计室(简称省室，路室)。在省室或路室下设若干分区、工作站、工作团等。在分区、工作站、工作团下面还设有许多据点及调查员。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于1954年10月将内调局改组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中统局人员分工
中统局的人员分工大致有四种：
一是调查工作人员(简称调工)；
二是特种情报工作人员简称特情人员；
三是党员调查网(简称cc党网，又称党员通讯网)，是在中国国民党党内进行防共和监视其内部人员的监察人员；
四是通讯员，是中统局在各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发展的工作人员。
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主要情报安全部门沿革
1938年8月-1947年，中统局
1938年8月-1946年6月，军统局
1947年-1949年，中统局改为党员通讯局
1949年，党员通讯局改为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局
1946年6月，军统主体改为国防部保密局。
1946年6月，部分军统部门并入国防部二厅，二厅亦负责部分情报安全工作。
毛泽东曾经三访陈立夫争取反共的头面人物
陈立夫 (1900—2001):原名陈祖燕，浙江吴兴人。陈立夫自幼受中国传统的旧式教育，入私塾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极好的古文基础。13岁时，他离家到上海读书，15岁时考入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1916年，陈立夫在叔叔陈其美遭人暗杀后，靠三叔陈蔼士资助完成中学学业，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17 年，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矿业。陈立夫读书时蒋介石也供过他学费，蒋陈两家关系甚为亲近，他称呼蒋介石为“蒋三叔叔”。
1928 年起，陈立夫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职。他和陈果夫一道，组织“中央俱乐部 ”(Central Club)，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很有权势的 CC系。后来 CC系逐步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发展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他深受蒋的信赖。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以后的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陈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陈立夫和陈果夫一道，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
1935 —1936年间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1938年任###部长、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1944年底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期间，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政府不管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对于国共两党进行的和平谈判，他极力反对，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对共产党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
对这样一个反共的头面人物，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去接触和争取，在重庆谈判期间，曾经三次去拜访陈立夫兄弟。第一次是
陈立夫说:“毛先生，立夫早就有句话想跟你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听罢一笑，说:“陈先生，我正想就这个问题向你求教呢。孙中山先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所以我们才取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胜利。而你们三民主义呢，却是反共、剿共、压制工农，千方百计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这难道是拯救中国吗？”
见毛泽东这么尖锐，陈立夫略显尴尬，他连忙说:“毛先生，你这可言重了吧？”
毛泽东此时立即收起笑容:“陈先生，恐怕言不为重吧。10年内战，你们对共产党进行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北上长征。但是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
陈立夫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毛先生，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不是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吗？”
毛泽东站了起来:“别忘了，是国民党的积极‘剿共’，才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差点导致亡国灭族之祸。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发人深省吗？”
陈立夫无言以对。
毛泽东见状，于是诙谐地说:“
陈立夫见说不过毛泽东，便转换了话题说:“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共产党的武力政权。一国之中，怎么能有多种政权存在呢？”
毛泽东摇摇头反驳道:“怎么，
跟随毛泽东来的周恩来这时候也接过话来说:“
话虽如此，但是陈立夫在思想上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1946年1月，陈立夫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时，却坚持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坚持独裁内战政策。1月 31日，政协会议闭幕。2月 10日，重庆各界举行庆祝大会。在陈立夫的幕后指挥下，中统特务对到会的人大打出手，肆意行凶，制造了全国震惊的“二一○”事件以及其他的惨案。
1949年12月，陈立夫随蒋介石到了台湾。1950年旅居美国。在美国期间为生计问题办家庭养鸡场，同时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讲授中国文化。1969年返回台湾，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和研究。自 1957年后一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主席，还曾兼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中国孔孟学会”理事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总统府”资政等职。
晚年的陈立夫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关注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
几十年风风雨雨，陈立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晚年的陈立夫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他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与兴趣。他对实现统一的思想基础、形式、进程、前景等方面都作了很深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主张，还为此大力呼吁、多方联络、积极行动，为促进台湾当局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做了很多工作。
晚年陈立夫1975 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国民党“十三大”后不久，在一次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陈立夫慷慨陈词，他认为，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这位89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陈立夫被蒋介石勒令24小时离台全家到美国养鸡
几十年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权倾一时；蒋介石败走台湾，四大家族也随之凋零。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四大家族是否如常人想象一样，在海外依旧锦衣玉食？不妨解开历史面纱，看看四大家族的真实生活。
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 私人借钱成立“贷金”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立夫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28岁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以后历任组织部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部长等一系列高职，可谓权倾一时。他与长兄陈果夫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掌握人事和组织，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一对兄弟，素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从踏入政坛第一天起，陈立夫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他29岁任国民党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31岁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38岁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他还成了《时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面人物。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笔墨记述陈立夫与“中统”的故事，但他在抗战期间做过七年教育部部长的经历似乎并不被外界所熟知。
抗战爆发不久，陈立夫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后来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此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陈立夫晚年在《成败之鉴》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长时所做的工作，很显然他非常看重自己这段经历。其中他认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贷金制度”。因为考虑后方的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未来栋梁，兵荒马乱年代，很多学生无力继续学业，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他后来到美国开会遇到一位大陆学者，对方还充满感激地告诉陈立夫，他当年就是拿着这笔贷金完成了学业。
那时任财政部长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这两人要钱，他们说战争时期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哪里还有钱给学生？陈立夫说，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义借钱，成立了“贷金”，就是现在的助学贷款。当然贷给这些学生的钱至今没有还过一分，但是债务人是陈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账，陈立夫还因为这些学生的“贷金借款”而欠政府许多钱！
蒋介石命陈立夫24小时离开台湾
1949年十月，失去江山的蒋介石决定重整国民党，这也只是表面的理由，事实上就是整要肃CC派。
以陈立夫为首的CC派，是当时是国民党最大派系。尽管在台湾立法院握有绝多数席次，仍面临无法掌握的变局。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主任称：因为当年行宪以后，他是组织部长，这一些人的提名、选举、地方的选举都是组织部在运作的，所以当然他就结集成一个CC派很大的力量，用这个力量来挟制他不满意的陈诚。不同派系的，因为陈诚是三青团出身的，党跟团是有冲突的。
而1948年先到台湾担任省主席的陈诚，在此时已有了稳固的军政大权，这一点成了蒋介石在日后布局的重要考虑。
美国养鸡不为作秀
离开台湾之后，陈立夫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后迁往美国，一家人便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定居。
靠银行贷款和朋友资助，陈立夫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鸡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立夫
陈泽宠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鸡场很大，养了5000只鸡，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陈立夫出力最多，
那时候很多人去看陈立夫，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陈立夫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李敖后来问陈泽宠：“
1964年10月，陈家附近的森林着火，把陈立夫的鸡舍连带烧毁。此时，陈的长子陈泽安、次子陈泽宁已获博士学位，均在美国找到了工作，老三泽蓉和老四泽宠半工半读念大学，亦不须家里负担。陈立夫还可从长子、次子处得到些接济，同时夫妻俩在家里做些咸蛋、豆腐乳和粽子，卖给纽约华侨开的餐厅挣些收入。曾经有人去陈家拜访，见他和夫人正在包粽子，把手搞得很粗糙。陈夫人原是美专艺术系毕业生，间或也画两张国画卖钱以贴补家用。
当年，在纽约唐人街，“陈立夫辣椒酱”一度非常有名。因为在美国很多朋友来陈家聚会，
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
蒋介石盛情邀请 陈立夫回台湾
1967年6月，台湾当局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并提名陈立夫为副会长。为此，蒋介石派人赴美，命陈立夫准备尽速返台定居，并指派专人在台湾为陈立夫督造官邸。当时已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为表示对“立夫哥哥”的心意，亲自出马为陈宅选址。
1969年国民党开完“十全”会，陈氏夫妇回台湾定居。
1978年，台湾即将选举第六届总统，蒋经国对是否出任总统有些犹豫，于是谷正纲、张宝树拉上陈立夫去“劝进”。因为这次“劝进”之功，人们将谷、张、陈三人称为国民党内的“前三老”。
