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处理器名词解释:党群关系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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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90周年纪念日越来越近,那些曾经耳熟能详,如今只在课本里、政治考试中才能看到的政治名词,重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群众路线便是其中最鲜明的一个。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论述,到重庆、河南、山西、海南等地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迎来90岁生日的时候,群众工作又成为最强势的政治话语和最时髦的政治潮流。  事实上,如何处理党与民众的关系,90年来,都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核心的命题。  党群关系新思维  作者:本刊记者田磊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06-29  浏览:2038  显示全文  中国共产党90周年纪念日越来越近,那些曾经耳熟能详,如今只在课本里、政治考试中才能看到的政治名词,重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群众路线便是其中最鲜明的一个。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论述,到重庆、河南、山西、海南等地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迎来90岁生日的时候,群众工作又成为最强势的政治话语和最时髦的政治潮流。  事实上,如何处理党与民众的关系,90年来,都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核心的命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无论“群众”还是“共产党”,这些名词的内涵到外延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官民矛盾加剧、极端冲突事件频发的社会背景下,重塑新型党群关系,不仅决定着共产党未来执政之路能否一帆风顺,更关涉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  群众路线的变迁  6月15日,海南省对外公布的一项机构改革的消息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海南省委新设立了一个群众工作部,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党委的群众工作部。事实上,在此之前,类似的群众工作部在全国各地已经遍地开花,不过大都集中在市、县一级,尤以河南起步最早,成立最多。  这些群众工作部主要是由原有的各级信访部门转化而来,在党内的宣传汇报中,也多被归为信访改革的一部分,比如河南,全省18个市、158个县(市、区)全部挂牌成立党委群众工作部,与信访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群众工作部作为同级党委的工作机构,信访局作为同级政府的工作机构。  海南的做法很快被全国各地所效仿,也得到了高层的赞许。由政府的信访局提升至党委的群众工作部,这样的机构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信访体制已经无法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得不提升到执政高度来考量。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群众路线——这个共产党赖以发展、壮大的最有效武器如今遇到了一些麻烦,民众与官员的矛盾,直接针对党政机关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维稳力量持续加强,形势却不见好转。  翻开90年党史,党与民众的关系,有过鱼水情深,也有过剑拔弩张,从毛泽东开始,中共历任领导人始终都在不厌其烦地强调着同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对于脱离群众的担忧贯穿90年党史,并且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整党整风运动。可以说,今天所遭遇的危机并不是第一次,但随着时代变迁,党群关系的复杂性和弥合的难度却越来越大。  最简单明晰的要属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那个时候,刚刚在中国的西北角站稳脚跟,有了稳固的区域的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自信而大胆,诉求也很简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用军事武器和政治理论武装他们,让他们尽快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如邓小平1943年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中所阐述的: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也正是这股力量弥补了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上与国民党的全面差距。  那个时代的群众一词保有着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指涉的主要是与权贵阶层对立的工农大众等劳动阶层,群众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阶级属性单一、利益诉求接近。后来,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论断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内涵:“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在取得政权之后,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群众定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前30年的执政实践中,共产党藉此发挥出了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勒紧裤腰带,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教育、医疗的普及,铸就了强大的国防能力和重工业体系,为走上强国之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伴随着这个过程,党群关系也在逐步发生变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些官僚政治的顽疾在共产党所建设的政权中同样无法避免,那些当年的革命战士、如今的各级干部越来越多地转变为毛泽东曾经痛斥的“老爷”、“贵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杨凤春教授对那段历史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当年,党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此问题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都下了大工夫要解决,但是,二者的思路却存在分歧,刘少奇希望借助官僚系统自我整顿和更新,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这样的手段,在革命年代,曾经一次又一次取得成功,完成了党机器本身的净化,但在今天看来,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在于严苛的战争环境中,对于共产党而言,如果不依靠群众,就意味着灭亡。在取得政权后,没有了强大的外敌和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官僚系统内部整顿也变得不再有效,甚至在很多地方,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僚,很轻易地找到替罪羊,应对来自高层的整顿。毛泽东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更极端的做法:群众运动,最终引发了那场举世闻名的“文化大革命”,但同样归于失败,在他逝世后,群众运动烟消云散。“文革”除了留给中国长达10年的社会秩序动荡之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官僚政治的顽疾。  新时代,老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在党的最高层,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对脱离群众的担忧,不断开会、发文等用各种形式敲打各级官员。比如,在1979年,邓小平刚复出不久,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现在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  1990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还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名字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此后,改善党风之类的文件也越来越多,问题指向基本都是党群关系。但在社会的剧烈转型中,在经济建设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这些文件和党内的种种整顿,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使党群关系不断得到改善。  当中国共产党迎来自己的90岁生日时,党与民众的关系,重新又成为思考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历史进程的自然演进所致,也是一个有生命力和反省能力的政党应有之表现。但是,今天的党群关系其内涵和外延,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是那个只代表工农大众、代表劳动者的革命党,而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了,私营企业主、知识分子等等大量入党,并且在党和党主导下的各种代表大会中占据了相当地位;群众也早已不再是那个阶级属性单一、利益诉求接近的整体,而是利益分化甚至相互冲突,阶层地位纷繁复杂的各个社会群体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提党群关系,首要的困境在于,党要处理的是与狭义群众的关系,还是广义公众的关系?在不同的层面思考党群关系,面临的是迥然不同的路径选择。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群众”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对于那些过去30多年里在官僚和资本两大阶层挤压下,生活艰难、利益受损的劳动阶层而言,毛泽东时代阶级属性强烈的群众路线,显然仍然具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也因此,当2010年前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重庆模式横空出世时,虽然受到知识阶层的诸多非议,却在底层民众那里赢得了无数欢呼。2??12下一页??