1980年，陈立夫有感于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说了一句“和谈不妨一试”的话，立即遭到蒋经国不点名的批判，称“这个想法，不但是极端错误的，也是极端危险的”。陈立夫从此再不过问政治。
陈立夫晚年主持翻译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并致力于中国传统医学和儒家学说的研究，还先后在台湾政大、师大、文化大学等大学授课。
2001年元宵节，陈立夫安静地逝去。新华社发布一份新闻通稿：“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
在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曾积极与苏联谈判，谋求与苏联结盟；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各界舆论特别是国民政府又曾再三推动苏联出兵帮助中国抗日。而中苏之间最终只订立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虽曾一度大力援助中国抗战，以种种原因终未出兵助战，致使本来同受日本战争威胁的中苏两国，只有中国一国陷入到旷日持久的对日作战之中。
苏联为其自身利益考虑，自然不愿卷入中日冲突，与日本为敌，但以战前日本北进南下方针未定之时，深惧日本威胁之苏联又孰知其必定不会与中国结盟？外交运用，存乎于时机与策略的机敏掌握，若能恰当把握时机，灵活运用，焉知不能拉苏联以挫日本？
事过近六十年之后，查阅俄国档案可以看出，中苏两国在１９３５年底至１９３６年间确乎存在过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机会。陈立夫秘密潜赴柏林“蜇居”待命，准备赴莫“商讨军事同盟”，其实并非国民政府之一厢情愿。事实上日本在夺取中国东北之后，步步侵占热河、察哈尔并迅速深入绥远，沿苏蒙边界对苏联形成包围态势，也使当时的苏联政府万分紧张，担心其有进一步包围和进攻苏蒙的企图。陈立夫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发生之后奉命赴苏谈判“军事同盟”，事实上正是苏中两国政府这时在对日问题上相互需要的一种结果。只可惜，这一机会竟因我策略运用不够灵活而失之交臂。
苏联曾愿意与我军事互助
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始终在寻求大国干预，避免与强大的日本爆发全面战争。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最初很明显地包含着进一步进攻苏联的意图，同时苏联这时也仍在暗中支持中共以武力反抗国民政府，蒋介石当然不打算向苏联求助，国民政府这时只是千方百计地推动国联和英美等西方大国来主持公道，试图以此来阻止日本南进。但不论蒋介石对苏联抱有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态，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面对日本的共同威胁，中苏两国由于相同的利益需要，已经开始努力恢复已经中断了几年的两国外交关系了，双方甚至还开始讨论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只不过，有关互不侵犯条约的商谈无法取得应有的进展，国民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这时明确讲：“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只有在（苏联）成为抗日可靠保证的情况下才有价值”，相反，国民政府中这时不仅没有人相信能够指望苏联帮助自己来抵御日本，而且许多人一直在努力促成中日两国的妥协，或多或少地寄希望于日本转而对外蒙发动进攻，促成日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因此，非常明显的是，国民政府对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并不热心。以至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表面上一再讲，缔约商谈无法深入是由于中方要求苏联公开承诺支持中国抗日，苏方必欲坚持中立立场，而苏联大使的印象却是：“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决定对第三国政府可能持何种态度的那些条款上，而是在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和适用于国内局势的条款上”。换言之，苏联方面注意到，蒋介石等人虽然不满意苏联必欲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但他们更重视的，多半还是苏联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如果后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乃至苏联方面提议的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在蒋介石等人看来都不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１９３４年夏秋之后，蒋介石的认识多少有了一些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事实证明，西方大国既无帮助中国抵制日本之可能，日本对中国之入侵也丝毫不因其有攻苏企图而减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最为担心的共产党在军事上已经被打败，一时不再能对国民政府构成威胁。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或多或少地开始设想联苏抗日的可能性了。他这时无疑已经感觉到，要想制约和牵制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与同样受到日本侵略威胁的苏联建立密切联系，争取苏联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从而使狂妄的日本军人不能不有所顾忌。
在与苏联中断了外交往来数年之后，蒋介石于１９３４年秋天第一次派蒋廷黻作为自己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这反映出蒋介石当时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联苏准备。当然，从蒋廷黻访苏期间与苏联外交人员的谈话内容看，蒋介石这时还没有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的打算。他这时首先关心的还是，在他从１９２７年与苏联公开翻脸之后，俄国人是否仍然记恨自己。
蒋介石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打算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呢？根据莫斯科外交档案记载，南京政府最早是在１９３５年７月初开始向苏联政府比较明确地提出缔结军事互助条约问题的。根据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Bogmolov）７月４日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曾于前一天突然来访，声称要向大使介绍察哈尔的局势。孔祥熙称，日本军队已经在察哈尔安营扎寨，准备迅速渗透绥远，其目标是想要发动对外蒙古的进攻。孔祥熙明确提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提议，苏联方面无疑颇感意外。正如其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当面向孔祥熙所解释的：苏联对此感到惊异。“中国政府慑于日本压力而拒绝互不侵犯条约，担心有人评说而拖延贸易条约的回答，可是忽然间谈起互助条约来了。”要知道，“互助条约的签订应以良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即在贸易条约、互不侵犯条约都早已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才能谈及。”更何况，苏联方面这时不断获悉南京政府始终在或明或暗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妥协谈判，甚至与之讨论缔结反苏军事同盟问题，照苏联大使的说法，只要国民政府继续它同日本的谈判，它就绝不会认真地看待它与苏联的关系。既然如此，它当然要怀疑蒋介石此举的动机。
鉴于苏联方面毫无反应，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面。三个月后，即１０月１８日晚，根据孔祥熙的要求，蒋介石亲自到孔宅与鲍格莫洛夫秘密会晤。鲍格莫洛夫当即向蒋介石解释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苏联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并主张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蒋介石回答说，他毫无疑问赞成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然而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举动，他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他在进一步回答鲍格莫洛夫关于何为“非表面性”协定的问题时强调指出，他不是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来谈论这一协定，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样的建议的。他告诉鲍格莫洛夫，日本政府确实向中国要求缔结关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军事同盟，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包括反对苏联的目的在内的。他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回答，那么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鲍格莫洛夫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蒋所暗示的这个协定无疑是一个“秘密军事协定”。
在这里需要注意到蒋介石突然一反常态地提出缔结两国军事互助条约的特定的时间和背景。
７月初，即孔祥熙向苏联大使提议缔结军事互助条约的时候，正是日本制造华北事变，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放弃对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实际控制权的关键时刻。尽管孔祥熙在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仍旧突出强调日本此举的意在通过夺取察哈尔，进一步深入绥远，“然后开始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但蒋介石更担心的恐怕并不是蒙古。在日本方面于１０月７日进一步提出要中国听任日本摆布的所谓“广田三原则”之后，蒋已经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至少日本现在的进攻目标还是苏联，而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或者答应日本人的要求，那就必然要一步步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拒绝日本人的要求，那就必须准备冒与之全面冲突的危险。显然，蒋介石只能选择后者，为此只好下定联苏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苏联方面的处境。日本制造华北事变表面上是针对中国而来的，但日本夺取察哈尔，并且全力渗入绥远的行动也同样严重地威胁了苏联的安全。自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苏联方面一直对日本进攻苏蒙的危险保持着高度警觉。而日本方面一面要求南京政府与之缔结反苏军事协定，一面在军事上沿着苏蒙边境迅速延伸其对苏蒙的包围圈，苏联人自然很难相信日本人这种行动不是针对自己来的。不论中国方面的警告动机如何，苏联方面确实对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的真实意图深感紧张。正因为如此，在反复研究之后，苏联政府这时对于蒋介石的建议竟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在将近两个月之后，即１２月１４日，苏联外交部向鲍格莫洛夫发出密电，其中肯定地回答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请将上述内容告知蒋介石。”而在两周后的另一次由信使递交的更详细的外交指示中，它更进一步表示：苏联政府相信有必要支持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主战派，如果中国确实投入抗日战争，我们准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为此，“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也就是说，“苏联政府愿意就他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
蒋介石有先决条件
苏联政府正式同意与国民政府具体讨论并签署军事互助协议，这对于正在面临着日本侵略巨大压力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１２月１９日，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的会面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不仅当即表示了对苏联政府的感谢，而且急切地希望进一步得知苏联政府对于这一谈判的具体意见。他甚至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安排南京驻苏武官邓文仪与２０年代曾来中国帮助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Galin，即布留赫尔 Bluher）将军进行会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仅两天后，即２１日，邓文仪就急急忙忙赶回莫斯科。又过了两天，即圣诞节前夕，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为掩护转道柏林，也准备迅速转往莫斯科。显而易见，此种举措正是对苏联方面赞成两国进行军事互助条约谈判的一种反应，陈立夫则是蒋介石派去莫斯科进行此项谈判的秘密代表。只不过，看来蒋介石并没有将陈立夫动身之事通知苏联大使，他也不想让陈立夫直赴莫斯科，而有意要他绕道欧洲，在柏林停留，等待进一步的指示。蒋介石所以如此安排，自然另有缘故。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一看蒋介石１２月１９日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内容或许会对我们了解蒋此时的想法有所帮助。
在１９日的谈话中，鲍格莫洛夫一上来就向蒋介石转达了苏联政府关于愿意与南京具体谈判军事互助问题的决定。引人注目的是，蒋介石在得知这一决定后着重强调的并不是如何具体安排谈判的问题，反倒是回过头去大谈孙文越飞宣言的重要意义，强调“必须把确定孙文、越飞宣言作为苏中关系的基础”，即是说苏联必须重申他们赞同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款，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蒋介石表示，他很高兴苏联政府愿意与国民政府谈判军事互助协定问题，这反映出苏联政府愿意支持在南京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因为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保证中国能够顺利地进行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他希望“苏联政府能促进（中国）统一”。言外之意，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放弃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劝说后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行，归顺国民政府。为此，他特别解释说，“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象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只要共产党不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他就可以不采取以往那种“严厉措施”。不难看出，苏联方面同意就中苏军事互助协定进行谈判的消息，使蒋介石相信重新密切两国关系的前景已经展露出来，但越是如此，他也就越是对苏联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充满疑虑，担心中苏之间的接近会便利国内共产党势力的重新壮大。
蒋介石对中共的恐惧由来已久。他１９２７年底下决心“要对俄绝交”，正是由于他确信，苏联是中共暴力革命政策的秘密支持者。而他在１９３４年秋之所以亲自派蒋廷黻去莫斯科重新开启亲近之门，又正是由于南京军队在与江西红军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确信中共在军事上已经不再对国民政府构成直接威胁之后。尽管蒋介石这时对自己在军事上的胜利信心十足，但他毕竟清楚，中共的力量仍有壮大的可能，只要苏联存在一天，要彻底消灭中共就绝非易事，何况日本侵略步步加深，非取得苏联的援助则南京现有之统治都将难以维系，目前也不容自己花太多的时间和力量来集中对付共产党了。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中共已经极大削弱，日本吞并华北迫在眉睫之际，首先对付日本已是理所当然。问题是，照蒋介石的想法，共产党始终是“心腹之患”，而日本侵略不过是“疮疥之痛”，如果不能根本避免中共再度成为可怕的力量，联苏抗日适足养虎为患，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蒋介石虽欲联苏抗日，他的前提条件却是：首先必须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使之彻底放弃武装对抗的政策，服从南京政府。依据这一原则，蒋介石这时开始明确提出“政治解决共党问题”的设想，他显然相信，在中共军事上遭受惨败，而苏联亦准备公开与他携手之后，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达到使中共服从于国民政府的目的已完全可能。
蒋介石关于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提出的确切时间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还在他得到苏联政府关于军事互助问题的正式答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做此努力了。俄国档案显示，１２月中旬之前，蒋介石已经得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开呼吁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共同组织全民族的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消息。正在国内的邓文仪立即从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找来载有这方面消息的苏联报刊，找人译成中文后送给蒋介石。蒋读过之后，大感兴趣。由于一贯相信中共政策背后为苏联作用，蒋介石显然认为中共政策的这一转变反映了苏联政府的态度，说明苏联政府已经注意到南京所取得的稳固的统治地位，故而开始促使中共改变激进革命政策，转而支持中国统一。鉴于此，蒋介石不失时机地要邓文仪与陈立夫先后拜会鲍格莫洛夫，一方面打探苏联政府的确实意图，一方面透露国民政府有意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积极态度。特别是在得到鲍格莫洛夫关于苏联政府准备与之谈判军事互助协定的正式通知之后，蒋介石更是估计苏联方面有牺牲中共之可能，而鲍格莫洛夫１９日关于“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并“欢迎中国得到统一”的说法，更使蒋介石充满幻想。因而，他当即要求邓文仪不等过节，马上于２１日从上海动身赶往莫斯科，利用邓同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学的同学关系，与王明就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可能性进行接触。而为了迅速取得突破，他这时还特地选派负责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化名赶往德国柏林，就近指导邓文仪的谈判，并准备于国共谈判取得接近之后立即开始根据南京的指示与苏联政府接洽讨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
从蒋介石选派既无外交经验、又无军事经历的陈立夫去苏联谈判如此重大的两国军事互助问题，不难看出蒋介石这时在对苏关系问题上首先看重的究竟是什么。正是由于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恐怕仍旧制约着一切，因此，他这时并不特别看重缔结两国军事条约的具体方式以及各种技术问题，他首先看重的仍旧是要一劳永逸地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然后才是谈判互助条约的问题。陈立夫之受命赴苏，正如鲍格莫洛夫此前所说，与其说是同苏联政府商谈针对日本的条约，倒不如说是去奠定未来中苏关系之政治基础。在蒋介石看来，既然苏联政府肯于同南京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那么它也必定会同意由自己来统一中国，只要苏联愿意出面说服中共服从自己的统治，一切问题自然都应当可以在莫斯科迎刃而解。不过，蒋介石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儿，他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邓文仪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谈判，在达到预期目标后，第二步再由陈立夫出面与苏联政府秘密商洽军事互助问题。后者须视前者的结果为转移。不仅如此，蒋介石既没有告诉苏联大使邓文仪赶莫斯科的真实目的，也没有告诉预先通知邓文仪陈立夫将前往就近指导。甚至，尽管蒋介石已经授意陈立夫当面向苏联大使表示过国民党中央准备派代表前往苏联的愿望，但对于陈立夫动身经欧洲“赴苏俄进行秘密交涉”的情况，蒋介石对苏联方面却秘而不宣。显然，蒋介石对于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谈判的结果此时尚无十分把握。鲍格莫洛夫１９日的通知和谈话虽然给了蒋介石某种乐观的印象，促使他忙不迭地把邓、陈二人派了出去，但在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关于支持他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确实承诺，或与中共取得正式妥协之前，他看来并不认为马上与苏联讨论缔结军事协定是适宜的。
蒋介石突然中断谈判
关于邓文仪这次赴苏的经过及其使命，在邓自己的回忆中也曾两度谈到过。但同陈立夫在历次回忆中没有谈到其赴苏使命中有着与中共谈判的使命一样，他同样没有谈到他此次莫斯科之行与蒋介石要他与中共代表进行谈判一事有关。具体记录了这些谈判情况的，是目前保存在俄国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几件当年的谈判纪要。这些谈判纪要证实，邓文仪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３日到达莫斯科，而后立即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见面，但未得消息。邓不得不转而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其代为介绍。从１月１３日开始，到２月２３日，邓文仪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和王明总共进行了四次具体的商谈。从这些谈判纪要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陈立夫到达柏林后的一些情况。
根据１月１３日和１７日的谈判纪要，邓文仪清楚地讲述了国民党在国内是如何寻找共产党进行接触的，和他这次来莫斯科的具体使命。邓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
综合邓文仪与王明几次谈判所讲述的情况，可知邓文仪最初确不了解蒋介石决定派陈立夫出面指导这次谈判的情形，相信也不十分清楚蒋介石急于与苏联谈判军事同盟的内情。邓文仪谈话的中心集中在劝说共产党接受蒋介石关于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国共合作条件上，突出强调蒋介石赞同国共合作的诚意，但与此同时，邓文仪也反复说明了南京方面联苏抗日的设想。据邓文仪说，国民政府要抗日的决心已经定了，但抗日以后武器弹药包括粮食储备和各种物资供应都打不了持久战，
邓文仪关于国共合作和联苏抗日必要性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蒋介石，尚有研究之余地。但不难判断的是，邓文仪关于争取苏联援助的原因的解释，多半也是这时蒋介石身边那些力主联苏抗日的人的基本看法。当然，指望通过中共代表，或者通过和共表示，来影响苏联援华政策，在这时多半还只是一种奢望。
对于邓文仪的表示，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反应总的来说还是积极的。然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拿回代表团去讨论，然后写报告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Dimitrov）请求指示而已。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表示了愿意谈判的意愿。然而他明确提出，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值得注意的是，邓文仪在２２日的谈判中出人意外地当即表示赞成，他甚至告诉王明，他已经收到蒋介石的来电，同意他和中共代表一同返回南京进行谈判。双方因此迅速商定，中共代表团派潘汉年为代表，由邓文仪陪同，于２５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海参崴，然后乘俄轮前往上海，再转去南京谈判。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决定并十分不符合蒋介石要在莫斯科解决中共问题的初衷，而且也完全没有考虑到陈立夫已经等在柏林准备就近指导莫斯科谈判的重要背景。
蒋介石何以会同意王明提议回国谈判？相信邓文仪在这一点上尚不敢假传圣旨，自作主张。因此，可以看出至少在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以前，蒋介石对国共谈判颇抱乐观态度，相信中共方面不能拒绝他的条件，因而同意具体谈判可以回到南京去谈。但是，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即１月２３日，邓文仪却突然匆忙求见王明，说明蒋介石紧急来电要他取消同中共代表同去南京谈判的计划，马上改去柏林见李融清，准备参加李融清所进行的谈判。据邓文仪声称，李融清不仅负责与苏联的谈判，而且还要直接参加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的谈判。而蒋介石已明确要求，必须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达成协议，再拿着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签字。
邓文仪真的去参加陈立夫在柏林主持的对苏联的谈判了吗？非也。据邓文仪回忆称，２月间接到电令前往德国柏林，“等候会见我国派赴欧洲的高级代表，……会商重要外交问题”，但未曾见到陈立夫。在柏林会同南京驻欧洲各国武官开了五天会后，又接令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见陈立夫，“但在布达佩斯住了三天之后，仍未得到消息，第四天我在一家书画店买画，刚巧遇上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１月２２日，即邓文仪在莫斯科接到蒋介石要停止与中共代表谈判，改赴柏林电令的当天，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曾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明确告诉蒋介石：苏联政府“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鲍格莫洛夫并且拐弯抹角地劝说蒋介石立即派遣陈立夫等人前去莫斯科进行谈判。他为此特别询问蒋：“前不久陈立夫同我谈话时说到希望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进行各种会晤，……这是否符合蒋介石的愿望”？可是，蒋介石不仅没有告诉他陈立夫已经等在柏林的情况，而且明显地不再提及与苏联政府进行军事谈判的问题，他对鲍格莫洛夫的提议回避搪塞，根本不作正面答复。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蒋介石这时的态度与一个月前已经发生了１８０度的转变。无论是对正在莫斯科进行的国共谈判，还是准备举行的与苏联关于军事互助问题的谈判，他都突然间不感兴趣了。
“安内”高于一切的代价
邓文仪在与王明的谈话中曾明确提到过，蒋介石在联苏对日问题上已经有具体的时间表，他准备花一年时间，即在１９３７年６月以前解决中苏合作问题，三个月之后即开始对日武装抵抗。事实上，蒋之估计确实不错，一年之后中日冲突全面爆发，因此，若能依照原定计划，预先同苏联实现结盟，不论在战争发生之后，还是在局限战争范围的问题上，对中国应该都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情况看，苏联人同意与中国谈判军事互助条约，同意相互承担军事援助义务，也仅此一次。因为，只是在这时，苏联政府对日本向中国察哈尔和绥远扩张，逐渐形成对外蒙和苏联的包围态势才真正充满了危机感，搞不清日本是否真的有计划很快进攻外蒙和苏联，因此，它也只是在这时一度想要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事实证明，苏联方面的这种危机感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蒋介石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机遇，但却未能牢牢地抓住它。随着有情报表明日本尚未准备进攻外蒙，苏联政府很快就放弃了与中国结盟的想法。换句话说，这是当时处于华北事变严重危机中，试图避免遭受战争重创的国民政府与苏联结盟的几乎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蒋介石为什么会突然间改变了迅速与苏联商谈军事互助协定的想法呢？关于这一点，其实只要留心一下蒋介石１月２２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内容就不难明白。
这次谈话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得知苏联政府愿意进行军事互助协定的谈判之后，蒋介石就急切地希望知道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意见，特别是想要知道苏联政府将怎样处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鲍格莫洛夫当即向莫斯科报告了蒋介石的这一态度，一周之后，即１２月２８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就写信给鲍格莫洛夫，详细说明了苏联政府研究之后所作出的答复意见。这封通过外交信使专程递送的信件，到达南京苏联大使馆时已经是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１日了。
１月２２日，根据鲍格莫洛夫的要求，蒋介石再度与他进行了秘密会晤。这次晤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鲍格莫洛夫首先传达了莫斯科来信的主要内容。其要点包括如下：第一，苏联政府支持中国进行抗日解放战争，并决心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为此，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第二，既然苏联准备承担如此重要的义务，它就需要了解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抗日计划，它有多少军队，以及它准备对苏联承担什么样的义务，等。第三，苏联政府相信，国共两党应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否则，苏联方面不能了解，“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红军，那么他怎么安排抗日”。第四，蒋介石如果想要与中共达成统一战线，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并且可以在莫斯科进行这样的谈判，但苏联政府不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
苏联政府的这一答复让蒋介石深感意外与失望。在整整１２０分钟的谈话中，双方只花了很少的时间谈到拟议中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问题，大部分时间都被蒋介石用来说明苏联为什么应当劝告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问题。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说明：“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鉴于鲍格莫洛夫反复解释苏联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他干脆带有明显暗示地声称：“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压力，那么苏联政府由此所表明的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必定会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其言外之意，如果苏联政府不能这样做，它就不能赢得南京政府的信任。由于蒋介石完全不听鲍格莫洛夫的解释，坚持劝说苏联政府出面影响红军，鲍格莫洛夫不得不改变态度，严肃地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据鲍格莫洛夫事后报告说：“我看到谈话继续朝着僵局发展，便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据下述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我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他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政府。历时２小时的会谈有８０分钟用来谈这个内容”。
蒋介石之所以坚持要求苏联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坚持苏联必须劝说中共放弃武装，服从南京，根本上仍旧是对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心存疑惧，担心联合苏联可能带来可怕后果。这也就难怪，当鲍格莫洛夫曲折地表示苏联政府不能帮助中国方面解放那些已经被日本占领的地区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他只希望条约能够规定，当日本入侵蒙古、绥远和山西等西北地区的时候，苏联政府能够承担出兵援助中国抗日的义务。显然，蒋介石对苏联的援助仍有颇多疑惧。正因为如此，苏联政府对他所关心的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意见的答复，以及鲍格莫洛夫拒不妥协的态度，更加剧了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恐惧。蒋介石似乎突然发现他在这之前对苏联意图的估计完全错了。几乎就在一天以前，蒋介石还似乎充满自信，相信与莫斯科中共代表的谈判能够得出预期的结果，因而同意将进一步的谈判移到南京来举行。而现在，他突然发觉，苏联不仅不准备为了同南京的结盟而放弃它昔日的盟友，甚至对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共红军的力量仍有较高的估量。这意味着，它仍有可能在背后支持中共。这种前景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论如何不可想象。一旦同苏联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当日本对西北发动进攻，苏联军队根据条约出兵中国助战之际，有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帮助那里的红军呢？多半是考虑到这种情况，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的当天晚上就改变了主意。他不仅很快打电报通知邓文仪停止与中共的谈判，而且致电等在柏林的陈立夫，说明对苏谈判时机尚未成熟，要其暂时离开柏林他去。
当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放弃与尽快实现苏联谈判缔结军事互助协定的设想。这也就是蒋介石一时并没有下令召回陈立夫，反而要陈立夫周游欧洲，等候机会的原因。但蒋介石的希望多半只是寄托在苏联政府对他２２日谈话的答复上，而这种希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莫斯科随后给苏联大使的指示中甚至更进一步强调说：苏联政府不仅不能承担劝说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责任，而且不能接受蒋介石关于必须以孙文越飞宣言为中苏关系的基础的建议，因为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样做“会给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背后捅上一刀。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即然如此，陈立夫的使命自然无从实现了。
这时直接导致陈立夫使命夭折的，主要有两大因素。
其一是蒋介石在联苏问题上的犹豫与反复，再度引起了苏联政府的疑虑。考虑到这时日本西进意图愈发明显，外蒙古处境可虑，南京政府对日本所提广田三原则又态度含混，苏联政府等到２月间，终于按耐不住，决定不管南京政府的意向如何，先直接与外蒙古政府缔结盟约，使日本不敢对外蒙古轻举妄动。因此，苏联政府很快就同外蒙古当局进行了闪电般的谈判，于３月２９日正式宣布两国订立了《苏蒙互助同盟条约》。此举毫无疑问使本想与苏联缔约的南京政府在政治上陷入极大的困境。４月７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不得不发出照会给苏联政府，抗议苏蒙互助条约的签订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其二是因为自２月下旬以来红军在从陕北东征山西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实力。这时红军在陕北原本只有一万余人，但它不仅连连挫败了其周围十几万国民党军的围攻，而且还大举越过黄河，向临近华北日本势力范围的山西省发动了强有力的进攻，占据了大片的土地。再加上两个多月之后，川康黔边数万红军也浩浩荡荡向西北杀来，要与陕北红军汇合，表明中共红军又有进一步壮大的可能，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刺激着蒋介石。与这时的外蒙古问题相比，在对苏政策中中共问题无疑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尽管因苏蒙条约而引起的中苏紧张关系一个月之后就已经缓和了，但蒋介石丝毫没有开始与苏联谈判的愿望。
正是基于上面这样一些情况，蒋介石注意到，继续让陈立夫留在欧洲短时间内已毫无意义。因此，这一年的４月，他终于下决心把陈立夫召了回来。
大约在１９３６年３月前后，蒋介石已经接通了同陕北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关系。这时，他干脆撇开苏联，直接开始与共产党方面进行秘密接触，决心自行解决共产党问题。因此，鲍格莫洛夫一连几个月都再也听不到蒋介石提起缔结军事互助条约问题了，恰恰相反，他注意到：“蒋形成了一个看法，若不同红军预先谈妥，就不可能同我们达成协议。”不仅如此，随着红军重新显示出其生命力，蒋介石甚至不止一次公开表示：红军是他目前最大的敌人，无论联俄或抗日，都必须首先“完全抹去红军这个问题”。俄要我与中共合作，而我要他投降，如中共不答应，则决不抗日，如俄要我容共，我决不联俄。由此不难看出，只要中共的势力仍旧能够形成威胁，只要苏联不愿出面劝说中共服从南京，蒋介石就不可能同意与苏联结盟。因此，陈立夫赴苏使命之失败，纯粹是一种必然。
令人惋惜的是，１０个月之后，当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紧接着又腾出手来在甘北黄河东岸取得了对红军作战的重要胜利之后，他虽旧话重提，想要再谈中苏军事互助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却已是事过景迁了。不论南京政府此后怎样坚持，反复提议，苏联政府始终都是婉言相拒。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陷入中国战争泥沼，这样的可能性就更是不存在了。最后，虽然国民政府曾经再三表示不愿意签署一个不痛不痒的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最终还是不得不在１９３７年８月间同意讨论并签署了这样一个事实上并无太大意义，也丝毫不为他们所喜欢的条约。不论对苏联出兵相助的可能性作何种估计，总之，一个可能迫使日本三思而行，甚至可能促使苏联对中国抗日承担更多义务的重要外交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放弃了。
由于国民党举行不抵抗政策，日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随后，日军马不停蹄，又分多路进攻辽宁、吉林、黑龙江，史称此次事件为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日军占领东北战略要地锦州，国民党在东北的数十万军队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望风而逃，并很快退到山海关内，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日浪潮，并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立即派兵北上抗日，将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东北。
面对日军的猖狂进犯，蒋介石却认为问题不大，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要打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必须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特别是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蒋称这种政策为“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大中学校的学生自发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集团仍不理会，一意孤行，迟迟不宣布抗日，并以种种理由欺骗全国人民。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全国的兵力、人力、财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围剿。
为了结束内战，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与积极响应，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
早在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当局强烈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抗日自由的权利。随后，全国各大城市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拟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联合会。
经过两天的酝酿和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孙晓村、张申府、曹孟君当选为常务委员。
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快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毛泽东的信，对沈钧儒、章乃器等人鼓舞甚大。
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陈立夫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蒋介石、陈立夫认为，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行为，名为推动抗日，实际是反对他们的政府。他们一面派特务四处散播谣言，攻击、丑化救国会，一面对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拉拢、恐吓，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将特务姚彦士打入救国会内部，进行侦察、破坏活动。
蒋介石和上海市长吴铁城在救国会成立前后，找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谈了话，一再劝说他们不要搞什么救国会，并说救国会这样搞，是另外组织抗日政府，推翻国民政府，救国会的活动和主张，使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
蒋介石还对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说：“日本人是要我们不战而屈，我现在有把握可以战而不屈。现在之所以不能抗日，是因为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不消灭他们，政府无法抗日。我是要抗日的，共产党的话你们不要相信，他们是不爱国家的。你们一组织救国会，正中了共产党的奸计，也使我们的政府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此时，日本方面也为救国会之事，对蒋介石集团施加了压力，要求国民党政府打击“七君子”，只是蒋介石、吴铁城在沈钧儒等人面前没有敢将日方施压之事讲出来。
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对蒋介石的上述言论十分不满。他们都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理应火速派兵到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直到将日本侵略者全部赶出东北。可是，蒋介石政府不但不派兵守土御敌，反而还不要爱国人士起来呼吁全国人民抗日，极其混账。国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蒋介石奉行了反苏亲日、剿共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如果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政府狠狠打击日军，日军就不敢进攻东北、华北。故他们利用见蒋机会，也力劝蒋要以百姓为心腹，以舆论为耳目，不要偏听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分子及其特务的情报，误国误民。
尽管这一天中午蒋介石以西餐招待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因话不投机，几位爱国人士心里颇不痛快，宴会在清清冷冷中结束。事后，章乃器在其回忆文章中谈到此事时说：“蒋介石这一手是先礼后兵的‘礼’，是流氓社会的先给面子，后给颜色，是后来逮捕我们的先奏。”
这次谈话，陈立夫没有参加。他躲在幕后，指挥手下的特务人员，一天到晚监视、盯梢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搜集他们“危害民国”的证据，为日后的大逮捕做准备。
陈立夫、徐恩曾通过特务姚彦士提供的情报，对救国会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
后来，陈立夫从徐恩曾处得知救国会的活动经费大多为浙江实业银行的章乃器所出，便通过上海市长吴铁城给该银行的总经理李铭施压，要他解聘章乃器，以断救国会的经费来源，使救国会难以动弹。吴铁城还恶狠狠地对李铭说：“你们的银行不应容留章乃器这样的人！不辞掉章乃器，对你们银行是不利的！”
李铭无法，只得动员章乃器到英国留学，以缓解官方的压力。章乃器的爱国之心甚强，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是他的职责，坚决不去英国。为了不连累银行，他马上到银行办理了辞职手续。这样，他为救国而丢了一个“金饭碗”。
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人对蒋介石、陈立夫之流的不抵抗政策愤怒到了极点。国民党对他们施加的压力愈大，其斗争的意志和决心也愈坚。他们认为，蒋介石、陈立夫这些政客不顾领土被占，也不管东三省千千万万人民的死活，只顾保自己的权位，而且不惜对要求抗日的同胞大打出手，丧尽天良。
陈立夫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觉得，沈钧儒、章乃器等人掀起的这股要求政府立即抗战的浪潮，已对当局的“剿共灭共”大业造成了重大冲击，要把这股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打下去，只有将这帮人逮捕起来。
他的想法，正合蒋介石之意。
蒋介石还要陈立夫告诉特务头子徐恩曾，此事不能拖，逮捕要立即着手。于是，一场打击爱国知名人士的大逮捕计划，在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的策划下出笼了。抓捕行动，由季源溥负责。逮捕方式，仍然采用过去的老办法，特务躲在后面，由租界的巡捕打头阵，人抓了后，送一大笔钱给外国巡捕，再将被抓的人“引渡”给国民党的军警单位进行关押、审讯。
沈钧儒，男，原同盟会会员，上海知名大律师；
章乃器，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上海光
邹韬奋，男，著名政论家、出版家，《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等报刊主编；
沙千里，男，知名职业律师，《生活之友》、《生活知识》主编；
王造时，男，《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主编，上海光
李公朴，男，知名新闻工作者；
史 良，女，上海知名女律师。
以上7人中，沈钧儒曾是清末进士，日本留学生，同盟会会员，而且年过花甲。被捕的那天晚上，敌人将他关押到巡捕房，他与另6人便在巡捕房的水门汀上蹲了一夜。与此同时，陈立夫控制的特务机关还在南京、镇江、无锡逮捕了孙晓村、罗青、张仲勉等7人。接着，由职业特务扮成的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的条款，将这14人一同提起公诉，远在美国讲学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因为爱国而在此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通缉。
据逃往台湾的原军统特务头子王新衡说，七君子事件是陈立夫在上海一手策划的，一切布置就绪后，他再悄悄溜回南京。
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后，在国内外引起共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阴谋策划侵占全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派兵打击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反倒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爱国知名人士，极其荒唐。
为了抗议当局非法逮捕沈钧儒等爱
全国各省市的大中学校的师生、各救国会和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谈话或致电国民党政府，抗议特务机关逮捕爱国人士，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就连国民党内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觉此事荒唐，于
此外，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团体也纷纷集会、游行，抗议蒋介石集团无故关押爱国人士。
陈立夫看到
西安事变发生后，陈立夫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事变后发出的和平通电中，提出要“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甚为愤怒，并大骂张学良与共产
为了审出沈钧儒等人有共产党背景，陈立夫指使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人进行突击审讯。沈钧儒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将审讯的特务弄得极其狼狈。
更令人不齿的是，对沈钧儒等伟大的爱国知识分子，陈氏兄弟在国民党高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极力主张予以杀害，陈立夫说：“救国会的那帮人勾结军人，图谋不轨，张学良的通电，就是有力的证据，应将沈钧儒他们予以枪毙！”
在场的冯玉祥对蒋介石、陈立夫
陈立夫说：“这帮人把局势搞乱了，不杀不行。”
“为什么不行？”
“他们关在苏州，天天有人去探望，还经常发表谈话，煽动人心，事态已经很严重，不杀掉他们不解气！”
冯玉祥心想：目前的局势，就是你们搞成这样的，还怪别人把局势搞乱了。他极力向陈立夫劝道：“此时杀不得他们！至于天天有人去看他们，这很容易办到，下一个命令，禁止他们会客就行了。”
当时，冯玉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资历又深，极力反对枪毙七君子，陈立夫与他的哥哥陈果夫便不敢下令枪毙。
在冯玉祥将军的极力阻挠下，爱
陈立夫晚年写的回忆录中，对此事未提，倒是冯玉祥后来多次向人谈过这件事，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也为陈氏兄弟的罪恶作了真实的记录。陈氏兄弟被人民赶到台湾岛上去后，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谈了一些原因，笔者看过后，认为他们都未说到点子上，他们在大陆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是违背民意，脱离了人民，逮捕并要杀害七君子，就是失去民心的原因之一。
七君子被关押，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喊声不但未平息，反而更加高涨，蒋介石政府的形象、名声也更臭了。
宋庆龄回到上海后，又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孙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发电，对国民党无故关押沈钧儒等人极为不满，要求他们主持公道，释放七君子，并表明了自己已下救国入狱的决心。
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据当时的报刊报道，作家何槐等13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具状投案，要求为七君子负连带责任；上海知名电影艺术家赵丹、白杨、
宋庆龄发动的这一波“救国入狱”运动，迅即将全国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蒋介石、陈立夫之流受到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感到，他们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蒋介石装出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的假相，准备邀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在庐山开座谈会，听取各界抗日人士的意见。蒋介石想乘此机会，将七君子弄到庐山去亮一个相，为他树“开明”的形象，将七君子的案件草草收场。
陈立夫也很清楚，再将七君子关在狱中，确实不好向人民交代，在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对蒋介石政府也没有任何好处。他得知蒋介石想把爱
陈立夫、叶楚怆等人的想法，遭到七君子的坚决拒绝。他们认为，国难当头，要求当局抗日，没有任何过错，更无省可反，无过可悔。这样，陈立夫及其特务机关的阴谋没有得逞。
当天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关了8个月的七君子终于出狱。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的打击迫害，不但使七君子的爱国之心与抗日之志丝毫未减，反而更坚决，马上又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
近年来，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的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秘书长邹嘉骊从日本友人处得到一批当年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的密电，说日本军国主义是七君子事件的幕后黑手。
笔者认为，即使有这些资料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是幕后黑手，陈立夫及其特务机关仍是七君子事件的祸首。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反日和要求抗日的爱国人士甚多，日本要求国民党当局，包括地方当局逮捕的抗日志士甚多，作为受侵略国的政府及其官员，理应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区分日方要求是否合理。此次日方要求抓的七君子，都是要求抗日的知名人士，国民党政府理应坚决拒绝日方的非法要求，保护自己的国民。陈氏兄弟及其特务机
陈立夫及其特务机关抓捕爱
值得一提的是，爱
国民党大佬陈立夫轶事：蒋介石从未骂过他
陈氏兄弟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9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蒋介石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蒋介石为“蒋三叔”（当年陈其美与蒋介石、黄郛结拜，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
1917年，公公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公公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公公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生憾事。
公公知道
很多历史资料在提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时，将他们称为“CC派”。南京国民政府时候，立法院旁边有一个中央俱乐部叫CentralClub，“C．C”本是这个俱乐部的缩写，但碰巧。“陈”的英文缩写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么演化成了“二陈”的缩写，但公公从来没有承认过有这样一个CC派。
政治巅峰
最近《色·戒》的热映，中统那段历史又引起很多人兴趣，这里面也有公公和丁默邨的一段故事。
1927年，公公奉命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邨。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邨交游甚广，和周佛海很熟，最终被拉进汪精卫的伪政府。但丁默邨跟了汪精卫数年以后，很快发现汪精卫也坚持不住，他托关系找到我公公。公公说你回来可以，但要将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说，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地盘扩大———让丁默邨帮助完成。丁默邨当时在汪精卫政府里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务，公公兑现诺言，答应保他的命。
这段时间如果丁沉寂的话，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后来保外就医，但不甘寂寞。有一天游山玩水，被中央社记者认出来了，写了篇文章《丁默邨逍遥玄武湖》，结果被蒋介石看到了。他很生气地说“丁默邨应该枪毙”。我公公写了封信给丁，大意是这次你触犯得实在太大了，我无法帮到你了。丁默邨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封信给公公：“我很感激你，……都怪我自己铸成了大错。”公公在世时，和我们聊天时偶尔会说：“人啊，要守本分。我过去有一个姓丁的手下……”我们那时就当故事听，也不知道这“姓丁的”是谁。最近这部电影出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丁默邨。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笔墨记述陈立夫与“中统”的故事，但他在抗战期间做过7年教育部部长的经历似乎并不被外界所熟知。公公晚年在《成败之鉴》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长时所做的工作，很显然他非常看重自己这段经历。其中他认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贷金制度”。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
远离台湾
美国二十载
1950年，公公、婆婆带着女儿和只有8岁的小儿子到了美国，经朋友介绍，在新泽西州开起了养鸡场。那时的生活，跟他们在南京时期的生活，简直有天壤之别。
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我先生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便是他与父亲一起在农场的时光。他说：父亲离开了政坛，而我找到了父亲。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丈夫的回归，一位父亲的回归。
其实私下里，蒋介石还是很关心陈家的生活的。在鸡场起火或出鸡瘟时候，他暗地里通过俞国华———相当于他官邸里一个很重要的
重返台湾
1965年，陈诚得癌症去世。不久，蒋介石立即发电报到美国，让公公回台湾。1975年，蒋介石去世。公公在第一时间前往吊唁，蒋经国见到他，跪下来哭着说：“立夫哥，父亲去世了，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蒋经国当政后，很多事情他还是请教公公。公公与蒋经国的交情由来已久。他在上海念书时候，生活费都是从陈果夫那里取的。也正是由于公公背着蒋介石“偷偷”运作，蒋经国才得以顺利由苏联回中国。
公公对
走过世纪
到了晚年，当年政治的恩恩怨怨已经慢慢淡化，他真心期待看到两岸和谐。其实他跟毛泽东、周恩来早年就认识。当年国共谈判时，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打交道甚多。毛、周跟蒋介石谈判时，指名要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备书，他们说只有两兄弟备书的话，才算话，不然食言怎么办?
我近期整理很多公公的资料，发现了1992年的一份文件，上面有公公的批示，他写道：最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的人是李“总统”。经
1997年3月是
65年“国共密谈” 蒋介石曾同意携旧部回大陆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其间1965年，蒋介石曾同意携旧部回大陆，定居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地；蒋经国任台湾省长。
第一次秘密和谈
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
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
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1957年初蒋介石决定派宋宜山到北京一行，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宋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
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第二次秘密和谈
曹聚仁代蒋为母扫墓
1956年7月，当章士钊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陆，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了他。
1957年5月，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并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不过，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
一天，
不久，轮船抵台，蒋介石在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之后，曹聚仁立即返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然而，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第三次秘密和谈
陈立夫邀毛泽东访台
上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情况，怎能做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经过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当年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缘何让老蒋怀恨在心
如果说蒋介石与二陈的关系疏远及至向交恶方向发展，在西安事变之前是一种量的积累的话，那么，到了西安事变，却发生质的变化。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一生经历中的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他常以此作为参照系来观察每一个人，从每个人在这个事变中的一言一行来判断此人与自己的关系。陈果夫、陈立夫极力主张以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与何应钦一唱一和，尽管在主观上陈果夫、陈立夫并不想把蒋介石推向死亡的深渊，蒋介石对他们来说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无论怎么样，他们需要蒋介石，但是，在客观上，陈果夫、陈立夫的态度实在让蒋介石无法忍受，这无疑是把蒋介石往绝路上逼，这样一来，蒋介石怎能不恨他们。所以，就蒋介石与二陈的感情来说，西安事变的确成了一个分水岭，把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多年的私交，连同上一辈留下的那份感情一刀斩断。
陈果夫的献机祝寿把蒋介石害苦了
等到
这次献机活动，由于全国抗日气氛高涨，民众踊跃捐款，数量非常可观。献机祝寿当天，捐款购回飞机已命名者达50多架。全国捐款已收到的有600多万，未收到的有500多万，总数有1200多万元。这次捐款所购飞机都购自美国，由于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咄咄逼人的气势表示恐惧，为维护自己在华利益，所以在飞机价格和种类上都对中国照顾。
空军是兵员少，费用大的兵种。由于财政困难，中国空军此时还在初创阶段，力量单薄，距离可以和日本空军抗衡的目标尚远。此次捐款购机，是在此以前中国空军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以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非常大。陈果夫任主席的江苏省献机9架，他在
此次献机，在献机祝寿活动发起时，明确表示是作抗日军用。事实上既是公开的整顿军备，又是调动全国民众情绪的一种试验，其国际上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蒋介石此时已确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加强军备就是势在必行；但是，祝寿活动是明目张胆地加强军备，此时由于中国准备未周，蒋介石还不愿和日本人明确摊牌。最后蒋介石采取了“避寿”的办法，既接受所捐飞机，又避免了和日本人立即公开对抗。
而在这之前，张学良曾在长城抗战失败后代蒋介石当替罪羊下野出国考察。1933年4月，张学良由顾问端纳陪同，乘意大利轮船赴欧洲考察了八个月。这一年年底，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去“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1934年2月，蒋任命张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1935年1月，改任张为武昌行营主任。日寇侵占华北后，这给张学良以莫大的刺激，他在汉口对人痛切地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
这时，蒋介石曾有意委任张学良为贵阳绥靖主任，其目的是让东北军与湘、桂、川、滇军阀发生火并后相机消灭之。张学良及其幕僚洞悉其奸，拒赴贵阳，愿去陕甘，旨在将来以陕甘为东北军重回东北的基地。这一年9月，正值我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前夕，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请求为副司令率东北军驻陕甘。
张学良就任后，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甘、宁、绥等省地方部队共十多万人，对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结果，遭我红军沉重打击，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兵以极大的震动。张学良因“剿共”失败，蒋介石对他也日渐冷淡。以前张学良每到南京，国民党官员都隆重欢迎，何应钦、宋子文等都亲自去飞机场迎接。而吃了败仗之后，蒋介石只派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一人去迎接。
到南京后，蒋介石、何应钦对他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反而取消其被红军所消灭的师的番号，并减发军费。张学良见此情景，感到蒋介石对他不重视了，内心更加动摇。正值此际，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运动，青年学生纷纷奋起救亡。张学良不能不为失地的罪名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面挨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的气而感到愤懑。这时，张学良看到三种情况:一是他已被蒋介石不重视了，二是抗日已成人心所向，三是再同红军打仗是绝无出路。
鉴于此，张学良决定设法同共产党谈判。
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冯玉祥在搞“北京政变”时，杨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师长。在1929年蒋冯战争前，蒋介石将杨虎城拉了过来，杨从此脱离冯而加入蒋介石系统。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提升杨虎城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追击冯军，进占西安，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改任西安绥靖主任。但蒋介石认为，杨虎城有亲共倾向，长此以往，必生祸端。对于蒋介石力图排斥和消灭异己的那一套，杨虎城也早有准备，且不买蒋介石的账，蒋、杨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杨虎城在大革命时期早已结识过一些共产党员，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同中国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等曾在杨虎城部任过要职，旅团长中有共产党员张汉民、王泰吉、阎揆要等。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了杨虎城的爱国思想。
1933年日寇侵犯热河时，杨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5月，杨虎城在人员、武器等方面积极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杨虎城部在陕南与我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当我红二十五军北上威胁到他的利益时，又加上蒋介石命令他打红军，于是他就调兵去陕南打红军。1935年1月，杨虎城调其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红二十五军，结果被红军歼灭了六个营。2月，杨虎城又把他的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并亲自到蓝田指挥，结果第二旅两个营被歼灭，第三旅五个营被歼灭，第一旅被全歼。
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若再同红军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杨虎城说，部队被派去打红军，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他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之下，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1935年秋，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虎城表示赞同。这一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1936年春，王炳南奉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的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张、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条: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不得违抗命令；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则立刻将所部调出陕甘。这两条路对张、杨来说，一条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条，不仅在反共战争中必然使自己的势力逐步被削弱，而广大官兵也不愿同红军作战；如果接受第二条，一旦离开西北地区，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起来，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前途不堪设想。既不愿听从命令，又不愿离开西北，那么怎么办呢？张、杨决心先行进忠言，希望以自己的赤诚使蒋介石回心转意，联共抗日，不得已则用武力。这就是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
在这种形势下，“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潼关的部队将领樊松甫将张学良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为什么当时张学良没有直接向南京发电呢？一是西安同南京的信息暂停，正如陈布雷在日记中写到:“是日下午一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能矣。”二是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学良等将领都很焦急。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个电报由樊松甫转，并说蒋介石“失踪”。南京接到樊松甫转来的电报是下午三时五十分。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即到了12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说明这次捉蒋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
陈果夫、陈立夫的态度让蒋介石怀恨在心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南京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可以说，人们怀着不同心情来传播、谈论这件事。特别是那些党内要员们，都开始打起了各自的小算盘，静观局势，分析利益，以此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将来的选择，真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所以，整个国民党一片混乱。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3时，曾养甫得到西安CC特务发来的急电:“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他一看吓呆了，急奔陈果夫公馆，正好陈立夫也在那儿，兄弟俩为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所震惊。他们怎能想到堂堂党国领袖竟然被扣押，这个张学良、杨虎城胆子也太大了吧！兄弟俩思考着，盘算着。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让陈果夫、陈立夫也一时手足无措了。
本来，陈立夫准备
谈话一开始，便在如何处理和解决张、杨扣留蒋介石的问题上，分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冯玉祥、李烈钧、孙科等为首，主张以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另一派则以戴季陶、何应钦、吴稚晖、居正、叶楚伧等人为首，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叛逆”。只有少数人模棱两可。整个会场处在一片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论之中，主战派与和解派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陈果夫与陈立夫在会场上一会儿沮丧无语，一会儿义愤填膺，他们兄弟俩都站在戴季陶、何应钦的立场上，要求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救蒋介石。陈立夫慷慨陈词:“领袖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叛逆所扣押，生命难保，前途堪虑，唯有大张挞伐，聚歼丑类。”
当时，有人提出，是否满足张、杨部分条件，使蒋介石能尽快获释，如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些政治犯等。陈果夫与陈立夫立即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绝对不行，这是向绑匪赎票的办法。”并提出立即处死“七君子”，以回答“张、杨叛逆。”同时，陈果夫还向会议建议，南京城内应立即戒严。他认为“集会结社，足以肇乱”，应绝对禁止，要以强硬手段处理西安事变。
应当说，陈果夫、陈立夫的态度是一个相当可观的砝码，使主战派的声势占了上风，因为他们的地位摆在那里，身后还有“CC”的千军万马。主战派占了上风，陈果夫、陈立夫也是一时痛快，但这个痛快所换来的却是后半生的苦恼。
就这样，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决定对西安方面进行讨伐。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推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下令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表示要“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为了推动武力讨伐，陈立夫指令《中央日报》撰文发动声讨。陈果夫于会后以江苏省主席名义，拟定了致各省主席的电稿，对张、杨大张鞭挞。在致云南省主席龙云电中，陈果夫称:“西安方面，忽有挟制统帅，破坏统一之举动。不惜自乱阵线，自堕纪纲，并举国一致之人心被其摇动，救亡图存之大计益感艰难。闻听之余，痛心会既。今幸中央已决定巩固中枢，保障统一之办法……当此安危一发之际，是非不可不明，趋向不可不定。素钦明达，当（表）同情，更望一致主张，促其悔祸之觉悟。”
他后来说:“参加
陈立夫比以前更忙了，他此时似乎感觉到自己作了自己的主宰，不用请示，不用汇报，一切自己说了就算。所以，他的感情世界是复杂的，但不管怎样，陈立夫有一点没忘，这就是要为营救蒋介石立一功，否则，蒋介石有一天真地回来了，他是无法交差的。所以，他一方面主战，另一方面设法营救，只有这样，蒋介石回不回来他都有话说，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基于这种考虑，陈立夫决定要利用自己正和共产党谈判的有利条件，敦请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出面调停，以保证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陈立夫后来说:“第二天早晨，我请潘汉年到我家来，要求他致电共产国际。分析西安形势。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应该电陈意见，帮助决定政策。我建议他指出，如果
到了第三天，他要求潘汉年再次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指令中共领导人，设法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最好是释放蒋介石。陈立夫的活动收到了效果，他后来说:“第二天，接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称:收到潘的两份电报，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共产国际赞同他的观点，并已按建议致电周恩来。”
陈立夫在与潘汉年会谈后，对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心中似乎踏实了许多，有了些许宽慰。他认为下一步将是迅速出兵讨伐西安了，因此，陈立夫与陈果夫积极活动，促使何应钦尽快向西安方面进剿。在一片讨伐的气氛中，何应钦即调派大军开赴潼关，做好进攻西安的部署，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然而，历史常常表现出极大的偶然性。正当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的主张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宋美龄于13日回到了南京。她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的主张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的坚决支持，于是该派很快压倒主战派，占据上风。何应钦虽然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不许她管国家的事，但在蒋氏裙带派强大势力下，他也无可奈何。这样，南京当局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宋子文、蒋鼎文及与蒋介石、张学良均有密切关系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等，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以使事变和平解决。宋美龄则亲赴西安，参与处理事变。
宋美龄的到来好像一下子扭转了整个事变的大局，同时，也在改变着一些国民党要员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其中就包括陈果夫、陈立夫。此时的陈果夫、陈立夫开始反思起自己的态度来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是按照“有理”的标准来决定自己态度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又不得不考虑另一个标准——“有利”。所谓“有理”，即从国民党大局出发应该如何；而“有利”则是以自己的得失为尺度，怎样做对自己有利。
根据当时情况分析，陈果夫、陈立夫之所以极力主张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主要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他们认为以前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大多是军事行动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扣押蒋介石，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更应该诉诸武力。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张、杨放回蒋介石，否则，即使蒋被放回，也难以再统帅三军。其二，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受共产党所影响，他们的特务机关就曾报告，张、杨会见过周恩来。陈果夫认为:“张之脑中已有共党入之矣。”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当陈立夫找来中共代表潘汉年，希望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居中调解时，陈果夫竟逼潘汉年承认共产党插手西安事变，由“曾养甫与陈立夫两人，与他面谈，潘不承认”。从反共的立场出发，他们便主张武力讨伐。现在看到宋美龄等蒋宋裙带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占了上风。而且中国共产党已通过潘汉年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向他们兄弟做了许多工作，因此，陈果夫、陈立夫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觉得应该识时务，立即转变态度，否则，将来蒋介石回来以后，日子就不好过了。
虽然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他们在内心里还是希望以武力讨伐张、杨的。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这期间，他们对CC特务组织的活动作了进一步安排:一是急电西北区和河南特务室迅速派员潜入西安进行侦查。二是指示南京邮件和电报检查所所长张志鹏和叶定严密检查邮件（特别是电报），即时具报。三是责成所属南京区区长钱永健、周光亚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宪兵司令部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四是指使所属密电研究室主任马懋文、陈文彬对于各派系（指桂、阎锡山、龙云、刘湘等系）加强侦查，可了解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五是与军事机关密切配合。
尽管陈果夫、陈立夫以极大的耐心急切地盼望着、准备着，特别是在加强特务政治和恐怖活动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以配合国民党大军武力讨伐西安，但历史同陈果夫、陈立夫开了一个玩笑，事态并没有按二陈所想象的方面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西安事变正确引导，终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陈果夫、陈立夫只能在心里向蒋介石申辩
陈立夫站在蒋介石的床边，显出一副兴奋而又沉重的样子。此时，他觉得有很多话要同蒋介石说，但又想不出从何说起，沉默片刻，他找到了个可以说的话题，这就是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态度问题。为什么陈立夫要向蒋介石问起周恩来呢？因为此刻，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正紧张地进行。因此他迫不及待地问:“周恩来态度如何？”蒋介石半闭着眼，缓缓地说:“不坏！不坏！”陈立夫听后，眉头开始舒展，心中似乎感到了一丝宽慰。但是，尽管如此，陈果夫不可能改变他的反共立场。他当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各部继续全线西进，一举消灭共产党。
此时，陈立夫正主持与共产党谈判的事宜，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主张向共产党武力进攻呢？因为他自以为形势对国民党是有利的。一方面，他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过程中，探得了苏联对华政策及基本态度。他认为，此时，国民党如果进攻中共，苏联将不会有激烈动作。另一方面，当时中央军已借武力讨伐张、杨之名大量集结，且已进入潼关，这在西安事变以前是绝不可能的，因此，是消灭共产党的绝好机会。他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是虚弱的，不真诚的，您必须走在前面，命令何应钦全线西进，向延安进军，碾碎共产党人。”
陈立夫越谈越起劲，不时地观察着蒋介石的表情。蒋介石半晌没有说话，他闭上眼睛，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实际上他是否定了陈立夫的建议。陈立夫看见蒋介石一直不讲话。也就不再说了，但他从内心里想在蒋介石面前表现一下。可蒋介石并不买他的账，于是，直到后来他还觉得蒋介石应该采纳他的建议，当时如果蒋介石听他的建议，国民党不可能败走孤岛。然而，陈立夫太天真了，历史的发展并不决定于个别人良心或愿望。蒋介石之所以不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继续围攻共产党，主要取决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
陈立夫的建议没有为蒋介石采纳，而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对他们讨伐方案的否定，这使陈果夫、陈立夫十分难堪。为了讨蒋介石的欢心，也为了给自己讨回一点面子，他们广造舆论，说什么西安事变的解决是“领袖诚意感召，迫使张、杨回心转意的结果”，是所谓“人心一致之胜利，中央政府处置得法及地方政府维持治安之胜利。”刚开始，蒋介石倒没说什么，但过了不长时间，蒋介石便与宋美龄、陈布雷合作《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并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文中把戴季陶、何应钦等包括陈果夫、陈立夫在内的主战派好好地挖苦了一顿。文中说:“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对张学良之处罚，余颇觉得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必要，委员长抑或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陈果夫、陈立夫被批评一通，心里很不舒服，也是不服气的，但表面上不敢反驳，只能在心里申辩，他们的确没有别的办法。以至几十年后，陈立夫依然耿耿于怀，说“宋美龄毕竟是个女人……她的丈夫处在危险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没有个人考虑。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即于
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经过国共双方的努力，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提出对外绝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定，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出兵抗战；对内提出用商榷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等等。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打开了大门。面对三中全会出现的这种合作抗日的气氛，陈果夫、陈立夫也受到了鼓舞，他们对恢复已经停止了的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又有了新的信心。
但尽管如此，陈果夫、陈立夫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陈果夫、陈立夫也在后来的事实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国民党四大家族上演的豪门恩怨
从1915年到1972年，长达五十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曝光，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到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再到日本东京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蜂拥而至的专家学者，都沉浸于那些用毛笔写就的蒋介石的内心独白。
事实上，除了蒋介石日记，这里还有中国民国史及蒋宋孔陈四个中国现代史上最显赫家族“独一无二”的资料。在专家们看来，这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专家们相信，随着这些档案的全面解密，始终蒙着神秘面纱的四大家族，其真实面目必将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和复旦大学
政治豪门的百年
大华饭店里嘉宾满堂，主婚人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前来参加婚礼的国民党政要有：汪精卫、吴稚晖、褚民谊、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英美日法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事、记者等也出席了婚礼。
当时上海新闻报道称，“这次婚姻使得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
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宋氏家族就已经因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进入了中国政治的权力核心。宋氏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
其实，就在蒋宋结合的时候，宋家的家长重担已经落在了宋家三子宋子文身上。当时蒋介石正以下野的姿态韬光养晦，是宋子文利用自身的资源，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1月，蒋介石在宋子文协助下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宝座，宋子文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之后的岁月里，宋子文一直与蒋介石同进共退，西安事变发生后，正是他不避艰险与宋美龄同赴西安最终解救了蒋介石。
杨天石认为，宋子文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也使得他在抗战末期与蒋介石逐渐交恶，最后远赴重洋去了美国，当寓公终老。
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是孔祥熙夫妇最早提出的。当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以后，孔祥熙开始了他亦官亦商，聚敛资财之路，并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
杨天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一直轮流执掌行政院或当时中国的财政，所以郎舅之间一直争斗不断，而在对日态度上，宋主战，孔主和，这也使得孔在舆论上一直处于这个妻弟的下风。最后，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责，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
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杨天石认为，从某种程度来看，围绕这些政治豪门之间的恩怨，就足以编写一部中国民国史。之前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将其详解，但随着蒋介石日记等一系列“重磅档案”的浮出水面，那些神秘的历史正在逐渐丰富与清晰。
杨天石：细说孔宋争斗
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今年1月14日，杨天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细细评述了当年围绕在蒋介石身边孔宋之间的是是非非。
矛盾的开始
“当时我看到的不光是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电报往来，还有宋子文和其他人的。我所读到的只是已开放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也已令我收获不小。”杨天石感慨道，“这部分电稿，生动地反映出宋和孔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两家豪门之间的争斗。”
“宋子文自1928年起担任财政部长，在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成为仅次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显赫人物。但是，1933年10月，宋子文因不满蒋介石的猛增军费，滥发公债，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愤而辞去职务，蒋介石改以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自此，孔日益得到蒋的信任，宋、孔之间的矛盾也因而滋生、展开。”
宋子文辞职后，仍渴望涉足政坛。然而，当蒋介石仍然信任孔祥熙的时候，他的晋升之途是不会畅通的。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后，一直官运亨通。但是，孔祥熙政声不佳，国民党中也有人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
“就比如张冲，他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秘密谈判，他在
这则电文的背景是：
“YESMAN”和“YES”
“在国民党政权中，孔、宋都是理财干将。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好的、遵命，先生)，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说‘Yes’的原因，如蒋向财政部要钱，他要问一问做什么用。有时不买账，干脆说‘No’。而孔祥熙则绝不问长问短，要钱就给。因此，宋、蒋之间常有矛盾，宋子文曾发牢骚说：‘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的狗。’而孔、蒋之间，则比较和谐。”杨天石说，“这种和谐是有原因的：一是孔对蒋绝对忠诚，以蒋之主张为主张，决不和蒋争权，这自然是十分投合蒋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于理财。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时候，国库仅存现金300余万元，而月支出则达2200万元。宋子文曾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后，采取各种措施，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保证了蒋介石的各方面需要。”
因此，孔祥熙在得到蒋的信用后，开始对宋子文有了很强的戒备心理。于是，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竭力攻击”宋子文。
“……1941年4月，宋子文电询古达程：‘孔在参政会及大会之言词，尚盼详告。’12日，古达程复电云：‘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方援我不能彻底云云。’”
棉麦借款，指1933年宋子文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用以购买美国的棉花和小麦。平准基金，指1941年4月宋子文与美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及借款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英国贷款500万英镑以帮助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的稳定。宋认为，对这两项谈判及合同中的不当之处，自然可以批评，问题是批评的时机和目的。
“文奉命来美，经十月之苦干，赖钧座督促，于今得告一段落。关于平准基金事，闻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向各委员对文相当施攻讦，幸钧座明察，勿以为罪。”
“这里说的‘有人’，正是指的孔祥熙。面对孔的进攻，宋不得不回敬。不过，考虑到孔样熙‘圣眷正隆’，宋子文不愿明言。”杨天石这样解读道。
孔祥熙为何退出政界
“宋子文倒孔，不便亲自出马。他想通过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他是有资格对蒋介石进言的。
今春大会，指的是国民党的五届八中全会，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建议改组政府”。然而由于蒋介石袒孔，未能成功。所以王世杰(注：后出任外交部长)
“宋子文就是失望者之一。至此，宋蔼龄建议任其为驻美大使，孔竭力攻击宋子文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杨天石一针见血。
孔、宋之间的争斗持续很久。钱昌照(时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粮食会议，当指世界粮农会议；郭当指郭秉文，曾任财政部次长。“此电表现出孔宋之间权力角逐的炽热。‘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很有点准备决战的架势了。”杨天石说道。
果然，到了1944年初，马寅初(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带头发表文章，指斥孔祥熙大发国难财，CC系、政学系(注：前者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势力，后者为国民党元老组成的派系)等继起，一时反孔之声甚高。12月，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为代行政院长。1945年5月，行政院改组，宋子文正式任行政院长。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孔、宋争斗以宋子文的胜利告终。
“蒋介石虽然在美国及国内反孔势力的压力下，于1945年甩开了孔祥熙，但是继任的宋子文、翁文灏、孙科、何应钦以及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却再也作不出孔祥熙当年的成绩。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去世之后，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
吴景平：另类解读抗战中的蒋介石
记者了解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国史研究专家
2005年以来，吴景平三赴胡佛研究中心，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和其他重要史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批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
对日：“不抵抗”与“雪耻”同行
我们一直认为，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始于“九一八”事件。但日记公开后，学者们发现早在1928年，蒋介石就有过不抵抗的决定。
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目标直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山东省。日军为了阻止北伐军进程，借口保护侨民，于
不过，吴景平也告诉记者，尽管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发生时在日记中写道“不抵抗”，但他日记中同时也出现两个字：“雪耻”。吴景平说，在济南惨案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中反复出现“雪耻”二字。
吴景平认为，蒋介石的抗日思想是复杂的，由于他认为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所以在日记中，蒋介石每日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在行动方面，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同时，蒋还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不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吴景平说，蒋介石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对张学良：多次感到失望
1933年2月，日军在占领山海关后立刻扑向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热河抗战爆发。但是，当时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驻守热河的数十万东北军，面对日军一触即溃。短短十来天工夫热河全面沦陷，使得中国军队一下子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区。
吴景平说，当日军悍然进犯热河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义愤填膺”，希望东北军能利用热河的有利地形来牵制打击日寇。随后，蒋介石发现张学良在热河不仅指挥无能，还为了保存实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对东北军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也多有提及。
当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
1943年底，两次安排二战后世界格局(包括东方格局)的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前后召开。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了“开罗会议”，当时的舆论把中国与美、苏、英并称为“四强”，蒋介石也成了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的“四巨头”之一，蒋介石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不过，吴景平从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中发现，他对其他三国的感情也是复杂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
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吴景平对记者说，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对苏联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苏方提供的援助物资，在兑现时间和货物数量上都跟之前的协议相差甚远。
从史料来看，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正式恶化是因为苏联在1944年初春对新疆问题的干涉。吴景平说，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多次表现出对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权的担忧。
吴景平说，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心态都可以看成日后国民党政府一边倒地亲美的原因。
对英美：痛恨与忍耐
吴景平同时也发现，尽管英国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盟国，但早年蒋介石的内心对英国则充满仇视。吴景平说，在蒋介石早期的日记中就能看到“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能安枕乎”、“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等话。吴景平认为，早年英国是侵略中国的头号帝国主义，所以青年蒋介石那时对英国帝国主义很是仇恨。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锐远征缅甸，来挽救英国在当地的败势，但在付出部卒伤亡数万，爱将戴安澜阵亡的惨重代价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依然没有改观，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给日伪政权。
在吴景平即将整理出版的《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的强烈不满，例如1943年电报显示，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对此，宋子文与丘吉尔交涉，强调西藏的领土和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闻讯后接连给宋发电报，支持宋的主张，要求他顶住英国的压力。
同样的不满表现在香港问题上，吴景平说，他在研究《蒋介石日记》时还发现，1943年1月中英签订的平等新约中，没有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为何作这一让步呢？史学界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但在蒋的日记中，他发现了真相。
在
对于自己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蒋介石内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史迪威身上，虽然美国对华援助在几个重要盟国中是最多的，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对这些援助物资的使用权。同时，蒋介石认为连作战指挥权都要交给史迪威，那会使“中美互信”受到损害。
吴景平认为，从已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来看，他还是颇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使这位曾经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着“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